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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1
[關鍵詞] 職業性噪聲聾；聽覺誘發電位；純音聽閾測試；穩態誘發電位；40 Hz聽覺誘發電位；腦干誘發電位
[中圖分類號] R764.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2）10（a）-0060-03
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從事高分貝音量工作的人越來越多，機械噪聲導致職業性噪聲聾也逐漸增多，已成為塵肺后另一種高發病率的職業病。目前，我國對職業性噪聲聾的診斷主要依賴于GBZ 49-2007《職業性噪聲聾診斷標準》有關語言頻率純音測聽的閾值，臨床中采用往往會受到受檢測者主觀意識影響，影響診斷結果。鄭倩玲等[1]報道職業性噪聲聾中有66.67%的患者為擴大聾或偽聾。而聽覺誘發電位是目前文獻報道較多的客觀聽力測試檢查方法，避免主觀意志對診斷的影響。本文通過觀察語言頻率純音測聽閾值與聽覺誘發電位對職業性噪聲聾的測試結果，探討聽覺誘發電位與職業性噪聲聾的相關性，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選擇只接觸生產性噪聲而未接觸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工齡3年以上、有聽力損失且配合檢查的申請職業性噪聲聾鑒定的人員為研究對象，男女不限。排除標準：經聲導抗檢查中耳功能異常者；有化膿性中耳炎、藥物性聾、先天性聾、突發性聾等耳部疾病史者；伴有其他全身疾病，如腎炎、高血壓、糖尿病等；近期使用過耳毒性藥物者。
1.2 研究對象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以高頻聽力損傷≥50 dB和語頻聽力損傷≥25 dB為診斷標準，選擇2009年2月～2011年9月在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觀瀾人民醫院行職業健康檢查中發現職業性噪聲聾患者45例，其中，輕度噪聲聾24例（輕度聾組），中度噪聲聾21例（中度聾組）；男37例，女8例；年齡31～55歲，平均（35.5±3.47）歲；工齡2～17年，平均（9.4±3.46）年。選擇同期在我院行聽力檢查的25例正常受檢者為對照組，男19例，女6例；年齡35～59歲，平均（36.5±3.29）歲，工齡2～15年，平均（9.1±3.27）年。三組年齡、性別、工齡、工種等一般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3 檢查方法
所有聽力檢查項目均在工人脫離噪聲作業7 d后進行。①純音聽閾測聽（PTA）檢查：采用丹麥產OB922型純音聽力計，在本底噪聲<30 dB的隔音室內測定，測試雙耳的氣、骨導聽閾，測試頻率為500、1 000、2 000、3 000、4 000、6 000 Hz，測試方法嚴格按照國家《純音氣導和骨導聽閾基本測聽法》（GB/T16403-1996）規定進行操作。②多頻穩態誘發電位（ASSR）測試：采用美國智聽公司ASSR儀，于隔音的電屏蔽室內受檢者平靜臥于檢查床上，前額發際前0.5 cm處接記錄電極，同側耳垂接參考電極，眉間置接地電極，各電極間阻抗大于5 kΩ。按照500、1 000、2 000、3 000、4 000、6 000 Hz進行穩態聽閾測試，得出反應值。③腦干誘發電位（BAEP）測試：于隔音的電屏蔽室內受檢者平靜臥于檢查床上，采用美國智聽公司的腦干聽覺誘發電位儀，將引導電極的正極放在前額發際前0.5 cm處，一側乳突部接負極，另一側乳突部放置接地線。采用4 000 Hz短聲波刺激，從80 dB測試強度開始，每次下降5 dB。測量結果包括： BAEP反應閾值，Ⅰ、Ⅲ、Ⅴ波的出現率、潛伏期及Ⅰ～Ⅲ、Ⅲ～Ⅴ、Ⅰ～Ⅴ的峰間潛伏期等指標。④40 Hz聽覺誘發電位（40 Hz AEP）測試：于隔音的電屏蔽室內受檢者平靜臥于檢查床上，采用美國Smart EP誘發電位儀，電極放置方法同ASSR測試，以短純音刺激，每秒9.9次，刺激持續時間100 μs，帶通濾波為5～40 Hz，持續掃描100 ms，疊加512次，刺激頻率為500、1 000、2 000、3 000、4 000、6 000 Hz。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5.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采用Pearson檢驗進行相關性分析。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組患者PTA與ASSR值比較及相關性分析
對照組受檢者PTA與ASSR測聽值均低于輕度聾和中度聾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內PTA值與ASSR測聽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不同組間PTA與ASSR值變化趨勢一致。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TA閾值與ASSR反應值存在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r）為0.722（P < 0.05）。見表1。
2.2 不同組患者BAEP反應值比較及其與PTA的相關性分析
對照組BAEP反應值低于輕度聾和中度聾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TA閾值與BAEP反應值存在正相關關系，r = 0.670（P < 0.05）。見表2。三組Ⅰ、Ⅲ、Ⅴ波潛伏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三組Ⅰ～Ⅲ、Ⅲ～Ⅴ峰間潛伏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Ⅰ～Ⅴ峰間潛伏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2.3不同組患者40 Hz AEP測聽值比較及其與PTA的相關性分析
對照組40 Hz AEP測量值與輕度聾和中度聾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組內PTA值與40 Hz AEP測聽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TA閾值與40 Hz AEP測聽值存在正相關關系，r = 0.835（P < 0.05）。見表4。
3 討論
職業性噪聲聾是指長期處于生產性噪聲環境中的人們逐漸產生的一種進行性感音性聽覺功能障礙。眾所周知，超過140 dB的噪聲容易導致急性聽力損傷，而長期處于90 dB以上噪聲者會出現慢性聽力損傷，稱為慢性噪聲聾。此種患者臨床中多出現耳內出血、鼓膜破裂、耳鳴等癥狀，重癥患者還可出現消化系統或內分泌系統癥狀[2] 。目前對職業性噪聲聾診斷依據是GBZ 49-2007《職業性噪聲聾診斷標準》，其規定純音測聽閾值反應患者是否可判定為職業性噪聲聾。但此種方法不能避免受檢者主觀因素對診斷結果的影響，導致出現偽聾或擴大聾。
ASSR是一種客觀性檢查方法，檢查過程中患者處于平靜狀態，采用不同聲頻輸入刺激量，通過對輸出量掃描得到ASSR反應值，其與PTA聽力測試一樣可以描述患者的聽力曲線，因其避免了患者主觀因素對測量結果的影響，其測量結果比較可靠。王濤等[3]通過多頻聽性穩態反應評估聽力正常青年人純音聽閾，發現多頻聽性穩態反應與純音測聽聽閾呈正相關，可以用于對噪聲聾的評估。周峰等[4]對偽聾和擴大聾患者采用ASSR檢查，其聽力損傷程度均有減輕，其認為ASSR可作為偽聾和擴大聾的鑒別診斷依據，對職業性聽力損傷的聽力評估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2008年鄭倩玲等[5]通過回歸模型評價ASSR與PTA檢測職業性噪聲聾的相關性，認為ASSR可真實的評估受檢測者聽閾值，并對如何利用ASSR鑒別診斷職業性噪聲聾提出了設想。本研究顯示，ASSR檢測對照組、輕度和中度聾組患者聽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且PTA和ASSR具有正相關性，與王濤等[3]研究結果相似，說明ASSR可用于評估職業性噪聲聾。
BAEP是聲音刺激后產生的神經電位，也是腦干損傷后產生的一種比較多見的神經電位，對BAEP檢測可客觀地反映耳蝸至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當聲音刺激后可產生BAEP神經電位，隨著聲音刺激逐漸降低，BAEP神經電位波峰逐漸降低直至消失，諸波中Ⅴ波最后消失。臨床中通常以能引出Ⅴ波的最小聲音刺激為反應值。本研究對照組受檢者BAEP測聽值低于輕度和中度聾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通過Pearson相關性分析顯示，PTA閾值與BAEP存在正相關關系，r = 0.670（P < 0.05），與孫杰等[6]研究結果相似，說明臨床中檢測BAEP可用于職業性噪聲聾的輔助診斷。眾所周知，BEAPⅠ波可以反映耳蝸的神經功能，本研究三組Ⅰ、Ⅲ、Ⅴ波潛伏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Ⅰ～Ⅲ、Ⅲ～Ⅴ峰間潛伏期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Ⅰ～Ⅴ峰間潛伏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說明Ⅰ波為引起差異的主要原因，即耳蝸功能受到損傷。
40 Hz AEP是腦干潛伏期的聽覺穩態反應電位。韓德民等[7]認為，40 Hz AEP可客觀地較好地反映語頻率的聽閾值。方新[8]通過對比研究，于國內首次提出將40 Hz AEP作為臨床中職業性噪聲聾的診斷指標。梁曉陽等[9]采用40 Hz AEP評估72名噪聲工作工人，結果顯示500 Hz和1 000 Hz的純音聽閾正常時，其40 Hz AEP值差異有顯著性（P < 0.01）；當純音聽閾提高時，兩種測試方法所得聽閾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因此，梁曉陽等[9]認為40 Hz AEP能夠客觀地、更準確地評估言語頻率的真實聽閾。本研究顯示，對照組40 Hz AEP測量值與輕度聾和中度聾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內PTA值與40 Hz AEP測聽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PTA閾值與40 Hz AEP測量值存在正相關關系。說明40 Hz AEP可以準確、客觀地反映言語頻率閾值。
總之，我國目前職業性噪聲聾診斷主要依據言語頻率的純音測聽閾值，其結果多受受檢者主觀因素影響。筆者通過研究發現，ASSR、BAEP和40 Hz AEP可更客觀和準確地評估受檢者真實聽閾，可避免主觀因素對診斷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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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2
1.武漢科技大學附屬漢陽醫院神經內科，湖北武漢 430050； 2.湖北醫藥學院附屬襄陽醫院神經內科，湖北襄陽 441000
[摘要] 目的 研究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缺損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方法 選擇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為研究對象，比較不同臨床病理因素中NIHSS評分的差異，分析NIHSS評分與臨床病理因素的相關性。結果 該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NIHSS評分為（17.3±3.5）分，在性別、年齡、酗酒史、吸煙史、、病灶部位、病灶分布和卒中部位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將缺血性腦卒中患者NIHSS評分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行相關性分析，NIHSS評分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呈正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s>0，P<0.05）。結論 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缺損與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呈密切相關，均為神經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
[
關鍵詞 ] 缺血性腦卒中；神經功能缺損；NIHSS評分；臨床病理因素
[中圖分類號] R74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9（c）－0129-02
缺血性腦卒中的發病機制主要與動脈粥樣硬化引起腦組織缺血有關，因其預后差、死亡風險高，故客觀準確的評估神經功能損傷對改善預后及提高療效具有重要意義[1-2]。目前客觀評價缺血性腦卒中后神經功能損傷的標準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但其受患者主觀因素影響而缺乏準確性，故尋找不受影響的生物標志物具有重要意義[3]。為研究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缺損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該研究選取2012年1月—2014年6月該科診治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為研究對象，檢測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炎癥因子，與正常健康人對比，分析缺血性腦卒中神經功能缺損與炎癥因子的相關性，研究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為該科診治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入選標準：①首次發病，起病24 h內就診；②癥狀體征、CT和MRI檢查符合缺血性腦卒中的診斷標準[4]；③排除意識障礙及其他神經系統器質性疾病。本組研究對象共納入50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其中男32例，女18例，年齡（60.1±4.6）歲。
1.2 檢測指標及方法
該組研究對象檢測以下指標：①神經功能缺損：采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定，包括意識水平、語言功能、視野、面癱、運動、感覺、共濟失調和反射等15項目組成，分值越高表示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越重；②卒中病灶體積：采用三維CT重建病灶，計算病灶體積。
1.3 統計方法
采用SigmaPlot 12.5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與統計學分析。不同臨床病理因素中NIHSS評分計量資料比較采用t檢驗。NIHSS評分與臨床病理因素的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關。
2 結果
2.1 神經功能缺損與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該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NIHSS評分為（17.3±3.5）分，在性別、年齡、吸煙史、酗酒史、病灶部位、病灶分布和卒中部位中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神經功能損傷與臨床病理因素的相關性
將缺血性腦卒中患者NIHSS評分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行相關性分析，NIHSS評分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呈正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s>0，P<0.05），見表2。
3 討論
目前對缺血性腦卒中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研究表明動脈粥樣硬化引起顱腦血管血供不足為主要致病原因，缺血導致腦組織缺乏氧供而發生壞死，因此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因素均可能提高腦卒中的發生風險[4]。動脈粥樣硬化主要與小動脈損傷脂質沉積有關，可導致炎癥細胞遷移浸潤，從而發生血管炎性狹窄繼而降低血供[5]。高血壓和糖尿病均為動脈粥樣硬化的公認危險因素，高血壓可增加血管機械應力損傷的風險，糖尿病多伴有血脂代謝異常及糖代謝障礙，兩者均可以增加血管損傷及脂質沉積的風險，故高血壓和糖尿病均可能提高腦卒中的風險[6]。崔豹等[7]應用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技術研究老年高血壓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易損斑塊與缺血性腦卒中的相關性，發現頸動脈斑塊纖維帽較薄/破裂與30 d內發生缺血性腦卒中具有顯著相關性；王海利[8]等研究研究H型高血壓即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的高血壓與缺血性腦卒中預后的關系，結果表明H型高血壓與缺血性腦卒中神經功能預后相關，是缺血性腦卒中預后的危險因素。
目前評估腦卒中后神經功能損傷的患者多采用NIHSS評分，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準確性，但易受患者主觀因素影響，對于某些卒中后意識障礙無法語言交流患者無法獲得準確證據[9]，故尋找客觀科學的生物標志物對準確評估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損傷具有重要意義。該研究中，NIHSS評分為（17.3±3.5）分，在性別、年齡、吸煙史、酗酒史、病灶部位、病灶分布和卒中部位中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相關性分析表明NIHSS評分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和病灶體積呈正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rs>0，P<0.05），這些證據表明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損傷與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病灶體積密切相關，但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均不適于評估神經功能損傷程度，而病灶體積可以通過影像學檢查獲得量化數據，故與NIHSS相比具有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對于意識障礙無法交流的患者更有臨床價值，值得在臨床上廣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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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3
目的探討手術室護理管理與婦產科術后患者發生感染的相關性。方法將2015年2～10月該院婦產科收治的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80例平均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每組40例。研究組采用手術室護理管理，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對手術室護理中存在導致婦產科術后患者感染因素進行分析。結果研究組術后感染發生率[10.0%（4/40）]明顯低于對照組[27.5%（11/4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2，P<0.05）。單因素分析表明，患者年齡、手術時間、切口種類及抗生素的應用等與術后感染密切相關；Logistic回歸模型多因素分析表明，手術時間、抗生素的應用、切口種類及重癥監護病房是關鍵因素。結論進行手術室護理管理能有效降低患者術后感染發生率，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關鍵詞】
手術后并發癥；外科傷口感染；生殖器疾病，女（雌）性/外科學；手術室護理
婦產科收治的患者疾病及分娩等相關治療均需通過手術進行，因此，在手術室患者中婦產科患者占據了較大比例?；颊呤中g傷口感染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1]，其中手術室中存在的因素是造成患者術后感染及并發癥發生的主要原因[2]。如何降低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發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一直是目前醫學研究的熱點[3]。本研究將本院婦產科收治的接受手術治療的80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患者術后感染相關因素，如患者年齡、手術時間、切口種類及抗生素的應用等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相關性分析，探討手術室護理管理與婦產科術后患者感染的相關性，旨在為指導手術室護理提供科學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將2015年2～10月本院婦產科收治的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80例隨機平均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每組40例。研究組患者年齡23～56歲，平均（34.5±1.2）歲；對照組患者年齡22～58歲，平均（35.6±2.3）歲。兩組患者年齡、手術種類等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護理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措施進行護理干預，研究組采用手術室護理管理進行護理干預。手術室護理管理具體方法：（1）接診護理。研究組患者在接受手術前護士應該對患者進行知識培訓[4]，讓患者對目前疾病發展現狀及術后恢復具有全面認識。（2）心理護理。大多數患者在進行婦科手術前由于對術后結果不了解往往會出現焦慮、恐慌、緊張，甚至打算放棄手術等情緒[5]。護士應該及時與患者及家屬溝通交流，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3）術前護理。護士應該對患者進行全面、系統的身體檢查，對患者體內各器官功能進行充分評估，制定合理、科學的手術和護理方案。（4）術中護理。在手術進行過程中護士應該維持手術室安靜，且隨時保持手術室內環境清潔，加強無菌控制，做好殺菌、消毒工作[6]。為術中患者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手術環境可有效減少外界刺激對患者的影響。（5）術后護理。完成婦科手術后護士應該時刻對患者血壓、心率及體溫等基本生命體征進行檢測。建議患者進行科學、合理的運動鍛煉，增強自身免疫力，減少其他并發癥的發生。定期對患者進行身體檢查，針對突發狀況及時向醫生匯報并采取科學、合理的解決措施[7]。
1.2.2觀察指標
對感染相關因素，如患者年齡、手術時間、抗生素的應用及切口種類等進行記錄分析，并分析比較兩組術后感染發生率。
1.3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單因素相關性分析采用χ2檢驗，且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相關性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術后感染發生率比較
研究組術后感染發生率[10.0%（4/40）]明顯低于對照組[27.5%（11/4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2，P<0.05）。
2.2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單因素分析
患者年齡、手術時間、切口種類及抗生素的應用等因素與患者術后感染密切相關。
2.3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
Logistic回歸模型多因素分析手術時間、抗生素的應用及切口種類、重癥監護病房（intensivecareunit，ICU）等因素與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密切相關。
3討論
手術治療是婦產科常用治療手段之一[8]，加強手術室護理管理、規避相關術后感染因素能有效降低患者術后感染率及并發癥發生率[9]。本研究對患者術后感染相關因素進行了單因素及多因素相關性分析，單因素分析表明，患者年齡、手術時間、切口種類及抗生素的應用等與術后感染的發生密切相關；然而有研究發現，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不僅與單一因素相關[10]，可能同時與多種因素相關，因此，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了多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時間、抗生素的應用、切口種類及ICU是關鍵因素，同時實施手術室護理管理后患者術后感染發生率明顯降低。
總之，加強手術室護理管理能有效規避危險因素的發生，降低婦產科患者術后感染率，提高生活質量。
作者：許玲 單位：自貢市婦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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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4
昆明醫科大學第五附屬醫院檢驗科/紅河州滇南中心醫院檢驗科，云南個舊 661000
[摘要] 目的 評價便攜式血糖儀與全自動生化分析血糖檢測結果之間的相關性。 方法 選取53份靜脈血，先用各科室使用的便攜式血糖儀檢測后，在用Olympus AU640生化分析儀進行檢測。以生化分析的檢測結果為參考，對血糖儀的檢測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 便攜式血糖儀與生化分析儀的血糖檢測結果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相關性一致（r2>0.95）。 結論 便攜式血糖儀血糖檢測結果與生化分析儀血糖檢測結果相關性良好，可用于臨床日常的血糖監測。
關鍵詞 血糖；便攜式血糖儀；生化分析儀；相關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 R446.1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8（a）－0193-02
[作者簡介] 王銳（1978.11-），男，云南個舊人，主管檢驗師，本科，研究方向 ：醫學檢驗。
血糖儀屬于即時檢驗（Point-of-care testing，POCT，也被稱為床旁檢驗）設備，因其具有操作簡便、采血量少、檢測速度快等優點，現已廣泛應用于臨床各科室血糖的床旁檢測。臨床中常常采取己糖激酶法測定血糖，該方法具有較好的準確度，是臨床中測定血糖的標準方法[1]。但是，便攜式血糖儀則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進行檢測。如何讓POCT血糖儀保證測定結果的準確性，同時保證不同血糖儀所測結果的一致性是由此引發的醫院質量管理中的突出問題[2]。因此，2014年4月21日—4月25日期間，根據《醫療機構便攜式血糖檢測儀管理和臨床操作規范（試行）》（以下簡稱規范）[3]中的相關要求，檢驗科對各臨床科室使用的便攜式血糖儀血糖的檢測結果與生化分析儀的檢測結果進行了比對分析?，F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昆明醫科大學第五附屬醫院2014年4月21日—4月25日體檢及糖尿病患者肝素鋰抗凝的靜脈血53份，血糖濃度及數量符合規范相關要求。將抗凝后的靜脈血置于37 ℃溫箱中孵育使血糖酵解，獲得血糖濃度＜2.8 mmol/L的標本；在抗凝后的靜脈血中加入適當的葡萄糖，獲得血糖濃>22.2 mmol/L的標本。
1.2儀器和試劑檢測系統一
Olympus AU640生化分析儀及其配套的試劑、校準品和質控品。檢測系統二：強生倍優原裝配套試紙條及質控品。檢測系統三：艾科益優原裝配套試紙條及質控品
1.3方法
血糖儀在檢測配套質控品在控后，將配套的試紙進行插入對應的血糖儀中，并遵循隨機化的原則進行測定，并在滴加5~30 s后進行記錄測定的數值[4]，對53份靜脈血樣本各檢測2次，取平均值報告。血糖儀測定完成后，立即進行離心分離出血漿，將血漿在30 min內使用OlympusAU640生化分析儀測定2次，取平均值報告。
1.4 統計方法
應用spss19.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血糖儀及生化儀結果用均值±標準差（x±s）表示，組間數據進行t檢驗。
2結果
2.1血糖儀與生化分析儀檢測結果的比較
先用便攜式血糖儀測定符合規范濃度要求的53靜脈血的血糖結果后，在30 min內用Olympus AU640生化分析儀完成這53份靜脈血血糖結果的測定。兩類儀器血糖測定的結果用均值±標準差表示，兩者進行統計學分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血糖儀與生化分析儀血糖結果相關性分析
以Olympus AU640生化分析儀靜脈血漿血糖檢測結果為參考，對便攜式血糖儀血糖檢測結果進行相關性分析，計算出回歸方程y=1.000 2x+0.045 2，相關系數r2=0.999 1，結果見圖1。
3討論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存環境的改變，中國糖尿病患者的人數逐年增加，因血糖代謝紊亂引發的多種并發癥對人類健康的危害越來越大[5]。各臨床科室對患者的血糖進行檢測，可以對患者做出及時的處理，降低病死率及糖尿病的發病率[6]。由于便攜式血糖儀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檢測末梢血中葡萄糖的濃度，而生化分析儀則是采用己糖激酶法檢測血漿中葡萄糖的濃度。因血糖儀與生化分析儀所用的檢測方法及檢測的樣本類型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是否會影響到血糖儀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已逐漸成為了醫務人員與患者所關注的話題。因此，為保證醫療安全，血糖儀的準確性應與已經建立的實驗室方法比較[7]。
通過比對試驗，可以看到便攜式血糖儀測定結果隨機分布于生化分析儀測定結果的兩側，即血糖儀測定結果與生化儀測定結果之間存在隨機誤差，但經比較兩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與有關文獻報道一致[8]。導致這種偏差產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取血方法、溫度、濕度[9]、紅細胞壓積、血氧飽和度、試紙條保存環境、儀器狀態及操作人員等。通過兩種方法的相關性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相關性相關性一致r2為0.999 1，回歸方程為y血糖儀=1.000 2x生化儀+0.045 2。
不同廠家、不同型號血糖儀檢測結果有較大差異[10]。因此，各臨床科室應根據科室情況制定相應的血糖儀標準化操作文件并按照文件進行日常操作及維護保養，并且在每天室內質控結果在控的基礎上才能進行血糖的檢測。并且，每半年與檢驗科生化分析儀進行1次系統比對[11]。
綜上所述，便攜式血糖儀血糖的檢測結果與生化分析儀血糖檢測結果之間的誤差小于《醫療機構便攜式血糖檢測儀管理和臨床操作規范（試行）》允許的最大誤差，與生化分析儀血糖檢測結果相關性良好。同時，應注意的是血糖儀的檢測結果只能用于臨床日常血糖的監測，當血糖儀檢測結果過高、過低或與臨床癥狀不相符時，應及時采靜脈血送檢驗科檢測，以保證醫療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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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5
杭州市下沙醫院消化內科 浙江省杭州市 310018
【摘 要】目的：探究營養風險篩查2002（nrs2002）評分在克羅恩患者影響狀況檢測中的應用效果。方法：選取我院收治的克羅恩病患者共134 例，對患者進行體征指標測量和生化指標檢測，同時采用nrs2002 評分法對患者進行營養風險篩查，分析常規生命指標與nrs2002 評分的相關性。結果：Nrs2002 評分與小腿圍（CC）、上臂圍（AMC）、身體質量指數（BMI）、血紅蛋白（HB）、總蛋白（TP）均呈明顯的負相關（P<0.05）；無風險組患者的BMI、CC、AMC、HB、TP 等指標與有風險組相比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采用nrs2002 評分法可以用于評估克羅恩病患者的營養狀況。
關鍵詞 nrs2002；克羅恩??；營養狀況
克羅恩病[1] 具有病程長、易復發、進行性的特點，臨床上尚無理想的治療方法。一旦患有克羅恩病，患者的消化功能將會受到明顯的影響，患者的營養狀況顯著下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因此，了解克羅恩病患者的營養狀況，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對改善患者生存質量具有深遠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克羅恩病患者134 例為研究對象，選取標準如下：（1）符合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制定的克羅恩病診斷標準[2]；（2）無嚴重心腦血管疾病、心肺功能不全、肝腎功能不全等疾?。唬?）無精神類疾病，理解力正常。所選研究對象中男性67 例，女性57 例，平均年齡（43.2±12.4）歲，且均自愿參與本次研究，均簽署知情書。
1.2 研究方法
1.2.1 生理指標測定
對所有參與本次研究的患者進行體征指標測量，并計算患者的身體質量指數BMI。抽取患者空腹靜脈血以檢測血紅蛋白（HB）、總蛋白（TP）、肌酐（CR）、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尿素氮（BUN）等指標。
1.2.2 nrs2002 評分
按照中華醫學會腸外腸內營養學分會制定的住院患者營養風險篩查指南，對患者進行nrs2002 評分，營養狀況的判斷標準為：nrs2002 評分大于3 分為營養狀況存在風險（有風險組）；nrs2002 評分低于3分則認為營養狀況無風險（無風險組）。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8.0 統計學分析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表示，有風險組與無風險組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患者生理指標與nrs2002 評分間的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 相關分析， 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標準。
2 結果[1]
2.1 nrs2002 評分與生理指標相關性分析
Nrs2002 評分與小腿圍（CC）、上臂圍（AMC）、身體質量指數（BMI）、血紅蛋白（HB）、總蛋白（TP）均呈明顯的負相關（P<0.05），與肌酐（CR）、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尿素氮（BUN）等指標則無顯著相關性（P>0.05）。詳見表1。
2.2 nrs2002 評分與生理指標比較
無風險組患者的BMI、CC、AMC、HB、TP 等指標與有風險組相比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3 討論
營養狀況評估是臨床上用于評估患者營養狀況，發現患者營養不良或風險常用的方法。通過對克羅恩病患者進行營養狀況的評估，可以預測營養因素對患者的影響，為臨床治療提供預測依據。
研究結果表明，nrs2002 評分與患者的小腿圍（CC）、上臂圍（AMC）、身體質量指數（BMI）、血紅蛋白（HB）、總蛋白（TP）均呈明顯的負相關。通過nrs 評分分為的營養有風險組與無風險組的生理指標組間比較均有顯著差異性，表明nrs2002評分在評估患者營養狀況時在BMI、CC、AMC、HB、TP 等指標上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能反映患者的真實營養狀況。
參考文獻
統計學相關性分析方法范文6
鄭州大學附屬中心醫院檢驗科，河南鄭州 450000
[摘要] 目的 探討和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控制水平和體內血尿酸的相互關系。方法 選取本院自2012年10月—2013年9月期間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按照血糖水平是否大于6.1 mmol/L分成A、B兩組，以正常的體檢患者（C組）為參照，測定三組受檢者的FBS、C r和UA以及BUN指標，并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 通過實驗室檢查，T2DM患者中的A組和體檢正常的C組進行對比，FBS、Cr和BUN指標都沒有明顯的差異(P＞ 0.05 )，但UA指標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0.05 )。此外， T2DM患者中的B組和C組進行對比，FBS和UA指標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0.01 ), 且Cr和BUN指標也存在明顯的差異(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另根據上述數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A、C 兩組患者的FBS指標和UA、C r及BUN指標之間沒有相關性。但B組患者存在著正相關關系(r值分別為 0.309，0.172和0.150)。結論 2型糖尿病患者平時的FBS指標升高，或者導致UA指標的升高，可能是該類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一。
[
關鍵詞 ] 2型糖尿?。谎强刂?；血尿酸
[中圖分類號] R58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6（b）-0091-02
[作者簡介] 時華鳳（1971-），女，河南鄭州人，本科，鄭州大學附屬中心醫院檢驗科，主管檢驗師，主要從事免疫檢驗工作。
因為2型糖尿病患者（T2DM）的發病原因和發病機理目前還不能完全明確，患者的個體差異比較大，所以治療效果在總體并不夠理想，需要加強疾病的預防和綜合治療[1]。有關流行病學研究資料證明，高尿酸（UA）屬于T2DM患者發生卒中事件的較為強烈的預示因子，但和其它的心血管因子沒有關系[2]。為了探討2型糖尿病患者（T2DM）體內空腹血糖和UA之間的關系，并且進一步研究不同的血糖指標對于UA的具體影響,本文對收治的T2DM患者，依據空腹血糖（FBS）不同的控制水平展開分組，并和正常的體檢患者上述指標進行對比，以探討T2DM患者的FBS控制水平和UA指標之間的相關性?，F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自2012年10月—2013年9月收治的T2DM患者和正常體檢者共276例，全部T2DM患者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診斷標準。按照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將其分為A、B 兩組，A組患者的FBS控制水平在6.1 mmol/L以下，共155例，男性共102例，女性共53例，患者年齡在52~79歲之間，平均年齡(68.3±8.2)歲，患者的病程在5~20年之間，平均病程為(13.5±6.9)年；B組的患者FBS控制指標在 6.1 mmol/L以上，共 118例，其中男性共97例，女性共21例，患者年齡在55~81歲之間，平均年齡為(74.7±6.3)歲，患者的病程在6~18年之間，平均病程為(11.9±7.3)年。入選的對照組(C組)屬于來本院體檢的沒有糖尿病癥狀的正?；颊吖?0例，其中，男性共65例，女性共25例，患者年齡在58~7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0.4±7.9)歲。該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和平均病程等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實驗室檢查
全部受檢者均在清晨空腹抽血檢查。主要檢查指標包括FBS(己糖激酶法)、肌酐（Cr)(堿性苦味酸法) 和UA（Trinder法) 以及尿素氮(BUN）脲酶法)[3]。實驗實用的儀器為日立708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全部實驗試劑都是上海申能賽德診斷試劑技術公司制造提供。
1.3觀察指標
詳細記錄和匯總三組受檢者的FBS、C r和UA以及BUN指標，然后進行對比。進行直線相關性分析。
1.4統計學分析
運用spss 18.0統計學軟件進行綜合性分析。全部計量資料通過均數加減標準差(x±s)進行表示，并采用t檢驗，全部計數資料運用χ2檢驗。如果P＜0.05，表明組間數據存在明顯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通過實驗室檢查，T2DM患者中的A組和體檢正常的C組進行對比，FBS、 Cr和BUN指標都沒有明顯的差異(P＞0.05 )，但UA指標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0.05 )。此外，T2DM患者中的B組和C組進行對比，FBS和UA指標存在顯著性的差異(P＜0.01 )，且Cr和BUN指標也存在明顯的差異(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詳見表1。
表1三組實驗室檢查指標結果對比（mmol/L）
注：和A組對比，表示**P<0.01, 表示*P<0.05; 和C組對比，表示P<0.05, 表示P<0.01。
另根據上述數據通過直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A、C 兩組患者的FBS指標和UA、C r及BUN指標之間沒有相關性。但B組患者存在著正相關關系(r值分別為 0. 309、0.172和0.150)。
3討論
T2DM屬于老年患者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其病率高達11. 62%，并且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死亡原因[4]。UA指標的升高，不但會造成痛風性關節炎與痛風性腎病，而且是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險因素。Peter C等[5]研究認為，導致T2DM患者血液中UA的升高的主要因素是該類患者體內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升高，從而造成人體內黃嘌呤生成UA的增加。同時由于患者一般都常伴隨著腎小球的缺氧狀況，加快乳酸的生成，結果競爭性地抑制了UA的排泄。
本組資料結果顯示:B組患者FBS和UA指標明顯高于C組患者，二者存在顯著性的差異, 且Cr和BUN指標也存在明顯的差異(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2型糖尿病患者平時的FBS指標升高，或者導致UA指標的升高，可能是這些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一。
關于患者高UA血癥和代謝綜合征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很多非DM患者中國內外早有報道[6-7]。本項研究結果顯示，在DM患者平時的FBS指標在6.1 mmol/L以上時，其FBS升高和高UA血癥之間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這與上述研究結果相符。該項結果也充分證明，如果DM患者在平時把FBS指標控制在正常值水平，就能夠延緩或者減小高UA血癥的發生率，因此有著極為重要的臨床參考價值。在早期就嚴格地控制血糖水平，不但能夠延緩患者的進程發展，而且也有利于減少并發癥惡化甚至發生[8]，這也充分說明了T2DM患者控制于穩定血糖的重要意義。
綜上所示，2型糖尿病患者平時的FBS指標升高，或者導致UA指標的升高，可能是這些疾病發生的危險因素一。所以，對于2型糖尿病患者，應當對自身的血糖和尿糖水平變化加強自我監測，然后根據監測得結果來及時調整用藥和劑量，盡量將血糖水平控制到標準水平，從而有利于延緩和減少產生并發癥，提高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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