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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治和國家概念中蘊含的道德涵義的弱化和消除
中國傳統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與“治”兩個概念的基礎上的。“政”，從構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樹立文教，使人的行為擺脫野蠻從而符合禮或德的狀態?？鬃泳陀?ldquo;政者，正也”的說法(《論語•顏淵》)。由于處理公共事務必須合理，并要以此實現一種良好的生活狀態，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務”這一引申義。“治”的動詞義為“治理、統治”，名詞義表示“治理良好的狀態”。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蠻的手段正確處理公共事務，或治理良好的狀態。在西方中世紀之前的政治理論中，政治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與道德范疇密切相關。在近現代以來的政治理論中，對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漸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當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兩個要素:公共權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質及其與公共權力密切相關的性質，從而將“政治”理解為追逐或運用權力的活動、對社會價值物的權威性分配活動、對公眾事務的管理活動等。在這類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所表現的利益關系基礎上，社會成員通過社會公共權力確認和保障其權利并實現其利益的一種社會關系。”與政治概念類似，國家概念也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過程。在傳統社會，國家往往以共同體的觀念為基礎，被類比為家庭，強調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關愛的義務，而每個人作為國家的一員，也都對國家目標的實現負有責任。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儒家學說就是將國家中的君臣、官民關系類比為家庭中父子關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將每個個體自身道德素養的完善與國家的治理狀況聯系起來，重視個人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并發展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的這樣一種觀念。此外，相較于公共權力的分配問題，傳統中國的政治理論更重視公共權力是否正當運用、是否產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狀況。顧炎武對“亡國”和“亡天下”的區分，正是這種觀念的最明確體現。他寫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論中，亞里士多德對于城邦的論述是具有強烈道德色彩的國家觀念的典型代表。亞里士多德認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為優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義行)終不能獲得善果(達成善業);如果人無善德而欠明哲，也終不能行善(行義);城邦也一樣。一個城邦必須有類似人們所稱為義士、哲人、達者的諸品德，只有正義、勇毅和明哲諸善性，才能達成善業，進而達到幸福”。而在現當代通行的政治理論中，尤其是在二戰結束之后，共同體的國家觀念喪失了主流的地位，國家被作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團為爭奪利益而斗爭的場所，國家的最終目標被確定為保障和實現個人的利益，個人權利被置于至高無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梢姡F當代整個政治理論體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為最終的價值歸宿的。
1．2經濟學取代倫理學在政治理論中的地位
在西方，對政治學的解釋首推亞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學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種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種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幫助人維護這種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在他看來，“倫理學既是政治學的一個部分，又提供著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而對于發展經濟和貿易等問題，則屬于實踐理性的范疇，其存在本身就是為了一個更高的倫理目標。在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首要的價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從“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盡管中國傳統理論承認了基本物質生活保障的價值，但是承認這一價值的原因則在于道德，所以，對衣食的追求本質上也是為了更好地踐行道德。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更是明確地說明道德是價值判斷的標準，只有行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為目標的人才能稱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為目標的人則是小人。但近代經濟學產生之后，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地位逐漸發生了倒轉:在傳統社會，對經濟的考慮是在倫理框架之下進行的，發展經濟是為了促進道德的發展;在現當代，經濟學則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觀念或利益分配的正當性問題往往被作為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來考量，探討道德與正義問題的目標則在于維護經濟發展和保障人的正當權利。道德自身內在的合理性不斷弱化，對其合理性的解釋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體經濟或個人利益的發展與保障之上，道德規則成為理性經濟人“出于深思熟慮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應為每個人所遵循的規則”。與之相伴，政治理論與倫理學的相關度不斷下降，“政治對‘道’的疏遠甚至背離不時成為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現實，隨之出現的是政治與倫理的兩分式理論思維模式的逐漸凸顯……(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發展中是一種清晰可辨的趨勢”。而經濟學則成為與政治學緊密相關的學科。這充分表明，當前的政治理論中利益本位理論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論相對主導地位確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論逐漸獲取相對的主導地位，是社會現實發展變化與理論變革雙重作用的結果，而這兩者又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前者主要表現為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后者則主要表現為科學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2．1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從總體上來說，在傳統社會，人們的生產活動是簡單的，核心是農業生產，其次是滿足生活所需的各種手工業。而由于農業技術和手工業生產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貿活動難有大規模的發展。所以，在傳統社會，作為農業生產基礎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農業技術沒有重大發展的情況下，農業產出相對穩定，因此，傳統社會的經濟水平也就相對固定，很難有大的發展。這就導致在傳統社會，主要的利益問題就是利益分配問題，其核心則在于土地的所有權分配問題，而擴展利益的問題并不突出。發展經濟主要在于如何促進農業生產上，而只要農業產出提高，手工業和商貿活動也自然會隨之相對繁榮。所以，在傳統社會，除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人，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基本上都處于解決溫飽的狀態，實際上也是一種低水平的較為平等的狀態;而由于人們社會地位的上升途徑單一且狹窄，追逐更大物質利益的途徑較少且難度很大，人們的利益欲求很難無限發展，所以人們的利益訴求也較為簡單。在這種情況下，輕利的道德觀念自然容易得到廣泛的認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為基礎的理論體系。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大陸的發現，新的富饒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農業產品和工業資源;科技的不斷創新使得物質生產水平不斷提高，而廣闊的殖民地則提供了市場和原料來源，這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得益于科技的不斷進步和充足的資源，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商貿活動迅速發展擴大，追逐更大物質利益的可能性變大。這就導致利益問題的重心從分配逐漸轉向了利益的擴展上。原本以輕利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就越發不適應現實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適應人們追逐利益的道德觀念隨之建立。如韋伯就認為新教入世苦行主義道德規范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他總結道:“新教入世苦行主義……有把營利欲望從傳統主義倫理的抑制中解放出來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綁在人們營利沖動上的種種枷鎖，不僅使這種欲望合法化，而且將其視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學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斷加深，對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這使人們充分認識到科學的力量，也打破了許多固有的錯誤觀念。尤其是天文學、醫學和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宗教神學理論的正確性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人們的知識體系開始從宗教逐漸轉向科學。隨之而來的是科學主義觀念的勃然興起。人們開始運用科學的方法來認識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過科學來理解和掌握。在這一過程中，科學主義也逐漸從客觀世界(自然界)領域擴展到了人類社會的領域，并最終產生了各種社會科學學科?？茖W化的結果，一方面直接促進了現實世界中的科技革新，從而促進了物質生產的飛速發展，為人們追逐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種宗教和神學理論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論的說服力大大降低，這也對人們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現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漸消失，赤裸裸的利益逐漸被視為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本質。君主權力和等級制難以再得到神學道德觀念的維護，人們對于政治和社會的理解越發具有現實主義的傾向。政治權力和上層等級特權被剝去了神圣的外衣，國家機器被解釋成以特定利益取向為價值基礎的工具。與等級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禮儀制度遭到摒棄，隨之而來的是原有道德觀念崩潰而新的道德觀念未建立時的暫時性道德失序。其次，宗教信仰弱化，人類社會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學信仰的支撐，各種道德觀念對于人的感召力和約束力大幅下降，這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于社會不公以及貧富差異擴大的耐受力。社會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劇，而統治階級只能愈發依賴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強制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這導致人們通過正常途徑改造現實的希望落空，進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論的興起，從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會穩定為目標的道德體系受到沖擊。再次，按照科學主義的觀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合理性。人們開始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道德，認為道德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得到廣泛認同的規則，而“人類道德的發展一步一步跟隨著經濟上的需要;它確切地適應著社會的實際需要。在這種意義之下，可以也應當說，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所以道德在本質上仍是指向利益發展或協調，這就導致道德與利益在價值上的先后順序發生了倒轉。最后，隨著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們對公共權力運用以及社會利益分配等問題的正當性探討逐漸與道德分離。新的政治理論漸漸擺脫了道德觀念的影響，開始在新的概念體系上建立起來，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成為政治正義觀念的基礎，而這些概念往往通過利益上的價值來闡釋其合理性。隨之，經濟理論與公共領域的聯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則逐漸被限定在個人領域，作用空間和重要程度不斷遭到壓縮?？傊?，在現實和理論雙重作用之下，在當前的政治理論中，利益逐漸取代道德而成為價值判斷的基礎因素，利益本位理論已取得了相對的主導地位。
3對利益本位理論的反思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利益本位理論取代道德本位理論是伴隨著科學知識不斷積累、物質生產不斷發展以及政治社會生活不斷進步的過程而逐漸發生的，是人類思想理論和現實社會進步的表現和結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觀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義觀念得到確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原有的貴族等級制度被打破，人們的政治地位愈加趨向平等，最終隨著普選制的建立，人們獲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在現實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現。其次，人們擺脫了落后的宗教理論和強權政治的禁錮，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逐漸確立，迷信愚昧開始被科學理性的觀念所取代。人們的思想觀念逐漸從對來世的期許愈加轉向現實世界，改造和完善現實世界的動力和信心增強。再次，知識的積累、科技的快速進步與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進，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這一方面使人們能夠更加容易地實現利益的擴展，另一方面對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進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的動力。然而，盡管新的理論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問題也同樣存在。當然，應該看到理論與現實狀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理論的作用并不是影響現實的唯一因素，而且對理論不足的分析也不能無限擴展。比如，理論上確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認現實中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正當性，更不表示對物欲橫流和道德淪喪的認可。但是，從客觀上來說，利益本位理論確實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具體表現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一是物質利益與道德之間反向關聯的消除進一步激發了人們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說，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有助于抑制人們逐利野心無限擴張的制衡觀念，更容易讓人迷失于物質追求之中。而當利益與道德發生沖突時，常常就會出現亞當•斯密所論述的情況:“為了獲得這種令人羨慕的境遇，追求財富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對于經濟發展的強調和對物質的追逐與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現代性’的存在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日益沉重的環境和資源壓力。二是對于個人利益保障的重視以及權利至上的觀念，在客觀上刺激了個人主義的失衡式發展。人們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導致集體感與自我奉獻觀念削弱，人們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系弱化，理性但卻冰冷的利益關系占據了社會關系中的主導地位。而由于利益關系通常是不穩定的，所以，這種利益取向的社會關系很容易使人們之間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盡管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從人們對生活的主觀感受角度來說，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并沒有獲得同樣程度的發展。當前，經濟發展的瓶頸已經愈加凸顯出來，這也會進一步導致利益本位理論的消極作用被放大。從如今的狀況來看，人類所具有科技水平還沒有有效解決資源缺乏對生產發展的制約。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資源，資源缺乏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在不遠的將來，這很可能導致人們的經濟發展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所以，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將經濟發展狀況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是有著潛在的重大問題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傾向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如果經濟發展問題難以解決，政治不穩的狀況勢必會更加突出。所以，當經濟發展出現難以克服的問題時，以利益為本位的理論必然需要進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論的批判性回歸
實際上，利益本位理論取代道德本位理論的相對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道德認知觀念的變化造成的。我們對道德概念認知上的不足是導致低估道德價值的重要原因。近現代科學主義興起之后，人類的理論研究重心轉移到了對現實世界的認識，相對地忽視了對人類主觀世界的反思。我們已經習慣于從現實主義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解釋道德的起源，而不再從人的生命意義或價值的角度來看待道德問題。誠然，我們不能為所有人的生命意義確立一個標準的答案或目標。事實上人們也幾乎不可能在這個看起來虛幻縹緲的問題上達成一致。但是，對于生命價值的思考確實是道德的一個重要起源。道德所要應對的是價值判斷方面的問題，而要衡量任何一個事物或觀念的價值，我們都需要一個先在的正當的目標，只有有利于這一目標實現的價值才是有益或正當的價值。而所謂道德，單純從理想的定義上來說，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實現生命價值這一目標的準則或價值。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只有確立生命的價值和目標，我們才能以此建立整個價值體系，也即道德體系。因此可以認為，道德就是源于對自身存在的價值的思考。將物質生活或物質享受作為生命的最終意義是一種充斥著動物性色彩的觀念，以此建立道德體系就無法將人類與動物進行本質上的區別，人類也就僅僅是一種能夠更好地滿足自身物質欲望的動物。這顯然不是一直以來的道德觀念的本質涵義，也不應成為我們所確定的道德觀念。從邏輯上來講，假如一切都隨著生命或者物質存在的終結而消散，那么承擔目的和意義的物質載體就不復存在，一切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所以，人類道德的核心應該在于尋求超越于物質存在的生命價值，在于尋求短暫的生命過程背后所蘊含的永恒意義。因此，盡管我們并不能確定一個關于生命意義的標準答案，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道德產生于對這個目標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實現這個目標的價值或規則;我們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質利益不可能是最終的目標，也不可能成為道德上的最高價值，物質利益只是實現道德的一個手段。拋開對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釋，我們也應該重新對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在承認當前人類社會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合理性的基礎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處?？梢钥隙ǖ氖牵魏紊鐣贫榷疾豢赡軐崿F本質上的絕對公平，因為我們無法對每個個體的價值及其應得進行絕對準確的評判。所以，每個人所應得的價值不可能僅僅從自身能力出發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證明。實際上，每個人的現實生活狀況都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偶然結果，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這種偶然性的價值與意義，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這種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責任、義務與共同體的觀念。人類總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層次的共同體之中，而一個人的生存狀況是這種多層次的共同體中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自身的能力只是無數因素中的一種。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共同體中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狀況，占據優勢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動的“合作”———實質上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普遍聯系的狀態———才取得了優勢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據優勢地位的人應該認識到自己對于這種共同體具有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應該具有感激之情進行回饋。而認識到這一點，是我們政治生活的道德基點。倡導政治理論的價值基礎向道德本位回歸，并不是讓傳統社會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論“死灰復燃”，也不是全盤否認利益本位理論的正確性，而是倡導對之前已有理論進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發揚道德的積極作用來彌補利益本位理論的缺陷。這里認為，對于這個問題，當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總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重新引導人們思考生命價值的問題，重新理解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將完善道德這一目標置于追逐物質利益之上;二是引導人們從共同體的角度來理解個人，避免對個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認個人能力作為利益分配標準正當性的同時，認識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價值和所得，使對個人利益的保障與賦予個人的責任相協調，從而進一步樹立更注重社會平等的觀念。
5結語
由于道德和利益兩種價值基礎具有潛在的對立性:道德本位強調道德是根本價值，利益只是輔助價值，具有貶低利益價值的傾向;利益本位則強調道德是特定利益觀念的反映，道德是為利益服務的，具有消解道德內在合理性的特性。因此，在理論交鋒或理論實踐時，本來是相對性的價值基礎往往會被極端化，從而導致在一種價值本位理論取得相對主導地位時，顯現出單一價值本位理論的弊端。所以，我們需要依據現實生活中的狀況，不斷調整主導性的價值本位理論，以避免理論與現實的脫節，糾正現實社會中出現的價值偏差。在當前利益本位理論占據相對主導地位的時代，道德的價值已經被大大弱化。從理論上來看，道德被認為是一些具體的提倡性規則，而這些規則的合理性則依托于社會整體利益或某些群體利益的增加來解釋，這使道德成為依附于利益的價值。道德獨立于利益的合理性基礎———比如倫理、情感等，常常遭到現實主義理性的摒棄，這些已經導致道德本位理論的生存空間岌岌可危。此外，由于道德規則不具有強制力又導致其常常被視如雞肋。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道德在理論上合理性的弱化，使得本就不具有強制力的道德觀念力量更加薄弱: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越發缺乏了觀念上的自我制約;踐行道德與人們自我價值實現之間的關聯越來越淡化;利益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主導，人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強，“世界變得越來越沒有人情味，越來越易破碎”。這些都在警醒我們要對當前占據相對主導地位的利益本位理論進行反思。實際上，由于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性更易于讓人們理解，所以利益本位理論對于道德的侵消作用更為明顯，因此我們也就更應該注意防止利益本位理論占據相對主導地位時造成的不良影響。要正確應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道德，調整道德本位理論與利益本位理論在現實中的相對地位，重新在道德的框架下來思考現實問題，引導人們探究存在的意義，使人們超越于物質層面，尋求生命的擴展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實際上，政治理論向道德本位回歸也是與我國現實的國情相適應的。首先，采用道德本位的政治理論更符合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需要，可以避免陷入西方式的建立在利益本位理論之上的政治制度模式，更加注重實質上的政治進步，突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的道德維度。其次，根據最近的調查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仍然是一種倫理主義型的政治文化，重視人的道德、品質，所以，道德本位的政治理論更容易為民眾所理解和接受。此外，建立道德本位理論對于促進現實中道德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有著積極的影響。在一系列講話中，從堅持社會主義道德、領導干部思想道德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提供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撐、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等不同方面多次強調了道德的重要性，這也充分說明了從理論上向道德本位回歸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重新向道德本位理論回歸，將利益納入道德范疇之下，并不是否認合理追求利益的正當性，也不是顛覆現有的政治理論體系，而是旨在對之前的理論進行批判性反思，防止或彌補利益本位理論可能引發的消極后果。實際上，道德與利益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性價值和要素，而兩種理論體系不論在過去還是在將來都會并存，所以，新的道德本位理論與利益本位理論不是此立彼消的關系。正確地理解這兩種理論體系的合理之處，使其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在這一基礎上建立的政治理論才能真正成為良好政治社會生活的有益的理論支撐。
作者：王寶磊 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