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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1
政治問題是個古老的話題，政治學科卻是門年輕的學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人們誤把理論的發展性當成是追求時髦。
然而，政治學科也確實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時髦的問題。1、政治學科構成的知識體系復雜，有經濟、政治、哲學、法律、心理學、社會發展簡史、思想品德等等，給人的感覺是政治學科什么內容都涉及，把其他學科的知識也包含進政治學科，沒有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成為一門“雜科”。政治學科的內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時，也表現為政治學科的知識體系具有不確定性，教材經常更換。頻繁地更換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連政治老師自己也不能講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應該教什么了。政治學科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學科體系，給人假象是政治學科屬于“偽科學”。2、政治學科的具體知識內容也是經常調整更新，雖然政治理論應該與時俱進，需要不斷地發展、豐富與完善，但是知識更新走向了一天一個說法，過于時代化的極端。有時為了體現政治教學的時政性的特點，在中高考的政治問答題中，還要把考試前幾個月的某個政治家的言論作為政治題的標準答案，在以考試為指揮棒的教學中，難免要滲透時政理論，并且盡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論安排進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論與政策在中學教學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應，讓人們的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學過政治學科的一些“過來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論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師夾在中間，只能順應形式的發展，政治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講變成了永遠追逐時代浪尖的學科。理論是需要有一定時間的研究與檢驗，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與沉淀，理論難免會有些淺薄甚至錯誤。
二、政治理論是“假大空”的學說嗎？
政治學科是一門學科，它介紹的是關于的政治理論知識，具有知識性和科學性的特征。政治學科還是一門社會學科，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它不同于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學科，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論具有理論性的抽象性，人們總是很難認清它的本來面貌，常常對政治學科容易產生“偽科學論”和“無用論”，并把政治理論看成是假、大、空的學說。
首先，政治理論具有抽象性，理論雖然反映現實，但是，理論不等于現實，理論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思想體系。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表現為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系，即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系。理論與現實既有統一性，理論與現實之間也往往存在差距，現象能反映本質，但理論與現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趨的，理論可能超前于現實，也可能滯后于現實。如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性質高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性質，我們看到的現象卻是我國民主發展程度較低。對理論產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確理解哲學上的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把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性當作是政治理論是虛假性。
其次，政治理論常常以理論的形式來介紹國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條條是道的理論就先入為主，覺得是大道理，從內心里排斥它。其實，政治理論談得就是我們身邊的事，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不能把身邊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論區別于現實，具有抽象性，抽象的東西使人理解起來使人感到理論晦澀。同時，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論的闡述一般表現為條條框框，教材的教條化編寫模式使得教師教“條條”，學生背“條條”，考試考“條條”。再加上教學方法的陳舊落后，把政治教育當成是純粹的思想灌輸，具有空洞說教的特點。致使人們誤認為政治理論是空洞的、言之無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當成是空洞的理論。政治理論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認為學習政治理論主要是應付考試，假如不要考試，就不要教與學了。如果把政治理論的作用的眼光僅僅局限于應付考試的話，考完后，政治學科難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運。還有人認為學了政治理論后，社會中的思想政治問題仍然很多，所以學習政治毫無用處。這種觀點屬于典型的 “偽科學論”與“無用論”，實質上是否定了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與社會功能，否定了社會領域中社會理論的價值作用。否定社會學科，顯然是陷入了思想認識的淺薄與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個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政治理論本來就只是理論，它本身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科學的理論只能指導人們正確地處理問題。
三、政治理論是為了美化社會嗎？
政治理論和其他學科一樣，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政治學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學科的社會教育功能，它具有鮮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認為因為社會上存在許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強政治學科的學習。這種觀點看到了政治理論的積極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學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除了具有教育的積極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帶來的某些教育負面效應。其實政治學科和其他學科一樣，只是一門學科，它研究的是社會中的一些現象。雖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點，但政治學科的理論并不是“萬金油”，不能包治社會中的各種疑難病癥，政治學科不應該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2
一、把握世界的真、善、美多維視角
經典思想家在論述哲學知識類別或人類知識譜系時，曾在各自不同思維體系中給出了不同的知識劃分類別。從這些知識類別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人類思想史上對世界的把握方式及其相關認識。
柏拉圖在他的理念論體系中，為我們構建的是善理念統領一切知識的譜系。善理念據諸理念之最高，各種理念在善的支配下構成了一個理念世界，最下層是各種具體事物的理念，之上一層是數的理念，更上一層是藝術和道德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機智和正義，最高一層是“善”理念。柏拉圖有時候認為這個最高的善理念就是神，有時又把善理念看作是神創造世界所需要的‘絕對本質”;認為‘善理念”是宇宙秩序的本質，是所有事物、知識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也是所有倫理規范的最后根據，它規定著人類生活的總體和諧與終極目的。柏拉圖在《理想國〉的第六卷中說:“如果不知道善的理念，知識再多也沒有任何益處。沒有一個人在知道善之前能充分地知道正義和美?！倍以诎乩瓐D看來，把倫理學僅僅看成是尋求個人幸福的學問，這種看法是幼稚的。
在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科學被分為三類:一是理論的科學(sophia理論智慧）包括數學、自然科學和“第一哲學”;二是實踐的科學(phronesis實踐智慧）主要有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三是創造的科學即詩學等。還有一部包括亞里士多德若干篇邏輯著作的《工具論》，是一種認識的工具，屬于方法論。很顯然，在亞里士多德知識體系中，倫理學被表達為實踐科學的一部分。然而實踐科學又被亞氏確定為是關乎善的學科類別，“倫理學”與‘政治學”雖屬并列類別但在他的(〈政治學》中，“善”和‘善政”都是非常核心的范疇。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思維中，政治學高于倫理學因為國家的善治是更大更高的善。不難看到，在亞里士多德這里倫理學是在雙重意義上使用的廣義上他用實踐科學即“實踐智慧”(phionesis)做指稱在狹義上也就是在人的德性品質意義上他直接用了“倫理學’(Ethics)來指秣就狹義倫理學而言，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更是一種‘美德倫理學”。
神學倫理學汲取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中客觀理念的思想部分，認為神的德性是世界的本質。用神這樣一個偶像象征代表世界善的本質。當然這是一種被神化了或者說是被曲解了的客觀理念論或德性論。
善理念在柏拉圖那里表達人類世界的最高本質。在康德話語系統中，善被表達為“絕對命令”。這個德性的“絕對命令”雖然有點類似于柏拉圖的“善理念”，屬于一種客觀的超驗的至善本體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表達自然世界的實然本質，它只是人類社會的應然本質。德性絕對命令在康德思維中屬于“心中的道德律”這部分，它沒有表達“頭上的星空”一自然世界的本質。康德認為，自在世界物自體是人類無法認識的，但人類世界的“道德律”卻由人類主體自己確立?？档碌摹暗赖侣伞本褪侨藶樽约毫⒎ǖ牡赖路▌t的表達，道德絕對命令對于人的世界的意義，在他的知識譜系中也可以反映出來。
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知識智慧及其研究中心概括為三個問題:一是“我們能夠了解什么”，二是‘我們應該做什么”，三是“我們可以期望什么”。①理論哲學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實踐理性即倫理學解決的是第二個問題，宗教哲學解決的是第三個問題?？档抡J為，它們扮別構成了人類精神的三種能力，即理論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在三部相關著作中，《純粹理性批判》主要論述認識論《實踐理性批判〉主要論述倫理學《判斷力批判注要論述美學和目的論基本對應于人類的真、善、美的目的?！拔覀儜撟鍪裁础?，這是一個典型的“應然”學科定位范式在真、善、美視界坐標中，它屬于“善”的維度。也就是說康德把關乎善的問題域概括為“應該做什么”的問題而倫理學即實踐理性就是回答解決這個問題的學問。
康德不僅認為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多維的，而且實踐理性即倫理學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被置于其他理性把握方式之上的?？档聫娬{實踐理性“優先”于理論理性，認為哲學應被理解為“求達至善之術”。
黑格爾也把倫理的“善”看作是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國的本質精神，它是一種最后的絕對的精神，其中也內涵了對柏拉圖、康德的先驗客觀理念思想的繼承。在黑格爾理論中，倫理是一種客觀實體理念，即人的完善的自由意志。這個自由意志最初顯現是通過外在的物一財產的占有的自由而表達存在的，善自由意志在這個階段表現為他律的“抽象法”的形式。善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即財產來實現自身形成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內心的實現就形成了“道德”,道德是主觀意志的法則。善自由意志在借助外物和內心分別實現自己后，就進入通過外物和內心的結合實現自己的“倫理”環節。倫理是抽象的法和道德的統一，是善自由意志這個客觀精神的完善顯現。從中可見黑格爾客觀理念論中的“絕對精神”是一種先驗存在的善的精神實體。在這個善自由意志精神邏輯和歷史的顯現過程中，表明了人類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國的最后本質就是善的自由意志就是倫理實體。
總之，在真、善、美以及信仰把握世界的諸種方式中，善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善理念在一些思想家思維體系中甚至具有客觀本體的意義?？梢哉f，在人類思想史上，德性論思想大多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追尋世界的善本質的回歸?，F代美德論大師麥金泰爾呼喚人的德性本質，中國儒家倫理學也強調人性向善和德性的回歸訴求。美德論可以看作倫理學中一個主要論域和理論，是對善本體在人性本質方面的折射和體現善是否人類世界本體暫且不理論但善的維度確實應該是倫理學的一個本質定位。
二、善視界應然價值特殊本質及其特征
在人類思想史上多數經典作家認為人類是通過‘真”、“善”、“美’三種方式來把握世界的也有思想家提出還存在宗教信仰把握世界的方式。經典作家在這個問題上既有和思想史相銜接的一面又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知識分類方法。認為，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構成了以研究客體自然為中心的認知理性也形成了以研究人類及其社會應然理念為中心的價值理性，也即關于善的德性理性。兩種理性各具魅力和獨特功能，共同構成人類認識、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
理性是人類認識把握世界、創造人類生活的主體能動力量是人在本質方面的重要特征。理性是人獨有的自覺意識和能力。認識世界探究自然，是人的一種理性能力;研究社會，認識人自己，給社會設定理想價值目的并給人自己立法也是人的理性能力。馬克思認為，人類思維在不同的領域掌握世界的本質有不同的方式他說：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币簿褪钦f，馬克思也認為人類是通過真、善、美等方式來把握世界的?！罢妗笔且钥腕w規定為主要方面的把握式，“善”和“美”則是以主體規定為主要方面的把握方式;“真”的特性根本上說是由客體規定的而‘美’和“善”的特性從根本上說是由主體規定的。認知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樣”的問題，它探究自然規律并能動地運用這些已掌握的規律創造出為人類服務的科學技術及物質財富。相對而言，認知理性所駕馭的世界是一個‘真”的領域這是一個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域?！吧啤焙汀馈?，是人類應然價值理性所訴諸的領域主要研究世界“應當怎樣”的問題。人類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完全不同在這里有許多種甚至是無數種可能性，需要人類利用理性智慧去權衡、判斷并作出符合人類善與美的理想愿望的選擇道德理性在其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代表善價值判斷和選擇的人類理性智慧。
在此，相對于兩種理性能力的功能目的的區別丄我們可以把人類理性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知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f性人類高出其他動物的標志之一，即他不是被動地適應生存環境，而是積極主動地認識、利用、改造生存的環境;人類并非只要自己的生存需求得以滿足就夠了，人類一方面認識客觀自然探究規律一方面在認識利用客觀自然的過程中總在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意圖、愿望投射進去，自覺不自覺地給事物以意義和評價。人在自己的活動中追求合自己目的的結果，在不違抗自然必然性的范圍內，總試圖在自己所把握的選擇范圍內作出最好的選擇這就是人類理性的功能一在認識自然、積極順應自然客觀必然規律的活動中，發展起了求真的科學技術和人類認知世界的理性能力;而在追求合人類目的、合主體理想的過程中，發展出了善、美等代表人類主體選擇的價值應當理性。如果說前一種理性表達的更多是一種客觀必然性，后一種理性則更多表達一種主觀善價值的合理性。這兩種理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所強調的關于人類生產的兩種“尺度”。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認知理性屬于馬克思所說的動物的“種的尺度”，而價值理性屬于表達人類主體選擇的人的“內在的尺度’。在西方思想史上，經典作家曾把認知理性稱作理論智慧(亞里士多德)，或“純粹理性”（康德)，而把價值理性稱作實踐智慧(亞里士多德)，或“實踐理性”(康德）在中國思想史中，雖沒有明確提出“理性”這個概念，但在儒家提出的“力命”、‘義命”不同關系范疇中，已內在包含了人的兩種理性能力。
善價值維度的理性從人類世界“應當是什么”、“怎樣才更合理’的視角考慮問題，它主要給人類世界一個善和美的價值引導，給認識、征服、開發、利用自然的活動一個合理的可持續發展的愿景規劃。人類的善價值理性也正是在認識改變客觀現實活動中，在用人的“內在的尺度’去引導、把握“種的尺度’的能動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沒有善價值理性的規劃J和關懷，人類的純粹認知理性要么僅僅局限于認識世界，不能創建美好世界;要么發展為一種盲目的力量，而這種有缺陷的力量往往可能把人引向非人，把人類世界引向真善美的反面甚至毀滅。
三、善視界與倫理學一-倫理學的廣義與狹義
在真、善、美或還有信仰視界中，善是把握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倫理學在傳統學科分類中的基本定位是關于善的學問的維度。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思想史上的經典作家們對倫理學或善理念論往往是在不同層次、領域和意義上使用的。概括言之，第一類是在世界本體意義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圖及神命論等;第二類是在人類世界即人類社會秩序本體領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爾及儒家學說等;第三類是在人性品德領域意義定位善本質的，或許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體論，如亞里士多德(在雙重意義上使用倫理學)、麥金泰爾等。
我們不難發現在第三類意義上，倫理學重點關乎人性美德，這是一種不涵蓋政治學和法律學的狹義倫理學。而在第一類和第二類意義上的倫理學，實際上都是在廣義上界定的，即倫理學這門善的學問或善的理念維度覆蓋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甚至覆蓋整個世界，倫理學不僅關系成就人性品德,也成就社會和國家的善治，不僅關系社會秩序甚至直接就是人類社會政治與法治的“應然”善的本體。筆者在此想強調的是，對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把握、研究和運甩應該充分注意到它的廣義含義和狹義含義，不能忽略倫理學這門關于善的學問在人類社會各領域的善的應然的引導。事實上，倫理學在價值取向和精神理念層面，的確也滲透和顯現在社會各個領域規則之中。
倫理學與法律的關系在古希臘思想家的專門論述中比較有限因為法律學是包括在政治學中的。但在亞里士多德著述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關于倫理德性是法律的基礎和依據的觀點倫理被認為是‘人為法”的基礎?？档聜惱韺W屬于廣義上的建構，康德善的“絕對命令”就是通過內在法和外在法強制形式作不同表達的。黑格爾的“法哲學”含義廣泛它并非只指一般的狹義的法學，而是指向整個社會制度和秩序的至善應然取向;黑格爾是把法律、道德、倫理三個邏輯環節作為至善絕對精神的發展顯現階段來論述的。當代倫理學家哈貝馬斯認為，具有理性法根源的道德原則現已經成為實證法的組成部分，現代法律的原貝蹴像“我們從憲法那里可以很容易地表明那樣，同時既具有法律性質，也具有道德性質，自然法的道德原則在現代立憲國家中己經成為實證法”。且不論有沒有明確說明，事實上，格林、哈耶克、羅爾斯等現代政治學者都把倫理善治當作了國家治理的基本出發點。正如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法律、道德都是真、善、美視域中善維度中的法則表現，只不過道德所確立的是人的內心法，法律確立的是外h在法。
倫理學與政治學在柏拉圖那里具有的密切關系，他把得到正義作為最高的善，靈魂的正義和國家的正義都是善理念的表現政治學是尋求國家的善。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科學中的政治學是最高的學科，因為政治學尋求的是最高最大的善或者說，是最高善或倫理學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使命，“政治科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道德社會(在這個社會追求充分的善這只有通過共同行動才能實現)的學問，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就是最高的倫理學”。黑格爾的政治學植根于他的“絕對精神”理念體系，他認為社會治理及其發展就是倫理實體即“絕對精神”的客觀化或外在顯現的一部分，社會政治不過是倫理精神的一個外在表現和現實空間表達而已;倫理精神在發展過程中，抽象變為了具體個人進入了社會意志為了實現自由，構建了制度為保證。在霍布斯那里，哲學被分為自然哲學與公民哲學倫理學與政治學是公民哲學中的主要領域內容。從‘公民哲學”含義中，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至善的實踐科學的思雄痕跡。
此外，西季威克!(倫理學方法》和梯利〈倫理學概論對倫理學與政治學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都有相關論述梯利甚至表達說，倫理學是政治學的另一個名稱。相對而言，倫理學規定著人類的普遍應然目的而政治學則是一門關于實現該目的的方法的學問。在當代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學科區分也越來越不明顯—羅爾斯、哈貝馬斯、麥金泰爾等，既是政治學家又是倫理學家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社群主義既是政治學討論的問題，也是倫理學討論的問題。
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3
【摘 要 題】新思潮
【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 正 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分析開創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舨妓股钤谏鐣紊罨靵y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著作?？梢哉J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轉貼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帶有太多的價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為自己開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則系統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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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4
關鍵詞：速率 效果 政治課堂筆記 創造性轉化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1672-1578（2013）09-0127-03
隨著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全國各地中學政治教學逐漸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但值得深思的是，思想政治作為文科，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政治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的途徑”、“分析和闡述政治問題的方法”等方面，對傳統政治教和學的一些有效方法卻關注不多，筆記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看書、聽講、筆記、溫習是政治學習一般過程和經典方法，如果能從新課程的角度對這些傳統的經典過程和經典方法進行繼承、改造、創新，借用林毓生教授論述中國傳統文化時提出的概念，實現經典學習過程和方法的“創造性轉化”，筆者試以課堂筆記為例進行剖析和討論。
1 從速率、效果角度審視政治課堂筆記的功能
無庸諱言，政治課堂筆記曾經長期是應試教育的奴婢，“上課記筆記，考前背筆記，考后全忘記”，這是對傳統的接受式政治學習的辛辣諷刺。于是乎，在課程改革不斷推進的今天，政治課堂筆記成了“應試教育”的殉葬品，在政治教學研究中倍遭冷遇，鮮有提及。其實，傳統政治教學很重視課堂筆記，一般認為筆記有課堂再現、查漏補缺、釋疑解惑等三大功能，這主要是基于政治知識掌握的認知角度看問題。如果從速率、效果的角度重新審視政治課堂筆記的功能，可以獲得一些新的認識。
1.1筆記是最經典的政治學習方法之一
一般而言，政治學習方法既包括各學科通用的一些方法，如閱讀、聽課、筆記、思考、解題、討論等，也包括政治學科的獨特學習方法，如汲取、鑒別、整理、歸納政治信息的方法等。近些年來，對后一類學習方法研究逐漸深入，但結合學科特點對前一類方法的研究卻很少。其實，與其他學科相比，看書、聽講、筆記、思考等傳統的學習方法在政治學科中的運用顯得更重要，換句話說，這些學習方法在政治學習中更具有“經典性”，筆記就是這樣一種經典的政治學習方法，學會記筆記的方法不僅在學生時代有意義，更將為學生的終身學習提供重要的梯航。
1.2筆記是記錄政治學習過程的主要載體
政治學習中，閱讀教材、上課聽講、思考問題、同伴討論等過程都不能“事無春風了無痕”。勾勾畫畫、寫寫記記可以記錄閱讀政治教科書的感受體會，可以記錄教師授課過程中形成的政治知識框架，可以記錄思考和討論政治問題的過程和收獲，可以記錄政治作業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因此，政治課堂筆記是記錄政治學習過程的主要載體。
由此觀之，積極引導學生記好筆記、用好筆記，不僅能便利復習、鞏固政治知識，更是養成良好的政治學習習慣、獲得政治學習方法的重要途徑，是實現政治學習方式轉變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2 從速率、效果角度剖析政治課堂筆記的現狀
事實上，大多數政治教師都比較注重學生課堂筆記習慣的培養，但著眼點卻只關注教師講授的知識結構和知識體系，對學生政治學習中思考、感悟、交流、討論的筆記關注不夠；只關注課堂的筆記，不關注整個政治學習過程中的筆記，重視了“政治課堂筆記”，不重視“政治學習筆記”。從學生的角度看，很多學生仍然沒有養成良好的筆記習慣，把筆記當作任務、課堂筆記利用效率不高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較好筆記習慣的學生，“上課記筆記、考前背筆記、考后全忘記”仍是不少學生的尷尬境地。以下試結合政治課堂筆記的幾種類型作一簡要分析。
2.1教材目錄型筆記
試看如下的《生活與哲學》筆記片段：
例1：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單元第五課框題一《意識的本質》
1、意識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
2、意識是人腦的機能
3、意識是客觀存在的反映
這種形式的筆記主要是教材目錄的整理記錄，可能對學生宏觀把握教材知識體系和結構有一定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比較隨意，太過簡略。從記筆記的角度看，只是教材目錄的簡單抄寫，既沒有對教師講解的記錄，也沒有思維含量，對理解政治問題、形成知識體系幫助不大；從用筆記的角度看，這一類筆記在任何一個復習環節都不能代替政治教科書，起不到很好地課堂再現、知識整合的作用。從速率、效果的角度看，記這類筆記的學生既不能因為筆記而保證認真聽講，也不能通過筆記而掌握一種記錄筆記、整理筆記的方法，他們只在于形式上筆記的有無和心理的自我安慰――我的學習態度是端正的，課堂筆記本記錄認真清楚的，政治學不好我很無辜！
2.2知識結構型筆記
有些學生的筆記記錄比較詳細。如：
例2：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單元第五課框題二《意識的作用》
1、人能夠能動地認識世界：
（1）意識活動具有目的性
（2）意識活動具有自覺選擇性和主動創造性
（3）世界上只有尚未認識之物，而沒有不可認識之物
2、人能夠能動地改造世界：
（1）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指導作用
（2）意識對于人體生理活動具有調節和控制作用
3、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1）含義
（2）基本要求：
①發揮主觀能動性（略）
②“兩個結合”
③“兩個反對”
這類筆記比前一類更清晰和詳備，基本上較好地囊括了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識點，也有助于學生把握哲學知識的框架結構。（有些教師喜歡用各種示意圖、表格來呈現政治知識結構，相應的表格式、圖示式的筆記在本質上仍是屬于知識結構型的。）在課后政治學習和復習的某些環節中，可以用看筆記代替看教科書，達到“把書讀薄”的要求，發揮政治筆記“課堂再現、查漏補缺、釋疑解惑”的功能。從筆記的過程看，這類筆記所花的時間較多，如果是隨堂記錄的，聽課時必須非常認真，因而，筆記與聽課相輔相成，體現了呈現學習過程的作用。調查發現，做這類筆記的學生學習比較認真，形成習慣后，多數學生也不會因做筆記而影響聽課；部分學生筆記速度較慢，需要課后結合教材和其他同學的筆記加以補充，通過認真的筆記，能把課堂內的聽課、筆記等學習活動與課后的筆記整理、課堂回憶、同學討論等學習活動結合起來，使政治學習的過程更充實。無論從政治知識掌握的角度，還是從速率、效果的角度，都對學生政治學習有不小的幫助。但這種筆記仍是基于接受式學習的，對政治問題的質疑、探究明顯欠缺，有待進一步改進。
2.3標注教材型筆記
有些學生不是把筆記記在專門的筆記本上，而是在教科書上做各種標注。
例3：人教版必修1《經濟生活》第九課框題一《市場配置資源》。
計劃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手段。（批注：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是市場經濟。（批注：市場經濟的含義）在市場經濟中，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只要是通過價格的漲落以及供求的變化由市場來調節的。（批注：市場配置資源的信號：價格、供求、競爭）哪種商品在市場上好賣，人們就擴大上產；哪種生產要素的價格昂貴、供應緊張，人們就減少這種要素的使用。市場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商品生產者、經營者，調節人、財、物在全社會的配置。（批注：“無形的手”――市場）
這類筆記做起來比較容易，上課相對輕松，主要功能是幫助理清教材的知識結構。很多學生選擇這種形式的聽課筆記，有劃劃寫寫在書頁旁邊的（如上例），有用不同顏色涂出相應文字的。從速率、效果的角度看，這種筆記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保證認真聽講的時間，又可以通過對教科書的批注學會看書，找出書中的關鍵詞句和信息，對后續的復習也有一些作用。但整本書劃劃寫寫的，有時會重點不夠突出。這類筆記形式同樣是基于接受式學習的，不能反映學生合作學習、探究學習的過程，在提出問題、討論問題方面明顯不足。
2.4問題重點型筆記
有些學生的政治課堂筆記除了記錄主要知識結構外，還記錄一些思考的問題。如：
例4：人教版必修2《政治生活》第七課框題三《我國的宗教政策》
1、我國宗教掠影――現狀分析。
2、全面正確地理解我國的宗教政策。
（1）自由政策（思考：地位、內涵、為什么是一項基本權利而不是基本政治權利？――詳見P-9）
（2）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正常――保護，不正常――制止、打擊和抵御等）
（3）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聯系宗教方針：自傳自養）
（4）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思考：為什么不是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3、弘揚科學精神。
（1）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形成崇尚科學的社會風尚（思考：宗教與迷信的區別）
（2）中學生要接受無神論宣傳教育，樹立科學世界觀（思考：為什么中學要接受的是無神論？）
比較而言，這類筆記既有一定的知識結構，也記錄了值得思考、探究的問題。不僅能反映聽講的情況，還能反映思考、探究政治問題的過程，說明這類學生在政治課堂上聽課很積極、思維很活躍，初步具備了探究學習的習慣。調查發現學生中這樣的筆記比較少，多數學生認為這樣的筆記知識點太少，參考答案記錄不夠，不利于階段性復習。說明由于應試的大背景下，學生有濃厚的“標準答案情節”；另外，這類筆記的后續探究也沒有跟上，由于整體上應試教育的模式沒有改變，學生作業負擔重，政治學科又不受重視，學生在課外沒有精力和條件去開展進一步的探究學習，探究止步于課堂中的這些問題。
綜合考察以上四種類型的筆記，總體上還是基于聽課的，體現的仍然是接受式學習為主的政治學習方式。從速率、效果的角度看，作為經典政治學習方法的功能發揮不充分，基于看書的筆記、基于思考的筆記、基于討論的筆記、基于探究的筆記等都付之闕如，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問題重點型筆記，也是淺嘗輒止，效果并不理想。作為政治學習過程的重要載體，多數學生的課堂筆記主要是課堂聽講和考前復習的載體，積極思考的過程、合作討論的過程、課外探究學習的過程體現不夠。
3 從速率、效果角度實現政治課堂筆記的“創造性轉化”
政治課堂筆記之所以存在上述問題，既有傳統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慣性力量的原因，也受應試教育大環境的影響。在應試教育大格局很難根本改變的形勢下，在課程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既要重視課堂筆記在政治知識掌握和鞏固等認知領域的作用，更應不斷開發政治課堂筆記在速率、效果方面的功能，實現課堂筆記的“創造性轉化”。
3.1使筆記從聽課備考的載體向學習過程的載體轉化
實現政治課堂筆記的創造性轉化就要重新審視政治課堂筆記的功能，使課堂筆記從聽課備考的載體向政治學習過程的載體轉變。從筆記的功能看，要讓筆記不僅成為復習鞏固工具，還要成為保證聽講、啟發思考、記錄過程的載體。從筆記的內容看，要改變只記知識點、知識結構的傳統，增加筆記的內涵，特別是要記錄閱讀所得、聽課所感、思考所悟，反映整個政治學習的過程。從筆記的形式上，可以設計符合自身特色的分欄目筆記形式，例如，可以通過知識結構、問題探討、錯題集錦等筆記欄目，記錄政治學習過程的點點滴滴，使筆記成為自己復習鞏固的好幫手，也成為政治思維發展的成長記錄冊。
3.2從作為學習任務的筆記向作為學習方法的筆記轉化
很多政治老師規定上課必須記好筆記，有時還要加以檢查，很多學生因此把筆記作為一項政治學習的“任務”來完成。有不少政治成績好的同學筆記比較“隨意”，有的根本沒有筆記本，把很多重要的內容、問題標在課本上，但他們上課時從容聽講，踴躍回答老師的提問，有些還在教科書的天頭地角記了很多自己思考的問題，學習非常主動。這一現實告訴我們：筆記不在于形式問題，不要把筆記變成一項學習任務，教師和學生都不必對筆記本的具體形式有硬性要求，不能被形式主義的那一套束縛了手腳。
政治學習的一項“看家本領”就是會記筆記，要從方法的角度引導學生學會筆記：包括如何記錄閱讀和聽講中的關鍵信息，如何記錄閱讀和聽講中發現的問題，如何記錄思考和討論中思維的火花……，筆記一旦成為習慣，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終身受用學習方法。
3.3從封閉的政治課堂筆記向開放的學習筆記轉化從速率、高效的角度看，學習筆記不僅是課堂學習的記錄，還包括課后整理、摘抄、閱讀、思考的過程。因此，筆記就不能只記老師列的知識提綱，更不能只記板書，要養成把自己的學習過程記錄下來的習慣，從課堂筆記向學習筆記轉變?？磿鴷r勾勾畫畫地做筆記，聽講中梳理知識做筆記，做題時結合思考做筆記，討論時深入交流做筆記，充分發揮學習筆記在記錄學習過程中的作用。因此，要處理好課堂記錄與課后整理、摘抄、閱讀、思考的關系。
課堂記錄的內容主要是老師所講解的知識框架、線索和重難點問題，也應該包括聽講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和疑難批注等許多內容。課后整理就是把課堂筆記進行整理，在原筆記基礎上進行補充、修改、完善，這也是一個知識鞏固和再回顧、再領悟的過程。還可以把讀外閱讀中獲得的政治知識、思考的政治問題記錄在筆記上，拓展自己的政治視野，尤其要把平時對政治問題的思考、探究、討論記錄下來，讓自己對政治的“思想靈光”記錄在筆記上，使筆記成為思維成長中的一筆財富。
總之， 養成記課堂筆記的習慣不僅是一種學習方法， 更是一種正確的學習態度。記筆記不是目的， 而是促進思考、 反思、歸納的手段， 而引導學生養成常思考、愛分析總結的好習慣， 不僅僅是為了提高他們的學習成績， 更是為了讓他們在以后的工作中、人生道路上過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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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語言藝術；政治課堂；生動有趣
思想政治課程是高中階段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它承擔著智育與德育的雙重任務，是對學生進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主要途徑。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語言講授是政治學科最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因此，在講課的過程中，語言藝術的運用相較于其它學科就顯得更為重要。如果教師的語言貧乏無力，缺乏新意，政治教學就容易陷入枯燥乏味的境地，倘若教師善用語言藝術，語言表達生動活潑，即使同樣的內容，教師也能夠把課上的極具吸引力。因此，作為一名高中思想政治教師，一定要學會把握語言藝術，令政治課堂在美妙的語言藝術下熠熠生輝。
一、注意語言的準確規范性
教學語言與一般的語言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準確規范性，再加上政治學科本身就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在學科中存有大量的專業術語，很多的概念、原理的表述一定要準確規范才能夠反應出問題的本質。如果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語言缺乏準確性，模棱兩可，會給學生的理解帶來很多誤區。例如，在《政治生活》中，關于“民主”一詞，教師在講解的時候一定要準確表述民主是“一定階級范圍內”的民主，它只屬于“統治階級”，沒有所謂超階級的民主，這樣，學生才能真正把握“民主”一詞的內涵；又比如，“公民”和“人民”這兩個詞語表面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公民屬于法律概念，而人民則屬于政治概念，如果教師在講解的時候說得不清楚，很容易給學生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所以說，在講解的過程中，語言的準確規范是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則。
二、注意語言的簡潔精煉性
在講課的過程中，一些教師常常因為擔心學生聽不懂，而習慣反復講解，從而令課堂教學語言表達顯得繁瑣異常。這樣不僅白白浪費了寶貴的課堂時間，還容易給學生在記憶方面帶來更多的負擔，導致學生產生厭學的心理，影響了學習的效果。作為教師，在備課之前就要反復琢磨，想辦法對教學內容進行概括總結，使得教學語言簡潔精練，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在講到我國的政府職能時，筆者就在課前備課的時候把四個政府職能概括為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社會公共服務職能。由于語言精練簡潔，在當堂課，學生就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這些內容，從而對學習效率的提升起到了明顯的作用。
三、注意語言的邏輯性
在高中思想政治學科中，很多的內容都帶有很強的抽象性和邏輯性，尤其是涉及到有關哲學的問題時，對于教師語言的邏輯性要求會更高。例如，在講到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原理時，我們在表述其關系的時候會把他們的關系表述成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但是有的教師在表述的時候經常會出現一些邏輯顛倒的問題，如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這樣，很多學生在理解的時候就會把普遍性當成個性，而把特殊性當成是共性，從而在做題目的時候發生錯誤。由此可見，在政治課堂上，語言的邏輯性也至關重要。
四、注意語言的生動趣味性
很多學生一想到思想政治學科，頭腦中出現的第一印象就是枯燥、乏味，里面的內容都是一些非常嚴肅的話題。誠然，思想政治學科的內容相對來說比較偏向于理論化，很多的內容在講解的時候稍不小心就很容易陷入枯燥乏味、空講大道理的境地。但是政治課堂枯燥的氛圍并非“無藥可救”，只要教師在語言上稍加改變，適當運用一些生動趣味的語言來調節課堂氣氛，這樣整個課堂氣氛立刻會出現明顯的變化。在課堂上，教師可以采取一些比喻、擬人的修辭手法，也可以穿一些笑話、幽默詞匯等，通過語言風格的改變，來改變政治課堂的枯燥乏味問題。例如，筆者在給學生講到“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時，就在講解的時候把生產力比喻成“腳”，把生產關系比喻成“鞋”。然后問學生：我們在買鞋子的時候，應該是根據腳的大小來選擇鞋子呢，還是先買上一雙鞋子，然后根據鞋子的大小來決定腳的大小呢？毋庸置疑，買鞋子當然要依據腳的大小。同樣道理，在選擇生產關系的時候，當然要以當前社會的生產力為依據。如果我們買的鞋子不合腳，太大或者太小，走路就會不舒服甚至會摔跟頭，同樣，如果根據當下的生產力選擇了不適宜的生產關系，不但無法推動社會的進步，反而會導致社會的倒退。通過這樣一個簡單的比喻，原本很繞腦子的問題一下子變得明朗起來，并且通過這種幽默的比喻，也讓課堂氣氛顯得輕松異常。
語言作為課堂教學中的第一工具，它的選擇恰當與否勢必會對整個課堂教學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作為教師，我們一定要重視語言素養的積累，要注意在課堂上恰當的運用語言藝術，通過美妙的語言來為課堂教學加分，為教學目標的實現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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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范文6
【關鍵詞】遷移理論；高中政治教學；策略；運用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7）06-0064-02
當前，復雜抽象的理論基礎知識和繁瑣的課程結構成為高中生政治學習的首要難題，并且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這意味著傳統的政治教學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政治教學的發展要求，必須對高中政治教學模式進行革新。隨著“遷移理論”在高中課堂中的普遍應用，政治課堂也掀起了一股教學改革熱潮，充分利用遷移理論可以幫助學生在知識學習中舉一反三，這對高中學生學習政治學科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遷移理論概述
實踐證明，遷移理論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和學習質量，是學生充分掌握和運用知識的重要手段，也是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的重要體現。在遷移學習過程中，主要是將教學內容的相關知識理論和概念進行遷移，其中一種學習知識對另一種學習知識造成了障礙，將其稱之為負遷移；相反，在遷移過程中產生了推動作用，則稱之為正遷移，正遷移是教學中所追尋的教學目標。正遷移發揮的作用越大，就表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順應教學環境和處理問題的能力越強，教學效果越明顯。
二、遷移理論的特點
遷移理論在知識學習運用中分為橫向遷移和縱向遷移，橫向遷移是指充分利用其他學科的知識體系，包括文、史、地在內的學科進行政治知識的遷移，同時也包括相關學科思想和能力的遷移；縱向遷移是指新知識和舊知識的遷移，利用政治課堂中的舊知識促進新知識，通過新知識鞏固舊知識的學習過程。
1. 遷移理論中知識的轉移
學生通過政治教材內容建立知識結構體系，全面、系統、牢固地掌握教材知識結構體系，在此過程中會逐漸暴露新問題。其中，具備遷移的能力越強，遷移范圍就越廣，學習效果就越明顯。部分教師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對新課程的教學模式理解成對傳統教學模式的全盤否定，忽視了相應基礎知識的掌握，這樣的教學認知是錯誤的。高中政治課堂的總體教學目標是：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生能夠用的基本觀點及方式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建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情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由此可知，新課程教學的目的不是去除基礎知識，而是不斷幫助學生鞏固基礎知識，建立穩固的基礎知識結構體系。
知識概念及原理是形成知識結構體系的重要因素，美國心理學家及教育學家――杰羅姆?布魯{認為：遷移的主要途徑是掌握一般的概念及原理。實現遷移的主要原因是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理論的同時，加強技能方面的培養，這就要求高中政治教師要緊抓理論概念和原理，加強對教學難點的重視，注重將知識結構體系與現實問題進行緊密的聯系。高中政治學科的知識體系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將各個知識點、基本原理、理論概念梳理清晰，并將其運用到實際問題中。政治基礎知識學習環節中，教師要幫助學生建立完整、全面、系統的關于章節、單元、課時、概念、原理的知識框架，通過圍繞知識主線將相關知識串聯在一起，讓學生能夠明確所學知識的層次及脈絡，并能夠根據知識網將前后知識進行緊密結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學習遷移。
例如，高中政治教材在講解政府一節課程時，教師可引導和幫助學生建立這樣的知識網：我國的國家性質，我國政府的職能、作用、權力，我國政府內部系統及外部系統對政治權利的監督和制約，讓學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我國政府。學生在學習新知識的過程中，要學會將已學知識與新知識進行融會貫通，分析其中的區別和聯系，吸取有利因素，進而實現政治理論知識的遷移。
高中政治學科與很多學科之間都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和相通性，例如，在選修課“國家與國際組織常識”中講解英、法、美國家的政治體制時，需要結合相關的歷史知識進行講解；“生活與哲學”講解過程中涉及語文知識中的成語、諺語、歇后語、名人名言等；“文化生活”中講解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及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時，需要結合歷史知識及地理知識進行解析。所以，高中政治學習過程中必然會運用到遷移理論中的橫向遷移和縱向遷移，具備這樣的遷移能力不僅可以突出新舊知識的相同因素，還能幫助學生有效的復習、鞏固舊知識，了解、促進新知識，形成舉一反三的良好局面，進而更好地完成知識學習的正遷移。
2. 遷移理論中能力的轉移
高中政治學習過程中，全面掌握理論基礎知識固然重要，但是單純掌握知識是沒有價值的，掌握知識的同時，還要不斷提升自身的能力。教師作為教學知識的傳播者，不能單純進行知識傳授，還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閱讀材料的能力、收集及整理信息的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辨別問題的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及實踐創新能力。教師要轉變傳統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打破“填鴨式”和“灌輸式”教學模式，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斷提高以下兩種能力：
（1）閱讀材料的能力。現在的政治材料與以往的教材相比具有一定的可讀性，教材從實際角度出發，更加理性化和具體化，通過典型的案例和生動的故事解釋教學觀點和理論，更能讓學生熟悉知識發展規律，加深對材料的了解。閱讀能力在教學實踐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教師在引導學生了解課堂內容時，要根據教學目標和教學安排指導學生進行閱讀，以便更好地加強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和感知。
（2）社會實踐能力。政治課不僅是理論知識的學習，還要將所學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服務于生活，這也是教學的最終目的。高中政治教學為了培養和加強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讓學生運用所學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將課內教學與課外教學有效地結合起來，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去工廠、社區、企業等機關單位進行實踐鍛煉，通過參觀、調查及研究培養社會實踐能力。
3. 遷移理論中道德品質的轉移
高中時期是學生樹立人生觀及價值觀的重要階段，思想道德品質、行為習慣及心理素質的養成對學生今后的生活及學習有重要的影響。受年齡、生理特征、心理特點、學習環境、生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學生的思想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具有較強的可塑性。高中政治教學過程中，要著重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心理素質，發揮政治課的思想作用，將學生培養成新時代有思想、有文化、有素質的人才。首先，要了解學生的思維方式，這是加強政治課程教學的前提，也是進行德育的重要途徑。教師在制定教學方案的過程中，要深入了解學生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特征，結合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活動；其次，教師在備課時，要充分挖掘教材的思想內容，以德育教學為目標，突出其在課堂教學中的地位。
4. 遷移理論中思想內容的轉移
高中學生正處于青春期，對學生的德育教育和習慣教育進行正確的引導，對學生今后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今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發展還不夠完善，思想教育的難度大且效果不明顯。政治課堂教學中，要發揮思想政治課德育的重要作用，將學生培養成有抱負、有紀律、有文明、有道德的人才，這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核心。如何才能在教學過程中實現學生思想覺悟方面的有效遷移呢？首先，教師在備課過程中要理清學生的思想，結合教學實際情況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時將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滲透到學生的思想中，進而找到思想教育的重點內容，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其次，有效地挖掘政治教材中關于思想教育的內容，進而確定德育目標，并將其有效地反映在課堂中。
三、遷移理論在高中政治教學中運用的實施策略
1. 利用形象化的教學情境，促進學習知識的遷移
高中政治課堂的理論知識比較抽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一定的難度，借助形象化的教學情境能夠塑造具體的政治現象，將政治理論的學習通過豐富的案例進行教學，是高中政治教學中促進學生知識遷移的有效方法。
2. 加強政治學科與其他學科的橫向聯系，促進學習知識的遷移
政治學科在教學過程中，要想促進學生政治理論的感知，必須培養學生分析政治生活的能力，政治學科涉及很多學科知識，政治課能夠順利開展不可避免地要聯系其他學科的知識，因此，要利用政治學科與其他學科的橫向聯系，促進學習知識的遷移。
3. 創造輕松、活躍的課堂氛圍，促進學習知識的遷移
知識遷移的前提條件是全面、系統地掌握知識理論，學生只有充分發揮邏輯思維能力，才能促進知識的遷移。因此，課堂教學活動中要營造輕松、活躍的課堂氛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活動中來，通過小組劃分的形式，針對教師提出的課堂問題進行討論，在討論環節開發頭腦風暴，勇于探索，大膽發言，促進學習知識的遷移。
總而言之，遷移理論在高中政治學教學的學習方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生通過橫向遷移和縱向遷移，不斷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同時，有效運用遷移理論，能夠幫助學生充分掌握理論基礎知識，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對學生以后的生活和學習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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