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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紙粽子范文1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公司治理;經理人薪酬
機構投資者是否影響公司治理，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極大興趣，但研究視角和結論并不統一。由于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作用難以直接衡量，有一大批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通過公司特殊事件，比如反接管提案、經理人薪酬設計、并購與研發支出等進行深入研究。與之前的“短期主義和股東消極主義”不同，這種研究更加關注機構投資者的異質性，更加關注股東積極主義及其效果。本文在機構投資者類型劃分的基礎上，綜述了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特殊事件的影響;結合有關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內外部條件，構建了基于事件視角的機構投資者與公司治理研究的邏輯框架，旨在刻畫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和局限性的基礎上，為我國機構投資者研究提供參考。
一、機構投資者類型
目前，基于機構投資者類型來研究其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即重視機構投資者的異質性，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機構投資者都愿意并有能力發揮監督作用，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由于自身特點和投資理念的差異，其投資偏好和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可能不同。因此，合理區分機構投資者類型是進一步檢驗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效果的研究基礎。機構投資者與被投資公司是否存在現有或潛在的商業關系往往影響其監督效力，Brickley et al. (1988) 據此將機構投資者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那些與上市公司只存在投資關系的機構投資者，即壓力不敏感型(也被稱作壓力抵制型)機構投資者。通常認為只有他們才能夠堅持自己的投資理念，不受短期目標影響，著眼于長期回報，有動機參與公司治理，監督管理層，并從公司治理活動中得到更大的收益;另一類是那些對公司業務存在依賴關系的機構投資者，即壓力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由于他們不想破壞其與被投資公司的關系，而往往采取中庸或支持公司決策的態度。
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具有不同的投資行為特征和投資偏好，Bushee(1998)根據機構投資者過去的投資行為特征(交易頻率和投資組合多元化程度)，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短期型——偏好多樣化的投資和頻繁的組合變動，一般會采用“買好賣壞”戰略;長期型——偏好均衡投資、不輕易變動投資組合，即注重關系投資、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量;準指數型——偏好多樣化的投資，但相對不輕易變動投資組合，即消極的、在更大的范圍內實施投資戰略。
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Almazan et al.(2005)根據監督成本的不同，將機構投資者劃分為潛在的積極的機構投資者和潛在的消極的機構投資者。潛在的積極的機構投資者，如獨立的投資咨詢公司和投資公司，相對于潛在的消極的機構投資者，如信托銀行和保險公司，通常具有的特征:(1)擁有更多的技術員工，以便于收集信息;(2)投資方面面臨更少的監管和法律約束;(3)與公司有較少的商業關系。Gillan & Starks(2007)認為積極的機構投資者不僅包括那些試圖在不改變公司的控制權情況下，積極改善公司管理和運營不合理方面的機構投資者，而且還有兩類極端的情況:一類通過買賣公司的股份來顯示對公司重視的機構投資者，另一類采取接管和杠桿收購的形式來達到改變公司治理目的的機構投資者。
Chen et al. (2007)從機構投資者持股時間和持股比例兩個維度，劃分不同的機構投資者類型，研究何種類型的機構投資者會對公司實施監督，緩解股東與經理人的利益沖突。研究表明，只有獨立的持股比例高的并進行長期投資的機構投資者才能對公司實施監督，緩解股東經理人之間的沖突;短期型持股比例小的以及不獨立型機構投資者，不會對被投資公司實施監督。Bushee， Carter & Gerakos(2008)根據在投資決策和交易過程中機構投資者是否偏好治理機制較好的公司，將其劃分為治理敏感型和治理不敏感型。治理敏感型的機構投資者偏好選擇治理機制較好的公司進行投資，對于治理不敏感型的機構投資者來說，公司治理并不是其投資和交易決策的決定因素之一。其中Brickley et al. (1988)，Almazan et al.(2005)和Chen et al. (2007)的機構投資者分類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后續很多文獻都是以它們為基礎研究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二、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特殊事件的影響
目前，不少文獻的研究基于機構投資者的類型差別，從反接管提案、經理人薪酬、并購與研發支出等方面，對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實證檢驗了機構投資者的參與是否使上市公司反接管提案更合理、薪酬機制安排更恰當、并購決策更科學、R&D在企業投資決策中地位更重要，從而使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提高了公司價值。
1. 基于反接管提案視角。機構投資者對于反接管提案的態度，是機構股東行使投票權的表現之一。基于已有文獻的研究，機構投資者與反接管提案之間的關系比較模糊，一些文獻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在反接管提案事件中能夠發揮直接或間接的監督作用。Brickley et al.(1988)開創了機構投資者分類研究的先河，并且在此基礎上研究投票權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得出壓力不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積極監督反接管提案。Agrawal et al. (1992)以反接管提案為視角，檢驗了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的兩類假說——積極監督假說和消極監督假說。其研究結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不小于5%)和各種類型提案的財富效應存在正相關性，從而也支持了Shleifer & Vishny(1986)的觀點——認為大股東的存在能夠更好地監督管理層的行為。此后，Borokhovich et al. (2000)等的研究也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積極地對反接管提案實施監督。
另一些文獻研究表明不同法律形式的機構投資者對反接管提案有不同反應。Van Nuy(1993)發現與被投資公司不存在商業聯系的機構投資者相比，銀行和保險公司積極支持管理層發起的反接管提案，這主要是由于控制權收益低于由商業關系所帶來的好處。除此之外，Borokhovich et al. (2006)通過反接管提案宣告前后的超額回報率的變化，驗證機構投資者對被投資公司監督的有效性，研究發現只有持股比例高且與被投資公司不存在商業關系的機構投資者才能有效的監督公司的反接管提案。
綜上所述，可知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以及其與被投資公司之間的商業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機構投資者對反接管提案的態度。
2. 基于經理人薪酬視角。經理人薪酬是協調股東與經理人利益沖突的強有力工具，機構投資者的存在能夠對經理人薪酬結構調整施加重要的影響。David et al. (1998)認為壓力不敏感型機構投資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管理層薪酬的水平，并提高了中長期激勵部分的比重，而其它類型的機構投資者則不存在此類影響。Hartzell & Starks (2003)以1992-1997年1500家美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股權集中度與經理人薪酬的績效敏感性正相關，與經理人薪酬水平負相關，充分說明機構投資者的監督能夠緩解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Gallagher et al. (2006)在Hartzell & Starks (2003)的基礎上，重新檢驗了機構投資者在監督經理人薪酬方面的角色。他們認為機構投資者的監督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機構投資者持股增加了股票和期權收益、提高了工資和薪酬水平。然而，更高工資與更高的股票和期權收益相伴，其結果降低了工資占薪酬的比例;更高的薪酬水平來自于期權收益的增加。Khan et al.(2005)從理論的角度，驗證了機構投資者所有權集中度和分散程度對經理人薪酬結構的影響?？傊?，機構投資者可以對被投資公司經理人薪酬政策產生重要影響，使經理人與股東目標趨于一致。監督成本阻礙機構投資者對經理人薪酬結構的調整發揮作用。Almazan et al.(2005)認為，當機構投資者有較低的隱性監督成本時，機構投資者對經理人薪酬績效的敏感性和補償水平的影響更高;同時發現潛在的積極的機構投資者有監督公司管理層的優勢。
基于以上文獻，機構投資者在降低經理人的成本、提高效率，以及加強經理人激勵方面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如果機構投資者聘請了外部經理人來管理，那么外部經理人員在公司經營過程中的行為取向并不一定符合機構投資者股東的利益，機構的外部經理人員有可能與被投資公司合謀。Levitz & Jennifer(2006)研究發現共同基金經常支持被投資公司經理人薪酬計劃，并且阻止其它不贊同薪酬計劃的股東，表明共同基金參與公司治理反而增強了股東與經理之間的利益沖突。
3. 基于并購視角。并購是企業實現迅速擴張的途徑，對公司價值有持續的影響。股東與經理人效用函數的不一致，使得經理人在企業投資決策過程中有可能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實施可能有損于企業價值的并購活動(Jensen & Meckling，1976)，經理人的機會主義加重了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以股東提案為視角研究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股東提案是建議性的沒有強制約束力，經理人未必會按照股東的建議行事;另一方面，如果經理人采取股東的建議，那么這些提案將會是保密的。近年來，一些學者通過并購事件這個新視角來研究機構股東積極主義對公司治理的影響，認為并購事件最能夠清楚地刻畫機構股東積極主義行為的效果(Lily Qiu，2006)。
機構投資者監督公司并購活動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實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結論。Qiu (2004)認為公共養老基金能夠減少被投資公司經理人實施收購的可能性，并且認為機構投資者投資組合周轉率的大小對并購業績沒有影響。與之相反，Gaspar et al.(2005)發現短視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更可能被收購，并且會得到相對于長期的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而言更低的收購溢價。短視的機構投資者較弱的監管使得經理繼續實施損害公司價值的收購活動。針對以上兩種不同觀點，Chen et al.(2007)通過并購事件發現，只有獨立的長期的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并購后的業績相關，其它類型的機構投資者不存在監督效應，而且該類型機構投資者降低了效應為負的并購發生的可能性。
機構投資者持股內生性問題，一直是研究機構投資者在并購中的影響效應的焦點。通常被并購目標公司的股東常常能夠從高的并購溢價中受益。因此機構投資者有動力尋找潛在的被并購目標公司作為投資對象。Jorion et al.(2005)認為機構投資者具有信息優勢，因此，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更易成為被收購的對象。Lily Qiu(2008)在改進Hotchkiss & Strickland (2003)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控制了機構所有權內生性后，發現大型的公眾養老基金能夠減少壞的并購，有大型的公眾養老基金持股的公司并購后的長期業績會更好，其他類型機構股東的存在會起到負的作用或沒有影響，這與Qiu & Wan(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
4. 基于研發支出視角。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的研發決策的影響以及效果，各學者的觀點尚未統一。Baysinger et al.(1991)，Hansen & Hill (1991)，Wahal & McConnell (1997)認為研發支出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正相關。Wahal & McConnell(2000)研究了1988-1994年美國2 500家企業的機構投資者與企業投資性資本支出和研發支出的關系，其結果不支持機構投資者導致公司管理者經營短視之說，反而在行業水平上存在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投資性資本支出與研發支出存在正相關關系。Le et al.(2006)研究發現，無論是實施長期穩健投資戰略還是快進快出戰略的機構投資者，對研發支出與公司業績之間的關系都會有直接的影響。研發支出能夠對公司的股票價格產生重大的影響，從而保護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并增加他們的收益(Tihanyi et al.，2003)，這些研究支持機構投資者積極監督被投資公司的研發決策。
但也有不少學者持不同的觀點，Berrone et al. (2005)以西班牙公司為樣本，考慮了大股東的類型，發現銀行機構持股比例與研發投資密度負相關，非金融公司持股比例與研發投資密度正相關。Samuel(1996)通過對1985-1990年美國557家制造業企業的研究指出，機構投資者的股權對企業的資本支出有正效應、對企業的研發支出有負效應、對企業的廣告支出沒有影響。此外，Chung et al.(2003)認為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的研發投資不存在影響，而Bushee(1998)則指出當公司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高時，他們能夠起到積極的監督作用，不會允許管理層通過削減研發支出逆轉公司的短期業績。但是，當機構的持股比例極高時，機構投資者的動量交易行為會隨著管理層削減研發投資可能性的增大而增多，即持股比例高的機構投資者對管理層研發支出的監督力度會隨著公司業績的變化而變化。
基于以上文獻的回顧，由于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在交易風格、對經理人的激勵、委托人、法律和監管環境、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這些也使得機構投資者的監督動機和能力不同;同時，機構投資者的監督作用難以直接觀測到，但是機構投資者會影響公司的反接管提案的通過、經理人薪酬政策、研發支出政策和并購決策等，這些活動是可觀測的，可以通過事件研究間接反映機構投資者的監督作用。
三、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內外部條件
限制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條件很多，包括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條件。相對美國而言，新興市場國家的機構投資者還不成熟，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需要一定的條件。比如法律制度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規定的放寬，投資者保護的增強，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的進一步規范化等。
1.股權結構。股權結構是決定公司治理結構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的股權結構決定不同的公司控制權分布，從而決定著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委托關系的性質，進而影響公司整體的治理效率。Khan et al.(2005)認為機構投資者的股權集中度越高，越愿意對公司實施監督。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其交易成本越高。隨著持股時間的延長，交易成本會越來越高，監督成本會降低。持股比例高并進行長期投資的機構投資者將能夠對公司實施監督和影響，并從中獲利(Chen et al.，2007)。
2.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制約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Chao Xi(2006)以中國的機構投資者為研究對象，認為在中國特殊的法律和現實背景下，機構股東積極主義受到多方面限制。所有權結構的高度集中，發行在外的三分之二的股票非流通，并且由兩到三個大股東持有;基金托管人股東與基金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基金經理的聯合行動問題;法律障礙，包括一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過基金凈值的百分之十;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的證券，不得超過該證券的百分之十;內部交易規則和持股披露規則等。Gillan & Starks(2007)認為法律制度的規定是限制機構投資者發揮其積極的監督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Seki(2005)以日本為例，發現隨著法律制度對機構持股比例的放寬，增強了機構投資者對日本公司治理的關注度，機構投資者更加積極對公司實施監督。
3.投資者保護程度。投資者保護程度是影響機構投資者進行投資的重要因素(Li et al.，2006)。Giannetti & Koskinen (2007) 基于國際的視角，研究發現投資者保護較差的國家的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國外投資，將較大的投資組合權重放在投資者保護較好的國家。Burkart & Panunzi(2006)發現，當投資者保護弱的時候，經理人更可能獲取私人收益，機構股東在持股比例一定的情況下，有動力增強對經理人的監督;如果經理人獲取私人收益的效應超過機構股東監督的效應，機構股東會增加持股比例。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機構投資者發展壯大，對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基于以上文獻可以看出:(1)機構股東積極主義不斷演化，積極主義的表現形式也越來越豐富;(2) 國外的研究已經區分了機構投資者的類型，大量文獻研究表明，只有那些對外部壓力不敏感型機構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時間較長的獨立型機構投資者才更有可能參與公司治理;(3)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如巧妙地運用反接管提案、經理人薪酬設計、并購和研發支出等事件，實證研究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及效果;(4)機構投資者持股和并購的內生性問題引起了關注。
關于機構投資者與公司治理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還存在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1)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作用機理的深入研究;(2)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內外部條件的研究。我國經濟具有轉軌加新興市場特征，與西方成熟市場相比， 我國資本市場的產生和發展時間較短，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嚴重的缺陷和自身的特殊性，如股權結構不合理、內部人控制和監事會失效等。
2000年中國證監會提出“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戰略以來，機構投資者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但仍需進一步的壯大。在我國資本市場迅速發展、股權分置改革完成、機構投資者不斷壯大、研究數據不斷豐富的今天，學術界加強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意義更加重大。機構投資者是否對公司治理，尤其是對股東與經理人的利益沖突問題產生了影響?產生了何種影響?在對待管理層提出的反接管提案以及高管薪酬設計、并購和研發等決策過程中，機構投資者的參與是否使反接管提案更合理、薪酬機制安排更恰當、并購決策更科學、R&D在企業投資決策中地位更重要，從而使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公司業績更好，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有待我國學者展開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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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紙粽子范文2
本文綜述了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的概念和具體內容、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表現形式，并簡述了研究不足及展望。
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職業；職業化
2001年，《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國家職業標準》明確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作為一種職業。在今天，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知識結構體系、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越來越規范，它作為一種職業正朝著更為職業化的方向發展。
一、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作為經營企業人才的人力資源管理者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企業人才素質的高低，其管理水平對企業乃至社會的績效起著關鍵性作用。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研究為推進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進程提供科學依據和理論說明，為人力資源管理者的培育提供思路。
2.現實意義
職業化管理體系具有很強的導向性和牽引性，經營者可據此選拔、培訓、評價、引導、淘汰人力資源管理者，從業者亦可以據此開展自身測評、改進、完善等各項工作以提升自身的職業化水平。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綜述
1.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的概念界定和具體內容
職業是從事一種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技能和行為規范，能依靠專業技能取得勞動報酬。職業化是將一種工作轉變為一種職業的運動過程，是一個職業發展成熟的標志。EliotFreidson（1973）認為人力資源管理專業人員職業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力資源從業者由于其擁有專業專長、關注生活質量以及為社會帶來利益，而獲得從事某種特定的工作、控制職業培訓和職業進入、確定與評價工作方式的專有權力。ElaineFarndale（2005）指出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需具備以下因素：具有強烈的組織認同感、控制職業進入和行為標準、行為道德準則、系統的知識體系、經過培訓和資格認證。宇衛昕（2005）認為人力資源管理者的職業化包含內容：具有人力資源管理的獨特專長；具有與文化、價值觀念相一致的管理理念；具有一整套的職業資格認證體系。
2.人力資源管理者研究職業化的內容和方法
對于職業化的研究內容主要體現在職業化管理體系上，研究方法主要使用了定性研究。歐洲在大范圍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人力資源部門職業化的測量因素。宇衛昕（2005）、姜進章、趙曙明（2005）構建了人力資源職業化管理體系。姜農娟（2008）構建了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評估指標體系，引導組織深入認識人力資源管理者的職業規范。史雪琳、孫閃閃（2014）構建了人力資源者職業化評價模型，并采用熵權模糊綜合評價進行實證研究。
3.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的表現形式
第一，嚴格的職業資格認證機制。英國的職業認定程序非常嚴格，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獲得人事管理協會的資格證書并成為會員，才有資格應聘人力資源管理者，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趙慶梅，2001）。第二，規范化的專業教育體系。如在高校開辦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及職業化培訓。歐洲的公司大都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學歷和學位有較高的要求，對高級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要求更高，如法國83%、西班牙68%、瑞典63%、英國7%的高級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具有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孫健敏，2000）。第三，市場認可。一是基于技能的薪酬水平認可，二是建立專業基于人才選拔的專業進入壁壘和基于道德約束的準出制度。第四，專業化的人員配置。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專業人員配置，對此歐洲各國非常重視，絕大多國家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員工人數在6人以上（孫健敏，2000）。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1.研究不足
學術界已有的成果對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問題的研究開展富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同時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一是理論視角不夠豐富。大多對職業化的含義及包含因素、表現形式、職業化管理體系等內容進行一般意義上的定性分析，且研究方法和思路比較有限。二是研究方法的實證性不強，現有成果多進行了定性分析，鮮有在實證基礎上的定量分析。這些不足表明，人力資源管理從業人員職業化問題仍是一個有必要進行全面深入的系統研究的課題。三是具體適用性不是太強。目前有些成果是通用性的職業化管理指標體系，而未針對某一行業、某一具體單位或某一管理層級或崗位。
2.研究展望
2002年，我國首次進行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管理職業資格認證，這標志著人力資源管理在我國由職業正走向職業化。但是在認定的過程中，出現了認證標準和認證管理主體單一，認證僅通過理論考試和論文攥寫，而缺乏對專業技能和過往績效的考察，資格證書職業區分度不高，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認同，未成為職業準入的必要條件。同時，對于現有職業道德、職業技能和職業行為達不到職業化標準的人力資源管理者，也未提供退出機制。因此，未來，在研究內容上，應加強人力資源管理者職業化管理體系的研究，包含職業化標準的建立，職業資格認證、選拔與評價體系、人才培育機制，人才準入和退出機制、職業化進程等內容；在研究方法上，應加強對于包含上述內容的定量研究和實證研究，為理論的發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實踐價值的成果。
作者：史雪琳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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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紙粽子范文3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 會計信息質量 透明度
一、機構投資者與信息披露透明度
許多學者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信息披露透明度成正比。信息披露透明度可以從企業會計信息、接收、解讀和擴散四個角度進行定性分析。是指企業披露信息的數量及頻率，如果企業信息多、頻率高，這說明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較高；接收是針對外部投資者而言，我國的外部投資者主要以散戶為主，但散戶的專業性相比機構投資者較差；解讀是投資者對企業披露信息的解讀。相對于一般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的專業性更強，他們具有強大的資金實力以及信息分析能力，對于管理層披露的財務會計信息，他們的甄別和解讀能力要高于一般投資者；擴散是指機構投資者通過網絡、電視和報紙等渠道將自己的研報傳遞給一般投資者。經過機構投資者分析后的信息更容易被一般投資者接收，在一定程度上對上市公司披露的會計信息起到了監督的作用。另外，上市企業為了再融資，往往會企業經營業績優異的信息，向市場傳遞經營狀況良好，進而吸引機構投資者的加入。Shleifer和Visliny（1997）發現機構投資者會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投票要求企業披露信息。丁方飛等（2009）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持股規模和參與持股家數能提高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
二、機構投資者與財務報告可靠性
財務報告可靠性主要與盈余管理程度有關，盈余管理涉及到企業的會計操縱，一般來講，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財務報告可靠性越低。會計盈余信息是公司治理機制中的重要參考指標。從國內外不同學者對盈余管理的定義可以看出，企業在對外披露會計信息過程中存在多種盈余管理形式，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私人利益，這與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中的中立性是相對的。對外財務報告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中立性，盈余管理背離了企業的中立性原則。鄧妍娑（2005）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在各行各業普遍存在，行業間并無明顯差異。我國資本市場利潤操縱行為較嚴重，引起了學者的重視。王化成等（2006）認為我國盈余管理程度之所以這么嚴重，是因為缺少機構投資者。我國集中的股權結構，導致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都由少數幾個大股東覺定，甚至是絕對控股股東決定。這些大股東有能力也有動機操縱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王琨和肖星（2005）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與關聯方資金占用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我國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參與到公司治理中，對公司經營運作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劉立國和杜瑩（2003）以被通告舞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從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等方面，對公司治理與財務舞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執行董事比例、內部人控制度與財務舞弊正相關。
國外對機構投資者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早。Grier和Zychowicz（1994）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桿呈負相關關系，他們認為這是機構投資者的潛在監督在起作用。Brent（2002）研究認為，機構股東傾向于發起和參與股東議案，有較強的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意愿。其持有的股份客觀上可以減少小股東的“搭便車”行為。
折紙粽子范文4
[關鍵詞]縱折后牙；粘結；再植；固定
[中圖分類號]R78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455（2012）09-0-0
后牙冠根完全縱折為臨床常見的一種損傷牙體、危害嚴重的非齲性疾病，它同時累及牙釉質、牙本質、牙髓腔、牙骨質及牙周組織，通常拔除患牙，再行義齒修復。目前，對冠根縱折后牙保存治療仍在不斷探索嘗試中。筆者通過對患牙拔除后，行體外根管治療，粘結玻璃離子，樁釘冠部固定，再植術及全冠修復的方法進行保存修復治療，獲得較滿意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選擇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口腔內科2007年1月～2009年11月門診診斷為后牙冠根完全縱折，折裂僅限于至髓室底或根上1/3，且未進行過根管治療，牙冠相對完整，牙周情況、口腔衛生良好，折裂時間在2周以內，無系統性疾病，能耐受局麻手術的患者，活髓牙或死髓牙均可，如為死髓牙，則根尖周病變X線透射影直徑≤2mm，患者有強烈要求保存患牙者，共40例（40顆），其中男24例，女16例，年齡24～68歲，平均46.82歲。其中上頜前磨牙4顆，上頜第一磨牙12顆，上頜第二磨牙6顆，下頜前磨牙3顆，下頜第一磨牙10顆，下頜第二磨牙5顆。折裂線上頜牙均為遠近中向，下頜牙12顆為遠近中向，6顆為頰舌向。所有患者同意接受保存治療并愿意接受失敗的后果。
1.2 方法：①局部麻醉下，用1%碘伏消毒，3%的雙氧水和生理鹽水沖洗干凈裂隙內的食物殘渣及異物，置棉球病牙頰舌側，再用牙鉗搖松后整體拔除病牙，勿用牙手挺或分根拔除；②將拔除的牙齒立即放到預先準備好的浸潤液（80 000U慶大霉素配100ml生理鹽水）中，用浸潤液的紗布包裹病牙即刻進行根管治療，裂線累及的根管不必充填，待后粘結時用玻璃離子充填；③將病牙的分離面用浸潤液擦洗、吹干，用調制好的富士Ⅱ型玻璃離子粘固定劑分別涂布分離面及充填髓腔、未充填的裂線上的根管，并按原牙固有外形粘結、固定10min至玻璃離子劑完全固化，刮除裂線上多余的玻璃離子劑；④在牙冠裂線水平垂直方向最凸點，各鉆一小孔貫通髓腔，用根管螺紋釘粘少許玻璃離子劑旋穿冠部固定，并磨除兩端凸出的螺紋釘部分及降低咬合面；⑤刮除牙槽窩病變組織，如無病變，則直接生理鹽水沖洗牙槽窩離體牙后，把患牙再植入原位，不必與鄰牙結扎固定，必要時縫合牙齦，并用牙周塞治劑保護牙周，檢查咬合，不讓與對牙合牙有接觸，以上過程需控制病牙離體時間在30min內；⑥醫囑軟食2周，用漱口液含漱1周，口服抗生素3天，10天拆除塞治劑，2個月后如無松動，全冠或連冠修復；⑦記錄各例縱折時間，治療中脫離牙槽窩時間，術后 6個月、1年、2年復查患牙功能、牙周、根尖周情況并攝X線片。
1.3療效判斷標準：①成功保存：患者無不適感，患牙咀嚼功能正常，牙齦正?；蜉p度炎癥，牙周袋深度
2 結果
2.1 140例中有4例失訪， 36例縱折后牙治療6個月、 1年、2年療效見表1。
2.2 6個月的成功保存率為100.00%（36/36），1年的保存率為88.89%（32/36）， 2年的保存率為80.56%（29/36）， 6個月、 1年、 2年的成功率比較， χ2=7.49，P=0.02。
2.3 典型病例：某女，42歲，訴右上磨牙咀嚼酸痛2個月，突發疼痛，不能咀嚼4天。檢查：26 遠近中向縱裂成頰舌兩部分，裂線穿髓腔底及根上1/3，露活髓，牙齦輕度炎癥，X線顯示無明顯異常。局部麻醉下按上述方法治療，隨訪2年，僅近中頰根尖顯示輕微吸收陰影，余無不適及異常（如圖1～13）。
3 討論
體外粘結再植是保守治療后牙縱折方法之一，筆者采用拔出患牙，即刻體外完成根管治療，用玻璃離子粘固劑粘結并復位，冠部橫向鉆通，插入根管樁釘輔助固定，再植入牙槽窩的方法。具有以下特點：①能在體外直視下，快速、準確完成根管治療，避免了口內治療存在時間長的問題，縱折牙的牙周組織具有或多或少的損傷，口內治療對縱裂松動的牙體的反復操作，會加強對牙周組織的損傷；②可以直接觀察折裂區域，徹底清理折裂區域的存積物，可以避免唾液和血液的污染，有效地封閉折裂腔隙，使粘結更加牢固，同時能有效去除多余的粘結避免植入后對組織的不良刺激；③冠部橫向鉆通，插入根管樁釘輔助固定，在恢復牙體固有完整結構的同時，加強冠部的抗力，解決牙冠存在組織結構薄弱，應力集中的缺陷，臨床觀察未見有再植后再次縱裂或根裂的發生；④折裂線的粘結劑與牙周組織接觸，其與牙周組織的相容性，對牙周組織是否存在不良刺激及牙周組織的結合形式也是影響縱折后牙再植治療效果的因素。玻璃離子粘固劑具有良好的邊緣密合性、生物相容性和抗溶解性，凝固后無細胞毒性[1-2]，與牙結構之間依靠離子鍵所形成的化學粘結具有較強的粘結作用，有效地封閉折裂腔隙，充填髓腔及部分折隙累及有根管及增加粘結面積，使粘結更加牢固。臨床觀察未見有以折裂線為中心形成明顯的牙周破壞，僅少量病例出現以折裂線為中心的輕度牙齦炎。玻璃離子粘結劑與牙周組織的結合形式尚不清楚。
再植牙的成功與否與患牙離體時間、殘存牙周膜的數量及生物活性密切相關[3]。筆者采用樁釘輔助玻璃離子粘結固定冠根縱折后牙再植治療，盡量縮短患牙植牙離體時間，所有病例均在30min內完成。術中盡可能避免騷刮及牙槽窩壁，用鹽水紗布保護牙根面，盡量保護牙周膜細胞的數量及生物活性，以期達到良好的牙周愈合。牙再植愈合方式為牙周膜愈合、骨性愈合，纖維愈合置換性吸收。牙周膜愈合為最理想方式，但臨床上再植治療均尚未能觀察到[4]。動物實驗[5]和臨床觀察證實骨性愈合為常見方式。骨性愈合、纖維愈合，緩慢的置換性吸收如不影響再植牙的保存及功能。從臨床的角度上應該認為是可行的但纖維愈合，置換性吸收最終發展至失敗。36例中，在6個月內X線顯示牙周間隙完整，隨時間延長，間隙逐漸被骨性愈合代替。4例在6個月后出現病理性牙周袋、牙周膿腫，牙松動而失敗。1年后有3例因置換性吸收并逐漸松動最終發展至失敗。從結果來看，保存率隨時間延長而下降，2年的保存率為80.56%，結果尚滿意，遠期效果尚需進一步觀察。
采用樁釘輔助玻璃離子粘結固定冠根縱折后牙再植治療，短期效果肯定，該方法取材方便，均為日常常用的器材。操作相對簡單，與常采取拔除患牙，再行義齒修復或種植義齒相比，可節省時間，避免鄰牙及牙槽窩創傷性操作。尤其對臨床上眾多因后牙縱裂而不愿拔牙患者，提供多一種治療方法選擇，但要嚴格注意適應證及對失敗風險的承受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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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紙粽子范文5
方法：選取2009年2月至2011年2月我院婦科收治的100例子宮肌瘤患者為研究對象。應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子宮肌瘤患者分為護理干預組和常規護理組，每組50例。常規護理組患者接受常規圍手術護理，護理干預組患者給予綜合護理干預措施。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DS）和國際女性評估量表對患者術后抑郁情緒和生活質量情況進行評價。
結果：治療前，兩組患者抑郁自評量表得分及評估量表評分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治療后，護理干預組患者的抑郁自評量表評分明顯低于常規護理組患者的，且評估量表各項指標評分均明顯優于常規護理組患者，P
討論：綜合護理干預能夠明顯降低患者抑郁情緒的發生，提高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值得臨床上廣泛推廣。
關鍵詞：綜合護理干預子宮肌瘤抑郁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9-0069-01
子宮肌瘤是最常見的女性生殖系統疾病之一，雖然它是一種良性腫瘤，但由于其發病部位的特殊，往往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1]。治療上，手術仍是治療子宮肌瘤最好方式之一，因子宮在女性患者心中的特殊地位，導致患者出現明顯的焦慮抑郁情緒，影響患者的[2]。為此，優化子宮肌瘤患者圍手術期護理措施是學者們和護理人員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本研究筆者采用不同護理干預措施對2009年2月至2011年2月我院婦科收治的100例子宮肌瘤患者進行干預，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09年2月至2011年2月我院婦科收治的100例子宮肌瘤患者為研究對象。應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子宮肌瘤患者分為護理干預組和常規護理組。護理干預組患者年齡在34～4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8.4±2.3）歲，病程為2～3年，平均病程為（2.5±0.4）年。常規護理組患者年齡在33～44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8.4±2.1）歲，病程2～3年，平均病程為（2.6±0.3）年。兩組患者在平均年齡和平均病程等方面無明顯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護理方法。常規護理組患者接受常規圍手術護理，即根據患者需要給予日常治療，同時對患者身體健康進行治療，如對患者術前護理、術后護理、日常的用藥、飲食、作息時間等等做出規劃，并嚴格控制。護理干預組患者給予綜合護理干預措施。綜合護理干預具體方法：由于患者對子宮肌瘤手術缺乏正確的認識，患者對手術存在抵觸，不愿意接受治療，即使因為病情接受手術治療，但是，術后患者負性情緒明顯。針對這類患者，醫生應耐心、積極的對患者進行開導和溝通，向患者講解手術的成功率及成功事件，以及手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醫生通過與患者深入的溝通，安慰和開導患者，來緩解患者的緊張感和抑郁感，并能提高患者生存的信念。在術前與患者面對面交流，建立醫生與患者之間信任的橋梁，利于恢復患者對手術的信心，消除其消極情緒。在術后，應多對患者進行隨訪，關切的問候患者術后的恢復情況，觀察患者術后的心理狀況，及時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多與患者溝通，告訴他一些術后的常見問題以及術后有助于恢復的好習慣。于患者出院前教會其全身肌肉放松訓練方法（首先教會患者體會緊張與放松的感覺，吸氣時，逐漸握緊拳頭，吐氣時，拳頭緩緩放松，分別約持續5秒時間，類似方法依次放松全身肌肉，從頭—頸—胸部—腹部—背部—腰部—大腿—小腿—雙足等），改善患者焦慮抑郁情緒。
1.3療效評定標準。分別于入院時和手術6個月對患者進行抑郁自評量表（SDS）和國際女性評估量表評估。采用抑郁自評量表主要評定抑郁癥狀的有無或者出現的頻率。各條目得分累積之和×1.25為抑郁自評量表量表粗分，標準分≥53則認為患者有抑郁情緒[3]。評估的觀察指標主要包括患者術后的精力恢復情況，如術后性生活的頻繁程度以及時間的長短，能否達到等；術后夫妻性生活的情感即滿意程度；性生活過程中是否有異常的疼痛感；性生活過程是否出現因特殊情況而無法正常進行的情況，如異常出血、陰道分泌物干燥或分泌物不足以及陰道收縮力下降等[4]。這些指標涉及子宮肌瘤患者術后性生活的情感以及生理功能等多個方面，評價較為全面客觀。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分析，分別采用t檢驗（計量資料）和X2檢驗（計數資料）進行統計，P
2結果
2.1兩組患者抑郁自評量表評分比較。治療前，兩組患者抑郁自評量表評分無明顯差異，治療后護理干預組患者抑郁自評量表評分明顯低于常規護理組患者的，P
2.2兩組患者治療后評分對比情況。治療后，護理干預組患者評分明顯優于常規護理組患者的評分，P
3討論
子宮肌瘤是一種常見的發生于生殖系統的婦科疾病，主要發病于子宮的平滑肌，因此也被稱為子宮平滑肌瘤[1]。子宮肌瘤雖然是一種良性的腫瘤，但由于其病理部位的特殊性，若不及時治療會對人體造成巨大的傷害。這不僅對女性的生理造成影響，更給患者的心理造成揮之不去的傷害[2]。為此，優化子宮肌瘤手術患者抑郁情緒和生活質量是學者們和護理人員關注的焦點之一。
本研究發現：治療前，兩組患者抑郁自評量表得分及評估量表評分差異無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治療后，護理干預組患者的抑郁自評量表評分明顯低于常規護理組患者的，且評估量表各項指標評分均明顯優于常規護理組患者，P
綜上所述，綜合護理干預能夠明顯降低患者抑郁情緒的發生，提高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值得臨床上廣泛推廣。
參考文獻
[1]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增訂版）[M].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2：194-197
折紙粽子范文6
doi：10.14033/j.cnki.cfmr.2017.17.08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7）17-0158-02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是急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腎臟替代治療的重要手段之一。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在血液透析患者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1]。由于老年人群體質差，常伴多種急慢性疾病，在長期血液透析期間也更容易并發復雜并發癥，因此臨床上對老年血液透析患者的關注度更高[2]。有研究指出，自主支持性護理干預有助于滿足患者的需求，改變患者的行為，提高護理質量[3]。本研究對老年血液透析護理中開展自主支持性健康教育干預的臨床優勢進行分析，以期為提高護理服?罩柿刻峁┎慰跡?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2015年2月-2016年8月在筆者所在醫院接受透析治療的100例患者納入本研究。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均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50例，觀察組男27例，女23例，年齡60～82歲，平均（66.85±5.27）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9例、高中/中專13例、大專及以上8例；對照組男28例，女22例，年齡60～81歲，平均（66.88±5.33）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8例、高中/中專14例、大專及以上8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血液透析治療適應證，且透析治療時間超過3個月；年齡超過60歲，有1位及以上家人陪同照顧；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合并嚴重并發癥或其他重要臟器功能障礙者；有精神疾病者；有視力或聽力及認知功能障礙者；依從性差，無法配合完成教育干預和護理工作者。
1.3 方法
對照組患者按照常規護理方案進行干預。觀察組患者在此基礎上實施自主支持性健康教育：（1）集體健康教育。組織觀察組所有患者每隔4周進行1次集體健康教育講座，每次1～1.5 h，共3次。主要完成對患者和家屬疾病基本知識、日常照料經驗、正確用藥、并發癥預防、健康飲食及正確生活習慣等內容的宣教工作，提高患者及家屬對血液透析及護理知識的認知度，并對家屬的照料工作進行肯定和表揚[4]。注意在宣教的內容中要突出對患者和家屬的關懷、理解、支持、鼓勵等。（2）個性化健康教育。每周1次，每次15 min。針對患者和家屬的實際情況進行逐一訪談，通過開放式提問、反饋式傾聽、引導自我動機性陳述等咨詢技巧掌握患者及家屬的心理和健康狀態，疏導患者和家屬的壓力和負性情緒，對家屬的照料工作予以鼓勵和贊賞，耐心解決照料期間所遇到的問題[5]。
1.4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觀察兩組患者干預前（入院時）和干預后（護理干預后）總體幸福感量表評分、自我效能量表評分及生活質量評分變化情況。
總體幸福感量表包括18個問題，涉及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對健康的關心、精力、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與行為的控制、松弛與緊張6個維度，計算總體幸福感，評分越高表示主觀幸福感越高[6]。
自我效能量表包括10個問題，涉及個體遇到挫折或困難時的自信心等內容，共40分，評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越好[7]。
生活質量采取文獻[8]SF-36進行評分，分值越高，患者生活質量越好。
1.5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本研究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總體幸福感量表評分對比
觀察組患者干預后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對健康的關心、精力、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與行為的控制、松弛與緊張、總體幸福感評分均顯著高于干預前和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自我效能評分和生活質量評分對比
觀察組患者干預后自我效能評分和生活質量評分均顯著高于同組干預前和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生活質量評分顯著高于同組干預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老年患者較其他年齡段患者在血液透析更容易發生多種復雜并發癥，也更需要家屬長時間的照顧和陪伴，否則容易對身心健康帶來較大影響。但長期照料期間家屬也會承受較大負擔和壓力，需要加強關注[9]。自主支持性健康教育干預很好地兼顧了患者和家屬在照顧與被照顧中存在的問題，通過護理干預不僅有利于減輕家屬的負擔，提高其照顧技巧，也能夠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10]。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干預后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對健康的關心、精力、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與行為的控制、松弛與緊張、總體幸福感評分均顯著高于對照組，自我效能評分和生活質量評分均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自主支持性健康教育干預在改善患者身心狀態及生活質量方面效果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