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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范文1
關鍵詞：桐城派；桐城文化；文化旅游；靈韻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3-0217-02
作為安徽省歷史文化名城，“中國文都”、“桐城派故里”，桐城市擁有“桐城派”的金子文化招牌，桐城市豐富的桐城派文化遺存是文化旅游開發的堅實基礎。近年來，以桐城派為品牌的文化旅游已進入實施階段，“中國桐城文化博物園”項目的建設標志桐城派文化旅游上升到歷史新起點。但在眾多的有關桐城派文化旅游開發思路中，單一的桐城派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占據主導位置，如桐城派名人資源、桐城派文化遺存游等。而能夠吸收桐城派研究的最新成果，從整體文化風貌和文化旅游美學的層面考察桐城派文化旅游尚未出現，本文試著從文化品牌和旅游美學角度來認識桐城派文化旅游的價值。
一、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新視野
桐城派又稱桐城古文派，以文派而知名，同時集有學派、詩派的內容，自清朝中葉自晚清民初，桐城派流傳兩百余年，期間誕生作家多達一千二百余人余人，作品難以計數，分布全國十九個省市[1]，桐城派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代有人才，堪稱明清時期的一道文化奇觀。隨著桐城派學術研究的深入，從文化世家、書院教育、學術文化等角度來認識桐城派成為一種新趨勢[2]，桐城派學術研究的進展也為桐城派文化旅游開發打開了視野，桐城派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旅游領域，桐城派的眾多構成要素成為桐城派文化旅游開發的新構想。
桐城派博大精深，在科舉、仕宦、家學方面獨具特色。“在小小的一縣范圍之內，文儒碩輔多達千百位，人文盛況綿及數百年，這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見?！盵3]明清時期，桐城是僅次于歙縣的“狀元縣”；桐城派作家累積文化世家，方劉姚馬張等文化世家，傳承百余年，根基深厚，人才輩出，“方劉姚”天下聞名；桐城號稱“文獻之邦”，據民國時期學者劉聲木《桐城派文學淵源考》、《桐城派撰述考》搜集，桐城派作家著作多達兩千余部。
文化旅游是知名度經濟，桐城文化知名在于桐城派。桐城派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它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激活品牌性的歷史文化資源是實現地方文化持續發展的關鍵。自五四，桐城派被作為“舊文化”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化”派的嚴厲抨擊而逐漸退出文化主流。隨著歷史潮流的發展，歷史賦予桐城派以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待，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文化尋根”熱，這為桐城派文化旅游的興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環境。桐城派文化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獨特的文化創造機理對文化旅游者有極大吸引力。桐城派文化現象和文化創造機理是了解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重要窗口。
二、桐城派文化“靈韻”與旅游美學
文化旅游依賴于文化景觀的可觀可游，歷史文化景觀與現代文化景觀呈現方式是不盡相同的，歷史文化旅游的魅力在于“靈韻”之美，現代大眾文化景觀通常是“震驚”體驗。本雅明提出了“靈韻”的古典文化與“技術復制”的大眾文化之間的審美差別?，F代藝術生產是大規模的“技術復制”與傳播，通常是利用求新求異的創新來吸引注意力。古典藝術的生產與傳播受制于技術的落后，生產具有“此地此刻性”，“‘本真的’藝術作品的獨一無二的價值以禮儀為根基，它的獨特的、最初的使用價值正在于此?！盵4]靈韻即是文化的“獨一無二”，不可復制性。借用“靈韻”的概念，我們認為衡量歷史文化旅游價值最重要價值在于文化“靈韻”守護與呈現。
桐城派的文化靈韻不僅僅在于它是我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學流派，桐城派還是一個文化整體，涉及山水自然、園林庭院、書院教育、文化世家等豐富的文化內容，桐城派的賦予桐城這座城市一種想象性的現實和品格，一種“文學桐城”的靈韻。透過桐城派的文化遺產，我們能夠理解桐城這座城市的物質構成、生活狀態、文化品質、人文景觀以及城市居民，從而深入體驗桐城派的靈韻之美。
桐城派作家在長期的流傳中，形成了一種地域文化上的自覺和自信，構建了一種完美的文化地理想象。在桐城派作家的筆下，桐城的山水、城市、土地與桐城派作家的心靈之間互為映照，山水的奇絕正是桐城派作家創作的文化自信。“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縣?！薄敖敝?，蜿蜒磅礴，連亙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盵5]像這些話并非對自己家鄉山水的偏愛，實際是桐城特殊的人文環境里形成的一種文化信仰。理解桐城派，尋找桐城派需要回到桐城這片土地之上，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守護桐城派作家用生命歌詠的山水田園靈韻。
1.桐城派的生活審美靈韻
桐城派作家在讀書與出仕之間尋求平衡，形成一種和諧的生活美學。城市是讀書用世的地方，是實現功名理想的地方。城市后面還有可以隱逸的山林，是舒展性靈的處所。獨特的地理空間形成了桐城派文人的生活美學。
讀書的庭院。桐城保存了較多的桐城派作家的私人庭院，它們一般規模較大，散落在桐城老城區的各個角落，平和寧靜，是讀書、待客、游樂的處所。方以智故居“瀟灑園”、左光斗故居“啖椒堂”、姚鼐時代“初復堂”、姚元之“竹葉亭”、 姚瑩“中復堂”、方守敦“勺園”等皆保存完好。以姚家為例，姚鼐在“惜抱軒”留下的對聯“萬類同春人已合，大室為虛歲年長”，極具文化價值，姚鼐手植的銀杏樹，距今兩百余年，枝繁葉茂，是桐城派的見證，每年都吸引不少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在此地尋覓桐城派大家的文化氣息。近代姚永概慎宜軒對聯“門臨青竹邀君子，窗有紅梅見故人”，見證著姚家世代傳遞的文化脈絡和精神。桐城另一代表性家族方家“勺園”則庭院深深，具有濃厚的文化庭院氣息，現代作家舒蕪（方管）在《勺園花木》里回憶了少時在勺園里的讀書生活，勺園原為桐城派作家方宗誠的藏書樓“九間樓”，后方守敦在此地建凌寒亭和園林，“三十年前于勺園之西隙地種竹，得凌云之姿萬竿矣。舍南曾以舊材架屋三盈，為嘯讀徒倚之地，四時皆宜焉。吾弟取柳子厚句意，命名曰凌寒?！盵6]方氏子弟在園中過著悠游自在、和平寧靜的“嘯讀”生活，我們可以想象到以詩書傳家的文化家族生活原型。文化世家的生活是藝術化的，是詩意的棲居，現代桐城美學家朱光潛提出“人生藝術化”，正式繼承了桐城派作家的生活美學精神。
在庭院之外，桐城派作家們活動的另一個場所是文廟與書院。桐城文廟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七百年歷史，歷代重修，保存完好，是江淮地區規模最大的文廟，也是桐城派的象征。桐城的書院教育興盛是桐城派興盛的基礎，桐城派作家多有在書院任教的經歷，桐城派作家積極參與本地書院的興辦。其中桐鄉書院最具代表性，書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是桐城派代表人物戴鈞衡創辦，直到民國元年改為小學堂。桐鄉書院顯名全國，經典有載，戴鈞衡的《桐鄉書院四議》，清廷曾諭令全國效法，并載入《皇朝正典類纂》。
2.桐城派的自然審美靈韻
在城市之外，山林成為桐城派作家隱逸的處所。桐城境內的龍眠山、浮山、龍山等形勝之地成為桐城派作家的首選。龍眠山在桐城以北僅四公里，山巒疊嶂，鐘靈毓秀，自宋代畫家李公麟建“龍眠山莊”以來，歷代多有文人墨客來此賦詩吟詠，建隱居別業，逍遙山水之間。桐城派作家更是將龍眠山視若文化圣山，龍眠山中至今還留有許多桐城派作家題詠過的景點，如姚鼐《游披雪瀑記》、《游媚筆泉記》。更廣意義上，桐城派不僅僅是讀書處士的士大夫文化，還有隱逸山林的優雅情懷。
3.桐城派的歷史審美靈韻
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化時期遭遇到新文化派嚴厲的抨擊，被稱作是“妖魔”、“謬種”，在新舊文化轉型和新的知識典范的建構過程中，桐城派遭遇到最大的危機，被迫退出文化主流，但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并未消失，桐城派的歷史貢獻正得到人們的承認和重視。一個傳奇的文學流派如何綿延兩百余年，傳播至全國十九個省，與清朝相始終，通過桐城派的發展變遷能親切體驗到明清文化風情。自清初到民國時期，自清初方以智逃禪，到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姚鼐的古文講學，姚瑩成功抗擊英國侵略臺灣，的桐城派中興和，吳汝綸創立蓮池學派，創辦安徽第一所現代學堂桐城學堂，還有刺客吳越、俠女施劍翹構成波瀾壯闊的歷史美感。
桐城山水和城市空間構成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園，在眾多遺跡遺韻中，桐城派創造顯現出一種獨特美學區趣味。桐城派文化旅游審美精華在于桐城派詩意的生活審美，桐城派雅潔的山水審美和桐城派浩遠的歷史審美。
三、桐城派文化旅游開發策略
桐城派文化旅游還屬于剛剛起步階段，真正要把桐城派的文化品牌轉變成文化旅游品牌，還要在文化特色上發掘潛力，只有地區旅游特色就越突出，吸引力也就越強。地域性、體驗性、創意性是文化旅游的特征。桐城派已成為歷史遺產，桐城派文化旅游要回歸桐城地域性文化土壤，結合桐城地域文化，利用好桐城派的品牌效應，在文化體驗和文化創意上下功夫。
1.桐城派品牌凸顯與戰略規劃
以提煉桐城派為文化符號，塑造“天下文章出桐城”文化旅游品牌，構建文化旅游名城。積極參與區域旅游資源規劃，如安慶市規劃“桐城――懷寧――樅陽文化旅游帶”有利于整合分布于懷寧和樅陽的有關桐城派文化旅游資源?！巴钅蠂H旅游文化示范區”的建設為桐城派文化旅游和傳播帶來了機遇，安慶市將“桐城派文化”納入皖南文化旅游示范區里，將極大擴大桐城派文化的國際知名度。
2.以桐城派作家精神家園重建為主線
通過對桐城老城區實行減法，集中建設成為桐城派文化旅游區。實現桐城派文化的景觀物化和載體化，提煉、純化城區的文化內涵，開發桐城派作家故居和活動街區，修建桐城派名人廣場等。
目前，桐城文化博物園建設即是以桐城文廟為核心，拓展發展空間，凸顯文廟的祭祀與教育功能，設置文豪蠟像館，采用新技術，全面展示桐城派文化。整修東大街、紫來橋、北大街，恢復傳統民居、店鋪、作坊、名人故居等。依托桐城中學已有景觀，豐富人物雕塑；維修朱光潛故居，建成小型展館。擴建投子寺，恢復望湖亭、柚木井、卓錫泉、碑刻等古跡，建設投子山佛教文化園。文博園設立桐城文化史、桐城派文化、古代科舉文化三大展區。建成之后，既是桐城文化的展示中心、桐城派文化的研究中心，又是廣大市民的休閑中心、青少年學生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最終形成積歷史參觀、文化體驗、文化養生等多元的旅游文化產業聚集區。
在“名城”之外，要做活“山水”文章，全面塑造特色的“文學桐城”城市意象。確立城市文化核心，以桐城派文學為核心符號，進而做好城市文化意象推廣。桐城已成功舉辦兩屆“詩意與地理體驗游――桐城詩歌節”；還有正在建設的以龍眠山水為載體，以文學為內容的“印象龍眠――中國桐城文學論壇”文化旅游項目，這些都將塑造“文學桐城”的城市意象。桐城得名緣于本地盛產桐樹，桐樹在中國古典詩詞文學中的重要意象，“桐子花開”本身就是文學的境界，在古典文學中，以“桐”或“桐花”為意象的文學詩詞不絕，在城市周圍種植梧桐園，舉辦“桐花節”，會營造城市的詩意品質。
桐城古城與龍眠山水是桐城派作家的精神家園，桐城派作家留下了不計其數的關于城市和山水的詩文作品，以“詩意的棲居”營造這片精神家園將是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核心內容。
3.以景觀化、故事化整合優化歷史文化資源
通過修建宰相府邸、名人故居、世家宗祠、名宦祠、先賢祠、文廟、博物館、文化書院、講述歷史故事的雕塑、景觀，以桐城派歷史為線索開展以名人故居、文博展覽、修學為主題的文化旅游。以黃梅戲表演改編桐城派故事，增加趣味性。
聯合桐城特色的地域文化，如傳統老字號商鋪、水芹地農耕文化、特色美食、民俗、傳統手工藝營造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氛圍。
4.以文化創意推介桐城派文化旅游
桐城派文化旅游的成功在于在做足文化旅游內涵，凸出文化特色，以“桐城派文化旅游帶”為主線，“開發桐城士大夫文化游”，桐城派“文化尋根游”等專項旅游；開展“文學藝術旅游”，舉辦“古文夏令營”；開展“龍眠隱逸文化游”?！巴┏桥晌幕B生游”，“桐城派故事表演”等。
總之，桐城的文化空間孕育了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化旅游開發須厘清和城市深厚聯系和內在文脈。桐城派文化旅游開發需要緊密聯系桐城歷史文化的內在機理，發掘桐城派美學特質，才會在文化旅游發展中形成獨特的文化“靈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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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范文2
“五四”以來,清代文章受到多重沖擊,一直受到冷落。近年來,清代文章雖然逐漸受到重視,但其研究仍存在明顯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學術空間,甚至可以說,清代文章研究將成為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談幾點看法。
對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學風樸正,考據嚴密,其文學評論亦較為中肯客觀,可資參考者甚多。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皇清文穎》提要謂清人:“治經者多以考證之功研求古義,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裁,佩實銜華,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轢古人。”對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頗準?！端膸烊珪偰俊分猩杏泻芏嗌跤袃r值的清代文章評價,比如對于清代各個歷史時期文章風氣的轉變,也比較中肯。另外舉一個例子。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集部”評價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銳而中肯。比如“五四”以來著名的“桐城謬種”之說,已見于該書“戴東原集”條。從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對于清代文章的批評,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與清代文化的一些內在關聯。學術界一直比較重視“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的關系。事實上,“五四”新文學與清代的關系應該是更為直接的,只是學術界尚缺少必要的關注。
自清代以來,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為我們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與相關文獻提供了借鑒?！肚迨犯濉酚小拔脑穫鳌比?清代著名的詩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傳),但總體上記載過于簡略,更無文學方面的研究。還有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汪兆鏞《碑傳集三編》。以上數種上海古籍出版社集為《清代碑傳全集》出版,全書共收清代各類人物五萬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此外,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參考文獻。臺灣周駿富所編《清代傳記叢刊》中的“學林類”分儒林、文苑、詞林、名家等,對作家研究甚有價值。
在當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陳陳相因的多,真正創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細讀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從作家別集與總集入手?！肚迨犯濉返摹八囄闹尽奔渴珍洰敃r各類文集目錄,相當簡單,但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獻線索和基礎。此后,不少學者對此書有所補充,如章鈺等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彭國棟《重訂清史稿藝文志》、郭靄春編著《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朱師轍《清代藝文略》、百萬齋主人編《清代藝文叢話》等。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收六百余種文集的提要目錄,評論作者生平及創作?？掠骸肚迦嗽娢募偰刻嵋放c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文集總目。有清出現一些清代文章總集,為我們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較好的文獻基礎與研究的參照對象。如《四庫全書》總集類中《皇清文穎》一書,為清人所選,選錄雍正到乾隆間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統的清人文章觀。沈粹芬等輯刊《清文匯》(又名《國朝文匯》)為清代文章總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萬多篇,對研究清代文章極具資料價值。黃人在該書卷首序言對清代文章的價值與影響作了評述,也相當重要。此外如《清文補匯》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等選集,是清人選清文,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清代文章的評價。民國以來,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選集。如汪倜然編《清代文粹》收錄散文、詩詞、小說、戲曲、文學評論等文體作品,徐潔廬編、吳虞公?！肚宕倪x》收顧炎武、黃宗羲、方苞、姚鼐、等五十余人的文章。臺灣方面有高明等編《中華文匯·清文匯》,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關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況,可以參考臺灣“國立編譯館”主編、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編之七·清代文學論著集目正編》與《中國文學論著集目續編之七·清代文學論著集目續編》,該書所收目錄始于1912年終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韓文等語種的研究資料。美國著名學者倪豪士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書也有不少可以參考的材料。在工具書方面美國的恒慕義(A. W. 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國非官方文獻和外國人著作中的資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學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章論》、《中國散文論》,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內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識法》,鈴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張》,青木正兒的《清代文學評論史》等,提供了域外學人的視野。近年美國學者謝正光所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考證比較精審,解決了不少問題。法國學者戴廷杰近著《戴名世年譜》一書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獻,甚有參考價值。新加坡的許福吉著《義法與經世——方苞及其文學研究》為其博士論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價值。
現有研究清代文章的專著多數成果集中在對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梁堃《桐城文派論》,魏際昌《桐城古文學派小史》,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劉聲木《桐城學源流考》、《桐城文學撰述考》,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王鎮遠《桐城派》等,近年還出版多種,可謂不勝枚舉?？傮w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當狹隘單調,與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遠。其實,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還不少,這方面,曹虹的《陽湖文派研究》是別開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國初三家”、“寧都三魏”與“易堂九子”、“姚門四弟子”、“湘鄉派與曾門四弟子”、“駢文家”、“嶺西五家”等。清代還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滄浪會、慎交社、同聲社、原社、棄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會、三千劍氣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現有的研究又相對集中于明末清初時段個別作家與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論,明末清初,除了像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孫奇逢、徐世溥、陳弘緒、王遒定、查繼佐、李世熊、賀貽孫、錢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維屏、曹爾堪、吳綺,王艮、計東、朱彝尊、儲欣等,清代中期的顏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黃之雋、李紱、楊椿、茅星來、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師韓、盧文弨、蔡上翔、彭紹升等,晚期的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王韜等人,可以研究的確是很多。王鎮遠等《清代文學批評史》,目前是清代文學批評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但是清人以理論的自覺性、系統性著稱,對傳統古文、駢文等做了系統深刻的總結,清代文學批評仍有許多題目可做。
桐城派散文范文3
摘要：韓愈散文接受是中國古代散文接受史的重要架構，是建構中國古代散文史的關鍵環節。一部由元至清的韓愈散文接受史就是一部中國古典散文成長史，研究好韓愈散文技法和理論的接受脈絡有助于勾勒中國古代散文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對最終形成一部系統完整的中國古代散文接受史的意義不言而喻，這也是本文的目的。
關鍵詞：元明清；韓愈古文；接受狀況
韓愈中國文學史上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以豐富而卓越的散文創作成果，占領了被駢文統治多年的陣地，宣告了古文對駢文斗爭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比如茅坤把他和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家：杜牧把韓文和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為“文起八代之衰”，但都語焉不詳，不能詳細了解韓愈在散文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以下力圖對韓愈古文在元明清這一歷史時期的接受狀況做一個簡要的論述。
（一）韓愈散文在元代
元代文學創作成就不比唐宋，文學領域戲曲獨勝，詩文等傳統文學樣式一向凋萎。因元朝理學盛行，以弘揚道學為旨歸的韓愈散文繼續受到關注。總體上，元代前期文壇受科舉的制約，言理道性成了文學的共同使命，對韓愈、歐陽修等唐宋名家名作的模擬成了一時之氣；延v以后，科舉廢弛，文學創作松綁，文壇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但還是存在崇拜、學習韓愈散文的文學名士，比如袁桷。元代文壇雖宗歐陽修、蘇軾，但對韓愈散文也是很重視的，因為元代文人知道歐、蘇文章的根脈在韓愈那里。元代前期文壇有郝經、姚輸、姚燧、戴表元等人對韓愈散文有過較為深入的研究。金元時人對韓愈散文的研了與唐宋文人一樣，肯定韓愈的文學史地位和鑒賞韓愈散文的美學特征外，尤其注重對韓文文法的研究。韓愈散文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四方面：其一，論心法。心法是金元士人鑒賞接受韓愈散文所關注的最高法則，郝經稱之為“大法”。主張文章的最高法則就是要明白“理”與“法”的關系，“精窮天下之理”并指出儒家經典是“理、文、法”兼備的最高、最好的學習藍本。這與韓愈文論有相通之處。其二，論“篇法”。其三，論“句法”。古人作文都很注重句法，唐宋皆然，郝經說：文章“至韓柳歐蘇氏”已“句句有法”。其四，論“字法”。金元文人論文很重視“字法”，郝經又說“至韓柳歐蘇氏”已“字字有法”。元代文人接受韓愈散文特別注重對韓愈散文的評點批注，王若虛的《滹南遺老文集》和程端禮的《昌黎文式》是代表性的作品。相比較而言，程端禮的《昌黎文式》注重對韓愈散文的點評，從字法、句法、篇法和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批評，這種方法對當時學者學習韓愈散文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實用性很強，便于學習模仿[1]。
元代散文有“文擅韓歐”的基本特點。前期姚燧，元明善等崇唐，偏重奇崛雄健，尚韓愈；劉因、王渾等崇宋，偏于平易溫醇。后期二者界限不太明顯，逐漸趨向唐宋并崇[2]。在文道關系上，元代散文有重道輕文的傾向，因而元文大多偏向實用和明道，在性情的抒發和文詞的華美方面有所欠缺。元代諸家往往在宗韓和宗歐之間有所取舍。元代文壇自延v年間才開始學習韓愈的文風向歐陽修的文風回歸。謝枋得所編《文章軌范》所選文章最多的是韓愈，有32篇，蘇軾12篇，歐陽修僅5篇，并非謝枋得對此有所偏見，而是要為科考舉子提供考試模板，韓愈、蘇軾是最佳模仿對象。這些都顯示出韓愈對元代散文的貢獻。
（二）韓愈散文在明代
韓愈散文在明代雖也不及在北宋受尊崇，但也是“名不寂寞”的[3]。在明一代，雖有像“前后七子”這樣的非韓派，但更有尊韓的“唐宋派”，明代一流的文人學士沒有不尊韓的。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說：“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保ā段脑罚┟鞔艹龅奈恼摷液鷳朐凇短普Z林》中也說：“韓公文至高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后進師匠韓文公，體大變。”后七子的核心人物、明代文壇后期領軍人物王世貞在《書韓愈散文后》中說：“韓公之于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力，亦甚古”。這三個散文家對韓愈散文的文學思想和散文成就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高云：“今觀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經，搜羅百氏，其詩聘駕氣勢，嶄絕崛強，若掀雷決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大肆，而莫能止者。又《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此正中之變也”（《唐詩品匯》）。在這以后，作為唐宋派核心人物之一的茅坤對同一時期的秦漢派批評韓愈散文的無知言論，作出了激烈的抨擊斥責，他這樣說道：“世之文章家，刻自喜，往往姍韓罵歐，背棄六籍，瓦釜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于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保ā杜c瀟少府書》卷七）明代的韓愈散文沿襲了宋元的路子，一方面注重對韓愈散文本體論的辨析，對韓愈的“文以明道”說中的文道關系展開了論辯，少有創見；另一方面注重對韓愈散文的評點批注，注重發掘文章學的一般規律，“使中國古代文章學在元代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泵鞒跎⑽募宜五?、方孝孺接受韓愈散文，沿襲唐宋舊路子，注重辨析韓子之道的純與不純，注重辨析韓愈提倡的“文”與“道”的主次關系。明代中期開始崛起于文壇的唐宋派，高高舉起尊韓的旗幟，此派的主將唐順之、茅坤學韓愈而各有所得：唐順之所編的《文編》提出了讀者接受三境界觀點，即“肉眼”、“法眼”、“道眼”三境界[4]；茅坤編選《唐宋家文鈔》提出了“本色”、“神理”的美學主張，解決了儒家文學“文以載道”的創作“心源”問題，對韓愈散文的字法、句法、修辭技巧、表現方法和結構做了系統的探討。明代的散文創作，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洪武至天順年間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但也強調“辭達”，這是韓愈文道觀對明代散文的貢獻。同時又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同時也有一定藝術功力。其中傳記散文最為突出，善于抓住富于特征性的細節，凸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如《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都是較為優秀的名篇，有韓愈傳記散文的影響。宋濂門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縱橫跌宕，如《蚊對》指責同類相k甚于毒蚊，《指喻》說明大患常發于至微，都寫得頓挫瀏亮，暢達剴切，也是受了韓文雄奇奔放文風和雜文特色的影響。隨著明王朝的政治鞏固，文網日漸嚴密，臺閣體應運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后都官至大學士，一時朝廷的詔令奏議皆出其手。楊士奇步趨歐陽修，為文追求紆徐委備；而楊溥則力模韓愈，為文刻意遒古矜練。成化至隆慶年間散文成化以后，臺閣體散文的弊病日漸暴露，引起了廣泛的不滿。于是，茶陵詩派、前七子也就應運而生。前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的復古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生吞活剝、字剽句竊的現象，自然引起許多文人的懷疑和不滿，其中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兩漢散文傳統的同時，強調學習唐宋家散文法度，極推韓愈、柳宗元，以及宋文六家，世稱唐宋派。唐宋派的理論主張也因具有道學論文的格調，一般說來，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從字順”，有韓文之風。晚明時期，也還有一部分作者，繼續恪守唐宋派論文主張。有的認為只有取經唐宋古文家才是溯源秦漢的正確道路，如艾南英。明代文壇始終存在復古與反復古、擬古與反擬古的斗爭，不論那一派粉墨登場，都要搬出韓愈來評論一番，有批評，但更多的是肯定與繼承，所以說韓愈散文對明代文壇的影響是繼宋代之后最大的[5]。
（三）韓愈散文在清代
清代的散文，具有終結性和過渡性的特點，散文名家不多。黃宗羲為文，強調“情至”與文、道、學的統一，清初的汪琬為文受唐宋派影響，以家為法式，都有過潛心研究和學習韓愈的散文的經歷。清代散文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由方苞始創于康熙朝，一直綿延至清末。該派文學主張近宗明代的唐宋派，遠接唐宋家，以“義法”為中心，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前人的基礎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6]?！傲x法”說使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關系更加密切，文章寫作要“有助政教”，這一觀點也是對韓愈的“文”與“道”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乾隆、嘉慶時期，屬于“桐城派”或寫作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劉開、姚瑩、朱仕誘等人。管、方、劉、姚諸人重氣勢，比如，方東樹說：“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涌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岳，奇崛戰斗鬼神，而又無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貼力排S”也。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弛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韓公筆力強，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保ā墩衙琳惭浴罚┲焓苏T以荀況、司馬遷、韓愈為師，尤其以學韓愈自命，“其文體格極正，寧艱澀而不肯不工，寧晦滯而不肯不奧，專于煉句煉字，雕琢太過，往往意為辭累”，“晚年文從字順，漸近自然，神到之篇亦自入妙”，比較追求陽剛之美，與方苞、姚鼐風格稍異[7]。
可以看出，韓愈散文影響在清代仍然很大，但已經減弱。
結語
基于儒學的文化批判乃是“古文運動”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成就。也正是在這種批判之中，“宋代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開拓出封建時期后期的新的文化傳統?！盵15]同時，宋代歐陽修等人領導的古文運動、蘇軾、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近代的湘鄉派等都從韓文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營養?？傮w上，從韓愈對古文發展的貢獻和影響的歷代變化看：韓愈散文在宋代經歷了全面的興盛，元代則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時期，明代又再度興起，清代則是淡化變衰期。這正體現了韓愈的重要為文理論貢獻和巨大價值以及其散文成就的深遠影響，后人稱他為唐宋家之首也就自然而然了。（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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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范文4
一、充溢愛意
作者的身份在文中悄然變化。開始作者似乎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描寫葡萄園里的一切，但寫著寫著，作者已經情不自禁成為果園里的老農了。在“八月，葡萄‘著色’”時，前一段還是說“這是果農的語言，他們就叫‘著色’”，后一段已經轉化為“我們要噴波爾多液了”。從此開始，下文所有的噴藥、保護葡萄、干農活、檢查葡萄窖等活動的主語全部變成了“我們”。人稱的改變，實則巧妙地表現了作者對葡萄的愛意。
正因為作者始終把葡萄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精心地呵護著，關愛著，對它的一點一滴的成長，都激動、欣喜不已，所以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對葡萄的喜愛之情以及一步步見證自己的勞動成果的滿足感。
如：“然后，請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來，得費一點勁。……葡萄藤舒舒展展，涼涼快快地在上面呆著?！薄罢埰咸焉霞堋敝?，一個“請”字表現了對幼小生命的尊重和愛護?！芭俊弊謱懗隽似咸言诙炖锏谋锴?，急于舒展筋骨。作者似乎親身感受到了那種憋屈難熬的滋味?！笆媸嬲拐埂鰶隹炜臁奔葘懗隽似咸焉霞芎蟮氖嬲骨閼B，同時也表現了作者看到葡萄的生長無須再受束縛時內心的高興和輕松。
二、詩化口語
汪曾祺深受民間文學的影響，他主張“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還說，自己的散文“平淡而有味，用適當的方言表現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文中作者像是抽著旱煙與你在田邊果樹下閑聊的老農，方言時不時地冒出：“簡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倒怕是裝不緊，逛里逛當的”等，言語間充滿了濃濃的鄉土味。
最突出的是全篇都用短句來表現閑聊的口語特點。如：
桐城派散文范文5
關鍵詞：王先謙；駢文；選本；文論
王先謙是晚清著名樸學家，一生撰著多種樸學著作，可謂成就卓著。對于選本編纂王先謙亦頗為重視，其編纂的《續古文辭類纂》，收錄姚鼐《古文辭類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妒宜牧拟n》和《駢文類纂》是他編選的兩部駢文選本。這兩部駢文選本反映了王先謙的駢文理論，也是王先謙學術思想的重要體現。
對待駢散之爭的態度
清代學術，自乾嘉漢學盛行，遂有漢、宋之爭，文章學領域的駢散之爭也隨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義法，崇散拒駢；阮元一派，嚴格文筆之辨，崇駢拒散；李兆洛等人則主張援駢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寫作之新境界。王先謙身處晚清時代，以漢學名家，他既纂輯了以桐城“義法”為旨歸的《續古文辭類纂》，又編選了《十家四六文鈔》和《駢文類纂》，那么，他對駢散之爭有怎樣的看法呢?
王先謙對待駢散之爭的態度與其對待漢宋之爭的態度是相一致的。
考據與義理兩派在乾嘉時期互相攻訐，不遺余力。作為晚清時期的漢學家，王先謙對待漢宋之爭表現出一種通達而平允的態度。在《復顏季蓉書》中，他認為漢宋學派“各尊師說，互相詆騏，款啟寡聞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彼恢鲝堄脻h學家和宋學家的名稱，而主張采用義理之學和考據之學的說法，這樣就使漢學與宋學的區別，只在于它們是研治經學的兩種不同手段而已。以這樣的觀點看來，漢學和宋學就是各有其長，不可偏廢，互相攻訐自然就是不對的。而且，王先謙對于理學和考據學的弊端都有指摘，這比起乾嘉時期漢宋學者水火不容的態度來說，無疑是通達而平允的。
在對待駢散之爭的問題上，王先謙表現出同樣通達而平允的態度。他說“文以明道，何異駢散?！?《復顏季蓉書》)以明道為宗旨來統攝駢散，而不是斤斤于駢散的文體之爭，這其實是他對駢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還公允地指出，駢散兩體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都有失當之處，說：“學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散二體，厥失維均?！?《十家四六文鈔序》)他編選古文選本與駢文選本的事實，說明他是不拘泥于駢散的文體區別的。這與他對待漢宋之爭的態度一樣，都是其通達而平允的學術思想的體現。
王先謙認為駢散應當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時主張嚴格駢散兩種文體的區別。在《駢文類纂序》中，他敘說自己少時讀柳宗元《永州新堂記》，對其中雜有“邇延野綠，遠混天碧”這樣的駢儷句式“深疑不類”，這說明他是不贊同散中有駢的文章做法的。對于姚鼐《古文辭類纂》收錄“辭賦類”、梅曾亮《古文辭略》收錄詩歌，王先謙認為是“用意則深，論法為舛”；對于李兆洛《駢體文鈔》兼收先秦兩漢的散體文，則認為是“限斷未謹”，這些都表明他是主張嚴格駢散區別的。這與李兆洛主張“融通駢散”的文章學觀點是有明顯區別的。他編選駢文選本，是有感于駢文寫作“標幟弗章，聲響將閟”(《十家四六文鈔序》)，因此“剖析源流，推賓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駢文類纂序》)顯然有以選本方式為駢文寫作樹立準則以求推動駢文發展的目的。
文體論
在《駢文類纂序例》中，王先謙對每種文體都有論說，可以稱之為“文體論”；他對駢文創作經驗的總結，可以稱之為“創作論”。下面我們先來看王先謙的文體論。
王先謙的文體論繼承了劉勰《文心雕龍》對于文體的論說，重視文體的歷史演變。對于同一種文體，他有更為詳細的區分，如把“表奏類”細分為九個類目，概括了從秦至清表奏的各種不同類型。又如他解釋“詔令”說：“考西漢賜書輒稱制詔，是詔兼制矣。武策三子，誼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劉勰云：‘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則敕即詔矣。漢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異封建。禪代《九錫》，依仿策文。唐宋敕書，或施之一人，或專賜州郡。詔則遍諭天下，制以黜陟封贈。其大較也?！本诳急媸峭跸戎t治學的顯著特點，這里他通過對漢代文體使用實際情況的考察，指出“詔”與“制”、“戒”與“敕”在實際應用中并不是截然分開而是存在通用情況的。對唐宋時代“敕”、“詔”、“制”的使用對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體說明，這可讓人們對同一類文體的源流演變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龍》論說文體止于東晉，王先謙根據后世文章寫作的實際情況，對劉勰的文體論有所補正，如他論“哀吊類”說：“誄與哀辭，彥和區分二事。其論誄也曰：‘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哀辭也曰：‘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發，必施天昏?！嘀^誄與哀辭并哀逝之作。誄以累德，施之尊長，而不嫌僭；辭以敘悲。加之卑幼而覺其安。”
劉勰對誄與哀辭的施用對象有嚴格的區別，王先謙則根據后世文章寫作的實際情況，指出誄與哀辭都是哀逝之作，并無嚴格的區分。王先謙剖析源流，區分部類，對于后世文體的論說，可補《文心雕龍》所不備。
王先謙重視對清當代文體特征及其使用情況的總結。針對清代使用表奏的情況，他說：“本朝革華崇實，凡有進御，統謂之奏。平論大政，亦或用議。呈書賀捷，皆上表文。殿試、朝考，分題策疏，觀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睂τ谇宕牡氖褂们闆r，他說：“本國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則用移牒，皆檄之流也?！彼摗爸居涱悺闭f：“國朝其流益夥，但游集之記恒與序相出入，……大抵專記述者乃登記目，綴吟詠者方以序稱。此雖流別之至微，所當部居而不雜?！睆募毼⒅幹赋鲇浥c序的區別，對于人們認識這兩種文體在清代的使用情況是有所幫助的。作為晚清著名學者，王先謙對清當代文體的論述從文體學研究角度來講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創作論
在《駢文類纂》序例中，王先謙對文章創作有較為詳細的論述。
首先，王先謙論述了文學創作的動因：“至于觸感無聊，伸紙寫臆，屏居生悟，緣虛人實。泛長風而不息，則回戀故巢；望晨星之漸稀，則感傷知己。亦有朋好往還，襟情契結，登降巖壑，興寄園亭。嘆逝者之如斯，撫今歡而易墜。相與招繪事、賦新詩，更揮發以詞章，庶昭宣其情緒。一卷之內，陳跡如新；百年之間，古懷若接。皆無假故實，自達胸懷，由耳目以造性靈，驅煙墨以籠宇宙。文之為道，斯其最盛者與?！闭J為自然景物、社會生活是誘發作者創作的動因。作者觸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寫作來抒發個人的情緒和感觸。從中可以看出，王先謙突出了文章對個人真實情感的抒發作用，他沒有強調“文以明道”或以“義理”為旨歸的價值取向，也沒有強調文章維系世道人心的社會功用，這與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靈說”頗為接近。王先謙于光緒八年(1882)編選《續古文辭類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義法”為旨歸，表明他對以桐城派為代表的正統文論的認同。二十年后，在《駢文類纂》的序例中，則著重強調了文章抒發“性靈”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將結束的前夜，社會動蕩，西學東漸，政治思想、學術文化都發生了巨大變革，王先謙身處其中，自然也會有所觸動，以“抒發性靈”為文章最高境界，從中能夠窺見王先謙文學思想的另一側面。
其次，王先謙論述了駢文寫作對前代作品的模仿與學習。他認為，自古至今文章寫作都是在承傳中發展變化的，所謂“古今文詞，遞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謙從題目、體裁、句式、用語、構思等五方面對如何學習前人文章進行了總結。以具體的例子說明文章寫作是在對前人文章的學習、模仿、借鑒中向前發展的。關于模仿和借鑒前人文章，王先謙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說：“案造句但可偶摹，無滯跡象。采語緣于興到，純任天機。意之為用，其出不窮，貴在與古為新，因規人巧?！彼磳C械地模仿，認為對前人語句的模仿與借用要不露痕跡，自然切合，更主張發揮自己的主觀創造力，在古人基礎上以求新變。
再次，論述了駢文寫作中“使事用典”的問題。使事用典，也稱隸事，是駢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劉勰在《文心雕龍》里專設《事類》、《麗辭》等篇，對如何使事用典有詳細討論。王先謙對使事用典亦極為重視，他說：“至于隸事之方，則亦有說。夫人相續而代異，故文遞變而日新。取載籍之紛羅，供儒生之采獵?；蚴漓霊腋?，巧成偶儷；或事止常語，用始鮮明。譬金在爐，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參乎造物；橐籬之妙，靡間于含靈者也?！笔故掠玫淙缳N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駢文中使事用典，難度較大，要求作者廣泛閱讀，熟悉典籍。王先謙以前人文章寫作中的具體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經常出現的失誤或不當之處。如“屬詞失當”、“繹文不審”、“使典差謬”、“杜撰不經”、“任意牽附”、“隨筆增竄”等等，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過程中經常出現的情況。針對這些情況，他說：“故甄引舊編，取證本事，必義例允協，銖黍無爽。合之兩美，則觀者雀躍；擬不于倫，則讀者恐臥?！蓖跸戎t認為使事用典必須做到準確而切合文章需要，運用得當，會使文章生動；運用不當，會防礙讀者的閱讀效果。
桐城派散文范文6
關鍵詞： 朱自清 白話文 現代語言
1.白話文運動的歷史背景
我國是個文明古國，古人口語的摘要就形成了文言文，慢慢的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來越遠。文言文雖然是語言的經典，但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從唐宋以后，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采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后來隨著門戶的開放和社會的發展進步，而出現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但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學的范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有識之士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同口語相一致。梁啟超最先向霸占文壇的桐城派古文挑戰，創制了“新文體”，用的雖還是文言，但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已向著白話文邁出了第一步。接著白話書報在各地涌現，日見興盛，其中白話報紙、白話教科書開始流行，白話小說也不斷涌現?？墒侵钡街?還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重大的變革。從清代末年到民國初年，接連出現了幾件可以決定文體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二是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稱帝迷夢。《新青年》發出提倡科學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號召。思想的解放帶來文體的解放，覺醒了的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民主主義的浪潮，為白話文運動打下了群眾基礎。
2.散文的口語化開創了散文新時期先河
朱自清先生是“五四”時期開始最先主張用口語寫作的，他提出了文學口語的兩個條件：一是自然，二是創新。他提倡“新而不失自然”的口語，反對為追求新就“扭曲了自己的語氣”，他指出：“現在的詩的語言，第一是要回到樸素，回到自然”，有些人“愛用駢句，有時使文字失去了自然的風味”是不好的，用他的話具體地說“活的口語”就是用北京話，老北京話。他的口語化散文給當時的讀者感覺是清新的，給讀者一種雅俗共賞的效果。
例如：“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的斜織著，人家屋頂上籠著一層薄煙”這段話，短短的幾句就把春雨的景致描繪出來了，使我們仿佛置身于春雨之中，撐傘漫步，體驗著那綿綿春雨細細飄灑于綠樹、青草、房屋之上的愜意?！靶笨棥钡拇河攴路甬嫾业漠嫻P，勾勒了一幅美妙的淡彩水墨畫；再如：“你為我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傭人從家鄉捎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閑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著逃難，別人說你是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么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鋵嵞悴粫缘?，那些書丟了也并不可惜；不過教你怎么曉得，我平常從來沒和你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段“不歐化的口語”深刻表達了朱自清對亡婦的感激之情，讓人讀起來親切感人、順暢流利，雖然還略帶有一些文言的影子，但卻不覺得生澀、別扭。還有，在《荷塘月色》中，寫荷花的一段描寫中“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裊娜地開著，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一句純正的北京口語“打著朵兒”，再加上擬成的描寫，給人以恬靜、清暢之感。
正是朱自清先生的細膩、微妙的“口語化”散文，開創了新時期口語化散文的先河，引領了新時期的文化導向。他獨特的美文藝術風格，為中國現代散文增添了瑰麗的色彩，建立了中國現代散文全新的審美特征，樹立了白話美文的模范，為后期白話文及現代文學的創作和發展打下了良好奠基。
3.精選口語入文，體現樸素美
從“五四”開始，很長一段時間，不少作家寫的作品只能是名義上的“白話文”，過長、過于歐化的句子，讓人們半天弄不明白講的是什么意思。而老一輩愛國作家為使文學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為社會服務，在文學語言現代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先為白話文而倡導，后為大眾化而爭論。朱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可以說是卓著的。他生前的論著，如《談通俗化》、《說話》、《論白話》等都明確提出要用“活的口語”、“以舌”寫文章，認為這樣的文章才能像“尋常談話一般，讀了親切有味。”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春》里，他不說春天來臨，各種花競相開放、爭妍斗艷，而說“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花趕趟似的。”在《綠》里，不說梅雨潭的綠美麗純潔，令人心醉，而以與“綠”談心的方式說“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著你，撫摸著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宜湍阋粋€名字，從此叫你‘女兒綠’好么？”在《荷塘月色》里，他不說荷塘邊上的林蔭道在黑夜里陰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而說“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痹凇渡膬r格――七毛錢》里，不說被賣的女孩子的命運難卜，兇多吉少，而說“女兒本姓‘碰’，由她去碰吧?！痹凇锻崴埂分兴麑懙叫〈八膬憾既ァ?，“只要不怕轉彎抹角，哪兒都走得到，用不著下河去?！贝罄硎〉裣瘛俺鲇诿值倪€有味”等語句令讀者感覺到作者仿佛就坐在你身旁講述著威尼斯的迷人之處。在《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中“我們開始領略的那晃蕩著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這時我們已過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钡冉淮壿嬳樞虻木渥?，并非是很古板的“首先”、“接著”，而是如娓娓動聽的歌聲，在我們的耳邊飄蕩著。在《南京》中寫道“所以我勸你上雞鳴寺去，最好選一個微雨天或月夜”，這句話就像作者在讀者面前當導游，介紹南京的美麗風景……
朱自清先生為使口語入文，對口語進行了精心的挑選和提煉，并且把北京話作為挑選和提煉的標準。他生前曾說：“自己是蘇北人，卻贊成把北平話作為標準語。一來因為北平是文化城，二來因為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三是因為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多年，雖然還沒有‘俗成’，‘約定’總算‘約定’的了?！保ā墩搰Z教育》）他還說過“北平話一向是官話，影響最大，現在又是我國法定標準話，用來代表中國現代化，原是極恰當的。”（《中國語的特征在哪里》）在他的散文創作過程中，他始終恪守這個標準，因而他的散文語言與今天的普通話幾乎一樣，活躍在中國人的交際生活中。
朱自清是繼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創作實績，徹底打破了復古派認為白話文不能作“美文”的迷信，高舉了對舊文學示威的大旗。與此同時，朱自清創造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散文體制和風格，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讀起來也朗朗上口，適應于每一個普通百姓，一直被公認為白話美文的典范。朱自清對中國現代散文發展的貢獻，主要是他在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創造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散文體制和風格，他的散文對中國散文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繼他之后，中國散文開啟了一片繁花似錦的新局面。作為語言文學的載體，他的散文對于推動白話文起了巨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吳宏聰，范伯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