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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調整范文1
自區劃調整專項工作開展以來，行政區劃組按照濟寧市工作方案和我區領導要求，加強組織領導，注重宣傳引導，出臺規范文件，全力推進撤市設區各項工作。現將行政區劃組有關工作匯報如下：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民政局成立了局區劃調整工作領導小組，明確了行政區劃組的職責分工和目標任務；召開全體人員會議，要求全體人員正確認識區劃調整工作，按照職責分工做好工作，同時關注社會輿論，加強正面引導，為區劃調整工作提供保障。
二、積極對接。區民政局相關負責人積極與濟寧市民政局對接，及時匯報我區工作情況，。濟寧市民政局徐局長對我市區劃調整工作從5個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視區劃調整產生的影響，按照職能分工，做好本職工作，注重正面引導，確保大局穩定。二是各項民政工作在此次區劃調整中能不變的暫時不變，待調整完成后再作安排。三是宣傳和信息交流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盡量與避開與行政區劃相聯系的問題。四是認真梳理好各項民政政策，對照濟寧市中區、任城區標準統籌考慮，就高不就低。五是做好民政方面的公共服務，堅持便民、不增加群眾負擔的原則，盡量滿足群眾需求。
三、制定我市行政區劃組工作方案。按照市領導小組要求，參照濟寧市行政區劃調整行政區劃組工作方案，我局區劃調整領導小組認真研究，充分調研，結合我市實際，制定了我市行政區劃組工作方案，明確職責分工，任務目標等。
一是針對社會上關于區劃調整各種輿論，根據政策規定，加強正面的宣傳引導，引導群眾樹立對區劃調整工作的正確認識。
二是區劃調整后，區紀委、組織部等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嚴肅撤市設區后有關紀委的通知》（兗紀發[2013]30號）文件，在政治、組織人事、財經、工作、保密等方面，嚴明紀律，并嚴肅責任追究。
三是按照區行政區劃調整工作領導小組要求，協助兩辦起草并下發了《關于更換印章和名牌的通知》（兗辦發[2013]51號）；積極做好行政區域界線勘定的籌備工作，3月底前完成我區勘界工作，上報勘界成果；按照濟寧市民政局要求，積極配合濟寧市新的政區圖、功能區圖的制發工作，做好兗州區部分的校對；按照“五年四個不變”（保持原縣級市事權不變，五年內繼續實行原兗州市在城鄉建設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等方面的統籌協調、監督檢查職能；保持經濟管理權限不變，五年內繼續實行原兗州市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管理權限；保持財稅體制不變，除中央、省財稅體制調整外，五年內繼續按濟寧市對原兗州市的財稅分成體制結算；保持優惠政策不變，五年內繼續享受原兗州市享受的優惠政，策并享受市轄區所有相應優惠政策）的原則，做好區劃調整其他相關工作。
二、下步工作打算
1、做好勘界工作。按照區劃調整工作方案要求，積極做好行政區域界線勘定的籌備工作，3月底前完成我區勘界工作，上報勘界成果。
2、做好地圖出版工作。按照濟寧市民政局要求，積極配合濟寧市新的政區圖、功能區圖的制發工作，做好兗州區部分的校對。
行政區劃調整范文2
1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競合關系的發展趨向
合肥經濟圈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是相鄰城市圈，在國家主體功能區“兩橫三縱”城市化布局中同處于長江發展橫軸，形成跨東部中部地區的“寧合漢結構”，在全國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相鄰經濟圈之間的關系是競爭與合作的關系，而競合關系的發展趨向，是由經濟圈核心城市的經濟規模和發展能力所決定的。但是，與南京、武漢這兩個經濟圈的核心城市相比，合肥市的經濟規模和發展能力都弱于南京與武漢，合肥經濟圈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在競合關系上就處于弱勢。根據地理板塊理論，一個地理板塊若受到周邊地理板塊的擠壓，前景只有兩個:一是沉降，一是隆起，合肥經濟圈就是處于這樣的狀態之下，為避免“沉降”，爭取“隆起”，唯一的辦法是要做大做強合肥經濟。
“十一五”以來合肥市加快了發展步伐，與南京、武漢的差距逐步縮小，如合肥市的主要經濟指標相對于南京、武漢的程度，地區生產總值﹙GDP﹚由2005年的37．8%和40．9%，上升到2010年的53．9%和49．0%;人均GDP由2005年的49．4%和71．9%，上升到2010年的69．1%和83．9%;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2005年的31．9%和39．2%，上升到2010年的54．8%和54．3%;地方一般財政收入由2005年的27．3%和33．8%，上升到2010年的50．0%和66．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64．6%和89．2%，上升到2010年的67．3%和91．6%;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5年的51．5%和73．9%，上升到2010年的64．0%和85．8%。②由于合肥市同南京、武漢差距的縮小，合肥經濟圈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的競合關系也逐步得以改善。行政區劃調整后，縣級巢湖市與廬江縣劃歸合肥所轄，擴大了合肥市的政區范圍，合肥的人口與經濟總量已達到特大城市規模，在城市體量上也進入與南京、武漢相同的城市等級，從而會進一步推進合肥的聚勢發展。由于核心城市的這種變化，合肥經濟圈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的競合關系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其基本趨向是:競合范圍會逐步擴大，競合程度會逐步加深。合肥經濟圈與南京經濟圈、武漢經濟圈競合關系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核心城市合寧漢競合關系的變化上。合肥市雖然在城市體量上與南京、武漢處在相同規模等級上，但在經濟規模與發展能力上與南京及武漢都有相當的差距，而這種差距才是實質上的差距。針對這種情況，合肥應把追趕南京、武漢作為今后的前進標桿，努力縮小這種實質上的差距。
追趕雖有競爭，更有合作，是競爭與合作的交織。根據合、寧、漢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合肥與寧漢間的城際競爭主要表現在制造業大項目的招商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高端人才的吸引等方面;合肥與寧漢間的城際合作主要表現在特色產業的分工合作、市場體系的協調建設、勞動力流動中的社會保障銜接和跨行政區交通體系的完善以及長江水資源、生態資源利用與保護的合作等方面。有些領域的競爭會多于合作，有些領域的合作會多于競爭，在競合中會各有所獲、共同發展。合肥市應著力培育優勢、挖掘潛力，在更多競合領域中獲得主動權。根據城市“引力模型”計算，合肥與南京、武漢的經濟聯系轉化系數分別是2．13和0．75［1］，南京是武漢的2．84倍，合肥與南京的關聯度大大超過了與武漢，在“寧合漢結構”的競合關系中，應突出合肥與南京的戰略競合關系，核心是合肥要在競合中追趕南京?！笆晃濉币詠?，盡管合肥追趕南京的步伐明顯加快，合肥與南京的差距有所縮小，但縮小的主要是經濟總量，而在結構與質量上還有較大差距。
比如，在產業結構上，合肥的第三產業比重低于南京，在空間結抅上，合肥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南京;在發展質量上，合肥的高新技術產業比南京弱，城鄉人均收入水平比南京低;合肥追趕武漢，也是總量上步子大、質量與結抅上步子小，與追趕南京的情況相類似。因此，合肥將寧漢作為發展標桿，特別是把追趕南京作為重點，既是必要的，也是艱巨的，為此，合肥市應充分利用行政區劃調整所形成的有利條件，既要強化合肥在培育優勢產業基地和吸引高端人才等方面的競爭力，又要在更多領域推進與寧漢的經濟技術合作，把握“寧合漢結抅”競合關系的新趨向，在競合中追趕，在追趕中競合，把合肥市建成在規模、結構、質量等方面與寧漢同等級的區域性特大城市，帶動合肥經濟圈的更好更快發展。
2合肥經濟圈的東擴與江淮城市群的崛起
行政區劃調整后，因原屬地級巢湖市的無為縣劃歸蕪湖市轄、和縣與含山兩縣劃歸馬鞍山市轄，合肥經濟圈的范圍縮小了，其中，行政區面積減少4870km2、人口減少250萬人。根據城市經濟圈的成長一般規律，城市經濟圈的空間范圍主要是由核心城市的功能強弱所決定的，隨著核心城市的功能增強，城市經濟圈的空間范圍是會擴大的。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市的中心城市功能會進一步增強，合肥經濟圈的范圍應有所擴大，而不應該是縮小。顯然，上述情況變化是不符合城市經濟圈成長的一般規律。根據合肥與周邊市縣的經濟文化及交通聯系狀況與發展趨勢，合肥經濟圈的東擴和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也就是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經濟圈發展的必然趨向。合肥經濟圈的東擴，是東向擴大到定遠、全椒兩縣。［2］
定遠、全椒面積分別為2891km2和1572km2，2010年人口分別為97．0萬人和46．5萬人，兩縣均與肥東縣相連，縣城距合肥主城區分別為90km和120km，進入合肥經濟圈具有必然性。第一，兩縣與合肥相鄰，交通聯系十分便捷，特別是合徐、合寧高速公路及京滬高鐵至合肥的支線與滬漢高鐵構建了兩縣與合肥市的快速通道，更提高了兩縣與合肥的通達性，兩縣已處于合肥“1小時經濟圈”之內，進入合肥經濟圈具有交通區位條件。第二，兩縣與合肥在歷史上的經濟文化聯系就十分密切，如今，這種聯系更進入到產業與市場層次，兩縣的產業結構與合肥有較高的關聯性，市場也逐漸與合肥融為一體，特別是隨著合肥市交通樞紐的形成，兩縣要素流動更多地指向合肥，產業與市場已不同程度地進入合肥經濟圈。第三，兩縣與合肥同處于江淮分水嶺，加上六安市的部分鄉鎮地區，兩縣進入合肥經濟圈后，江淮分水嶺的絕大部分鄉鎮都在合肥經濟圈，將更加有利于江淮分水嶺地區的綜合治理、生態修復和經濟社會發展，同巢湖納入合肥市一元化治理具有同樣的意義。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兩縣的經濟發展在全省尚處于中等水平，但發展潛力很大，進入合肥經濟圈后，既會更多地接受合肥市的輻射，又會融入合肥經濟圈的一體化發展，對于兩縣的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等，都會有多方面的推進作用。因此，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經濟圈向定遠、全椒的東擴，也就十分必要。建議定遠、全椒兩縣黨委、政府從戰略上審視這個問題，盡早加入合肥經濟圈，也建議合肥經濟圈的成員迎接兩縣的加入，推進合肥經濟圈的東擴。
桐城市一開始就加入合肥經濟圈，也為定遠、全椒兩縣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以政府為主導，既打破行政區界限，又不論城市的行政等級，按區域發展規律構建城市經濟圈，是合肥經濟圈的一大創新，將縣級桐城市與其他地級市平列，優勢互補、平等合作，共同達成區域合作協議，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桐城市為安慶市所轄，桐城市加入合肥經濟圈以來，不僅促進了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而且也為安慶市的發展增添了諸多的積極因素，也有利于安慶市的整體發展。同樣的，定遠、全椒為滁州所轄，兩縣加入合肥經濟圈后，不僅會促進兩縣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會為滁州市的發展和“大滁城”建設增添力量。更由于滁州市處于南京與合肥之間，向東融入南京經濟圈，向西融入合肥經濟圈，可以東西助力、“左右逢源”，更加有利于全市的發展和“大滁城”建設?？梢哉f，行政區劃調整后正在形成的“合寧結構”，滁州市的區位優勢會進一步凸顯，發展步伐將會加快，而定遠、全椒助推合肥經濟圈東擴，正是開拓滁州發展新局面的戰略舉措。
行政區劃后合肥經濟圈不僅要東擴，而且還會進一步擴展和提升，由合肥經濟圈上升為江淮城市群。城市發展史已表明:當一個城市經濟圈的核心城市上升到一個新的等級，且相鄰周邊又有若干次等級的城市，那么，這個城市經濟圈一定會發展為包括這些次等級城市在內的城市群，“圈”向“群”的跨越具有必然性。而且，在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城市群已成為帶動我國區域發展的主體功能形態，“十二五”期間我國對主體功能區的建設，就是以城市群建設為支撐的，并且把“江淮地區”列為國家的重點開發區之一。合肥居皖之中，北有沿淮城市蚌埠和淮南，南有沿江城市蕪湖、馬鞍山、安慶、銅陵、池州，東有滁州，西有六安，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這些城市都在合肥的2小時車程范圍之內，必將形成以合肥為“群核”、以周邊9個地級市為“群集”的“1+9”江淮城市群，類似于以武漢為中心的“1+8”長江中游城市群和以鄭州為中心的“1+9”中原城市群，從而可以大幅度地優化全省的戰略布局，既形成全省崛起的戰略板塊，又可輻射和帶動皖北發展;同時，又可以拓展長三角城市群的腹地，助推長三角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3］可以說，江淮城市群的崛起是安徽真正崛起的標志。行政區劃調整為合肥建設成為與南京、武漢、鄭州同體量級的區域性特大城市創造了條件，以合肥為核心的江淮城市群的崛起，也就成為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經濟圈發展的必然趨向。
3合肥經濟圈一體化程度的提升
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經濟圈最廣泛、最深刻的發展趨向，是經濟圈一體化程度的提升。其中包括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市場體系、生態環保、社會管理等一體化程度的提升。基礎設施一體化的提升，主要是發展“大交通”，在經濟圈范圍擴大通勤性、提高通達性，提升“同城效應”，中心城市與衛星城鎮之間形成“同城化”的新格局。所謂“大交通”，即是公鐵水航與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密切銜接、交通網絡四通八達、服務功能完善高效、居民出行便捷安全的綜合性、現代化的交通運輸體系。目前，合肥經濟圈交通基礎設施框架已初步形成，重大項目已列入計劃并正實施，主要是應按一體化趨向提升與完善，進一步通暢主動脈、擴展大微循環、完善“毛細管”，在經濟圈全域形成一體化的交通體系。
產業發展一體化的提升，主要是圍繞優勢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核心骨干企業為龍頭，以差異化發展為特色，推進市縣之間分工協作，提升經濟圈全域的產業發展水平。各市縣經濟開發區要突出優勢產業，圍繞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開拓循環鏈，推進企業間、行業間、開發區之間的分工合作，形成共生共長的產業共生圈。要按照產業發展一體化的原則，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工業重心要向縣市轉移，核心城市合肥要注重發展生產業，擴大輻射功能;主城區內的開發區或“退二進三”，或“提二升三”;要推進合六、合淮、合蚌、合巢、合廬、合桐產業走廊建設，形成各有特色的跨縣市產業發展空間骨架;要推進以工哺農、以城帶鄉，帶動廣大農村第一產業的“接二﹙第二產業﹚連三﹙第三產業﹚”，加快農業的轉型升級和農村經濟發展。市場體系一體化的提升，主要是構建統一的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建設有活力、開放性的經濟圈市場體系。提升市場體系一體化水平的基本方略，一是打破行政區界限，從規劃入手構建經濟圈統一市場體系，建設若干大型專業市場和合肥要素大市場，以大型骨干企業為龍頭推進連鎖經營;二是實行經濟圈市場一體化監督與管理，如工商登記、食品藥品檢驗、消防安全等領域的互通互認，建立一體化的電子支付結算系統，實現同城結算、商業票據集中交易等;三是繁榮各市縣區域市場，要面向本地居民完善基本服務，面向外地消費者提升特色服務，面向生產者開拓高端服務，進一步完善城市商圈，帶動縣鄉市場發展，提升城鄉市場體系的綜合功能和一體化程度。
行政區劃調整范文3
[關鍵詞] 行政區劃 區域經濟 信息不對稱 行政區劃改革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保證國家各種生產要素持續保持較理想的空間配置,從而實現國民經濟整體以較高速度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這一問題尤為突出。中國現行的行政區劃是在計劃經濟年代逐步建立起來的,政府管理層次多,隸屬關系復雜,管理半徑過長,行政分割嚴重,行政成本龐大。我國的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銳的問題,行政區劃定下的官員在執行經濟區劃的功能,完全割裂。在這樣的行政區劃架構下,再加上它所特有的政績考核體系,并將行政區劃下的壟斷與地方保護推向了極至,從而造成行政區劃對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阻隔與排斥。這就是所謂的行政區劃分割經濟區域的格局。這種格局顯然不利于區域政策產業化,以及產業政策區域化。
一、我國現行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協調性的不利影響
1.行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協調性的不利影響的理論基礎
(1)地方利益主導下的“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者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卻是最差,要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雙方放棄背叛戰略,轉而實行合作,就是實現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統一從而實現互利共贏。然在我國長期的區域經濟發展實踐中,地方政府受到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經濟人”的雙核心利益驅動,在與其他地方進行博弈的過程中,始終處于保持貿易自由或地方保護的兩難選擇。雖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選擇合作會帶來巨大利益,但是由于雙方在各自的利益主導下,政府之間往往會選擇貿易保護政策。這不僅會造成區域經濟間的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困難,從而影響區域經濟的總體發展,而且還會對已經形成行政區經濟體內部造成不利影響。
(2)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合作失敗
由于新古典經濟理論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即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所以,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交易只能達到一種和帕雷托最優相比的次優狀態,既存在市場的失敗。具體來說,經濟主體的經濟決策的合理性取決于其所依據的決策信息,如果交易者決策所依據的信息是片面的甚至是被扭曲了的,則其決策就不可能是最優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會導致經濟資源的配置和利用達不到最優。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結果可以從以區域經濟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信息的交流、共享和互補,從而促進地方政府獲得“完全”信息建立良性合作。然而,在信息共享合作中,由于地方政府難以消除的地方保護主義觀念,始終以地方利益高于共同利益的發展心理,以及彼此競爭的發展思維影響,使得獲取區域合作成員的完全經濟信息很困難,成本非常高。此外,地方政府為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獲取其他合作地方信息的要求和保留自身信息的矛盾難以解決,易導致決策的片面和失誤。不僅造成信息建設重復投入,資源的浪費,更難以整合成為區域發展共同合作的信息平臺。
(3)難以解決外部性問題
奧爾森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里,指出了由于個體之間的協商需要成本,他們之間達成一致以獲得某種“集體產品”就很困難,因而外部性問題又體現為個人行動和集體行動的對立,其程度與決定協商成本多寡的人數有關。而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外部性問題又是表現為各地政府部門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顯然不同于一般外部性問題,是非常復雜和難以解決的。在區域經濟合作實踐中,許多生產、生活中存在著顯著的負外部性問題,譬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水資源保護問題。具有正外部性的一體化的公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的人力資源流、物流、資金流等建設,以及一體化的公共信息平臺建設等,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搭便車”行為。
2.我國現行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理論上講,一國內部如果沒有政治上的割據,區域經濟應呈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經濟運行應突破行政區域界限,在較大范圍內按經濟區網絡進行合理組織。我國作為中央集權制國家,在現有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下,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以行政區為區域框架展開的,區域經濟運行中,地方政府起著主導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由于各行政區謀求本行政單元內利益的最大化,行政區劃阻礙著區域經濟的聯系和發展,限制了生產要素和資源的有序流動。
中國的各省區經濟大多自成體系,表現為“大而全”“小而全”的產業結構特征,這就阻礙了資金、勞力、技術、物資等生產要素的空間交流。近年來,中國政府雖然積極倡導建立區域性乃至全國性大市場,但在行政區經濟運行下,地方政府又爭相建立缺少特色的市場,使市場向“切塊”方向演替。從市場結構來看,商品市場發展較快,生產要素市場發展緩慢。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自逐步擴大,實行地方財政包干,強化了地方利益動機,加大了地方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較好地調動了地方積極性。但同時也帶來各地競相發展高附加值的加工業,地區間分工淡化,產業結構趨同,經濟分割和封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珠三角”地帶一直處在國內前列。但是正是由于現行的行政區劃“拖累”了它的進一步發展。由于各級行政區劃層次較多、分割繁細(珠三角橫跨9個地級市),一個城市群可能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在發展目標、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環境保護等方面,城市群區域與各行政區域之間、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都有可能存在明顯的沖突。 這集中表現為區域行政壁壘對要素自由流動的限制,導致要素流動與進入成本偏高,致使區域資源要素不能順暢流向優勢區位城市,從而影響和制約了城市群的發展。同時,由于區域內城市不根據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局來正確定位,導致城市之間缺乏整體規劃與協調,在珠三角經濟生態格局里,出現了爭資源、爭項目、爭中心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資源浪費、重復建設、產業同構。
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兩點建議
1.改革行政區劃體制
我國現行行政區劃層級太多,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完整的區域經濟版塊。而現行的省級行政區劃單位數量卻偏少,各行政區域所轄地域面積相差懸殊,這就極大地助長了區域經濟分割,造成各區域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平等?；诖?可以增設省級行政區劃單位,縮小省級行政區劃規模。一般地說,增設省級行政區劃單位的工作,可先在有雙中心或三中心城市的省級行政單位試行。特別是應考慮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東北、華中等城市密集地區,增設若干個城市圈或城市帶型的省級行政區劃單位。針對于層級過多,可以逐步在撤銷地區級建制的同時,實行市縣分等,可以合并一些行政鄉鎮。
2.建立經濟協調機制
面臨著區域經濟合作與行政區劃之間的固有矛盾,面臨著市場分割、外部性等一系列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各國都積極探索一種有效的,符合本國國情的和適應區域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體制,以解決這些區域經濟合作的難題。經過幾十年的區域經濟發展,國內外已經建立起了一些不同形式和層次的區域協調組織來協調區域發展。通過各種制度、機制安排來協調和配置區域內部的各種資源,通過提供各種不同形式、不同層級的區域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來解決區域內部以及區域之間共同面臨的各種區域公共問題,就成為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關鍵。建立經濟協調機構,可以從行政權力結構的調整入手來解決行政區域經濟問題?？梢韵鳒p省的一部分權力,其中主要是經濟管理方面的權力,同時,把削減出的這一部分權力集中到高于省級政府的行政協調機構,由該機構統一籌劃本區域的經濟發展。解決省行政區域之間的重復建設問題,并組織和協調全區經濟活動,合理配置區內資源、優化區內產業結構,從而實現區內地域分工的合理,達到整體效益的最大化。
三、結語
我國自進入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各個新興區域經濟板塊迅速出現,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各層次的區域經濟體之間“縱橫交錯”。而在這期間我國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協調性的不利影響也逐步突顯出來。特別是面對今年這種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我國實體經濟已經受到了沖擊,如何增強各大“經濟圈”互利合作,增強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整合區域經濟內部的資源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因此,進行適當行政區劃調整,建立經濟協調機制來增強他們之間協調性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
參考文獻:
[1]常 黎:行政區劃與區域經濟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2]朱永達 張永貞 劉思峰:區域經濟的協調性[J].1993 (02)
[3]劉 生 鄧春玲復合:行政:我國中部區域管理之模式[J].中國行政管理,2008 (01)
行政區劃調整范文4
關鍵詞：撤市設區；區劃改革；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2-0031-03
一、“撤市設區”的定義和根源
縱觀中國歷史，只有大量疆域變遷史以及地方行政制度史，并沒有專門的行政區劃史，因此對行政區劃本身以及與之相關的一些專門學術用語，都沒有嚴格的定義。關于行政區劃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從不同學科角度出發表述也不盡相同。
劉君德（1996）認為，行政區劃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經濟現象。它是在充分考慮政治、經濟、民族、人口、歷史、地理、文化、風俗等客觀因素的基礎上，將國家或地方領土劃分為若干區域和層次，每一個層次都設有相應的行政區域，在該行政區域內組件相應的國家和地方權力機關，設立的機關依法履行政治建設、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職能[2]。周振鶴先生（2001）認為，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本國行政管理的需要，將領土劃分成不同層次的行政區域，這個劃分不同層次行政區域和級別的過程叫做行政區劃[3]。張京祥（2002）認為，行政區劃就是在綜合考慮國家或地方地理條件、歷史條件、經濟聯系等現狀的基礎上，根據政權架構和履行職能的需要對國家或地區進行行政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調整[4]。在此基礎上，李郇、徐現祥（2015）認為，行政區劃調整是通過行政區政府的管理權限的變化來影響行政邊界數量，“撤市設區”是打破行政區經濟、減少行政邊界、實現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途徑[5]。高祥榮（2015）認為，撤縣（市）設區是市政府將其周邊所屬的縣或代管的縣級市納入到其管轄范圍內的一種行政區劃調整過程，實質上是對地方政府權能關系的調整[6]。
綜觀各位專家對行政區劃做出的定義，筆者認為，“撤市設區”行政區劃改革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為了實現某一目標，根據當時或當地政治、經濟現狀，依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國家或地方政治結構體系進行的空間性和層次性的調整，并承擔著一定的政治、經濟、行政、文化等職能。行政區劃改革是國家為實現行政管理，有效控制各個地域，對原有權力空間和地域的分割與重新配置。
圖1 1983―2015年我國地級市、市轄區、縣級市、縣級以及地級的數量變化
數據來源：根據歷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其中，“縣級數量”不包含縣級市和市轄區；“地級數量”不包含地級市。
當前，我國的政府行政區劃結構為五個層級，即中央、省、市、縣、鄉鎮。本文所研究的“撤市設區”集中于“市―縣”一級。分析“撤市O區”，須從“撤縣建市”改革說起。我國從秦朝開始就是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實行分級管理體制。改革開放以來，為實現上層建筑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按照行政區劃有關規定，根據當地經濟、文化、人口等發展狀況進行撤縣設市，理順縣級行政區劃體制。最早的“撤縣設市”出現于1983年1月18日，國務院決定撤常熟縣改設常熟市。此后，全國接近15%的縣通過“撤縣設市”成為縣級市（如圖1所示（圖1由1983―2015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B-1-1縣及以上行政區劃部分整理得出）。行政級別上，雖然縣與縣級市是同級，但“撤縣設市”對縣的“放權”賦予了縣級市更大的權力。政治上，省與縣之間增加了市級管理層次，省級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傳達和貫徹速度加快，增強了政治組織的領導能力；經濟上，縣級市權利的擴大，激勵縣域招商引資，加快了地區經濟增長（吳玉宗，等，1997；周天勇等，1993）。
但由于憲法沒有關于地級市（含直轄市，下同）管轄縣級市的法律規定，國務院在批準縣改市時，省級政府又將縣級市委托地級市代管，這就導致了之后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雖然分權使縣域擁有更多的資源，但是在以GDP為核心的“對上負責”考核機制下，縣級政府為在短期快速提升GDP增長而加大財政支出，當支出過大時，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買賣所管轄區域范圍內的土地、舉債甚至出賣國有資產等方式進行抵債，這就使得地方政治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狀態[7]。另外，“撤縣設市”這一對縣級市的放權措施由于行政區劃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使縣域經濟之間缺乏協調。一方面，出現了“產業同構”“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現象；另一方面，土地分割亦使整個地區失去吸引更高質量資本的機會，阻礙了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隨著時間推移，代管市這種管理體制矛盾逐漸增多，最終致使這場改革的不可持續。在此背景下，1994年10月中央發函要求停止“撤縣設市”，1997年下半年正式終止縣改市（1997年3月12日國務院批準了最后一個“撤縣建市”的行政區一湖北省漢川市，其于1997年11月8日正式掛牌成立）。國家開始上收縣域權利，實施“撤市設區”，將地級市轄下的縣（包括縣級市）的行政編制將入地級市的轄區直接管理，通過對縣或縣級市調整組合，加強地級行政區域內部的經濟整合[8]。進一步地，通過該行政區劃改革希冀加強區域經濟發展，減少地區產業同構惡性競爭，推動縣域經濟健康發展。
二、“撤市設區”的發展現狀
（一）“撤市設區”的特征
我國行政區劃調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摸索過程，主要存在形式有切塊設市、縣改市、撤市（縣）設區、撤鄉并鎮、鎮改街、村改居等。對“撤市設區”的影響進行研究，需要選擇一個適合的時間區域來分析“撤市設區”的發展現狀。本文以1986―2015年近30年為周期，從政府政策和行政級別來分析改革開放后我國“撤市設區”行政區劃調整的特征。
1960年國務院決定撤銷沈陽縣設立沈陽市新城子區，但此時撤縣設市尚未真正開始[6]，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初期，寧波市鎮海縣改為鎮海區，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撤縣設市開始[6]。近30年來，我國共有142個城市撤縣設區（見圖2）。
從“撤市設區”時間軸來分析，1986―1999年期間，伴隨著“撤縣設市”行政區劃調整，撤縣設市保持基本平穩狀態發展。1997年下半年我國撤縣設市正式被凍結。在地方經濟和政績考核的推動下，從1999年開始，各地政府_始普遍推行撤縣設區，“撤市設區”的城市數逐年上漲。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城市區域間產品和要素流動需求增加，為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打破剛性的行政區域對城市流通資源的壁壘，需要擴大政府權限，提高政府地位，不斷擴大城市規模。2000―2002年，“撤市設區”發生了高漲的現象，然后開始回落。由于2009年財政部下發了《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確定在2012年底力爭全面推進省直管縣財政（民族自治區除外）的改革目標[9]，從2010開始，“撤市設區”城市數量又一次進入迅速發展時期。一些設區市政府擔心所管的縣市財政脫離，于是，在2014和2015年，“撤市設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由此可以得出，“撤市設區”行政區劃改革的變化與發展與國家政策、當地政府規劃以及當地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從撤市（縣）設區的城市行政級別來分析，1986―2015年期間，副省級城市和直轄市的“撤縣設區”數量為57個，與地級市撤縣數量基本持平。就被撤縣（市）的平均數量而言，平均每個直轄市是8.5個，副省級市是2.84個，地級市是1.22個。由此可以看出，行政級別高低與被撤縣（市）數量呈正相關關系。
（二）撤市設區”的發展動力
社會發展進入一定階段后，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要素和資源需要進行重新優化和整合，“撤市設區”這一行政區劃改革應運而生。在我國，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往往以經濟為主，城市進行行政區劃調整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驅使，更有來源于對政治利益的追逐。
由于市管縣體制的推行，區域分割狀態繼續存在，這就使得大城市的協調發展機制難以完善，城市行政區劃調整勢在必行。一方面，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將周邊縣（市）的用地納入到中心城區，打破區域分割狀態，從區域分割轉變為聯動機制，使周邊經濟繁榮的區域與中心區合為一體[10]，為城市營造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撤市設區”可以有效協調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之間資源及大型基礎設施，實現城區和區域的協調發展，增強城市的整體競爭力。
從世界其他國家行政區劃調整的原因和動力來看，由于國體和政體存在差異，國外的行政區劃改革動力與中國大相徑庭。美國的行政區調整往往是為了生態保護區或者疾病傳染才進行，在調整過程中比較關注區域與自然的一體化發展。法國行政區調整往往是為了解決地區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問題，通過合理規劃行政區，合并市鎮基層行政區，新增了大區這個行政單位來實現經濟協調發展。日本的行政區劃調整與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
三、“撤市設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啟示
（一）“撤市設區”的積極影響
1.有利于資源有效整合，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撤市設區”行政區劃調整，使得城市發展空間增大，合并后的政府可以打破原有行政區域劃分的限制，推動要素、資源、服務的均等化配置，對現有空間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實現整體發展、聯動發展，促進中心城區優勢資源向周邊輻射延伸，推進整個市區均衡發展[11]。以廣州市番禺區為例，廣州市通過國家港口管理體制改革的機會，推動廣州港優勢的輻射，逐步把南沙港建設成為帶動番禺新區經濟發展的龍頭，充分發揮南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樞紐作用，對廣州市建設大都市圈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番禺區在廣州大都市圈整體發展的戰略前提下，能夠更有效利用國家、省、市資源，更快融入廣州大都市圈的發展進程中。為加快轉型升級，廣州市先后在番禺區啟動了廣州大學城產學研一體化新區、廣州亞運城、廣州南站商務區、廣州國際商品展貿城等重大項目。
2.有利于區域發展模式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撤市設區”后，原有區政府的權力上交，項目審批和土地審批權力上交給市政府，這就使得區政府的新增建設用地審批變得比較困難，區政府為了區域經濟發展和績效評估，在原有土地使用面積上，通過提高新項目引入門檻，外遷低效益、低附加值和低效能的企業，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使用面積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這就使得原來的多項目粗放型增長模式開始向效益集約型增長轉型[12]。以廣州市番禺區為例，截至2014年年底，廣州大學城健康產業產學研孵化基地引入新企業11家，吸引企業投資總額近28億元。與此同時，在建設大廣州宏觀戰略布局引導下，番禺區對自身的定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產業結構發展方向也隨之調整（如圖3所示）。番禺區自2000年之后，第一產業處于基本不變的狀態，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相對下降，第三產業增長加快，產業結構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傾斜。
（二）“撤市設區”的消極影響
“撤市設區”行政區劃改革在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產業機構優化調整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然帶來了一定的弊端。
1.上下級政府職能協調有待加強
區是市管轄的二級政府?！俺肥性O區”后，一方面，審批權交到上級行政部門，由原來的平行關系改為隸屬關系，地級市一級政府通過對土地開發權以及規劃權的控制實現對地方投資的計劃管理，地方政府幾乎失去了對經濟發展資源的控制，成為一個上級政府行政事務執行的角色，原有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作用幾乎消失，地方政府失去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長期發展的基礎，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對上級政府而言，由于管轄區域過大，工作量和工作復雜程度增加，對下級政府文件審批時間延長，延誤經濟發展時機[13]；對下級政府而言，區政府的權力空間進一步縮小，部分行政部門實行垂直管理，區政府對區內各部門缺乏有效的制衡，各部門間的關系更是難以協調。
2.“撤市設區”只是整合了區域資源
“撤市設區”后區域經濟在一定時間內得到飛快發展，一方面這與原區域的經濟基礎有關，另一方面與中心城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緊密相關。但是，“撤市設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城市發展模式，反而加劇了城市用地矛盾[14]。番禺“撤市設區”后，廣州市政府在城市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對番禺區進行重大項目投資建設，在番禺區規劃了大面積區域內不允許展開任何形式的生產和建設，比如，建立廣州大學城，面積達17.9平方公里；在珠江沿岸、金山大道兩邊各控500米，其他主干線最少控100米，還有很多綠化帶建設等等，“控規”使大量建筑用地無法繼續開發。截至2011年，番禺區建設用地已經超過國家規定的2020年規劃控制線，需要實行“減量規劃”。這也就意味著今后番禺區不僅不可以擴大建設用地使用面積，而且還需要將一些已有的建設用地歸還，這以舉措勢必將進一步加大用地供需矛盾（南方日報.廣州獲批成為土地管理“特區”推行19條先行先試措
結語
“撤市設區”區劃調整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撤銷和劃分問題，而是影響到城市和區域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區劃調整必須與宏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相匹配，著眼于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區域優勢。但是行政區劃調整中存在的問題往往更容易引起思考和重視。在“撤市設區”行政區劃調整中，協調上下級政府職能，發揮中心城區的帶動作用，關鍵是上級政府適度放權，打破行政壁壘，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發揮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功能，通過市場機制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然流動、分化與重組，統籌產業布局，促進中心城區加快產業的升級，依據資源、交通、區位等條件選擇合適的發展路徑，構筑區域統一的職能體系和市場體系，從而實現資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區域一體化布局。
參考文獻：
[1] 王開泳，陳田.國外行政區劃調整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1，20（2）：57-64.
[2] 劉君德，王德忠.中國都市區行政區劃改革若干問題探討[J].浙江學刊，1996，（2）：18-22.
[3] 周振鶴.行政區劃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用語芻議[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31-36.
[4] 張京祥，朱喜鋼，劉榮增.城市競爭力，城市經營與城市規劃[J].城市規劃，2002，26（8）：19-22.
[5] XUN L，XIANXIANG X.中國撤縣 （市）設區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J].地理學報，2015，70（8）：1202-1204.
[6] 高祥榮.“撤縣 （市）設區”與政府職能關系的協調[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5，（3）：29-40.
[7] 黃亮雄，安苑，劉淑琳.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基于三個維度的測算[J].中國工業經濟，2013，（10）：70-82.
[8] 韓永輝，黃亮雄，舒元.縣域行政區劃改革的績效分析――以“撤市設區” 為切入點[J].經濟學報，2014，（4）：49-67.
[9] 財政部.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Z].2009-07-13.
[10] 劉君德，陳占彪.長江三角洲行政區劃體制改革思考[J].探索與爭鳴，2003，（6）：4-12.
[11] 董鑫宇，程慧甜，范庚.北京市行政區劃合并對原宣武區文化金融產業的影響[J].現代經濟信息，2011，（17）：289-290.
[12] 周旭霞.“撤市設區”背景下的社會融入[J].觀察與思考，2014，（7）：55-62.
行政區劃調整范文5
【關鍵詞】行政區劃；分權化；改革
引言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便開始通過向地方政府下放權力來使得地方政府具備較為廣泛的財權與事權等方面的權力，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地方行政區劃的改革，同時傳統以突出中央控制屬性與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為目的的地區行政區劃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2000年中國開始大中城市撤縣設區的改革，廣州、杭州、南京等很多大中城市均試圖通過撤縣設區來整合資源，協調社會發展，提高城市發展實力[1]?，F階段，中國的行政區劃改革直接反映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很多學者均從不同層面分析了中國的行政區劃改革，但對兩種不同的區劃改革機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本文在此背景下提出了針對現階段中國兩種區劃改革發展的機制研究。
1、現階段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實踐研究
第一，撤縣（市）設區。撤縣（市）設區。是中國大城市不斷適應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必然，將更加廣泛范圍內的行政建制轉變為城市型的行政建制手段，比如上海市撤銷上?？h與寶山縣等，但初期的撤縣（市）設區規模相對較小。在進入21世紀后，中國開始大范圍撤縣（市）設區，并將此舉作為推動區域發展、提高中心城市實力的重要途徑開始貫徹執行。據相關數據顯示，僅統計2000年1月開始到2004年8月時間段內，中國32個城市進行了34次行政區劃合并，撤銷縣市43個，其中東部沿海省份占到24個城市分25次撤銷縣市共計34個，且撤縣（市）設區城市大多以非農人口累計大于50萬人口的大城市為主[2]。對于撤縣（市）設區的原因，目前主要流行有三點，其一，即擴大中心城市的發展空間，最大化的完善城市產業布局與發展模式；其二，不斷整合縣級單位的經濟發展力量，以擴大中心城市的規模，解決市管縣中的矛盾；其三，協調中心城市與周邊縣市的基礎社會建設，減少不同行政單位之間的矛盾與摩擦，降低重復建設。
第二，擴權強縣。相對撤縣（市）設區來講，擴權強縣具有更加廣泛的理論基礎，以“強縣、撤地、分省”為發展思路的擴權強縣發展模式逐步形成，在裁撤地級市的基礎上，取消市管縣的模式，實行省管縣與城鄉分制，逐步將中國行政管理機制過渡到中央―省區與直轄市―縣市―鄉鎮四級管理模式，突出鄉鎮自治?，F階段中國的行政區劃體制的主要問題是市管縣的管理機制的劣勢與弊端，提出擴權強縣，取消市管縣的發展模式，實行省管縣，是依據中國城市發展與廣域城市行政建制的特點提出來的，很多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包括形成省―縣―鄉三級體制，進一步放權強縣，健全縣級政府的職能等。綜合分析行政區劃改革內容與改革步驟可以發現，現階段學術界形成的統一認識包括如下三個發展階段，其一，重點強縣，賦予縣級政府相當于地市級政府的經濟與社會管理審批權力，不斷強化縣域經濟發展；其二，撤地，即在條件相對成熟的地方由省直接管理縣，縣市與所在地級市不斷脫鉤，地級市在保留其行政級別的基礎上將智能重點集中在中心城市建設上；其三，分省，即劃小省的管理范圍，增設省或者直轄市。據相關數據顯示，到2004年8月，中國已經開始實施強縣擴權的省份包括浙江、山東、湖北、附件、河北、河南、黑龍江、湖南等八個省份[3]。
2、中國行政區域改革機制研究
不管是撤縣（市）設區還是擴權強縣，實際上都是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實際狀況的反映，因此在分析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將這種改革放置于整體政治經濟發展與變革的大背景中。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行政分權的基本框架下展開的，兩種行政區劃發展的差異性只表現在實施主體的不同方面，其根源與機制是相同的。
第一，對市管縣體制的分析與理解。通過對撤縣（市）設區與擴權強縣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兩種行政區劃改革均起源與中國市管縣的體制弊端。首先以實現城市最大化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市級政府主要看到的是市管縣體制中縣相對獨立的地位對市發展空間的限制，以及圍繞中心城市的建設與利益實現而形成的市縣之間的矛盾，因此市必須要通過集權來消除市縣管理體制矛盾，撤縣（市）設區便成為市政府的必然選擇。而且經濟發展越迅速，市縣矛盾越突出，撤縣（市）設區的舉動越被認可。其次省政府作為更大層面的管理主體，其管理對象包括市和縣，這種多元管理對象使得省政府必須要對市縣兩種主體進行綜合考慮以最大化的滿足自身的利益。省政府對于市管縣的體制更為看重的是中心城市的帶動能力相對較差的狀況，因此從促進多元主體發展繁榮省域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省政府需要下放權力，擴權強縣。
第二，單中心體制下的集權分權理解。首先撤縣（市）設區雖然有效解決了城市發展空間的問題但管轄區域的擴張又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政府的回應性降低，進而抑制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因此在滿足中心城市發展空間需求后，撤縣（市）設區將成為城市內部分全框架設計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其次擴權強縣在推動地方發展的同時，也增多了行政管理的等級，強縣擴權作為省域范圍內的梯度分權模式，要突出市縣之間的管理權限處理。
3、結論
撤縣（市）設區和擴權強縣作為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重要發展與實踐方向，是中國特定時期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外在實踐表現出一定的差異，但其背后的機制是類似的。雖然單中心體制中集權與分權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問題，但分權仍然為行政區劃改革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中國未來行政區劃的調整與改革，還需要充分結合中國實際政治經濟發展背景，進行更為審慎嚴密的分析與研究。
【參考文獻】
[1]羅震東.中國當前的行政區劃改革及其機制[J].城市規劃，2005（8）：29-35.
行政區劃調整范文6
京津冀的“軟區劃”設計
與“軟區劃”相對應，既有的行政區劃為“硬區劃”。“軟區劃”可以在不改變現有行政區劃的條件下，使得京津冀三地之間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融合發展，改變此前“一畝三分地”的局面。
與京津相鄰的河北省區域包括廊坊、承德、張家口、保定、滄州和唐山等，其中承德、張家口以及保定部分地區屬于“環京津貧困帶”范圍，在行政區劃上存在“包圍與被包圍”問題。通過“軟區劃”設計，能夠將這些區域盡量分解到“軟區劃”內，模糊區域界線，強勢的區域經濟對弱勢的區域經濟形成輻射作用，將大都市的影響力直接擴展到行政邊界以外，消除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地方本位主義影響，在“硬區劃”以外盡快發展出更多的“子中心城市”。
“軟區劃”并不只是針對省級行政區劃之間而言的，省級行政區劃內部也要實行“軟區劃”，尤其是冀東和冀中南地區。冀東地區的秦皇島距離京津較遠，需要以唐山為中心進行“軟區劃”設計，在冀東地區通過整合唐山和秦皇島構建“大唐山”，形成京津東側的“東子”。同時在冀中地區要加大保定的獨立性，形成京津南側的“南子”，“東子”、“南子”與京津大都市高效互動形成以京津為“雙核”的“雙核+雙子”結構。保定以南的石家莊、衡水、滄州、邢臺、邯鄲等距離京津較遠，需要以石家莊為中心整合在一起，盡快形成“倒靴型”城市體系。省域行政區劃內的“軟區劃”使得各個子區劃之間由競爭大于合作變為合作大于競爭，提升京津冀的整體城市化水平。
“雙核”即京津兩個大都市，“軟區劃”要以“雙核”為中心構建城市體系。京津以外的河北省區域在“分步走”發展過程中，首先將張家口、承德、保定、唐山、滄州等發展成為京津周邊第一層次的“子中心城市”。通過軟區劃以北京拉動張家口和承德發展的同時，要以北京為核心構建保定和唐山兩個“子核”，同時也要以天津為中心發展唐山和滄州兩個“子核”，同時通過任丘和河間將保定和滄州整合在一起。在環京津地區形成“雙核+五星”的城市體系。在充分發展第一層次“子中心城市”的基礎上，將“雙核”的城市影響力逐漸擴展到石家莊、衡水、邢臺、邯鄲、秦皇島等城市，這是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雙核”影響到的第二層次。在第二層次中，京津東側構建以唐山為子中心、整合唐山和秦皇島的“唐山+秦皇島”軟區劃。在京津南側構建以石家莊為子中心、整合石家莊、滄州、衡水、邢臺、邯鄲的“一核+四星”軟區劃。在京津冀地區形成多層的“雙核+多子”的城市體系結構。
在京南形成“三組團”和構建“雙中心”
1.形成“三組團”：定州組團、安新組團、涿州組團。在“雙核+多子”的城市體系建構中，不僅要重視“京津石三角形”、“京津保三角形”的建設，而且要重視三角形內部小城市團的建設。這些小城市在“雙核+多子”的區域發展中將會發揮較大的作用。依托發展基礎較好的小城市構建城市子團，就能夠將大城市與小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
定州子團、安新子團和涿州子團是首先應該受到重視的三個城市子團。三個子團將保定緊緊包裹了起來，定州子團位于石家莊與保定中間，在保石兩個城市間扮演著中介角色，定州升格為省轄市后，在保石之間的地位更加突出。涿州位于保定與北京之間，這是北京南面河北省區劃內的第一個小城市，與廊坊、霸州構成了“涿廊霸三角形”，對“京津保三角形”起著支撐作用。三個子城市團對于構建“大保定”，進而在京津冀區域內強化保定的城市影響力有重要影響。
涿州子團、安新子團和定州子團分別向北、向東和向南擴展著保定的影響。優越的區位條件，使得保定率先進入“多中心”發展階段，小城市子團能夠讓保定與北京、天津和石家莊三個大城市盡早連接在一起，通過借力發展承接大城市分解出的職能，也為將保定盡快發展成為京津周邊的子城市奠定基礎。
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京津周邊隸屬河北省的諸多小城市都需要爭取承接從京津疏解出來的職能的機會，但只有充分營造條件才能夠抓住機會。依托發展基礎較好的小城市構建城市子團就是在為爭取發展機會做準備。在這樣的發展思路下，保定就能夠從“一城三星”擴展為“一城多星”，并進一步擴展為“一核多團”，讓“大保定”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2.打造“雙中心”：“石家莊+保定”進行充分整合。在“京津石三角形”區域內，最終要形成兩條主干發展線：其一是“石家莊―正定―新樂―望都―保定―徐水―定興―高碑店―涿州”線，其二是“石家莊―藁城―晉州―安國―博野―蠡縣―高陽―任丘―天津”線。兩條線最終形成“京津石三角形”。
該三角形區域內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強化以石家莊為中心整合鹿泉、正定、藁城、欒城形成“一核四星”的“大石家莊”發展局面，將四個小城市打造成為“大石家莊”的的四個子中心，其中正定和藁城向東北方向發展逐漸與“大保定”格局下的“定州子團”、“安國子片區”等整合在一起，進而與保定整合在一起?！氨６?石家莊”“雙中心”城市團能夠使冀中南地區與京津兩個大都市高效互動，解決“分步走”的京津冀一體化方式下，冀中南地區與京津大都市由于空間距離較遠而受大城市影響較弱的問題。
“雙中心”使冀中腹地的城市影響力得到強化，與京津大都市在京津冀區域內形成“雙核+雙中心”的城市格局，“雙核”對近京津的河北省區域產生較大的影響，“雙中心”則對遠京津的河北省區域產生影響，冀南的邢臺、邯鄲受到“雙中心”的影響也能夠盡快融入到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半p中心”能有效解決保定、石家莊在與京津協同發展過程中各自為政的問題，每個城市的影響力都會通過借力發展得到強化，而且“雙中心”能夠與太原、濟南協同發展，以“雙中心”為核心在京津南側形成東西向的城市走廊，在京津冀既有基礎上形成“廣域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格局。
“軟區劃”思路下京津冀三地多種整合方案設計
1.“五核心”設計。思路一：北京、天津、保定、唐山、石家莊成為京津冀地區的五個核心，即在原先京津“雙核”的前提下，在河北省行政區劃內強調保定、唐山和石家莊的作用。如圖2所示，北京協管張家口全部以及京津之間的廊坊部分，天津協管承德全部以及天津以西的廊坊部分。唐山協管秦皇島，賦予保定較多的自，發展成為京津南側的子中心城市，與南側的石家莊逐漸構建京津南側的“雙中心”城市體系。
在這種設計思路下，石家莊主要負責整合衡水、滄州、邢臺和邯鄲，石家莊的區域經濟中心的作用會更強，從根本上消除了京津冀行政區劃的鑲嵌構造。
思路二：該種“軟區劃”與前一種思路的差別在于將滄州劃歸天津協管。這樣不但能夠使軟區劃下的天津啞鈴型區域結構在南北方向上更加對稱，而且可以使天津能夠對河北省中南部地區產生直接影響。在“天津軟區劃”的面積得以擴展的同時，“石家莊軟區劃”的面積得以縮?。ㄈ鐖D3），石家莊可以集中力量對衡水、邢臺和邯鄲施加影響，使得河北省最南端的城市化水平得到整體提升。石家莊在“一城四星”的小格局基礎上形成“一核三星”的大格局，在與保定和滄州互動的同時，進一步與晉東、魯西的部分區域整合，強化石家莊的影響力。
思路三：這種“軟區劃”與上述稍微有所差別（圖4）。 “北京軟區劃”仍然以北京為中心協管張家口保持不變外，而唐山成為軟區劃下的新中心，整合承德、秦皇島。“唐山軟區劃”與“北京軟區劃”的面積相當。
這樣的設計就解決了啞鈴型的天津軟區劃兩頭大中間小的問題：天津協管天津以西的部分廊坊以及滄州；保定與石家莊整合在一起，在石家莊設立軟區劃的中心；將衡水、邢臺和邯鄲整合在一起，在邯鄲設立軟區劃中心。這種軟區劃雖然比“天津軟區劃”更加合理，并且對保定和石家莊進行了充分整合，從而更能強化京津雙中心城市體系，但邯鄲由于位于河北省最南端，加大了與京津互動的難度。但邯鄲作為軟區劃的中心后，就可以較好地避免邯鄲、邢臺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問題，并且可以強化建設京津與河北省南端互動的基礎條件。
2.“兩核心”設計?！皟珊诵摹奔淳┙颉半p核”，設計方式如圖5所示。該種設計方案將京津冀整個區域分別以京津為核心劃分為兩個部分。北京協管承德、張家口、保定、石家莊以及京津之間的廊坊部分，天津協管唐山、秦皇島、天津以西的廊坊部分、滄州、衡水、邢臺、邯鄲。該設計方案既克服了前文述及的京津冀行政區劃存在的鑲嵌問題，同時京津的軟區劃可以在南北方向上打通，京津兩個軟區劃的分界線沿“東北―西南”方向分布，接觸區域廣泛。“北京軟區劃”以北京為中心，逐漸構建起“承德―北京―保定―石家莊”城市鏈，與張家口形成“一點+一鏈”的構架，“天津軟區劃”以天津為中心，形成“秦皇島―唐山―天津（廊坊）+滄州+衡水+邢臺+邯鄲”城市鏈，隨著兩條鏈上城市影響力逐漸增強，兩條鏈逐漸并在一起形成“東北―西南”方向的城市帶，“雙核”通過城市帶上的“多核”成為京津冀區域的中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