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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范文1
論文關鍵詞：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理論貢獻;思想淵源;價值評判
一、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理論貢獻
(一)在義利觀上，主張“工商厚民論”，為近代實業建設尋找倫理精神支持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主張“恃商為國本”，倡導要采用機器大生產來發展中國的工商業。由于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歷來都是重農輕商，社會經濟主導產業是農業和少數手工業作坊。封建統治階級堅持認為，采用機器生產必然會給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帶來強烈沖擊，結果會使得農民和手工業者失業。因此，他們仇視和抵制機器生產，提出“機器奪民生計論”，使得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發展工商業的主張受到堅強的反抗。
針對這一論斷，近代早期資產階級代表薛福成提出“機器殖財養民說”予以駁斥，認為采用機器生產并不違背以民為本，而是能更好地保障民眾的利益，強調指出“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這樣生產成本就能降低，銷售價格低廉，產品競爭力就強，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從此商務殷盛，民生富厚，國勢勃興。另一代表人物陳熾認為，西方各國制出各種機器后，“推之于農，推之于礦，推之于工，推之于商，而民用豐饒，國亦大富?！麑嶋H上是從發展機器工業生產的重要意義與作用的角度，強調發展工商業是養民之道。
(二)在財富觀上，鼓吹“重商富國論”，提出了農工礦商并重的新型生產倫理
為使中國走上工商立國的近代經濟發展道路，早期資產階級認為首先必須改變傳統的“商為四民之殿”的觀念，鼓吹工商富國，主張國家要出臺“重商、富商、恤商”措施。針對當時仍死抱“重農抑商”信條不放的頑固分子，王韜進行了駁斥，他說:“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認為只有學習西方的富強之道·，即“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則方無意外之虞”。不僅如此，王韜還反對洋務派對商業的壟斷，竭力主張“官辦不如商辦”，允許“民間自立公司”，“不使官吏得掣其肘”。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也對抑商論進行了猛烈抨擊。其中，最具影響的是鄭觀應，他對封建“重農抑商”政策的批判最為尖銳，認為如今的時勢不同，“在古寓兵于農，今則寓兵于商”，要想達到抵制西方侵略、實現自強的目的，就只有振興自己的商務。
為使中國資產階級工商業能夠有個好的發展環境，能與洋商相抗衡，馬建忠從“恤商”出發，主張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堅持要求修訂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合理關稅稅則。他把實行關稅保護政策看成是“中國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政府保護關稅則中國“商民可富，晌源可充”。閻薛福成也認為“商情可恤也”。陳熾在《續富國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商之本在農”、“商之源在礦”、“商之體在工”的理論，認為商業的發展是以農礦工等的發展為基礎和前提的，主張農礦工商全面發展才是富國之源。應該說，陳熾這樣全面論述發展經濟的各種具體項目，在中國當時是空前的，他的“農工礦商并重”的觀點更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觀，初步勾勒了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大致走向。
(三)在群己觀上，倡導“以和為貴論”，努力尋求各方利益集團協調發展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積極宣揚以和為貴，并作為近代經濟活動的一個道德準則。這里的“和”指的就是“和諧、協調”的意思。在傳統的工商業中歷來是“同行如冤家”，各自的技術秘不外傳，使得先進的手工業技術無法普及推廣。這不僅造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緩慢，而且分散的手工業者也無法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以對抗封建壓迫與剝削，加之鹽鐵等高盈利經濟領域長期由官府壟斷，從不讓私商涉足，導致市場發育不全，經濟發展畸形。市場的狹窄，競爭的無序，利益關系協調性的缺失，既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更不利于中國的產生和壯大。
興起后，當時的許多官僚，特別是洋務派中的地主官僚，他們在“求富”的旗號下，借著政治上的強制力量，以官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幾乎控制了所有的工礦、交通業，壓制著的發展。對此，鄭觀應主張政府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重視商業，裁去困商、限商的“厘金制度”，在中央政府設立商部，在地方設置商務局，規范市場運作，協調各方關系，做到商人“凡有所求，力為保護”。馬建忠等大力呼吁要鼓勵組建商會、廣設公司以協調各商家的利益關系，并且還提出要讓工商業者投資官辦企業以“擴充資本”，給承辦的商人在企業中享受應有的權益，充分發揮商民作用，改善經營管理，增加經濟效益。盡管他們的這些改“官辦”為“民辦”的主張還只著眼于對“官督商辦”的改良，卻體現了對尋求各方利益集團經濟關系協調的努力。
二、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思想淵源
(一)傳統的“義利觀”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重要思想淵源
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從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深受儒家傳統“義利觀”的影響。孔子主張“以義取利”、“見利思義’’ f漢代董仲舒認為:“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遍T他把“義”說成是人的本性，“不謀利”不僅是應提倡的更是順乎人性的，是判斷君子的一個重要標準。司馬遷則公然肯定了人的行為都是圍繞“利”來進行的，但要“利導之”，反對“與之爭”和“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在唐代，傳統的“義利觀”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這一時期主張以義為本，以利為末，白居易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人性好利，即使是圣人也好利，只是他們好的是同利，反對專利。宋元明清時，經濟倫理思想呈現鮮明的反傳統傾向，公開“言利”的論點不斷涌現。宋學家程頤也認為“人無利，直是成不得，安得無利?”而明清時代的“義利觀”在宋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改變了自古以來’‘義利觀”的基本方式和邏輯，強調了義利轉化關系，并發展了反對與商賈爭利的思想，糾正了以往強調“利國”就要“專利”，或者強調“利民”就要反對“富國”的思維邏輯。
1840年邁人近代社會后，王韜、馬建忠等人繼承發展了傳統的“義利觀”，并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來解釋義和利的關系。如在“義”和“利”的配置上，他們提出了由此長彼消向合理分布、協調共榮發展的新觀點。王韜說:“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興利”在這時已成為公然的富國主張。馬建忠主張:“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謀其生，自求其利”鄭觀應力倡“商戰”;陳熾則把財利置于關系人之生命的高度。他們的“義利觀”已經發展到怎樣來實現利、如何來協調各種利益，并將獲利與富國聯系起來的高度。因而在他們看來，早期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大力發展工商業、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從而達到振興中國、國富民強的目標，既是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必然選擇，也是對傳統“義利觀”的繼承和發展。
(二)樸素的民本思想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另一思想淵源
民本思想中的“民”，最初指的就是農民。歷代統治者都強調人比土地、財富更為重要，沒有人就談不上倫理，更不用說經濟活動。他們在“人性論”中強調，經濟活動中的個體不僅要有高度的道德責任感，而且還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經濟活動不僅要滿足個體的利益需要，而且要實現個體的人倫要求。他們還把人性與經濟管理相結合，形成了儒家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目標不僅僅在于經濟利益’的實現即富國富民，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人倫的和諧。孟子“民貴，社櫻次之，君為輕’“川的觀點，到現在還為世人所稱道。 至近代，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堅持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有所側重。馬建忠認為治國歷來以富強為本，而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因此，他提出要改變中國的落后現狀必須努力做到“轉貧民為富民”，則“民富而國自強”.王韜也認為“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他們又認為，由于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傳統的以農為主的經濟模式受到了來自以工商為重的經濟模式的重創，有必要對“民”的含義進行新的診釋，賦以民本思想新的內涵。為此.，他們認為這個“民”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主張富國先要富民，而要民富就必須發展工商業。
(三)西方的重商思潮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又一思想淵源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先后展開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沖破了中國的封閉型經濟格局。隨著西方重商主義思潮的傳人，中國重農輕商的傳統思想開始了動搖。
最早受到西方重商主義思想影響的是王韜，他提出了商富即國富，因此須“恃商為國本”的觀點。王韜認為通商有三點好處:可使具有熟練技術的人自食其力、可給無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可以加強對軍隊的建設。馬建忠則是鼓吹重商主義思想的代表，在他看來通商即對外貿易是一國的“求富之源”。他主張為了在對外貿易中爭取順差，必須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指出“通商而出口貨溢于進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貨等于進口者亦利，通商而進口貨溢于出口者不利。因此，國家應該限制進口鼓勵出口，這樣才能在對外貿易中獲利，中國的工商業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馬建忠在王韜的基礎上將如何求利、求富落實到了實踐，為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建構打造了一個良好的實踐平臺。
三、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價值評判
從以上對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的淵源及其主要理論貢獻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思想在總體上有著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價值。
(一)繼承和發展了古代德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
早期資產階級既重義又重利，既尚本(農)又尚末(商)，這是對中國古代德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的“尊商、重商、富商、恤商”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其中的亮點，他們把發展工商業的思想貫徹到所分析的各種經濟問題上，形成了中國近代較為全面的重商經濟倫理思想。
《二)為中國的經濟倫理思想注入了新的內容
薛福成“人人欲濟其私”觀點的提出，代表著整個近代社會的社會價值導向的轉變;馬建忠對西方重視保護關稅的政策、扶植民族工業發展的充分肯定，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由競爭和平等貿易原則的向往，這在中國近代還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倫理思想。.
(三)對建構近代經濟倫理進行了有益探索
資產階級范文2
關鍵詞：高新技術中小企業 資本結構 資產結構 企業績效
一、文獻回顧
（ 一 ）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 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是從1958年MM理論的提出開始的，之后形成了權衡理論、成本理論、信號傳遞理論、控制權理論、優序融資理論等資本結構的主流理論。我國學者分別以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并得出不同的結論。（1）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的文獻較多：陸正飛和辛宇（1999）以凈利潤/主營業務收入作為衡量獲利能力的變量、以總負債/總資產（期末數）作為衡量資本結構的變量，研究表明獲利能力與資本結構呈負相關關系；呂長江、韓慧博（2001）的研究表明隨著上市公司負債率的提高，資產利潤率與每股收益都呈下降趨勢；劉清江和漆鑫（2009）運用事件研究方法發現上市公司發行公司債券融資對公司股價具有負面效應。得出負債比率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關系的文獻有：洪錫熙和沈藝峰（2000）以總資產和凈利潤/主營業務收入分別作為衡量企業規模的變量和盈利能力的變量、以總負債/總資產作為衡量資本結構的變量，研究發現企業規模愈大或盈利能力愈強就愈能承受較高的負債水平；王娟和楊鳳林（2002）指出盈利能力強的上市公司財務拮據風險相應較低，從而可以選擇較高的負債比率。（2）以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的文獻相對較少，其中金永紅和何鵬（2009）以中小板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將主營業務利潤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資產負債率、董事會規模等作為解釋變量，實證分析發現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績效呈顯著負相關；牛建高等（2009）將河北省民營企業分為鄉鎮集體企業和鄉鎮私營企業，實證分析發現民營企業資產負債率與凈資產收益率正相關；張兆國等（2007）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民營上市公司業績好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是這一差異的重要因素。
（ 二 ）資產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資產結構是企業投資活動的結果，反映了資金存在狀態的比例關系。從現有文獻看，研究資產結構的文獻較少。Sorensen，Henrik與Reve，Torger（1998）探討了公司選擇適宜的資產組合的必要性，強調公司戰略發展中要把資產的安全性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必須形成自己的核心業務。劉百芳和汪偉麗（2005）以山東省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表明流動資產比率與凈資產收益率呈微弱的正相關關系，固定資產比率、無形資產比率與凈資產收益率呈微弱的負相關關系。覃智勇和劉衛（2009）對廣西上市公司資產結構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流動資產占比水平與企業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固定資產的占比水平和無形資產的占比水平和企業業績呈負相關關系的結論。顧水斌（2009）實證研究了滬深兩市A股上市的普通機械制造業2006年的數據，分析顯示流動資產占比較大，其比率與企業績效不顯著相關，這說明流動資產對企業績效并不能產生系統性貢獻，得出我國機械制造業工藝水平不高、產品附加值低的結論。
綜上所述，資本結構和資產結構都會對企業績效產生較大影響，由于選用樣本、衡量指標等原因，實證結果并不完全相同。尤其在選用反映資本結構的指標時，大多數文獻選用了單一的資產負債率指標，而較少考慮債務來源結構和債務期限；在選用反映資產結構的指標時，由于受信息披露的限制，研發投入數據和專利權等真正體現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那部分無形資產數據無從獲取，無法就科技研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出詳盡分析。本文以在創業板上市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為樣本，實證分析我國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資本結構和資產結構的特征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借此反映其融資渠道和資金投放運營狀況，為加強公司治理、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健康成長提供借鑒。
二、研究設計
（ 一 ）樣本選取與數據收集 本文以在創業板上市的前四批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為研究樣本，以其2008年的截面數據為基礎，對資本結構、資產結構與企業績效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按照如下原則進行樣本選?。海?）本文以被各級相關政府部門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因此剔除不是高新技術企業的五家公司（代碼分別為300005、300006、300015、300022、300027）。根據我國對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目前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均屬于中小企業的范疇。（2）目前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中，絕大部分是自然人控股或一般法人控股?？紤]到不同產權性質的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在其目的和行權方式上有著明顯差異，因而會對資本結構決策產生不同影響（趙蒲等，2003），進而影響企業績效，因此剔除國有控股的兩家公司（代碼分別為300003、300034）。經過以上篩選后，本文共獲得43家樣本上市公司。本文實證分析的財務數據來源于中國證監會指定信息披露網站巨潮資訊網（省略）所披露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創業板上市招股說明書》中的財務會計信息，并經過手工整理，數據分析處理通過SPSS16.0軟件完成。
（ 二 ）變量定義（1）資本結構度量。資本結構的界定基本上是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進行，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將短期債務資金納入資本結構的研究范圍。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流動負債占絕對優勢，本文采用廣義的概念，選用資產負債率作為資本結構度量指標。由于不同的債務來源和債務期限也會影響到企業績效，考慮到債務資本內部的結構，本文將資產負債率進一步細化為流動負債率、非流動負債率、商業信用比率和銀行信用比率，充分論證不同性質的負債指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對象都是由自然人或一般法人控股，因此不再考慮產權結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2）資產結構度量。本文選用流動資產比率、固定資產比率和無形資產比率作為資產結構度量指標。鑒于高新技術企業以科技創新為增長動力，有必要分析無形資產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但無形資產包含的土地使用權、養殖權、采礦權并不屬于高科技，不是企業的研發投入，而研發投入中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允許資本化但尚未開發成功的部分――開發支出代表著企業的研發水平和創新技術，代表著企業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和未來的發展潛力，對企業績效會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本文中無形資產價值的計算扣除了土地使用權、養殖權、采礦權，并加上了開發支出。（3）企業績效度量。企業績效度量指標比較常用的是托賓Q值、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營業利潤率等。雖然托賓Q值采用市價衡量，克服了賬面價值脫離實際的缺點，但由于重置成本難以衡量，并且樣本企業剛剛上市，市價波動劇烈，因此不宜采用。凈資產收益率指標包含了營業外收支，不能客觀反映企業盈利的穩定性。因此本文采用總資產營業利潤率作為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以反映總資產的使用和盈利情況。（4）控制變量度量?？刂谱兞渴嵌糁苹蚩刂平忉屪兞繉Ρ唤忉屪兞康挠绊懽饔玫淖兞?。本文以企業規模和成長性作為控制變量。
（ 三 ）模型構建為分別考察資本結構、資產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盡量避免多重共線性，本文對企業績效與各個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擬合，建立以下四個固定模型并采用標準參數檢驗來確定其相關顯著性，見（表1）。
模型1：OPAR =α+?茁1DAR+ +ω
模型2：OPAR=α+?茁1SLLP+?茁2BCDP+?茁3GROW+?茁4LNSIZE+?棕
模型3：OPAR=α+?茁1SDAR+?茁2LDAR+?茁3GROW+?茁4LNSIZE+?棕
模型4：OPAR=α+?茁1FAR+?茁2CAR+?茁3IAR+?茁4GROW+?茁5LNSIZE+?棕
式中，?茁1―?茁5為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α為截距項；ω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由（表2）可知：（1）樣本企業2008年的總資產營業利潤率平均值為23.50%。經計算，另一個反映企業績效的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為37.61%，即使是最小值16.76%也遠高于我國證監會規定的配股資格中凈資產收益率10%的要求，這說明并不是個別優質企業造成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值較高，而是樣本企業績效普遍良好。此外，樣本企業2008年平均凈利潤為36 665 135.62元，最小值也有15 535 959.68元，2008年平均營業收入為207 736 499.44元，最小值也有9 7331 435.59元，遠高于創業板上市條件中的盈利要求。（2）資本結構方面，樣本企業資產負債率平均值為37.44%，最小值只有7.85%，負債率較低。從債務期限看，流動負債比率平均值高達93.05%，非流動負債比率平均值只有6.95%，其中有18家企業沒有非流動負債，有33家企業沒有長期借款。從債務來源看，商業信用比率平均值為48.10%，銀行信用比率平均值為27.21%，商業信用主要由應付賬款和預收賬款構成，只有15家企業有應付票據，銀行信用主要由短期借款構成。由此可見，樣本企業流動負債比率過高，面臨著較大的財務風險。商業信用是中小企業最重要的融資方式，更具有約束力、更能促進資金融通的商業匯票也很少使用，這也部分印證了Cosh和Hughes（Cosh and Hughes，1994）提出的修正的小企業融資次序理論，即先“自己”錢（私人儲蓄、企業未分配利潤），然后短期借貸（親人、朋友、銀行），再長期借貸。樣本企業的股東權益占總資產比率平均值為62.56%，樣本企業偏好股權融資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場的落后和企業征信體系缺位造成外部債權市場融資的缺乏，而不同于主板上市公司由于新股發行是稀缺資源、不擔心價高沒人買、股權融資成本低、股權二元結構等而導致的股權融資偏好。（3）資產結構方面，固定資產比率較低，平均值為17.01%，流動資產比率較高，平均值為70.15%，這與高新技術企業以研究開發與技術成果轉化為主要業務的特征一致，不同于以規模經濟、擴大產能、低成本優勢獲取利潤的制造業。樣本企業的無形資產比率平均值僅為2.15%，部分原因是由于樣本企業研發費用在2007年之前全部費用化。從研發投入的絕對數和占營業收入的比率看，樣本企業2006年至2008年研發投入平均值分別為5280854.6元、8694978.02元、10881571.11元，呈逐年增加趨勢；樣本企業2006年至2008年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率平均值分別為6.17%、6.04%、5.68%，呈逐年減少趨勢。而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高科技企業研發投入一般占到企業銷售額的5%~15%，在歐洲，這一數字更是高達8%~25%（繹明宇，2001），相比之下，樣本企業的研發還需加大投入力度。
（ 二 ）回歸分析 運用SPSS16.0軟件對資本結構、資產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分析，相關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中可見，四個線性回歸模型是顯著的。（1）模型一中，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績效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表明盈利能力越強的中小企業更多地依靠自身利潤積累和留存收益等內源融資，驗證了修正的小企業融資次序理論對我國中小企業資本結構的解釋力。中小企業負債絕大部分由流動負債中的商業信用和短期借款構成，說明企業的固定資產、研發投入等長期資產更多是依賴內源融資，由于資金有限，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技術的研發受到了資金約束。（2）模型二和模型三中，銀行信用比率、商業信用比率、非流動負債比率與企業績效的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流動負債比率沒有進入模型，被剔除。其中銀行信用比率、非流動負債比率與企業績效呈微弱負相關關系，這同樣驗證了修正的小企業融資次序理論在我國中小企業資本結構構成中的適用性。商業信用比率與企業績效呈微弱正相關關系，表明雖然商業信用尤其是應付賬款和預收賬款是無息債務，無法產生債務稅盾，但由于融資渠道有限，企業只能通過商業信用融資，并且業績越好的企業越容易獲得客戶信任。（3）模型四中，固定資產比率、流動資產比率、無形資產比率與企業績效呈微弱負相關。一般而言，當固定資產被充分利用時，固定資產比率越大，企業的規模經濟越明顯，單位成本越低，企業績效越好，但由于樣本企業成立時間平均為10年，最短的只有4年，加上資金瓶頸，固定資產積累有限，規模經濟尚未發揮，也可能存在固定資產投資不合理的現象。企業的流動資產風險小、收益低，流動資產比率與企業績效呈微弱負相關關系符合傳統理論。而無形資產比率與企業績效呈微弱負相關，表明無形資產效益不僅沒有顯現，反而拖累了企業績效，部分原因是由于樣本企業無形資產的科技含量不高、研究成果沒有得到快速轉化，這與現代高科技企業特征是不相符合的，樣本企業無形資產的構成也可以印證這一點。樣本企業無形資產中的專利主要是技術含量不高的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真正體現企業核心技術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發明專利很少。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對創業板前四批上市的43家高新技術中小企業2008年數據研究表明：（1）我國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融資渠道符合修正的小企業融資次序理論，即在融資時先使用私人儲蓄和內部盈余，然后向親戚、朋友或銀行短期借貸，再長期借貸，最后是外部股權融資。之所以偏好內源融資和以民間商業借貸、短期借款為主的外源融資的原因在于社會信用體系的缺位和企業征信系統的缺失，可供抵押貸款的固定資產規模小，高新技術企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大，銀企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成本較高等原因沒有建立長期信任合作關系。在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需求受到抑制的情況下，其需求轉向民間借貸和商業信用。理論和控制權理論認為，與金融機構間的債務融資具有激勵和約束功能、緩解信息不對稱程度以及實現控制權的有序轉移，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機制，由于樣本企業的控制權掌握在股東手中，尤其是上市后，可能會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結構仍需進一步完善；（2）由于長期資金來源的缺位，我國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固定資產比重偏小，研發投入不足，無形資產科技含量不高、競爭力不強。創業板的設立無疑為這些高成長性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提供了更多長期資金，盡管開盤后市盈率偏高、投機炒作現象嚴重、暴漲暴跌市場動蕩，但由于創業板完全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全部流通的股權結構和高度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制度優點，上市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在融資方面應當會避免出現主板市場股權融資偏好的現象。通過高度透明的信息和制度安排，上市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應當加強對無形資產的管理，加大研發投入，挖掘技術潛力，提高無形資產使用的經濟效率；在權衡理論、理論、信號傳遞理論和控制權理論的基礎上，增加與銀行等正式金融機構的債務融資，使銀行等債權人能夠分享企業的控制權，以破產機制、退市機制激勵監督企業經營者，從而防止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保護債權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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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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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節制網絡
網絡是一個無底洞，深陷其中便難以脫身?？葱侣?、email、寫博客、打網游……網上總有做不完的事情。沉湎網絡的結果是脫離現實生活，沉湎于網絡的幻象，不諳人世，形成社交障礙。有節制地利用網絡是避免“下流”的起手招式。
第二招：回歸家庭
心中無愛的人是孤獨的，可憐的，會不可避免地上向“下流”。而回歸家庭正是喚醒心中“大愛”的方式。當一個人心中記掛著父母親人、愛人妻子，人性中的情感因素便被激活。親情和愛情成為調節下流生活趨向的平衡因子。
第三招：終身學習
學習是中產階級的長項，也是中產者的“樂事”。對中產者來說，MBA、EMBA總是充滿了誘惑。在社會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中，“終身學習”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中產階級安身立命的生存法則，也是永葆上進心，避免“下流”的重要手段。
第四招：走出邋遢
生活絕不可以再隨隨便便。從今天起，遠離“三天不洗澡，一星期不刮胡子，一個月才洗一次衣服”的生活。要留意今夏的流行時尚，買衣服要注重品牌、款式和材質，吃飯再也不能總是快餐。偶爾的一次上流消費也在承受的范圍之內，要努力讓生活精致起來。
第五招：關心社會
要閱讀每天最新的報紙，關心社會中人和事的新變動。要關心自己工作和居住社區周邊的新動態，積極參加下作單位和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培養對社會活動的熱情。如今，慈善活動被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參與捐贈、義賣，幫助弱勢群體也是中產避免“下流”的好辦法。
第六招：改善社交
網絡、手機短信和電話不應該是社交的主要方式。提到交流再也不能首先想到打電話，或者看著短信發笑的場景。要重新養成“見面談”的社交方式，積極參加社交沙龍，認識更多的人，爭取更多的社交場合。遇到生活中的問題不能總依賴打個電話來解決，有時候，上門拜訪或許是更快捷的方式。
資產階級范文4
對于年收入在50萬-100萬元的中產階級家庭，我的建議是他們的家庭資產配置可以考慮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是要滿足現階段的支出需求，說白了就是要留夠一些儲備資金以供應對突發事件，一般來說需要為家庭預留出3-6個月的日常生活費用，并購買一些保障類的保險。其次是將家庭余下來的資金進行投資，追求相對高的收益，在通脹壓力下確保資產的保值增值。
在風險保障配置方面，俗話講“貧窮和富有只是一場疾病的距離”，這句話對于那些忽視保障、在財務規劃中沒有做好合理完備“防御體系”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警示。除現有社保外，要盡快對家庭的其他成員特別是收入主要貢獻者，購置較充足的保障性商業補充保險，例如必要的意外險、重大疾病保險、醫療保障性保險等等。
保障問題解決后，就要注意投資了。投資需要根據自身家庭的狀況為整個家庭進行規劃，比如需要通盤考慮自己的養老、孩子的教育，或是短期內的購房計劃等等。此外，還要結合家庭目前的儲蓄存款和未來的結余資金，考慮如何分階段地實現所有家庭規劃。畢竟中產階級大多處于職業生涯和理財需求的高峰期，這階段的理財成果將直接關系到未來家庭財務狀況。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中產階級的資產和收入狀況優良，自認為有風險承受力，但沒有足夠的風險意識。然而，現在大家面對的是越來越復雜的市場，因此建議他們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勿孤注一擲，盡量避開風險過高的投資方式。
在具體的投資策略和風格上，建議應以長線投資為主，并盡可能地去選擇一些穩健的理財產品。在注重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對資產進行組合配置。再具體一點，投資的過程中要注意“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是投資理財中一個重要的原理。投資組合意在尋求投資績效或安全，將各種不同性質、種類的資產加以組合，分散風險，如何配置則可依個人需求而定。把握好各類資產的配置比例，力求取得最佳組合效果，才是投資中的正道。
資產階級范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升級 固定效應模型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成果顯著。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改變了投資結構，直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通過提高收入水平，改變消費結構，間接的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本文對遼寧省14個地區的面板數據做出了實證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三大產業發展的影響進行定量分析，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二、數據描述及方法介紹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體現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各個產業構成的貢獻。本文模型選取的因變量是產業結構變量。產業結構變量是指國民經濟各個產業之間的組織結構情況。衡量產業結構升級有許多評價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采用三大產業結構比例指標來衡量遼寧省14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化。用各地區的第一、二、三產業占GDP的百分比來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分別用符號G1、G2、G3表示，作為被解釋變量。模型的自變量為外商直接投資變量，本文采用各地區實際利用的外資額作為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遼寧省2007—2010年14個地區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共56個樣本點，數據來源于2008—2011年遼寧省統計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二）方法介紹
本文在對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進行估計時，使用的樣本數據包含了截面、時期、變量3個方向上的信息。建立Panel Data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檢驗被解釋變量的參數是否對所有截面都是一樣的，即檢驗樣本數據符合哪種模型形式：無個體影響的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含有個體影響的變系數模型，從而避免模型設定的偏差，改進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并使用協方差分析檢驗。
本文主要考慮變截距不變斜率模型，該模型允許存在個體影響，并用截距項的差別來說明，隨機誤差項反映被忽略的隨個體和時間變化因素的影響。確定模型形式后，判斷這一形式屬于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需要通過Hausman檢驗來判定。
為了消除可能的異方差，我們對所有變量的數據都進行了對數處理，分別記為LnFDI、LnG1、 LnG2和LnG3，這樣估計出來的系數就是有關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變量的彈性影響。運用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來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14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的大小，以此來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其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根據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和為待估計回歸系數，為隨機誤差項。本文的期望顯著為正，如果為正，就表示遼寧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和積極的作用；如果為負，則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具有積極作用，甚至出現消極的作用。
三、對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描述性分析
為了對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進行更好的認識，我們先對2007年到2010年遼寧省各地外商直接投資情況進行分析，對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與三大產業的相關性進行分析。
（一）2007年到2010年遼寧省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情況
圖1 2007-2010年遼寧省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數額 單位：萬美元
圖1顯示，遼寧省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有較大差異。具體來看，沈陽和大連作為遼寧省經濟發展的區域中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明顯強于其它地區，沈陽市四年間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54億美元，平均額為39億美元，是全省平均額的7倍；大連市四年間外商直接投資總額107億美元，平均額為27億美元，是全省平均值的4.8倍；與此同時，剩余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則明顯小于沈陽和大連，阜新、葫蘆島、朝陽排名位居全省最后三位，三個地區四年間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1億美元、1.1億美元、1.2億美元，平均額分別為0.27億美元、0.28億美元、0.3億美元，分別為全省平均值的4.9%、5.1%和5.5%。
總體來看，遼寧省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逐年增多。遼寧省全省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由2007年的3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20億美元，年均增長35%；就各地區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較快的地區有朝陽、鞍山、鐵嶺等地區，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71%、70%、66%；增長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區有沈陽、撫順、本溪、葫蘆島，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26%、32%、31%、21%。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三大產業占GDP比重的相關系數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三大產業的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對不同地區和不同產業的影響差異較大，如對有些產業的發展具有顯著的帶動作用，而對別的產業的帶動作用則并不顯著，這與某一地區的產業結構密切相關。為了清晰地看到不同地區不同產業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我們分別計算三大產業占GDP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
表1顯示，外商直接投資與不同產業的相關關系有較大差別。具體來看，遼寧省14地市中，外商直接投資與第一產業的相關系數大部分為負，說明了第一產業的發展并沒有受到外商直接的推動，反而呈反向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第二產業的相關關系大部分為正，說明了第二產業的發展明顯受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外商直接投資與第三產業的相關系數沒有呈現一定的規律性，說明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在不同地區差異明顯。
從各地區來看，錦州、朝陽、葫蘆島的第一產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呈顯著正向關系，說明了這三個地區的第一產業受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影響較為顯著；除葫蘆島、遼陽、鞍山外，遼寧省絕大部分地區的第二產業與外商直接投資呈顯著正向關系，顯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遼寧省第二產業的發展帶動作用顯著；鞍山、遼陽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呈顯著正向關系，說明這兩個地區的第三產業受外商直接投資帶動作用顯著，而沈陽、大連、撫順、本溪、丹東、阜新、鐵嶺、朝陽等大部分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則呈顯著負向關系，說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并沒有對遼寧省第三產業的發展形成帶動作用，反而制約了遼寧省第三產業的發展。
四、模型擬合及結果分析
為了對遼寧省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程度進行定量分析，本文分別以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占其GDP的比重的對數（LnG1、 LnG2和LnG3）為被解釋變量，以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對數（lnFDI）作為解釋變量，進行面板數據回歸（為便于描述，以下簡稱第一產業模型、第二產業模型、第三產業模型）。表2、表3給出了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回歸結果。
注：回歸方程結果由Eviews6.0給出；括號內為t統計量對應的P值。
（一）基于第一產業模型的分析
為分析第一產業結構，先建立第一產業模型。首先，對變截距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統計量所對應的 P值為0.0043，拒絕原假設，所以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回歸結果顯示，LnFDI變量前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從而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具有積極的作用。從其系數大小可知，遼寧省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第一產業產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71個百分點。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外商直接投資并沒有流向遼寧省第一產業，而是流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從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估計結果也可看出，遼寧省各地區模型的截距項存在差異。其中固定效應最高的三個地區分別是錦州、營口、葫蘆島，而固定效應最低的三個地區分別是盤錦、鞍山、遼陽。
（二）基于第二產業模型的分析
為分析第二產業結構的變化，本文先建立第二產業模型。首先，我們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第二產業模型的Hausman 檢驗統計量是5.095540，P值為0.0240，拒絕原假設，所以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為了進一步確認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再對模型進行F統計量檢驗，結果F值為58.984190，P值為0.0000，說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終采用固定效應變截距不變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回歸結果顯示，LnFDI變量前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從其系數大小可知，遼寧省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上升0.02個百分點。
從表1看出固定效應模型中遼寧省各地區的變截距差異，說明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結構的固定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其中固定效應最高的三個地區分別為盤錦、遼陽、鐵嶺，而固定效應最低的三個地區分別為丹東、沈陽、大連。
（三）基于第三產業模型的分析
為分析第三產業結構的變化，先建立第三產業模型。首先進行Hausman檢驗，我們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第三產業模型的Hausman 檢驗統計量是4.475797，P值為0.03444，拒絕原假設，所以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為了進一步確認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再對模型進行F統計量檢驗，結果F值為162.891529，P值為0.0000，說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模型，因此本文最終采用固定效應變截距不變斜率模型。
表2、表3的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回歸結果顯示，LnFDI變量前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即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沒有推動作用。從其系數大小可知，遼寧省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就下降0.016個百分點。
從表2可以看出，固定效應模型中遼寧省各地區的變截距，說明遼寧省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三產業的固定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其中固定效應最高的三個地區分別為沈陽、丹東、大連，而固定效應最低的三個地區分別為盤錦、遼陽、本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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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范文6
關 鍵 詞：中央企業；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產融結合；金融資產；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3－0013－04
資本具有兩重屬性，其一為逐利與增殖的自然屬性，其二為凝結社會關系與承載經濟活動的社會屬性。而當資本屬性與金融特織滲透，風險危機、收益回報和虛擬泡沫等便集中凸顯。受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中央企業在新一輪產業布局中，金融領域成為關注熱點和重點之一。在中央企業的成長發展軌跡中，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互結合、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相互影響的發展態勢更加鮮明，而其中隱含的風險和現實的挑戰也隨之增大。盡管關于中央企業是否能夠涉足金融領域以及如何涉足金融領域的分歧和爭論很多，但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已經證明，產融結合是社會資源實現優化配置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放眼世界500強企業，其中80%以上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產融結合。因此，需要正視中央企業產融結合事實與現狀，理性分析中央企業產融結合動因與風險，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加強和完善中央企業金融資產監管體系，進而為推動中央企業做優做強，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提供有力的支撐和保障。
一、中央企業產融結合的現狀與特點
產融結合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為了特定目標，在經濟運行中通過股權、業務、資金、信息和人事等多種方式進行的結合與互動。 在中央企業產融結合的進程中，禁止、批評、默許和支持均有出現。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部分中央企業投資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損失， 讓人記憶猶新。2011年末，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指出“支持具備條件的企業探索產融結合”，中央企業產融結合有所提速。
（一）中央企業產融結合的基本狀況
近些年來，中央企業涉足金融領域、深耕金融領域可謂風起云涌、波瀾壯闊。2009年，中國石油以現金認購克拉瑪依銀行（更名為昆侖銀行）92%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2010年，中國移動以398億元認購上海浦東發展銀行20%股份， 成為第二大股東。根據不完全資料統計，僅2009年末，正常經營的52家信托公司、50家資產規模最大的證券公司、25家財產保險公司以及39家人壽保險公司中，具有中央企業背景的產業資本已經實際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19家證券公司、12家財產保險公司以及20家人壽保險公司， 股份分別占到46%、38%、48%和51%。這些數據已經表明， 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從過去的邊緣從屬地位正在向金融市場的舞臺中心挺進。從部分中央企業參股、控股金融機構情況可見一斑，見表1。
（二）中央企業產融結合的主要特點
1． 產融結合方向是單向的。 即都是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單向流動，這與我國現行金融法規相關限制約束有關，也說明金融資本作為相對稀缺資源仍具有比較優勢。
2． 產融結合方式是多樣的。 從組建財務公司、參控股金融機構，到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充分體現了中央企業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結合自身實際進行科學戰略選擇的能力。
3． 產融結合范圍是寬泛的。 從橫向角度看，120多家中央企業中1/3以上開展了不同程度的產融結合。滬深兩市共有133家主業清晰的企業參股金融業，國資背景的公司為94家，而21家是中央企業成員單位。從縱向角度看，實施產融結合的中央企業涵蓋了銀行、保險、證券、基金、期貨、租賃等幾乎所有的金融領域。
4． 產融結合狀態在不斷調整。 與早期的產融結合有所不同，當前中央企業產融結合過程中，有進有退，有結合也有分離，許多中央企業開始進行金融股權轉讓， 著手對金融板塊進行重組和整合。 例如，2010年9月，繼中國石油、中國石化轉讓整合金融類資產后，華電集團也開始加速整合金融類資產，掛牌轉讓所持煙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3.65%的股權，合計2.73億股。
二、中央企業產融結合動因與風險
（一）中央企業產融結合的基本動因
1． 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 一是產融結合可使中央企業規模實力大大躍升， 且成本提高遠遠低于業務規模擴張速度；二是在拓展市場、細分產品、信息傳遞、資產管理及建立網絡等方面，更具有優勢和效率。
2. 有利于實現協同價值。 一是因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經濟運行特性不盡相同， 兩者結合可以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二是產融相互依存、相互驅動，以產業資源和品牌優勢支持金融發展，以金融資本為后盾推動產業資本發展， 使中央企業通過產融結合產生協同效應而獲取競爭優勢； 三是產融雙方在資本、人才、技術等方面互通有無，可使勞動力、土地、資本和知識等生產要素發揮更大作用，形成資源整合優勢，提升整體價值。
3．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產融結合使中央企業在共同產權約束和一體化經營中， 確保交易穩定和持續，通過嚴控關聯交易規模與加強風險控制，減少信息失真與市場不確定性，降低經營風險，又可避免企業逃廢銀行債務而引發的道德風險； 二是中央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涉及大量外部金融交易活動， 一般要按較高的市場價給付金融企業相應的報酬費用， 將資金外部循環內部化， 可以節省外部交易成本、增加內部利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