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市場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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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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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咨詢的種類

咨詢服務種類眾多,主要有:①決策咨詢,又稱政策咨詢。它是帶有全局性、戰略性和綜合性的咨詢。主要為國家、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業發展戰略,從政治、經濟、科學、社會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預測和論證,起到了決策的參謀作用。②管理咨詢,又稱企業診斷。對企業經營活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分析,找出癥結所在,提出解決方案,并幫助指導實施。③工程咨詢。承擔建設項目中有關技術改造(包括技術引進)、利用外資的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制、評價及工程設計、招標和管理、工程預算等咨詢服務。④技術咨詢。它是以提供技術服務為主,包括與之相關的新產品、新材料和新設備的研究分析,為企業生產技術難題進行的技術門診,提供培訓服務信息,為科技管理部門對科研成果進行技術鑒定和評價。⑤專業咨詢。以專業知識提供專門服務,如心理咨詢、財務咨詢和法律咨詢等。

2咨詢業發展的狀況

2.1國內咨詢業發展狀況我國的咨詢產業是隨著改革開放而發展起來的。在此之前,我國雖然存在著情報咨詢和技術咨詢活動,但沒有形成產業。改革開放后,從政府部門到企業與經銷部門及國際經濟活動,都強烈地要求咨詢業的參與。我國各類咨詢機構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咨詢業已成為一項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的服務產業。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工商注冊登記有咨詢業務的公司達13萬家。這些咨詢機構大多數集中在城市,咨詢業發展較快的城市有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等地,綜合咨詢、工程咨詢、技術咨詢、管理咨詢、專業咨詢等各種類型的咨詢機構,幾乎涵蓋了咨詢業所有領域,咨詢產業成了我國現代化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行業。

2.2外國咨詢業在中國的發展狀況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專業行業(包括咨詢業)將逐步向外開放,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咨詢業將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下在中國更加全面和廣泛地發展。目前咨詢業在中國的開放程度不算小,國際上大的管理咨詢公司基本都在我國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如上海就有麥肯錫、波士頓、畢馬威、普華永道、德勒等。外國咨詢公司的實力有目共睹,它們有著龐大的專業人才隊伍、豐富的案例經驗和數據庫、科學管理以及全球化的咨詢共享等。調查顯示,國內企業對國外機構的品牌認識程度要大大高于國內咨詢機構。而這種對品牌的認同,究其根本,正是基于國外知名咨詢公司長期以來嚴格自律、規范運作而培養出來的優良信譽。如果不考慮價格因素,也許所有企業都會選擇國際上知名的咨詢機構,這對中國本國咨詢業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3圖書館參考咨詢工作發展狀況與服務模式

我國圖書館參考咨詢工作也是我國咨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高層次的圖書館工作,是根據特定用戶的需求,以信息開發為手段,對信息進行分析、綜合、濃縮、與創新一系列工作的總稱。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類圖書館大力開展參考咨詢工作,普遍設立了參考咨詢部(情報咨詢部、信息咨詢部),而且為配合文獻檢索課和文獻檢索工作的開展,大都設立有文獻檢索室。隨著聯機檢索的開展,在參考咨詢部或技術部下進一步設立了聯機檢索室。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因特網的廣泛應用,許多圖書館都設立了電子閱覽室(電子信息服務中心)。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圖書館參考咨詢機構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3.1集中型。即主要由參考咨詢部(或信息服務中心)承擔參考咨詢工作。高校圖書館采用這種模式的較多。如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參考咨詢部負責全館的參考咨詢、課題查新及代檢索、文獻傳遞、數據庫利用統計、質量管理工作,承擔學校文獻檢索課教學、新生入學教育以及全校用戶培訓等工作。中山大學圖書館參考咨詢部下設電子閱覽室、工具書閱覽室、文獻檢索室、查新室和文獻檢索教究室,承擔代查代檢、新書通報、定題服務、科技查新、館際互借、用戶培訓等業務。

3.2并列型。即參考咨詢工作主要由傳統的參考咨詢部和新設的網絡資訊部(自動化技術部、數字資源中心)分別承擔。公共圖書館和高校圖書館都有這種模式,如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報刊信息開發中心和網絡資訊部、浙江大學圖書館咨詢部和數字資源中心、廈門大學圖書館參考咨詢部和自動化技術部等。其中中山圖書館的電子剪報、企業咨詢、決策咨詢、海外報刊閱覽等傳統參考咨詢服務主要由報刊信息開發中心承擔,網絡資訊部主要開展網上參考咨詢服務。

3.3分散型。即參考咨詢工作分散在各個部門的有關機構中,如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屬于這種模式。上海圖書館由原上??萍记閳笏蜕虾D書館合并而成,其機構設置是在館所下面先設中心,中心之下再設部。其中信息咨詢與研究中心屬于參考咨詢機構,下設研究部、咨詢部、市場部和外向型公司;戰略信息中心下設的戰略信息部、戰略研究部也是參考咨詢機構;讀者服務中心下設的參考咨詢部、剪報服務部也屬于參考咨詢機構。此外,歷史文獻中心、信息處理中心、系統網絡中心、教育培訓中心等下屬的一些部開展的工作或生產的信息產品,也屬于參考咨詢機構開展的工作。

4圖書館參考咨詢工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4.1為領導機關提供決策情報服務,使政府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領導機關是政策的制定者,領導決策正確與否,對事業的成敗有著決定性影響。領導需要借鑒歷史經驗、國內外先進經驗和科學的決策理論與程序來進行咨詢,提供決策參謀,論證其決策的正確與否。優化的文獻信息是領導科學決策的依據,咨詢使政府的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許多圖書館在為領導機關服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新技術革命對策、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等重大問題上為政府出謀獻策,成為領導日益信賴的決策顧問和參謀。如廣東中山圖書館編印的《決策內參》,選擇匯編海外100多種中文報紙上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每周出版一期,深受領導部門歡迎。浙江湖州市圖書館編的《信息》刊物也受到市政府的重視。

4.2為企業提供情報信息服務圖書館信息咨詢部門還應采取跟蹤服務、定題服務等方式,積極主動地為企業服務,為市場經營服務。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必須充分獲取對口情報,提高本企業產品的檔次,以適應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否則將會在市場的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這時依靠咨詢專家的經驗和知識,出謀獻策,往往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圖書館能夠也應該廣泛地搜集、分析市場信息,為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航行的企業當好“導航人”。圖書館參考咨詢工作人員應積極主動地為企業提供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市場需求及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信息,為鄉鎮企業服務,提供短、平、快的技術信息。

4.3為科研讀者服務科研讀者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他們各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需要特定的文獻類型和特定范圍的文獻。圖書館參考咨詢館員深入課題組,了解他們的需求,介紹館藏情況,搜集情報信息,篩選情報數據,提供科技文獻資料,使他們能及時了解本項目的國內外發展方向,從而有的放矢地進行開發和研究。在一次文獻服務基礎上,還應加強二次文獻的揭示與報道,進行跟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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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分析

國際上對投資銀行的稱謂多樣、內涵外延各異,因而投資銀行的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按業務線涵蓋范圍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層次。

如表所述,第一層次的投資銀行只從事最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僅包括一級市場的股票、債券承銷業務和一些金融咨詢業務。第二層次的投資銀行具備常規的投資銀行業務線,可實現一級市場、二級市場業務的較完整覆蓋,與國外一部分中小型投資銀行的職能相對應。第三層次的投資銀行業務比較全面,擁有資產管理業務和研究業務這兩項智力密集型業務,一般被認為是大投行的基本特征。第四層次的投資銀行其實已經脫離傳統投資銀行的意義,而是投資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類似目前的高盛集團和摩根斯坦利集團。

除了內涵外延的差異,即使同一內涵的投資銀行在不同國家的稱呼也是有差別的,以第三層次的投資銀行為例,美國稱為投資銀行,英國稱為商人銀行,而日本和我國則稱為證券公司。在本文中,我們會根據行文需要,交替使用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的稱謂,若無特殊說明,均指代上述第三層次投資銀行的概念。

我國與美國的投資銀行發展過程存在更多的共性,所以主要以美國的投資銀行模式和發展作為參照。

縱觀經濟發達國家投資銀行呈如下主要特點:一是行業集中度較高,呈現出壟斷競爭的特點;二是均實施全球化經營戰略;三是業務顯現出多元化、專業化趨勢,具體表現在投資銀行的業務已經從最初的傳統的承銷業務、經紀業務擴展到企業購并、資產管理、風險投資、風險規避,投資咨詢等領域;四是大多走向混業經營;五是競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些競爭既包括了各國投資銀行本身之間的國內、跨國競爭和其導致的投資銀行的不斷優勝劣汰,也包括了各國的現代“全能銀行”對投資銀行的挑戰;六是極其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

作為處在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發展大趨勢下的中國投資銀行業,要充分借鑒國外投資銀行業務模式發展特點和發展經驗:

第一,大力拓寬投資銀行的融資渠道。我國投資銀行之所以總是資金實力不足、資產規模較小,原因之一就是我國的投資銀行尤其是我國的證券公司的融資渠道不通暢。資金短缺嚴重限制了證券公司的發展壯大。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和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證券公司的資金狀況。例如允許證券公司采取增資擴股和公開上市的方式擴大資金規模。此外,我國目前已有72家證券公司獲準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調劑資金頭寸,緩解了證券公司的資金實力。證券公司還可以憑自營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質押向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借款,獲得期限靈活的資金,優化資產結構。

第二,注重金融創新、廣開業務領域,實現多元化趨勢。與國際投資銀行創新過度、衍生產品發達不同,我國的投資銀行明顯創新不足。為此,國內投資銀行加強新產品開發,突破傳統業務局限,推動主體業務由傳統型(證券承銷經紀和自營)向創新型(企業并購、重組等策略)以及引申型(資產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轉變,從而實現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和穩定增長,增強投資銀行的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三,通過兼并收購、資產重組,擴大我國投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從整體上提高我國投資銀行的行業集中度。并立足本國資本市場,實現特色化、專業化經營。

第四,適時實施國際化戰略。目前,我國的投資銀行基本上以國內市場為主,這主要受制于我國投資銀行的實力。國內投資銀行應仿效國內商業銀行,用全球化的眼光經營我國的投資銀行,放眼世界??梢允紫韧ㄟ^與國際投資銀行合作的方式,不斷提升自身業務水平,適時走出國門,進入國外資本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在這方面,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和中銀國際的成功經驗已經為國內的投資銀行樹立了榜樣。

根據各國政府和行業自律組織在投資銀行監管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把投資銀行監管體制分為三類,即:政府型,自律型和中間型監管體制。

政府型監管體制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法律,并設立全國性的監督管理機構對投資銀行實施監督和管理,其本質特征是政府在監管中占居主導地位,發揮主要作用。美國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加拿大,巴西,日本、韓國、菲律賓及中國也實行這一管理體制。

與政府型監管體制相對應的是自律型監管體制,它是指政府除了某些必要的國家立法外,較少干預投資銀行業,對投資銀行業的監管主要靠證券交易所及投資銀行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的自我監管,其本質特征是注重并強調投資銀行業的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作用。英國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典型代表,此外,其他的英聯邦國家和地區也多采用這一管理體制。

介于政府型與自律型監管體制之間的監管體制,我們可稱之為中間型監管體制,它的本質特征是既強調國家立法管理又注重行業自律管理。德國、意大利等是實行這一管理體制的國家。

美國投行監管體系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美國投資銀行監管體制中是最為重要的監管主體,由于政府充分授權,保證其有足夠權威維護投資銀行依法運作,因此,SEC也是美國政府型監管體制的象征。

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優勢在于,首先要強調立法監管,把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所有活動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使監管活動更具有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其次是政府監管機構作為最重要的在監管活動中起主導地位的監管主體,超脫于資本市場參與者之外,使其監管活動能更好地體現和維護市場“三公”原則。但這種監管體制也存在一定局限,除立法監管往往剛性有余彈性不足,容易導致政府對投資銀行管得過死、干預過多,不利于投資銀行競爭和創新外,監管者要與市場保持距離。當市場情況變化時,往往不能及時反應或反應不當,因此,往往容易出現監管“缺位”或“越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監管的效率。

英國投行監管體系

英國一直沒有設立全國統一的政府監管機構,而是依靠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行業自律組織進行自我監管。

英國為代表的自律監管體制恰恰能在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局限性方面顯出自己的優越性。第一,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投資銀行的不必要的干預,促使投資銀行按市場規律運行,利于投資銀行競爭和創新。第二,自律組織的成員主要來自投資銀行,他們往往最了解市場,也最能把握市場,知道某項規則對市場的影響,當市場變化時,他們也往往能及時有的放矢地找到解決市場問題的辦法,比較容易實現靈活有效的監管目標。但自律型監管體制也有兩大缺陷。第一,自律組織往往更為重視保證市場運轉和保護會員的利益,而忽視保護社會利益和投資者利益,監管的“三公”原則難于實現,同時這種現象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話,也會阻礙市場

競爭。第二,由于缺乏強硬的法律后盾,監管的統一性、權威性往往難于實現。很顯然,自律型監管體制的缺陷,正是政府型監管體制的優勢所在。

可以從以下四點來看國際投資銀行監管體系對中國的啟示:第一,在公平的基礎上兼顧監管的合法、協調、效率和透明的原則;第二,以集中立法型監管體制為主、自律型為輔;第三,加強風險監管;第四,強化信息披露;第五,注重監管的前瞻性。

然而,鑒于美國次貸危機充分暴露了美國證券市場的監管缺陷,我們還需全面分析(尤其是分析次貸危機發生之后)國際投資銀行演變對中國證券公司未來發展帶來的啟示。

國際投行演變帶來的啟示

加強對衍生品的監管

次貸危機所顯示出來的金融脆弱性不是來自于金融創新本身,而是由于現有的監管不足,監管體系運轉失效。當然,監管不應阻礙金融創新,如果要增加金融消費者的選擇并擴展信貸的可獲得性,那么金融創新必不可少;要實現強化金融系統彈性而又不妨礙市場程序的目標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同樣必不可少。監管部門應當關注社會整體利益,而不是個體利益,應當提高監管預見性,并將監管目標集中于防范系統性風險。

次貸危機再次充分說明,加強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審慎監管與風險控制是極為重要的。為此,監管機構應當限定證券公司產品和業務創新中的杠桿比率上限,并且就市場變化對創新業務的影響加強敏感性分析,及早應對,防患于未然,促使風險監管制度和機制建設與金融創新的步伐相適應;證券公司應當針對產品和業務創新加強風險管理與控制,謹慎運用財務杠桿,使杠桿比率保持在適當的水平上,以降低和控制經營風險,證券公司應當將產品和業務創新風險納入公司整體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清晰地界定各業務條線和相關部門的具體職責,健全內控制度,完善內控機制,使金融創新的性質、種類和范圍(尤其是表外業務頭寸)與公司凈資本規模、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風險管理和內控能力相匹配、相對應,加強對表外業務定期與不定期的稽核,及時發現表外業務經營中的潛在風險;證券公司應當對復雜的金融衍生品結構和標的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以提高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加強對證券市場尤其是場外交易的監管

美國投行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通常是由審計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風險監視委員會、風險政策小組、業務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公司各種管理委員會等組成。但是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投行這些風險管理部門卻沒有充分發揮風險管理與控制作用,顯得力不從心。所以,應當加強證券市場尤其是場外交易監管,將表外業務風險納入表內監管,減少表外業務的監管套利,提高風險管理的積極性。隨著我國證券業、銀行業和保險業綜合經營的不斷發展,跨機構、跨市場的交叉性金融產品陸續涌現,業務日益交叉、滲透和融合,這就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此,應當加強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健全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完善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制度,加強監管合作與協調,發揮協同監管效應;調整監管機構層次,明確界定不同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責范圍,努力避免重復監管,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最大限度地減少監管沖突,填補監管“真空”或監管“盲區”;從原來的以機構性監管為主逐步轉向以功能性監管和目標監管為主,建立傘狀金融監管體系,創造條件逐步完成“大部制”金融監管機構改革,實行金融綜合監管??梢钥紤]采取的應對措施有:健全金融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建立多邊的緊急磋商制度、建立統分結合的金融控股集團主監管協調制度,健全適應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統計信息監測體系等。

組織結構分析

組織形式

一般而言,一個投資銀行采用的組織結構與其內部的組建方式和經營思想密切相關?,F資銀行的組織制度主要有以下四種:家族企業形式及合伙人形式;混合公司形式:公眾持股上市公司形式;現代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右圖歸納了這種組織形式的變遷歷程,從中也可以看出,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發展從整體上體現出集中化、公眾化、集團化和國際化的四大趨勢。

治理結構

股權結構要分析投資銀行的治理結構,首先必須分析它們的股權結構。通過研究國際成熟市場頂尖的投資銀行財報數據,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的股權結構特征如下:

第一,機構投資者占股比例大,但股權極度分散。取2011年12月1日總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資銀行來分析其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情況及股權集中度方面考察。

第二,內部持股比例小,股權具有高度的流動性。美國投資銀行發行在外的股票大多是可以自由公開交易的活性股。在股權高度分散化的股權結構下,機構投資者股東由于本身的短視性、信息和專業能力的局限性、參與治理的成本約束及其公共產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積極主動地直接參與投資銀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買入和賣出股票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投資銀行經營效益的評判,使投資銀行的股權具有較高的流動性。

董事會結構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董事會和其他行業公司的董事會一樣,負責公司的日常決策。同時由于在一些主要的國際成熟市場,比如美國,投資銀行內部不設監事會,因此董事會還兼有審計監督的職能。一般的國際成熟市場的投資銀行董事會下設各種委員會以協助其進行經營決策并行使監督職能。這些委員會基本都包含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公司最高決策執行委員會為公司各項業務制定風險容忍度并批準公司重大風險管理決定,包括由風險監視委員會提交的有關重要風險政策的改變。

除了設立諸多委員會輔助董事會進行工作以外,董事會還呈現出外部董事占有重要地位這一特點。這些外部董事一般都是公司之外某個領域的資深專家或學者,具有某個方面的獨特專長或是擁有廣泛的關系網絡,而且比較客觀,也注重自身的信譽和市場身價,能積極參與對公司重大經營決策的參議和監督。

與此同時,國際成熟市場內部董事所占比例雖小,但基本均為投資銀行的高管人員。內部董事身兼管理層有助于公司重大經營決策活動的推進,而這也反映出美國投資銀行董事會與公司經理層之間的界限趨于模糊。它有利于減少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會對經理層行使有效的監督和制衡。

監事會及管理層監事會是股東大會領導下的公司的常設監察機構,執行監督職能。監事會與董事會并立,獨立地行使對董事會、總經理、高級職員及整個公司管理的監督權。

美國對包括投資銀行在內的上市公司并無設立監事會的強行要求,通常由獨立董事或者在董事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或其他類似的調查稽核委員會,部分地代行監事會的審計監督職能。

職能部門職能部門組織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大部門:投資市場部、消費者市場部及研究部。

綜合以上結論,對于我國證券公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重點培養金融控股公司。雖然我國早在1993年就明確提出“銀行業與證券業實行分業管理”的政策,至今仍保持著“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系。但隨

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金融改革創新的不斷深入,在協同效應,規模效應、收入多元化、風險分散化以及容戶需求一體化等因素的驅動下,我國也出現了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的雛形。而未來我國也會出現金融機構向多元化領域蔓延、大型企業短時間內進軍金融業等現象。

第二,加快金融立法,改善證券公司法律環境。借鑒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組織結構的發展,從立法角度看,主要應以現行的公司法、證券法為基本依據,重點完善其中的監管制度和公司治理要求,立法過程中可參考美國、日本、英國等國際成熟市場成熟的法律條文,并結合中國本土證券公司的現實發展需求,為證券公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第三,優化治理結構,提高證券公司經營效率。優化我國證券公司的治理結構,提高證券公司經營效率,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降低股權集中度,增加股權流動性。二是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加強獨立董事制度的建設。三是要加強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機制。四是注意在各職能部門之間建立必要的“隔離墻”制度。

此外,金融危機暴露出投行在金融危機來臨時流動性短缺以及業務模式、盈利模式較為單一的缺陷。而以存款來源作為支撐的商業銀行,特別是業務綜合化經營的全能型銀行基本上都涉險渡過了金融危機的難關??梢灶A見,隨著美國大型獨立投行陸續被并購,或破產倒閉、或被注資、或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大型存款類銀行將重新主導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混業經營的發展趨勢將得到強化。

從全球范圍來看,獨立投行模式未來很有可能會消失,大多數純粹的投資銀行將被商業銀行合并,全能型銀行的經營模式將更受歡迎,由商業銀行主導的混業經營將成為未來金融業發展的主流模式。

相比于美國獨立投行,傳統的歐洲銀行業,特別是德國銀行業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所受的影響相對較小。雖然不能說德國的全能型銀行模式一定優于美國的獨立投行模式,但是全能型銀行風險相對較低、經營更為穩健卻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德國的全能型銀行模式在未來可能會更受重視。因為和投行相比,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更加充裕,運作更加透明,風險管理和控制系統更加嚴密,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和存款保險機制的保護,同時業務綜合化經營有利于平抑經營收益的大幅波動。

業務結構分析(以美國為例)

從行業業務收入來看(以2003年為例),2003年美國證券全行業總收入為1445億美元。從各項業務收入的變化趨勢來看,傭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80年的35%下降至2003年的14%;資產管理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0年的1%上升至2003年的8%。承銷和做市商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對穩定,變化的趨勢不是特別明顯。

以下選取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具有代表性的銀行作為案例,深入剖析美國投資銀行的業務結構。

高盛

高盛集團在2010年之前將業務分為三大類:投資銀行部門、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部門、交易與本金投資部門。

從收入絕對值來看,2001年到2007年,高盛集團的收入水平直線上升,從128億元美元迅速躥升至2007年的460億美元。雖然2008年受次貸危機影響收入水平大幅下跌,但2009年便恢復到452億元的水平。從這9年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凈利息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收入一直是比較穩健的。凈利息收入主要來自以公允價值交易資產的收入及證券逆回購收入,在危機期間不但沒有下降,相反甚至有明顯上升,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等4年的收入分別為35億美元、40億美元、43億美元和74億美元。波動較為劇烈的是交易與自營收入,從2007年的297億元跌至2008年的81億美元,這主要是取決于危機時期的市場環境及高盛自身的風險頭寸。

從收入相對量來看,2001年到2007年,交易與自營收入和投資銀行收入一直是高盛收入的主導力量,占比基本在70%以上,其中2001年為78%,2007年為81%。2008年交易與自營收入的占比相對下降,但同時投資銀行收入相對上升,二者合計占比仍然有60%。即使在最惡劣的市場環境下,這兩項業務收入依然是高盛集團的核心業務,收入能力的穩定性毋庸置疑。高盛集團在投資銀行業務方面具有傳統優勢,但是近些年最賺錢的業務卻是交易與自營收入。交易與自營業務收入的來源主要是FICC,該部門主要運用自營資金進行交易。相對而言,高盛集團的資產管理業務和經紀業務無足輕重。

2010年以后,高盛集團將業務調整為四大塊:投資銀行、機構客戶服務,投資和借貸、投資管理。投資銀行業務向公司、金融機構、政府和個人提供一系列的投資銀行服務。收入結構統計口徑也做了相應的調整,由原來的四部分調增為六部分,保持投資銀行收入、凈利息收入兩部分不變,將原來的交易與自營業務、資產管理與證券服務收入兩部分進一步細分為資產管理收入、傭金收入、做市商收入、其它自營收入四部分。投資銀行收入與自營收入仍占65%以上,非常穩健。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實行控股公司下的事業部架構,事業部專于特定領域的業務,是獨立的利潤中心,其在組織架構上分為四部分:機構證券部門、個人投資者部門、投資管理部門及信用服務部門。從收入結構來看,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分為凈利息與股息收入、交易收入,投資收入、資產管理收入、投資銀行收入、傭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七部分。

從收入絕對值來看,2001年到2007年,摩根斯坦利的收入水平穩步增長,但幅度不大,2001年為196億元,2007年為269億美元,2008年為221億美元,考慮到收入降低主要由39億美元的投資虧損引起,2008年的其它收入基本沒有下降。2009年恢復到234億美元的水平。從這9年的變化情況可以發現,傭金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收入的變化比較平穩,增長的波動性不強,三者從2001年的108億美元平穩增長到2007年的165億美元,次貸危機對其影響不大,2008年,2009年三者的和保持在134億美元、151億美元的高水平。與此相對投資收入、交易收入、凈利息與股息收入的變動比較劇烈。投資收入時正時負,在2001年虧損4億元美元、在2008年虧損39億美元、在2009年虧損11億美元。交易收入也不太穩定,在2006年達到階段性峰值118億美元,但在2007年卻創造了這9年的最低值32億美元,波幅較大。凈利息與股息收入在2009年為10億美元,是期間最低值,但總體來看,大部分年份保持在30億美元左右。

從收入相對量來看,2001年到2007年,傭金收入、投資銀行收入、資產管理收入等三項收入是摩根斯坦利穩定而重要的收入來源,三者合計占比平均在55%的水平,而且占比相對穩定。交易收入雖然也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但是其變數較大,占比忽高忽低,不算是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卻是潛力較大的收入來源。如果將交易收

入與上述三項收入合計,則四項收入合計占摩根斯坦利收入的83%,而2009年更是高達97%。投資收入的占比總體來看不高,除2007年以外,均在6%以下。

可見,自營業務、資產管理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是摩根斯坦利的收入引擎。以證券發行與承銷為核心的投資銀行業務是摩根斯坦利的領先業務,2004年摩根斯坦利占據全球IPO市場的10%份額,超過對手高盛,榮登全球IPO業務的榜首。

不難發現,國外券商盈利模式具有以下特點: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傭金收入占比穩步下降;做市商交易在券商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資產管理業務收入在券商收入比重明顯高于國內券商;國際投行業務中,債券和企業咨詢業務占比明顯高于國內。

此外,雖然近年來我國證券行業在市場結構,交易工具、投資者構成和證券中介方面越來越向國際靠攏,未來我國證券公司發展壯大仍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三方面改進

擴大證券公司資本規模。擴大證券公司資本規模的途徑可以有:證券公司改制上市;公司合并,以地區為依據進行跨區合作,在資金技術市場上達成聯盟,實行資源和業務的合并,組建區域性大證券公司;發展金融集團,金融集團是以金融業為主的企業聯合體,具有完整的內部組織和管理框架實行分業經營和混業管理的集團經營模式。

積極創新業務品種。具體來說證券公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業務創新:重點發展場外業務;發展資產管理業務;進行風險資本投資;參與金融衍生品創新與交易以及拓展資產證券化等業務領域;開發國際業務,國內國際業務并舉。以國內業務為基礎,努力向海外發展網點,把業務領域擴展到國際市場,實行跨國業務經營,全面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培養核心業務實施差別服務與特色服務。證券公司應根據自身的資本實力、服務特色,研究水平、區位優勢等綜合素質及目前市場的競爭狀況,培養其核心業務,實施差別服務與特色服務。

內部控制分析

內部控制

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是指投資銀行為了實現其經營目標,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保證會計信息資料的正確可靠,確保經營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經營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在單位內部采取的自我調整、約束、規劃。評價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續與措施的總稱。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由五大要素構成,即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溝通和監督。

風險管理分析

以下從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類型,投資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架構以及目前業內常用的風險管理方法三方面進行研究。

主要風險種類 從整體的風險來源角度劃分,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風險依其影響面大小主要分為以下六大類。

風險管理架構 依照目前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發展狀況來看,其風險管理已經進入了全面管理模式。而一個完善的風險管理架構包括以下六大要素:企業風險管理戰略和策略;健全的現代企業風險管理的組織體系和規范的風險管理流程:完整的風險管理手冊;有效的風險預警系統;有效的防范機制;高效的風險管理信息系統。

風險管理方法 第一,風險管理流程。在投資銀行風險管理的流程中,風險管理方法的應用集中體現在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這兩個環節。

第二,風險管理主要技術及方法。在理論層面,資產組合理論、套利定價理論以及期權定價模型的提出為現代意義的投資銀行風險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礎。而在現實層面,90年代幾起震驚世界的金融危機大案(如巴林銀行、大和銀行事件),使一些大的國際銀行開始研究和建立自己的內部風險管理測量和資本配置模型。與此同時,隨著世界各國金融機構對金融風險管理及其技術、軟件需求的日益增長,出現一大批專門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的咨詢公司和電腦軟件公司,推動了風險管理技術、方法以及軟件的不斷更新、發展。截止到目前,依照風險類別劃分,主要的風險管理方法、技術及軟件有:

市場風險方面。利率風險是投資銀行所面對的最主要的市場風險。因此利率風險的管理方法發展最為突出,主要包括缺口分析法、久期和凸性分析法。

信用風險方面。主要采用基于對客戶或交易對手履約能力和違約可能全面分析而做出決策的風險管理方法。

全面風險管理方面。在方法層面,主要包括統計分析法及情景分析法,統計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考察影響組合收益的因素,并使用一系列計量技術估計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這些參數反映該資產收益對不同風險因素的反應程度,這也就提供了可以相應對沖某類風險的技術指標。場景分析法要求風險管理者設想投資組合可能出現的狀態,并考察在極端情況出現時的可能損失。對所有相關變量重復上述步驟,最后獲得結論。

除了上述幾類風險管理方法之外,不得不提的還有現代的金融工程方法。這種方法的產生得益于70年代的利率市場化以及隨后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發展。金融工程方法包括創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的設計、開發和實施,以及對金融問題的創造性解決。其中的典型代表有,由金融工程公司開發的風險價值增量模型(VaR Delta)。該模型可以在不重新計算投資銀行的VaR的情況下確定新的交易將如何影響整個資產組合的VaR,此外,該模型還提供VaR的成分分析并提供風險矩陣未包括的客戶的數據。另外一個典型代表就是由智商金融體系公司(Q Financial Systems)創立的風險智商模型(Risk IQ),該模型的創立基礎是信孚銀行的RAROC方法,是一種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的綜合分析模型,特別的是,該模型可以用于投資銀行整體的風險測量。

第三,風險管理模型的內在缺陷。定量分析方法和數理統計模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風險管理的一大突破,但是只要是模型,就必須嵌套于某種假設當中,而模型假設與現實的不吻合就為模型結果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此外,對于證券未來價格的模擬技術也有待進步,目前依賴于歷史數據或者某種假設模擬出的數據都有可能經不起理論和現實的驗證,這些都構成了所謂的“模型風險”。

我國的證券公司,由于起步較晚,目前對于內部控制的研究才略嫌空白,相關的風險管理方法也尚待發掘。我國證券公司的發展可以從國際成熟市場投資銀行的內部控制得到以下四點啟示:重視公司文化,避免英雄主義;全面管理風險,系統制定決策;完善風險管理架構,匹配經營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先進風險管理技術,但不可過度依賴。

同時,次貸危機也說明,市場參與者的內部風險管理與外部監管不可或缺,兩者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伴隨著金融業的創新與開放,對所有金融產品和交易進行全面與實時的外部監管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引導市場參與者建立完善的內部風險控制體系理應成為監控風險的根本措施。

第一,提高對內部控制體系的認識。督促證券公司運用定性及定量的風險管理技術,對經紀業務、承銷業務、自營業務等進行風險控制,形成組織嚴密并能實時識別、判斷風險的控制框架。

第二,動態的設定不同發展時期內部控制目標重心。企業在不同的發展時期需要通過內部控制來消除影響企業目標實現的威脅是不同的。

第三,制定內部控制戰略目標時,應重視對風險的識別與應對。風險作為一項價值驅動因素應被納入內部控制目標導向選擇的框架中。在構筑“風險與應對”這一控制要素時,應當將風險與企業的目標相匹配,并分解為戰略風險、經營和財務及相關風險、具體業務風險三個層次,每個層次的風險識別均以“事項識別”為前提,也就是識別可能對目標產生影響的潛在事項。

數字經濟市場范文3

企業的資本運動效率,即企業投資、融資效率表現了企業配置資金的能力,其決定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然而長期以來,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兩者卻一直處于某種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發展狀態。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認為,在沒有摩擦成本、資本市場完美且有效的情況下,企業投資行為與融資方式不相關。由于完美市場的假定在現實中并不存在,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西方學者們開始放寬各種前提假設來探討企業投融資關系。①從價值創造的角度來看,投資決策是公司三大財務決策當中最重要的決策②,它對公司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意義。而在實務界和學術界,對于哪一種因素最能影響公司投資決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見。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站在產品市場的角度研究企業的投資行為,隨后該領域內有大量學者從不同角度繼續進行相關研究(Lucas and 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 and 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aarni T Bulan,2005等)。關于兩者的具體關系和影響機理,由于所選樣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盡管國外學者們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但是,他們的研究結論均揭示了產品市場狀況會影響企業的微觀決策(包括投資決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評重點,筆者不準備對涉及投融資關系的所有文獻予以回顧,而只是通過對企業投資支出與負債水平關系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和歸納,結合學者們關于產品市場競爭與企業微觀決策關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從產品市場競爭的視角來探討企業投融資關系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獻回顧

(一)負債融資和投資行為關系研究

西方學者對于企業投資與負債關系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歸為三大類(童盼、陸正飛,2005):第一,探討股東—債權人沖突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第二,研究負債的相機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債務期限結構對投資行為的影響③。

關于股東—債權人沖突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Jensen and Meckling(1976)認為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股東/經理可能會進行資產替代。根據其觀點,如果企業的融資結構當中負債的比率較大,這將會誘導股東/經理去冒險嘗試那些成功機會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則回報極高的投資項目,倘若冒險投資成功,股東 /經理則可以賺取超過負債賬面價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資項目失敗,股東只受有限責任的約束,而債權人則承擔大部分失敗的損失,理性的債權人在貸款時會正確預期到股東未來的投資行為,從而要求更高的回報率,由此導致了負債的第一種成本即資產替代問題。Myers(1977)則分析了股東—債權人沖突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投資不足。他剖析了負債對成長型企業的影響,具體而言,當公司的負債比例增加時,公司的破產概率也隨之增加,此時,股東/經理對NPV為正的項目存在著投資不足的動機。也就是說,雖然某些投資項目符合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報屬于債權人,這種情況下,盡管這些投資項目的NPV為正值,股東/經理也不會對其進行投資。當理性的債權人在貸款前預期到這種情況時,公司就得支付較高的負債融資成本,由此導致了負債的另一種成本即投資不足問題。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的開創性研究之后,Smith and 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發行風險債券的企業,股東/經理有動機去作出有利于股東而侵害債權人權益的經營和財務決策。隨后,眾多學者從負債水平(Gavish and Kalay,1983)、財務契約(Berkovitch and Kim,1990)、成長性(Ahn,Seoungpil,et al.,2006)等角度對股東—債權人沖突引起的企業投資行為扭曲問題繼續展開研究。

再看國內學者的研究情況。國內學者現有的研究已開始把企業投資和融資結合起來考慮,但關于股東—債權人沖突對投資行為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尤其是缺乏該領域系統的實證性研究。童盼、支曉強(2005)運用蒙特卡羅模擬法實證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股東—債權人利益沖突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及其影響因素。江偉、沈藝峰(2005)從負債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進行資產替代的行為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呈倒“N”型的非線性關系,且公司投資機會的增加會對大股東的資產替代行為產生影響。劉星、楊亦民(2006)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融資結構與企業投資在總體上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如果對研究樣本按照成長性劃分,則低成長企業的融資結構與投資支出并沒有表現出顯著負相關。他們的研究結論符合負債成本理論,有力地支持了負債融資對高成長性企業會產生投資不足影響的說法。

在負債的相機治理作用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動機去擴大企業的規模,經理會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利用閑置資金對那些可以擴大企業規模的非盈利項目進行投資,這就導致了經理的過度投資行為。根據Jensen的觀點,負債能夠抑制經理的這種過度投資行為,降低股東與經理之間的成本,從而發揮負債的相機治理作用。具體而言,負債相機治理作用的發揮基于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負債定期還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減少企業的閑散資金,防止經理利用過多的閑置資金去從事使自身獲益但是侵害股東利益的過度投資行為;其二,負債會加大經理所面臨的監控和破產風險,由于害怕因為企業破產造成的控制權轉移而失去來自于企業的各種利益,與低負債企業相比,高負債企業的經理較難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卻侵害股東權益的投資決策。隨后,多個學者(John and Senbet,1988;HEinkel and Zechner,1990;Hart and Moore,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證實了負債融資發揮了相機治理作用。

對于負債的相機治理作用,國內學者們的研究發現企業成長性(江偉、沈藝峰,2004)、投資項目的風險(童盼、陸正飛,2005)、終極控制人性質(李勝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喬立,2007等)、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姚明安、孔瑩,2008)等因素會影響我國企業負債相機治理作用的發揮,但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得到的檢驗結果與前述西方理論的預期存在較大差異。

(二)產品市場競爭與企業投資行為關系研究

西方學者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對產品市場競爭與企業投資行為的關系展開研究,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在“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investment”一文中探討了市場結構與投資穩定性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發現,當行業的集中度相對比較高時,企業的投資會更大幅度地偏離其目標價值;當行業集中度較低而且行業規模很大時,這種偏離將有很大可能是隨機性的。

數字經濟市場范文4

關鍵詞 鼠神經生長因子 視神經炎 臨床研究

資料與方法

2006~2010年收治ON患者44例(67眼)。入選標準:①急性視力嚴重減退,伴(或不伴)眼球轉痛,色覺障礙;②符合視神經炎的任意類型的視野缺損;視覺誘發電位(PVEP)表現為P100潛伏期延長或引不出波形;③相對性瞳孔傳入障礙(RAPD)陽性;④視正?;蜉p度水腫、出血;⑤須除外缺血性、糖尿病性、遺傳性、藥物中毒性、酒精中毒性、維生素缺乏性視神經病變,眼科疾?。ㄇ喙庋?、視網膜疾病、玻璃體疾病、屈光不正),視路腫瘤,腦血管病,腦膜炎等;⑥均為第1次發病。

一般情況:符合ON入選標準,男23例,女21例,男女之比1.0952:1;年齡14~48歲,平均27.61±12.7歲;雙眼受累23例,單眼21例;發病時間3天~3個月。均行心電圖、胸部X線、血常規、尿常規和血糖檢查,并詢問有無消化道潰瘍病史及精神病史。本組均無鼠神經生長因子過敏史。

臨床檢查:均常規視力、眼底檢查,部分患者行視野、VEP檢查。治療予鼠神經生長因子10μg+DXM 5mg/日球后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20μg肌肉注射連續3天,靜脈滴注DXM 10mg/日共7天,并在4天內逐漸減量至停藥。治療后復查。

療效判斷標準:①治愈:視力恢復至正常水平;②好轉:視力提高視力表3行以上;③無效:視力提高

分別討論發病的年齡、性別,就診時間、起病時的視力對鼠神經生長因子療效的影響。統計學方法:樣本率的比較采用校正的X2檢驗。

結 果

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地塞米松治療前后視功能及視野、眼底變化結果:①視功能檢查:治療前28眼(41.79%)視力低于0.1,治療后47眼(70.14%)視力提高到0.2及0.2以上。其中有9例視力高于1.0。治療前31眼(46.2%)有視水腫或出血,(25眼)37.313%視蒼白;治療后視出血消失、水腫較治療前明顯減輕2眼(2.985%);視蒼白30眼(44.77%),眼底基本正常35眼(52.23%)。治療前40例(90.90%)存在視野異常,治療后13例(29.54%)視野恢復正常。②誘發電位檢查:視神經炎VEP異常率很高,主要表現為P100潛伏期延長。急性球后視神經炎各視力組治療前P100波改變表現為潛伏期明顯延長,幅值明顯降低。VEP P100潛伏期延長60%,消失22%。治療后P100潛伏期延長51%,消失12.23%。其中P100潛伏期的改善更為顯著。

影響鼠神經生長因子療效因素:①不同年齡段鼠神經生長因子的療效差異有顯著性。14~30歲年齡段療效最好(X211.5,P<0.05),30歲以上療效差。性別對鼠神經生長因子療效影響無差異。②就診時間、起病時視力與鼠神經生長因子聯合地塞米松療效之間關系:30眼于發病15天之內效果好(X234.91,P<0.05),就診時視力與鼠神經生長因子療效之間有顯著相關性(X217.1,P<0.01),發病時視力0.2~0.5組療效最好。③發病后是否伴有眶周疼痛與鼠神經因子聯合地塞米松療效之間的關系:19例伴眶周疼痛者經鼠神經因子聯合地塞米松治療后療效顯著,見表1。

表1 療效比較(例)

X212.85,P<0.01。

討 論

鼠神經生長因子不僅能夠促進神經纖維定向生長,誘導軸突樹突的發育,促進膠質細胞和雪旺細胞的生長,神經元的有絲分裂,分化和修復,使神經髓鞘修復,同時能夠保護神經元免遭繼續損害,減少神經細胞的死亡,支持神經元的存活,但是肌肉注射鼠神經生長因子視神經局部達到有效的治療濃度的時間較長故療效欠佳;糖皮質激素具有很強的抗炎能力,同時還能夠抑制免疫反應,小劑量抑制細胞免疫,大劑量抑制體液免疫,減少抗體生成,但是長時間大劑量的全身使用糖皮質激素可以導致明顯不良反應,患者依從性差。鼠神經生長因子與地塞米松的聯合球后注射可以使眼眶內的血藥濃度迅速達到高水平,既能的減輕視神經局部的炎癥反應,有效發揮體液及細胞免疫的抑制作用,以抑制纖維組織增生和炎癥滲出,又可以保護其效應神經元,不同程度的減輕炎癥造成的后果促進其再生及功能恢復。同時隔日1次的球后注射能夠使局部維持較高的藥物濃度,全身血藥濃度低,因此可以避免全身嚴重不良反應。

地塞米松聯合鼠神經生長因子治療ON有以下優點:①局部藥物濃度高,作用強,可以在短期內改善視功能,對AON有顯著療效;②全身及局部不良反應小,年齡、就診時機、起病時視力、是否伴有眶周疼痛可以幫助估計預后。

參考文獻

1 羅其中,包映眸,董斌.中樞神經損傷后的經再生與修復策略.中國微侵襲神經外科雜志,2004,9(2):49-52.

數字經濟市場范文5

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中恒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團”)前身是南昌縣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體制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2014年5月,集團成功晉級為房屋建筑工程總承包特級企業。目前年產值160億元。集團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產業,從設計到施工、從建校到勞務、從傳統信貸到布局產融結合,特別是從研發到生產環節,近年來不斷投入,2012年我們集合了優勢資源組建了江西中恒巖土工程技術有限公司,同時,做為配套,2013年應景德鎮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們投入1200萬建立了占地面積30余畝的中恒科技研發基地。2015年12月更名為江西中恒地下空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準上市公司,從成立至今已申請獲得100余項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參編了江西省第一部國家建設行業標準《組合錘法地基處理技術規程》、與國家級工法《長螺旋鉆孔壓灌混凝土樁施工工法》。其自主研發的第三代長螺旋設備采用節能環保、先進高效的產業升級自有核心技術,具有質量穩定無沉渣,節能環保無泥漿,綠色施工無噪音的優勢。我市象南鄰里中心項目已現成效。作為集團產業板塊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計劃打造江西第一個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爭2020年實現企業IPO,公司年總收入實現15億元,實現納稅約1億元。在技術研發領域中恒科技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浙江大學 —— 中恒地下空間科技合作中心”,在機械智能化領域中恒科技已誠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武藤佳恭教授蒞臨公司進行指導。

集團作為土生土長的南昌縣企業,一直不忘初心,努力為南昌縣建筑產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扎根南昌縣,用心做科研、努力求發展,在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各位領導和各部門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發展迅速,技術專利和業績逐年增新高,但企業發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頸,主要是研發與經營分處兩地協同效果差、研發基地場地滿足不了企業的發展需求。我集團決心把中恒科技作為準市的科技型企業打造,加大投入,進一步提升其科技研發、核心先進設備制造的能力,決定把該公司研發基地從景德鎮回遷到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把中恒科技建設成生產、經營、研發于一體的科技型企業,不僅可以為千億建筑產業園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團總部,加大協同效應。目前急需解決辦公研發基地。

集團經研究決定整合內部產業資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屬工藝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祥公司”)2004年購置的65.14畝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產、經營、研發用地(具體規劃見:附件)。

以上請示妥否,請批示。

數字經濟市場范文6

以下內容由收錄,希望能為大家提供幫助。

 

 

一、        “十四五”期間發展目標繼續貫徹落實省、市、區相關部署和任務,繼續以創優“四最”營商環境為目標,以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為動力,以創優營商環境提升行動為抓手,積極主動融入一體化發展進程,為實施“營商環境聯建、重點領域聯管、監管執法聯動,市場信息互通、標準體系互認、市場發展互融,逐步實現統一市場規則、統一信用治理、統一市場監管”的“三聯三互三統一”工程,貢獻市場監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間重點任務

1.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準入環境。落實市場準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協同,為地區市場主體準入提供便利化服務。統一市場準入規則。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制定統一的管理規范,實現業務流程、條件要求、解釋口徑、辦理時間“四個統一”。加快實現證照管理一體化,推行“證照分離”“多證合一”改革事項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協力推進“一網通辦”建設。共同落實數字政府建設,構建跨區域政務服務網,強化公共數據交換共享,完善網上身份認證、電子簽名、電子文書歸檔等功能,統一電子營業執照運用場景。按照市級的統一部署設立地區“一網通辦”綜合服務窗口,加強政務信息和數據的互聯互通,提供區域性一體化受理、收件、查詢、發證等服務,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體化的市場監管環境。深入推進市場主體監管制度創新,營造規則統一、公開透明的監管環境,全面提高市場監管效能。落實一體化信用監管體系。推動“雙隨機公開”、抽查檢查等信息在區域內充分共享應用,落實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標準、企業信用修復規則、實現信用監管標準互認結果互用。對重點監管領域和對象實施精準監管,對守信企業開通“綠色通道”,實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對失信企業實施重點監督和聯合懲戒。落實知識產權一體化保護工作。引導市場主體積極創造、運用和管理知識產權,鼓勵以知識產權利益分享機制為紐帶,促進創新成果知識產權化。加強地區行政執法,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業維權成本。配合推進消費者權益保護。落實“滿意消費行動,共建區域內消費糾紛解決機制,共同推動經營主體自律,配合打造統一的消費投訴公示平合。推進消費領域社會監督。協同監管網絡交易。充分發揮全省網絡市場監管服務系統平臺作用,注重整合轄區電子商務經營者基礎信息、經營信息、監管信息等信用數據,開展研究分析,實施分類監管。落實地區網絡、合同案件查辦協作機制,協同破解新形勢下的網絡監管難題。

3.合力打造一體化的質量供給環境。配合推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一體化建設。在信息、業務、資源各方面配合推進一體化建設,實現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協同聯動、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設和華東地區社會公用計量標準,促進社會公用計量標準建設整體水平提升。培養計量技術人員,互派計量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交流互動。推動特種設備監管一體化。推進特種設備單位、人員、設備信息互查互享,檢驗檢測結果互認和運用。

4.合力打造一體化的食品藥品安全環境。全面建成責任體系更加健全,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全程監管更加科學,“黨政同責”、“四個最嚴”、“四有兩責”全面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全面履行,社會滿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藥品安全現代化治理體系,形成企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無證經營等行為,杜絕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控制和減少較大及一般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繼續鞏固省食品藥品安全城市成果,積極配合爭創國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繼續深化食品安全“四項治理”行動,全面推進小作坊登記和小餐飲、小攤販備案管理。保持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案件的高壓態勢,公開違法違規、虛假欺詐產品和企業信息。以落實企業主體責任為基礎,推動實現順向可追、逆向可溯、風險可控的地區食品領域全產業鏈追溯體系。不斷推動食品藥品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障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

三、        “十四五”期間保障措施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發展規劃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工委書記、局長擔任組長,分管副局長擔任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共同做好“十四五”規劃工作和“十四五”期間各項重點工作。“十四五”規劃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心得體會2800字范文稿當前,以信息技術和數據作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并成為推動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經過近年快速發展,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經濟大國。“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機遇期,準確研判“十四五”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地緣新特征新變化新趨勢,對于維護延長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及增強提升國際塑造力影響力引導力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把握數字經濟戰略機遇,加快推進“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增強社會前進動力,更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深入貫徹落實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系統謀劃、統籌推進數字經濟強國建設發展對于我國而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加快發展數字科技,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堅強基石。盡管我國是數字科技應用大國,卻不是數字科技研發強國,很多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須加強數字科技關鍵技術攻關和布局,以數字科技大突破帶動數字經濟大發展。

一是采取清單制梳理我國數字科技的短板軟肋,短期內尋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備份源,使“卡脖子”技術不因外國的封鎖而斷供。

與此同時,發起專項研發計劃,集中力量攻克核心電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工業軟件等短板,補齊數字科技研發鏈。

二是面向數字科技前沿領域,設立國家或世界實驗室,牽頭發起全球大科學計劃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創新資源,主動嵌入全球數字科技創新鏈條和生態系統,吸引和積聚全球創新人才。

三是支持數字科技試點應用,積極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業、智慧醫療等發展契機,推進數字新科技先行應用,為數字科技應用提供試驗平臺和應用場景,在應用中不斷完善技術,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加快推進數字基建,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支撐。我國在發展數字基建方面處于起步階段,相對而言比較滯后。由此,應科學決策、統籌布局,把數據中心、場景中心、區域中心、應用中心有效結合。

一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要有戰略導向和規劃牽引,前瞻布局數字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推動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社會投資的積極性主動性,把“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緊密結合,共同構建數字基礎設施體系。

二是正確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通過制定行業規則、設施標準、規劃布局、互聯互通等,引導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和財力承受情況,尤其要根據實際需求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

三是正確處理好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以需求為牽引,把應用場景建設置于數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勵大型龍頭企業和平臺企業依托自身需求參與數字基建,并開放為社會使用,實現數字基建供給和需求精準匹配。合理跨區域布局數字基建,將數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等渠道打通,形成產業鏈應用生態。

加快發展數字貿易,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強大引擎。隨著5g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以b2b為主導的產業互聯網推動的企業間數字貿易將成為拉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強大引擎。須順勢而為,充分發揮我國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先行優勢,依托消費互聯網與產業互聯網雙輪驅動數字貿易發展,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效益與質量。

一是繼續做大做強消費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利用數字技術“在線化、無接觸、可傳輸”特性,進一步提升產品與服務的數字化水平,大力發展跨境電商、數字娛樂、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新興業態,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費選擇。加大主要電商平臺的全球化戰略布局,通過收購或自建本土化網站,建設更多海外倉、展貿中心和營銷服務中心等,帶動更多中國產品與服務進入海外市場,形成國內國外雙循環,拓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空間。

二是培育壯大產業互聯網驅動的數字貿易。制訂實施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推動更多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支持打造“研發+生產+供應鏈”的數字化產業生態,共享產能、技術、數據、人才、市場、渠道、設施等,促進產業互聯網帶動的新型數字貿易快速發展,使其盡快成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

穩步推進數字貨幣,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有力抓手。當前,各國高度重視數字貨幣的研究與實踐,競相加快央行數字貨幣布局。對于我國而言,以微信、支付寶為代表的零售支付體系發達,同時,較早啟動了央行數字貨幣的理論研究,加快了央行數字貨幣試點落地步伐。展望未來,須順應全球數字貨幣發展趨勢,及早謀劃、動態應對、爭取主動。

一是加快戰略布局,協同推進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工作,實現國際國內同步部署,強化央行數字貨幣與數字貿易、數字經濟的聯動發展,助力人民幣更好承擔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計價、支付、結算職能并發揮世界儲備貨幣角色。

二是積極開展試點示范,在試點探索的基礎上,優先選擇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先進地區整體落地,及時總結央行數字貨幣發行、運營與管理經驗,有序推動央行數字貨幣多場景推廣應用進程。與此同時,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零售移動支付方式聯動互促、協同發展的模式與路徑。

三是深化系統研究,加強央行數字貨幣對貨幣政策、金融運行體系及國際金融格局影響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現實影響和預期影響、直接影響和關聯影響等,推動數字貨幣法律體系、監管體系與風險防范體系建設。加快完善數字治理,為建設數字經濟強國提供制度保障。數字經濟正在重塑經濟社會運行模式和運行規則,對傳統治理方式構成巨大挑戰,提高數字化治理水平、為數字經濟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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