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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范文1
五千年后的今天，科技越來越發達，我們中華兒女的行為是否越來越有“古賢之風”呢？是否不辱我國文明古國的稱號呢？是否為外國人所贊賞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不必說離我們身邊很遠的地方，就看看我們經常走的大街吧，?？梢钥吹揭晃幻利惖哪贻p女士嚼著口香糖，味道嚼盡之后，一個“重磅炸彈”從“炮臺”發射了出去；一群紅發少年吸著煙，吸完了，“一顆原子彈”沖了出來。我國老是說文明出行，文明出行，難道這就是文明出行？
再來看看外國人對我們中國的態度，我們中國發一封電子郵件到美國，肯定發不出去，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中國原來發給美國的都是垃圾郵件，美國一氣之下，封鎖了中國對美國的郵件渠道！
中國文明范文2
早期文明是依河流而產生的人類文明。北方最早出現的黃河文明。有利于早期農耕的發展，北方廣闊的平原有利于種植。自然北方早于南方出現文明。
黃河文明，起源并最初分布于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文明，后來擴散至中國全境，東亞并影響世界。黃河文明是世界著名的古文明之一，是中國文明的主要源泉。黃河文明于新石器時代已經非常發達，這一時期著名的區域代表文化有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之后出現了龍山文化，奴隸制時期經發展和多方融合，黃河文明發展表現為夏商周文明。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文明范文3
由年初開始，歷史出版物的走勢可謂別開生面。唱主角的依舊是美國史學家史景遷，他的系列歷史著作，被上海遠東出版社引進大陸之后，迅疾躥紅，相繼占據學術類排行榜的前位。而《中國文明的秘密檔案》、《非常道》等幾種“沒章法”的歷史書從斜剌里殺出，不脛而走?！吨袊拿鞯拿孛軝n案》還被渴望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韓國人買走，秋季到來前就會推出韓文版。與此同時的是專家輿論對這本“中國通史”的聲討，因為那本書發生了不該有的許多細節性謬
從《萬歷十五年》出版以來，中國歷史的寫法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呆板教科書接受歷史教育的人，似乎發現了真正的歷史的魅力。歷史，就是發生過的一切。這里的一切，當然指我們所能知道的東西。我們能知道什么?對歷史其實應該采取探究的態度，承認我們無知，以探險家的眼光尋找，才會有真正的喜悅。這便使得歷史的邊角料寫作成為可能――遑論“大歷史”，那些歷史的邊角部位和被人忽略的地方，同樣是充滿驚喜的。
史景遷的書，在我看來，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歷史啟蒙――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的過去。如果不是沉溺于那種歷史發展觀的人造湖里，費正清、黃仁宇以及吏景遷等人的著作，應該都是可以找到閱讀歷史的。歷史不是包袱，我們能從里面得到各種的滋養。朝代更迭、文治武功固然值得大書特書，有些人能從中得到治國或治家的啟發；除此之外呢?還有什么值得說一說嗎?
有?！吨袊拿鞯拿孛軝n案》想為我們說說不那么好說的事兒。中國人的生活，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找到一個角度，一個真實的中國人生活其間的世界：有吃喝拉撒、娛樂消遣、江湖秘術，也有情仇、春宮畫、同性戀，還有凌遲和騎木驢等等。這個世界如此真切，讓人有一滴水跳進大海的。這才是我們血液里流淌的東西。祖輩如此，父輩如此，我們亦如此。歷史的長河，我們置身其問，夫復何言!人是什么不再成為問題；文化是什么，也不再是問題了。文明的本義，就是人創造的生活樣式，怎么吃飯，又怎么入廁，怎么打發時光，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林林總總，被時間沉淀在河底的玩意兒，作者盡力打撈出來了。
《中國文明的秘密檔案》出版后，學者張頤武贊賞作者對掌故的熟悉，“其實，歷史就是一個大掌故，掌故傳奇、野史以及原來不入大歷史的規范的小歷史其實是蠻有意思的。這本書記載了相當量的歷史的邊角料、隱秘之處、有趣之處以及我們平常的歷史書中看不見的東西一一這些東西歷來就是大家喜歡的?！?/p>
寫出《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的陳明遠，在表揚作者注重細節之余，還指出了使用“小說家言”的不當。其實，民間的東西，被史家記下了，就成了歷史；被小說家記住了，卻成了小說家言。兩者很多時候說的是同一個東西。但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注重正統制度的情境里，往往把官方的東西視為圭臬，有意無意地冷落了原本真實可靠的記錄。學問，如果拘泥于不合理合法的制度約定，很難說還有什么意思。除了拘謹得出的細枝末節的不同見解外，還能有什么出息。
中國文明范文4
1934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法國文學史學家、理論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他歷經數十載編著的《法國文學史》，是迄今為止國內規模最大的多卷本外國國別文學史；他主編的《法國20世紀文學叢書》《雨果文集》等卷帙浩繁，自成體系；理論文章《走近雨果》《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左拉》《法蘭西風月談》等鞭辟入里，娓娓道來；翻譯作品《雨果文學論文選》《莫泊桑短篇小說》《局外人》等精妙絕倫，引人入勝。近日出版的15卷本《柳鳴九文集》受到社會廣泛關注。
問：您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為什么您后來選擇走上研究法國文學之路？請問法國文學的吸引力在哪里，讓你60年來孜孜不倦？
答：我是隨著共和國的誕生而成長的學者，也就是說，我是共和國培養出來的學人、文化人，我完全是后天塑造成型的，而基本上沒有什么先驗的命定性，因為我不是書香門第出身，從小沒什么條件與我后來從事的學科有任何淵源。第一次知道法國文學，說來還帶有一點喜劇色彩，那是我在前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念初一的時候，有一天在校園的告示牌上，見到了一則尋物啟事：校內一位有名的教師，說他丟失了一本左拉的《小酒店》的中譯本，如有拾得者歸還給他，可得半斤花生米的酬謝。我也就記住了這兩個名字：左拉與《小酒店》，這是法國文學第一次走進我的心里。
稍后，我在重慶的求精中學念書。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外國文學，我所借閱的圖書中，有屠格涅夫的《春潮》與洛蒂的《冰島漁夫》。從此以后，一直到建國初期，我通過學校的圖書館、街上的書店以及小書鋪，讀到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如：李青崖譯的莫泊桑，畢修勺譯的左拉，傅雷譯的巴爾扎克與《約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等等，所有這些都只是我的課余愛好，我從來沒想到過，我將來要研究外國文學，更沒有具體地想到要搞法國文學。如果就我的課外閱讀來說，好像倒是俄國文學對我更有吸引力，我也讀了不少俄國文學的中譯本。
后來我投考北大西語系，我選了法文，原因也很簡單，英文已有一定的基礎，既然來到北大，當然是再多學一門外文為好。這里我應該著重說明的是，當時的北大西語系全名為：西方語言文學系，明確以培養該國語言文學的研究人才與教學人才為宗旨，它的畢業生的工作分配最對口的崗位，就是高等學校的西方語言文學師資、研究機構與文化機構的同類研究人員與編輯人員。
應該說，我之所以在法國文學研究方面有所作為，做了一些事情，最初也得益于我的大學畢業分配比較理想。我分配到當時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擔任《西方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的編輯與翻譯。這個時期，我的文藝理論研究工作，我的西方文藝批評史的進修，我對法國古典文藝理論的翻譯，以及譯叢的編輯工作，實際上都成為了我后來法國文學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且是比較扎實的基礎。我這個時期的導師與業務領導是著名的美學家蔡儀先生，我所得到的培養與他是分不開的，他是我第一個伯樂。但是，我這些工作與我所學的法國語言文學專業，畢竟不是吻合得嚴絲合縫，我有點不知好歹，不知滿足，割舍不掉對原本專業根深蒂固的情結，因此，告別我的伯樂蔡儀先生，而選擇致力于法國文學研究的道路。
我為什么做了這個選擇？我當時的如意算盤是：先去搞一二十年的法國文學史研究，然后，回過頭去再進行理論體系的構建。但是法國文學就像一個遼闊深沉的大海，我一旦跳入了這片水域，游了十幾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才發覺我已經沒有力氣游回原來的理論陸地了。不過我感到慶幸的是，我在改向之后，結合法國文學研究的心得，在文藝理論方面，又做了一些工作，如：系統地批判“”的“徹底批判論”，對日丹諾夫論斷進行全面的批駁，重新評價二十世紀西方文學，以及對自然主義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價，等等。如果沒有在蔡儀麾下所打下的那點文藝理論基礎，那我就做不出這幾件事兒來。
當然，我選擇了法國文學研究這條道路，并且幾十年孜孜不倦、奮發有為，與法國文學對我強大的吸引力有關，其緣由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法國文化法國文學是世界上最優秀、最燦爛、最有魅力、最在全球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文化之一。
問：改革開放后，您作為第一批促進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將西方現代思想介紹到中國，被譽為“開放的翻譯家”，與大師李健吾和羅大岡并稱為“三賢”。您為什么要堅持把西方文學與思想，尤其是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當時有哪些支持力量？又存在哪些困難與壓力？您怎樣理解“洋為中用”？在您的研究和作品中是怎樣體現的？
答：法國文學蘊含著、承載著豐富、優秀、有啟迪力的思想，比如十六世紀反對封建禁欲主義，渴望人的解放，渴求智慧、渴求知識如沐甘露的人文主義文學，如十八世紀主張人自然而健康的發展，追求合理社會制度、合理社會構建的啟蒙主義文學，以及十九世紀對資本主義社會有深刻認識與剖析、對勞動人民有深切人道主義同情的現實主義文學，所有這些都是人類思想成果寶庫中的瑰寶，是全世界人共同擁有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們都曾得到過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贊譽。不要因為這些思想產生于外國，就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有權繼承，我們也應該繼承。不能凡是對著洋思想洋玩意兒就側目而視，怒目而視。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優秀遺產，已經有經典的表態在先，我們學著就是了。這是法國文學對我有思想吸引力的所在。另外，法國文學也體現了令人嘆服的藝術創造力，眾所周知，法國文學是幾乎所有重要的文學思潮的發源地，是幾乎所有風格流派產生的搖籃，從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一直到象征主義、荒誕派戲劇，以至新小說派，這種強大的活躍的藝術創造力、藝術創新力幾乎成為了世界文學不斷日新月異的發動機，這都是值得中國人研究、總結、借鑒的東西。作為一個學者，其工作內容就是研究這種優秀的文化，就是取其精華、譯介推廣，為中國的文化積累服務，這種職業簡直就是一種享受，這正是我平生最大的幸事，這也就是我孜孜不倦、全力以赴的原因。
至于我為什么要堅持把西方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且不說我自己的愛好，首先是因為職責所在，既然我出自北大西語系法文專業這樣一個特定的國家教育機構，這樣一個特定的科班，我的職責與我的使命就是更好地把法國文學介紹到中國來，做好這個文化搬運工作，這與其說是我個人的志向與興趣，不如說我身體力行了共和國教育制度的意圖與要求，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這一科班的設置，顯然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對待歐洲優秀文化遺產的經典態度為理論根據的。
當然應該看到，任何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產生的現實條件，既有自己所能適用的現實范圍，也有自己不能適用的現實范圍，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外來的文化，無一例外適用于本土范圍，我理解社會主義中國對外來文化堅持“洋為中用”的原則，就是由此而來的，也是言之有理、行之有理的。因此，對外來文化，在深度認知、深度理解、透徹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選擇、進行譯介、加以傳播，既是一項嚴肅的任務，也是一種難度很大的勞務。要把這個工作做得好，充足的學識、清醒的頭腦、理性的思維、準確的把握、慎重的態度，缺一不可。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工作，得以在正常的環境、正常的氛圍中進行，因而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我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環境中有所作為的。外國文學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反映了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曲折進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確為外國文學工作帶來了春天，工作環境工作氛圍正常了，倒輪到我們這些外國文學工作者考慮如何更好地“洋為中用”，使外國文學工作更好地為我們本國的文化積累服務。
問：改革開放初期，您公開對“日丹諾夫論斷”作出聲討，并大聲疾呼薩特及其存在主義和左拉及其自然主義的歷史地位，在當時面臨著怎樣的輿論壓力與風險？您為什么堅持這樣做？
答：改革開放初期，我對日丹諾夫揭竿而起，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歷史地位，的確碰到了風險，受到了輿論壓力，對這些往事，我只想講三點：
其一、我當時提出這些問題，是自信認識到了日丹諾夫論斷不符合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二十世紀世界文化的實際，認識到了社會主義中國對薩特的否定與批判，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既然我認識到了，我就應該講實事求是的話，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其二、我之所以堅持自己的理論觀點，不作違心的改口，僅僅是因為我信任改革開放這個時代，我不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我這點事會招致“倒大霉”，果然，這一切不久就過去了?！翱v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我慶幸我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
其三、我之所以今天不再細談過去所受到的壓力與付出的代價，是因為已經成為了過去。凡過去了的，就是值得欣慰、值得慶幸的。
問：研究方法上，您曾經有“旁征博引”情結、“東施效顰”之舉，但后來您解脫于這種情結，去探索自己的研究方法。最后您總結出哪些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呢？這對于年輕的研究學者，以及整個社會有什么樣的借鑒意義呢？
答：我在研究工作中旁征博引的情結，來自對錢鐘書的崇拜，但后來發現很吃力，因為我沒有錢先生那種強記博聞的天賦與瀏覽萬卷書的本領，而且發現旁征博引有時會影響順暢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觀點。沒有那種天分，就不用操練那種把式。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要把一個問題講透，以必要的材料、必要的例證把一個問題講透了，這就夠了。我中等偏下的智力水平，適合這種方法。研究工作不是堆積材料，而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是何其芳先生的名言，我是他這句名言的信徒與學生，我力圖這樣做。要這樣做，必須要對所研究的課題有全面、準確、深入的認知與把握，必須有提出問題的勇氣與膽識，更主要的是要在解決問題上下扎實功夫，要把提出的問題講透，令人信服，這不僅要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而且要收集與占有必要的、充分的、有說服力的例證與事實根據。如果能夠提出一兩個問題，也能解決一兩個問題，那就是不小的成績了。說實話，提出問題相對比較容易，而解決問題則難度很大，但即使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只是對問題有所解決，那也是值得研究工作者高興的。
問：您評價自己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從事的是“擺渡”和“搬運”工作，您也非常推崇西緒福斯的故事。而我們看到的是您豐碩的研究成果，可謂著作等身。那么，您為何如此評價自己？您認為做學問需要怎樣的品質？您又如何看待外界的名和利？
答：蘆葦是易損的、速朽的，西緒福斯推石上山的努力往往是徒勞的，我以這兩個形象來比喻自己，多少表現了我的徹悟意識。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既像蘆葦，也像西緒福斯，這就是對人生、對人存在狀態的徹悟。這兩個先哲的形象比喻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前一個比喻強調了“會思想”，這就是人類偉大的所在，后一個比喻強調了推石上山的堅毅和與生俱有的本分感，以這兩個形象來比喻自己，更多的是要激勵自己多思，激勵自己要有堅毅的精神與推石上山的使命感，以及推石上山過程中的自得感與成就感。關于評價問題，我的確按我自身的條件，盡我的努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與其我來評價自己，還不如任人評說。
中國文明范文5
崛起后的中國將走向何方?這一問題令西方人迷惑，中國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資深外交家吳建民最近這樣認為：“中國在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臺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笔裁唇袦蕚?富強的實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準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如何保證和平崛起，避免19世紀的歐洲從富強走向擴張的歷史悲劇?
在全球政治舞臺上，一個國家假如只有經濟實力，只是一個GDP大國，它可以擁有支配權，但未必有讓其他國家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文明大國，擁有話語領導權或文明競爭力的大國，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業史可以清晰地證明這一點。最早利用航海術進行全球探險與殖民擴張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不能成為穩定的世界霸主，個中原因乃是它們徒有擴張實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現代文明，最終難免被取代。英國在19世紀全球稱霸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個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革命提供的強大經濟力，最重要的是擁有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及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建制。到20世紀美國替代英國稱霸世界，也是同樣如此：領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價值觀念。這些伴隨著帝國的全球擴張，輸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羅列了美國稱霸的各種特征，其中將近一半屬于文化的軟實力：“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學”、“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好萊塢在全球電影市場上居主導地位”、“美國價值觀”、“美國歷史已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等等。以文明沖突理論享譽世界的塞繆爾?亨廷頓說過：“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痹谒磥?，作為高級文明形態的宗教在文明爭霸戰中扮演的角色要比流行文化重要得多，代表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Magna Mac)即巨無霸漢堡包?！案粡姷尼绕稹笨吹氖且粐木C合實力，是其商業、工業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戰與壟斷能力，而“文明的崛起”看的則是另外的指標：世界一流的大學、影響全球的哲學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語言優勢。
以此衡量當今中國的現狀，“文明的崛起”與“富強的崛起”是如何地不成比例。中國已經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國外學中文的學生也愈來愈多。但到今天為止，孔子學院所傳授的，只是工具性的語言，是語言學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國文明的內在義理，不要說外國學生，連中國教師都不甚了了。語言被抽離了其價值的精神靈魂，僅僅成為鸚鵡學舌的空洞形式。中國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為此設立了“985工程”，向清華、北大等近四十所大學投入巨資，但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相仿，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體制改革的滯后。投入之后所獲得的產出，不是學術與科技的創新，而是所謂的學術GDP指標：SCI和SSCI雜志的發表量。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學生前來求學，但中國的學生精英到目前為止依然是凈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與經濟上的“貿易順差”形成刺目的對比。更嚴重的是，中國教育的制度環境與辦學自主性長期得不到改進，一流的投入，二流的產出，三流的體制，日益成為中國大學發展中無法跨越的瓶頸。
文明的霸權在于其宗教和哲學所提供的價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學家。近年來各種拔苗助長的“大師工程”反過來印證了中國缺乏思想與學術大師的窘迫。不提世界影響，哪怕可以與民國時代眾多大師相比肩的人物，在當今中國也寥若晨星。自上個世紀初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明整體性解構，分解為各種支離破碎的碎片，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肌體。隨著的傾覆，儒家文明也隨之崩盤，處于一波又一波的解體之中，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賴以存在的價值符號與文化獨特性變得曖昧不清。
雅克的興趣當然不在從學理上探討中國為何是一個文明國家，他只是想借助“中國是文明國家”這一已成過去時的史實，試圖從中國文明的內部尋找中國崛起的秘密，并進而論證將有一個另類現代性的“中國模式”的誕生。雅克對中國文明的情感與熱愛無可非議，然而中國的崛起與古老文明之間有著什么樣的內在關聯，至今依然是一個沒有被破解的謎。即使存在著內在關聯，是否構成一個足以對現有文明模式挑戰的替代性方案，依然有待長時段的歷史來驗證。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起，讓哈佛學者傅高義驚呼“日本第一”，趕緊論證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其獨特的文化傳統，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日本第一”的歷史回聲如今聽來頗具諷刺意味。無獨有偶，20世紀8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一時“儒家資本主義模式”也不絕于耳，但到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這些聲音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當中國步隨東亞諸鄰強勁崛起，今日的富強與昨夜的文明究竟有何糾葛?是否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昨夜的文明既是今日繁榮的看不見之推手，也有可能成為妨礙持續發展的隱匿殺手?這些隱藏在暗礁深處的歷史之謎，無法用統計學的計量方式窺得，只能以審慎的姿態耐心觀察。歷史的理性如此詭秘，多數智者只是事后諸葛亮而已，有性急者為搶頭功常常將短期現象誤認為長期趨勢。
中國的崛起終究要從富強走向文明，然而要問的是中國將走向何種文明?是與西方對著干的封閉式文明，還是與西方視野交融的開放式文明?中國當然不會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隨者，在普世文明的規范之內中國應該走自己的道路。將普世文明簡單地化約為西方價值，這是經常掐架的左右兩極斗士的偷懶思路，早已被大多數國內外有識之士所摒棄。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西方與東方一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
當然，如何理解這些核心價值、如何對各種價值實踐的優先性排序作自己的選擇，各種不同的文明與國家可以有自己的多樣性的歷史實踐，但任何模式的現代性實驗不能對普世文明的核心價值發生重大的偏離，形成顛覆性的挑戰。德國和日本在20世紀現代化的過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對性為借口，試圖以“另類現代性”爭奪全球霸權而最終自掘墳墓。這意味著，任何國家對現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戰普世文明的底線，相反地，積極展開與普世文明的對話，在融合主流價值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從而擴展普世文明的內涵，這是贏得文明主導權的不二法門。
中國文明范文6
2、華山，南接秦嶺，北瞰黃渭，自古以來就有“奇險天下第一山”的說法。華山是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5A級旅游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華山是中華民族的圣山。中華之“華”，源于華山，由此，華山有了“華夏之根”之稱。
3、衡山，衡山（Mount Heng），又名南岳、壽岳、南山，位于中國湖南省中部偏東南部，綿亙于衡陽、湘潭兩盆地間。衡山是中國著名的道教、佛教圣地，環山有寺、廟、庵、觀200多處。衡山是上古時期君王唐堯、虞舜巡疆狩獵祭祀社稷，夏禹殺馬祭天地求治洪方法之地。
4、恒山，古稱玄武山、崞山，高是山，玄岳。其中，倒馬關、紫荊關、平型關、雁門關、寧武關虎踞為險，是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之咽喉要沖。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城南10公里處，是天下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