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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1
目前，行政管理專業碩士論文選題還比較粗疏，影響論文質量提升。一些學者對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展開了研究。徐金平（2006）對當前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一些碩士論文選題盲目求“大”、求“新”、求“異”，或者論文選題過于平淡，體現不出應有的開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的原則，即根據研究目的、實力、條件、興趣和獨到見地，結合地方特色、社會實際、學術價值和科學發展趨勢選題，“小題大做”、揚長避短原則。[2]雷偉偉、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與創新能力培養的關系。[3]吳贊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與論文質量的關系[4]。孫國強（2007）[5]，李志義、刁玉瑋（1995）[6]對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來源、方法和技巧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學位論文選題是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環節，在選題時，研究生既要從不同來源確定選題，又要掌握正確的選題方法，同時還要掌握一定的選題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學位論文選題作為一個抽象的一般概念進行研究，即不根據專業特征對一般學位論文共性進行分析，對某一專業學位論文選題深入分析較少。隨著公共領域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多樣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碩士有更多“文章”可做，這些“文章”選題質量值得研究。本文運用內容分析法對“CNKI-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顯示被引用過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碩士（學術型，下同）學位論文樣本的選題質量進行實證研究。
1研究框架及假設
20世紀90年代，行政管理專業歸屬發生變化，即從政治學下的二級學科中脫離，成為獨立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由原先的理論型向實務型轉變[7]。斯托克斯不贊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體系分別是，高基礎、低應用的波爾象限、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雙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雙低的以訓練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專業學生選題可能表現出顯著的解決問題導向，與此同時，社會對碩士研究生的理論水平有較高期望。解決問題導向的研究需要進行大量的經驗主義方法收集資料。按照行政學常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將收集資料的方法分為非經驗主義方法和經驗主義方法，經驗主義方法包括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參與觀察、受控田野調查或實驗法。[9]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運用經驗主義方法會受到客觀條件限制，他們可能會轉而借助于非經驗主義方法，最常見的就是文獻法。雖然采取文獻法能夠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資料，但不利于碩士研究生創新，知網、萬方等數據庫可能成為一些人“加工論文”的工具。論文相互借鑒、模仿，大量選題重復。本文提出假設：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2類目及樣本選取
根據研究目的，同時，在參考相關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設計分析類目，包括研究主題、研究層次。研究主題劃分為行政理論、城市治理、行政體制、公共財政、績效管理、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政社關系、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政府規制、公共政策、電子政府、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政府職能等子類。研究層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組織的三個分析層面，即社會心理層面、組織體層面和生態群層面[9]。其中，社會心理層面關注個體行為；組織體層面關注組織結構和過程；生態群層面關注環境中的組織群。本文的分析單元是文獻題名、年份、出版者等。在進行樣本分類時，不可避免的參雜了主觀判斷因素，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導師、同學中背對背進行相同數據分類。減少主觀判斷成分。
本文在“CNKI-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當中，分年度篩選出一級學科代碼為“120401”（即行政管理專業）的碩士論文，按照被引用次數進行排序。對其中被引用過的論文進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過的論文共495篇，全部抽樣。由于時間越長，被引用次數也隨之增加，如2011年當年知網平臺收錄的論文，當年被引用1次，在隨后的兩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論文總體規模大，為方便研究，采取系統抽樣方法，選取458個樣本。樣本容量為953個。
3結果與分析
3.1碩士研究生選題偏好分析
如圖1所示，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比較明顯，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機與網絡輿情、政社關系、公共服務領域，其他領域的選題則比較分散，每一主題的樣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選題難以歸類。
①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門、社區等公民自組織之間的角色關系，以及公共服務外包、公民參與等問題。其中，研究社會組織的占35.03%，涉及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會組織培育機制研究》、《我國基金會的資金管理研究》、《我國非營利組織稅收政策現狀及問題研究》等；社會組織作為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過程，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互動關系研究》、《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非營利組織參與研究》、《民間組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研究》等；以及準政府社會組織，如工會、婦聯等職能，如《社會管理創新視角下的工會職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區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區治理的樣本中51.52%對某個案例或多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如《我國城郊撤村建居社區治理研究——以青島市黃島區為例》、《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區文化建設研究——以麥子店社區為例》。此外，這一類的研究還包括研究事業單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醫院“管辦分離”；村民自治、公民參與等問題。
②研究公共危機以及網絡輿情。涉及的范圍包括公共危機的誘發機制，政府同其他主體對公共危機、網絡輿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機的研究以群體性事件為主。如《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研究》、《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及其對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發事件中的微博輿情應對》、《網絡輿論危機中的政府應對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職能，以及區域、城鄉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以下簡稱為“公共服務”）。專門研究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樣本21個，占這公共服務樣本總數92個的22.83%。研究公共服務的樣本呈現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針對西部地區，或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進行研究，如《西部地區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研究》、《鄂爾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泰安市農村公共文化事業投入問題研究》。有2個樣本介紹國外經驗，分別是英國公共服務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養老問題的研究較多，其次是就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
從研究層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生態群層面的研究。研究生態群層面的樣本數405個，占總數的42.50%；研究組織體層面的樣本數366個，占總數的38.41%；研究社會心理層面的樣本數126個，占總數的38.41%；其他樣本數56個，占總數的5.88%。由此可見，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將政府置于外部環境當中，與外部環境、其他主題互動的外部視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內部視角占了較小份額。
不難看出，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題與研究層次與近五年熱點問題存在相關性。社會矛盾凸顯、社會群體利益訴求上升，公共部門對公平性、回應性賦予更高的價值，需要理清政府權力邊界，給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但仍然強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責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行政管理領域的研究者一般將“治理”理解為一種角色關系，將好的治理理解為多元主題的共同治理，這一領域的研究增加。研究這類角色關系的論文占總體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論研究數量很少，只有三篇論文，分別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進行描述。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一般會對相關理論進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論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等，而文章主體部分脫離理論展開，理論游離于文章之外，“兩張皮”現象較多。行政管理專業更多體現為一種“工具”，而不是一門“科學”。
3.2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分析
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較為集中。前已述及，選題偏好集中在三個研究主題，而其他研究主題樣本數量較少。以“公共財政”為例，每年“公共財政”的選題樣本數占當年樣本總數的比重都不超過5%。研究的具體內容也較為單一，缺乏非稅收入管理、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等內容，對公共預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預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預算透明保障機制構建研究》、《預算民主視角下我國公眾參與政府預算的研究》等。選題呈現出兩極化趨勢。此外，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也比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選題下存在多個樣本。
對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選題的集中重復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假設，即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4選題質量提升對策
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緊趨政治熱點、社會問題，基礎性研究較弱，理論應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復的選題較多，選題結構失衡，多數停留在“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階段，研究價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碩士研究生原著閱讀量有限。碩士研究生對原著缺乏興趣，僅僅針對熱點問題提出研究問題，利用二手資料對理論進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論積淀，難以上升到一定層面。因而對理論的應用呈現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實證研究“短板”。習慣于采用非經驗主義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資料，在知網、萬方等平臺收集期刊、論文資料后，進行整理、修改。通過非經驗主義方式進行資料搜集，相比實證研究更加簡單便捷，但過多的依賴二手數據寫作論文，難免造成研究的重復，而且許多論文都僅僅是對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對現有成果的發展和創新?？梢灶A見如果研究生沒有從意識上消除對二手數據的依賴，在研究中不愿意實踐和創新，行政管理專業未來的論文質量將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質量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強化碩士研究生經典閱讀意識。目前的激勵機制，易導致研究生過分關注、參加課題、學術會議數量，潛心鉆研原著的時間和興趣減少?？梢钥紤]適當改進目前的評價機制和方法。二是倡導研究生實證和創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對二手資料的過度依賴，為碩士研究生創造多途徑開展問卷、訪談等經驗研究，增加用于課堂外的時間，讓他們真正了解現實問題，同時，優化研究生課程設計，增加計量經濟、統計分析方法等課程，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數據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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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毅.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原則及方法[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9，10：34-41.
[3]雷偉偉，袁占良.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與創新能力培養[J].中國電力教育，2008，1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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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志義，刁玉瑋.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淺議[J].高等教育研究，1995，0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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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美）W.理查德·斯格特（W.RichardScott），杰拉爾德·F·戴維斯著.組織理論：理性、自然和開放系統[M].高俊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9-20.
基金項目：
本文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學理論研究課題“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質量分析及提升對策研究”（項目號：2004JY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2
[關鍵詞] 高血壓；妊娠期；葡萄糖耐量受損；空腹血糖
[中圖分類號] R714.2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674-4721（2011）02（c）-186-02
眾所周知，糖代謝改變是孕期重要的生理變化之一，妊娠合并糖尿病是指在原有糖尿病的基礎上合并妊娠者或妊娠前為隱性糖尿病，妊娠后發展為糖尿病，屬高危妊娠，對母兒均有較大危害，自胰島素應用于臨床，糖尿病孕產婦及其圍生兒死亡率均顯著下降，孕產婦糖尿病的臨床過程較復雜，至今母嬰死亡率仍較高，必須引起重視。而糖耐量降低對妊娠期高血壓的影響報道較少，且存在爭議。本文通過將在本院產科住院分娩的孕婦中隨機抽取患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48例患者根據年齡分成3組，同時選擇正常孕婦16例作為對照，分析其糖耐量結果，探討糖耐量異常對妊娠期高血壓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文研究對象為2007年7月~2010年2月在本院產科住院分娩的單胎孕婦，年齡19~38歲，平均（24.2±3.0）歲。最后選擇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患者48例作病例組，將其隨機分為3組，19~25歲為A組，25~30歲為B組，30~38歲為C組。同時隨機抽取與病例組匹配的正常孕婦16例作為對照組。4組一般資料情況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檢測方法
對所有健康孕婦于24~28周行口服50 g葡萄糖篩查，將50 g葡萄糖溶于200 ml溫水中，孕婦于晨間空腹5 min內飲完，從開始服糖水時計時間，1 h抽肘靜脈血測血糖，若血糖>17.8 mmol／L為糖篩查陽性；則進一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孕婦于晚餐后禁食。次日晨做試驗。抽空腹血后，將75 g葡萄糖溶于200 ml溫水中，于5 min內飲完，服糖1、2、3 h分別抽肘靜脈血測血糖。
1.3 統計學處理
本文組間率的比較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病例組餐后2 h血糖（2 hPG）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而且隨著年齡增長2 hPG水平逐漸升高，其中B組與A組、C組與B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妊娠高血壓疾病是很常見的，又因常合并產科出血、感染抽搐等，是孕產婦及圍生兒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按國際有關分類，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包括：妊娠期高血壓、先兆子癇、子癇、原發高血壓并妊娠及因腎病、腎上腺疾病等繼發高血壓并妊娠等[1]。平均發病率為9.2%，其中的輕度、中度、先兆子癇、子癇發病率分別為4.7%、2.6%、1.7%、0.2%，病因至今不明[2]。
糖耐量說就是人體對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糖耐量試驗服糖后2 h血糖介于7.8~11.1 mmol/L，表明機體糖耐量能力減低，也就是說身體對糖的吸收和利用比正常人差了。 糖耐量減低無明顯不適感但一定不可掉以輕心[3]。資料顯示，糖耐量異常發生妊娠高血壓疾病的發生率為10%~30%。糖耐量異常導致妊娠高血壓疾病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妊娠期胎盤分泌抗血糖的各類激素，如孕酮、胎盤泌乳素、催乳素及雌激素等，導致周圍組織對血糖反應敏感性下降[4]。同時妊娠期腎糖原異生作用增加，肌肉和脂肪攝入葡萄糖降低以及肝臟分解糖原與糖異生作用受到抑制，血糖水平升高，促進腎臟鈉的重吸收增加，血容量增加[5]。遺傳因素也是妊娠高血壓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包括引致胰島素抵抗和胰島素分泌缺陷的基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則發生糖耐量受損[6]。
本文對妊娠高血壓疾病孕婦空腹血糖（FPG）正常者48例在晚期妊娠時的葡萄糖耐受能力以及在不同年齡組的差別進行了對比觀察。發現病例組2 hPG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而且隨著年齡增長2 hPG水平逐漸升高。病例組各小組2 hPG升高率均高于對照組，隨著年齡增長2 hPG升高率也逐漸增加。
總之，妊娠高血壓疾病孕婦與糖代謝異常發病率之間有一定聯系，與復雜的高危因素無關，所以對不同年齡孕婦進行糖耐量試驗可作為預測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一種有效方法之一，而且易操作，經濟有效，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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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樂杰.婦產科學[M].6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160．
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3
【摘要】 目的 分析食道、賁門癌患者術前肺通氣功能及血氣分析狀況對術后肺部并發癥的影響。方法 242例食道、賁門癌患者術前均行肺通氣功能測定及血氣分析。設肺功能正常者(152例)為A組;肺功能異常者(90例)為B組;肺功能及血氣均正常者(145例)C組;肺功能及血氣均異常者(31例)D組，分別比較其術后肺部并發癥情況;同時分析肺功能、血氣相關指標與肺部并發癥的關系。結果 B組肺部并發癥率高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 食道腫瘤; 賁門腫瘤; 肺通氣功能; 血氣分析; 并發癥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reoperative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in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of the esophagus and cardia carcinoma.Methods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were performed on 242 patients with esophaguscardiac carcinoma.Preoperative pulmonary function of 152 cases(group A) was normal;the other 90 cases accompanying pulmonary disfunction were included into group B.145 cases(group C) showed normal pulmonary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while 31 cases(group D)indicated abnormal pulmonary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lmonary function，the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and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was analyzed.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in group A，which showed variance statistically(P
【Key words】 Esophageal neoplasm; Cardiac neoplasm;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Bloodgas analysis; Complication
近年來，隨著吻合技術的不斷提高和圍手術期處理的重視，食道、賁門癌術后吻合口瘺的發生率明顯減少，肺部并發癥成為更具危險的因素[1]。我院2007年1月～2008年8月共開展食道、賁門癌手術242例，術前患者均行肺通氣功能及血氣分析測定，現對術前肺通氣功能及血氣分析對食道、賁門癌術后肺部并發癥的影響分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本資料242例，其中男203例，女39例，年齡44～81歲，平均年齡(59.2±10.3)歲。有吸煙史126例，占52%。均伴高血壓、冠心病26例，糖尿病20例。手術行左胸第七肋間后外側切口或胸腹聯合切口，主動脈弓下食道-胃端側吻合186例;左胸切口，主動脈弓上食管-胃吻合38例;右胸、上腹、左頸“三切口”，食管-胃頸部吻合18例。
1.2 方法 (1)術前肺通氣功能測定：應用全自動肺功能測量儀測定患者最大通氣量(FVC)、第1秒最大呼氣量(FEV1)、FEV1/FVC、每分鐘最大通氣量(MMV)、用力肺活量為25%、75%時的氣流量(FEE25、FEE75)指標。術有肺通氣功能測量值中實測值低于預測值的70%為肺通氣功能異常[2]。本資料肺功能正常152例，設為A組;肺功能異常90例，設為B組。其中阻塞性通氣功能障礙36例，限制性通氣障礙17例，混合性通氣障礙8例，肺彌散功能異常14例，肺通氣功能障礙合并彌散功能異常15例。(2)術前血氣分析測定：應用血氣分析儀測定本組所有患者術前非吸氧安靜狀態下動脈血氣情況，主要觀察指標為SaO2和PaCO2以SaO245 mm Hg為異常。全組患者血氣分析異常者38例，占15.7%。肺 功能測定和血氣分析均正常145例，占[6] 許鐘毓，謝龍發.高眼壓狀態下青光眼手術治療臨床觀察[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07，28(9):10471049.
[7] 黃 勝.持續性高眼壓青光眼小梁切除術的臨床療效評價[J].眼外傷職業眼病雜志，2008，30(8):638640.(收稿日期：20100305)59.9%，設為C組;肺功能測定和血氣分析均異常者31例，占12.8%，設為D組。A、B、C、D四組患者年齡、性別、手術方式方面無差異，具有可比性。
2 結果
2.1 患者肺功能測定及血氣分析結果 見表1。表1 242例患者術前肺功能測定及血氣分析結果
2.2 術后并發癥情況 術后肺部并發癥以肺部感染、肺不張及呼吸衰竭最多見。術后早期死亡2例，均為嚴重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2例死亡病例術前肺功能、血氣參數平均為FVC 58%、FEV1 47%、MVV 39%、SaO2 89%、PaCO2 46 mm Hg。見表2。表2 242例患者術后并發癥情況
2.3 術后肺部并發癥情況 B組術后肺部并發癥率高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16，P
2.4 導致肺部并發癥發生的肺功能、血氣危險指標 當術前FVC、FEV1、MMV、FEE75低于70%預估值，或SaO245 mm Hg時，其術后肺部并發癥均明顯增高(P
3 討論
手術是食道、賁門癌首選的治療方式。食道、賁門癌患者多數為老年人，常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食管切除及消化道重建手術創傷大，手術時間較長，術側肺和肺門常受到挫傷和擠壓，因而肺部并發癥較易發生，占術后并發癥的首位。有報告其術后發生率為10.3%～16.2%[3]。我們的資料顯示食道、賁門癌術后肺部并發癥為14.1%，明顯高于其他系統并發癥，其中又以肺部感染、肺不張多見。本組2例死亡病例直接死因均為呼吸系統并發癥，可見呼吸系統并發癥已成為食道、賁門癌術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資料顯示，肺通氣功能測定異常者術后肺部并發癥發生率較正常者高(P
本組資料提示，術前肺通氣功能指標FVC、MMV、FEV1、FEE75(%)，血氣分析指標SaO2、PaCO2在預測食道、賁門癌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方面更有價值，是良好的篩查指標。目前MMV、FEV1已被假定為預測術后肺部并發癥的重要指標[5]，可反映氣道阻塞程度及患者的呼吸儲備，呼吸肌肉強度和動力水平，其預測值下降提示術后更易發生肺部并發癥。本資料還顯示預測小氣道功能的指標FEE75(%)45 mm Hg時則可能提示肺泡通氣不足，2者可作為術前粗篩，但其敏感性及特異性較差，單一測定值不能否認手術。
目前，雖然食管、賁門癌患者肺功能檢查對術后肺部并發癥的推測方面暫無一確定的標準，但本資料提示FVC、MMV、FEV1、FEE75(%)可作為較好的判斷指標，再結合動脈血氣分析指標，對于食管癌、賁門癌患者的術后肺部并發癥推測方面有參考價值。對于術前MMV、FEV1達不到70%、且血氣分析又提示有通氣功能不全，特別是有明確的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老年患者，在手術適應證的選擇上需持謹慎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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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4
[關鍵詞] 肺腸同治法；宣白承氣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肺熱腑實證；炎癥指標；肺功能
[中圖分類號] R5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5（a）-0081-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for the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Methods Eight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hospitalized i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ankai Hospital of Tianjin City from January 2014 to July 2015 were chosen，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with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orally， 7 d was as a course. The temperature， white blood cell （WBC），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N%）， C reactive protein （CRP）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2， 5， 7 day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the length of stay， clinical effect， lung function and blood gas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92.5%， which of control group was 82.5%，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emperature， WBC， N%， CRP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11.12±1.78） d]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13.76±1.31） 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first second （FEV1）， percentage of FEV1 accounted for predicated value， FEV1/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FVC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EV1 and percentage of FEV1 accounted for predicated value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pH valu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can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s of patients with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lessen hospital stay， enhance lung function， the clinical effect is better.
[Key words]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Lung function
慢性阻塞性肺疾?。–OPD）為臨床常見的慢性進行性疾病，其突出特征為不完全可逆氣流受限[1]。肺臟主要受累，肺外組織器官也常有不良反應[2-5]。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常常在COPD基礎上因細菌、病毒等因素致使COPD患者病情進一步發展[6-10]。本研究通過觀察肺腸同治法治療AECOPD肺熱腑實證患者炎癥指標、肺功能的變化，對比兩組臨床療效，為肺腸同治法治療AECOPD肺熱腑實證提供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1月～2015年7月于天津市南開醫院（以下簡稱“我院”）呼吸內科住院的AECOPD肺熱腑實證患者80例作為研究對象。80例患者均符合AECOPD診斷標準（目前AECOPD的診斷完全依賴于臨床表現，即患者主訴癥狀的突然變化，如呼吸困難、咳嗽、咳痰情況超過日常變異范圍），并符合中醫肺熱腑實證診斷標準，主癥：咳逆喘息氣粗，胸滿，咳痰黃或白，黏稠難咳。兼次癥：身熱，煩躁，目睛脹突，漫黃，便干，口渴欲飲；或發熱微惡寒，咽癢疼痛，身體酸楚，出汗。舌象：舌質紅或邊尖紅，舌苔黃或黃膩。脈象：滑數或浮滑數。腑實者：腹滿、便秘、大便不爽。同時排除存在以下情況者：①合并肝病、腎病、代謝性疾病及其他嚴重疾病如肺結核、肺癌等；②精神病患者；③不同意參加本試驗者；④經檢驗證實為結核、腫瘤或過敏等因素引發長期咳喘患者。
將80例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40例）和對照組（40例）。治療組男19例，女21例；平均年齡（68.71±15.83）歲；平均病程（21.31±8.20）年。對照組男22例，女18例；平均年齡（67.92±13.71）歲；平均病程（20.97±7.69）年。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常規治療：①氧療：低流量吸氧（1～3 L/min）。②鹽水加α-糜蛋白酶霧化促進痰，qd。③應用茶堿類藥物：多索茶堿（寧波市天衡制藥有限公司，規格100 mg/支，生產批號20120304）0.2 g靜脈點滴，qd。④抗生素控制感染：留痰作培養后暫予莫西沙星（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規格0.4 g/瓶，批準文號：國藥準字J20090132）0.4 g，靜脈滴注，qd，然后根據藥敏試驗結果選用敏感抗生素。治療組在上述治療的基礎上給予宣白承氣湯（生石膏、瓜蔞皮各20 g，生大黃9 g，苦杏仁15 g），水煎，溫服，每日1次。分別取上述藥材洗凈并浸泡30 min，用水煎煮提取2次，先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維持15 min，合并濾液，濃縮到適量，真空包裝。該方由我院藥房提供并統一代煎。療程7 d。
1.3 標本采集及指標測定
分別采集兩組患者治療前和治療后第2、5、7天空腹肘靜脈血，送檢驗科查血常規、C反應蛋白（CRP）。同時測量兩組患者治療前以及治療后第2、5、7天的體溫。監測肺功能：分別記錄治療前后第1秒用力呼氣量（FEV1）、FEV1占預計值的百分比、FEV1/用力肺活量（FVC）、FVC。監測動脈血氣分析：采用德國拜耳全自動化血氣分析儀Bayer（型號Rapidlab855）于治療前后取外周動脈血1 mL（肝素抗凝）行血氣分析，觀察pH值、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
1.4 療效判定標準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文獻[11]。顯效：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難等臨床癥狀明顯減少或消失，發紺、肺部音等臨床體征明顯減少或消失；有效：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等臨床癥狀減輕，發紺、肺部音等臨床體征減輕；無效：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等臨床癥狀無改善或病情惡化，發紺、肺部音等臨床體征無改善或病情惡化?？傆行?（顯效+有效）/總例數×100%。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療效比較
治療組顯效23例，有效14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為92.5%；對照組顯效20例，有效13例，無效7例，總有效率為82.5%。治療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2 兩組住院天數比較
治療組住院天數為（11.12±1.78）d，對照組為（13.76±1.31）d，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3 兩組治療前后體溫及炎癥指標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體溫、白細胞計數（WBC）、中性粒細胞百分比（N%）、CRP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兩組患者體溫、WBC、N%、CRP均較治療前明顯好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且治療組治療后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4 兩組治療前后肺功能指標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FEV1、FEV1占預計值的百分比、FEV1/FVC、FV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兩組患者FEV1、FEV1占預計值的百分比、FEV1/FVC、FVC均較治療前明顯好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兩組FEV1、FEV1占預計值的百分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而兩組FEV1/FVC、FVC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5 兩組治療前后動脈血氣分析比較
治療前兩組動脈血氣分析pH值、PaO2、PaCO2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治療后兩組pH值、PaO2、PaCO2均較治療前明顯好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且治療組治療后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或P < 0.01）。見表3。
3 討論
COPD的特點為不完全可逆性氣流受限，常因感染誘導發病[12]，AECOPD患者臨床表現為短期內咳嗽、咳痰、氣促、呼吸困難等癥狀加重，常有發熱癥狀。目前臨床上治療手段往往以抗感染、擴張支氣管、吸氧等西醫方法為主，效果并不顯著，并且療程長，療效差[13]。我們力求從中醫上能找到更好的方法[14]。中醫《華佗神方》中孫思邈論述：“肺與大腸相表里，肺疾則大腸之力不足，故便不暢，或便后失力，上無感，下不應也。若大腸過疾，則肺之鼓動力受阻，故氣常不舒，或增咳嗽。干不強，枝亦弱也。先生治咳嗽，而用吐劑，知其化膿毒，侵于腠理耳。視若甚奇，實則無奇也?！薄胺闻c大腸相表里”這一理論在中醫理論體系中有其特殊意義，很多學者在“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指導下，廣泛開展了肺與大腸的理論實驗研究[15]、臨床療效觀察研究[16]，不斷地從各個領域、各個層次探討“肺與大腸相表里”理論的科學內涵和應用意義?，F代藥理研究肺腸同治主要有5個方面的作用：①通腑可使胃腸蠕動加強，促進排便或排氣，使腹壓降低，胸肌運動幅度加大，直接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②通腑還可使滯留于腸道的病原體及其毒素和各種腸源性有害物質、機體代謝產物排出體外，促進機體的新陳代謝，改善微循環，從而保護了機體重要臟器（心、肺、肝、腎、腦）的生理功能。③通腑不僅可增加肺的通氣，還可以改善肺的換氣功能。④生大黃具有抗感染、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使氣道痙攣緩解，痰量減少而易咳出。⑤肺泡巨噬細胞有強大的吞噬和細胞內殺傷作用，因而對機體有重要的防御保護功能，同時在免疫反應中也有重要作用，而通腑調肺法可刺激肺泡巨噬細胞分泌增多，從而提高肺部免疫功能。臨床治療中，根據“肺與大腸相表里”的理論制訂相應的治法，在臨證多種疾病中較之單純的臟病治臟法和腑病治腑法，療效顯著提高?！胺螣岣瓕嵶C”是AECOPD的主要證型[17]?！稖夭l辨》中宣白承氣湯是肺腸同治的代表方劑法，為治療“下之不通”的方法，治療“肺與大腸”同病證的患者[18]。方中生杏仁、石膏、瓜蔞皮清肺化痰，生大黃通腑瀉熱[19]，有研究顯示，宣白承氣湯可使抑炎因子與促炎因子維持一定平衡狀態[20-25]，抑制炎性反應。四藥合用，肺腸同治，抗菌抑酸。肺熱腑實證型在AECOPD中是很常見的證型。而臨床上，出現肺炎肺腸同病時，醫生往往采用清熱、化痰的方藥，治療AECOPD的常用方劑中并無肺腸同治法的方劑。而肺腸同治法的代表方劑宣白承氣湯可以宣通肺氣，通條腸腑；現代藥理研究提示，宣白承氣湯可以抗炎，提高機體免疫力，促進腸蠕動，調節體溫中樞，減少腸毒素的吸收，無論從方劑組成還是現代醫學研究，都可以很好地改善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癥狀[26-27]。
本研究結果提示，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應用宣白承氣湯治療AECOPD，有利于呼吸道感染的控制，進而改善肺功能及血氣分析，提高治療效果，具有一定的臨床價值，值得進一步推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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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5
關鍵詞：R&D投入及產出;所得稅優惠;流轉稅優惠
研究與試驗發展簡稱為R&D，是技術創新的核心部分，是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源，企業R&D投入大小反映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規模，是企業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企業R&D的產出主要表現為企業專利技術的形成，以及轉化為最終新產品的投產。早在1999年國家就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特別是2008年開始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一系列以特定產業為對象的優惠政策，通過有條件的稅額減免，調動了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帶動了R&D的投入。根據《茂名統計年鑒》和《廣東省科技年鑒》數據披露茂名市社會R&D支出從2001年的12000萬元增長到2012年的89234.9萬元，增長幅度為643.6%，在此期間專利申請個數由2001年的75件增長至2013年的2530件，增長幅度為3273.3%，高新產品總值從由2001年的17.27億增長至2012年的70.42億，增長幅度為307.8%.激勵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分為所得稅優惠激勵和流轉稅優惠激勵，然而兩者是否都對R&D的投入產出的所有指標產生激勵效應？本文擬以茂名市2001至2013年的社會R&D投入產出指標為樣本，對以上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一、文獻回顧
在稅收激勵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研究方面，吳秀波（2003）先詳細介紹國外對于稅收激勵研發效果的評價方法，在此基礎上采用實證分析了我國R&D支出稅收激勵效應，結果顯示我國當前稅收激勵對于R&D支出影響十分有限。[1]方重、楊昌輝、梅玉華（2010）以2007年全國9000家企業為樣本，根據相關數據，構建了企業自主創新與稅收優惠政策相關性的B-index模型，測算出我國企業自主創新研發投入的成本彈性約為0.4%-0.7%，即稅收優惠政策每降低企業自主創新研發成本1%，終會促使企業自主創新投入增加0.4%-0.7%。即政府每減免企業一元錢并不能換來企業增加一元錢研發支出的結果，由此得出我國現行激勵企業自主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的低效性。[2]李嘉明、喬天寶（2010）通過建立稅收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短期和中長期效應模型，通過實證分析不同稅種的優惠對高新技術產業現時和未來發展的影響，所得結論認為所得稅優惠和增值稅優惠都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現時的發展，但對于高新技術產業未來的發展，所得稅優惠則能更好地發揮其效應。[3]周阿立（2010）以2007、2008、2009三年上市公司年報為對象，通過建立多元線性回國模型分析了新《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變化對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響，其結果顯示所得稅稅負與R&D投入強度呈顯著負相關，即降低所得稅稅負對R&D投入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4]。本文將沿用上述學者研究方法，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茂名市2001至2013年所得稅優惠政策與流轉稅優惠政策對社會R&D投入產出指標的影響效應。
二、樣本選取和研究假設
（一）樣本選取
本研究樣本對象為2001-2013年茂名企業所得稅優惠與流轉稅優惠對社會R&D投入產出指標影響，其中社會R&D投入指標為茂名當年R&D支出總額、產出指標分別為當年專利申請個數及當年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數據來源于《茂名統計年鑒》、《廣東科技統計年鑒》、《廣東省財政年鑒》以及廣東科技廳網站，并進行了相關的整理。
（二）研究假設
R&D是技術創新的核心，其投入大小反映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規模。R&D投入的產出成果表現為企業專利技術的形成，而專利技術的產品化和市場化是企業R&D活動的最終目的，即R&D投入產出鏈條傳遞為：R&D投入――形成核心技術――新產品市場化。
首先，社會R&D投入尤其是企業R&D投入過程中，高風險與高成本相互并存。降低研發成本意味著降低研發風險，研發成本來自于企業投入研發的各種資金成本、人力資源成本、運營成本等，它們恰好是企業所得稅的核算，如果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將企業所得稅的部分收益渡讓給企業，如直接進行稅基扣除，則有利于企業降低研發成本，R&D投入的意愿便會加強。現行所得稅優惠政策中如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資產加速折舊、創投企業投資抵減、特定企業低稅率優惠等，都為企業降低研發成本和風險提供了機會。由此提出第一個假設：
H1：相較于流轉稅優惠，所得稅優惠更能激勵企業R&D投入。
其次，R&D投入最終成果具體表現為專利技術的形成。但促使專利技術形成的不但包括企業自身研發費用的支出，還包括許多市場需求的拉動，如單位或個人的技術轉讓、咨詢，科技服務企業的培育等，這些由市場需求拉動的交易更多的涉及流轉稅中營業稅的征收。如果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將營業稅的部分收益渡讓給技術項目的買賣雙方，則有利于降低專利技術的開發與交易成本，會促進更多的專利項目形成。由此提出第二個假設：
H2：相較于所得稅優惠，流轉稅優惠更能促使專利技術的形成。
最后，專利技術需要轉化為產品并通過市場化才能實現其核心技術價值。這一階段，新產品將面臨來自市場的各種產品競爭，其市場份額的大小、流通渠道的暢順將直接影響其銷售及產值。增值稅作為流通環節最大的稅種，稅收優惠力度將直接影響著產品的流通。如果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將增值稅的部分收益渡讓給新產品的流通，則新產品能憑借價格優勢迅速市場化并提升總產值。由此提出第三個假設：
H3：相較于所得稅優惠，流轉稅優惠更能促進專利技術產品市場化。
三、變量選擇及模型設計
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科技創新，不僅僅是促進企業R&D投入，而是要對完整的R&D投入產出鏈條予以扶持，才能達到科技帶動經濟的最終目標。本項目正是以R&D投入產出鏈條相關指標作為因變量，分別考察流轉稅優惠政策和所得稅優惠政策對鏈條指標的影響程度。 對于因變量，考察R&D投入的指標采用R&D投入強度（RDP）表示、考察專利技術形成的指標采用專利申請數量（PA）表示、考察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化的指標采用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例（HTPV）表示。對于自變量，用于所得稅優惠影響的指標采用所得稅稅負（ITR）表示、用于流轉稅優惠影響的指標采用流轉稅稅負（TTB）表示。具體變量定義如下：
R&D投入強度（RDP）：R&D費用/GDP
專利申請數量（PA）：專利申請總數
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例（HTPVP）：高新技術產品總產值/GDP
所得稅稅負（ITR）：市級所得稅收入/GDP
流轉稅稅負（TTB）：市級流轉稅收入/GDP
在模型構建方面，針對以上三組假設對應建立三組多元回歸線性模型（1）（2）（3）：
RDPi=a0+a1ITRi+a2TTRi+?i（1）
PAi=β0+β1ITRi+β2TTRi+θi（2）
HTPVPi=γ0+γ1ITRi+γ2TTRi+μi（3）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統計描述
（詳見表1）
統計描述顯示所得稅稅負（ITR）、流轉稅稅負（TTB）的均值分別為.00572909和.0003891，R&D投入強度（RDP）、專利申請數量（PA）、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例（HTPV）的均值分別為.0025357、.0521327和612.0769。
（二）實證結果和分析
根據篩選后的數據樣本，通過spss20軟件對實證模型（1）（2）（3）進行方差分析及系數估計，估計結果為表3C表7所示。
表2中的回歸方程P值為0.030小于0.05，說明模型（1）用于回歸分析具有統計學意義。表3中流轉稅稅負（TTR）P值為0.304大于0.05，即用TTR來預測因變量研發費用強度（RDP）無統計學意義，所得稅稅負（ITR）P值為0.16小于0.05，說明有統計學意義，且系數為-18.572，ITR與RDP成反向關系，即ITR降低1個單位，RDP會增加18.572個單位，支持H1假設。
表4中的回歸方程P值為0.010小于0.05，說明模型（二）用于回歸分析具有統計學意義。表5中流轉稅稅負（TTR）P值為0.08小于0.05，具有統計學意義，且系數為-646043.399，與因變量專利申請數量（PA）成反向關系，即TTR降低1個單位，PA會增加646043.399個單位;此外，所得稅稅負（ITR）P值為0.025同樣小于0.05，具有統計學意義，且系數為-7174846，與PA成反向關系，即ITR降低1個單位，PA會增加7174846.079個單位，但表中標準化系數的結果正好相反，TTR和ITR標準化后的系數分別為-0.720和-0.566，由于標準化系數是在統一了自變量量綱后得到的系數，更具有比較意義，因而按照標準系數結果對比，TTR對PA的影響要大于ITR，從而支持H2假設。
表6中的回歸方程P值為0.701大于0.05，說明模型（3）用于回歸分析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同時，表7中流轉稅稅負（TTR）和所得稅稅負（ITR）P值分別為0.742和0.420均大于0.05，無統計學意義，即TTR與ITR的變動與因變量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例（HTPVP）無相關性，從而拒絕H3假設。
四、結論
通過上述對茂名市相關指標2001C2013年數據的實證分析可得，兩種稅收優惠政策均能促進茂名技術創新。其中，在激勵R&D投入方面，現行所得稅優惠的激勵作用明顯，但流轉稅難以發揮其激勵作用;在激勵專利技術形成方面，所得稅和流轉稅優惠都能起到激勵作用，其中流轉稅的激勵作用較大;在促進技術產品市場化方面，所得稅和流轉稅優惠都未能對本市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產生相關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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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實證分析范文6
關鍵詞：統計學 經濟學 產生與發展
原始社會的結繩記事就是一種明顯的統計行為。可以說人類的經濟活動與統計活動在擁有相同的歷史，而這也充分說明了，統計與經濟歷史悠久。但是統計理論與經濟理論誕生同一時期，而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關系。根據歷史發展的趨勢可以看出，經濟學與統計學在發展中互相促進，兩者在未來的發展中存在著巨大的進步空間與交叉可能。
一、統計學與經濟產生與發展
統計學與經濟學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作為獨立學科，兩者發展已經歷經了幾百年，根據兩學科的發展，也都經歷了萌芽階段、形成階段與發展階段。古典時期的統計學共跨越兩個世紀，存在于100年的時間里，而這時刻就是處于萌芽狀態。古典統計學主要包括政治算術、賭博數學與國勢論。這三時期的發展都與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關系。概括而言，在萌芽階段的統計學時期已經產生了將統計活動作為一種理論來總結統計學，而這并不是偶然。而這首先就是因為歐洲各種實踐活動經驗積累已經達到了理論的程度。古典統計學與古典經濟學在共同的環境下不斷完善，同時也不斷的進步。從細致方面來說，古典統計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這幾個相同之處，首先，產生背景相同，統計學與經濟學的產生都是在早期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的財富，在爭奪海外殖民的時候也被作為爭奪的財富。其次，目的相同，即都是為能夠富強國家財富，提升國家綜合實力而產生的。在這樣一個時期，古典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追求國家財富。最后，研究的主體相同[1]。在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從萌芽發展來看，發展速度非?？臁Ｔ谑袌鼋洕掷m增長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矛盾與社會經濟合計。而在此過程經濟矛盾與社會矛盾共同發展。就統計學與經濟學不同。
在研究統計學與經濟學產生的過程中，兩者可以稱得上是共同生存又共同發展。唯有經過他人的整理，就會覺得有實在感。無論是對于學生都參與的發展的變革過程中，為雙方面的發展存在較大差距。總體上而言，統計學與經濟學相互結合在一起。
二、統計學對經濟發展的運作
從實施的教學來說，如果沒有數字與統計分析，進行經濟分析后就包含了分析與量的發生?？梢哉f，經濟離不開統計學的支持。對于任何經濟學家而言，擅長運用統計資料與方法。
（一）經濟學屬于實證學科
從最初牛頓提出來實驗科學方法，隨后他人在此基礎上開始深入的研究。經濟學已經開始從中世紀的神經教義演繹推理的桎梏脫離出來。經過觀察、經驗、數據與統計方法，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大量的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分析，那么經濟學的發展就沒有基礎，也就沒有過程，因而也就難以形成科學的經濟學理論來對相關的經濟學行為進行概括。如果缺乏統計學與統計學實證理念，那么經濟學就很難獲得長遠的發展，也就難以獲得統計學相關理論的支持。
（二）經濟學屬于政策科學
從發展的最初階段，經濟學就是為國家社會經濟政策而服務的。因此，政府政策是經學研究必須面對的?！秶徽摗返某霈F標志著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各方面可以看出，經濟學屬于一門政策性的科學。在設計政策的時候需要將量作為分析的根據。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設計與決策以及現代化階段的發展，都需要建立在量的分析基礎上。而這些都是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在統計學逐步發展的過程中，經濟學的這一項特點，促使統計學極大地促進了統計學的發展，并且統計學為后期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經濟學屬于道德學科
任何學科的發展必須建立在道德評價的基礎上，也就是價值評價與倫理評價。這對于統計學和經濟學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沒有量的分析就直接進行價值判斷和倫理判斷，就會使得這種判斷顯得非常蒼白。這種判斷是經濟學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2]。而研究統計學可以為這種研究和判斷引入量的維度。量的維度是建立在研究和判斷的基礎上的。這樣可以有效促進經濟學發展的有根據。注重積雪對社會結構發展的影響。但是這這過程還需要進行統計分析，對社會分層方法也有單純質的分析，可以透視社會的結構功能。
（四）經濟學屬于資源配置科學
研究經濟學的本質就是要將社會資源配置更科學，而這就肯定會涉及到資源配置的方式。與此同時，還會對資源的計量和配置數量進行分析。而這些都需從統計學的角度來分析，來理解，這樣才可以保證經濟配置資源達到最佳的科學化與合理化，同時可以保證各種資源能夠達到最佳的配置狀態。而這些都需要經過統計學分析。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統計學與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互動性。而這些互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學科的獨立發展，但是又相互的聯系。在了解相關原理與理論的基礎上，才能夠更好地理解這其中發展的規律。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