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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1
關鍵詞： 日本；質量管理；文化傳統；制度創新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眾所周知，世界上有兩個以質量聞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戰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很大程度上就與其產品和服務方面的“質量奇跡”有關。是什么造成了這種“奇跡”？
圍繞上述問題，學者們發表了不少論著，相關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現代質量控制體系和制度規范。這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宏觀層面的政府規制體系，另一方面為微觀層面的公司治理結構。就政府規制體系而言，學者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質量奇跡緣于廣泛的政府規制，通過政府干預一方面對市場失靈進行了矯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對相關產業進行了保護和扶植。對此，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課題組（1994）就指出，日本的經濟發展和質量奇跡可以歸結為一種“制度上的創新”，即“日本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卻導入了一些社會主義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會主義的調解手段”。莽景石（2001）的相關研究解釋了日本政府規制的興起原因，他指出，通過戰后的改革，日本“成為一個具有權威主義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政黨與官僚的長期結盟，導致了一種相對集權的政治結構的出現，形成了實際政治經濟過程的官僚控制”，這一政治體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較強的議價能力，進而在協調與企業的關系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了較大的優勢。車（1998）的相關研究介紹了日本政府規制的具體內容，他指出，日本的經濟和質量奇跡主要在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些干預措施包括“制定經濟計劃和提供情報信息；采取適時靈活的財政金融政策；以產業政策進行平衡協調、政府對企業實施行政指導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2001）的《日本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與政府規制透析》和譚珊穎（2002）的《論政府規制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通過考察日本相關企業立法》等文章，則從微觀視角和具體案例詳細論證了政府規制在保障產品和服務質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結構而言，相關的研究也頗為豐富，如杜導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陳建安的《日本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論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及其改革趨勢》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對美國模式的偏離與回歸？》、胡欣欣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機能與股票市場的利弊――關于戰后日本股份制特點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課題組（1998）所編寫的《日本經濟的活力》一書，在該書中，他們將日本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概括為五點：（1）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企業的所有與經營的分離更徹底，企業經營者可以放開手腳干，經營者受到來自股東方面要求分紅的壓力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來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2）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工資制和按企業組織工會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業經營方式使企業成為富有凝聚力的組織，成為一個通過職工的錄用、訓練、福利、升遷等各個環節“把職工完全掌握起來的系統”。（3）在日本形成了一種“要忠于企業”的近乎宗教式的社會倫理。（4）與戰前相比，戰后日本企業不僅消除了企業內部人員的身份等級差別和收入上的懸殊差距，而且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明顯小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顯然，企業內部的平等化是發展現代化企業的必然要求。（5）為了追求長期發展的經營戰略目標，日本企業往往把奪取市場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潤還重，把市場占有率當做經營狀況的關鍵指標。
筆者十分認同上述學者的研究結論，即制度規范在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筆者還認為，一個國家能夠持續地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意味著它的絕大多數國民具有持久而強烈的、以質量為基本取向的工作倫理，而在這種“質量取向的工作倫理”背后，又是以某種特定的人生哲學和價值觀念為支撐。所以，對于日本質量問題的討論就可以延伸到對日本人的工作倫理及其背后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的討論。因此，筆者認為，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實際上是一種整體的成功，是整個社會的規范體系，包括內在規范（基于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外在規范（正式頒行的管理制度）體系相互作用、共同產生的結果或“功能”。居于這一規范體系最深層的，是由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所型塑的國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處于中間層次的是各種社會組織中的科學管理制度，如企業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職工中心主義以及全面質量管理體系等；處在表層或宏觀層次的是政府的各項規制體系，包括支持型規制和懲罰型規制等。正是這三個層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鑄就了日本的質量倫理及其聞名全球的質量業績。換言之，這種日本式的“質量取向的工作倫理”，既是其歷史、文化傳統持久培育、涵養的結果，同時又離不開科學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規訓作用。下面讓我們對這一問題展開具體討論。
二、文化精神與日本質量管理的“先驗模式”
在日本文化傳統中，蘊含著一些對現代日本管理產生非常重要影響的觀念資本，如忠誠的觀念，團隊合作的精神，強烈的規則與標準意識，以及勤奮、敬業的精神和一絲不茍、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態度等等。這些觀念顯然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同時又是在日本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塑造下，發生了某種日本本土化的創造性轉換，進而對日本國民的工作倫理、質量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忠”的觀念對于日本人“服從”與規則意識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觀念雖然來自中國的儒家，但它在中日兩國的價值系統中的含義卻有很大不同，從而社會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樣的。在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雖然“忠”的直接含義是“忠君”，但是這種“忠”又是以君主能夠“代天行道”、惠民保民為前提的，即必須以君主能夠有恩于民為前提條件，否則就會如孟子所說，如果君不像“君”，視人民如“土芥”，人民不僅不應該“忠”，甚至可以視君主為“寇仇”；一個大臣如果不是服從內心良知的判斷，處處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顧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婦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這就是有些歷史人物如秦檜、嚴嵩、和等生前備受皇帝恩寵，死后卻被史家貶斥為佞臣、奸臣的緣故。所以中國文化中的“忠”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其實質是一種基于良心判斷之上，以君恩為前提條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倫理卻逐漸演化為一種對君主或主上的絕對、無條件的忠誠和服從。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貴族等級制為核心的政治結構有關。不同于中國的皇帝之上還有個“天”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層面（溝口雄三，1995）。因此，天皇像神那樣是絕對至高無上的，是不可置疑的。這種絕對的天皇制為日本了樹立了絕對觀念，即：樹立了對原則、對權威的絕對服從、絕對信守的思想觀念。與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貴族制，它是一種由幕僚、各藩構成的貴族等級制，最高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農民，“士農工商”的級別森嚴而分明。在這種縱向等級之下，發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誠感和服從意識，全國忠于和服從于天皇，下級忠于和服從于等級制中的上級貴族。這種“無保留的忠”的產生也和禪宗的傳入有關。受禪宗“忘我”、斷絕生死方能“見性成佛”觀念的影響，日本文化傳統發生一種“死的覺悟”，其“忠”的倫理才進一步走向絕對化。所以，中國的“忠”說到底是對自我良心的忠誠，日本的“忠則基本上是一種旨在完全獻身于自己領主的真誠，是一種無條件、無保留的獻身精神、敬畏意識和服從精神（梁漱溟，1987）”。
中國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夠讓人面對權威（特別是橫暴的君力）時保持某種良心的自由和獨立，顯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斷忠與不忠的權力交給了每個人主觀上的“良心”、“良知”，一旦主觀判斷出現問題，這樣的“忠”就往往在實踐中流于每個人“自行其是”、自作聰明，這樣的人多了，什么規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質量標準都難以落實。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斷，但在近代的轉型過程中，它所蘊含的對于抽象的規則體系、對法制和權威的敬畏感與服從意識，以及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的規則意識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與現代企業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相結合，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在這些敬畏感、服從意識和規則意識的影響下，日本人比較能夠養成忠誠于企業和政府組織，服從于上級，以及毫不走樣地遵守規章制度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以及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勞任怨、不辭勞苦的獻身精神和中規中矩的規則意識，而這一切，最終當然會表現為強烈的質量意識和責任意識，從而提供好的產品質量和服務。日本人一般給人循規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們的規則意識所致。
（二）“共同體”意識對日本人團體認同和協作精神的塑造
質量意識也意味著一種重視社會整體利益、團體利益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一個人如果自私自利，放縱私欲，沒有整體意識或團體意識，自然就會做事懶惰馬虎、偷工減料、粗制濫造、損人利己。而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就與他們的團體取向的價值觀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歷史上，這種共同體意識、團體意識的發育主要是受其社會政治結構影響。在日本的那種等級式的貴族體制下，一個人生來就直接地隸屬于某個藩、某個領地，這些藩、領地有著明顯的共同體的范圍界限，從而容易形成明確的共同體意識。另外，村落在日本歷史上也比在中國獨立性更強。對比中日兩國的鄉村結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在鄉村之間的自由流動遷移基本上沒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礙，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一個人在某地購買了田地，就可以遷居到此地，使得中國的鄉村更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而在傳統的日本鄉村則共同體意識、排外意識相對較強，村落有比較嚴格的規則體系，對內部成員的行為進行相對嚴格約束，同時排斥外來人員的遷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閉性很強的共同體，而這也有利于日本人團體意識的發育。這種團體意識延續到現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對政府和企業組織的強烈歸屬感和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意識，使他們在個人與共同體特別是與企業共同體的關系上，更重視團體、共同體的價值和利益，更傾向于從團體中獲得生命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當1995年阪神大地震襲來的時候，許多日本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變成了廢墟，日本人沒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業震垮了，許多人卻悲痛失聲，支撐不住了，可見企業、公司對日本人來說是多么重要！正是在這種團體意識的影響下，員工們很容易產生以企業為家的思想，將其所服務的社會組織當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形成對團體的強烈歸屬感和高度責任意識，在工作中表現出勤奮忘我、吃苦耐勞的“工蜂”精神，與企業、與團體榮辱與共、對工作質量一絲不茍的態度，從而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同時，這種團體意識也有助于培養人們之間的團結與協作精神。在現代流水線作業的背景下，一個高質量的產品是每道工序、每個員工相互協調和共同配合的結果，而日本人那種對團體的強烈歸屬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現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職分”思想對于日本人敬業精神與認真態度的塑造
一個企業乃至全社會能夠持續地（而非在某種外在強制下偶然地）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也意味著其大部分社會成員必須擁有一種專注的、心無旁騖的工作心態，意味著能夠認真嚴肅地對待每一件工作，并能從中獲得滿足感和愉悅感的敬業精神和職業莊重感。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在儒家思想中雖然也有些“居敬”、“莊敬”、“職分”等觀念，對于中國的敬業精神的發育也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總起來看，誠如牟宗三（1991）先生這位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浪漫性太強，英雄氣太重，而‘事功的精神不夠’，比較偏重于追求大目標、大事業，缺乏老老實實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這使得中國人的敬業精神相對不足。日本作為一個國土狹小的島國，資源貧乏，而且飽受地震火災的侵擾，這樣的地理環境和國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同時也促使他們走向一種追求小而精的、內涵發展式道路，從而容易養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壺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這種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也與其獨特的宗教文化有關。日本是個多神教、泛神教的國家，他們認為萬物都有道，都有靈。這使得他們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賦予神圣的意義。而日本佛教的“職分”思想也對培育日本人的敬業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來，佛教從中國唐朝的百丈禪師開始就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強調世間法即一切法，“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只要認真對待每一件工作，無論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從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義。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日本戰國末年的禪宗僧人鈴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職業皆佛行”的“職分”思想，認為“世法則佛法”、“佛法不異于世間法”（“修業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專心于日常之職業生活即為佛法之實踐，倡導在世俗生活中開顯佛法之真精神。商人只要不違正直之宗旨，其經濟活動是合理的。農人以鋤鐮盡心勤勉播種、耕作、收割，就是學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這種思想傳統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對于職業的神圣感和敬重感，做事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到過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這句話，叫做“日本人無小事”，同時也容易對日本人產生“小氣”的印象。這種“小氣”的風格甚至經常受到我們一些同胞們揶揄，但是這種“小氣”用于工作時，恰恰使日本人能夠認真做好每一件“小事”，莊重對待每一件“小事”，表現出一絲不茍、勤勤懇懇的職業精神和工作態度。也正是靠著這種“小氣”，使他們在做事時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種盡善盡美的“完美主義”原則，把工作當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藝術的美感。可以說，這種對工作莊重、認真、勤奮、敬業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態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質量奇跡的奧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義所揭示的那樣，制度作為一套實現社會秩序的規則體系，包括內在規則系統（內在制度）和外在規則系統（正式頒布的外在制度）兩個基本層面。其中內在規則系統主要包括價值信念、道德倫理規范、風俗習慣等，它們構成了各種正式制度的基礎或“先驗模式”，各種正式制度實際上是對既存的社會內在規則的正式確認，而絕非被任意“制定”出來的（韋森，2005）。因此，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起碼的道德倫理規范的“社會資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規范再完美也沒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傳統中的一些人生哲學、價值觀以及由此產生的工作倫理，就是日本質量管理規范體系中的靈魂和基礎。
三、政府規制與日本質量管理的宏觀層面
雖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倫理構成了日本質量規范的基礎和靈魂，但這種“內在規則”畢竟是依靠員工的道德自律發揮作用的，難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彈性，仍然存在誘發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再加上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本身就蘊含著外部性、自然壟斷、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性等市場失靈的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適度干預和規制，就無法保證企業等社會組織持續地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產品，進而為害社會?；凇皟仍谝巹t”的模糊特點和“市場機制”的失靈可能，作為“外在規則”的政府監管與規制就顯得必然與必要。那么，在質量問題上日本政府是如何發揮規制和監管作用的呢？
（一）政府規制的前提：協調型的政府―企業關系
眾所周知，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社會原因，日本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十分獨特。它既不是政府對企業的簡單規制關系，也不是“消極國家”意義的政府對市場的放任關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間，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政府―企業相互依存的“協調模式”?！霸谶@一模式下，政府和企業形成多元的或多渠道的協調溝通與調控關系。比如在宏觀層面上，政府通過各種企業法規、金融政策方面的規制，積極介入企業”（Lee and Yamazawa，1990）。在中觀乃至微觀層面上，則是在政府各部委與所管轄的民間企事業團體之間形成長期的信息溝通和協調關系，其突出的表現就是企業以產業界為單位，由產業界團體與政府方面進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則按產業類別設立被稱為“原局?原課”的部門，專門擔當與企業的交涉，形成一種“關系型控制體系”（孫麗，2008）或“官民一體”（王德迅，1998）的產業協調發展體制。圖1展示了日本政府與企業之間溝通協調的框架結構，這一框架結構具有以下特點：（1）日本政府各部委之間的管轄范圍區分嚴格，各部委與各管轄范圍內的民間企事業團體之間形成了長期的關系；（2）日本經濟體制中的“政府―企業關系”由代表產業界的產業界團體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課按產業類別進行交涉，具體表現為圖中的虛線部分；（3）日本政策的制定權分散于各個掌管工業的部門和其相對應的產業領域中 ，不同部門之間相互協調，執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說，與企業聯系緊密的政府各部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導的作用；（4）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向來以親密友好著稱，因為政府官僚執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導”方式，法律規定外的官員和企業之間的會議不計其數，政府視自己為國內產業的促進者，而非鐵面無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點給我們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個“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導權、與企業相處融洽并了解企業動態”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時也告訴我們，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政府與大企業保有緊密的合作。產業政策、規制體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絕不是政府單方面計劃行動的結果，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和影響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銀行1994年的報告對此評價道：“日本存在一個能力高、不正行為少的官僚機構，這樣的官僚機構一邊從政治的壓力中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一邊利用審議會等和民間企業進行情報的交換和協作?！庇纱耍覀儾浑y想象，在這種情報交流通暢、政府企業關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政府能夠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以及規制標準也就理所當然了。因此，協調的政府―企業關系是日本政府規制的前提。
（二）政府規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體系標準
為了保障企業和各社會組織能夠提供良好的產品和服務，日本政府在發揮規制功能方面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依靠嚴格而健全的法律體系對生產和服務的各個領域進行全面監管。從國家規制發揮作用的范圍來看，日本《東銀周報》曾在1995年7月20日的報道中指出，“日本在1990年受國家規制限制的經濟領域占所有經濟領域的41.8%，而在同時期的美國，這一比例只有6.6%”。這也使得日本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是政府規制最多的國家。從橫向上看，這些規制類法律幾乎涵蓋了日本生產與服務的諸領域，包括電力、鐵路、通訊、食品、商業等等；從縱向來看，這些規制類法律幾乎涉及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的各個環節，包括市場準入（認證許可）、生產設備新增、進口、市場售價等等（莽景石，2000）。
日本規制類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這是規制的內在要求。所謂規制，主要是指運用法律、規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對微觀經濟主體及其活動進行規范、激勵和約束、限制，修正市場經濟的先天性缺陷，引領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規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賴性”，它是以法律、規章、制度的存在作為前提條件和重要手段，只有這些法律、規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預企業、經濟的行為才能變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這是日本質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結果。從規制手段實施的時期來看，規制可以分為事前規制與事后規制兩個階段。事前規制主要體現為制定績效標準、規格以及偏差預警系統；事后規制主要表現為對規格、標準的維持進行確認和監督。但是質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點，一旦造成傷害即無法彌補。因此，日本政府在質量管理上，特別強調“事前規制”，以期通過“預防行政”收“先下手為強”之功效。在這一管理理念的指導和誘發下，具體到規制類法律上，就特別強調“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規制類法律健全不僅理所當然，更是為政府規制的順利施行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規制的手段：支持型規制與懲罰型規制的并用
我們知道，政府對企業的規制可以分為懲罰型規制（矯正）和支持型規制（改善）兩種類型。就支持型規制而言，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對企業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質量管理能夠長期反復進行的根本原因（張秀敏、高淑娟，2006）。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1）放手讓企業進行競爭的同時，積極編制滾動式的長遠規劃，以引導和適應企業的發展需求。（2）日本政府以經濟為杠桿（包括稅收、信貸、經濟立法等）對企業進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過各種規制建立了日本銀行的“護送船團”方式和主銀行制，進而直接控制了銀行和金融業，再通過銀行和金融業為企業進行各種貸款支持和產業扶植。（3）日本對中小企業采取特殊扶持方針，鼓勵其提高質量，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日本政府為了解決中小企業籌資難等各種問題，一方面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另一方面制定了專門的法律政策（參見表1）；另外，還從勞動力、技術情報、原材料幾個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協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關系。（4）日本以“技術立國”為方針，著力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為此，政府將技術開發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7%提高到3%，將技術開發費中政府負擔的比例由30%提高到40%，并重點扶植一系列新技術的開發。（5）為促進企業質量發展，日本設置了各種獎勵措施，如通產省的“出口企業產品標識制度”和科學技術聯盟的國家質量獎――“戴明獎”等，以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增強國際競爭力。
就懲罰型規制而言，上述已經提到，日本的規制類法律不僅多而且嚴，除了國家嚴厲的法律規制外，通商產業省還有相關的產業政策的約束，這些法律和政策，無一例外地強調，企業必須依法照章辦事，絕不允許投機取巧，絕不允許違法亂紀。如若有違法亂紀的行為，小的方面而言，將會失去國家政府的信貸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額的罰金足以會使一個企業及個人傾家蕩產，甚至鋃鐺入獄。通過對于支持型規制與懲罰型規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獎優罰劣，從而維護產品質量法規的權威性，促進質量管理的提升和發展。
四、企業制度與日本質量管理的中觀層面
政府質量監管，在整個宏觀質量管理體系中，最重要的職能是保證一個國家或區域總體質量的安全。政府當然有促進一個社會總體質量向更高目標發展的任務，但是由于更好的質量標準，實際上根本沒有辦法加以靜態確定。更重要的還在于，“更好的質量標準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為就能達成的，它更多地取決于一個良好的、公平的質量制度環境，以及取決于企業的自身努力”（程虹，2009）。因此，要想從“質量安全”邁向“質量發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質量標準，關鍵在于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要依法進行自我約束、自我規范、自我管理，并根據市場規律進行自我經營和自我決策。
日本在經濟上具有自由化的特點，市場經濟也比較發達，日本各企業為了應對市場自由競爭的壓力，提出了“以質量求生存”的口號，積極進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創新，并發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成果，從中觀的企業層面保證了日本的質量管理。概括而言，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終身雇傭制
日本企業在用工制度上比較普遍地實行終身雇傭制。這種看似不符合市場邏輯的制度模式，其實內含著深刻的經濟理性，符合雇傭雙方的權利要求。從企業角度來講，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穩定而優質的勞動力資源，進而推動了企業的技術革新與質量發展。培養一個高技術的員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入，也需要中長期的培訓。終身雇傭制度恰恰為此提供了資金與時間的保障，并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受到法律規范和保護的契約關系。因此，企業可以放心對員工進行長期經營和培訓，而不用擔心企業員工的跳槽和辭職，以及由此給企業帶來的嚴重人力資本損失及其相關的成本代價。反過來說，受過培訓的高技術員工又會進一步改進生產技術，進而推動企業的技術革新與質量發展。從職工角度來講，有利于規避失業的風險，充分調動職員的積極性。這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業員工安于本職。日本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較小，從業人員離職很困難。一旦辭離原來的企業，一般只能到中小企業就職，而這些企業工資低、勞動條件差、福利設施幾乎沒有，并且還要被嘲笑為“懶惰、輕浮”之人，因此，離職的代價是極其嚴重的，這進而塑造了日本企業員工“既來之，則安之”的思想觀念，強化了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忠誠感。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業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和主人翁意識。企業的發展繁榮與職員的物質利益密切相關，所以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關心企業的經營。如果企業經營搞活了，不僅能增加獎金，勞動條件和福利設施也會得到相應改善。但企業一旦虧損或破產，就會減少獎金，甚至失業。因而日本企業的職員為了自己所在企業的繁榮不僅能盡力工作，還積極參加技術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議，進而讓企業員工形成了一種“干一行，愛一行”的心理觀念。總之，終身雇傭制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既規定著雙方的義務又保障著雙方的權利，使雙方都有了安全感，有利于創造相互合作及和諧的組織管理氣氛，從而間接地促進了質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業在報酬體系上實行年功序列制，主要體現為工齡工資制和工齡升遷制。這種工資制度不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工資額，而是按照職員勞動熟練程度和對企業貢獻大小的工齡來決定的。同時根據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資標準的規定，使職工每年工資都有所增加?；竟べY的增加，決定因素主要是工齡。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輕人員的工資所得比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其貢獻度并不匹配的，與之相反，中老年從業人員的工資所得則會比較多。因此，對于年輕從業人員而言，過少的支付意味著對企業的變相投資，年輕時的“投資”會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從業人員的這一顯性出資甚至比股東的股票所承擔的風險還大，因為從業人員在中途離職和企業破產都可能意味著收益的直接損失，日本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因此不得不與企業結成長期一體化的命運。除此之外，日本企業還通過工齡升遷制來滿足從業員工渴望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換言之，對于企業員工而言，物質酬勞、公司職位與工齡大體呈一種正相關關系，工齡越久，酬勞和職位就越高。這就讓企業員工一方面對未來有了預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創建和諧的員工關系和企業氛圍，在這樣一種現在時態和諧、未來時態可期的工作氛圍下，質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當然。
（三）職工中心主義
日本企業“職工中心主義”觀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歷史和制度兩個方面。就歷史原因而言，二戰后，日本政府通過解散財閥、農地改革、勞動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對既存權力進行了瓦解，對既有資產進行了分配，進而縮短了專業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經濟和社會距離，從根本上變革了日本企業的所有觀；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業采用的終身雇傭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報酬體系，增強了職工的主人翁意識，職工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企業，不遺余力地為企業做貢獻。
具體而言，這種“職工中心主義”主要體現在所有觀念、實際操作和最終受益三方面。（1）所有觀念方面，從業人員雖然不是企業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識。股東盡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識。1990年日本經濟新聞社采用抽樣調查對100名企業課長進行有關“企業應屬于誰？”和“現實中是誰的？”等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參見表2），無論在應然觀念上，還是在實然觀念上，“屬于職工”的回答分別以80%和77%的高比例占據榜首。這進一步表明，日本企業的所有觀是以職工為中心的含有其他利害相關者的觀念體系。（2）實際操作方面，日本企業中的經營者與職工的關系與歐美等國不同，企業職工進入公司時，沒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人都能逐漸進入經營管理層，而且還是職工代表。在1990年對日本113名大企業社長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作為社長支持的基礎，最需要重視的主體是職工（63%），其次是董事（18%），最后是股東（12%），可以認為，日本公司從實質上而言，已經變成了職工的財產。（3）最終受益方面，公司收入雖然首先要滿足投資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額則用于確保公司的未來發展和保證職工的未來利益，因此職工是最終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四）全面質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聯盟理事長鈴江康平在一次管理者大會上所說：“我們國家什么也沒有，只有全面質量管理，我們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發展它，否則，我們在國際上戰斗的武器就丟掉了?！睂τ谌尜|量管理，日本學者狩野紀昭曾這樣解釋到：“它是指以質量保證為核心的經營管理。各部門和階層都必須在經營者的領導下，以日常管理（各部門管理）和各種職能管理為基礎，實行方針目標管理?！保?984）概括而言，就是全員參加、全員管理、全員教育。經過多年的積累和實踐，目前的全面質量管理又有了兩個新的趨勢：（1）向廣度、向普及的方向發展。表現為在全社會各行各業都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把銷售服務工作推進到產品使用全過程，考慮延長“包修期”，乃至考慮到“社會保險”；注重跨企業組織質量管理協作，這是因為日本企業從外部購入的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為了保證質量，企業間相互真誠的質量保證就極為重要。（2）向縱深、向提高方向發展。這表現為：重視加強產品形成早期階段的管理，把質量管理的重點放在設計方案、加工樣品、調整工藝流程等階段，事先把好關；注意生產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不搞形式主義、突擊生產、超負荷運轉；提高人的素質，進行普遍的質量管理教育，把人當成全面質量管理的核心，強調“把質量意識注入每位員工的血脈之中”。日本企業全面質量管理的推行，也為日本帶來了高質量的奇效。
五、結語
總之，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傳統與制度創新合力的結果。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得出了以下兩點結論和啟示：（1）好的質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傳統以及文化所產生的價值觀、世界觀和生活的態度，會對人的質量意識產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質量意識，必須有能夠培養忠誠、服從、合作、求精、敬業等觀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制度，這里說的是正式設立的制度，而不是習慣和慣例，好的制度既能對人形成一種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對人形成一種激勵機制，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顯然是與政府規制、企業政策等制度離不開的。（2）好的質量又源于整體層次功能的發揮。日本質量的成功是宏觀政府規制、中觀企業制度以及深層文化傳統共同作用并且長期堅持的結果，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會影響到其他層次作用的發揮。這三個層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日本質量管理的發展和進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兩點的結論和啟示，對于正處在轉型時期、產品和服務質量問題十分突出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值得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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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2
關鍵詞:傳統文化課;教學改革;新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236-02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過去,構成的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傳統文化。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以史為鑒,是必要的。也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目標,被界定為“向大學生們展示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創造出的燦爛的古代文化成就”,以期增進“一個民族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年輕成員對本民族的向心力”,使他們具有“深刻的愛國情懷”(陳廷湘《中國文化》前言),照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如果從學生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學習傳統文化,只是為了回到歷史,回到過去,而不是立足于自身的需要,立足于當代的需要。因此,這門課的價值和意義離自己太遠,空泛不實際,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也就不高。這是學生的錯嗎?其實,學生也是懂得“鑒古以知今”的,學了知識,對自己總有用,他們這樣想并不是過于功利。然而表述迂回,目標不具體不明確,到底還是會打擊學習自覺性的。
最關鍵的是,把傳統文化課的學習定位為了解過去,很容易讓教師把課堂講授變成單純的羅列、介紹。既然中國的歷史那么悠久,文化有那么豐富多樣、燦爛輝煌,那就像開店鋪那樣一一陳列展示,加以說明;于是駁雜渙漫,不分輕重,結果是事半功倍,費力不討好。學生呢?雖然也驚嘆于傳統文化的豐饒精深,但也就止于驚嘆而已。他們會覺得,那都是過去,而我們現在卻似乎在走下坡路,走到了死胡同,什么都不如人。炫耀過去有什么用?
那么當我們把傳統文化的學習目的直接指明為“了解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當代的社會”的話,情況會好得多。我們知道,“人逃不出歷史的掌心”,人是歷史的產物。要理解“我們是誰?我們為什么這樣?”之類的問題,就必須回溯歷史,到傳統中尋找答案。如此一來,龐大駁雜的傳統文化,該講哪些,可以不講哪些,就比較明確了。這是就教師而言。就學生而言,由于本就生活于這個文化中,本就是中國人,對我們自己,對社會,到底也還是有所了解有所認知的。追究自己何以是這個樣子,對于他們來說,就很有意思,很有必要。這樣,學習的積極性自然會高漲。
是的,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了解歷史,學習傳統文化,必須立足于當代,立足于我們自身。《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指導思想,必須首先確立于這一點上。
高校教師,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對于中國文化的本質,我們更應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事實上,文化雖然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或加上制度層面),但動物未有文化而人獨有之,說明文化其實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任何文化產品都是負載著人的精神理念的,在根本上,文化是人的精神產品。由于作為人的精神所在,人的意識領域包括的內容,按一般的劃分,就是知、情、意三部分(也有論者把“意”歸并到另二者中,于是人的意識就只是“知”和“情”兩大塊),那么,這樣來劃分,一種文化,要么是偏于認知,要么是偏于情感,或者是兩者交雜。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文化屬于理性主義文化,則中國文化則屬于情感主義文化,是以情感為本位的。情感本位,是中國文化的本質和內核,是貫串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紐帶,因此也是我們講授傳統文化這門課的邏輯主線。
把中國文化的本質界定為情感本位,對不對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努力要恢復三代的禮制(老莊的道家說返璞歸真,回歸自然,也是指向三代。當三代這種理想社會消失時,儒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努力去恢復;道家則失望而消極對待現實。儒道其實有相同的社會理想,只是話語方式不一樣而已)。而三代其實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單位構建的部落社會。在這樣的部族社會中,人因為有血緣關系,有自然的人際倫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情感關系,所以也就相親相諧,民風古樸,社會安寧?！叭鍖W”也稱“仁學”。所謂“仁”,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就是“二人”?？鬃佑终f,“仁者愛人”。這就是說,孔子所肯定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理想的人際的關系,就是人與人都相親相近,就是要通過用情感來維系人際間,建立起和諧幸福的世界。而當儒家思想一當建立,特別是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而且也使統治行之有效之后,以情感為內核的文化,于是也就牢固下來,并不斷延續下去。問題只是,這種內核,越來越隱蔽(人口擴大、社會發展使得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更多樣更復雜了),以至人們都注意不到了。但文化的情感本位主義,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體現著――通常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講關系,講人情,甚至是江湖義氣,這不就是極好的注釋嗎?
以情感為本位,在中國的傳統禮俗,中國傳統文學、音樂和繪畫藝術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中國古典哲學美學中也是如此(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高峰,由于其鼓吹“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以理抑情,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它不屬于情感本位而是理性主義的。但其實只要明白宋明理學諸人其實都是承孔子之衣缽,是在解釋和闡發儒家仁學,這種誤讀就可消除),甚至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官宦制度上也沁潤良深。因此,把情感本位界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將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講授的邏輯線索,是可以成立的。對于學生而言,通過學習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后能夠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這一本質特征,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獲。因為達到了這一點,也就實現了前面我們說的“了解自己,認識我們的當下處境”這個目標。
必須要讓學生明白,了解和學習傳統,不是為了回到過去,按舊的方式來生活。社會現實是向前發展的,一切都不可能停滯,更不可能回頭;文化也是動態的,永遠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課,不僅是要在認識和了解我們傳統的基礎上,達到對我們自己,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認識理解,更要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更新和發展文化,構建起適合于我們當代世界和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文化。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新文化的建設。
既然每一個“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既然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那么,這就意味著傳統不僅塑造了我們,而且這傳統有適合于我們生存的東西。而同時,文化作為一定時代和環境的生活樣式,當環境和時代變化時,它的適應性就會有問題。對傳統的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或“批判地繼承”,說的無非就是保留對我們依然有價值的方面,舍棄其中不再適用的觀念、取向或行為方式。問題在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是它的精華,哪些又屬于糟粕?我們要繼承哪些東西,又拋棄哪些東西呢?這就有需要辯明的地方。
以情感本位為本質的中國文化,肇基于遠古時代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宗族社會。人與人之間因為有血緣關系,所以情感相依,親近團結,社會和諧。又因為血緣家族中存在年齡級差,因而有上下尊卑的格序;這種尊卑秩序被延展放大到全社會,于是形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等級關系。同時,個體的價值和權利也在這種尊卑格局中被淡化了。缺少個性,缺少生動活潑的個體,是中國傳統時代的基本生命狀態。由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化,于是做什么都講關系論交情,喜歡小圈子抱團,把情凌駕于理之上,所以傳統中國人往往原則性不強,也缺乏公平正義的信念。公共領域不健全,公共事務無人管。這種種弊端,直至今天的中國社會,也還普遍存在。這些現象,為我們所深惡痛絕,也認識到是傳統中固有的因素,所以很多人主張徹底否定傳統,雖然顯得極端,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3
關鍵詞：歷史悠久；中國特色；產品設計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8-0072-01
一、中國傳統元素的思考
作為中國傳統符號，應該是積極向上的正面形象，應該是能夠體現中華精神的元素，同時還應該是反映中國文化本質的符號。
第一，在思想上，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得先深入學習中國傳統思想，中國人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和諧、中庸、忠孝禮義”這些都是中國人一直崇尚的哲學思想，傳達了中國人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人本向善的精神本質。
第二，在形式上，漢字、斗拱、宮燈、圖騰、皮影、白鶴、四圣獸、祥云、陰陽等，還有天圓地方的造型，呈中軸線對稱分布的布局，都是一些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
第三，在色彩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獨特的色彩情感，人們對于顏色的理解通常是跟民族的和神話故事聯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國紅就是趨利辟邪歡樂喜慶的象征，而中國的綠色也有獨特的意蘊。因此，顏色是有符號特性的。
第四，在裝飾樣式上，中國傳統紋樣的裝飾不僅僅只是表現審美更多地是體現在特定的時期內文化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應用和借鑒裝飾的時候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以說，中國元素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符號，而是一些具有中國深遠文化意義的符號。
二、產品設計中的傳統符號
第一，產品設計要求將美觀與實用功能完美的結合起來，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將傳統的文化符號合理的變形和融合就可以有效實現設計文化的延續性，同時又不失現代感。
第二，一個產品如果能夠取得成功，那么一定就是生動傳神的設計，一定是能夠體現一定的文化內涵的設計，也一定是能引起人們某種情感的共鳴而這種內涵通常就是一種文化的東西，一種能喚醒人內心深處記憶的東西，也是一種象征傳統意義的符號。
第三，中國傳統符號講究圖形的虛實關系和審美裝飾性，而產品設計同樣也講究結構地均衡和統一，形式的連貫和呼應，產品的設計形式同樣也可以從傳統符號里面找到靈感。
第四，傳統文化的符號通常是看起來簡潔而實際意義豐富深遠，運用傳統符號將產品進行重新設計，以傳統而又不失現代時尚的構成方法，創造出人文化時尚化的產品。
所以產品中的傳統符號應該是一種現代與傳統的整合，是意義與形式的統一，而不是部分設計情況和內容胡亂地把傳統文化的形式硬塞在沒有對應意義的產品身上去。
三、傳統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
首先，中國文化里面有很多傳統元素，但并不是每一種元素都可以應用產品的設計中來，所以在應用傳統文化符號時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要結合不同的設計背景和意義，合理選擇適當的元素。
其次，產品的形式與功能是相互統一的，有很多傳統形式已經無法承載現代產品的功能，所以在進行產品設計時，應該打破傳統形式的束縛，在不改變傳統文化實質內容的前提，融合現代社會流行的時尚元素，創造出新的傳統符號形式，這才是傳統符號應用的本質所在。
最后，作為中國元素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一種能夠被識別和記憶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的設計。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產品設計要想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體現本土化的特點和創新，既要讓世界都認識和接受中國文化，同時也要保留文化的精髓不斷地用現代方法進行創新。
四、總結
隨著中國2008年奧運的召開，對中國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對中國元素的發掘已經提升到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對于產品產品設計而言，遠不止運用色彩和造型這么簡單，還需要順應時展趨勢，結合我國受眾心理，從過去對功能的滿足進一步上升到對人的精神關懷，繼承、重視和發揚中國文化，在設計中融入文化，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那么中國的產品設計也必將會輝煌于世界。作為設計師應該正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符號，我們應該在進行創作時，也應從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素材，創造出屬于中國式的現代設計作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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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4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產品設計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述及其意義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大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在悠悠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歷史到文學，從建筑到宗教，從曲藝繪畫到民風民俗等都涵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具體來講，從傳統習俗講，包括一些節日以及相關的的傳統習俗，像元宵看花燈，端午吃粽子，中秋賞月；從建筑講，有瓦房竹樓，亭臺軒榭；從傳統文藝講，古代文學、傳統戲曲、繪畫、樂器、舞蹈；從傳統思想講，傳統理論觀點，學術思想和道德倫理觀念等。這些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各種精神形態和物質形態的總稱，傳承著我們祖先的歷史和文明。
若說領土是民族的身體，那文化就是民族的靈魂。古今中外，多少國家因為民族文化缺失，導致失去領土國家。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在戰亂中衰弱了；入侵印度的蠻族部落把創造古印度文明的當地人當作奴隸一樣的驅使至今，只有中國是從四大文明古國走到現代的國家，這都是民族精神的強大力量，這是中華文化富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體現。所以作為當今時代的我們，每個人有責任和義務，繼承發揚我們的傳統民族文化。
二.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的意義
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是繼產品設計發展和旅游文化產業發展之后，新興起來的一種結合文化特色的產品設計。好的傳統文化產品符合以下兩點：一，要符合好產品的基本要求，包括使用功能需求和外觀視覺需求，再就是具有商業價值。二，體現民族精神，其設計的引入方式一定要恰當，不能生搬硬套，能讓用戶在使用產品時，自然地體會到文化精神的內涵，而且從中得到美感和文化熏陶。
目前，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產品設計主要包含在旅游紀念品和文化宣傳品設計中，但隨著人們對文化的重視，漸漸的也滲透到生活用品的設計中。從全球設計現狀來看，北歐設計獨樹一幟，以純粹、洗練和樸實的風格像世人們展示著他們追求輕松的浪漫文化，德國設計則把國民的嚴謹性和理性融入到他們的產品中，日本則把節儉和綠色作為設計的導向，精致細膩的文化色彩在其傳統文化產品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所以，當我們拿著一本設計手冊或者時尚報刊時，能看到各個國家設計師的作品，為什么能一眼感覺到，這是哪個國家的設計，就是民族文化的引導所帶來的不同。但是我國文化設計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方向，市場上現的有民族特色產品還是比較少，所以大力發展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已經迫在眉睫。
三.中國傳統文化產品設計現狀
中國的工業設計經過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起步較晚，文化產品欠缺特色和競爭力，不能滿足用戶的審美需求，近幾年來國家加大力度扶植文化創意產業，產品設計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視。但是從市場上來看，具有中國特色文化好的產品設計還是屈指可數。一方面，開發商一味追求生產價格低廉，提高銷售數量來增加商品利潤，沒有認識到原創設計和知識的重要性，大部分設計師是以美工的身份開展工作，沒有提升到公司發展戰略和市場導向的高度，設計創新受到了極大限制。另一方面，國內設計師對文化的研究不深入，只是表象模仿和機械套用，導致大部分產品設計陷入質量低下，風格雷同和缺乏精神內涵的怪圈。
四.怎樣做好傳統文化產品設計
經過對相關文化優秀產品設計案例的調查研究，總結為以下幾點：
4.1調查閱讀大量的當地人文歷史、地理常識和民俗典故
做一個地域文化特色調查，首先要閱讀大量的關于當地文化歷史和地理特征書籍和報刊，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形成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所以自然地理決定著當地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常年的生活方式日積月累形成了當地的文化，比如我國東北地區，人們都喜歡在飯局上開懷暢飲，這都是由于當地處與緯度比較高的地帶，常年天氣寒冷，喝酒可以驅寒，所以自然形成了東北喝酒豪爽的習俗。再就是閱讀相關的民俗典故，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先從地理位置開始調查，再讀當地的歷史，包括英雄事跡，名人名言，民俗典故等。比如“田螺姑娘”電飯煲設計，就是在引用江浙一帶流傳的民間故事，提取定時做好飯的寓意而設計的定時電飯煲。
4.2沉浸式體驗
所謂沉浸式體驗，就是完全身心沉浸在其中感受文化。書籍和期刊的作用，只是給設計者描繪了一個大致的輪廓，了解真正的當地文化，還需要親自去體驗，在體驗過程中，包括觀、聽、品、聞、感五大體驗。觀，就是要觀察，包括當地的房屋建筑、地貌植物、人們的服飾裝扮等；聽，就是要聽當地的語言、音樂、和民俗故事等；品，顧名思義品嘗地方的特色餐飲，感受當地的飲食文化；感，其實是伴隨整個體驗的，要無時不刻感受給你帶來的異域特色。
4.3抽取精髓 提煉文化本質
抽離精髓，即把所感受的文化本質提煉出來，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覺得這是做好文化產品設計最關鍵的一步，為什么北歐、德國、日本在自己的設計中都能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是因為擁有自己明確的文化價值觀，即文化本質。所以當我們在書面和親身感受文化表現之后，要根據自己的設計提煉自己所感受到的文化本質，在表象的基礎上總結出人們的生活價值觀，為什么會有這種價值觀等。只有這樣才能使設計者不停留在文化表面，局限設計。比如閩臺地區有一種奉茶的民俗習慣，好多設計者在做關于閩臺文化特色設計的時候，都做了關于茶的設計，這樣當然沒有錯誤，但是透過喝茶這個表象，我們更應該看到尊重和熱情好客的這種精神，所以如果以“尊重”“奉獻”、“樂于助人”這種文化內涵出發，會有更多的設計方案出現，也更能從本質解釋閩南的奉茶文化。
4.4結合產品 融入文化
通過前期的文化調查和體驗，提取出深層次的本質理念，然后再運用到具體的產品設計中，以理念來指導設計，貫穿于整個設計過程當中，這樣設計的產品才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而不僅僅是外觀造型的生搬硬套。像清華大學教授石振宇先生主持設計的中國式豆漿機，就是在提取中國文化基礎上設計出來的。講的是目前市場，熱銷的豆漿機是通過電機帶動刀片高速運轉，在短時間內把黃豆打成豆粉再加熱而成；但中國傳統豆漿是通過石磨磨出來的，然后再使用炭火逐漸加熱而成，因此傳統豆漿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樸素、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石振宇教授提出了純正"中國味道"的設計理念，研發出了以“研磨道”為原理的“中國式豆漿機”。這些理念一經推出就引起廣大設計師和消費者認可。
五.總結
具有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是產品設計里最難做好的設計之一，它源于人們積淀的生活價值觀，沒有那么多專業名詞和設計術語，更不是簡單表象模仿，是幾千年的習俗，是活生生的日子。面對中國文化，我們應該懷著一顆真誠敬仰的心去領悟，尊重他，體會他，因為他是莊嚴的、神圣的。希望我們都為此努力，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因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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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5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室內設計；融合
現代社會中，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人們的生活節奏明顯加快，面對的生活和思想的壓力讓人難以承受。而中國傳統文化則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這種提倡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價值理念已經開始被現代人所重視。由此，人們開始把眼光轉向傳統文化，開始進一步探索中國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的應用。室內設計是傳播時代文化的一個載體，而現代室內設計簡約時尚高雅的設計要求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基本吻合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應用還可以滿足人們對民族、傳統的情感依賴。所以，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室內設計完美結合，已經成了室內設計領域所重視的問題。
一 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是中國文明淵源流長的見證，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國家和民族發展歷程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我國傳統文化是東方文化史上一處獨特的景觀，在世界藝術之林中，中國傳統文化因其獨特的魅力熠熠生輝。傳統文化是無形的財富，它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室內設計從古至今都是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從人類建筑時代的初期，就已經開始對當時的文化加以利用，每一次觀念的更新都會帶來設計的更新，在傳統文化開始崛起的今天，現代的室內設計就更多的體現了傳統藝術的魅力。當然，這不是簡單的挪用和羅列，而是一種對內在氣質的體現，一種完美的融合。
二 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的關系
每個民族的審美觀不同，而美的東西都能夠在歷史中得以繼承和發展，在我國歷史進程中，中國文化一直貫穿著人們生活的始終，我們將傳統文化不自覺的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在我國室內設計上完全可以得到體現。而對于現代室內設計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則成了室內設計充滿活力的源泉。將室內設計的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簡約時尚的設計風格相融合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時代背景下全新的演繹。這種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的融合不只是單純的對傳統元素的應用，而是在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的理解下，將現代簡約理念和傳統元素進行拼接，以現代人的審美打造具有傳統韻味的設計，讓傳統文化在現代設計中得以充分利用，這也可以說是把傳統文化進行的二次提煉，把更精華的東西加以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和室內設計的具體關系可以表述為：
1.室內設計反映了傳統文化
可以說，人類社會有了建筑的初始，就已經收到了文化的影響，例如：在原始社會，人們會用象牙和貝殼裝飾洞穴，這體現了那是人們的原始生活狀態；在唐宋時期，人們多喜歡在室內掛上書畫等，體現了那個藝術盛行的時代特色等等。室內設計的元素都體現了當時社會的特色，可是說室內設計是是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哪種風格的設計，都有著特定文化心理結構，都是在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反映著不同的價值觀和審美，體現當時的文化風貌。因此我們可以說，設計形式來源于文化并且是現實文化的反映。
2.傳統文化影響著室內設計
設計從來就不是簡單隨意的個人創作。當時的社會傳統，文化心態、思維模式、審美觀念等都影響著每一個室內設計師，即使是特立獨行的設計師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一旦沒有了當時的文化內涵，設計師便會失去創作的靈感，不結合當時社會的需要，設計出的東西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也不會被人們所接受，那么，這個設計就是失敗的。所以說，室內設計是無時無處不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的。
三 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具體融合
1.中國傳統文化的本真與現代簡約主義的融合
我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設計思想對我國現代室內設計有著方方面面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樸素平淡，返璞歸真，一直被現代人所推崇?，F代人一再主張以質為美的簡約的審美情趣和審美思想。我國傳統文化看重簡潔質樸之美，反對奢華堆砌；注重事物的本質理念和設計的實用功能，反對為了形式而形式，強調實用性和形式的統一。這一思想當代流行的簡約室內風格思想遙相呼應，并成為簡約主義在中國的現代設計中得以流行的重要思想基礎，對當代室內設計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把簡約主義風格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體現，也就是要認真研究室內空間的布局結構，把合理利用室內空間放在第一位。在設計過程中要求用最簡單的手法來表現效果。在構思上講究精確簡潔，用最原始的材料來構建，盡可能接事物最天然的本質。
2.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和載體，是中國人民在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中總結的藝術精華，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現代室內設計運用中國傳統元素已經是一個時代的要求。西方設計界甚至認為“沒有中國元素，往往就沒有貴氣?！彼?，在西方最時髦的一種家居風格就是在西方特色基礎上，混入一兩件中國傳統樣式的家具，這樣便能產生一種極致的魅力。因為經歷了數千年，能夠留下來的中式古風家具都可算作是經典，與現代的融合性自然很高。對我國而言，傳統文化元素在室內裝飾設計中的運用古已有之。例如：我國古代威嚴的皇宮、幽靜的寺廟、典雅的江南名宅等等。保留至今的也比比皆是，如：北京故宮、圓明園遺址、頤和園，甚至是很多現存的江南民居。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文化元素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模糊，但是現代室內裝飾卻又賦予他們全新的意義。在室內設計的時候，墻面的顏色、窗戶的樣式、簾幔、燈具的造型等等都可以用我國傳統文化元素進行渲染，營造既舒適又典雅的室內環境?，F代室內設計的中國式就意味著傳統式，就離不開傳統中國元素的應用。不過現在這種中國元素的使用還停留在初級階段，有待于室內設計師的進一步開發和應用。
四 結語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室內設計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然，這種影響并不是單一和靜止的，而是一個互動和不斷發展的過程。作為現代室內設計師，最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現實，在充分掌握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把二者進行科學合理的融合，使我國的室內設計更加趨于完善，開拓出一條中國味十足，而又符合時展、滿足現代人需求的時尚設計之路。
參考文獻
[1] 沈堅. 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J]. 山西建筑. 2009（22）
傳統文化的本質范文6
“自由”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思想來源看，社會主義自由價值觀既是對“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理論的堅持，也是對我國傳統文化中關于精神自由、道德自由與政治自由內涵的繼承與發展。在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如何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理念，使之進一步發展為當下中國化的社會主義自由價值觀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極具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的研究內容。
一、以自由觀為指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的必要性
在理論體系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其核心的價值目標。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使人達到自由發展的理想境界，畢生致力于探求實現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的根本途徑。自由觀產生于實踐，而實踐既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基礎，也是人類獲得自由的現實行為基礎。在實踐中，人除了生產和再生產出人的過程之外，還“生產出他的全面性”[1]，即通過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最終形成一個“真”“善”“美”的理想世界。這種理想世界是否得以形成、人類能否得到解放，最終取決于實現它的人的素質的高低。自由觀用先進的理論說明了人類成為擁有科學世界觀與信念堅定、求真務實、平等互助的人的原因，提供了通過改造外部客觀世界與內部精神世界而自覺實現個人人格完善的方法，進而最終形成人類社會內部、以及人與自然的協調與整合，達到個人、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統一。
自由觀具有科學性與先進性，它所追求的“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終極價值目標指引著全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我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先秦儒道思想，也包含著很多張揚人的尊嚴與價值、追求精神自由與政治自由的積極思想。所以，我國新時代社會主義自由思想一方面需要以的自由觀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另一方面則需要借助自身傳統文化，對其適度加工，以豐富和支撐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價值理論。以儒道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包含著深厚的道德人文精神和充沛的主體自由意識。道德精神與自由意識是人在自覺中對自身生命與生活本身的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在理解人的道德本性與人生意義的基礎上，要求人自覺地實現這種態度，并有效地對其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發生規范和導向作用。然而傳統文化的自由思想畢竟產生于傳統的自然經濟或農業文明，歷史的局限性必將使其在極權統治者的利用下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由的思想資源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倫理道德層面，它高揚主體的意志自由，強化主體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體現了個體對個人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對保證社會自由的合理社會規范的自覺選擇，具有政治倫理上的規范功能；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它最終還是屈服于君主專制的強大力量，在與權力結合的過程中逐步走向道德專制，從而失去其自由的本質思想特征。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儒家、道家的自由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專制政治的毒害，但其自身的缺點也助長了專制政治的罪惡。因此，必須將的自由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融會貫通，汲取傳統文化中的自由思想精華，將先秦儒家、道家自由理念中所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義和政治抗議精神等核心價值與自由、民主政治思想進行比照并創造性地融合，去除其落后性與保守性的因素，發揚其與自由觀相一致的人的獨立自由和個性解放精神，使之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成為推進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和制度文明的有力工具。
二、視野下進行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研究的現狀
在視野下進行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的研究，屬于中國化研究。當前，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研究已成為研究中國化的一個熱點問題。在這方面，很多學者注重從宏觀方面研究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與方向，這對于推動中國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如何將這些路徑和方法落實到具體內容，學界尚缺乏實質性的比較與融合研究的成果。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是與自由無涉的、甚至是相悖的，將傳統文化曲解為“專制文化”，而無視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與“自由”思想相關的天人之辨、理欲之辨、群己之辨等內容。另有一些學者則偏重于探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相通性或親和性，而對二者之間的差異與對立缺乏研究興趣。與之相對的是，還有一些學者在比較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說的過程中，片面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拒絕在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之間做出先進與落后的分析，從而放棄了要以來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任務。因此，在具體內容上如何尋找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切入點，并發現兩者之間真正的相通性與差別性，是學界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具體內容而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可以從概念、思維、價值三個層面推進。目前，學界主要側重于從前兩個方面進行研究。而實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不僅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獨具特色的概念、范疇或思維模式進行比較，更應該在此基礎上，以的基本原則、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獨特而又有具有潛在的普適性價值理念進行深層發掘，創造出既符合的思想精髓與內在本性，又具有時代特色、民族特色與世界意義的新理念和新范式。因此，學界在對中國化研究的過程中，更應在價值理念層面進行深層次思考；而對傳統文化的解讀與詮釋，則應該根據時代主題的轉換而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內涵，力求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r又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科學性。故而，以“自由”觀念為切入點，是從價值層面與人類終極關懷的角度對與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行有效研究的途徑之一。
三、視野下進行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研究的方法與路徑
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思想，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由思想進行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所以堅持基本原理的指導，以“自由”觀念為切入點，尋求與傳統文化在價值層面與人類終極關懷相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并在發現兩者差異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理念進行繼承與改造，可以使傳統文化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研究過程中，可以在分析、還原傳統文化“自由”理念的基礎上，以馬克思的自由觀為指導，闡明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的本質與存在的缺陷，批判地繼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由思想，使之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為國民進一步的自由發展提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支撐。
（一）明確界定自由觀的內涵
以馬克思的自由觀為指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思想，首先必須明確的自由觀的內涵。自由觀的內涵，可以從實踐的角度，以現實社會歷史中的個人如何達到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和諧統一為最終價值目標來進行研究。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自由是指人能夠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改造自然，使其符合人類生存與發展；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言，自由意味著人們自愿選擇、自覺遵循普遍規范，以獲得個人與他人關系的和諧；就人與自身的關系而言，人對自身自由的獲得也就是個體實現對自身的本質的占有，獲得精神解放的愉悅。對自由觀進行文本上的深入分析與總結后，可以以其先進的理論為標尺，分析和梳理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的積極內涵與消極因素，尋求中國傳統文化自由思想中符合?r代需求的內容。
（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由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豐富的自由思想的資源，因此，還原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先秦時期儒道自由思想的本意很有必要。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思想可以從思想家們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處理中得以展現。
以民本為基礎的儒家自由思想，強調率性、修道，力求從德性上建立積極的人生；以成就主體個性為追求的道家自由思想，追求無為、自化，力求從情意上解脫外物的羈絆。這些思想在先秦時期的儒道思想中已經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先秦儒道的思想家們將人生的終極意義與最高價值定位于崇高的精神價值追求。他們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尊嚴，不因外界的變化而動搖自身內在的尺度，力求使自己的行為忠實于內在的精神，最終以達到精神自由之境。在獲得個體道德修養和意志自由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追求社會層面的政治自由，認為“仁”或“道”才是人民認為國家與君主存在與否的根據，是一切制度、行為及其設施得以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最高標準。這不僅為處理個體自由與他人自由發生沖突時提供了一種合乎理性的解決辦法，也決定了先秦儒、道學者視域下的人民與國家、君與臣的性質與關系的設定。只要君王合乎仁德，人民就可以擁立；而對無德之君，人民則有權利放棄、傾覆，甚至殺戮。先秦思想家認為人民擁有對君主進行取舍的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個體發揮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傮w而言，這些思想對個體獲得自由之境給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了通往個體精神自由、政治自由的具體途徑。
（三）以為指導，尋求對傳統文化“自由”思想進行現代化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