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社會調查研究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1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7）04C-0021-03
所謂“失獨家庭”指的是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結構失去其唯一的支撐點，而致使家庭結構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臺前，根據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規定，鼓勵已婚夫婦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因此，許多家庭選擇要一個孩子，成為獨生子女家庭。事實上，獨生子女家庭存在著較高的風險，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殘缺的家庭結構――失獨家庭。這類家庭大致分為兩種類型：暫時性失獨家庭（可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獨家庭。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失獨家庭界定為：父母年齡在50周歲以上，獨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災害等原因死亡，且沒有領養及再生育的家庭。這些失獨者因年齡、經濟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領養子女，隨著他們逐漸步入老年階段，將面臨老無所依、老無所養的困境。然而，這些失獨家庭往往不為社會大眾所關注，難以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為了掌握普通大眾對失獨家庭的關注了解情況，以期構建完善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本文以廣西普通大眾為例，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展開調查。
一、數據調查概況
（一）數據來源。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發出問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問卷為1001份，有效率97.5%。調查對象為廣西普通大眾群體，在性別結構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齡結構上，15歲至25歲的712人，26歲至35歲111人，36歲至45歲67人，46歲至55歲65人，55歲以上46人；學歷結構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46人，碩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鄉結構上，城鎮人口439人，農村人口562人，調查對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問卷調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眾對失獨家庭現狀的了解情況；第二部分，了解大眾對失獨家庭開展社會支持的意見與建議。
調查問卷涵蓋客觀題和主觀題，客觀題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數對統計選項進行頻數分析的方式（選擇頻數與有效樣本比值）；針對客觀題題作分類統計，輔助使用SPSS進行相關統計與分析。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社會支持是一定范圍內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穩定的社會關系，個體在社會支持系統中可以獲取各種資源支持。失獨家庭通過社會支持系統可以緩解精神緊張，消除心理陰霾，得到物質支持，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大眾作為社會支持系統的主力軍，通過調查研究獲取大眾對失獨家庭關注支持的數據和意見建議，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眾對失獨家庭現狀的了解c思考。具體如下：
1.大眾了解失獨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眾對失獨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強對失獨家庭社會支持研究的重要內容。調查顯示，47.19%的人選擇以網絡了解失獨家庭有關信息，其次為電視（41.38%）、紙質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過其他方式了解失獨家庭信息的比較少。可見，普通大眾獲取失獨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的，其中網絡、電視、紙質媒介等方式占有較大比例，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網絡信息技術發展，網絡已經成為大眾了解失獨家庭信息的重要載體。
2.大眾對困擾失獨家庭因素的思考。調查結果顯示，大眾認為困擾失獨家庭的因素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其中68.40%的人認為源自心靈的創傷成為失獨家庭最大的困擾；63.10%的人認為是缺乏子女關懷；43.10%的人認為是社會關注度不夠，難以感受社會溫暖；34.70%的人認為是物質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認為是國家政策撫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認為是周圍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認為是其他困擾。
通過調查分析發現，失獨家庭首先面臨的是心理上的沖突，其次是物質生活上的困擾，社會大眾認為得到心理上的撫慰疏通比在物質生活、社會關注度和國家政策方面得到的關懷更為重要，當然所有這些因素對于失獨家庭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眾對影響失獨家庭走出心理陰霾因素的思考。調查顯示，普通大眾認為影響失獨家庭走出心理陰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缺乏及時的心理疏導（65.67%）、社會關注與支持度不夠（52.6%）、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49.15%）、社會各方壓力（46.05%）。然而，現今對失獨家庭心理救助的機構十分匱乏，且失獨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為專業，因此解決影響失獨家庭走出心理陰霾的主要因素――及時的心理疏導較為困難。此外，國家政策的不完善、社會關注支持度不夠、社會壓力等也影響失獨家庭走出心理陰影。
（二）大眾對失獨家庭與社會支持方面的思考。具體如下：
1.“抱團取暖”的社會支持方式。調查顯示，有60.24%的人認為“抱團取暖”的方式對失獨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種方式，有利于失獨者加強溝通與交流，相互心理撫慰，盡快走出心理陰霾；僅有15%的人認為這種方式不太好。
2.政府與社會對失獨家庭的社會支持。調查顯示，社會大眾認為政府與社會對失獨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與失獨者權益保護等相關的政策法規（64.66%）、整合社會資源加強社會關注與支持（41.24%）、開展針對失獨群體的專項的心理疏導和志愿者服務（40.14%）、其他方式（7.21%）。
調查表明，要加強對失獨家庭的社會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針對失獨家庭的政策法規，解決其后顧之憂，使這些失獨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養，也從側面證實針對失獨家庭的養老問題舉措力度不夠。其他措施，依次為整合社會資源構建針對失獨家庭幫扶的多元支持體系、提供專門的心理疏導和志愿服務等。
三、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構建的反思與建議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要構建完善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加強對失獨家庭的社會幫扶和支持，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拓寬大眾了解失獨家庭的渠道。隨著獨生子女家庭的不斷增多，失獨家庭的隊伍也逐漸龐大起來，構建完善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變得尤為重要。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完善依賴于普通大眾的廣泛參與，因此拓寬大眾認識了解失獨家庭的渠道成為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構建完善的關鍵。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對于失獨家庭有關信息的傳播渠道在“失獨者”許可的前提下要多種多樣，采取互聯網、新媒體、紙質媒體、電視等多種形式，使社會大眾廣泛了解，進而關注參與到對失獨家庭的支持幫扶中來。
然而，失獨家庭是個較為敏感的話題，私密程度很高，受社會文化的影響，部分失獨者往往不喜歡被公開報道，不愿受到周圍人的特殊看待。社會大眾雖然想了解與幫助失獨家庭，但卻很難獲得關于失獨家庭的詳細信息。因此，可以通過建立失獨家庭信息庫，設立失獨家庭社會幫扶站，搭建失獨家庭與社會大眾溝通聯系的平臺，采取隱秘的手段對失獨家庭進行多對一的支持幫扶。這樣既能增加社會大眾對失獨家庭的了解關注乃至加大幫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護失獨者隱私。
（二）深入了解失獨家庭的需求狀況。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按照從低到高分別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和歸屬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為安全的需求，具體表現在個人安全、家庭安全、財產安全等；愛和歸屬需求包含親情、友情、愛情等精神支撐，人對情感需求往往勝于對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會對自己的認可；自我實現需求是最高等級的需求，就是要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實現自我的超越，受到社會廣泛認可。
調查顯示，失獨家庭存在物質生活幫扶、心理疏導、社會關注認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獨家庭的需求是分層次的，一些較為富裕的家庭失獨后，物質生活滿足不是問題，最為突出的是缺乏愛的歸屬；一些主要依賴于子女生存的失獨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質生活的滿足成為最大的問題，生理的需求遠大于社會認可和愛的需求。因此，要構建完善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首先要獲取失獨家庭詳細信息，了解不同失獨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社會支持。
（三）構建完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具體如下：
1.完善對“失獨家庭”的政策法規支持。政府在構建完善失獨家庭社會支持體系上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也理所當然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對于育齡夫婦的生育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失獨家庭”的產生也是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伴生現象，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幫扶“失獨家庭”；另一方面，從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的角度，政府也應當給予其支持和幫扶。
調查顯示，政府對“失獨群體”的社會支持應包含養老金的補貼、提供特殊養老保險、加強就醫補助、建立專門服務于失獨者的養老院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法規。現有的政策法規中，沒有專門針對“失獨家庭”這個群體的，僅有我國于2001年頒布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其中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但是，對于這個“必要的幫助”究竟是什么樣的標準且如何施沒有作明確的說明。
隨著失獨群體越來越龐大，失獨家庭問題越來越突出，近年來，一些政府部門逐漸地關注這一特殊群體，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計劃”，為失獨家庭提供養老保險、疾病身故保險、意外傷害身故保險、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等，重點解決這些家庭的養老和醫療困難，真正保障這一群體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因此，對于完善失獨家庭的政策法規，應從經濟、養老、醫療等多方面給予規定，明確責任主體、保障內容、實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項制度實施落地生根，解決失獨家庭憂慮。
2.整合社會資源，構建多元社會支持體系。據調查顯示，失獨家庭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心靈創傷、社會關注、物質生活上，面對失獨家庭的普遍問題，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關鍵要整合社會資源幫助失獨家庭解決問題。
首先，要構建以社區為依托的“失獨家庭”家園，社區是失獨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園。社區要利用自身優勢，加大對失獨家庭關懷，提供各種社區服務，開展各種社區福利活動包含各項保險、精神文化活動、心理輔導、人性關懷等，給予失獨家庭更多的幫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體，感受集體溫暖。
其次，發揮親戚鄰里朋輩的作用，這個群體對失獨家庭有著特殊的意義，也是與失獨家庭接觸最多的群體，要發揮其與失獨家庭的天然密切聯系優勢，幫助開導和關懷失獨者，使其盡快走出心理陰霾。
最后，整合社會大眾資源加強對失獨家庭的幫扶支持。社會大眾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種途徑增加失獨家庭與社會大眾聯系，發揮社會大眾幫扶支持作用，開展各種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進行專業的心理輔導和物質幫助，使失獨家庭盡快融入社會，幫助走出心理陰霾，提高其社會適應力。
3.提升失獨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學上內外因辯證關系的原理告訴我們，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關鍵，固然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支持對于失獨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提升失獨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獨家庭交流平臺，提高互助的能力。
調查研究發現，對于失獨家庭來說，心靈創傷是失獨家庭最大的困擾，心理輔導和心理傾訴是失獨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關部門要盡快幫助失獨家庭建立起與外界的交互聯系，通過網絡新媒體等方式，搭建失獨家庭群體與外界的聯系，使失獨家庭在社會交往中獲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轉換心理狀態。此外，特別是要搭建“失獨家庭”之間長效化的溝通交流渠道，以便開展各種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動。調查研究也顯示“抱團取暖”的方式對失獨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種方式，有利于失獨的父母盡快走出心理陰影。
失獨家庭的無能感、無力感是他們的負面經驗所致，是與環境互動的結果。較低的自我效能感導致失獨家庭與社會脫節，隨之獲取社會資源的機會減少，不利于失獨家庭走出心理陰霾，由此造成一種惡性循環。政府和社會要盡快介入到失獨家庭物質和精神生活世界，對失獨家庭進行物質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獨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讓失獨家庭開放懷抱、擁抱快樂。
【參考文獻】
[1]穆光宗.獨生子女家庭的權益保障與風險規避問題[J].南方論叢，2009（3）
[2]謝啟文.增能：解決失獨家庭問題的新視角[J].人口與發展，2013（6）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2
［關鍵詞］ 社會調查； 職業編碼； 數據質量
Methods and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Social Surveys
Ren Liying1 Qiu Zeqi2 Li Li1 Yan Jie3
(1.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mistakes in the coding process of occupations in survey research are.unavoidable. Coding operations can take various form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as centralized coding and decentraliz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work sites, or as manual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coding tools. Thus, combin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four coding methods: manual centralized coding, manual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entralized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so most Chinese surveys employed the first two coding methods: interviewers carrying out co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or experienced coders performing the coding within the survey organization after data collection.
When choosing coding methods, survey practitioners usually have three factors in mind: cost, time efficiency, and coding qualit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onsite coding by interviewers is cheaper and quicker than coders centralized cod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quality of these two coding methods,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a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isting coding method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coding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ding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differ greatly. Regarding the most detailed coding with 595 categories,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are identical. Even for simple coding with only eight 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ill makes up only threefourths.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ding quality. In addition, interviewers background and coding experience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oding difficulty which also have an effect on coding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ver interviewers onsite occupational coding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rigorous social surveys, especially when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are needed,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coding. Moreover, si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is so important to the collection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commended: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interviewers text recod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and chec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ding proces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he cod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ders work. These sugges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urveys.
Key words：social survey; occupational coding; data quality
職業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廣為應用的重要變量，對于研究中國改革進程中的社會變遷尤為關鍵。在國內許多重要研究項目中，如社會流動、社會分層、公民素質等，職業變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構成或影響因素。
近年來國內對社會經濟信息的重視使社會調查業在中國得到蓬勃發展，個人職業狀況幾乎是每個調查中必定要采集的信息。這些調查或采用訪員分散編碼，或采用編碼員集中編碼，對職業信息進行分類處理，然而對于職業編碼的質量卻鮮有報告或經驗性研究。
本文運用“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初訪調查中收集的受訪人職業信息，對訪員手工分散編碼和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兩種方式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期望能為職業編碼方式的選擇提供經驗性依據，并尋求計算機輔助調查(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CAI)模式下提高職業編碼質量的途徑。
一、 職業問題的編碼方式
在嚴謹的社會調查中，為了采集到詳實的職業信息，一般都采用開放式提問，要求訪員如實地記錄受訪人的回答，并在數據采集完畢后，再根據權威或普遍的職業分類標準創建編碼列表，培訓并組織編碼員將文本信息轉化為數值型的職業代碼，提供給研究者使用。這種編碼方式由于使用了專業的編碼員，且進行統一指導和及時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編碼質量，因而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這種編碼方式的缺點是成本較高，且時效性差。與之對應的另一種編碼方式是在數據采集過程中由訪員在采訪現場或在完成單個采訪任務后按照調查機構事先提供的編碼表，對問卷中開放問題的回答進行及時分類。這種方式雖然降低了編碼成本，增強了時效性，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質控措施，不得不以降低編碼質量為代價。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人們總是期待可以使用計算機自動編碼。一套設計完善的編碼系統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減少用時和提高編碼信度。計算機自動編碼方式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計算機輔助編碼(ComputerAssisted Coding, CAC)，這種方式需和編碼員手工編碼結合使用。當編碼員遇到編碼困難時可以向CAC系統求助，CAC系統會根據編碼員輸入的信息給出一系列編碼建議。另一類方式可以稱為全自動編碼。編碼員將受訪者的應答信息直接輸入系統中，軟件會自動對其分配編碼，對于無法匹配編碼的信息則由系統退出，轉為人工編碼。計算機自動編碼方式已廣泛應用在美國、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人口普查職業信息編碼中。
綜上所述，社會調查中職業問題的編碼方式有兩種分類方法： 一種是根據編碼的地點及時間分為集中編碼和分散編碼。一般來說，集中編碼都發生在調查結束后，由專業編碼員來完成；而分散編碼則發生在調查進行中，多由訪員來完成。另一種是根據編碼工具的使用分為手工編碼和自動編碼。手工編碼中，編碼員主要依據自己對職業的理解和對編碼列表的掌握情況來選擇職業編碼；而自動編碼則是借助職業編碼軟件進行全自動或輔編碼。于是，在這兩個維度上形成了四種基本的編碼方式(見圖1)，即手工集中編碼、手工分散編碼、計算機輔助集中編碼和計算機輔助分散編碼。
計算機輔助編碼技術目前在中國尚未得到開發和應用。由于中國當前職業特征多樣，職業分類復雜，更是增添了該項技術開發的難度，在短時間內很難應用到實踐中來。因此，目前國內社會調查中職業問題編碼主要采用的是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和訪員手工分散編碼。
二、 職業問題的編碼質量
對于職業問題的編碼質量早在社會調查興起之時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們的注意。
首先，一系列研究顯示，職業變量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編碼誤差。例如，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關于職業問題的編碼誤差為13.5%，同一年美國人口普查對職業問題的編碼誤差也高達13.3%。針對這一問題，兩國都采用了新的編碼質控程序。在瑞典1975年的人口普查和美國1980年的人口普查預調查中，都成功地將誤差降低了約8個百分點［1］238。近幾十年來，盡管有多種編碼方式的混合使用，但關于職業信息編碼質量的評估報告卻較少，目前只發現在美國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RTI) 1991年的一項研究中報告職業信息的編碼誤差為21%［2］315。
研究者們對職業信息編碼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后果進行了探討?；趥鹘y的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一些研究發現職業信息編碼信度(reliability)會受到編碼員自身的影響。為了評估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開放性問題的編碼質量，研究者們抽取了一部分樣本，邀請5名經驗豐富的編碼專家對這些樣本涉及的8個開放式問題(其中包括職業問題)進行編碼，并計劃將其編碼結果作為標準，用來評估此次人口普查的編碼質量。然而，在對5名編碼專家的編碼結果進行分析后發現，這些編碼結果不僅因編碼員不同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即使同一編碼員的編碼也有較大的變異性。如職業編碼，編碼員間的變異比例(betweencoder variability)為28.4%，而編碼員自身的變異比例(withincoder variability)在7.1%至10.9%之間不等。而且職業問題的編碼結果在測試的11個問題中變異性最高［3］。
訪員實地(采訪進程中或采訪結束后)對職業問題進行編碼的方式也比較常用。研究者們對兩種方式的編碼質量進行了比較研究，然而意見卻很不一致。有研究發現，在職業問題編碼上，專業編碼員比實地采訪員更容易達成一致標準，但總體來說兩者的差別不大［4］。有研究證明，在降低編碼員關聯方差(correlated coder variance)上，使用訪員編碼要優于使用專業編碼員，同時，兩種方式的編碼精確度沒有明顯區別［5］。另有研究發現，訪員實地編碼的變異性平均占應答總體方差的3%，而編碼員編碼則只有0.6%［6］，因此采用訪員實地編碼方式要謹慎。此外，也有證據顯示訪員實地編碼會對采訪行為產生負面影響［7 8］。
國內對于社會調查方法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政府、商業和學術的調查機構對于職業信息的編碼都設立了一定的規范，但尚未有任何一項研究對編碼誤差進行公開報告，也沒有發現其他有關編碼質量的實證研究。可以說，國內對職業編碼質量的研究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
三、 數據來源及職業編碼方案
(一) 數據來源
以往關于問卷調查中職業編碼質量的研究多采用實驗方法。這種設計雖然可以很好地控制目的，但卻很難將結果推論到真實的調查實踐中。同時,實驗結果也常常會受到小樣本量的限制，致使一些必要的統計分析無法正常進行。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全國概率樣本跟蹤調查――“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CFPS是國內首次應用計算機輔助面訪調查技術(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的全國性綜合跟蹤調查數據平臺，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設計實施的一項旨在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決策提供第一手實證數據的重大社會科學項目。作為探索性的嘗試，該調查在2010年初訪調查中對職業問題的編碼采用了記錄詳細職業信息和訪員分散編碼的雙重保障方式；在調查結束后，還對收集到的職業問題數據(文字描述)組織編碼員進行手工集中編碼。
CFPS實地采訪問卷中對于目前有工作的成年受訪人共設計了5道有關職業的問題：
G303您現在主要是在哪個機構工作？
G304 您現在工作單位的名稱？
G305 請問，您現在主要工作的機構屬于？
G306 您的職業是 。
G307 您的職業屬于哪一類？
其中，G303和G305為封閉式選擇題，G304和G306為開放式問題，G307則是訪員在CAPI系統下根據CFPS職業代碼字典進行查詢，對受訪人的職業和行業進行現場編碼。訪員在記述G306的回答時，采訪系統會給出提示： (1) 如果受訪者有多份工作，請詢問占用時間最多的工作；(2) 請詳細記錄受訪者的主要工作，填寫具體內容： 工作部門＋工作職責/工作內容＋工作崗位/工種名稱。
CFPS進行初訪調查問卷的設計時，國家統計局尚未公布最新的職業分類體系(GB/T 6565 2009)，而當時的職業分類體系(GB/T 6565 1999)已不能完全體現近十年來我國職業發展的狀況。所以,CFPS初訪調查的職業代碼借鑒了“中國社會跟蹤調查”
中國社會跟蹤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與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合作，自2003年開始的全國性綜合社會調查項目。 的職業分類標準，在GB/T 6565 1999的基礎上進行了修訂，包括8大類共計595個職業代碼。
(二) 訪員實地編碼
CFPS在2010年度的初訪調查共使用了438名訪員，這些訪員大多數來自本次調查的目標區縣，并且都參加了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為期6天的集中培訓，其中包括關于職業代碼分類的專門培訓。在職業代碼分類培訓中不僅詳細講解了職業代碼的分類框架，還傳授了在CAPI系統中快速查找職業代碼的技巧，并對一些分類的難點進行了舉例說明和現場演示。
作為CAPI環境下訪員實地編碼方式的首次嘗試，這次調查對編碼系統的設計采用了簡單的查詢法，在采訪界面上呈現為樹形結構(見圖2)。訪員編碼時本著“先大類、后細類”的原則，首先確認受訪人的職業屬于哪一大類，然后可以逐級點擊，最后確認四級代碼為最終代碼。此外，在訪員培訓中強調訪員在編碼感到含糊時要“多追問，問細節”，以獲取足夠的編碼信息。同時也建議訪員使用鍵盤而非鼠標的方式進行操作，以減少錯誤點擊，并加快操作速度。
(三) 編碼員集中編碼
編碼員集中編碼工作開始于數據采集完畢后。編碼員來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編碼流程上采用了雙向獨立驗證并判定(Twoway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with Adjudication)的質控方式［1］240。
在第一輪編碼中，兩個編碼員(A和B)根據具體的職業描述、工作單位名稱和工作機構屬性信息，采用背對背的方式，對每一個受訪者的職業信息進行編碼。在這一輪編碼中，如果兩人編碼結果一致，則確定為最終職業代碼（OC1）；如果不一致，則將這些條目提取出來，進入下一輪編碼。
第二個階段選用經驗較為豐富的編碼員(C)，由其一人對這些不一致的條目進行獨立編碼，如果其編碼結果與前一輪編碼結果中的一個保持一致，則確定該編碼為最終職業代碼（OC2）；如果三人編碼結果均不一致，則由專業的研究人員(D)根據編碼員編碼、訪員實地編碼以及相關的輔助信息進行判定，從而形成最終的職業代碼（OC3）。因此，對于每一個職業問題條目，其最終代碼的確定要經過2―4個編碼員的判斷，從而達到對編碼質量進行控制的目的。
四、 訪員實地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比較
不出所料，編碼員集中編碼表現出了較好的編碼信度。在第一輪編碼結束后，兩個編碼員有76.4%的結果達成一致，經過第三個編碼員的確認編碼，一致率提高到91.4%，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職業編碼需要由研究人員進行最終判定。
然而，編碼員的編碼結果與訪員實地采訪時的編碼結果卻有較大的分歧。我們將所有編碼結果根據職業分類標準分為一到四級編碼(一級碼為最基本的分類，四級碼為最精細的分類)，并且以編碼員達成一致的一級編碼
職業編碼所采用的分類標準共有類，但軍人和無職業者不適用于該問題，因此沒有列入在此項分析中。 為分類標準來計算各級編碼的一致比例，結果見表1。
總體來看，兩種編碼方式在四級碼上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結果是一致的，隨著編碼類別的減少，一致的比例也逐漸加大。如在二級和三級碼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結果相同，而在職業大類的一級碼上，一致率可以達到四分之三。
分職業類別來看，從事農、林、牧、漁、水利業的生產人員在各類有職業信息記錄的受訪者中人數最多，約占一半。同時，這一類別內職業詳細情況的編碼一致率也最高。尤其在一級的大類編碼上兩種方式的編碼結果一致率高達99.35%，在最為精細的四級編碼上也有一半以上的相同比例。
與之相比，人數比例占第二位的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對其具體職業的編碼結果則不甚樂觀。在四級碼上只有6.05%的編碼結果相同，即使在一級的大類碼上一致率也只有38.02%。對于其他職業大類內的四級精細具體編碼，其結果的一致率也大多低于50%。
雖然有經驗的調查人員對訪員實地編碼方式可以列舉出諸多缺點，但卻很少能夠如此直觀地發現訪員實地編碼結果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存在如此大的差異。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兩種方式的結果不同？我們是否可以認定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要優于訪員分散編碼呢？
五、 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因素
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因素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影響因素來自于訪問過程，如訪員所記錄下的職業信息量、訪員編碼時的態度以及訪員編碼的經驗等。無論是編碼員集中編碼還是訪員實地編碼，其編碼質量都會受到訪員記錄下來的職業信息的影響。一方面，這反映了訪員了解受訪人職業狀況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是編碼員集中編碼的重要信息來源和憑據。因此,職業信息越豐富，兩者的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本項研究對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字數進行了統計，并以此來測量職業信息的豐富程度。數據顯示,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平均字數為5.76，最大值為24，最小值為1。
訪員編碼時的態度可以用訪員編碼的時間來測量，我們假定工作認真的訪員所用的編碼時間會相對較長。這項指標在傳統的紙筆方式的問卷采訪中很難獲得數據，然而由于CFPS采用計算機輔助采訪系統，系統可以自動記錄下每道問題的采訪用時。本次調查中，訪員對職業問題進行實地編碼的平均用時為26秒。我們認為訪員在編碼時所用的時間越長，其編碼結果和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越有可能取得一致。
分析發現，訪員對職業信息的編碼數目從1個到271個不等，但平均下來每個訪員大約會對36個受訪人的職業信息進行編碼。我們假定訪員編碼的經驗會隨著編碼次數的增加而上升，為此我們對每個訪員所完成的需對職業進行編碼的問卷依據完成時間進行排序并賦予序號，序號越大意味著該訪員的編碼經驗越豐富，從而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類影響因素與訪員自身的背景有關，我們主要選取了訪員的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三個變量。本次調查中，有28.2%的訪員是女性。訪員的平均年齡是28.2歲，最小為18歲，最大為51歲。其中，擁有大專學歷的占36%，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9%，而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僅占15%。經驗上認為年齡大的訪員、男性訪員以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訪員在職業方面的知識較為豐富，編碼質量也會相對較高。
第三類影響因素與職業本身的編碼難度有關。表1展示了不同職業大類下編碼結果的一致率有較大差異，這意味著這些職業大類下的具體編碼難度不盡相同。例如對于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的編碼一致率最高，這可能是因為這類職業編碼相對容易。因此，在分析中以第五職業大類(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為參照組，對不同的職業分類進行控制。
為了考察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級別的職業編碼上的表現，我們控制了職業類別的影響，分別對每一級別下兩種方式的編碼是否一致的結果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在第一類影響因素中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字數至關重要。訪員記錄下的字數越多，兩種方式的編碼質量越好，結果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在控制其他變量影響的情況下，訪員多記錄一個字，在二級編碼上結果一致的可能性會提高10個百分點，一級編碼上會提高5.5個百分點，三級編碼上會提高8個百分點。然而這個變量在四級編碼上則效果不太明顯，這意味著在精細的職業編碼中，除職業信息的詳實程度外，其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訪員職業編碼經驗在進行初級的職業編碼時雖然沒有什么作用，但在高級別的職業編碼上顯示了顯著的影響，證明訪員編碼經驗越豐富，在進行精細的職業編碼時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越接近。但由于訪員接觸到的職業編碼條目較少，編碼經驗在訪員身上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然而在本次調查集中編碼時，平均每個編碼員會對大約3 000條職業信息進行編碼，編碼員豐富的編碼經驗意味著更好的編碼質量。
相比之下，訪員實地編碼用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影響
我們懷疑訪員實地編碼用時過長，可能會在記錄職業描述信息時偷工減料，從而間接影響到兩種方式編碼結果的一致性，然而附加分析發現這種猜測并沒有得到數據支持，因此沒有反映在模型建構中。 。
對訪員自身背景因素的分析顯示，性別和年齡兩個變量的作用基本與預期的相同，尤其是在進行精細的高級別的職業編碼上，男性訪員確實比女性訪員表現出更好的編碼質量，在精細的四級編碼上，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男性訪員的編碼結果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訪員高出27個百分點。同時,年齡較大的訪員也表現出一定的優勢，在四級編碼上，訪員每年長一歲，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會增長3.4個百分點。
然而，訪員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非像我們預料得那樣簡單。在較粗略的低級別的職業編碼上，教育差別并沒有明顯地反映在編碼數據質量的差異上，甚至在三級編碼上，受教育程度高的訪員反而更容易出現與編碼員集中編碼不一致的情形，但在進行精細的四級編碼上，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訪員顯示出了明顯的優勢，與集中編碼結果取得一致的可能性遠遠大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訪員。
職業類別在分析中既是影響因素，也是控制變量。與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的職業相比，其他類別的職業確實顯示出較高的編碼難度，從而導致兩種方式編碼結果不一致的可能性較高(結果未報告)。同時，在控制了職業類別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訪員的編碼信息、編碼經驗以及自身素質對編碼質量的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概括，信息、經驗和素質是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重要因素，三方面因素對于精細或粗略編碼上的作用不盡相同。對于粗略的職業編碼，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最為關鍵，信息越多，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然而在進行精細的職業編碼時，訪員自身因素也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編碼經驗和訪員素質都會直接影響編碼結果的一致性。
六、 結論及提高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設想
采用訪員分散編碼的方式對社會調查研究人員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一方面，這種方式成本低，時效強；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使用專業編碼員時所遇到的信息不足及編碼員關聯方差的問題。
然而，本研究顯示，該種編碼方式的數據質量令人擔憂。和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相比，在精細的四級職業分類編碼上，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結果相同，即使在最為粗略的一級職業分類編碼上，結果相同的比例也只有四分之三。
在精細編碼上出現的差異，主要受到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量、訪員編碼經驗及訪員自身素質的影響；在粗略編碼上的不同，則主要與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量有關。分析也顯示，不同的職業類別也顯示出不同的編碼難度，造成兩種方式的編碼結果不一致。
由于沒有判斷所有職業編碼對錯的絕對標準，我們不能直接判斷哪種編碼方式的數據質量更好。然而，研究發現訪員的素質和編碼經驗對于精細的四級編碼數據質量非常重要。但在訪問實施過程中，對訪員因素的控制難度較大，提高訪員實地編碼質量不易實現。相比之下，采用集中編碼的方式可以對編碼員進行篩選，編碼員不僅會受到編碼工作的專業培訓，并且可以接觸大量的編碼條目，從而積累豐富的編碼經驗，加上編碼過程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的質控手段，我們可以推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數據質量要更可靠。因此，在嚴謹的社會調查中，特別是在精細的職業編碼上，建議采用編碼員集中編碼來獲取更好的職業編碼數據。
研究結果還肯定了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對于職業編碼的重要性，因此應該加強對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行為規范，盡量采集到準確編碼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時，在編碼員編碼過程中也要加強質量控制，從而在信息輸入和處理過程兩方面來保證編碼數據的質量。
在計算機輔助調查中，這些建議可以得到有效實現。具體地說，可以考慮從三個角度來改進職業編碼： (1) 調查前對訪員加強職業編碼的培訓，使訪員明白編碼所需的重要信息，確立訪員對職業信息的記述規范。(2) 在調查執行的同時組織編碼員進行集中編碼。計算機輔助調查的優勢之一就是調查數據可以在采訪當天傳送到總部，這樣可以及時將職業描述信息提取出來，組織編碼員開始編碼。實時的集中編碼有兩個目的： 一是可以及時發現職業信息記述含混及難以歸類的條目，并請訪員協助補充信息；二是作為數據質量監控的手段，可以提醒或干預訪員遵守職業信息的記述規范。(3) 除了采用雙向獨立驗證并判定的編碼流程外，還要加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質量監控，對編碼效率和質量進行定期評估。較為簡單的做法就是借用計算機輔助調查系統，將職業分類說明作為幫助文件，以方便編碼員查詢，然后利用下拉菜單選擇代碼或直接輸入代碼的方式進行編碼。計算機輔助調查系統可以記錄下編碼員每個條目的編碼用時，同時也可以及時導出數據進行編碼結果的比較和判定，從而為定期的質量和效率評估提供數據基礎。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職業問題編碼的數據質量，還可以加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時效性，并且提升編碼效率，降低編碼成本。
［參 考 文 獻］
［1］ P.Biemer & L.Lyberg,Introduction to Survey Quality,New York： Willey & Sons,Inc.,2003.
［2］ P.Biemer & R.Caspar,″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Survey Operation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Vol.10,No.3(1994), pp.307 326.
［3］ L.Lyberg,Control of the Coding Operation in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Some Contribution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1981.
［4］ P.Campanelli, K.Thomson & N.Moon,et al,″The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L.Lyberg, P.Biemer & M.Collins,et al(eds.),Survey Measurement and Process Quality,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1997,pp.437 453.
［5］ J.Martin, D.Bushnell & P.Campanelli,et al,″A Comparison of Interviewer and Office Coding of Occupations,″http：//省略/sections/srms/Proceedings/papers/1995_195.pdf,2011 09 20.
［6］ M.Collins & G.Courtenay,″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eld and Office Coding,″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Vol.1,No.2(1985), pp.221 227.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3
【關鍵詞】殘疾人 社會救助
殘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某種組織、功能喪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喪失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人。殘疾人群體具有經濟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貧困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等特征。這些特征都源于他們自身的缺陷和社會對他們的偏見、不公平的待遇等。以上原因導致他們心理壓力大，對生活和前途往往持消極心態。
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其他社會主體對于遭受自然災害、失去勞動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給予物質幫助或精神救助，以維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種措施。社會救助制度在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在保障國民的基本生活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殘疾人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殘疾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實施物質幫助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系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子系統，它主要是通過救災、扶貧等手段來保障救助對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殘疾人社會救助包括對殘疾人的生活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等。
一、阜陽市殘疾人社會救助的現狀
據2009-2010年全市殘疾人基本情況調查顯示，我市現有各類殘疾人61萬，占總人口的6.1%，涉及全市五分之一家庭200多萬人口。這是一個數量眾多、特性突出、特別困難的群體，是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重點人群。“十一五”期間，在全市各級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我市殘疾人事業“十一五”綱要提出的目標任務全面完成，殘疾人事業有了長足發展，殘疾人狀況明顯改善。
全市有60956名貧困重度殘疾人享受到普惠加特惠的生活特別救助。95%以上的殘疾人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150889名殘疾人參加社會保險或基本養老保險，并享受到政府補貼。全市已經建立各類殘疾人康復機構8個，有2499名聾啞、智障、腦癱、孤獨癥兒童得到康復訓練救助。完成白內障復明免費手術19439例，醫療救助貧困精神殘疾人4080名。免費發放輔助器具3568件。市殘疾人康復研究中心、假肢站、輔助器具中心、低視力康復部相繼建立。全市現有特教學校6所，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逐年提高。新建殘疾人就業服務機構9個，殘疾人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示范基地7個，免費培訓殘疾人3871名。5000名有就業愿望和就業能力的殘疾人享受到“萬人千元就業工程”的創業扶持?；鶎託埣踩私M織建設進一步加強，全市171個鄉鎮（街道）、251個社區全部配備了殘疾人專職委員，1722個村委會指定有殘疾人助理員。殘疾人工作者培訓制度化。五類殘疾人專門協會活動日益活躍，工作機制進一步完善。開展了殘疾人基本信息登記。開展第二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證》核發工作，為13.2萬名申請領證的殘疾人免費發證。
二、阜陽市殘疾人社會救助存在的問題
在“十一五”期間，我市殘疾人事業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殘疾人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殘疾人總體生活狀況與社會平均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殘疾人在基本生活、醫療保障、康復、教育、就業、住房、社會參與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困難，社會救助的力度還有待加強。歧視殘疾人、侵害殘疾人合法權益的現象還時有發生。
（一）殘疾人社會求助水平較低
殘疾人是典型的弱勢群體，多數殘疾人是依靠政府補貼和社會救助來維持生活需要的?，F有的社會保障政策雖然對殘疾人改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幫助有限。阜陽城區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月人均150元。另根據我省頒布的《2011年貧困重度殘疾人生活特別救助實施辦法》第四、五條的規定：凡在我省城鄉享受低保待遇的重度殘疾人均有權享受生活特別救助待遇，城鎮、農村貧困重度殘疾人每人每月按50元的標準救助。由上可知殘疾人每人每月最多領取的補助金為200元，遠低于社會平均生活水平。
（二）救助內容不全面，救助力度有待加強
由于殘疾人身體精神的殘缺，其醫療支出一般遠遠高于正常人，對許多輕度殘疾人而言，往往接受過特定的康復或醫療之后就可以恢復正常，但很大比例的輕度殘疾人由于經濟困難的原因，耽誤了醫療與康復，因此，殘疾人醫療救助還應該包括針對殘疾人的特殊救助措施。阜陽市目前采取的救助措施，大多集中在對殘疾人的生活救助、普通醫療救助、就業救助、教育救助等幾個方面，而殘疾人所需的救助內容遠遠不只這些，還應有權利救助、心理救助等。由于缺少這些救助內容，并且社會救助制度中也沒有提及相關的內容，使一些需要救助的殘疾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及時有效的救助，并長期處于貧困狀態。
（三）殘疾人就業層次低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殘疾人改善生活狀況、平等參與社會生活的基礎。雖然我市對殘疾人開展了創業扶持計劃，鼓勵殘疾人自主創業，但是大多數的殘疾人由于殘疾的影響和外界障礙，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就業較其他人群存在更多的困難和問題。他們往往只能從事一些較低層次的工作，擔任不了較高層次的工作。這使得殘疾人群體的就業層次處于較低水平。
（四）殘疾人社會救助工作的社會環境欠佳
人們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待殘疾人仍有偏見，歧視。主要表現在：對殘疾人的工作不重視不關心，使得殘疾人社會救助工作滯后于整個社會，并且社會救助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比較困難；人們對殘疾人的關心少，扶殘救殘意識也不是很濃厚。殘疾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不受人待見，殘疾人的合法權益也經常受到侵害。
三、完善阜陽市殘疾人社會救助的對策
（一）加大對殘疾人社會救助的財政投入力度
政府要加大對殘疾人社會救助的財政投入，完善殘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重殘的低保家庭給予重點救助?？茖W制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殘疾人等貧困者置于社會安全網之中，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時，對殘疾人的生活救助金也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物價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地提高，以抵消物價上漲給他們生活帶來的影響。另外殘疾人社會救助也要和殘疾人教育、醫療、就業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根本上消除殘疾人群體貧困的現象。
（二）擴大殘疾人社會救助的內容
加強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擴大社會救助的內容。按照重點保障和特殊扶助的要求，研究制定針對殘疾人特殊困難和需求的社會保障政策。例如：建立殘疾人法律救助體系，為殘疾人普及法律知識，做好殘疾人法律服務工作。在他們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另外，政府和殘聯會應積極與一些有權威的醫院、心理機構合作，努力為殘疾人提供心理上的輔導和一些特殊的康復治療，使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快速的康健。
（三）提高殘疾人的就業層次
首先要保障殘疾人受教育平等的權利。殘疾人和我們正常人一樣有享受受教育的權利，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身體的缺陷而把他們擋在知識的殿堂之外。相反，我們應該集合全社會的力量，積極地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夠享受到文化知識帶來的不一樣的力量。同時，要加強特殊學校的學科建設和專業建設，豐富教育內容，發展更加適合殘疾人學習和掌握的技能，進而提高我市殘疾人的專業技能和素質。其次，加大對殘疾人的勞動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政府和殘聯組織在對殘疾人進行勞動技能培訓時，要加大培訓的力度，擴大殘疾人的知識面，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努力為殘疾人創造一個能夠實現自我的平臺。同時，要調整結構穩定集中就業政策，嘗試推進殘疾人就業工作向鄉鎮延伸，積極探索建立專業化的殘疾人就業培訓隊伍，為每位殘疾人提供個性化的就業培訓與指導服務。這也有利于促進殘疾人就業工作的開展。
（四）營造良好社會氛圍，消除對殘疾人的歧視
民政、殘聯等相關部門要加強對人們的思想教育，加大宣傳力度，努力消除社會對殘疾人思想觀念上的歧視和排斥，為殘疾人事業及殘疾人自身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平等的社會氛圍。同時，也要加強對殘疾人的心理疏導，讓他們從心理上慢慢減少自卑感，使殘疾人有參與社會和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熱情和信心。
參考文獻
[1]李迎生，孫平，張朝雄.中國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現狀及完善策略[J].河北學刊.2008.05.
[2]梁穎佳.遼寧省殘疾人社會保障政策實施效果及對策建議[D].大連理工大學.2014.
[3]劉敏，鮑仁國.殘疾人社會保障問題探析――以江蘇省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01.
[4]彭程熙，劉曉鳳.淺談殘疾人社會救助問題――以湖南省長沙市為例[J].文藝生活：下旬刊.2011.09.
[5]周慶行，張新瑾.殘疾人社會保障：問題與對策[J].理論探索.2008.05.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4
關鍵詞：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對策
社會責任感是一種基于道德心理范疇的內驅性個人情感，集中體現在個人對國家、社會、公民群體主動施以積極有益作用的精神和義務履行的意愿。自1985年素質教育提出以來，我國各階段各層次教育都以德育作為人才培養的主要出發點與立足點，使社會責任感潛移默化成為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內涵產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影響的多維度滲透與市場經濟的日趨完善，使當代大學生逐漸發生價值取向認知異化，社會責任感弱化現象不容忽視。因此，如何結合當代主流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對照發現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存在問題，提出相應引導對策，已成為亟待解決的時代命題。
1 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
為徹底了解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現狀，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采取了問卷調查的方法。在問卷設計方面，主要圍繞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的認知、目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發展態勢和大學生社會責任感表達途徑三個維度設置問題。2015年1月，在沈陽農業大學和遼寧石油化工大學隨機抽取樣本并發放問卷600份，回收有效問卷559份，調查結果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通過對統計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總體上呈良好態勢，絕大多數大學生能深刻理解社會責任感的內涵，有著較強的社會責任感，積極響應國家與社會的政策理念，并能通過多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但同時也存在以下不容忽視的問題。
1.1 對于社會責任感認知不明確
當前，我國大學生在表達社會關注行為發生時，往往存在盲目性，究其原因，通?？梢缘贸鲆环N類醫學的行為條件反射結論。經常是在社會暴力、權力瀆職、經濟分配不合理、法制弱勢等刺激發生后的一種應激，缺少認知背景和知識背景的支撐，屬于感性層面情緒，而非理性層面思維。在問卷調查中，針對“你是否了解社會責任感的內涵和范疇？”這一問題中，有52.3%的同學選擇了“不了解”，有37.2%的同學選擇了“比較了解”，有10.5%的同學選擇了“非常了解”（見表1）。
1.2 社會責任感從意識層面到實踐層面的斷裂
目前，針對社會上發生的一些責任感缺失的事件，許多大學生都會通過各種媒體積極了解，多數大學生還會借助媒體進行評論，譴責事件中表現出的“負能量”現象，激發自身高度社會責任意識。但當事件發生在身邊，尤其對自身帶有一定威脅情況下，絕大多數大學生卻選擇了視而不見。暴露出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從意識層面到實踐層面的斷裂。針對“公共場所內看見小偷扒竊你會怎么做？”這一落實到具體實踐觀上的問題中時，有40.5%的大學生選擇“裝作沒看見”，38.3%的大學生“偷偷提醒受害者”，只有21.2%的大學生選擇“立刻站出來制止”（見表2）。
1.3 社會責任感取向具有趨利性，自我責任意識強于社會責任感
當前，我國大部分大學生在表達社會責任感時更側重于自我責任的實現，更加注重個人或家庭等小范圍義務的履行，突出強調個人利益的重要性，進而忽視了國家利益，導致大學生社會責任感中國家倡導理念與個人實現的矛盾。這一現象在大學生人生目標規劃方面表現明顯。針對“在對人生目標的規劃上，你是如何設計的？”這一問題，有45.9%的學生選擇了“獲得優越的經濟條件”，有28.2%的學生選擇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實現個人理想”，有19.7%的學生選擇了“致力于國家建設、科技學術研究”，有6.2%的學生選擇了“暫時沒有人生目標規劃”（見表3）。
1.4 主人翁意識欠缺，社會責任效能較低
社會責任效能是指行為人在自己履行社會責任時對自己能否成功進行這一領域特定成就行為的主觀判斷，它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個體的動機與行為，支配個體對行為的控制與調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人們對社會責任感意識的提高。當前，大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達社會責任，但表達途徑往往存在平民化參與趨勢，很少發揮主人翁意識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導致大學生社會責任效能較低。針對“你經常通過哪些途徑表達社會責任？”這一問題，選擇“參加學生會組織或社團舉活動”“參加志愿者服務隊傳遞愛心”和“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的學生分別占67.3%、48.2%和32%，而選擇“參與地方人大代表選舉”“參與民主監督、民主參政議政”和“聽取政府工作報告”的學生只占了12.1%、25.8%和6.2%（見表4）。
2 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2.1 社會轉型時期與全球化帶來的影響
近年來，由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在國內的臻于完善化發展，使部分大學生無法正確判斷經濟增長與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論斷之間的關系，逐漸陷入了被利益所掩蓋的責任驅使誤區，社會責任被個人責任逐漸取代。另外，加之20世紀后半段多元文化主義和西方思潮的不斷入侵，也使我國大學生不斷面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腐朽文化的侵蝕，出現了個人功利色彩濃烈的價值取向異化，導致我國部分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弱化。
2.2 應試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
應試教育指脫離社會發展需要，違背自然發展規律，以應付升學考試為目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隨著考試競爭壓力及就業壓力的不斷增大，我們普遍認為，現存教育模式明顯存在著應試教育的傾向。應試教育環境下，升學率、錄取率、就業率成為學校教學質量的唯一衡量標準。導致教育主旋律偏重于知識灌輸與業務實踐，人文教育、德育教育、法制教育邊緣化趨勢明顯。使得社會責任感在學校教育環境下概念化、孤立化、透明化。加之目前高校政治理論課存在授課方式單一、理論模塊陳舊等弊病，使得在校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模糊，社會責任感普遍缺乏。
2.3 家庭教育的慣性影響
唯親是中國家庭教育的濃厚色彩，而21世紀以來，中國式家庭教育開始步入隔代撫養時代，更加使唯親理念突出作用于教育客體價值觀形成這一重要階段。這一時期，家長往往過度強調血緣與家庭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而忽視引導對于個體與社會依存關系這一科學論斷的認識。導致青少年根深蒂固的認為責任感是建立在家族血緣之上，而非社會成員基礎之上。另一方面，當代大學生絕大多數出生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之后，獨生子女較為普遍，長期生活條件的優越性導致當代大學生缺乏奉獻精神、責任意識與危機意識，嚴重阻礙了大學生責任感的形成與發展。
3 提高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思路與對策
3.1 改革教育體制，為大學生責任意識確立奠定基礎
良好的教育體制是大學生確立責任意識的基礎。目前，我國各階段學校教育偏重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所謂的素質教育完全被異化成為掩蓋減負和增加實踐環節的純概念。因此，全面提高大學生責任感，必須以改革教育體制為前提。首先，確立政治理論課在高校教育中的先導地位，切實實現高等教育先育德、再育智的功能，為廣大青少年開辟社會責任意識認知渠道；其次，提高高校政治理論課師資力量，優化高校政治理論課授課方式，使理論引導更易吸收，更易被學生接受；最后，落實高校輔導員職業化、專業化。將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培養貫穿始終，為培養當代大學生社會責任感保駕護航。
3.2 提高大學生自身思想境界，形成強烈社會責任感觀念
當代大學生代表了集中體現了我國主流思想文化，這就要求大學生在不斷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同時，拓寬自己的視野，以大局觀考慮問題，明確自己作為社會公民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生活中，徹底摒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樹立遠大目標，時時刻刻將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擺在首位，將社會責任感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3.3 搭建社會實踐平臺，拓寬大學生社會參與渠道
增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更要借助政府和學校這兩大媒介之力。一方面，政府要大力開門納諫，為大學生提供社會活動平臺，通過完善民主評議、民主監督、民主決策等渠道開通大學生參與社的大門，深化社會責任感內涵，提升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實效性；另一方面，學校應當多措并舉，努力拓寬大學生落實社會責任的渠道，鼓勵大學生從事義工、志愿服務等形式活動，積累社會責任感，升華社會責任意識。
3.4 充分利用校園文化資源，多維度推進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培養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5
對鄭州四十二中初中三個年級的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有效問卷791份，有效率為98.9%。詳細記錄了791人的個人信息、家庭狀況、社會交往、意識認知、學習教育等內容。通過對問卷的統計得出以下數據：單親家庭為47份，占總人數的6.01%；獨生子女家庭為410份，占總人數的51.88%。希望從中了解中學生的心理狀況，及其產生的原因與影響層面。
二、調查與分析
1.家庭關系方面。單親家庭是指由于夫妻間的離異、分居、喪偶等變故造成的特殊家庭。單親家庭中學生更容易沮喪、自卑、怨天尤人，對生活缺乏信心，陷入深重的精神困境。
單親家庭的家長對孩子的管教往往走向溺愛和嚴酷兩個極端。從前者來說，有些單親家長認為對自己的孩子有歉疚感，補償意識十分強烈。他們往往盲目地遷就孩子，對他們缺乏必要的管教和約束。從后者來說，有些單親家長“望子成龍”心切，對孩子要求過于嚴格，“行為和話語時常傷及孩子的自尊”與完整家庭相比高出近12個百分點，造成孩子自尊心的受損和逆反心理的增強。極端性教育的結果導致單親家庭中的“問題學生”增多，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調查中發現獨生子女的父母文化水平普遍高于非獨生子女，他們是大專和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分別為父：34.71%，母：28.42%，文化程度與教育方法有著一定的聯系。父母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注重孩子的教育，方法也更加科學。父母更加理解中學生，更懂得他們的需求，更能夠從中學生的角度考慮問題，和中學生的交流更加融洽。
2.人際交往方面。從調查數據上顯示，單親家庭的中學生在人際交往中總體上是正常的，與他人溝通順暢、相處融洽。單親家庭在構成上有缺損，所以單親家庭的中學生更需要從其他地方尋找家庭文化補償。在人際交往方面，單親家庭中學生的情況不如完整家庭中學生。單親家庭中學生更敏感、偏傲、孤獨，與同學交往時往往會出現問題。一方面對同學有許多的戒備心理，認為同學自私、太斤斤計較，不夠友善、隨和、易交往，或者很少與同學交往（這幾個比例均高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另一方面自我感覺人際關系融洽（92.10%）。我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單親家庭中學生由于家庭構成缺失，造成了不信任他人，疏遠他人的現象，同時對交流質量的要求不高，從而出現了調查結果中較為矛盾的結果。教師應起到同學們之間交往的紐帶作用，真情友愛的風氣會讓單親家庭的學生感到生活中充滿著陽光。
獨生子女較于非獨生子女更能接受個體的差異，對于新鮮和異己的事物，獨生子女的接受力顯然優于非獨生子女。這應該得益于獨生子女的父母的強化自然個性的教育，這種教育使得中學生對其他的個性認為是合理的，即使這種個性自己并非十分的贊成。
調查結果顯示對于獨生子女來說，沒有兄弟姐妹這種特定的人生經歷，并沒有對獨生子女中學生的社會交往狀況帶來不利的影響。相反，與同齡的非獨生子女相比，獨生子女中學生的社會交往能力更強、更合群、好朋友更多、孤獨感更少。其原因正是由于獨生子女渴望與人交流，并把類似非獨生子女對兄弟姐妹的關心、愛心用在朋友身上，促進了他們的社會交往。有人把這種現象稱為“社會交往補償”現象。
3.意識認知方面。社會認知是指個人如何看待他人（包括這些人的內部心理狀態），以及如何看待與他人有關的自我，也就是說，個人如何了解、理解并概括客觀世界，特別是其他人。調查表明，現代中學生對社會的認識主要源于文化媒體。社會輿論對中學生的社會認知具有引導的作用。當社會輿論普遍呼吁打擊犯罪和“道德品質”時，中學生對社會的認識就有了很大的偏向性，46.84%的中學生認為犯罪是很恐怖的事情，并且有50.53%的中學生認為在工作中最為重要的是道德品質。涉世未深的中學生對社會還存在著一定的恐懼，認為社會是個“變化莫測的地方”占本次調查總數的46.26%。因此，各類大眾傳媒應增強社會責任感，把推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為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創造良好輿論氛圍。發揮各自優勢，積極制作、刊播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公益廣告，增加數量，提高質量，擴大影響。
當面對困難挫折和不良行為時，獨生子女較非獨生子女表現出一些消極、膽怯，對社會的認識更加理想化、美好化。這與家庭環境有很重要的聯系，獨生子女在家中受到的呵護比較多，仿佛是溫室里的花朵，與非獨生子女相比顯得有些脆弱、唯美、理想化，抗壓力的能力也較低。但這些特征只是表現出一種傾向，問題并不突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與社會接觸的增多，以及在學校與同齡群體的交往，自身價值觀逐漸建立并完善，而大眾傳媒對中學生的影響會逐漸減弱。
從總體上看，獨生子女中學生的社會化狀況與同齡非獨生子女基本一致，二者之間的相同之處遠遠多于不同之處。在同齡非獨生子女的參照系下，獨生子女中學生的社會化發展是正常的，他們身上并不存在與非獨生子女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們并非為一代“問題兒童”。
4.學習教育方面。根據統計現代中學生與父母、朋友談論最多的事情都是學習，且有51.69%的中學生感到學習壓力很大?？梢哉f，學習對于中學生來說是一座大山。這就需要強健的體魄和健康的心理。數據表明，中學生因為學習壓力大，有很大一部分不經常參加課外活動。特別在初三階段，中考的存在使得54.63%的中學生認為學習壓力較大，他們認為自己每天的全部時間幾乎都被拴在“課桌之上”。因此，我們建議社會和學校應多關注中學生的身心健康，適當地減輕中學生的學習壓力。素質教育不應再是一句空話，傳統的填鴨式應試教育，已經影響到了中學生心理的健康。我們已經看到有七成的中學生感到孤獨，生活沒有意義。因為如果過大的學習壓力超過了中學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話，容易導致中學生心理問題，中學生犯罪也可能成為并發癥，由此所引起的社會問題是不容小覷的。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家庭關系、人際交往、意識認知和學習教育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從中了解到鄭州四十二中的學生心理狀況整體良好。
1.在家庭關系方面，大部分家長與中學生之間的關系親密，交流頻率正常，狀況良好，其中單親家庭的家庭環境與完整家庭相比差距很大，單親家庭的家長對孩子的管教容易走向溺愛和嚴酷兩個極端。單親家庭應該得到社會的承認，得到社會的更多幫助與關注。獨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環境與非獨生子女的生活環境相比差距不大，獨生子女父母較之非獨生子女父母更注意家庭教育的方式和內容，更能注意到孩子的個人心情和其他事情。
2.在人際交往方面，大部分中學生的人際關系狀況是良好的。他們認為身邊大多數同學是友善隨和的，有心事樂于向朋友訴說，對待朋友的差別和彼此的矛盾采取誠懇和包容的態度，注重朋友之間的情誼。其中單親家庭的中學生在人際交往中總體上是正常的，與他人溝通順暢、相處融洽。但單親家庭中學生的人際交往情況不如完整家庭中學生。單親家庭中學生更敏感、偏傲、孤獨，與同學交往時往往容易出現問題。獨生子女較于非獨生子女更能接受個體的差異，對于新鮮和異己的事物，獨生子女的接受力優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在社會交往中整體較為自信且容易相處。
3.在意識認知方面，大部分中學生無論是對個人認知還是對社會認知都比較迷茫和不知所措，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不明確，定位不清晰。其中單親家庭中學生與完整家庭青少年相比更渴望在物質上、精神上獲得成功。單親家庭的中學生對現在的生存現狀普遍不滿，迫切希望改變現狀。獨生子女較非獨生子女在面對困難挫折和不良行為時容易表現出一些消極、膽怯，對社會的認識更加理想化、美好化。從總體上看，獨生子女中學生的社會化狀況與同齡非獨生子女基本一致，二者之間的相同之處遠遠多于不同之處。身上并不存在與非獨生子女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并不屬于所謂“問題兒童”。
社會調查研究范文6
關鍵詞:共青團;社會實踐;協同育人;調查研究
一、高職共青團社會實踐育人功能分析
高職院校共青團工作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肩負著對青年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使命。一直以來，高職共青團將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大學生在第一課堂之外，走向社會、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的重要方式，其育人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加強思想道德修養
作為實踐中的社會實踐，與其他實踐樣式的重要區別是，社會實踐與“社會”密不可分:是以社會為場所、為對象，以加強與社會聯系為目的的實踐。而大學生在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時，往往以團隊的形式開展，這就要求個體拋開個人主義，發揮集體主義，實現人的整體性，從而達成目標。大學生在其中可以獲得思想道德的直接體驗，這也是社會實踐最重要的德育功能。另外，從社會實踐的設計來說，方案中本身就蘊含著德育理念，如“西部計劃”“蘇北計劃”等志愿服務類的社會實踐都是“志愿”“助人”等倫理的社會實踐樣式，實際效果表明，這些經過設計的實踐樣式具有較好的德育效果。
(二)提升團隊凝聚力
在以團隊為單位開展的社會實踐中，社會實踐本身能夠有效促進個人與團隊的關系，活動中，每個人必須學會合作、妥協、溝通、情緒管理等，大學生通過社會實踐與人進行接觸，必須學會人際交往，語言表達能力也得到相應提高，加速“社會化”，團隊凝聚力也得到提升。
(三)培養學習創新能力
社會實踐具有維度廣的特點，形式多樣，這就需要參加社會實踐的大學生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能夠通過不同的學習渠道和方式學習，在面對困難時更要求學生具備整合知識的能力，主動思考，發揮創新能力，解決問題，順利完成實踐內容。另外，社會實踐為大學生提供尋找差距、規劃未來方向的機會。
(四)增強服務社會能力
大學生通過社會實踐能夠有效完善自身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在了解國情、感受社會巨大變化的同時，能夠增強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同時，社會實踐能夠給大學生帶來成就感，從而增強服務社會的信心和能力，為社會創造價值?？梢哉f，社會實踐能夠有效催化大學生對于社會責任感從認知到感受再到認同。
(五)提高就創業核心競爭力
社會實踐讓大學生直面就業創業市場，讓其了解行業和企業發展，獲得第一手職業信息，能夠讓大學生增強對未來工作崗位的感性認識，針對自己的不足，結合特長，彌補差距，增強自身競爭力，進行科學的職業規劃，尋求終身事業發展。
二、高職共青團社會實踐育人功能的現狀調查
課題組成員于2016年9月對常州科教城5所高職院校的高職生開展了高職共青團實踐協同育人情況的問卷調查，調查問卷共發放250份，回收有效問卷245份，有效回收率為98%，同時結合專題座談和個別訪談，其調研情況如下:
(一)調研對象的基本情況
男女比例分別是21.3%和78.7%，其中，普通學生占47.6%，學生干部占52.4%。大一、大二、大三學生比例分別是61.2%、18.4%和20.4%。
(二)大學生對社會實踐滿意度評價
在詢問對自身社會實踐滿意程度時，有45.4%的大學生表示滿意，50.3%的大學生表示一般滿意，僅有4.3%的學生表示并不滿意，而表示滿意的學生基本都是學生干部。
(三)大學生對社會實踐功能的認知情況
對于參加社會實踐的必要性，大學生們給予了高度的認可。45.2%的人認為“應該參加，是必修課”，54.3%的人認為“值得嘗試一下”。在調查大學生對社會實踐的功能認知方面，學生根據參加的社會實踐，勾選有助于獲得能力的項目中，“志愿服務活動”“實踐教學活動”和“專業實習活動”的認同度處于前列，分別為81.2%、66.2%和60.5%。同時，大學生們對目前學校開展的社會實踐活動普遍認同，一方面，是大學生對社會實踐活動認知水平在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形式多樣的社會實踐活動實際取得成效的體現。同時，有98.2%的學生認為社會實踐對以后的就業和個人成長會產生深遠影響。在問及大學生對社會實踐提升個人能力方面的排序依次為:人際交往能力、實踐能力、語言表達、組織協調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
(四)社會實踐育人存在的主要問題
調查根據大學生參加的各類社會實踐活動的興趣，詢問了被訪者社會實踐育人方面存在的問題，“缺少與所學專業知識相關聯的實踐活動形式”“開展活動時忽略個體差異性”和“并不關注活動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實際作用”三項為最高，分別為44.8%、40.8%和35.4%。這一方面表明，大學生對于社會實踐的期待值和成效很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當前社會實踐育人中瓶頸很明顯。
(五)社會實踐育人需要改進的情況調查
就高職院校多年來在社會實踐協同育人方面取得的成效作了說明，同時詢問了被訪者就所處年級的情況，提出改進意見，結果依次為:綜合能力培養、實踐基地建設、實踐活動設計、教學實踐聯動管理、班團建設和頂崗實踐服務等，分別為63.2%、43.5%、40.8%、39.5%、36.7%和31.3%。
(六)企校合作背景下，加強社會實踐育人工作情況
調查從企校合作出發，詢問被訪者在社會實踐育人方面有何建議，給出了以下幾項建議:“多走進企業開展社會實踐”“多開展專業技能方面的社會實踐活動”“根據企業崗位所需能力開展相關實踐活動”和“開展的社會實踐活動由企業導師參與設計”，所占比例分別為72.1%、68.1%、65.3%和42.2%。由此可見，大學生在進行社會實踐時已經為自己的職業發展進行規劃，積極為就創業做準備。
三、高職共青團社會實踐育人功能實現的途徑
(一)頂層設計，統籌安排
社會實踐并非課程教學的輔助手段，也并非團委一個部門的工作，有必要將其納入整個高職人才培養計劃，需要各高職院校統一管理，頂層設計，統籌安排，教務處、人事處、科研處、宣傳部、團委、各院系要聯動起來，建立全校性質的大學生社會實踐領導機構，負責協調全校各部門、各單位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
(二)明確實踐的主體地位
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必須尊重大學生的主體地位，關注他們的需求，根據學生的訴求設計活動方案，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以確?；顒映尚?。第一，從活動覆蓋面上下工夫。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校動員，讓每一個學生享有社會實踐的機會。而不將實踐活動主體局限于學生干部、學生黨員和社團骨干。可從實踐學分獎勵、經費保障等方面著手。第二，從申報形式上進行改進。通過自上而下布置和自下而上申報相結合。一旦立項，給予相應經費，安排指導教師，對于取得優秀實踐成果的項目后期另外給予獎勵。第三，跳出項目申報的誤區。解放思想，承認大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尊重學生的興趣，允許跨專業、跨年級進行項目申報，打破傳統系與系之間惡性競爭帶來的弊端，實現社會實踐項目開放式申報。
(三)與專業課程相結合
一方面，要將社會實踐活動納入教學計劃，設置學分，給予工作量考核，這樣會更好地發揮社會、企業和學校之間的協同，專業教師在指導社會實踐活動時也會更加負責，實踐的效果也會更好。另一方面，根據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大一、大二和大三各有側重點，社會實踐也會各有側重，通過培養專業興趣，提升專業技能，培養以專業服務社會的責任，能夠更好地實現社會實踐與就業的對接。
參考文獻:
［1］趙博，林正航，鄭云峰，李博洋．高校社會實踐成果及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以清華大學“五個結合”社會實踐育人成效為例［J］．大學(學術版)，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