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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薦信標題范文1
電子檔案信息的安全管理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產品，我們不能期望通過一個安全產品就能把所有的安全問題都解決。對各檔案管理系統來說，解決電子檔案信息安全的首要問題就是要識別自身信息系統所面臨的風險，包括這些風險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與影響的程度，然后進行最充分的分析與評價。只有采用科學有效的模型和方法進行全面的安全評價，才能真正掌握內部信息系統的整體安全狀況，分析各種存在的威脅，以便針對高風險的威脅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提高整體安全水平，逐步建成堅固的電子檔案信息安全管理體系。
一、電子檔案信息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組成
電子檔案信息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有硬件，又有軟件，既有外部影響，又有內部因素，而且許多方面是相互制約的。因此，必須有一個規范的、統一的、客觀的標準。根據國內外的電子檔案信息安全評估標準，國家對電子檔案信息和網絡信息系統安全性的基本要求，結合電子檔案管理和網絡管理經驗，綜合考慮影響電子檔案信息安全的各種因素，建立電子檔案信息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二、電子檔案信息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權重確定方法
用若干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時，其對評價對象的作用，從評價目的來看，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指標越重要，權的數值就越大；反之，數值小則可以說明其重要程度相對較低。合理地確定和適當地調整指標權重，體現了系統評價指標中各因素之間的輕重有度、主次有別，更能增加評價因素的可比性。在安全評價中，具體確定權重的方法很多，如德爾菲法、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環比法等。其中，層次分析法比較適用于電子檔案信息安全的評價。層次分析法的核心是對決策對象進行評價和選擇，并對它們進行優劣排序，從而為決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決策依據。它充分利用人的分析、判斷和綜合能力，適用于結構較為復雜、決策準則較多且不易量化的決策問題。它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具有高度的簡明性、有效性、可靠性和廣泛的適用性。而電子檔案信息安全指標體系因素多、主觀性強且決策結果難以直接準確計量，因而可以用層次分析法來確定指標體系的權重。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驟是：1、將復雜問題概念化，找出研究對象所涉及的主要因素；2、分析各因素的關聯、隸屬關系，構建有序的階梯層次結構模型；3、對同一層次的各因素根據上一層次中某一準則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建立判斷矩陣；4、由判斷矩陣計算被比較因素對上一層準則的相對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5、計算各層次相對于系統總目標的合成權重，進行層次總排序。
三、電子檔案信息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綜合評價方法
自薦信標題范文2
【關鍵詞】創新能力；因子分析；指標體系
一、引言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傳統的制造業以及再加工行業所帶來的區域經濟繁榮顯然已經后勁不足，只有堅持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才是各地區經濟崛起的強勁動力。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1912年在其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的論述，他將創新理解為將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并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1]。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區域創新能力日益成為經濟參與者競爭優勢的重要標志。區域創新能力是指一個地區將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的能力，是區域內各科技創新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其強弱是評價一個區域創新實力的重要尺度。
二、主成分因子分析
然而，區域創新能力是區域內各科技創新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包括科技創新活動的投入、產出；社會、經濟基礎和環境等多方面內容。一個區域的自主創新能力是由若干指標組合而成的指標體系，而一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具有以下功能：
1、導向功能。指標體系要能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供導向性，即通過指標體系能夠明確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點所在，為制定具體實施計劃提供方向依據。
2、描述功能。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應該要反應出某一地區的自主創新能力現狀以及動態的發展變化過程[2]。
3、評價功能。評價功能要求指標體系能夠對各指標的一級變量以及綜合自主創新能力作出合理的評價比較，明確優劣勢。
數據來源：《中國科技統計數據：2011》、《中國統計年鑒：2011》
4、監測預警功能。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要能夠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定量的預測分析，能夠進行及時的監測預警[3]。因此，如何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區域自主創新能力評價體系，并對其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顯得尤為的重要。
本文以中部六省為數據采集樣本，從一級指標自主創新基礎、自主創新投入和自主創新產出[4]三方面著手，建立一個粗略的自主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并根據所建立的指標體系，通過查閱中國科技統計網、中國統計年鑒，其他省份統計年鑒及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等統計資料，收集所得2010年有關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得到2010年中部六省自主創新能力各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見表2）
本文使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首先將中部六省的原始數據輸入SPSS17.0統計軟件，對原始數據標準化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求其相關系數矩陣。知大部分相關系數都大于0.3，因而用因子分析是合適的。經SPSS17.0軟件分析導出表3、表4。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通過對表3的分析，我們發現只有前三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這三個成分的特征值之和占總特征值的93.472%，因此，提取這三個成分作為主成分。成分1、2、3在三大主成分中所占的權重分別為54.11%、25.197%、14.165%。
表4是經由SPSS17.0的主成分分析所得出的。分析處理時將18個變量因子按得分情況分成三大主要成分，分別計算出原始數據中的每一個因子在這三大主要成分中的得分情況。
由表4可知：在第一成分中的得分高的變量有：X1、X3、X4、X5、X13，這些指標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較高載荷，說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應了這些指標的信息。這些指標都與研發的投入產出有關，我們將之稱為F1，代表研發投入產出因子。
在第二成分中得分高的變量有：X9、X10、X11、X12、X15、X16、X17、X18，這些指標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較高載荷，說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應了這些指標的信息。這些指標與科技發展的水平有關，我們將之稱為F2，科技水平因子。
在第三成分中得分高的變量有：X2、X6、X7、X8、X14，這些指標在第三主成分上有較高載荷，說明第三主成分基本反應了這些指標的信息。這些指標與自主創新的基礎有關，我們將之稱為F3，代表創新基礎因子。
三、對構建自主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框架的建議
建立科學的自主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原則為：
1、科學性與現實性原則，指標體系的設計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同時也不能脫離實際，必須考慮其現實性。
2、可比性，指標的設置要考慮到各種行業的創新發展能力，使得在評價一個行業的創新能力時具有可比較的意義。
3、系統性和導向性相結合。評價的指標體系應該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和內在的關聯性，能夠從不同側面、不同層面系統地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同時，兼備目標的導向性，即對區域自主創新能力進行評價的目的并不是進行簡單的排序和分類，而是要在評價結果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向正確的方向和目標發展[5]。
4、可操作性，指標的設置理論上我們追求科學，由于各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等條件與水平的不同，創新所面對的問題也就不同[6]。因此，指標的選取一方面盡量選取具有綜合性指標，另一方面指標資料要易于獲取，力求指標體系的可操作性。
由建立在SPSS17.0統計軟件基礎上的分析可知，在收集原始數據時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只是簡單地將各指標按其所屬范疇將其歸類。這種分類方法并沒有將各指標之間的聯系以及其對自主創新能力的貢獻度體現出來，一個合理的指標體系框架應該科學、合理、有層次。
首先；有些變量因子從實際所屬來說可以將其歸為一類，如我們在表1中所設置的變量X1、X2、X3，這三個變量從字面上來講都可以歸類為自主創新的基礎，都屬于與一個地區自主創新能力有關的基礎指標。但是每個指標在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卻是高低不同，同樣歸屬于自主創新基礎的X1、X2、X3在三大主成分中的得分卻不一樣，X1在成分1中比其在成分2、成分3中的得分都要高，從而體現了變量X1對成分1的貢獻率更大，據此我們應該將變量因子劃分為成分1，而非簡單的創新基礎。通過這種定量定性的分析歸類后的評價指標體系應該是較為科學的（見表3所示）。
其次；根據成分1、2、3在三大主成分中所占的權重分別為47.52%、28.381%、14.927%，可以將三大主要成分分為不同的等級層次。在制定具體的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方案時，相關人員可以據此有層次、有側重的制定相關計劃方案。
四、結語
本文在前人設置的自主創新三大一級變量的基礎上，通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重新劃分影響自主創新能力的三大主要成分，將19個二級變量按貢獻率重新歸類。以期建立一個層次分明科學系統的自主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為認清我國區域自主創新能力的現狀、存在問題、影響因素以及進一步提出相應對策提供一定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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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薦信標題范文3
摘 要：通過1 179名大學生問卷調查數據，對首次編制的體育鍛煉效果自評量表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并考察了大學生鍛煉效果特征和性別差異。結果表明：EEI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一個較好的體育鍛煉效果自評工具，測量了學生在樂趣、能力、外貌、健康、社交5個方面體驗到的鍛煉效果；五類鍛煉效果均與鍛煉行為呈顯著性正相關，鍛煉樂趣相關程度最高，是學生參加和堅持體育鍛煉的最重要因素；男大學生的鍛煉效果自評得分比女生高。
關鍵詞：鍛煉效果；量表；心理測量；信度；效度
中圖分類號：G8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3612(2008)10-1404-03
On the Designat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xercise Effects Inventory (EEI)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HEN Shan-ping1，PAN Xiu-gang1，ZHANG Ping2，ZHANG Zhong-jiang1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ivil Aviation College of China, Guanghan 618307,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 exercise effects inventory (EEI) is tested for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ased on a survey of 1179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EI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for exercise effects; its five scales assess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in joy, competence, appearance, fitness and social; the five exercise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xercise behaviors, and joy in exercise, which has most impact on their exercise, has the closest correlation; the EEI score of mal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Key words: exercise effect; inventory; psychometrics; reliability; validity
體育具有健身、教育、娛樂等多種功能[1]，大學生參加體育鍛煉所產生的效果應該是多方面的[2]。然而，在學生體育評價方面，評價內容主要是體育知識、體育技能和身體素質等，缺乏對學生在體育鍛煉中收獲到的其他效果的評價，例如：娛樂和交往等，這不利于幫助學生全面認知體育的價值。在評價方式上，主要是從教師角度進行的考試評價，而沒有基于學生體驗的自我評價，因此，評價結果不能體現鍛煉參與者本人對體育鍛煉的效果和價值的認同。
幫助大學生正確認知和體驗體育鍛煉的效果和價值有利于促進大學生堅持體育鍛煉[3]，因此，有必要在體育考試評價的基礎上，增加學生對體育鍛煉效果的自我評價，以便幫助學生全面認知體育鍛煉的價值，也有利于教師掌握學生對體育鍛煉的認同程度。通過文獻查閱，還沒有發現針對體育鍛煉效果的自我評價量表，因此，本文旨在建立大學生體育鍛煉效果自評量表，并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為體育鍛煉研究和學校體育評價提供一個簡便的心理測量工具。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1 179名大學本科生，其中男生896人，女生283人；一年級314人，二年級291人，三年級274人，四年級300人。年齡在16～24歲之間 （M=19.9，SD =1.54）。
1.2 測量工具 通過對學生訪談的總結，我們發現學生對自己鍛煉效果的評價是依據參加的體育鍛煉滿足他們需要的程度，因此參考《身體活動動機測量》(MPAM-R)量表的理論結構反映的個體體育需要類別[4]，從反映學生通過體育鍛煉在樂趣、能力、外貌、健康、社交5個方面獲得的鍛煉效果設計了測量題目（表1），編制的題目采用5級Likert量度，5個備擇答案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測量題目交6位具有相關經驗的專家審閱，認為這些測量題目符合相關變量的定義。為檢驗鍛煉效果自評量表的效標效度，量表配合使用測量鍛煉堅持意向的運動承諾量表[5]，以及衡量體育人口的三項指標：周鍛煉次數、每次鍛煉時間和鍛煉強度[6]。
1.3 研究過程 為了使樣本能基本代表本科生的人口特征，以性別和年級為類別依據進行配額抽樣，計劃每個年級抽樣400人，其中男生300人，女生100人，總計1 600個樣本。樣本選取后，研究者帶領學生調查員對調查對象進行了問卷調查，實際發放問卷1 580份，回收1 424份，回收率90.1%，經問卷審核和邏輯校驗，剔除無效問卷145份，最后用于統計分析的數據有1 179條。
1.4 數據分析 數據統計使用SPSS 11.0和LISREL 8.53。
2 結果與分析
2.1 項目分析 為評估每個測量項目的特征，通過SPSS的描述性統計考察了各題目的均值、標準差、偏度、峰度。結果顯示所有題目的偏度和峰度絕對值遠小于2，量表題目的回答數據分布滿足正態分布假設。通過檢驗測驗總分最高的27%和最低的27%兩組被試在每題得分平均數的差異的顯著性，所有題目的CR（臨界比率）均達到顯著水平，表示這些題目具有很好的鑒別度。
對量表的信度主要考察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 a系數），總量表的a值為0.871，從表1可以看出，鍛煉樂趣、健康效果和社交效果分量表的信度系數具有一個很好的a值，高于0.7的標準，外貌效果分量表為0.684，非常接近0.7的水平，表示量表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能力效果信度系數較低，但高于可接受的0.6的標準，考慮到屬于新編制的量表，信度較低很可能是由于測量題目少引起的。
表1 分量表信度和標準化一階因子負荷值
2.2 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檢驗量表的結構效度，根據我們量表設計時的理論結構和測量構想，在LISREL 8.53中構建了一個鍛煉效果評價的二階因子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以量表的12個題目為顯變量，由5個一階因子（樂趣、健康、能力、外貌、社交）和1個二階因子（鍛煉效果）組成。
計算機分析時，LISREL采用ML（最大概似法），總計進行了23次疊代完成了所有的參數估計。模型的因子負荷標準參數估計結果見表1，除鍛煉樂趣的第三個題目的因子負荷低于可接受的標準0.5外，各因子均具有較高的負荷，各因子負荷的t值分布于13.51~23.85之間，均達到0.001的顯著水平，說明各分量表的會聚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二階測量模型的PHI參數估計結果見表2，各因子之間的相關均達0.001的顯著水平，各一階因子對二階因子（鍛煉效果評價）的負荷高于0.7，說明存在一個共同的二階因子。一階因子之間具有較合理的相關關系，對于一階因子之間相關關系高于0.7的5組變量，我們考察了它們之間的區分效度，分別以假設2個變量為獨立變量和單維變量兩種情況進行了驗證性因子分析（表3），分析的結果表明兩組變量作為獨立變量的整體模型合適度參數優于單維變量合適度，所以這5組變量的區分效度是明顯的。
表2 二階因子負荷值、標準化相關系數
測量模型對于數據的LISREL擬合優度結果（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為：X2(49)= 325.75，NFI= 0.97，NNFI= 0.97，CFI= 0.97，IFI= 0.97，RMSEA = 0.072，SRMR = 0.041。一般認為 X2/df 的值小于5.0時，可以接受模型，本次檢驗中 X2/df 的值為325.75÷49=6.648，盡管模型擬合的卡方（ X2） 值不理想，但由于卡方值會隨樣本數的增大而不斷增大，因此，樣本大于1 000時不適合使用卡方準則來評價模型[7]。模型的NFI、NNFI、CFI、IFI均達到最嚴格的標準0.95，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達到可接受的0.1標準，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也達到可接受的0.08標準[8]，表明鍛煉效果自評量表符合測量學的要求，在大學生中測得的數據支持我們提出的理論結構和測量構想。
表3 五組構想概念的區分效度
2.3 效標關聯效度：鍛煉效果自評與鍛煉行為的關系 鍛煉效果與鍛煉行為之間應該為正的相關關系。在一定的范圍內，鍛煉者的鍛煉頻率越高，每次鍛煉時間會越長，每次鍛煉的運動量越大，它所獲得的鍛煉效果越好；鍛煉效果越好，鍛煉者越渴望和決心繼續進行身體鍛煉（即運動承諾度越高）。為檢驗鍛煉效果自評量表測得的結果是否符合理論的假設，進行了5種鍛煉效果和鍛煉行為指標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4。從總體上看鍛煉效果自評量表測得的得分與鍛煉行為的承諾、頻率、時間和運動強度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表4 鍛煉效果自評與鍛煉行為的關系
注:“**”:0 01水平上顯著;“***”:0 001水平上顯著。
2.4 大學生自評的鍛煉效果的性別差異 本次研究樣本的體育鍛煉效果自評情況見表5，大學生鍛煉效果自評得分高低依次為：能力效果、健康效果、鍛煉樂趣、社交效果和外貌效果；男女大學生在5個鍛煉效果自評得分上的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男大學生的鍛煉效果自評得分均比女生要高。
表5 大學生的鍛煉效果自評和男女比較
3 討 論
體育鍛煉效果自評量表是一個二階因子結構，所測量的大學生體驗到的鍛煉效果包括5類：1) 鍛煉樂趣：指參與體育鍛煉產生的積極情感反映，諸如快樂、歡喜和有趣等；2) 健康效果：指參加體育鍛煉對促進健康方面的效果；3) 能力效果：指參加體育鍛煉對自己能力的提高；4) 外貌效果：指參加體育鍛煉對控制體重、改善體型和外表產生的作用；5) 社交效果：指參加體育鍛煉在獲得友誼和增進交往方面產生的效果。從本次檢驗的結果來看，量表的題目在測量大學生鍛煉動機時具有較高的鑒別度，分量表和總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量表的結構效度和效標效度也得到了證實，因此，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說明量表是一個較好的體育鍛煉效果自評工具，值得在體育研究和體育教學評價中推廣使用。
根據驅力理論，個體進行某項活動或行為的努力程度或執著程度將取決于個體由于匱乏狀態而產生的內驅力，以及由觀察、學習或親身經歷所獲得的關于這一活動的或行為的效果體驗，如果過去的行為導致好的結果，人們有反復進行這種行為的趨向，過去的行為如果導致不好的結果，人們有回避這種行為的傾向[9]。這一理論假設在效標效度檢驗中得到驗證，運動承諾是指體育鍛煉者渴望和決心繼續進行身體鍛煉的一種心理狀態，它與所有的鍛煉效果自評均具有非常顯著的相關。其他學者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學生認識到的體育鍛煉的價值與作用和堅持體育鍛煉的長期性呈現高度相關（ r =0.87)，說明對體育自身價值與作用的認識是影響學生堅持體育鍛煉的重要因素[10]。因此，在體育教學和體育活動中幫助學生認識和體驗體育鍛煉的好處，有利于促進學生堅持體育鍛煉，形成良好的鍛煉習慣。
在與鍛煉行為的承諾、頻率、時間和運動強度相關關系強度上，鍛煉樂趣與鍛煉行為的相關程度最高，相關系數遠遠大于其它四項指標，其次是社交效果，說明這兩方面的效果體驗對學生參加和堅持體育鍛煉的重要性要大于其它三項，是學生堅持體育鍛煉的最重要因素，改善這方面的鍛煉效果體驗對學生參與和堅持體育鍛煉有更大的促進作用。
大學生鍛煉效果自我評價中，在鍛煉樂趣、社交效果和外貌效果方面的得分明顯低于能力效果和健康效果的得分，這一評價結果是我們現行體育教育真實的體現，現在的體育教學比較重視傳授學生體育知識、培養能力和促進體質健康，比較忽視發揮體育鍛煉在娛樂、社交和外貌方面的功能。然而娛樂和社交是學生堅持體育鍛煉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不難推斷：我們當前的體育教育在發揮體育功能上存在不均衡，不利于學生長期堅持體育鍛煉。一些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體育課結束后很多學生退出體育鍛煉，造成大學生體質在這個階段迅速下降[11-12]。從培養學生終生體育意識，養成終生體育的習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體育教學需要重視發揮體育在娛樂、社交和審美等方面的功能。
從數據分析結果來看，我們的測量模型也存在需要進一步改進之處。首先，鍛煉樂趣的第三個題目“我對自己的體育鍛煉感到滿意”的完全標準化負荷低于0.5的標準，揭示這一題目測量的內容與其他幾個題目測量的內容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從修正指數來看，它在外貌動機中的MI是33.34，在社交動機中的MI是15.1，仔細分析該題目的內容，該題目實際上反映了對鍛煉效果的綜合評價，該題單獨歸屬于任何一個因子都不恰當，所以應該從量表中刪除該題目，刪除該題目后，鍛煉樂趣的信度系數由0.723提高到0.773。其次，部分子量表a系數較低，應該增加測量題目來提高子量表的信度。
4 結 論
1) 鍛煉效果自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它測量了學生在樂趣、能力、外貌、健康、社交5個方面獲得的體育鍛煉效果體驗，是一個較好的體育鍛煉效果自評工具，建議在體育研究和體育教學評價中推廣使用。
2) 五類鍛煉效果均與鍛煉行為呈顯著性正相關。鍛煉樂趣與鍛煉行為的相關程度最高，其次是社交效果，相關系數遠遠大于其它三項指標，說明這兩方面的效果體驗是學生參加和堅持體育鍛煉的最重要因素。
3) 大學生在鍛煉樂趣、社交效果和外貌效果方面的得分明顯低于能力效果和健康效果的得分，表明當前的體育教學在發揮體育功能上存在不均衡，特別是忽視了最重要的娛樂功能，學生體驗不到鍛煉樂趣，不利于學生長期堅持體育鍛煉。
4) 就本次測量結果而言，大學生鍛煉效果自評得分高低依次為：能力效果、健康效果、鍛煉樂趣、社交效果和外貌效果；男大學生的鍛煉效果自評得分均比女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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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薦信標題范文4
[關鍵詞] 髓鞘堿性蛋白；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腦損傷；窒息；新生兒
[中圖分類號] R722.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2（a）-0029-05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fter neonatal asphyxia
ZHANG Xiao LAN Haixia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erum myelin basic protein （MBP） and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EPOR）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 with asphyxial neonates. Methods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in 74 neonates （hypoxia group） and 37 neonates （control group） within 24 h. The centrifugal supernatant was taken. ELISA method was used to assayed the serum levels of EPOR， MBP， IGF-1. Results Full-term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5.81±1.83） μg/L] and EPOR [（404.98±152.75） ng/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compared with full-term newborn group serum MBP [（2.57±0.77） μg/L] and EPOR [（269.58±51.36） ng/L] （t = 6.974， P < 0.01； t = 3.541， P < 0.01）； serum IGF-1 [（36.29±11.43） μg/L] was less than that [（62.25±11.97） μg/L] in full-term newborn group （t = 7.529， P < 0.01）. Preterm birth asphyxia group serum MBP [（7.81±2.38） μg/L] and EPOR [（338.85±104.64） ng/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erum MBP [（3.41±1.32） μg/L] and EPOR [（216.14±45.70） ng/L] in preterm group （t = 7.676， P < 0.01； t = 4.995， P < 0.01）； serum IGF-1 [（26.99±8.65） μg/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erum IGF-1 [（52.56±15.36） μg/L] in preterm children （t = 8.262， P < 0.0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IGF-1 and MBP， EPOR （r = -0.694， P < 0.01； r = -0.489， P <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BP and EPOR （r = 0.687， P < 0.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rapid response of EPOR， MBP， IGF-1 to the hypoxic-ischemic stimulus. It can be meaningful for assess the degree of hypoxia and diagnosis of cerebral injury.
[Key words] Myelin basic protein； Erythropoietin recept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Brain injury； Neonates； Asphyxia
大腦是全身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對缺氧最敏感。如果腦動脈血流中斷10～30 s，腦細胞由于缺血缺氧將受到輕度損害；若血流中斷3～5 min，大腦細胞將受到嚴重損害且較難修復；假如血流持續完全中斷達30 min，將發生不可逆的損害，細胞壞死，功能喪失。因此，早期診斷新生兒窒息引起的缺氧缺血性腦損傷性疾病非常重要。若早期進行干預治療，可明顯減小并發癥及后遺癥的發生率。目前臨床上對新生兒窒息缺氧等腦損傷性疾病的臨床判斷主要依賴于Apgar評分，影像學檢查，血清NSE檢測等。Apgar評分是國際上公認的評價新生兒臨床狀況的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新生兒的窒息診斷[1]，有研究表明，Apgar評分的高低與窒息程度并不存在正比例關系[2]，因此單依據Apgar評分來診斷早產兒窒息是不可靠的。傳統的影像學檢查對于腦損傷的檢測使用已久，但是對缺血性腦損傷的診斷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近幾年，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研究較熱，為神經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內的一種γ烯醇化酶。但是中樞神經系統之外的一些組織或器官的病變或損傷也可引起NSE升高，如心臟損傷、嚴重軟組織損傷、乳腺癌、黑色素瘤、神經母細胞瘤、小細胞肺癌、結直腸癌、膽道阻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在一些正常人中也可出現一定比例的假陽性反應[3]。因此，單獨檢測血清NSE水平對診斷新生兒窒息特異性不高。尋找其他更敏感的檢測缺氧腦損傷的檢測因子或聯合幾個檢測因子提高其診斷率顯得尤為必要。本文旨在探討新生兒窒息后血清MBP、EPO-R、IGF-1的聯合檢測的意義，結合目前已有檢測手段，或許可以進一步完善窒息缺氧等腦損傷的檢測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觀察組74例患兒均為2012年3月～2013年3月于第253醫院及婦幼保健院新生兒科住院患兒，按照胎齡分為足月窒息組與早產窒息組。足月窒息組34例，胎齡37～42周；體重2.5～4.0 kg；男嬰16例，女嬰18例。早產窒息組40例，胎齡32～37周；體重1.8～2.5 kg；男嬰22例，女嬰18例。根據Apgar評分及頭顱CT和核磁檢查足月窒息組及早產窒息組又分別分為輕度窒息組、中度窒息組及重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6～7分為輕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4～5分為中度窒息組，生后1 min Apgar評分0～3分為重度窒息組。對照組37例為同期出生無缺氧窒息史且Apgar評分為8～10分的新生兒，按照胎齡及體重分為足月新生兒組與早產兒組。其中足月新生兒組17例，孕齡37～42周；體重2.5～4.0 kg；男嬰9例，女嬰8例。早產兒組20例，孕齡32～37周；體重1.8～2.5 kg；男嬰4例，女嬰16例。均無嚴重感染、肝臟疾病、先天性畸形及代謝性疾病、染色體異常、母親內分泌性等疾病。各新生兒組性別、分娩方式、胎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通過，并經家屬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標本采集 觀察組與對照組均于生后24 h內取靜脈血5 mL，室溫靜置2 h離心（3000 r/min，10 min，離心半徑10 cm），分離血清，并分置于Eppendorf管中，-70℃冰箱保存待測。
1.2.2 檢測方法 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法測定血清MBP、EPOR、IGF-1含量，試劑盒購自美國CUSABIO公司，測量范圍分別為0.156～15 μg/L，47～3000 ng/L，7.8～500 μg/L。實驗步驟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要求進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樣本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多樣本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MBP、EPOR、IGF-1之間的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足月窒息組患兒與足月新生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的比較
足月窒息組MBP、EPOR血清水平明顯高于足月新生兒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6.974，P < 0.01；t = 3.541，P < 0.01）；IGF-1水平窒息組與對照組比較顯著降低，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7.529，P < 0.01）。見表1。
表1 足月窒息組與足月新生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
IGF-1水平比較（x±s）
注：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2 足月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重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明顯高于輕、中度窒息組（P < 0.01），中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輕度窒息組（P < 0.01、P < 0.05）。輕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組（P < 0.05、P < 0.01），且中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顯著高于重度窒息組（P < 0.01）。見表2。
2.3 早產窒息組與早產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早產窒息組MBP、EPOR血清水平明顯高于早產兒組，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7.676，P < 0.01；t = 4.995，P < 0.01），IGF-1較早產兒組顯著降低，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8.262，P < 0.01）。見表3。
表3 早產窒息組與早產兒組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x±s）
注：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4 早產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
重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高于輕、中度窒息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較輕度窒息組血清MBP、EPOR水平明顯升高（P < 0.01）。輕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高于中、重度窒息組（P < 0.01或P < 0.05），中度窒息組血清IGF-1水平顯著高于重度窒息組（P < 0.01）。見表4。
表4 早產窒息組各亞組（輕、中、重）患兒血清MBP、EPOR、IGF-1水平比較（x±s）
注：與中度組比較，t = 4.892，aP < 0.01；t = 3.863，bP < 0.01；t = 4.855，cP < 0.01。與重度組比較，t = 5.830，dP < 0.01；t = 4.937，eP < 0.01；t = 7.592，fP < 0.01；t = 3.214，gP < 0.01；t = 2.733，hP < 0.05；t = 2.937，kP < 0.05；IGF-1；MBP：髓鞘堿性蛋白；EPOR：促紅細胞生成素受體；IGF-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2.5 相關性分析
對血清MBP、EPOR、IGF-1水平進行相關性分析，IGF-1與MBP、EPOR呈明顯的負相關（r = -0.694，P < 0.01；r = -0.489，P < 0.01），MBP與EPOR呈明顯的正相關（r = 0.687，P < 0.01）。從三種因子的相關性關系可以看出隨血清IGF-1降低，MBP及EPOR均升高，但二者升高的幅度不一致。
3 討論
很多研究已經證明缺氧缺血引起的遲發性腦損傷以細胞凋亡為主，通常自缺氧缺血后6～12 h開始。在發生缺血缺氧的病理過程中，如果及時恢復血流可避免神經細胞死亡。但是在長時間的嚴重缺血缺氧后恢復血流反而加劇其損傷程度[4]，可見及時發現窒息的存在并早期評估其窒息程度非常重要。圍生期窒息引起的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HIE）是兒科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兒童時期如腦癱、智力障礙、癲癇等的常見原因之一，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同時也降低了國民素質。HIE逐漸成為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尤其在早期血清學的檢測上。現在研究較多的是MBP、NSE等，可作為判斷中樞神經系統破壞程度的指標，對判斷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及指導治療有重要意義。窒息新生兒產后12 h血清NSE升高，第1、3天仍維持較高水平，輕度HIE患兒7 d后恢復正常，而中重度HIE患兒7 d后仍保持較高水平[5]。本實驗通過免疫酶聯反應檢測EPOR血清水平旨在尋找一種較NSE敏感或可彌補NSE的潛在缺陷的檢測指標。Nagdyman等[6]研究發現，窒息后24 h內血清NSE水平不能預測窒息新生兒的長期預后且存在一定的假陽性率[3]。張志敏等[7]通過結扎足月妊娠待產母鼠雙側子宮動脈制作宮內窘迫大鼠模型，發現新生大鼠腦組織內EPOR蛋白及mRNA在生后2 h內即迅速增加，且3 d內持續增加，7 d仍維持較高水平。EPOR聯合MBP、IGF-1的血清水平，可能對于輔助診斷新生兒腦損傷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
EPOR在腦內不僅表達于神經細胞而且表達于非神經細胞，介導促紅細胞生成素（EPO）的神經保護作用及抗凋亡作用。EPOR表達缺乏的鼠可以因選擇性表達的EPOR而免受缺氧腦損傷，但是此種EPOR由造血組織控制表達而不是大腦的神經組織[8]。用NO培養神經細胞可誘導EPOR的表達，即使在沒有外源性EPO存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發揮其神經保護作用，使得神經細胞免受缺氧損害[9]。本研究發現圍生期發生窒息的患兒生后24 h內血清EPOR水平較正常足月兒升高，這與Spandou等[10]、Chen等[11]報道的發生缺血缺氧時EPOR蛋白表達增加相同。不少實驗研究[12-15]均表明，重型顱腦損傷患者血清及腦脊液中EPOR的濃度較對照組明顯升高，血清EPOR濃度在24 h升至高峰，7 d EPOR濃度下降不明顯，仍維持在較高水平。這說明成人與新生兒一樣顱腦損傷后EPOR的表達均增加，國外有研究證明神經祖細胞較發育成熟的神經細胞EPOR的表達水平明顯升高[16]，但不能排除其他組織損傷引起的EPOR升高。組織、腦脊液以及血清中EPOR的檢測水平在發生缺血缺氧后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尚需進一步研究。
IGF-1是一組具有生長激素樣促生長作用、又具有胰島素樣調節代謝功能的蛋白。近年來發現IGF-1在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中起重要作用[17]，與新生兒窒息病理過程、HIE發病機制均密切相關。有研究發現胎鼠發育成成年鼠的各個階段腦組織中都可檢測到IGF-1且明顯高于成年鼠[18]。本實驗中，血清IGF-1在足月窒息組較足月新生兒組低，早產窒息組較早產新生兒組低，這與奚寶珊等[19]、Satar等[20]、Gazzolo等[21]報道相似。MBP是髓鞘蛋白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髓鞘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并維持中樞神經系統髓鞘結構和功能的穩定。生理狀態下，腦組織MBP的含量很低，一般很難測出，當腦損傷病變累及髓鞘時，MBP可釋放入腦脊液和血液中，導致其含量升高，故MBP含量變化能特異地反映髓鞘脫失程度進而反映神經組織病損程度，是中樞神經系統損害和急性脫髓鞘的有效生化指標[22]。本實驗研究表明相同胎齡有窒息病史的患兒較同胎齡正常兒MBP、EPOR升高，IGF-1降低，且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P < 0.01）。國外有研究發現EPO及其受體（EPOR）在胚胎和中樞神經系統有表達，但胎齡越小其在中樞神經系統內表達水平越低[23]。這與本文檢測結果相同。早產兒腦損傷主要表現為腦白質損害。早產兒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生理結構，其腦損傷臨床表現與足月兒有很大差別，在病因、發病機制、神經生理學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新生兒尤其是早產兒血腦屏障發育不完善，這些均可能成為早產兒MBP、EPOR高于足月兒，IGF-1較足月兒有所降低的原因[24-27]。也有研究表明低體重兒較正常出生體重兒IGF-1低或小于胎齡兒較適于胎齡兒IGF-1低[28]。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動態觀測三個檢測指標的血清水平，在不同時間點其三者之間是否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可循，血清、腦脊液以及蛋白表達水平上三者是否也具有IGF-1與MBP、EPOR呈現負相關，MBP與EPOR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
圍生期窒息為新生兒高傷殘率和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引起嚴重腦組織損傷，從而導致新生兒HIE和（或）新生兒腦室內出血（IVH）的發生[2]，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早產兒IVH均是由窒息引起的。IVH是多因素的，無窒息組也可能發生IVH[2，29，30]，由此看來僅僅依靠臨床表現來評判有無腦損傷的Apgar評分也有其局限性。在國內，頭顱B超、CT、MRI是目前診斷新生兒腦損傷的主要影像學技術。近年來，由于B超及CT的定位性差，診斷率低等原因，逐漸被MRI代替。日本京都醫科大學H.Yoshioka教授研究發現HIE的大鼠在窒息發生24 h后，僅10%皮層神經元有缺血性損傷改變，2 h后70%以上的皮層神經元顯示缺血性改變[31]。因此，MRI也就較血清檢測因子在腦損傷的診斷時間上晚了一步。EpoR、IGF-1、MBP的聯合檢測對于腦損傷的輔助診斷可能具有一定的意義，協助早期發現腦損傷的存在，并及時采取針對性治療措施，降低患兒病死率及遠期致殘率，對反映病情的變化趨勢及判斷腦損傷預后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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