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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1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24
中圖分類號：F832.2；F7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108-06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Onlin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Purchasing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XU Xiaoyang， LU Minghu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urchasing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financial products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cognitive of risk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oth between trust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and between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Key words：online financ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網絡金融發展極為迅速，產生了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的全方位、多元化互聯網金融服務。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也給一直走在改革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不斷注入了新鮮血液。隨著互聯網企業介入金融業，中國的互聯網金融逐漸形成概念，與人們的生活更為密切，產生了獨特的發展形態。2012年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基于各種平臺的金融創新產品開始出現，“余額寶”等本土化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更是受到了廣大消費者的青睞。由于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借助互聯網平臺，實現消費者的碎片化理財，具有較高收益、門檻低和隨時贖回的特點，激發了廣大網民的投資熱情。與此同時，對互聯網金融及其產品創新的探討已成為我國金融領域的一大新興研究熱點。
互聯網技術運用于金融領域始于國外，但“互聯網金融”不是通用的國際術語，多見的是“E-finance”，“E-commerce”，“Network finance”，即電子金融、電子商務、網絡金融等，其范圍大于只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金融活動，并側重金融交易、服務的信息化。Manuchehr Shahrokhi總結了電子金融的發展創新狀況，分析了金融服務業和IT產業面臨的挑戰[1]。目前，互聯網金融往往被具體化為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興金融交易模式和產品，Garry Bruton等分析了小微金融、眾籌、P2P網貸等創新金融模式，以期為企業提供多樣化融資模式[2]。一些學者們認為互聯網金融依托移動支付、網絡社交媒體、搜索引擎和云計算等現代互聯網信息與技術，為消費者提供第三方支付、信用評價與融資以及互聯網理財等各種金融服務的一種新興金融模式[3，4]。還有一些學者對影響使用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因素進行相關研究，包括采用計劃行為理論等模型對金融的安全性[5]、消費者滿意程度、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6]等關鍵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國內外學者對互聯網金融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涵、互網金融模式和影響互聯網金融使用的關鍵因素。對互聯網金融網上銀行使用行為研究較多，且主要使用計劃行為模型進行分析，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行為研究較少。由于計劃行為模型側重于個體實施特定行為的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而互聯網理財產品是新生事物，需要在互聯網氛圍下進行觀察學習和親歷學習，需要關注心理認知對購買行為的影響。在不同的自我效能和社會認知水平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可能大相徑庭。但現有文獻尚未就此進行深入探討。為此，本文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構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行為理論框架，深入探討影響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的關鍵影響因素，從而為金融機構的產品戰略規劃提供參考，為金融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提供決策建議。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本文將主要基于社會認知理論和已有文獻分析構建研究框架。在查閱相關資料和相關調研之后，決定設置6個潛在變量：互聯網氛圍、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購買意愿與行為。
Albert Bandura的社會認知理論揉合內因決定論和外因決定論兩種理念，辯證地提出個體的認知因素、環境、行為的三元交互決定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認知、行為及其所處的環境為動態的互惠決定關系，任何兩者之間的關系都隨著個體的認知、行為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變化。環境因素包括所處氛圍、外在資源等。個體認知包括自我效能和結果預期：自我效能是個體對自我是否具備某種特殊能力的判斷，自我效能與個體的能力有關但并不能反映其真實能力，只影響個體對任務的選擇和完成任務的韌性；結果預期是個人對自身行為可能帶來結果的判斷[7]。環境因素對個人的自我認知有著重要影響，直接影響自我效能即對自己能力的判斷。組織內每個個體對互聯網以及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接觸和使用情況形成一種組織內的環境氛圍，即互聯網氛圍。在使用互聯網購買理財產品的過程中，會強化消費者對自身使用計算機能力的價值判斷。因此，互聯網氛圍會影響組織內個體對自身使用計算機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能力判定，這種能力的判定即計算機自我效能。
風險控制認知是指個體對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存在風險的程度和互聯網金融企業風險控制程度的認知水平及認知行為。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認知包括風險控制認知，并受環境因素影響。Sutton S.G.等指出企業個體或決策群體必須正確認識到電子金融（即互聯網金融）的風險，企業才能成功實施以互聯網金融為平臺的電子商務，獲得效益[8]。因此，互聯網氛圍（即互聯網環境）會影響風險控制認知。
由于現代消費者尤其是年輕的消費者基于信息動機和情感動機，喜歡使用互聯網獲取金融理財產品信息和進行具有強烈感彩的購買評價，并通過“朋友圈”等網絡社交媒體與其他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進行溝通交流。因此，互聯網氛圍也會影響人與人之間有關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溝通交流活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互聯網氛圍對計算機自我效能有顯著影響；
H2：互聯網氛圍對風險控制認知有顯著影響；
H3：互聯網氛圍對溝通交流有顯著影響。
成穎等提出計算機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感理論在計算機培訓及其輔助技術使用等行為活動中的應用[9]。計算機自我效能作為個體認知因素將會影響個人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行為。廖俊峰等將計算機自我效能作為研究個人網上銀行采用意向的主要變量之一[10]。如果某個消費者的計算機自我效能感較好，那么他（她）會更有信心并更愿意使用計算機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谝陨戏治?，提出以下假設：
H4：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有顯著影響。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對新生事物的認知程度將會影響交易信任并影響其購買意愿與購買行為。Kim等提出消費者進行網上購物時會考慮交易環境風險、本人的風險偏好、賣家的信譽度等等，這些交易過程中的相關風險需要消費者進行分析和控制，如果消費者對相關風險有著清醒的認識并知道如何進行防范，則消費者更愿意選擇信任賣方[11]。所以個體對風險控制的認知將顯著影響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交易信任程度。
消費者在搜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信息時，由于存在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和理解的不對稱，他們在進行購買決策時往往猶豫不決。張萬力等提出溝通交流可以降低人們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認知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行為意愿[12]。溝通交流包括大眾傳媒對社會受眾的信息傳遞、網絡社交媒體的信息交流和人們日常交往時所進行的信息交流。有效的溝通交流活動將促進人們認知水平的提高，從而構建對理財產品尤其是創新理財產品的交易信任程度，影響人們的購買行為。交易信任一旦形成，消費者則更容易產生購買意愿并付諸行動。陳東宇等發現P2P的出借意愿主要受信任影響，交易信任影響購買意愿和行為[13]。鑒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5：風險控制認知對交易信任有顯著影響；
H6：溝通交流對交易信任有顯著影響；
H7：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有顯著影響。
基于上述變量設置和假設，本文的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2 問卷設計和數據收集
為確保測量量表的真實有效，在設計調查問卷時，作者在參考相關經典文獻的基礎上，與有關專家和受訪對象進行深入交流。在與他們進行有效溝通之后，修改相關量表。然后進行范圍較小的預調查，對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預分析，針對分析結果及訪談意見對量表的內容進行進一步修改，確定最終調研問卷。問卷所采集的基本信息有職業、學歷、年齡和年收入，問卷主體部分采用了Likert五點量表形式：數值1表示“完全不贊同”、數值3表示“不確定”、數值5表示“完全贊同”。問卷主要涉及互聯網氛圍、計算機自我效能等6個變量，共16項，問卷主要內容如表1所示。
問卷的調研對象是江蘇省南京市、鎮江市、無錫市、蘇州市的普通市民，既包括分布各行各業的工薪階層，也包括在校大學生，主要通過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平臺共發放問卷800份，每個地區為200份，有效問卷725份。被調查人群職業主要為女性（61.23%），以年輕人為主（20～40歲占比為75.37%）。受教育水平較高（大R隕險90.15%），收入水平也較高（收入在3萬以上占77.34%）。將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與支付寶注冊用戶的人口統計學特征進行比較分析后，發現各項比例基本一致，因此認為該樣本是有效的。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統計分析
使用SPSS22.0軟件分析，各測度指標平均值在2.77～4.57之間，中位數主要以3為主，眾數以3為主，標準差范圍在0.83～1.22之間。通過上述軟件統計分析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能熟練使用計算機并經常使用互聯網（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均大于3，中位數和眾數都在3以上），但是他們很少進行以互聯網理財產品為主題的信息交流，并且對該類產品的風險認知程度不足（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此外，由于對互聯網理財產品缺乏交易信任（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受訪者部分人群對互聯網理財產品持觀望態度，但也有較多受訪者愿意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在確保較好流動性的前提下，獲取較高的理財收益。觀察變量描述性統計量具體如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測量指標
y1的眾數、y3的中位數和眾數、y10的中位數和眾數均為5，這說明絕大多數受訪者極度依賴互聯網，并愛好使用QQ、微信等社交網絡媒體進行信息交流。此外，測量指標y2、y5、y6、y9、與y16的標準差均超過1.1，這說明受訪者們對互聯網理財產品的了解程度和購買行為差異顯著。
3.2 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衡量調查問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數進行信度檢驗，分析軟件為SPSS22.0。分析得到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7（參考標準為大于0.6），表明問卷內容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因此具有較好的信度，相關量表具有較好的整體可靠性和穩定性，可進一步進行驗證分析。效度檢驗采用KMO檢驗和Bartletts球型檢驗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表明KMO值為0.912，遠遠大于0.6，Bartletts球型檢驗的顯著性為0.000，表明各變量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適合做因子分析，
因此調查問卷效度較好。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因子載荷基本大于0.5，且累計方差解釋程度均大于80%，說明相關量表較為理想。
3.3 模型的建立和適配度檢驗
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基于經典文獻的基礎上，使用AMOS軟件構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結構方程模型（如圖2所示），外因潛變量為互聯網氛圍，內因潛變量有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購買意愿與行為。本研究在模型修正時發現，y1與 y3觀察變量題項所測量的特質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性， y4與 y10之間、y5與 y7之間、y8與 y13之間也是如此。因此設定了上述四組共變關系，從而減少模型的卡方值，使得模型更契合實際。
為驗證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對模型整體適配度和基本適配度進行檢驗。根據表3所示，良適性適配指數（GFI）大于0.9，這說明該模型的協方差在解釋樣本數據協方差時，效果較為理想。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增值適配指數（IFI）、比較適配指數（CFI）、簡約調整后的比較適配指數（PNFI）等指標均完全符合標準。但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指標略偏高，這可能是源于該樣本相對較小，從而導致該指標不夠穩定?？傊?，該模型整體適配度較好。
根據圖2所示，觀察變量y1和y2能被外因潛在變量“互聯網氛圍”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59和0.76），說明受訪者通過互聯網交流信息更能反映互聯網氛圍的構念特質，而y3能被互聯網氛圍解釋的變異量較低（因素負荷量為0.46），這說明受訪者上網的頻率對互聯網氛圍的相對重要性較低。y4和y5，尤其是y5觀察變量能有效反映內因潛在變量“計算機自我效能”所要測得的構念特質（因素負荷量分別為0.69和0.81），這說明受訪者相信自己能熟練使用計算機，尤其是熟練使用計算機購買余額寶等產品能有效反映受訪者的計算C自我效能的構念特質。同理，觀察變量y6、y7、y8能被內因潛在變量“風險控制認知”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63、0.88和0.79），說明受訪者通過認知余額寶等產品風險及其風險控制、互聯網企業風險管理能較好反映風險控制認知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9、y10、y11能被內因潛在變量“溝通交流”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80、0.57和0.75），說明受訪者在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時與朋友、同事和家人及互聯網企業進行有效信息交流能較好反映溝通交流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12、y13、y14能被內因潛在變量“交易信任”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89、0.82和0.65），說明受訪者對互聯網理財產品及其較高收益比較放心、對互聯網企業比較信任能較好反映交易信任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15、y16能被內因潛在變量“購買意愿與行為”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93和0.90），說明受訪者愿意購買和持有互聯網理財產品能較好反映購買意愿與行為的構念特質。總之，在對模型基本適配度檢驗中，除y3互聯網氛圍的因素負荷量是0.46外，互聯網氛圍對應的其他兩個觀察變量的標準化估計值均大于0.5；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和購買意愿與行為所對應的觀察變量的所有標準化估計值均在0.5至0.95之間，且無較大的標準誤差，所以模型的基本適配度較好。因此，該模型能較好地解釋消費者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行為。
3.4 假設檢驗和路徑分析
圖2顯示了結構方程模型的各路徑系數，通過對路徑系數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互聯網氛圍分別對計算機自我效能（C.R.=6.940，P
3.5 總體效應標準化估計
在標準化回歸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前提下，總體效應標準化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潛在變量之間的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可表述為：潛在變量“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回歸系數值最大（0.619），表明“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直接效果最為顯著；潛在變量“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回歸系數值為0.327，表明“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直接效果也比較顯著。各潛在變量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效果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互聯網氛圍（0.785）、風險控制認知（0.319）、溝通交流（0.249）。通過對不同潛在變量之間的回歸系數值進行比較，發現各變量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果：“互聯網氛圍”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應最大，“風險控制認知”次之，“溝通交流”最小。
3.6 事后訪談
針對部分消費者的事后訪談表明，他們經常通過互聯網查看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收益情況，了解新推出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并通過“微信”“QQ”等社交媒體“朋友圈”流通理財心得和信息。他們（尤其是中老年消費者）認為在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的過程中，存在身份認證手續繁瑣、銀行支付限額過低，擔心存在產品被大量贖回的金融系統性風險、計算機（或手機）感染“木馬”病毒等技術風險、計算機操作風險等。因此一些消費者認為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存在較高的風險。
然而，大部分受訪者（尤其是年輕的消費者）仍然愿意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認為該類產品實質是對貨幣基金的“團購”，具備無門檻、零收費、隨時贖回且具有較高收益。當前股市大幅震蕩、樓市泡沫嚴重，民眾的投資渠道較少，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仍是不錯的理財方式。此外，受訪者大都認為，雖然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在不斷壓縮“第三方支付”的生存空間，他們今后仍將繼續購買或持有“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
4 結論與啟示
基于社會認知理論，本文研究了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建立了結構方程模型。通過適配度檢驗和假設檢驗，認為該模型適合于解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形成過程。具體來說，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由于作為環境因素的“互聯網氛圍”對“溝通交流”“計算機自我效能”和 “風險控制認知”的影響效應均非常明顯，“互聯網氛圍”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應較大，并且“計算機自我效能” 和“風險控制認知”對“購買意愿和行為”也有一定的直接影響，這正好符合社會認知理論中環境因素（互聯網氛圍）和個體認知（計算機自我效能和風險控制認知）對個體行動（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重要影響作用。
第二，“溝通交流”對“購買意愿和行為”具有較強的簡接影響效應。這表明通過大眾傳媒、網絡社交媒體、日常人際交往等不同渠道進行信息的傳遞和交流對消費者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影響顯著。這也說明基于大眾傳媒、網絡社交媒體和人際交往的信息交流，能促使人們形成偏好意愿。
第三，“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具有較強的直接影響效應，這說明消費者對金融理財產品及所屬互聯網企業的信任程度直接影響其購買意愿和行為。
為有效增強消費者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互聯網金融企業應以互聯網的接受程度和計算機操作能力作為劃分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客戶群的標準之一，應多關注互聯網氛圍良好的社區中那些計算機應用能力相對較強的消費者，進行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消費者精確定位；互聯網企業應設計簡潔的產品、便于操作的工作流程、合理的風險內控和信息披露制度，畝贏得消費者的信任；應結合使用傳統大眾傳媒和人員促銷等方式對中老年消費者進行宣傳和溝通，促使他們接受這種全新的理財產品；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媒體幫助消費者建立互聯網金融理財新理念，提高消費者的計算機自我效能感，從而促使他們購買適合自身需求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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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2
一、互聯網治理論壇：一個務虛的機構，逐漸失去了各國政府的關注
互聯網治理論壇是解決互聯網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要全球性機構。它是在2005年突尼斯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創建的，是以政府為中心管理互聯網和非政府管理互聯網之間的妥協結果。作為妥協的結果，一步一步地，互聯網治理論壇的做法已經發展開來?；ヂ摼W治理論壇大會自2006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在日內瓦有一個秘書處。這也激發了區域和國家的互聯網治理論壇，學術網絡和其他方面的系列活動的創建。
當討論其他全球治理領域如何能從互聯網治理論壇經驗中獲益時，重要的是記住互聯網治理和傳統多邊主義兩者之間的差異。首先，后者，例如氣候變化已經逐漸向非政府參與者開放。就互聯網治理來說，政府被迫進入一個已存在的非政府組織（如ICANN，IETF和其他實體）；其次，互聯網治理論壇不是一個決策制定機構。它沒有采用國際條約或其他法律文件的授權。它是一個決策成形的論壇，通過它的審議，可以為如ICANN，ITUand WIPO等其他機構采納決議建立基礎。
然而，IGF作為一個務虛的機構，里面議題很多，也有個別問題引發了討論，但很多議題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因此，可以說，IGF逐漸失去了各國政府對其的關注。不過，作為制定全球互聯網域名管理政策的ICANN（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隨著它對互聯網治理議題的討論和延伸，得到了各國政府、企業等代表的各有關利益相關方社群的重視和積極參與。
二、互聯網治理的重點進展在ICANN
ICANN于1998年建立，總部設在洛杉磯郊區Marine Del Ray，是一個采用國際化組織形式運營的非盈利性機構，負責在互聯網域名系統和地址系統上的政策協調。ICANN形成的政策決議，由IANA人員在根服務器的根區文件中進行體現。IANA（互聯網號碼分配機構）負責管理互聯網核心資源，它有三項職能：1.管理全球域名系統；2.協調互聯網協議（IP）數字地址的分配；3.根服務器協議的協調。這三項權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互聯網根的管理權。由于互聯網的全球性特點，根的任何改動都影響到互聯網在全球的正常運行、特別是互聯網在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美國商務部對于IANA的運行有最終的管理權。因為歐盟的反對，所以美國移交IANA管理權。隨著IANA管理權移交，順應著互聯網安全與穩定、開放與互通的發展趨勢，“同一個互聯網 同一個夢想”，互聯網治理將迎來新的時代。
三、互聯網治理的法律層面
國際上，在互聯網治理規則制定方面認為，幾乎所有互聯網治理問題都有一個法律層面，但塑造一個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法律框架仍處在初期階段。兩個普遍的方法是：
1.一個‘真正法律’方法，從煙霧信號到電話，互聯網本質上是無差別的對待。盡管速度更快，更全面，互聯網仍然是有距離相隔的個體之間的溝通。因此，任何現有法律規則也能適用于互聯網。
2.一個‘網絡法律’方法，基于假設――互聯網引入網絡空間里社會關系的新類型。因此，有必要制定用于管理網絡空間的新網絡法。這種方法的一個論點是，給跨境交流提供便利的互聯網的絕對速度和體量，阻礙了現有法律規則的執行。
盡管兩種方法都包含有效元素，但‘真正法律’的方法獲得優勢。普遍認為，相當一部分現有立法可以應用到互聯網，對于某些特定問題，真正的法律將必須被調整以適應網絡世界。對于一些有限的問題，必須制定新的規則。
互聯網領域的立法活動日益加強，尤其是經合組織國家，互聯網普遍存在，對經濟和社會關系的影響程度很高。到目前為止，立法規定的優先領域是隱私，數據保護，知識產權，稅收和網絡犯罪。
然而，社會關系過于復雜，不能僅僅靠立法者來規制。社會是動態的，而立法總是滯后的。在當今時代，這個尤為明顯，科技發展改變社會現實比立法者所能反應到的要快得多。有時，規則甚至在他們可以被采用的時候已經變得過時了。法律過時的風險是在互聯網監管方面需要重要考慮的問題。
四、有關互聯網治理的法律層面的進展
一直以來，關于互聯網治理的研討，討論比較多的國際組織有互聯網治理論壇（IGF）、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經合組織（OECD）、亞太經合組織（APEC）、20國集團（G20）、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等。
（一）聯合國貿發會關于電商規則和網絡法的研討
聯合國貿發會議于2015年3月25-27日在日內瓦曾召開了關于電商規則和網絡法的專家會議，其中提到：對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來說，網上交易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雖然更加依賴于電子商務創造了重大機會，但是缺乏安全性和信任仍然是這類交易的重要障礙。在線欺詐和數據泄露受到消費者和企業越來越多的關注，要求國家和國際層面足夠的法律和監管措施。
發展中國家落后于相關網絡法和跨境電商的發展，是因為不同國家現行法律法規之間的差異而受到阻礙的。
這次專家會議作為一個平臺，使各國能夠審查其法律框架，分享經驗和相互學習。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呈現出全球在電子交易、消費者保護、數據保護和網絡犯罪領域里的法律法規監管的全貌。會議回顧在各種發展水平下的各國的政策和法律制定者及其私營部門面臨的挑戰。它將給區域組織提供一個機會，諸如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東非共同體，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拉美和加勒比經濟體系以及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探究關于能提供國內和跨境電子商務法律框架的統一的合作空間。互動環節將主要由知名法律和行業專家、政府官員、地區和國際機構代表以及非政府組織作重要角色。預期結果是，對于涉及網絡法以及如何能促進電商發展的監管框架的建議的最佳實踐的認同。它將與其他有關電子商務的進程連接在一起，如在世貿組織，經合組織及聯合國主持下的其他進程。
這次專家會議是由聯合國貿發會組織的，其已支持了非洲、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超過60個國家，準備并/或采用網絡法律法規以及通過能力建設活動。
（二）歐洲通過網絡新規：個人信息保護新規以及要求各關鍵性組織采用新的網絡安全規則
歐盟于今年4月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新規《一般數據保護法規》（GDPR），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規，這一新條例的通過，意味著歐盟對個人信息保護及其監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稱當今全球“個人信息保護”領域最為嚴格、管轄范圍最寬、處罰最嚴厲、以及立法水平最高的一部法律。緊隨其后，今年5月，歐洲要求各關鍵性組織采用新的網絡安全規則，作為世界巨頭的第三方支付企業Paypal也被要求必須遵守，這給在線支付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要求和限制。這一規定，是對網絡基礎設施適用更高要求的等級標準。
結語
隨著網絡社會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治理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其所涉及的問題也越來越紛繁復雜，匯聚的矛盾點多，當然也更能預見未來互聯網經濟新的發展機遇，逐漸引起各國政府、企業以及非商業社群的高度重視。互聯網治理新時代的到來，意味著可能引發現有各種模式和規則的不斷調整，甚至進一步突破，這期間將產生一個個新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因此，關于互聯網治理規則的研討，也將是一個發展空間很大，需要持續進行的一項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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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3
關鍵詞：“互聯網+”;教學策略;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
“互聯網+”逐漸影響社會中各行各業的發展及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對教育教學領域的影響最為深遠?！盎ヂ摼W+”教育的結果使教學形式及教學活動發生了重大變革，整個教學活動可以有效結合課內外教學、線上線下教學，讓學生可以隨時隨選擇自己所需的學習資源、接受教育教學。在這樣的環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應該順應教育發展的方向，不斷對當前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進行探索與創新，激發當代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學習的熱情與欲望，實現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的最終目的。
一、轉變教學理念，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在“互聯網+”時代下，高校應該充分將學生的主體性與教師的主導性融入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結合當代大學生的時代特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借助“互聯網+”互動教學平臺，教師以問題為導向，引導學生利用互聯網資源查找資料，積極地與教師、同學展開討論與交流。例如，《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對學生崇高信念和遠大理想的培養并非在短暫的課堂時間內就能全部實現，教師可以通過微課展播、微課題研究、互聯網互動等多種形式吸引學生參與到活動中來，讓學生通過實踐與討論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通過多媒體讓學生觀看全國道德模范頒獎典禮，切身感受道德的重要性及在社會中的體現。教師借助現代化網絡平臺，圍繞課堂教學中的重難點和關鍵點，將與之相關的教學課件、教學視頻、專著等上傳到網絡平臺中，讓學生進行資源共享并且隨時閱讀與復習知識。
二、結合“互聯網+”時代特征，合理設計教學內容
“互聯網+”時代下，為了能夠保證課堂教學與時俱進，教師需要對教學內容進行認真篩選，結合當前時代具有的特征，合理設計具有針對性、導向性的教學內容。例如，思想政治理論課《形勢與政策》，由于當前我國的形勢與政策瞬息萬變，教師應該結合當前社會實際，體現課堂教學的導向性，利用“互聯網+”教學平臺的便利性及時更新專題內容，在互動平臺中組織學生針對專題進行激烈討論，增強學生對國內外熱點問題的關注意識，還可以通過微信、微博等關注與轉發功能，及時關注學生感興趣的實時話題，發現思想政治的動態方向，調整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讓思想政治理論課變得有的放矢。
三、改革教學方式和評價方式，促進大學生個性化發展
在“互聯網+”時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該積極利用“互聯網+”改革與創新課堂教學模式和評價方式，促進大學生個性化發展。例如，當代大學生“低頭一族”現象比較普遍，為此，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手機輔助課堂教學，如為了增強學生的課堂出勤率而使用微信點名，在教師規定的時間內回答問題才算簽到。借助現代信息化教學手段布置課堂作業，檢查學生課堂學習效果，延伸課堂教學空間及內容，借助“翻轉課堂”教學模式，讓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需求合理安排與控制學習計劃和節奏，反復觀看教師提供的微課、微視頻和教學資源，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和分析，然后在引導學生分析學習中存在的疑難問題，有效地增強課堂教學效率及互動效果。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互聯網+”社會環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必須充分借助互聯網的教育功能，豐富和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和教育模式，利用互聯網平臺積極引導大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究，實現課內外教育、線上線下教育、隨機教育等方式的有效結合，實現培養當代大學生理想信念及政治意識的重要責任。
參考文獻：
[1]李洪俠.關于“互聯網+”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幾點思考[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6
[2]牛犁.“互聯網+”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困境與改革策略研究[J].新教育時代：電子雜志，2016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4
［關鍵詞］互聯網 信息傳播 治理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201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4.57億，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34.3%。伴隨著網民人數的持續增長，網絡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多媒體、網絡化、數字化技術為核心的互聯網信息傳播已經成為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代媒體?；ヂ摼W信息的傳播給人們帶來了無限便利，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如何有效管理互聯網信息傳播，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的網絡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互聯網信息傳播現狀
我國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帶動了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改善和變革，體現出以下情況。
1.網絡覆蓋面不斷擴大。進入Web2.0時代后，博客、微博和社交網站的興起，吸引越來越多的人走進了網絡。截至2010年12月，我國博客用戶規模達2.95億人，年增用戶7310萬人，微博則在2010年高速增長，用戶規模約6311萬人。社交網站的成功推廣，使更多的人加入了“全民偷菜”的行列。同時，網絡視頻已經發展成為人們獲取電影、電視、視頻等數字內容的重要媒體，不僅對人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影響，而且影響了人們的媒體接觸方式，互聯網的視頻時代己經來臨。
2.傳播渠道不斷拓展。在原有網絡環境下，網民僅能通過BBS、IM等傳遞信息，信息傳遞慢、影響范圍小。而在當今環境下，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渠道得到了極大拓展：微博使人們可以更快捷的傳遞信息、表達自我；以優酷、土豆等為代表的視頻網站的興起則帶動了眾多播客來共享視頻短片；BT的發展讓電影、電視和游戲的下載變得更加迅捷，傳播更為廣泛。
3.傳播效果更強，影響更深遠。網絡視頻時代的到來，使互聯網信息的傳播效果不斷增強，把人們從單純文字的交流中解脫出來，重新回到面對面的交往中。人們的社交網絡隨著信息的傳播不斷擴大，想出名也變得越來越容易。更多的人也在逐漸參與到影視、游戲的制作過程。除此之外，互聯網也在影響著人們的交易方式，極大降低了交易者的成本。同時，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發展也在不斷填平“數字鴻溝”，對人們的生活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二、互聯網信息傳播存在的問題
互聯網信息的傳播給人們帶來的便利顯而易見，但是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負面影響逐漸體現。
1.版權問題急需解決。隨著數字和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運用，人們可以方便的從網上下載音樂、電影和游戲。但這種行為改變了傳統的作品使用形式，引發了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者的利益沖突，使版權法律制度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近期有關視頻分享網站、數字圖書館和搜索引擎等方面的版權爭議糾紛的集中爆發，例如美國電影協會迅雷侵權，賈平凹、韓寒等知名作家狀告百度文庫盜版等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使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也對我國在數字網絡環境下的版權保護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互聯網帶來的道德與法律問題凸顯?；ヂ摼W為信息提供了極為快捷和廣闊的傳播方式，但是隨之而來的道德與法律問題也開始顯現。以陳冠希艷照門事件為代表的網絡，以“銅須門”為代表的人肉搜索，以“白領死亡博客”為代表的網絡暴力第一案等一系列事件，開始把人們的隱私不斷放大放在公眾的面前，使個人隱私受到嚴重侵害。如何有效地進行網絡道德教育，如何依法治理網絡亂象，如何切實保護好我們的隱私，已經成為擺在我們普通網民和立法者面前的突出問題。
三、互聯網信息傳播存在問題的治理措施
1.健全互聯網傳播法律法規?；ヂ摼W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以及全球性特征，使病毒肆虐、黑客橫行、黃毒污染等網絡弊病的治理更加復雜，需要政府不斷加快網絡立法進程，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的社會法律來約束互聯網信息傳播過程中的不正當行為，進一步維護正當的信息傳播的合法性。同時，政府也要建立互聯網信息傳播管理制度，采取登記注冊制、實名制、分級制、許可制和內容檢查制等一系列制度，使互聯網信息的傳播更加規范、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和諧社會的長久發展。
2.完善互聯網傳播控制技術?；ヂ摼W技術是在不斷演化和更新的，對于網上出現的新技術、新信息，相關部門可以采取多種有效的網絡管理技術，如防火墻過濾技術、分級技術、身份識別技術和訪問控制技術等及時發現、跟蹤網上有害信息，做好相應的管理工作。
3.加強互聯網信息傳播行業自律。除了法律法規的監管，互聯網信息傳播行業的“自律”也顯得尤為重要。行業自律是傳媒向社會承擔責任的具體表現，可以采取制定行業規范、推動行業自我監管、促進業界與政府合作、提供安全瀏覽服務等措施完善互聯網信息傳播行業的自律機制，對于促進網絡媒體的健康發展，健全互聯網管理體制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4.加強社會監督。除了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相應的控制技術和建立互聯網傳播行業自律機制外，社會監督以其成本低廉、無時無處不在等特點，也是治理互聯網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問題的有效手段之一。社會監督以政府為主導，通過設立專門機構、開辦監督網站等形式，引導人們自覺參與互聯網管理，并給予資金支持開展多方面普及教育活動，不斷加大監管宣傳力度，提高人們的自我保護和網絡監督意識。
四、結論
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為信息的傳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但面臨機遇的同時，互聯網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問題也在逐漸顯現，需要全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采取多種措施有效對其進行管理，消除其負面影響，保障和諧社會順利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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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5
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是把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交給社會，讓社會以自組織、自協調的負責方式來承擔，劃清不該做的事的界限，不越鴻溝。新興技術“互聯網+”的出現，為政府利用“市場之手”進行社會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特別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各項成本)提供了技術支撐;還能在及時收集、準確分析民眾的需求與行為的基礎上，針對其需求，提供或購買最便利優質的服務。“互聯網+”在減少中間環節，實現扁平式、網格化服務的獨特優勢為政府轉變職能，解決頑疾打開了光明的前景。
一、夯實基礎，建立“互聯網+”思維
1.營造學習研究氛圍?！盎ヂ摼W+”是一個新生事物，政府及其各部門結合本地實際帶頭學習研究，一要學習“互聯網+”要“+”什么，能夠“+”什么;二是找準“互聯網+”與產業發展的結合點，用什么方式來實現既有產業同頻共振;三是加大“互聯網+”知識的普及、培訓力度，真正弄懂互聯網經濟是什么，研究“互聯網+”的發展趨勢。
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一是加強4G5G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寬帶網絡提速降費，搭建“互聯網+”開放共享平臺，提高公共服務效率。二是加強“互聯網+”制度創新?！盎ヂ摼W+”深化發展勢必會對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現存管理模式造成沖擊，由此產生負面影響?；鶎诱詫捜莸膽B度引導“互聯網+”產業的創新發展，積極探索其運行規律，在發展中逐步規范完善，清理阻礙“互聯網+”發展的不合理制度，給予其發展的空間和環境。三是加強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數據不僅是未來重要的戰略資源，更是企業重要的生產要素。政府作為龐大政務數據的擁有者，應設立專門機構從事數據的分析、開發和利用，為社會、企業發展提供決策咨詢預警，使龐大的公共數據從沉睡中醒來，釋放“數據紅利”，推動“數據經濟”發展。四是加大公共數據開放與共享。制定數據信息公開與共享方面的政策法規，加快部門間信息共享平臺建設。除依法涉密之外的數據外，政府要分層次、分類型地向社會公開數據，實現數據信息資源共享。五是加快智慧政府門戶建設。智慧政府門戶通過訪問數據的分析，判斷用戶的真實需求;通過改進網站短板，為用戶提供精準智能服務;通過對網上服務的動態監測，實時掌握政府網上服務質量，由此展開績效治理。
(三)建立“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在改變網民理念行為的同時，也給基層政府治理帶來嚴峻的挑戰。為此，基層政府要樹立四種新思維：一樹立陽光透明思維。網民強大的圍觀力量要求政府部門改變不合時宜的服務內容、服務方式，政府部門當以積極的態度審視存在的問題，過程公開透明，積極加以解決。二樹立群眾至上服務思維。隨著網民“平等思維”的形成，他們在維護自身權益方式上，習慣以自媒體的方式進行吐槽與質疑，希望通過引起關注、發酵形成較大的輿論壓力，倒逼政府部門轉變方式，維護群眾合法群益。三建立快速反應思維?；ヂ摼W適時便捷的傳播，政府部門固化的程序化思維行為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突發事件，容易出現“這邊早已身處網民與媒體的輿論漩渦，而那邊政府相關部門卻毫不知情”的情況，造成政府部門因處置不力產生負面影響。四是善用新媒體思維。善于發揮新聞工作者、新聞媒體消解政府部門與網民及群眾之間的隔閡正能量的同時;還要運用政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加強與大眾的互動，傾聽收集從大眾的訴求與建議，完善制度漏洞、創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務能力。
二、豐富內涵，實現公共服務整合
“互聯網+”代表的是一種能力，是一種“信息能源”，能夠促使互聯網與傳統產業不斷融合創新。各行各業都可以在互聯網實現不間斷無縫隙的數字化連接，用它來“+”上自己的強項、改造自己。
1.“互聯網+政務”。一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堅持“政府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的原則，根據《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事項進行梳理、分類，重組優化政府業務流程，全部置于網上辦事平臺，通過在線申辦或在線預審等方式進行辦理，為市民、企業提供全天候、更無邊界的服務。變政府為“服務者”，公眾為“用戶”。二是運行流程標準化。對網上辦事平臺的每個辦事項，細化運行流程圖，全面公開經辦事項的具體要求，讓群眾輕松知道辦結所需材料、經過流程。三是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修改不適應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法律法規，強化共性問題的規范管理，統籌互聯網與其他行業融合的立法需求和現有法律在網絡空間的延伸適用，完善電子商務法、網絡安全法等基礎立法，起草制定數據安全管理和跨境流動等立法，明確數據所有、使用、轉移等規則，加強數據安全保護。
2.“互聯網+民生”。一是建立民生資源共享平臺。對涉及民生事項的政府部門、社會服務機構的信息資源加以整合，將可以共享的信息納入政務微博、微信等公共平臺，避免工作人員重復數據錄入、材料審核，減輕工作壓力，節約時間精力，促進公共服務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二是創新民生服務方式。加快公共服務的供給側和供需側對接，精確分析群眾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具體需求，建立數據，開展定制服務，使服務內容、方式更加豐富多樣，大幅提升公共服務能力。三是增強便民服務效果。針對服務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常見問題、可能出現的問題，不斷改進，出臺更多親民便民措施，變后端治理變為前端治理，強化公共服務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全面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務覆蓋范圍，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3.“互聯網+督查”。一是堅持用權必督。針對有權無責、權大責小、責任不清、追責不力等問題，建立電子監察系統，對行政審批事項進行全過程實時在線監察，實現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網上留痕、全程監控，確保辦事人與經辦人員在辦事過程中的“零見面”、“零接觸”，有效杜絕“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風。二是細化責任清單。針對梳理出的每項權力，對應建立“責任事項、追責情形、追責主體、追責依據和應負責任“五位一體”的責任清單，變行政監察方式由事后監察為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監察，不僅實現權力運行可視、可控、可查、可糾，而且有效解決了有權無責、權大責小、責任不清、追責不力等問題。三是建立辦事流程可追溯。凡網上辦理業務，不但要求受理時間、受理單位、責任人等一目了然，還要保持網上留下的痕跡有據可查，群眾還可以在網上直接對辦事人員進行優差評價，推動政府服務質量上臺階。變群眾跑腿為數據跑腿，杜絕“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現象。
4.“互聯網+決策”?？茖W的決策需要掌握大量的歷史數據、即時數據和關聯數據，才能有效提高政府決策的超前性、準確性和科學性，避免經驗決策的局限性。一是建立決策數據支持平臺。決策數據庫構成要涵蓋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內容，通過在線化和數據化，產生大量實時、可供分析的數據。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通過對跨部門、跨領域數據進行分析，全面掌握用戶的多樣化需求，提供有效供給，實現供需之間的良性互動。二是活學活用數據思維。領導決策應該時時刻刻養成用數據說話的習慣，讓數據規劃進程。通過分析建模，判斷事情的產生原因、發展趨勢及相關要素，借助數據分析技術輔助決策。對重大事項進行智慧決策，要在智慧評價公共政策的基礎上，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識別政策改進和調整的方向，實現從分散決策向智能決策轉變。三是動態地收集民眾需求。問政于民，提高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參與度，對決策執行效果及時作出評估、調整，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使政府決策更加公平、公正;問需于民，政府充分匯聚利用企業、社會等各方面的實時數據資源，提高政府決策的精確性，增強政府決策社會滿足度。四是增強治理主體能動性。通過在線互動等網絡表達方式，收集整理政府部門、社會各界、普通民眾對立法、公共政策以及社會公共事務的意見建議，擴展治理主體決策參與面，拓寬利益表達、參與協商渠道，整合凝聚各方訴求、智慧和力量，形成社會共識，發揮各方積極性和創造性。
5.“互聯網+治理”。目前基層治理與服務網絡主要針對村居常住人口，無力面對轄區內因社會需求、利益分化產生的職業群體，亟須打破傳統基層公共服務體系，形成以政府專業治理部門為主導、快速聯動的跨部門跨界治理網絡。一是科學劃分治理基礎網格。按照“屬地管理、街巷定界、規模適度、無縫銜接、動態管理”的原則，將城鎮村居劃分為一定數量的基礎網格，作為服務的基本單元和實施治理的組織基礎。二是建立村居基礎數據平臺。創新基礎數據采集方式，變上戶全員采集信息為大部分信息居民主動申報，對自主申報的信息開展有針對性審核和上門核查，節約人財物力。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通過核實后的數據可供區(縣)、街道(鎮)、村居三級服務大廳和辦事窗口使用，市民在開展辦理居住證、子女入學、計劃生育、高齡補貼等業務時，就無需大量紙質材料的提交、審核，提高辦事效率。三是重點加強流動人口監控和出租屋管理。網格員利用手持移動PDA設備和身份證讀卡器，采集、錄入、上傳，建好流動人口信息。對所有房屋進行編碼，制作房屋電子地圖，實行動態管理，及時跟進出租屋管理，此外，以房屋編碼為依據，將治理延伸到居住證、門樓牌發放等其他城鎮管理方面。四是充分發揮政務微博功能。將微博的傳播職能和服務職有機結合，把政務微博打造成工作服務一體化的平臺，提升線上線下聯動服務能力，使政務微博成為落實“互聯網+”戰略的重要載體。
三、厘清邊界，推動職能轉變
伴隨“互聯網+”涌現出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務，它深刻地改變著政府治理的宏觀環境?；鶎诱獪蚀_定位自身角色，順應“互聯網+”發展要求，主動轉變職能，推動“互聯網+”與產業社會的融合度，進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
(一)遵循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一是建立現代市場體系。隨著“互聯網+現代生產業”、“互聯網+物流”、“互聯網+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的蓬勃發展，“互聯網+”倒逼著政府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完善市場信用體系，健全社會監督機制，擴大負面清單，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干預，釋放市場活力。
二是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基于互聯網共享經濟、體驗經濟和社區經濟增長的強勁態勢，“互聯網+協同制造”、“互聯網+現代農業”、“互聯網+智慧能源”的不斷開拓，一大批潛力巨大的O2O企業如雨后春筍，隨著這些企業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必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傳統產業轉型。
三是創新招商引資路徑。拿錢、給地、資金扶持的傳統招商路徑，已經不再適應DT時代。沿海、沿江等區位自然稟賦，也已經不再是吸引資金流、人才流的必然條件。DT(大數據)時代，地方政府必須運用互聯網思維，完善大數據基礎設施，搭建服務平臺，培植孵化器，才能吸引企業來創新創業。
(二)遵循公權與私權的邊界
一是打造新型政企關系。為企業提供個性、全面、動態的優質公共服務和高效的辦事效率是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良好的互動關系的一大法寶，另一大法寶則是政府項目具有一定的可經營性?；鶎诱梢愿鶕椖勘旧韼淼默F金流和費效比，來決定采用特許經營權類的PPP模式、BOT(建設-經營-轉讓)的模式來或者使用DBFO(設計-建造-投資-經營)模式等，加快基礎設施更新換代。
二是打造新型政民關系。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發展，利益群體不斷分化，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變得更加多元復雜，主要特點體現為多樣性、漸增性和交叉性，傳統的公共服務模式已很難對此作出及時準確有效的回應。建立新型政民關系關鍵在于實現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政府方面，政府應充分運用“互聯網+”思維和技術，主動做好信息服務和事務辦理，為民眾提供多元化、個性化服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開辟居民參政、議政的渠道，引導民眾積極參與，吸納群眾意見，改進服務方式，更好地為民眾服務;公眾方面，除了完成各種應繳稅款、費用以及信息填報等必須履行的義務外，還應積極踐行政府倡導的各項方針政策，投身并致力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竭盡所能。
(三)遵循政府職能和部門職能的邊界
從利益取向來看，政府根據專業上的分工設置部門，因各自利益差異并非同質團體。但是從公共服務供給來看，公民在利益表達訴求、獲取公共服務過程中，渴求與政府形成“一對一”而非“一對多”的交互關系，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超越專業分工，變碎片化組織為“整體性政府”。故此，一是應建立政府橫向部門間的協調機制，增強部門間的合作互動。通過出臺剛性法規政策、建立利益補償機制以及培育行政部門公共精神等舉措，重組跨部門業務流程，進一步擴大“一站式”、“全程代辦式”公共服務方式的運用范圍。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事業單位的互動關系，激發事業單位的活力，進一步深化事業單位改革：將承擔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轉制為行政機構;將提供正外部效應不明顯的準公共服務或私人產品的事業單位應改制為企業;將提供公共服務或正外部效應凸顯的準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應逐漸將職能輸出給社會，或轉變為社會組織。通過改革，激發發展活力。
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6
互聯網的興起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鮮明特征。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又一次質的飛躍，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ヂ摼W作為一個社會信息的大平臺，億萬網民在上面獲得信息、交流信息。群眾在哪兒，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因此，善于運用網絡了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但有的領導干部對于網絡世界知之甚少，甚至是排斥上網，對于互聯網思維與理念更是缺乏認知和基本判斷。有的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傳統社會治理理念上，對于互聯網所體現出的平等開放、共享共治和個性體驗等觀念還沒有體會，也不以為然。這就導致一些官員在網絡、網民面前的無知、無為。
當前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無論是技術，還是模式與理念，都讓人耳目一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互聯網，希望能夠在創業創新中獲取更多更大的成就。我國有7億網民，網民人數占我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使互聯網成為我們黨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成為黨的各項工作聚焦民意、走入民心的重要橋梁，成為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渠道。
互聯網傳播速度快、信息量巨大、互動性強，在極大豐富和拓展人們視野的同時，對領導干部踐行群眾路線的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當今社會，領導干部如果不能深入網絡、深入網民，就不可能真正地踐行黨的群眾路線。領導干部如果不去關心、不去了解、不去尊重網民的社情民意，那么他說的話、做的事就難以得到認同，其作為干部也是不合格的。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互聯網也是一個新興領域。尤其是在建立群眾參與的制度性渠道上，互聯網是一個很好的平臺，讓廣大網民參政議政，提出意見建議，加強社會監督，對于反腐、改革、法治的深入推行，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這個平臺可以催生一大批真正的人才。這充分說明互聯網上有“干貨”，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必須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潛潛水、聊聊天、發發聲，熟悉網絡語言，善于去偽存真，從魚龍混雜的海量信息中將真實的民情挖掘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