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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論文范文1
歷史上，中國在對變革的認識上都存在著悲壯情結，變革的艱難和痛苦使多數人談“變”色變。時代變化了，人們應該將對變革的恐懼變為對變革的熱情，變革已經不是千年等一回的事情#它應該成為企業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發達國家，企業家已經不再討論和質疑“企業為什么需要變革”這個問題，更多的人已經認清了變革的必要性，他們主動地在“變革和死亡”間作出選擇，他們普遍認識到，對變革的管理已經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一、管理變革的原因
經濟一體化的沖擊
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不斷沖擊著傳統的管理思想與方式，要求中國企業必須盡快縮短與跨國公司間的管理和經營水平的差距。對于許多行業來說，一夜之間競爭對手的變化使得一些優秀的企業發現自己已不再優秀；對企業來說，最大的挑戰莫過于競爭環境的變化，它要求企業必須重新審視自己，重新塑造自我,對環境的變化決不是做出簡單反應就可以應對的事情，必須對自己的競爭戰略、經營方向和企業經營管理模式進行重新調整和變革。
2、價值虛擬化的影響
虛擬經濟是以資本化定價行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套特定的價值關系，它的基本特征是其價格不是由成本支撐的，是由人們的觀念和信心支撐的。企業中某些知識性資產的價值甚至超過了實物資產，許多無形的資源構成了企業的主要成分#這些變化都進一步影響著企業的管理理念，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的公司并購案中，其最好的例子是美國的卡夫食品公司被菲利浦!莫里斯公司收購，價格是136億美元，但該公司帳面上的資產只是13億美元多一點#其他都是看不到的東西。
3、管理態勢的變化
制度是指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某種契約形式，規范化的管理制度能提供一種約束信息，通過規范行為來降低各種交易費用。企業的制度結構決定著組織形式，從而決定著組織的績效高低，在新的經濟環境下，走向職業化管理已是一種管理態勢，職業化的管理就是解決企業內部問題要靠法治而非人治，就是企業依照程序和規則運作，而非靠興趣和感情維持。
二、管理變革要解決的問題
在游戲規則改變之后#管理變革急需解決三大問題：
1、現有經營水平與增長規模的矛盾
企業在追求經濟規模時，迅速的擴張使生產力和利潤普遍服務于提升收入、規模和市場份額、以至于在部分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等失衡現象。據資料表明，2000年是中國企業跨境及本地并購最為激烈的一年，占用資金約50多億美元，2004年又是一次收購，占用資金達40多億美元，試想，中國企業這種大肆擴張的背后隱藏的危機是什么呢。
有些企業的經營能力并沒有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而提升，而資金的不足又給企業的迅速擴張帶來了財務風險，這種不均衡狀態必然給企業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2、現有管理水平與發展速度的矛盾
企業在講求公平與效率時"往往很難把握之間的度"失之偏頗就會產生矛盾，發展速度過快，企業現有的管理水平就難以駕馭。因此，我們只有通過不斷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才能夠掌握“速度”的本質，才能迅速建構一個有效的體制，實施科學的管理，解決管理水平與發展速度不相配的矛盾，把所有的細節都置于控制之中，并找到理想的平衡點"放慢發展速度，夯實管理基礎，增加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
3、人力資本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矛盾
在高速變化的大環境下，企業要獲得并保持持續發展，靠監督和逼迫是得不到創新理念的，現代企業需要一種能夠保持競爭力的，可以獲得和應用智力資本的管理模式，那就是人本管理。正如《財富》雜志主編杰弗里!科爾文所說：“人正成為我們最重要的資源。實質上，企業信息技術化程度越高，員工素質的高低就越顯重要?！?/p>
然而，企業在用人的過程中，往往實施“拿來主義”重使用而不重培養，希望新員工一來就能獨當一面，沒有把“人本管理”的理念滲透到企業的價值觀中去，殊不知未來最具成長價值的企業就是關注人本管理的企業。
三、企業管理變革的方式
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管理變革是企業持續發展的保障"即企業必須用新思想、新技術、新方法對其管理系統進行重新設計、選擇、實施與評估，它要求企業不僅要擁有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更重要的是要對其所擁有的資源進行有效的開發和利用，做到以少博多，以弱勝強。
1、順應新的環境探索新的競爭戰略
在入世之后新的競爭環境中，兔子已經不可能再去睡覺，烏龜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環境來進行布局，比如說在沼澤地中比賽，即重新設定比賽規則，而不是與兔子直接對抗。對中國企業來講，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市場未全面開放前，我們要和兔子在自己的環境中賽跑，改變過去的外延式增長為內涵式增長、粗放型經營為集約型經營、資源投入型發展為智力創新型發展等，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
2、建立新的思維方式
烏龜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要想與兔子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烏龜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修煉內功。中國企業在應對市場競爭方式變化的同時，應進一步改變迅速擴張的業務模式，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中進行過度擴張是極其危險的。只有增加企業本身的內涵，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比如加強品牌建設，進行有利于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整等"這才是企業長期利益之所在。
3、引入職業化管理
在環境變化迅速的今天，烏龜要確保自己的地位"就要引入職業化管理。有規則才有游戲，無規則的游戲無法形成良好的運行機制。在新的競爭戰略與思維模式的倡導下，如果不實現“人治管理”到“法治管理”理念的轉變，如果不構造職業化管理的平臺，與高度法治管理的外企相比"中國企業將永遠是高風險的企業。
對職業化管理"最重要的是如下三個觀念：第一、國家的法制與外部環境。在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理念崩潰的情況下，要培養職業經理人，需要有非常大的耐心。第二、企業內部的管理運營$我們要進行職業化管理的時候"首先要把內部的管理理順"這應該是雞和蛋的問題，是互為前提的。第三、注重個人行為。即職業行為規范，具有本行業特定的行為規范或行為標準，而且從業人員做事要符合該行為規范或行為標準。人是千差萬別的，同樣是人，道德素質是不一樣的，因此，企業在選擇職業經理人的時候要注意到道德素質的問題，要真正使用那些有高道德水準的人"而不能僅僅是有能力的人。
4、構建績效管理平臺
環境經濟論文范文2
一、環境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梢哉f，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雌饋?，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ardin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愿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政府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政府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政府失靈也并不是完全否認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政府失靈的關鍵還是在于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于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并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當然對于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托，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于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后，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總之，無論在國家范圍內還是國際維度內，宏觀環境經濟分析在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問題、對環境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評估、分析能源戰略及其對環境與經濟的影響以及分析國際環境問題中的合作與斗爭等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最基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如內生增長模型已經拓展到自然資源開發、污染排放以及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分析，宏觀經濟理論正在并將繼續對環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這些理論模型，對于正確理解經濟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是很有裨益的。
環境經濟論文范文3
關鍵詞: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開采資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惡化嚴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經濟的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問題是人們越來越關注的焦點。
一、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生產過程是一個消耗過程，任何企業一旦投入運營必將消耗資源同時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它應把恢復和治理環境作為自己的義務，應積極對外披露環境信息。然而環境會計雖然在近30年的發展進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理論和實務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國環境會計理論主要來源于西方國家，沒有形成自己的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和特色。在企業層面、系統地披露其環境會計信息實務操作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機制也正在形成“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誰利用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企業使用環境資源，就必須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這不僅需要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在財務報表中，還必須確定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將環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環境資源的不同企業、單位和部門之間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計量理論研究的不完善，實務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合理的分配標準，使得企業很難反映和控制其環境資源及耗費和補償情況。
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傳統會計核算只考慮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很少考慮環境因素，現行的財務報表中提供的貨幣信息局限于能夠按以貨幣計量的業務和事項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綜合性。信息使用者無法了解企業的具體情況，由于缺乏科學的定量方法及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使得需用貨幣計量的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這將直接影響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
3．會計準則的制定未充分考慮環境責任和環境風險。傳統會計理論對產品生產中環境成本未加考慮，在宏觀層面上虛增國家財富，為此，建立一套環境會計核算體系，對經濟發展中環境資源的耗費和補償進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對環境會計要素沒有給子確認，由于缺乏環境會計行為規范標準，也無法統一環境會計核算的對象及披露模式，給環境信息的披露帶來一些困難，現行的會計制度中，僅在企業“管理費用”會計科目中設置了“排污費”，和“綠化費”，項目，缺乏相應的核算體系。因此，應盡快制定有關環境會計準則，建立與我國環保要求相適應的會計核算體系，讓企業如實記錄和反映環境管理活動，充分披露其現實和潛在的環境責任及其面臨的環境風險。
4．環境法規體系不健全不利于運用環境會計披露。在特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利益與社會要求的可持續發展發生矛盾時，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多數企業不會主動犧牲自身經濟利益，也不會自覺地增加環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關環保支出，企業也因怕損害其環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動向社會披露其環境信息，近年來，我國雖相繼了一些與環境要素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環境法規體系仍不健全，內容籠統，與實務操作之間有很大的距離，立法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執法的力度都需進一步明確和加強，這些因素不利于在實務中運用環境會計披露環境信息，傳統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無法完全適應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現代會計應考慮環境信息的披露
在傳統會計核算中，資產負債表對部分環境負債未作確認，利潤表中同樣未確認企業采取環境治理措施發生的支出，最終導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觀評價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此，現代會計應增加環境信息的披露內容:
1．環境信息應納入會計報表范疇。大量的環境信息，如環保經常性支出，環保研究開發費用，環保治理費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計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財務報表中。負債的確認，以及利潤表中成本與費用的確認，應充分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盡管環境成本如環境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等被認為是社會成本部分，而非個別企業生產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將來人們會接受環境成本是企業總成本的構成，企業應對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和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付出一定的代價，其目的是考慮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轉變將使環境信息被納入會計報表范疇。
2．會計的作用在于提供企業經濟和財務信息，主要表現在:一是國家環境管理部門需要了解企業執行了環保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業績。二是由于環境問題預示著未來的受益和風險，聯系著未來的負債和費用，因而，許多投資者愿意將傳統財務報表中的收益能力與環境信息聯系起來進行各項財務指標的分析。而且，近來有些國家的投資者出現了將收益與環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資對象的“綠色投資”趨向。三是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有的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信貸決策依據，甚至有的還成立專門的“綠色銀行”了，把環境問題作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費者與社會公眾隨著環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業的環保形象。會計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勢必被要求向國家各職能部門提供所需的環境信息。若會計消極對待環境信息的報告，與那些注重環境并在環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業相比，在對外報告中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不很理想，但無疑破壞了企業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將不利于環境保護。
三、構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會計學界提出的綠色會計、生態會計或可持續發展會計，其目標就是解決會計如何向外界提供企業環境信息問題。由于環境會計起步較晚，環境會計準則尚未出臺，因此環境會計報告體系尚無統一的要求。筆者認為環境會計的信息披露應采用獨立報告披露和專題報告分析兩種模式。
1.采用獨立報告披露模式。選擇一些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對國民經濟影響比較大的國家重點建設行業或上市公司作為試點，在傳統財務會計報告中，可以在文字說明、補充資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重污染企業一般可以按照總量指標，相對指標和平均指標如某地區污染企業數量，總量比重法、萬元產值平均法等方法進行判斷。中國證監會應要求企業在上市時將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企業重點披露。在會計核算上，環境會計的核算內容可以暫不納入日常的會計核算體系，可從現有的會計資料中取得與環境會計有關的資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環境會計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可用一些準確的數據指標或貨幣指標予以披露，并可輔之以文字說明;如果在日前狀況下，不能獲取相對準確的數量信息，則可用文字加以敘述。獨立報告披露模式的內容應包括企業簡介與環保方針、政策，環境標準如廢棄物、產品包裝、產品污染排放、循環使用等信息、環境會計信息包括環境資產，環境支出、環境負債、環境治理準備金、環境收入等以及環境業績信息如環境治理與投資、獎勵和環境審計報告。
2.采用專題報告分析模式。在現有財務報告的基礎上，可以增加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和報告內容的方式報告企業環境信息。并通過報表分析如大氣污染指標；水質污染指標；噪音污染指標；資源破壞程度指標等評價環境污染程度。通過報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廢水最終排放量減少的程度，資源產出率；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重點行業單位產品能耗；萬元國內生產總值水耗；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用水循環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率；廢鋼鐵回收利用率；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標反映通過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從源頭上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降低廢物最終排放量、減輕環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制定出完善的環保法規，并充分發揮其環境執法的效力;利用市場經濟手段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使資源產品形成合理的價格體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資源價值;形成比較完整的環境會計理論與方法，逐步消除實務操作中的主要障礙，如環境信息計量障礙、環境成本分配障礙等;制定出完善的環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使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實現實務的可操作性與統一性;制定出統一的環境審計標準，實現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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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論文范文4
摘要：企業既要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也是環境質量的損害者，所以企業必須負擔必要的環境責任。環境責任既有將其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更應采用循環經濟生產方式。本文從發展循環經濟是企業自我調適、適應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是獲得持續經營能力的戰略選擇、獲得持續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競爭能力的戰略舉措、是跨越綠色貿易壁壘的戰略選擇等方面論述，供企業發展參考。
關鍵詞：發展循環經濟戰略意義自我調適持續經營能力持續盈利能力綠色貿易壁壘
企業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同時也是環境質量的損害者，因此企業除承擔起經濟角色外還必須負擔必要的環境責任。企業的環境責任不應僅僅是將其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更應該構筑與可持續發展相適應的生產方式。
循環經濟的興起，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與地球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結果。然而，企業并未普遍、充分認識到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循環經濟至今還沒有成為企業行為的自覺選擇。企業循環經濟行為要由被迫走向自覺，有賴于企業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意義的正確認識。循環經濟對于企業的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戰略意義，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發展循環經濟是企業自我調適，適應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
企業是環境的產物?，F代企業是人類社會技術變革和制度變遷的結果，而這些變化也與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所謂適者生存，企業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企業具有經濟、社會和環境三重責任。按照傳統的生產過程末端治理范式，企業幾乎只有經濟責任，而且主要是為產權所有者謀取利益。但是，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企業不僅要承擔經濟責任，而且還要承擔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只有同時承擔起這三方面責任的企業，才算得上是優秀企業。
不同產業雖然資源消耗量和廢物排放量差別很大，但毫無例外都要承擔環境責任。世界各國對環境保護都從末端治理逐漸向天人循環范式轉變?，F在的環保工作，已經從一般性管理工作，變為企業核心業務和戰略決策的一部分。
我國采取“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的措施，實行了排污許可證制度、排污收費制度、污染損失賠償制度。企業在強大的環保約束面前，大都采取末端治理方式處理三廢問題，雖然取得一定的環保效果，但也產生以下問題：一是環境監管部門監督成本過高；二是環保設施初始投資大，治理成本高；三是治理技術難度大,“偷排”現象時有發生。因此，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實行清潔生產，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的產生，是企業自我調適，適應環境變化的治本措施。
2.發展循環經濟是企業獲得持續經營能力的戰略選擇
企業是產品和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又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者。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動下，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造成和加深了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矛盾。這一矛盾不僅威脅著企業自身的生存，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企業只有樹立循環經濟觀念，進行制度和技術創新以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緩解上述矛盾，獲得持續經營能力。
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有三個基本層次；一是企業內部循環。企業通過推行清潔生產，綜合利用資源和能源，延長產業鏈條，減少物料使用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的耐用性；二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循環。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價值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藕合關系，建立工業生態園；三是企業與社會之間循環。通過建立廢物回收再利用體系，實現消費過程中和過程后物質與能量的循環。這三個層次的典型代表分別是美國杜邦化學公司、丹麥卡倫堡生態工業園區和德國的雙軌制回收系統。企業發展循環經濟，通過三個層次的物質循環，可以達到既降低資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的目的，從而進一步凸顯成本領先優勢，使企業在取得巨大社會環境綜合效益的同時，獲得持續經營能力。
3.發展循環經濟是企業獲得持續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競爭能力的戰略舉措
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被視為生產函數，企業必須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原材料和能源是企業投入的主要構成部分。在生產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企業的生產成本不僅取決于投入要素的數量，而且取決于投入要素的價格。隨著資源尤其是非再生資源日益短缺，資源價格不斷攀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日益受制于資源投入產出率。
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多年持續快速增長，但經濟增長方式落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低回報，我國自然資源支持體系也已經無法持續地發揮有效作用。
近幾年，南方多個省市拉閘限電，石油、銅等原材料供應十分緊張，進口大幅度增長，資源約束矛盾日益尖銳。同時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很低，浪費嚴重。迅速膨脹的資源需求，拉動了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我國自03年起經歷了糧食、煤炭等的漲價，使企業產品成本不斷增加，企業盈利空間日益縮小。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不得不增加其出口產品的定價權。在這種背景下，企業若不改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經濟模式，就會逐漸失去持續盈利能力并逐漸喪失自身的競爭優勢。
事實上，在強大的資源約束面前，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并非僅有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而無經濟效益，并非僅有成本支出而無利潤貢獻。據統計，我國工業產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占企業生產成本的75%左右，若降低1%，就能取得100多億元的經濟效益。因此，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可以使企業獲得持續盈利能力和提升企業自身競爭優勢，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企業跨越綠色貿易壁壘的戰略選擇
隨著世界環保運動的深入開展，人們對產品的環保要求越來越高。在“禽流感”疫情發生之后，人們選擇產品的標準正由傳統的“物美價廉”向“環保、無污染、無公害”方面轉化。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還在資源、環境等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設置了目前難以達到的技術標準，不僅要求末端產品符合環保要求，而且規定從產品的研制、開發、生產到包裝、運輸、使用、循環利用等各環節都要符合環保要求。以節能為主要目的能效標準、標識已成為新的非關稅壁壘。這對我國出口產品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數百個品種、50多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因保護臭氧層的有關國際公約而被禁止生產和銷售；40多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因主要貿易對象國實施環境標志而面臨市場準入問題。我國每年有70多億美元的出口因“綠色壁壘”被禁止。這些情形表明，自覺實踐循環經濟，塑造綠色企業形象，已成為我國企業跨越“綠色壁壘”并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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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論文范文5
第一，學生雖然完成了基礎課（形態構成）的學習，但是由于課程的短時性（4~6周），學生對于設計的理解尚處于懵懂階段，需要一個思維轉變和提升的過程；第二，學生雖然已經完成了設計表達基礎課程（描繪技法、計算機輔助設計）的學習，但是由于課程的階段性（4~6周），導致學生在結課后往往不能自主練習，將設計思維的表達能力轉換成設計圖的能力有待提升；第三，由于受到眼界的限制，低年級學生的審美意識仍有欠缺，設計往往重表現輕內涵，使設計內容的時代感與創新性仍然有所欠缺。
二、改革的具體內容
1.教學理念
打破簡單照搬其他高校的教學模式，根據學院二類本科學生的實際情況確立特色鮮明的教學理念。將樹立信心、培養興趣、開闊視野、如實表達這一思路作為低年級專業課的整體理念，強調立足于扎實基本功的創新能力培養。
2.課程設置的微調與改革
合理的課程搭配能夠使學生的學習具有良好的理論支撐。低年級的設計類課程應該從設計規模出發，由小到大、循序漸進，如家具設計、家居設計、公共設施設計等。同時，輔助類課程如設計方法、設計表現類課程等，也應該配比合理。
3.教學環節的改革
傳統教學多設置了課題講授、調研、設計、繪圖等環節，大同小異，如出一轍。針對課程的實際情況設置環節、方式、內容、學時，更有益于教學質量的提高。
4.教學環節與內容的研究
本課題的研究正是針對性解決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學生的設計基本功問題背景下提出的。對于低年級學生來說，學習、借鑒可以打開眼界，有審美能力、懂欣賞是今后開展設計工作的重要基礎。因此，在作業設置環節需要跟上發展的步伐，引導學生開闊眼界，總結前人先進的經驗并為我所用，以解決學習中的設計前沿性問題。在教學環節的設置中，環節內容和比重的改革尤為重要，具體要根據低年級學生的特點進行設置。在設計課程的初始階段，可以增加經典設計案例講析、臨摹環節的學時；調研環節可在課程之初和中間階段分別設置，便于合理調整設計方案。教學內容的設置應該不斷更新課題，緊跟時展的需要，設置新穎且有利于學生發揮創造力的課題。如，在公共設施設計課程中可以將信息時代的設施設計作為設計課題，引發學生深刻的設計思考。同時，教學內容中可以加強觀念和方法的傳授，強調設計從靈感、構思到概念化、細化的連貫過程，培養學生良好的思維習慣，強調設計創新的重要性。
5.教學評價體系的完善
簡單的作業評定方式只重結果而忽略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評價中設置階段性環節，將講評、表現、構思、模型作為各環節的重點評價對象，使課程以循序漸進的模式展開，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設計思維積極性，并按步驟、有計劃地完成作業。
三、結語
環境經濟論文范文6
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環境污染跨域治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這是由于政府間收益與其付出的成本不一致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博弈結果的不確定性以及行政決策權過于模糊，使得環境污染跨域治理越來越復雜?，F實中，跨行政區環境污染治理涉及政府間的利益博弈。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財政分權體制，中央與地方政府環境保護管理實行垂直領導，中央統一制定環境標準、設定環境管理目標，地方各級政府負責本轄區內的環境污染治理。由于二者目標函數不一致，會導致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忽略環境治理。在地方政府間，自利動機會使地方政府采取搭便車的投機行為，選擇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合作狀態，從而導致“公地悲劇”，陷入“囚徒困境”，使得地方政府間合作成為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
（一）權力分化：博弈關系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從中央－地方政府關系看，國家結構形式決定了中央政府的主導地位，與地方政府形成“領導支配－服從執行”關系。一方面中央與地方間權力不對等，中央承擔著指導和協調解決各地方、各部門以及跨區域、跨流域重大環境問題的職責，地方所承擔的職責以輔為主；另一方面中央在環境跨域管理過程中調控乏力，在政策規劃、實施以及協調相關機構過程中，難以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導致地方積極性不高。
（二）主體分化：博弈關系形成
中央政府作為環境的宏觀管理者，目標取向是經濟、社會、環境的整體發展與相互協調，考慮的是整個社會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決策時，為避免己方的效用損失，會采取機會主義的行為，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從而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跨域環境公共事務治理失靈。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封鎖、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區域壁壘都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在政治博弈中做出最優反應的必然后果［2］。這種行為主體分化形成的利益博弈包含兩組關系：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競爭，是不平等主體間的博弈，稱為縱向競爭；一是參與人是平等主體的政府間的競爭博弈，稱為橫向競爭。（三）利益分化：地方政府自利動機在財政分權體制和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機制下，這種自利性帶來的影響與結果是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短期利益，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與政治晉升機會是地方官員的目標函數。地方政府為保護環境，需關閉重污染企業，要求企業采用新技術新工藝以減少污染，政府還需增加公共性投資以達到既定的減排標準，這無疑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降低收益，進而減少地方生產總值。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人，會根據成本與收益原則追求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最優策略，對環境污染治理等涉及全局或其他地區利益的事則漠不關心［3］。
二、環境污染治理中央－地方利益博弈模型
（一）模型設定及說明
在環境跨域治理中，中央－地方各自的多個競爭策略構成策略集。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無論中央政府采取何種策略都屬于地方政府最佳選擇的競爭策略，但是這種最佳選擇常常導致不理想的結果?；谧陨硇в米畲蠡睦硇赃x擇，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選擇不治理，由此將導致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本文僅就中央－地方、地方－地方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進行決策、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以及主體間的博弈機理進行探討。根據博弈理論確定博弈的幾個要素［4］：1．對弈者。這是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本文將對弈者設定為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中央－地方政府間博弈表示為N＝｛A，B1｝；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表示為N＝｛B1，B2｝，N為虛擬參與人。2．戰略。對弈者在給定信息集情況下的行動規則，一般用si表示第i個對弈人的一個特定戰略，Si＝｛si｝表示第i個對弈人所有可選擇的戰略集合［3］。政府間環境治理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檢查，不檢查｝，地方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治理，不治理｝。戰略規定對弈者何時選擇何種行動。3．支付。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對弈者得到的效用水平。支付不但取決于自己的戰略選擇，還取決于其他對弈人的戰略選擇，我們用Ui表示第i個對弈者的支付，u＝｛u1，…ui…un｝為n個對弈人的支付組合。所有參與人戰略選擇的函數為Ui＝Ui｛s1…si…sn｝［3］。
（二）中央－地方政府競爭的博弈分析
在對待環境的問題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函數不一致。對中央政府來說，任何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都意味著國家整體環境質量的下降。而地方政府為片面追求GDP，在面臨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的兩難選擇時往往會忽視民生與和諧，犧牲環境。在中央－地方政府博弈過程中，地方政府擁有私人信息，稱為“人”，而中央政府不擁有私人信息，稱為“委托人”。在我國當前分權的治理體制下，中央政府將任務層層分解，通過行政逐級發包的方式，將經濟管理權限和行政管理權限下放到地方，構成典型的委托－關系［5］。委托－理論試圖解決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夠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來行動，或者中央政府怎樣根據觀測和收集到的有關信息對地方政府進行獎懲，以激勵地方政府選擇對中央政府有利的行動。以下建立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模型，并做如下假設：（1）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的檢查成本為Ca；（2）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成本為Cb，Cb＝f（Q，G，P2），此為增函數，Q表示污染物治理量，G表示污染治理投資，P2表示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行動，選擇不治理時將受到的處罰D；（4）地方政府治理時收益為π；地方政府不治理、中央政府不檢查時的收益為ω，π＜Cb＜ω；（5）地方政府選擇治理，中央政府收益為Σ。第一種情況：在θ給定的的情況下，假定θ為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α為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中央政府檢查（α＝1）和不檢查（α＝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a（1，θ）＝（σ－Ca）θ＋（D－Ca）（1－θ）＝D－Ca＋（σ－D）θ；μa（0，θ）＝σθ＋0（1－θ）。解μa（1，θ）＝μa（0，θ）得納什均衡解θ′＝（D－Ca）／D，θ′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等于（D－Ca）／D，檢查和不檢查的效果是一致的；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大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檢查；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小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檢查。第二種情況：在ɑ給定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選擇治理（θ＝1）和不治理（θ＝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b（α，1）＝（π－Cb）α＋（π－Cb）（1－α）＝π－Cb；μb（α，0）＝－Dα＋ω（1－α）＝－（ω＋d）α＋ω。解μb（α，1）＝μb（α，0）得納什均衡解α′＝（ω＋Cb－π）／（ω＋D）。α′表示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等于（ω＋Cb－π）／（ω＋D），地方政府隨機選擇治理或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小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大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治理。因此，此時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是α′＝（ω＋Cb－π）／（ω＋D），θ′＝（D－Ca）／D。表明地方政府以（D－Ca）／D的概率治理，中央以（ω＋Cb－π）／（ω＋D）的概率檢查。從均衡結果可知，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與中央政府的監管成本成反比的關系，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處罰成正比，雙方的博弈均衡解為（不檢查，不治理）。擁有占優策略的地方政府擁有明顯的優勢，處于競爭中的主動地位。中央政府監管成本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采取不治理策略；處罰越大，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就越大。表明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環境污染治理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
（三）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理性人”博弈過程中都遵循占優策略，即不論政府B1（B2）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政府B1（B2）所選擇的都是唯一最佳的策略。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是兩個同質政府，各自都是理主體，將總投資預算用于公共性投資將使環境污染得以改善，用于生產性投資則增加污染物排放，產生環境污染。假定B1進行生產性投資排放污染物，會使政府B1受益，B2受損；政府B1進行公共性投資能讓雙方受益。用F表示公共性投資行為，代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P表示生產性投資，代表具有負外部性的生產行為。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的收益函數分別取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Ub1＝（FB1＋γFB2）α（PB1－φPB2）β（1）Ub2＝（FB1＋γFB2）α（PB2－φPB1）β（2）其中0＜α，β，γ，φ＜1；α＋β＜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總預算為H。B1（B2）進行公共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正外部性參數用γ表示，B1（B2）用于生產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負外部性參數用φ表示。2．政府B1與政府B2之間不合作。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主體最大化自身利益，則政府B1的決策可以表示為：MaxUb1＝（FB1＋γFB2）α（PB1－φPB2）β3．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中央政府作為決策機構，激勵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追求各地區總收益的最大化目標，即為：MaxUB1，B2＝UB1＋UB2以上兩種情況的討論可以看出：同質地方政府B1和B2在不合作的情況下進行平等博弈，納什均衡條件下（式7、8）的均衡結果是（生產性投資，生產性投資），基于個體理性地方政府B1與B2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的決策將導致公共性投資不足而生產性投資過度。不合作情況下用于公共性投資比例會少于合作決策時的最佳投資比例，只有在整體理性支配下，資源配置才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使社會福利最大。這也進一步說明，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博弈的后果常常會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環境跨域治理失靈的結果。
三、跨域環境治理的制度設計
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時，出于自身需要，為實現本區域居民福利最大化、促進本地經濟充分發展，往往會制定更符合本地利益的政策。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既有正面的意義，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比如前述地方政府環境治理中投資不積極問題等。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和合理干預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協調一致，形成合力，以實現地方和整體利益整合的最大化［6］。
（一）尋找利益重合空間
環境跨域治理博弈中，尋找利益重合空間是激勵制度設計的基本出發點。激勵的關鍵是要使中央－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能夠同時從博弈中獲益，這就要求二者的利益空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本文認為，只有建立一系列政府間公共品的產權及交易制度，才能使激勵機制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在環境保護領域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論的一個具體運用。激勵和利益補償機制是政府間合作共識的達成和順利執行的重要保障［6］。在目前行政分割的現實和保護地方利益的背景下，在區域磋商時應使各方利益平衡，分配方式應綜合考慮當前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力水平、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環保意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以及市場發育程度等。政府干預并不一定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惟一辦法。政府可以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以定價出售的方式合理地將權利分配給各個主體，也可采用公開拍賣以及特定條件下無償分配等多種方式相結合的辦法，這樣做既不損害現有主體利益，又能保護未來進入交易市場的主體的利益。
（二）形成科學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考核機制
為減少地方政府無序競爭引致的環境治理投入不足等問題，從中央政府層面，應構建一套以綠色GDP為指向的，納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一些重要指標的，科學、規范、可量化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這些考核內容，其指向不僅僅限于某一行政區域，還要包括周圍相鄰行政區域的資源環境質量。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激勵機制，嚴格獎罰措施，嚴格結果兌現。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監督體系，將考核的全過程都置于社會監督之下，保證客觀公正。通過這一措施，引導和約束地方政府增強區域環境治理合作意識，減少壟斷割據和地方保護主義等不良行為［7］。從地方政府層面看，在科學合理的績效評估考核機制下，要發揮環境保護利益主體意識，將自身的努力更加平等地分配到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兩個方面，避免對區域環境投資方面采取單方面競爭策略，以有效整合地方政府間利益，克服因環境治理外部性導致的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搭便車行為。
（三）構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
由前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合作時的環保收益比不合作時多。因此，為促進地方政府間的自愿主動協調合作，在地方政府之間發展共生關系，應創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協調地方在環境治理中的利益矛盾，從而走出“公用地災難”和“囚徒困境”，促進整個區域收益最大化。這個平臺應包括：簽訂區域環保合作協議、制定區域環保規劃、實施區域或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區域環保聯防聯控協調機制、區域環境執法聯動機制等。但是這些合作的持續性都較差，以短期為主，在資金保障、人員配備等方面都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地方政府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在環境治理中主動自愿協調合作的長期機制，實現地方政府間的長期良性互動。針對目前環境跨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這種機制既應該包括直接與環境跨域治理有關的環境信息共享機制、環境保護聯合執法機制、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環境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機制，也應包括區域產業合作機制、監督約束機制等保障支持性機制［8］。
（四）強化地方政府參與環境規劃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