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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危機范文1
美國當然要對儲備貨幣無法繼續支持世界貿易增長負起責任。如果白宮此前的幾位當家人能夠正視美國經濟長期保持的低投資率——與世界上最貧困、經濟增長最緩慢的撒哈拉以南國家不相上下，將來自美元作為儲備貨幣而為美國贏得的海外債務型流動性，用于國內固定資產投資，以此持續改善美國的就業市場，增強國民的收入與消費支出能力，而不是毫無節制地擴大同樣是債務型的消費，以及盲目擴張與此有關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機原本可以得到比較充分的化解。
不僅如此，美國長期以來的海外投資擴張，其本質依然是美國海外債務型流動性的擴張，雖然明顯提升了大企業的盈利能力，但在生產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時，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節節攀升。這進一步促進了支撐美元信用的基礎不斷裂變。
不過，一味地追究美國的責任，而不是同時反思本國的責任，絕不是一個好的態度。
換一個角度看，錢是用來花的，儲備貨幣與任何貨幣一樣，歸根結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發行在外的儲備貨幣加快周轉，而不是被一些國家大肆囤積，那么，當前的儲備貨幣危機也不會嚴重到如此地步。
來自IMF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2007年，世界外匯儲備合計由1.55萬億美元大幅增長到4.3萬億美元，累計增加額多達2.75萬億美元，相當于前10年累計增加額的4.4倍。其中，僅來自中國的增加額就高達1.4萬億美元，占以上世界外匯儲備合計增加額的51％。加上日本、俄羅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現，5國合計增加額為驚人的2.82萬億美元，是同期世界外匯儲備增加額的1.03倍。
儲備貨幣的囤積，說明世界貿易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也意味著囤積儲備貨幣的國家未能將外匯儲備貢獻的流動性用于促進國內經濟的更快發展。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表明，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長期依賴貿易順差貢獻的流動性增長。那些真正富裕起來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長期間獲得的流動性來加快本國經濟的結構型轉型，進而實現勞動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經濟可持續增長。由于勞動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剛性，一旦成為制約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注定會使本國經濟增長的鏈條出現斷裂。
另一方面，儲備貨幣向來的歷史教訓表明，一個國家的“得”，是另一個國家的“失”。當主要出口增長國將儲備貨幣囤積起來之后，勢必導致另一些國家以至世界出現儲備貨幣短缺，同時也限制了另一些依賴資源性產品出口來改善國內經濟狀況的國家的發展。
糟糕的是，中國國內的一些學者，固執地認為外匯儲備不是用來花的，而是用來防范風險的。正是這一思想主導著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令外匯儲備對年進口的比率由1990年的21％提高到2000年的74％，以至目前的180％。既然中國只有少量的融資型海外債務，外匯儲備對年進口的比率保持在30％便足夠了。
然而，過度的外匯儲備，一方面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危機的部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嚴重低估了中國總人口演變趨勢當中的重大風險。
由于財富增長總是與撫養比成反比，隨著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到2100年，中國總人口將從13.8億人的峰值減少到5.6億人。這意味著，假如中國不利用現階段外匯儲備充裕這一有利時機加快國內經濟轉型，那么，20年之后，中國繼續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面對當前世界儲備貨幣危機，有兩句話很值得思考。
一是儒家名言：“君子反求諸己”，
一是道家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貨幣危機范文2
關鍵詞：貨幣危機：預警理論：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7-0013-04
貨幣危機泛指匯率的變動幅度超出了一國可承受范圍的這一現象，或者是“對貨幣的投機性進攻導致貨幣大部幅度貶值或國際儲備大幅度下降的狀態”(Kaminsky et al.1998)。關于貨幣危機預警理論的研究源于對20世紀60、70年代拉美貨幣危機的研究，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速。貨幣危機的發生頻率及造成的危害隨之增加，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7-1998年亞洲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刺激了經濟學界對貨幣危機預警理論的研究。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對近期貨幣危機主要預警模型進行較為詳細的梳理和歸納。
一、信號分析模型
該模型是Kaminsky、H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經濟周期轉折的信號理論為基礎，其核心思想是通過研究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確定哪些經濟變量可以用于貨幣危機的預測，然后運用歷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來確定與貨幣危機有顯著聯系的變量，以此作為貨幣危機發生的先行指標。信號分析模型分四步進行：一是確定貨幣危機的原因和危機預警時機(window)；二是運用歷史上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確定與貨幣危機有顯著關系的變量，進而確定先行變量；三是按照噪聲――信號比(noise-signal ratio)最小化規則，確定閾值；四是一旦經濟中相應指標變動超過閾值。則將之視為貨幣危機。即將在24個月內發生的信號。由于KLR模型中各個變量的分析是單獨進行的，所以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單變量模型。
為了克服KLR模型的單變量屬性，Kaminsky(1999)進一步對發生貨幣危機信號的指標進行綜合考慮，并提出了4個預測危機的復合指標，1個復合指標是對各預警指標發出信號數的簡單加總。另外3個復合指標則分別考慮了指標分布不均衡、指標時間延續性以及指標不同權重，通過對預測指標的擴展，KLR模型已經能夠較好地處理預警結果輸出的單一化問題，并利用多個復合指標可以更好地發送預警信息，極大地改善預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進一步提出了多狀態(multiple-regime)KLR模型。他將貨幣危機分為6種，即經常賬戶惡化型危機、財政赤字型危機、金融過剩(financial excesses)型危機、國家外債型危機、國際資本流動突然逆轉型危機和自我實現型危機，研究發現，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危機通常屬于前四種，其發生與受害國經濟的脆弱性有關，發達國家的貨幣危機通常屬于后兩種，經濟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國際市場形勢所致。這樣一來，KLR模型可以在對貨幣危機預警的同時，進一步將貨幣危機的損失與其類型聯系在一起，厘清對貨幣危機深度的認識。
信號分析模型經濟經過不斷修正完善，已經成為使用最廣泛的貨幣危機預警模型，它可以根據多個變量發出的信號估計危計發生的概率，同時有效提供關于危機根源和廣度的信息，但該模型也存在一些明顯不足：一是主要以宏觀經濟環境為背景，沒有考慮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對貨幣危機爆發時間選擇的影響；二是KLR模型的隱含假設是在解釋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存在一個特定的的函數關系。即階梯函數(stepfunction)關系，這一界定使得模型無法對一個變量是剛剛超過閾值，還是大幅超過閾值進行區分，因而使得變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三是模型指標大多集中在外匯儲備、信貸增長與實際匯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傾向性；四是雖然通過加權平均解決了預警指標的單一利化問題，但由于各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仍未納入考慮，因此。這種匯總是表面的。
二、離散選擇模型
針對信號分析模型的這種缺陷，有學者提出了離散選擇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過納入新的解釋變量來擴展模型，進而同時考慮所有相關變量。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以下幾種：
Frankel和Rose(1997)構建貨幣危機發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過對一系列前述指標的樣本數據進行極大對數似然估計，以確定各個引發因素的參數值，從而根據估計出來的參數，建立用于外推估計某個國家在未來某一年發生貨幣危機可能性的大小。該模型研究發現，金融事件是離散且有限的，貨幣危機的發生則是由多種因素引發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匯儲備較少、國內信貸增長迅速、實際匯率高估的時期等，貨幣危機發生的概率較大。此后，Andrew Bery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對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墨西哥、阿根廷貨幣危機的概率進行預測，但準確度并不高。
Bussiere Fratzscher(2002)認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機前的誘發期和危機后的恢復期，而實際上在這兩個時期危機預警指標的表現具有很大的差異，他們將上述變動分為三種狀態或時期(regime)。即貨幣危機平靜期、誘發期和恢復期，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使用三元應變量Logit模型進行危機預測。該模型對32個國家1993年12月到2001年9月的月度數據驗，預測效果還比較理想，在樣本內可正確預測73％的誘發期和85％的平靜期，在樣本外預測亞洲金融危機時，可以正確預測57％的誘發期和83％的平靜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滯后宏觀經濟和金融數據的Logit模型，該模型使用32個發展中國家1985-1999年數據，主要分析了利率調整引起并未預期到的貨幣貶值。以及其總貨幣貶值水平超過以往水平的情形。該模型的實證結果表明，外匯儲備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實經濟的虛弱是導致危機發生的最重要解釋變量。
應該說，離散選擇模型出現了從二元離散選擇模型拓展到多元離散選擇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預測值較好解釋了危機發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一是模型中存在將連續變量轉換為二元或多元離散變量后信息的損失，而且沒有確立一個根據預警危機和避免噪聲的能力對變量進行排序的標準：二是不同指標對于不同國家的重要性不盡相同，所以假設參數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貨幣危機的預警方面通常表現很差(Abiad,2003)；三是自變量存在多重共線的可能，這直接限制了更多變量的采用，最終影響對危機預測的準確性。
三、馬爾可夫狀態轉移模型
馬爾可夫狀態轉移模型(Markov-switching Model)是體制轉換模型中最常見的形式。它將結構性的變化視作一種機制向另一種機制的轉換，譬如金融運行特征發生的顯著變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斷，匯率急劇貶值、經濟增長趨勢逆轉等，進而將結構變化內生化進行估計。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一個帶有動態轉換概率的狀態轉換模型，該模型采用兩種形式：一個是匯率轉換模型，假設匯率是一個AR(4)過程；另一個是向量自回歸模型，假設內生變量有3個，即匯率、利率和外匯儲備。均服從一階Var過程。在此基礎上，他直接對投機供給建模，同時加入預期因素。對1979-1993年對歐洲貨幣體系的貨幣投機性沖擊進行研究，研究表明。沒有考慮變量狀態轉換性質的模型可能存在設定偏誤問題，經濟基本面和預期因素共同決定了危機發生的概率。
Abiad(2003)也將體制轉換模型用于預測貨幣危機，他首先拓展了預警指標，即宏觀經濟指標、資本流動指標和金融脆弱性指標三類。而后采用單參數檢驗顯著的預警指標分別對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5國是否發生貨幣危機進行了預警。研究表明：體制轉換模型預測貨幣危機的準確性比已有的預警方法更高，同時發出的錯誤信號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礎上，張偉(2004)進一步驗證了Abiad的結論，他通過擴大研究范圍、改變樣本區間、選擇不同的確預警自變量，更為全面客觀地評價體制轉換模型在建立貨幣危機預警系統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該模型的預警能力較強，時效性也較強。應該說Maikov-switching模型通過估計過程中將結構變化內生化，充分利用因變量本身的動態信息。有效的避免與閾值設置相關的各類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把連續變量轉換為離散變量所造成的信息損失。但該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制度因素在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預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變量。將時間序列模型擴展為組合模型，而這都需要根據具體的國家和數據頻率進行相應的調整。增加了應用的復雜性。
四、人工神經網絡系統模型
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tral Network)，是一種基于連接學說構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腦的思維持征，通過合理的樣本訓練、學習專家的經驗、模擬專家的行為，并通過引入非線性轉換函數來求解各種復雜的非線性問題，從而使它具有很強的模式識別能力和高速信息處理的能力。近年來，ANN在貨幣危機預警的應用程度不斷提高，極大促進預警建模和估計動態系統方面的發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個多層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擾貨幣危機預警模型的數據采集和樣本外預警效果差的問題。該文對1990-2000年歐洲5個主要發達國家進行了預測。模型的網絡輸入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技術指標，并在預測前應用R/S分析方法對上述幾個貨幣市場的有效性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層感知器ANN模型的預測結果優于其他模型，多層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gradient)預測準確率大大超過了KLR模型的準確率。
CHck等人(2005)提出了一個應用廣義回歸神經網絡(GRNN)進行貨幣危機預警的模型。并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數據以測度市場情緒(market sentiment)，變量包括匯率(以美元度量)、股票價格指數、銀行間利率、儲蓄利率，其結果在預測精度上和統計性質上優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為比較基準(benchmark)的隨機游動模型。
Lin等(2006)進一步引入了模糊邏輯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數據導向的神經模糊模型(NFM)來對貨幣危機進行預警。NFM的理論基礎是，一個經濟性在貨幣危機爆發前后的表現有明顯差異，且這種反常行為具有再發性。該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礎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個國家的數據，研究表職，與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樣本外預警能力，還提供了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經網絡組合模型進行貨幣危機預警也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神經網絡自身的優化問題，如隱藏層數及隱藏層結點數的確定、激活函數的確定、局部最優等，神經網絡的結構直接影響著預測效果。此外，神經網絡可以根據殘差最小的原則不斷地調整參數來改變預測效果，但是它不能改變輸入數據，而貨幣等金融數據往往是波動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對數據進行除噪，優化神經網絡的輸人數據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五、其他預警模型
在貨幣危機中使用的其他預警模型上，還有：
(一)DCSD模型
DCSD預警系統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歸預警模型與KLR信號預警模型的基礎上開發而成。該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指標與危機發生概率之間存在線性關系，這一線性關系在臨界值處有一個跳動，隨后將繼續以更大的傾斜度性相關。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來簡化分段線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終最簡化的模型形式。具體而言，就是先按顯著性遞增的序列對所有的預測變量(解釋變量)進行排序，通常用每個預測解釋變量所對應三項的顯著性的檢驗統計量來進行排序。將顯著性不強的變量從模型中去除，最終可獲得最簡化的模型形式。
(二)費舍爾判別分析(FDA)模型
FDA模型是一種單模態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選擇一個最優的投影向量w.同時使得在投影空間中的類與類之間的差異盡可能的大，確保投影到一維空間上的樣本具有較好的可分離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優勢在于其穩健性、易解釋性，技術上簡單，容易維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認為，已有預警模型繁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無法區別類似的變量，也無法決定其各自的權重。有鑒于此。作者利用15個新興國家1980-1998年間的季度數據，構建了FDA預警模型。但結果顯示，FDA與Logit和Probit模型的結果無顯著差別，盡管受到多重共線性的困擾，后者的預警功能還是要比FDA更強。
(三)Duration模型
Tudela(2004)考察了20個OECD國家在1970-1997年間的貨幣危機。通過引入了盯住匯率的連續維持期(spdl)及其久期(duration)，分析了貨幣危機的時間依賴問題，結果顯示，維持期與貨幣危機的發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表明，匯率調整的政治成本是隨著盯住匯率維持期的長短而變化的，旨在保護匯率的穩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會減少放棄盯住的概率。
(四)極值理論中的POT模型
極值理論是一門用來分析和預測異?，F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風險的模型技術。其重要的意義在于評估極端事件的風險。近年來發展起來的POT模型(Peasks Over Threshold)是對觀察值中所有超過某一較大閾值的數據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極端觀察值，因此通常被認為在實踐中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極值理論用于貨幣危機預警當中，通過對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前后東歐8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對貨幣危機有良好的適用性，樣本內的解釋力能達到70.81％，并且它對樣本外的預測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極值理論應用于貨幣危機預警尚處于探索階段，目前數據的不足也是這種方法的一個制約因素。盡管可以通過模擬方法來解決數據不足的問題。但成本相對較高。
六、結論及建議
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預警的比較研究。不難發現具有以下鮮明特點：
一是偏重研究模型的改進，對有關風險預警的定性研究不夠深入?，F有研究更偏重數據模型的使用，但考慮到具體國別不同。特別是政治制度、經濟環境、開放程度和金融體制等的不同，因此還需要根據具體實際應用選擇模型，特別是還應該注重專家的綜合評估意見及審慎分析，來加強預警指標體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二是風險預警仍然局限在宏觀和行業層面，目的是幫助潛在的受害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避免危機的全面爆發，鮮有關注企業遭受貨幣及外匯風險預警要求的研究；
貨幣危機范文3
關鍵詞：貨幣危機；國民資產負債表；資產運營一般模式；預警指標體系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11―0003―05
中圖分類號：F820.2
文獻標識碼：A
學術界對于金融危機的理解和定義各不相同，著名經濟學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危機是指，所有或絕大部分金融指標一次性的、急劇的、短暫的、超周期的惡化，這些指標包括短期利率、資產(股票、房地產)、廠商的償債能力以及金融機構的破產等。根據成因不同，IMF在《世界經濟展望》(1998年5月)中將金融危機分為貨幣危機、銀行危機、股市危機和債務危機等。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危機成為金融危機最常見的外在表現，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體的內部失衡。銀行危機、股市危機和債務危機常常是貨幣危機的直接誘因，并與貨幣危機相互交織，使得金融危機變得更加復雜(李小牧等，2001)。
Paul Kmgman(1979)最早定義了貨幣危機，但爭議至今仍然較多。Graciela Kamninsky等(1997)對貨幣危機的定義比較具有操作性，他們認為貨幣危機是指對一國貨幣的攻擊所導致的該國貨幣大幅貶值或國際儲備的大幅下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狀態(劉志強，2000)。
國外對于貨幣危機的研究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是由克魯格曼1979年提出的，它認為貨幣危機的基本原因是經濟基礎狀況惡化，
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是Obsffeld在90年代提出的，這種“自我實現”的貨幣危機理論更多地注意到政府政策目標的多重性及其決策的非線性，并詳細地探討了政府與其他經濟主體之間的博弈過程，它認為即使宏觀經濟基礎沒有惡化市場預期的突然改變也可能引發貨幣危機。
第二三代貨幣危機理論是在1997年后提出的，其特點在于強調危機的傳染性和微觀性，危機傳染學說的主要代表為信息不對稱理論和流動性危機導致清償力危機的理論，其代表人物克魯格曼(1999)認為，經典的M-F模型忽略了實際匯率對投資的影響，因為企業的投資水平受制于它的財務杠桿和所有者權益的凈值(張寶林，2001)。
本文在回顧上述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的基礎上，從國民資產負債表出發，根據資產運營一般模式和一般均衡理論，從獨特的角度探討了貨幣危機的機理，并據此提出了有關的預警指標。筆者認為，在次貸危機沖擊下，美元貶值可能造成的貨幣危機再次成為籠罩在全球上空的陰影，因而本文的研究意義深遠。
一、國民資產負債表和資產運營一般模式
貨幣危機最終表現為一個經濟體的國際儲備大幅降低或者貨幣大幅貶值，無法有效動用自身的金融資產甚至非金融資產抵御國外投機沖擊。因此，從資產運營角度詮釋貨幣危機的機理，首先就應當從理解國民資產負債表開始。
(一)國民資產負債表
國民資產負債表就是將企業資產負債表技術運用于國民經濟，這一構想最早是由H.D.Dickingson(1936)提出的，R.w.Goldsmith(1955)編制了較為完整的美國國民資產負債表，之后的諸多經濟學家對此有重要貢獻。在1968、1977和1993年頒布的各種SNA文件中，聯合國不斷規范了國民資產負債表的基本結構。
這種標準將“國外”視同為一個機構部門，以反映本國各機構部門與國外之間的經濟聯系。“國外”部門與本國各機構部門共同構成國民資產負債表項目分類的經濟主體，通過各經濟主體分別核算之后再合并，然后就得出國民資產負債表的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及其各細分種類。
(二)資產運營一般模式
從資產價值形態的角度，本文將國民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重新歸類。將金融資產中的貨幣黃金和特別提款權、通貨和存款、保險專門準備金等稱為現金資產，將金融資產中的貸款和其他應收賬款稱為信貸資產，將金融資產中的股票和其他權益、股票以外的證券稱為證券資產，將固定資產、存貨及貴重物品等各種生產資產與有形及無形的非生產資產在內的非金融資產稱為實體資產。
在經濟活動中，人們(居民或企業)對財富的追求使得他們愿意付出勞動，從而促使資產從一種價值形態向另一種價值形態轉化，其結果便是資產的增值或貶值。因此，資產運營的過程反映了微觀經濟活動的內容，資產運營的結果又必然體現為資產負債表的變化，而加總微觀主體資產負債表就得到了各機構部門以及國民經濟總體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可用資產運營一般模式來分析貨幣危機。
資產運營一般模式是指通過如下三個步驟以實現經濟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是確定現金資產、信貸資產、證券資產、實體資產及其組合。
二是構建具體環節的“運營單元”，通過四類資產的16種可能轉換，最終實現資產現金化。
三是將不同的“運營單元”有機地連接成一個資產運營過程，實現連續的循環過程，從而為經濟主體創造價值。換，但不代表現金流的方向。
同時，本文還用如下的矩陣及其運算表示上述四類資產的16種轉換。若用A、B、C、D分別代表現金資產、信貸資產、證券資產、實體資產，則可以用如上的字母組合來表示這16種資產運營方式，例如AA就表示現金資產現金化。
因此，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若用f，(A)、f2(B)、f](C)和f4(D)分別表示A、B、C、D四類資產運營的利潤函數，則微觀主體的資產運營目標函數就可以簡單表示為最大化總利潤M：
max M=max∑(A)+f(B)+L(C)+f(D)]
二、四類資產市場的失衡與開放經濟下的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就是經濟金融的嚴重失衡，它的對立面就是經濟金融的合理均衡，因而可以用資產運營一般模式和一般均衡理論來分析它。
假設一個小的開放經濟體是完全競爭的，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并且在初始的約束條件下呈現動態均衡的狀態。那么，在微觀上，它就表現出居民或企業通過資產運營過程的連續循環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并按照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實現正常的資產運營過程；在宏觀上，它就表現出現金資產市場、信貸資產市場、證券資產市場和實體資產市場及其子市場的動態均衡，從而國民經濟就處于理論上的穩態增長路徑。
如果外部主客觀因素使得某一約束條件突然變化，比如政策條件或市場預期等發生轉變，那么這種沖擊就可能引起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原有的均衡狀態發生某些結構性變化。并且，由于現代經濟的特征在于價值運動引導使用價值運動，從而金融資
產市場比實體資產市場反應更快、流動性更強。因此，現金資產市場常常會先出現失衡，進而通過資產運營將失衡傳遞到其他三類資產市場上，最終導致本幣的對內通脹和對外貶值。
(一)現金資產市場的失衡
在國民資產負債表中，現金資產包括貨幣黃金和特別提款權、通貨和存款、保險專門準備金?，F金資產市場失衡通常表現為與現金資產有關的資產轉換市場中的供求均衡被打破，包括現金資產的現金化、現金資產信貸化、現金資產證券化和現金資產實體化四種轉化，因而現金資產市場就可相應細分出四個子市場。
由于本位貨幣的法定支付功能以及現金資產的相對同質性等特征，這四類資產轉化又通常從現金資產現金化開始。現金資產現金化是指將一種現金資產轉換為另一種現金資產，從經濟體的層面上來說，主要表現為外匯交易，其次才是互換交易(Swap)，其中前者占有絕大比重。因此，現金資產現金化市場的失衡主要表現為外匯市場失衡，在外匯供求上主要是由于經常項目中貿易順差的持續增長和資本項目套利資金持續凈流入，這使得外幣供給持續大幅度增長，因而對于本幣的需求也相應大幅度上升，而對本幣持續的超額需求使得本幣也面臨著持續的升值壓力。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它迫使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的長期走勢的差異持續擴大；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它則會使得該經濟體出現本幣長期升值。
作為外幣現金資產的國際游資在轉化為本幣現金資產后，不可能以本幣現金的形式保存，因為現金是不生息的，而必然轉化為其他資產形式。它們或者以銀行存款等形式通過銀行的資金運用轉化為銀行的信貸資產實現增值，或者通過證券市場轉化為證券資產實現投資增值，也可能通過直接投資的渠道轉化為實體資產進入實際再生產過程從而實現增值。此外，由于貿易順差而產生的本幣投放也不可能僅僅坐吃銀行存款利息，其大部分還是可能會轉化為實體資產、應收賬款等，以獲得進一步的價值增值。因此，本幣升值和資金在不同資產市場之間的流動必然會引起資產價值形式的轉化，改變原有市場格局和利益分配，從而也必然引起其它資產市場原有的均衡狀態被打破。
(二)證券資產市場的失衡
國際游資通過現金資產現金化之后轉化為本幣現金資產，然后投資于該經濟體內的證券市場，使得證券資產需求持續大幅度增加而供給相對不變，因而證券資產價格便持續高漲，主要表現為股指的一路高漲。
另一方面，在巨額外匯儲備形成過程中，中央銀行被迫投放大量本幣，這些貨幣也可能由企業或銀行最終投入到證券資產以追求價值增值，從而也會推高對證券資產的需求。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把證券資產分為原生證券資產和證券衍生資產兩大類，而兩個細分市場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自循環機制。本幣資金持續大量投入到原生證券資產市場，而實體經濟既定的制度背景和再生產環節決定了原生證券資產供給的增加相對比較穩定，故原生證券資產價格便會出現持續上漲。
同時，由于原生證券資產是證券衍生資產的基礎，原生證券資產量價齊升就必然引起相應的證券衍生資產市場的迅速膨脹。
兩類證券資產的量價齊升顯然有助于提高人們對經濟信心，而投資者又常常容易出現過度自信，并通過心理預期作用影響人們對原生證券資產收益預期和風險升水的主觀判斷。而這兩者又是影響原生證券資產價格的關鍵因素，因為原生證券資產基本價格=實體資產預期收益／(貼現率+風險升水一收益增加率)，而實體資產預期收益和風險升水又是以實體資產一定的事態變化發生率為依據，但原生證券資產的市場價格則受制于交易者對預期收益和風險升水的主觀判斷。如果投資者主觀判斷的證券資產預期收益率遠高于由實體資產收益率，相應的風險升水又遠低于實體資產所決定的水平，那么原生證券資產市場價格便將遠遠高于其基本價格，市場價格高于基本價格的部分便稱為資產泡沫。盡管原生證券資產的基本價格是由實體經濟決定的，而且從理論上說，托賓Q(=原生證券資產市場價格／原生證券資產基本價格)可以用于衡量其泡沫性的程度，但在實踐中原生證券資產的基本價格卻很難確定，故其泡沫性程度只能以原生證券資產價格增長率與實體資產收益增長率的差異程度來判斷。當這種差距很大時，也就意味著原生證券資產市場出現了嚴重失衡。
然而，在實體資產收益率增長相對穩定的前提下，依賴主觀預期支撐起來的原生證券資產超高價格顯然僅僅是資金推動型上漲的結果，屬于一種典型的介穩系統，即具有耗散結構的自組織弱混沌系統，這種相對穩定的介穩系統必須依靠與外界進行資金交換才能維持，但又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擾動所破壞。這正如在沙堆全集的過程中，偶爾會有一顆沙粒引起一個小的崩塌，隨著沙堆越來越高，崩塌也越來越大。而在臨界狀態時，幾粒沙子就將引起大的滑坡(災變)。某些特定市場信息，比如政治、經濟、軍事、地震或其他偶發性事件等，都可能引起投資者主觀預期的突然逆轉，投資者急劇跳水和對巨額贖回開放式基金，這種證券資產現金化就是國際游資大量撤資的過程，這種不規則的資金流動通過聯動效應、操縱、螞蟻撬動堤壩和逆向效應等常?？赡芤鹪摻洕w內部、整個地區甚至全球性的證券資產市場崩盤和全面的經濟金融危機，并最終表現為貨幣危機。
(三)信貸資產市場的失衡
信貸資產主要表現為商業銀行貸款和企業的應收賬款，前者為銀行信用、后者為商業信用。由前可知，持續的貿易順差和國際游資的流入引起外匯占款大量增加使得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日益被動，本幣現金資產的大量增長相當于中央銀行向社會投放相應的基礎貨幣，因而也必然相應增加商業銀行的派生存款，由此引起商業銀行信貸資產的大量增加，而在企業信貸資產需求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必然引起信貸資產市場的失衡，引起企業盲目投資和信貸資產質量下降，使經濟結構出現畸形化。
另一方面，出口企業換匯的大量增加也使得它們的自有資金更為充裕，從而降低賒銷條件、增加應收賬款，導致企業之間“三角債”的大量增加，此即為商業信用的盲目擴張。而在一定的條件下，企業三角債與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雜織常常容易引發商業銀行的擠兌危機、信貸危機甚至倒閉破產，由于商業銀行內在的脆弱性和易傳染性，進而可能很快演變為全局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并最終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
(四)實體資產市場的失衡
金融資產運營雖然能提高經濟效益但卻削弱了國民資產負債表的穩定性，從而加大了經濟體遭受金融風險的概率。而實體資產的穩健運營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源泉與核心。相對過剩的現金資產引起實體資產市場的失衡的機制主要包括：
一是由于利率的持續過低而弱化了它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
二是推動了樓市、土地、黃金、古玩、大宗原材料等稀缺性實體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三是通過FDI轉化為實體資產引起了盲目重復投資。
首先，本幣現金資產相對過剩引起貨幣市場上供給相對過多，從而使得市場利率持續偏低甚至掉入了流動性陷阱，而利率作為最重要的資金價格難以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勢必引起整個經濟體效率持續降低。
其次，大宗產品和原材料等實體資產價格上漲和預期利率的上升，將加大內向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其盈利能力，而本幣升值又會降低外向型企業的出口價格，因而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出口競爭力也相應降低。
再次，FDI過多流入也可能扭曲實體經濟結構，使得出口依存度過高，加大了對外資和外債依賴，弱化了本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因此，實體資產市場長期失衡的結果就是降低了實體資產的收益率，損害的最終還是國內外直接投資者。實體資產收益率持續偏低的后果有三點：
一是國外直接投資會逐漸退出，導致經濟長期衰退。
二是使得銀行信貸資產不良率升高，企業三角債積弊難還，信貸資產市場全面嚴重失衡。
三是實體資產收益率持續偏低，但以此為基礎的證券資產收益率卻相對過高，其差異主要由二級市場的價差彌補，由于持續的價差要維持就必須持續的資金投入，一旦投資者預期發生逆轉撤走資金，勢必引起證券資產市場危機。比如，最近次級債券危機，就是由于美國新房銷售率下降較多，銀行信貸因此收縮，收益大跌的預期引起房地產美股大跌，各國金融機構也因為持有大量次級債券而遭受損失。當然，其他兩種情況也可能引起金融危機，甚至多種情況共同發生和交叉傳染，并引起全局性的危機。
三、貨幣危機預警指標體系的構建
通過資產運營一般模式分析可知，四類資產市場的運作不但事關微觀層面而且更與宏觀層面直接聯系，因而要建立貨幣危機的預警機制就必須從四類資產市場運作的有關指標體系人手。
從現金資產市場來說，其對內市場主要指貨幣市場、對外市場主要指外匯市場，因而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及其增長率毫無疑問應當成為首要的監控指標，其次就是國內外利差，再次就是影響匯率及貨幣供應的外匯儲備也應當成為重點監控指標，接著就是M1和M2的超額指標，最后就是M2與外匯儲備之比。
從信貸資產市場來說，商業銀行存款總量、存貸比、國內信貸與GDP之比也是需要重點控制的指標，還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資產率也是應該考慮的指標。因為商業銀行自身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和獨特的傳染性，其負債直接影響派生存款進而影響貨幣總量，同時商業銀行資產更是直接事關其盈利狀況和自身的存亡大事。此外，國內儲蓄率、國家外債余額／GDP、財政赤字／GDP也都是與信貸市場有關的重要預警指標。
從證券資產市場來說，股價指數是通過加權而成，從總體上反映了整個市場漲跌情況，也是危機預警的重要指標。此外，股市的平均市盈率、融資增長率、總市值及其增長率也應當為當局重點關注的指標。
貨幣危機范文4
關鍵詞：貨幣危機；貨幣危機模型；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6-00000-01
一、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概述
企業、脆弱的金融體系以及政治體制上的裙帶關系是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中認為的引起貨幣危機的三個關鍵因素。其中有兩個理論：道德風險論和金融恐慌論。道德風險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金融機構存在著高杠桿借債和過度投資的傾向，而外國的銀行相信政府的信用權威和國際組織的救助機制而放低了貸款的限制，過于輕率地迎合貸款愿望，從而引發很多無效投資和不良貸款以及導致嚴重的資產泡沫。在資產價格出現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就沒有辦法償還債務而出現償還危機，引起金融市場動蕩，投資崩潰而導致貨幣危機爆發。金融恐慌論則認為市場上“恐慌性”的投機沖擊是貨幣危機的原因，并提出沖擊的產生與國家的金融體系密切相關，特別是與銀行流動性不足相關?！耙驗榭只判再Y本大量流出，長期投資項目被迫中途變現，從而使企業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1]當匯率固定但中央銀行承擔最后貸款人的角色的情況下，最終將轉化為中央銀行的擠兌，即貨幣危機爆發。我認為目前第三代貨幣危機模型中的引發貨幣危機的因素在我國都有顯現。主要表現在銀行壞賬多資產結構質量惡化；非金融機構比如保險、基金等機構日益暴露出風險；投機成分較大等等。
二、中國未來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研究
從道德風險論出發，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隱形擔保，減輕了風險承擔水平，使得投資者容易傾向于高風險、高利潤的投資項目，導致金融機構無序投資以及不良業績，資產市場虛假繁榮。而目前我國就存在著不良資產比率過高的情況，2014年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達1.64%，上升了0.15%；2014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達到1.29%，上升了0.29%，達到了自2009年以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最高點，2013年和2014年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率逐年上提高。[2]政府對四大國有銀行的隱性擔保，造成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無序投資產生了大量的不良貸款。不良資產問題在我國長期存在，但是由于國有銀行有國家信用的支持，能讓國有銀行能從居民那里不間斷地獲取儲蓄存款，所以也不會發生流動性危機。但是自從我國加入WTO后，允許大量的外資銀行的進入，導致我國的銀行行業競爭加劇，國有銀行很有可能失去憑借國家信用的支持繼續在存款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我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此前數年的高速膨脹，前幾年很多人貸款炒房，使得房地產經濟出現了泡沫，一旦房價下跌，人們擁有的資產就會縮水，導致出現償付危機，金融市場動蕩而觸發經濟危機。而從國際角度考慮，也存在過度投機的現象。2013年有大約1000億美元通過偽造出口發票的方式流入中國。這些資金進入入中國后流向房地產或者高息貸款等領域，而不是進入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所以企業要更多現金去償還貸款，相反中央銀行還在控制信貸。而政府考慮到風險，不敢上調官方利率。這就促使哪些對現金需求大的公司寧愿選擇支付很高的非官方貸款利率，從而造成了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熱錢不斷流入中國，加劇中國資產泡沫。
從金融恐慌論考慮，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特別是銀行流動性不足是導致“恐慌性”的投機沖擊的主要原因，而“恐慌性”資本外逃，會使大量長期投資項目被迫中途變現，從而使企業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我國目前銀行的資產負債在期限結構上出現嚴重錯配并向高風險的貸款人發放大量貸款，承擔了大量風險。而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又承擔著大量的政策性任務和許多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導致了資產流動性下降，發展后勁不足，違章違紀經營的現象時有發生，流動性風險加大?！皣猩虡I銀行長期依靠國家信譽，風險意識薄弱，尤其是長期以來國家作為唯一出資者的體制性弊病，使得國有商業銀行淡化了流動性管理的意識。又缺乏有效的注資渠道，限制了保持流動性的基礎。這些客觀因素，成為制約國有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瓶頸，大多數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盵3]在銀行流動性不高的情況下，如果宏觀環境或內部經營急劇變化使不良貸款不能收回，銀行就會出現巨額損失。這時加上新聞媒體集中報道有時甚至夸張銀行所遇到的困難，就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強烈甚至過度反應。這就會引發“恐慌性”的投機沖擊，銀行抗擊意外事件沖擊的能力越弱，發生大的銀行危機的概率就越大。
三、總結與防范意見
從第三代貨幣危機出發，結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中國存在發生貨幣危機的深層次內在因素。可能引起中國貨幣危機的最基本因素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得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出口競爭力下降，使得中國貿易收支出現順差下降的趨勢?！霸谥鸩椒艑捹Y本項目管制的背景下，匯率高估、赤字貨幣化和經濟基本面惡化容易誘發投機攻擊?！盵4]一旦投機攻擊觸發了，貨幣危機也就接踵而來。
對上述各種誘發經濟危機的因素，我國應予以高度重視，切實采取措施予以防范與化解。首先，要整治內部經濟環境，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保持經濟基本面健康運行。其次，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促進國內金融體系均衡發展。對銀行信貸資產加以有效的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積極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明細產權，理順銀行和企業的關系，減少不良貸款率。最后，要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當然在我國經濟仍保持者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群眾信心充足，是我國抵御經濟危機的根本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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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運章.中國貨幣危機內生性因素研究[J].2006.
[3]王聰.商業銀行流動性分析[J].中國金融，2012.
貨幣危機范文5
關鍵詞:國際本位貨幣 國際貨幣體系 美元霸權 外匯儲備 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21.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5-060-04
一、從本次金融危機看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平等性和不穩定性
作為美國一直以來最大的進口國，我國通過出口賣給美國的是真實的商品，由此換來我國長期的貿易順差，并因此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國債和美元儲備，也許有很多人對此還感到很“欣慰”。而美國得到的是真實的商品，給我們的卻是一個出口的憑證，即美國自己印制的美元。一旦美元貶值，我國的外匯儲備就必定大量地縮水。而當前，美國采取轟轟烈烈的諸如“定量寬松政策”的救市行為，在本質上就是選擇何時印制美元。我國所持有的大量國債，將中國經濟一步一步地綁架于美國的經濟體上，處于貨幣中心地位的美國掌握著定期對外轉移經濟風險、轉嫁經濟發展成本的主動權。同樣是兩大強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的國際外匯市場上，美國主打，中國主賠。中國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美國通過印鈔票來轉嫁其經濟危機而無計可施。
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貨幣金融和經濟穩定越來越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美元本位帶來的全球失衡，使國際貨幣體系陷入無序的狀態，各主要貨幣匯率波動頻繁，國際收支不平衡加劇。這讓我們明顯地意識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體系，也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體系。而這種不平等性和不穩定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美元霸權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缺陷，美元充當著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儲備貨幣，但其發行以及美國的對外債務不受約束。二是當前的國際本位貨幣缺乏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沒有一個有效的全球通貨管理組織，IMF對于應對全球化下的危機及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需要相比懸殊。
因此，改革當前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很有必要的。同時經濟發展史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若沒有國際貨幣本位幣，即使經濟規模再大也只能是依附型經濟。
二、我國外匯儲備結構的現狀是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主賠”的誘因
在我國的國際儲備中，黃金儲備總量占世界第六位，然而相對于我國巨大的外匯儲備而言，僅僅占其中的1.5%（見表1），而且2010年的外匯儲備額每個月都在增長，其中的黃金儲備絕對額卻保持不變（見表2），大部分的外匯儲備是以各個國家的貨幣形式存在。
由以上數據可分析得出中國外匯儲備存在幾個明顯弊端：
（一）國際儲備資產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黃金儲備僅占外匯儲備的1.5%，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平均的黃金儲備水平。外匯儲備多黃金儲備少的格局帶來了很多問題。首先，對國際儲備價值形成威脅。在近40個月中，以美元計價的國際黃金現貨價格上漲了67.9%，而美元同期貶值了33.6%，這直接導致我國國際儲備價值縮水，是我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主賠”的誘因之一。其次，黃金是一種重要的保值資產，在目前國際局勢動蕩、金融危機頻發的時期，我國金融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而黃金則能起到很好的保值作用。最后，國際金價和石油價格具有聯動性，而我國又是一個石油進口和消費的大國，較少的黃金儲備不利于我國的經濟安全。
（二）外匯儲備幣種結構不合理
在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估計在65%左右，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美國國債的方式存在的。美元儲備過多，形成了一系列問題。第一，成為美元“鑄幣稅”的主要承擔者。我國通過商品出口換回美國的美元紙幣，事實上相當于中國向美國提供無償賒銷，其利息就構成了儲備國繳納的“鑄幣稅”。第二，承擔美元貶值的風險。美元的升值貶值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政府根據自己經濟發展需要決定的，而很少顧及其他美元儲備國，因此，大量儲備美元就要被動地承擔美元貶值風險。這是我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主賠”的誘因之二。
（三）重要商品儲備水平明顯偏低
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沒有把商品儲備列入國際儲備的傳統范疇，但從多數國家的實際情況看，增加重要商品儲備、實現儲備多元化正是國際儲備的發展趨勢之一。我國的重要商品儲備起步較晚，儲備水平偏低。一旦由于某種原因導致石油等重要商品進口中斷而沒有儲備，對我國國民經濟將造成重大影響。另外，沒有一定程度的儲備量，對重要商品的國際價格就沒有話語權，只能被動地接受，影響經濟的穩定發展。
到2010年12月，我國已經有28473.3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其中大部分是美元儲備，這使中國的經濟穩定性嚴重地依賴于美聯儲的貨幣經濟政策。近期美元嚴重貶值，通過存款乘數和貨幣創造機制，使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地縮水。同時，黃金儲備過少使得我們的儲備資產缺乏穩定性和增值性，而儲備資產價值的穩定與經濟狀況的穩定有著必然地聯系，無論中國經濟在危機后是“V”型反彈還是“W”型反彈，在此過程中都已經遭受了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
我國外匯儲備的以上幾個弊端，為美國在發生危機時轉移風險提供了條件，使我國在本次危機中成為“主賠”的一方。然而我國外匯儲備結構的不合理僅僅是一個誘因，沒有一個合理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才是本質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脫離國別信用和具有物質保證的國際本位貨幣出現成為了必要。
三、國際本位貨幣提出的現實性
國際本位貨幣是在國際上占據中心貨幣地位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國際本位貨幣必須能在世界上自由兌換自由流通；還必須占據國際中心貨幣的地位，能夠充當國際商品的價值尺度或價格標準，并成為各種貨幣匯率計算的中心；具有無限法償的能力。
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都離不開本國貨幣、國際貨幣、尤其是國際本位幣，國際本位幣是國際經濟利益交換的基準，是大型經濟體實力的價值顯現，也是國家利益交換的核心。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是在國際交往和結算中發揮國際本位貨幣職能的一種貨幣。應當承認，現行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本位貨幣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黃金―美元”本位下基礎貨幣發行國與其它國家相互牽連，國際清償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它并沒有使“黃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典型的“特里芬難題”得到解決。相反，國際匯率的波動大為加劇，國際貨幣金融秩序更加混亂，各國間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日趨尖銳。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本位幣能享受交易、結算的巨大利益，而人民幣則實行的是經常項目可兌換而資本項目不可自由兌換的一國貨幣，又因此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所以不僅不能享受交易、結算所帶來的利益，還要經常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對沖操作以平抑波動，而對沖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貨幣的膨脹。
當今世界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本位貨幣制度本質上是少數國家的信用貨幣制度，這種貨幣制度正是造就美元霸權、個別國家操縱國際市場的“罪魁禍首”。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擺脫國際本位貨幣對少數國家國別信用貨幣的依賴。因此，在實行純粹的紙幣信用本位制的同時，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離不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確認。
四、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建構與可行性
（一）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建構
首先應當看到的是，當前的世界是一個國家與國際聯盟共存的時代。國與國之間的聯系從經濟滲透到國家的各個方面。而每一個國家的貨幣由于有本國國家信用和財政稅收做基礎，因此，具有流通、儲藏等功能。同樣，任何一個沒有稅收作支撐的國際貨幣也都是不可靠的。當前的世界性組織之一―聯合國，并不是一個國家，其沒有相應的政治權利，同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創造出來的“特別提款權（SDR）”也僅僅是“空中樓閣”，沒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作保證，隨時有被廢棄的可能。然而，SDR卻給我們了很多的啟示。因為當前甚至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不可能進化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而經濟的全球化要求我們以統一的世界貨幣做支持來更加順暢地進行貿易交流，以減少貿易過程中的摩擦。
為了避免美元霸權并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擺脫國際本位貨幣對少數國家國別信用貨幣的依賴。這種新的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應當是某種與 SDR相類似的由一個類似于IMF的國際金融組織發行和掌管的純粹的貨幣符號。這種貨幣符號是由若干國家和國家集團（如歐盟）的通貨所組成的“籃子”（Basket），或者說是由一個多種貨幣的復合體為依托。參與該“籃子”或復合體的貨幣，按各自國家GNP或GDP在世界經濟所占比重的大小，確定在該“籃子”或復合體中所占權數。當然，這種新的作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的多種貨幣復合體，是與黃金脫離聯系的，與之聯系的只是“籃子”組成國的貨幣的購買力。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均與該籃子貨幣掛鉤，與之保持某種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調整的法定比價。
一籃子形式的國際貨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源于組成該貨幣籃子的可自由兌換的各國貨幣所代表的價值。既然后者可以成為國際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類似職能的發揮也是順理成章的。當然，這離不開一個由在世界經濟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國家所共同認可的，組織較為健全的國際通貨管理機構?？紤]了各國GDP或GNP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的組合信用本位幣便有了相應的物質基礎，而不會再像SDR一樣成為“空中樓閣”。
（二）國際本位幣出現的漸進性和過渡性
首先，脫離對國別信用貨幣依賴的國際本位貨幣的出現，在較大程度上與許多國家的利益產生矛盾和沖突，因為這會讓他們放棄作為國際貨幣所帶來的發行上的好處及其他特權。因此，國際本位貨幣的建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帶有漸進性和過渡性的。特別提款權SDR等超貨幣作為組合信用本位幣的第一階段在今后相當的一個時期內仍將有其存在的空間。
其次，美元現在擔任著國際本位貨幣的角色，在短期內還沒有其他的貨幣能夠代替美元的這一角色。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經濟綜合實力，在國際經濟領域處于領導和特權地位，短時期內難以出現同美國一樣強大的經濟體，從而也難以出現一種與美元抗衡的貨幣用以儲備和國際結算。另外，美國在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過程中獲取了“美元霸權”的收益，美國無須承擔匯率穩定的責任而選擇自主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了避免或盡可能地降低危機對本國造成的危害，美國可以自行決定實行擴張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讓美元根據本國的需要升值或貶值，而不去考慮由此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危害。充當國際本位貨幣利遠遠大于弊，因此美元是不會輕易放棄它的國際貨幣的地位的。重要的是，美國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完善的金融監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很多國家的資本市場嚴重地依賴著美國市場。
再次，未來的一段時期內，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發展趨勢較強，這是組合信用國際本位幣出現的一個過渡階段。由于世界經濟朝著多級化的方向發展，而貨幣是服務于經濟發展的，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為建立多極化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創造了契機。同時。國際上眾多的投資者希望持有多種國際貨幣以分散投資風險，客觀上為國際貨幣本位幣向多極化發展提供了動力。
五、應將人民幣適時地打造成為組合信用國際本位貨幣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由于現在國際上還沒有締結關于貨幣的全球公約，因此，一國或一個區域的貨幣要想成為國際本位貨幣主要依靠其經濟實力。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情報局三家按照購買力評價理論計算的當前GDP總量位于世界前三位的是美國、歐盟和中國。以這三個國家的貨幣所構成的國際本位貨幣代表著實際的占全球一半以上的購買力，而目前美國尚沒有從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正處于實力相對衰落、國際信譽最差、力量使用過度的時候；中國則恰好相反，國際綜合實力以及對世界的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人民幣如果選擇現在走向國際，其難度要比美國恢復元氣后小的多。另外，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外界無法限制其采取降息政策來化解通縮風險，但美國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無法達到所預期的資產價格修復、解決就業的效果，反而給其他國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煩。外界對于美元的不信任與日俱增，對于美聯儲的批評來自四面八方。那么，未來一段時間內將人民幣打造成為國際貨幣本位幣便是最好的一個時間窗口。然而，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本位貨幣須具備如下條件：
1.在國際貿易的清算當中，這個貨幣能夠用來作為計價和清算貨幣，而且要在全球貿易總額中有較大比例的對外貿易使用這種貨幣來清算的。2.被作為其他國家儲備貨幣的比例，也即一國中央銀行持有的作為本國儲備貨幣的比例。3.足夠的市場交易量，以解決流動性問題，否則同樣會面臨“特里芬難題”的困境。4.貨幣的可自由兌換，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都要可兌換。5.穩定運轉的紙幣體系并值得信賴。6.具有良好的財政紀律約束和貨幣調控能力。7.金融創新能力和金融市場體系完備程度。
按照這樣條件來衡量：對歐元而言，這個體系擁有統一的貨幣而沒有統一的財政，這使得歐元這個“大廈”沒有堅實的基礎做支撐而很容易崩潰；對美元而言，這個體系當前的財政紀律約束和市場監管不足，尤其當前正處于危機過后的時代；而對人民幣而言，其不足之處還有很多方面，如金融創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不夠完備，尤其是我國目前還處于人民幣有條件的可兌換階段，即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而資本項目不可自由兌換。但是中國的這些不足之處又不是皆為空白，只是體現在個別和局部因素。像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等可以逐漸與世界接軌，并通過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使得上面的一些不足之處得到彌補。這說明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了成為國際貨幣本位幣的條件。但要在未來的幾年內將人民幣打造成為國際貨幣本位幣之一，我們仍需要較大的改進：
首先，中國應當注重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虛擬經濟的構建。金融行業是虛擬經濟的代表，我國的金融行業與美國相比，目前尚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如金融法律法規的建立，行業自律組織的設立以及各個金融機構自身的完善。另外，我國的資本項目現在還不是可自由兌換項目，而要成為本位幣或世界貨幣，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可自由兌換是基礎。
其次，防止人民幣匯率大幅度地上升或下降。當前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和預期很高，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當然，這兩個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是站在本國的立場上提出的，我們可以不理會其輿論。但是，為了抑制國內較高的通貨膨脹，我們應當適當地提高人民幣幣值。而且，人民幣的升值更有利于世界上各國民眾和政府對人民幣的信任和持有，更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因此我們可以讓人民幣適度地升值。然而，人民幣匯率大幅度地上升或下降則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導致我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產生混亂，因此，人民幣大幅度地匯率變動應當盡量避免。
再次，要強化中國的內需增長能力。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馬車之一，我國現期處于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強化中國的內需增長能力、加快經濟結構轉型是從根本上推動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原因。
最后，應注意避免金融危機、貨幣危機或較大的金融動蕩發生。如今，金融行業的起伏已不僅僅是一個行業的興衰，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甚至全球的經濟政治狀況。保持經濟平穩有序健康地發展，才能使世界上其他國家增強對人民幣的信心和持有量，從而逐步推進人民幣走向國際。
總之，正確認識人民幣的現狀和對其在國際本位貨幣中的作用進行合理地定位是成功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本位貨幣的一項必做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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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危機范文6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金融危機，匯率，人民幣區域化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1976年1月，參與專門委員會的20個國家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的會議上簽訂達成《牙買加協議》，奠定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的基礎，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也被稱為“牙買加體系”?！堆蕾I加協議》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一是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強調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地位。二是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制定和調整匯率，使浮動匯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總份額，擴大基金組織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困難和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能力。
實際上，《牙買加協議》簽訂后，國際貨幣體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規定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規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匯率制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匯率政策也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別提款權并未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國際貨幣，美元保持著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圍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計價和結算貨幣。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買加體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各國政府和交易商、投資者的選擇，而不是像在布雷頓體系中一樣作出明確規定的。從相關參與方享有對匯率制度、儲備和結算貨幣等的自由選擇權這一角度來說，“牙買加體系”可以概括為“無規則”的體系。實際上，隨著歐元的推出以及歐洲央行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逐步確立并呈上升趨勢。這一變化從IMF對各國官方儲備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清晰反映，從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確幣種的官方外匯儲備部分中，工業化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3%下降到68%，歐元儲備比率從17%上升到23%，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0%下降到59%，歐元儲備比率從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機對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影響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又一次重大沖擊，這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機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進一步下降。計量研究的結論認為，主導貨幣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每變化一個百分點，其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會變化1.33個百分點。美國在世界經濟中份額的下降無疑會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產生影響。二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調整降低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三是危機使美國中長期通脹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穩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次危機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貨幣體系向美元和歐元雙極化演進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并不只是美國的危機，而是全球經濟的危機。不僅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歐盟、日本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甚至先于美國進入了衰退。因而在這場危機中，歐元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資產，美元傳統上作為危機資本避難所的角色沒有改變。這也是近期美元對包括歐元在內的多數貨幣不貶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導致在與美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歐元區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也尚未完全實現，跨境金融交易與服務的成本高，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收益率。這些都制約了外部投資者持有歐元資產。
第三，歐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問題也影響著歐元的吸引力。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低于美國，并面臨著比美國嚴重得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到歐元資產的長期收益率。此外，歐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其政治一體化進程順利與否也對其貨幣的國際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歐元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貨幣的轉換常常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轉換。長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體規模接近美國，這也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美元危機，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如果持續出現問題，美元主導貨幣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替代的過程很漫長并往往伴隨著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
總體而言，當前金融危機對美元和歐元地位的影響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大經濟體誰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實現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增長重返正軌，誰就能夠在主導貨幣的競爭中占有先機。
三、我國的對策－－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一）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變化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應抓住機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我國在對外貿易、儲備等方面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以保持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人民幣適度國際化對中國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對我與周邊地區貿易的干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適度降低外匯儲備規模，實現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減少巨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制約，并降低儲備自身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中國出現貨幣危機的風險，并有利于金融機構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解決債務與收益貨幣不匹配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穩定，對提高國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當前，人民幣區域化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能力參與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對主導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我國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密切的貿易聯系，對亞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較高的逆差。2007年中國進口總額的近40%是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而且，人民幣對內對外的幣值均總體穩定。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已經呈現出加快的趨勢，在東南亞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牙買加體系”所具有的“無規則”的特點和近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的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為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空間。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霸權的弊端，對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二）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對策建議
1、建立有利于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各類機制
第一，與主要貿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簽訂有關人民幣流通的合作協議，逐步擴大人民幣作為對外貿易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比重和范圍。
第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賬戶某些項目下的有條件兌換。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嘗試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允許用境外人民幣支付我國出口商品貨款等。
第四，與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建立信息交換和統計監測的合作機制，加強對人民幣非法和突發性流動的監測和控制。
2、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為了有效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應充分運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一方面，作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及監管制度都相對完備和規范，金融人才聚集，對于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良好的硬件和軟件基礎，這有利于幫助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發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強與內地的經濟金融聯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
金融機構走出去、發展海外業務是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過程中的戰略必然選擇，同時也有利于我國經濟金融的進一步開放。通過金融機構走出去，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能夠將業已形成的周邊地區人民幣流通納入正規的銀行金融服務體系，降低不規范的流通方式給交易者帶來的風險，促進人民幣流通規模和范圍的擴大，同時也有利于對人民幣境外流通狀況的監測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