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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論文范文1
(一)韓國政策金融的內容、作用及特點
韓國的政策金融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統；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過金融機構向特定產業以優惠條件貸出資金。
1.韓國政策金融的內容及作用
韓國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始于樸正熙政權的建立，樸正熙高度重視國家對金融部門的控制，認為金融應該作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動經濟增長，于是通過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體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權及金融監管權，而且在實際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儲蓄存款，這使政府在實施政策金融時具備了雄厚的物質實力，見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桿，韓國政府自然要將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為一般的貨幣政策工具，而且作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桿去刺激經濟的開發，其調控范圍、調整幅度都相當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別利率(歧視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態。
韓國的政策金融是與其產業政策密切配合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執行出口導向戰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門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資金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不斷增加。在強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韓國的出口迅速擴張，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韓國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學工業”立國的方針，把經濟建設的重點轉向重化學工業部門。政策金融的重點也由此轉向重化工業。商業銀行貸款大量向重化工業部門傾斜，至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用于推動重化學工業發展的銀行貸款共有298種，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種。用于重化工業的政策性貸款有力地推動了韓國的產業升級，使韓國這個資本匱乏、技術落后的國家迅速實現了高質量的工業化。
2.韓國政策金融的特點
(1)在政策金融運作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部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協商機制，并且對政策金融貸款對象進行密切的監督與管理。
韓國總統每月都要主持召開“外貿促進會”和“經濟趨勢碰頭會”，參加人員有政府部門高級官員、產業界領導、銀行家以及工會領導。這樣，在政府、銀行與企業之間便建立了一個緊密有效的協調機制，共同促成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實現。政府、銀行、企業三者構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系統，共擔風險、共謀發展、互相支持，成為韓國政策金融，也是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產業政策目標出色的大企業，這樣必然要加強對這些企業的監督與管理，加強對貸款使用的監督，這無疑增強了政策貸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圍廣、程度深、規模大、時間長，可以說它不但支撐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而且塑造了整個國民經濟結構。這與日本以及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3)政策金融對中央銀行依賴很大。通過商業銀行貸出的政策性資金中，來自中央銀行貸款的資金高達35%左右。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據貼現率只有3.5%，而一般銀行是9.0%；1974年商業票據再貼現率是11.0%，比一般商業銀行低4.5%。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央銀行的利率補貼比重很大，容易引發通貨膨脹，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起飛一直到80年代初，韓國的通貨膨脹率幾乎年年都是兩位數，1964年和1974年甚至達到30%以上。
(4)外資也被置于產業政策之下，成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韓國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韓國的政策金融雖然對制造“漢江奇跡”功不可沒，但是也逐漸暴露了它的弊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韓國政府就開始了漸進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體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貸款依然沒有取消，政策金融的核心依然沒有改變，終于釀成了1997年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使人們把目光投向韓國式政策金融的負面作用，而此前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
1.政策金融阻礙了企業的發展。政策金融使企業的負債率過高，增加了財務風險，助長了不合理的企業擴張，使企業家養成了依賴政府、依賴銀行的不良經營習慣，阻礙了企業家經營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礙了金融體系的發展，造成了一個非市場化的、效益低下、管理落后、缺乏風險防范機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體系，在金融危機中顯得不堪一擊。
3.政策金融惡化了宏觀經濟環境。政府控股銀行，特別是管理利率，這使得金融市場上信號扭曲，不能實現資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貸款更是一種直接的人為干預，是一種根本上反市場的行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長期對出口產業、重化工業的傾斜政策，造成了內需產業、農業、輕工業的相對落后，在部門之間造成了嚴重的不均衡。長期支持大企業集團，歧視中小企業的政策，造成了企業規模結構的失衡，降低了整個經濟結構的彈性，增大了風險。
4.政策金融以歧視性為特征，損害了公平原則。它人為地阻礙了市場主體(包括企業，也，包括銀行)間的平等競爭，造成了壟斷，在長期中肯定不利于經濟發展，同時也擴大了收入差距，使社會動蕩日益加劇。
5.政策金融使政府權力過大，官員尋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長了腐敗。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沖擊下，再加上國內的政治動蕩，韓國經濟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現了負增長，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隨之暴露。從全斗煥政府開始，韓國進行了漸進式的金融改革，與政策金融相關的許多做法都發生了改變，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韓國的政策金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長期形成的金融體制積重難返，很難在本質上有所改變。畸形的產業結構、企業規模結構，負債率過高而又盲目擴張的大企業集團，脆弱的金融體系，仍然延續了下來而沒有質的改變，這些經濟深層結構中蘊藏的體制性矛盾終于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發生了總爆發，使韓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在“亞洲四小龍”中，韓國的損失最大，危機最嚴重，應該說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其特殊的發展道路密切相關。
金融危機中產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和建議，推行了一條市場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線。其四大措施(分別針對企業、金融業、勞工制度和政府機構)動作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這次改革對整個企業結構、產業結構、金融體系以及政府機構都動了大手術，原來的政策金融體系看來很難再存在下去了。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奮的，韓國僅用了兩年就走出了低谷，成為最先擺脫危機的東亞國家(包括東南亞)。這說明韓國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個暫時性的措施，它在一個落后經濟的起飛階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禍根”也從此埋下，當經濟進一步成長、成熟起來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顯，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就避免不了經濟危機。從韓國的發展史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與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復雜作用，看來最終是政府向市場的復歸。
二、韓國的政策金融帶給我們的啟示
政策金融本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一種干預，而韓國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預度上甚至超過許多政策金融失敗的國家，為什么卻取得了成功呢?答案歸結為一點，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須是對市場效果的一種逼近。也就是說，政策金融手段要達成的目標必須是市場同樣要達成的目標，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過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縮短時間，而依靠市場的力量更加耗時罷了。反過來，如果政策金融從本質上變成了一種反市場的行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對市場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一)考察韓國的政策金融我們可以發現，它實現了對市場效果的逼近
1.雖然金融機構為政府所控股，但貸款對象卻基本上都是私營企業。公營企業因其產權的公有性質，不能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場主體，同時因為公有企業缺乏利潤動機和激勵機制，難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業提供大量政策性貸款，無疑會造成資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時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效率，引起宏觀經濟的一系列問題。我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國家)長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國有企業，發展績效始終不盡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國有企業是人為建立的，大規模支持國有企業的政策金融是對市場的背離，與市場所要達到的目標南轅北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
2.韓國政策金融在運作上逼近了市場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實施以經營狀況作為標準，出口多、效益好的企業能夠繼續得到貸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業便不能再得到貸款，這就依據客觀經營狀況人為地實現了優勝劣汰，逼近了市場機制所能達到的效果。其次，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據的標準是市場化的。出口工業市場在國外，經營實績由國際市場的競爭決定，因此反饋的信息是真實有效的市場信息。發展重化工業也從一開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機理是相似的。要想達成此種效果，經濟體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關起門來搞進口替代，市場信號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據的標準也不可能是客觀的。
3.高效、廉潔的發展型政府是韓國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證。政策金融的執行者——政府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韓國的樸正熙政權是一個務實的軍人政權，其反腐敗措施非常有力，機構精簡、運轉高效，滿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對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場的軌道上運行良好。
(二)我國能否模仿韓國，通過政策金融推動經濟發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國的國情與韓國不同。雖然我國與韓國在50年前處于幾乎相同的低發展水平，但是此后卻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模式，韓國融入了所謂資本主義陣營，而我國則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我國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一整套體制所帶來的弊病都是韓國在經濟起飛之初所不曾遇到的，這也就是說，韓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政策金融體系，而我國則扛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每前進一步都步履維艱。我國首先面臨的是深化改革的問題，從改革中脫胎出來的各方面體制與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頗為不同，因而不可能簡單地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
2.韓國的政策金融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應，我們不可能對之進行模仿。想達到那樣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樣的體制是很難的，但是建立類似韓國的金融體系和企業制度必然重蹈韓國的覆轍。
3.韓國的體制性弊端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而在20世紀60-70年代之所以未遇到嚴重的問題，原因就在于韓國處于半保護狀態下，尤其是資本市場處于關閉狀態。今天，世界市場變得更加開放，經濟一體化程度與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國都普遍認同的一個趨勢，對利率進行大范圍的、長期的管制已經不可能，對某些產業、企業傾力支持而忽視其他產業、企業的歧視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舉，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必須打破，因此我國不可能再去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了。韓國的政策金融無疑是一種金融壓抑，而我國長期形成的金融體制是與韓國類似的金融壓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個更加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和競爭機制。
4.韓國上臺的務實軍人政府是實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國的文官政府是不適合韓國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韓國，那樣的軍人政府也只能是—種歷史的過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韓國一種，世界各國都存在著政策金融，而韓國政策金融由于貼近市場運行效果取得了成功，這是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良好示范。我國雖然不能模仿韓國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學習借鑒它的許多東西，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政府干預逼近市場效果。為此，我們在體制層面上應該做到：第一，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放棄對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轉而支持私營企業，把私營經濟提高到戰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產權保護，徹底打破超經濟權力的壓制，實現財產權的解放；第三，擴大經濟開放度，不再把進口替代戰略作為基本的發展戰略；第四，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體實施上，有這樣幾個要點：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規模，比例不宜過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金融機構完全分開，商業銀行的政策性貸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對象應轉向私營企業、中小企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第四，政策金融的針對性要加強，力度也要加強而不是減弱，手段多樣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擔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國在許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國的政策金融將與韓國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徹底從舊體制中擺脫出來，一方面又要適應新的世界經濟形勢，從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市場化色彩。我們相信，這樣的政策金融能夠逼近市場運行效果，同時又能夠避免韓國政策金融的各種弊端，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摘要】韓國的政策金融對制造“漢江奇跡”功不可沒，但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弊端。本文在介紹、分析韓國政策金融的基礎上，總結了韓國實施政策金融的經驗和教訓，并通過我國與韓國的比較，對我國的政策金融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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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論文范文2
次貸危機表面上是美國房價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資金供應方降低信貸門檻、忽視風險管理,需求方過度借貸、反復抵押融資。盡管這種風險基本上通過證券化的方式已經分散了,但是這些風險并沒有消失,一旦條件具備,風險就會暴露出來,而且風險通過證券化的渠道影響更為廣泛。著名金融學者易憲容認為,中國按揭貸款實際上比美國次級債券的風險要高。如果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必然會暴露出來,國內銀行所面臨的危機肯定會比美國次級債券出現的危機要嚴重。[1]可以說,完善房地產信貸及其證券化風險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國避免重蹈覆轍的當務之急。
首先,要加強信貸風險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門檻。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規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對已利用貸款購買住房、又申請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基準利率的1.1倍,而且貸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應隨套數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償還住房貸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緊接著的《補充通知》中明確“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為單位認定房貸次數”。在次貸危機陰云密布的背景下出臺上述嚴格住房消費信貸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國監管層已經意識到了住房按揭貸款市場的高風險,顯示了監管層切實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決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風險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資產證券化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改革與理論研究的熱點。經濟學界廣泛探討了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如交易結構風險、信用風險、提前償還風險和利率風險。法學界則重點研究了我國開展資產證券化所面臨的主要法律障礙,如資產支持證券性質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運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問題、“破產隔離”與“真實出售”以及實質性風險轉讓的法律依據等[2]。目前規范資產證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和中國銀監會頒布的《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以上法律對信貸資產業務的市場準入和風險管理做出了專門規定,專門設立了“業務規則與風險管理”一章,對資產證券化的各個參與主體提出了統一的風險管理要求,強調了金融機構的內部風險隔離和風險揭示問題,要求參與證券化交易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隔離機制。以上法律屬于部門規章,法律層次較低,難以解決現存的一些法律問題。應當借鑒國外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的經驗教訓,盡快制定專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法,處理好外部監管和內控制度之間的關系,完善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監管。
二、加強市場化監管,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
次貸危機表明,要減少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必須構建完善的市場紀律約束機制,加強市場化監管。以存款保險為核心的金融安全網在強調金融安全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機構經營上的道德風險。也許激勵結構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銀行也可能倒閉,因為銀行業務涉及風險承擔的問題。而監管當局將允許那些償付能力不足的銀行倒閉。不幸的是,監管當局不可能做出一個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產銀行的事前承諾,但是,可以建立一個增加承諾難度的體制[3]。新《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也強調監管不能夠代替市場約束。
加強市場化監管要求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準入機制、金融市場行為監管機制和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必須根除金融領域“不破產、無風險”的傳統觀念,并充分認識到金融破產制度的重要價值和意義: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第二,存款人的破產觀念轉變必然帶來風險意識的提高,進而自覺對銀行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來監督銀行的監督管理,從而加強市場約束的力量。[4]盡管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和《證券法》等法律已經明確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是自我經營、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企業法人,但是我國的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業破產法》第134條規定:“金融機構實施破產的,國務院可以根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制定實施辦法?！蹦壳?《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已進入立法進程。它對于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提供銀行經營風險的激勵具有重要意義。一旦危機發生,它能夠為政府干預危機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懾力,同時也有利于確定政府干預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過度干預破壞市場約束機制。
三、加強監管成本意識,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一種典型的分權型多頭監管模式,被稱為傘式監管+功能監管的體制,實際上是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混合體,監管機構形成橫向和縱向交叉的網狀監管格局[5]。這種監管體系存在的明顯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復監管或監管真空,從而導致金融體系的風險。因此,必須加強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規定由美聯儲作為綜合監管的上級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總體監管,其它監管機構負責功能性監管,OCC、FDIC等監管機構負責對銀行進行監管,SEC和州保險監管機構分別對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進行監管,即美國在原有分業監管的框架下加強了各金融機構的協調和綜合。
次貸危機發生以后,美聯儲以及美國財政部聯邦住房局等監管機構采取了干預措施,但收效甚微。這引發了人們對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反思,最終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革命。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國政府將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第一,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監管權限,除監管商業銀行外,還將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商業機構。第二,新建“金融審慎管理局”,整合銀行監管權。把目前由5個聯邦機構負責的日常銀行監管事務收歸“金融審慎管理局”統一負責。第三,新建“商業行為監管局”,負責規范商業活動和保護消費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職能。此外,還新建了“抵押貸款創設委員會”和“全國保險管理局”,將抵押貸款經紀人和保險業監管權從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歸聯邦政府統一管理。美國媒體稱,這將是美國自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次級按揭貸款債券涉及到銀行、證券和保險等各個金融行業,如保險公司、投資公司甚至養老基金都是次級債的重要投資者。次貸危機的發生表明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對投機風險產生了監管真空,最終引發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爆發。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聯儲的監管權力進一步擴大,作為“市場穩定監管者”不僅可以監管銀行、金融控股公司,還可以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商業機構。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監管協調的力度。另外,減少多頭監管者,整合金融監管機構,為協調金融監管清除了障礙。
美國的經驗教訓警示中國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適合本國國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2003年中國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一行三會”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形成。在混業經營趨勢下,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也成為我國近年來理論和實踐中的熱點問題。在立法上,《中國人民銀行法》第35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應當和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國務院其他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薄躲y行業監督管理法》第6條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和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其他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痹趯嵺`中,2004年6月28日,中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以制度形式賦予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積極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的使命。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的實踐效果不盡人意,而且作為重要金融宏觀調控與監管主體的中國人民銀行被排除在外。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國際金融論壇第三屆年會上透露,我國正在嘗試建立中央銀行、財政部門和金融監管等有關部門之間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適應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趨勢的需要。
另外,我們必須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成本意識。不僅要考慮到新增監管機構增加的直接費用以及采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必要費用,還應當考慮這些措施可能導致的市場損失,這是政府監管替代市場調節的一種機會成本。這是我們過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國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個凌駕于“一行三會”之上的機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還是通過擴大中央銀行的權力賦予其履行金融監管協調的最終職責?這取決于不同監管方式之間的成本比較以及邊際監管成本與邊際監管收益之間的比較。一般而言,金融監管協調的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這是進行金融監管協調的經濟學基礎。增設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的成本大于通過擴大中央銀行權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應賦予中央銀行以協調金融監管的最終職責。
四、謹防國際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一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受損失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機構,歐洲與亞太地區的金融機構也損失慘重。實際上從遭受沖擊和損失的程度看,歐洲的金融機構遠甚于美國的金融機構,甚至有市場人士認為這一次次按風波實際上主要是由歐洲的金融機構為美國的金融風險埋單[6]。難怪歐洲央行會率先對金融系統注資以增加市場流動性。中國亦有不少金融機構購買了部分涉及次貸的金融產品,如共匯出109億美元資金的銀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紛紛遭遇凈值縮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風險的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持續波動會影響人們對國內金融市場的預期,增加國內金融市場的風險。中國金融機構及監管層應當謹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穩步有序地推進金融開放。
為了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必須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金融監管國際協調與合作的機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換、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機管理、確定合作的中介目標以及聯合行動[5]。如為了控制次貸危機的蔓延,美聯儲與全球主要國家央行聯手行動,向金融系統注資,以增強市場的流動性,引發了全球股市的積極調整。中國已經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證監會國際組織、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并且與許多國家或地區簽訂了金融諒解備忘錄,為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應當善于利用金融監管合作機制,獲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體目標采取聯合行動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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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論文范文3
一、金融創新的內涵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被稱之為金融創新。從廣義的角度來講，金融創新是指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具體講是指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當局出于對微觀利益和宏觀效益的考慮而對機構設置、業務品種、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進行的金融業創造性變革和開發活動。從銀行經營角度出發，可以將金融創新活動分為以下幾類。
（一）金融產品創新
金融產品、衍生品創新是銀行金融創新的核心，對銀行增加收入、贏得市場、擴大利潤和積累資本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我國銀行應加強對知識和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衍生產品等中間業務、表外業務的研究和開發；要把銀行信用和企業信用有機結合起來，利用銀行信用創造效益；加強銀行同業之間和銀行與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租賃、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共同研發新的金融產品，滿足客戶多樣化需要；盡快建立強大的后臺信息技術體系，提高銀行業務電子化處理能力，運用科技創新的一切成果支持商業銀行的產品和業務創新。
（二）金融管理創新
金融管理創新包括5項具體內容：戰略決策創新，即銀行在發展的前瞻性和戰略決策上體現出來的創新思維；制度安排創新。制度安排是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合作的一種方式和機制，制度安排創新通過優化這種方式和機制提升整體管理效率。機構設置創新，即運用組織機構調整的方式實現創新目標，目前主要體現出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從“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的轉變，另一個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建立一種緊湊、干練的扁平化組織結構；人員準備創新，即培養、吸引并留住優秀人才，通過創新的方式培訓現有人才、提升現有人才素質，使人力資源價值得到充分發揮；管理模式創新，即通過審視管理原則、豐富管理方法，實現銀行管理流程的優化，主要包括項目管理、績效評估、內部協調等方面的工作。
（三）金融服務創新
銀行產品天然具有同質性強的特點，銀行單靠“有形產品”很難取得競爭優勢，被稱為“無形產品”的金融服務必將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競爭的焦點。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內銀行的競爭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以服務取勝、以服務論優”的階段。在打造差別化、個性化、綜合化服務體系，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質、區別于競爭對手、難以輕易模仿的服務優勢的過程中，商業銀行應重點從兩個方面進行金融服務創新：一方面要打牢提升服務的管理基礎，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加強流程優化工作。商業銀行內部工作環節設置要突出風險控制原則，外部服務環節設置要突出“以客戶為中心”的原則，進一步簡化操作手續，提高服務效率，努力使銀行服務達到“超出客戶期望”的水準。另一方面要夯實服務的素質基礎，立足于銀行現有人力資源狀況，系統化、針對性、立體式、多角度地加強員工服務培訓，充分發揮好清算、科技、統計等后臺部門的服務職能，實行全覆蓋的銀行全面服務管理，從深層次上解決一線服務水平差強人意的問題。
二、當前我國銀行金融創新不足的原因分析
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世界的金融體系受到很大沖擊。在此背景下，如何開展金融創新，防范金融創新風險是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考慮的首要命題。國際形勢下，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原因是：
（一）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機制存在缺陷
國有銀行的經營目標復雜化。由于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有商業銀行產權，銀行只是在政府授權下從事相應的經營活動。經營目標往往受制于政府的社會偏好，國有商業銀行被迫承擔大量的社會職能，導致其經營目標的多元性、復雜化，必然弱化利潤最大化目標。由于所有者虛置，處于代現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虛置。處于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的監督激勵，或者監督激勵成本過大而不可行，表現在經營過程中墨守成規，不愿承擔失敗的風險，不能有意識地、主動地通過金融工具、服務方式的創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金融機構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作為公司治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足。對企業高管進行激勵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的有效。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仍然存在如下的制度缺陷：首先，國有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級主管部門任命；其次，國企“內部人控制”的現實決定了高管的薪酬名義上由股東決定，但事實上制定薪酬完全是高管們自己的事務，“薪酬委員會”有名無實；再次，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約和監督，透明度差，引起民眾的斥責。最后，高管年薪的制定應進一步透明化，增強信息披露。正是因為這種公司治理上的缺陷，導致國企的激勵機制完全淪為了偽激勵機制。
（二）正確認識金融創新的“雙刃劍”效應
在金融創新觀念上有兩種極端：一是為了逃避監管或利用監管和政策方面存在的某些漏洞進行創新，這些業務在短其內可能會給部分金融機構帶來一定的收益，但潛在的風險很大；二是中資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在金融創新理念方面的一個重大差異，表現在外資銀行一般認為只要在央行的規定中沒有明確的限制，在創新的都可以涉及，而中資銀行則認為只有央行明確可以涉及的領域才可搞創新。中資商業銀行普遍沒有建立客戶價值評價體系和產品評價體系，市場定位不明確，產品開發不系統，缺乏市場營銷的觀念，相應的服務和科技手段不配套，盲目開發，造成一些業務推出后市場反應平淡、收效不大。金融危機的爆發帶給我國的啟示之一就是在發展金融創新的同時，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利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推動金融創新。
（三）金融監管等宏觀環境的制約
首先，社會信用環境不佳制約了金融創新的步伐；其次，銀行間非法競爭、惡性競爭現象依然存在，金融體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再次，仍然存在的較為嚴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最后，現行的合規性監管壓制了金融機構創新的主觀能動性，缺乏創新的保護，激勵機制尚未形成。
三、金融創新的機制選擇——以公司治理機制為主導
（一）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公司治理是銀行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通過完善治理體系，強化對金融機構高層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健全監管機制，可以有效地防范風險，化解風險。金融危機的爆發，再一次凸顯了“繁榮”背后的金融風險問題，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創新，最終導致了空前的災難。正是由于金融機構自身治理和對業務對象治理的雙重問題，如果金融機構的治理不善，必然使得其治理風險日積月累，達到閥值并最終以金融風險事故的形式爆發，進而導致其自身陷入困境、破產，甚至引發委托鏈條上其他利益相關機構的倒閉，嚴重威脅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鏈條。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業務創新機制
要建立完善金融業務創新的組織結構和業務創新制度保障體系。要明確創新部門的職責和創新目標，以利于發揮每個員工的聰明才智；要高度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加強對員工金融新業務、新知識的培訓，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創新意識和實際創新能力。
金融研究論文范文4
關鍵詞金融監管混業經營統一監管途徑
我國加入WTO后，金融對外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使我國金融機構對混業經營需求日益增強，政府對分業經營的限制開始松動，開始嘗試逐步向混業經營模式轉變或為混業經營預留空間?；鞓I經營已呈不可阻擋的趨勢。這就為我國的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金融監管何去何從？
1我國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現狀與問題
1.1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監管模式。1983年，工商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來，實現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離，標志著現代金融監管模式初步成形。當時，人民銀行作為超級中央銀行既負責貨幣政策制定又負責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督。這時的專業銀行雖然對銀行經營業務有較嚴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對銀行分支機構辦理附屬信托公司，并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混業經營模式。1984～1993年，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特征十分突出。20世紀90年代，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增加，以及資本市場和保險業的迅速發展，1992年10月26日中國證監會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國保監會成立，進一步把對證券、保險市場的監管職能從人民銀行剝離出來；2003年初銀監會的成立，使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框架最終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國“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體制。其中，銀監會主要負責銀行業的監管，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和十大股份制銀行，以及規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機構；保監會負責保險業的監管；證監會負責證券業的監管；人民銀行則負責貨幣政策制定。2004年6月，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公布了《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明確指出三家監管機構建立“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和“經常聯系機制”?！秱渫洝愤€提出，可以邀請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以及其它相關部委參加“聯席會議”和“經常聯系”會議?！秱渫洝返墓紭酥局O管聯席會議機制的正式建立，并確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監管制度?！秱渫洝分刑岢?，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仍應堅持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原則，對金融控股集團的母公司按其主要業務的性質，歸屬相應的監管機構，對子公司和各職能部門，按業務性質實行分業監管。
1.2我國當前金融監管模式的缺陷
（1）缺乏信息共享和行動的一致性。由于“三會”彼此地位平等，沒有從屬關系，各監管者可能對本部門的市場情況考慮的較多，而對相關市場則不太關心。盡管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更多地表現為部門之間利益的均衡和協調，信息溝通和協同監管仍比較有限。
（2）可能產生跨市場的金融風險。當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廣、涉及多個金融市場時，分業監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機構雖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經營，但卻面對不同的監管者，缺少統一金融監管的約束，故在決策時缺乏全局利益考慮，容易滋生局部市場投機行為。因此，綜合經營趨勢與分業監管的不匹配可能產生一些跨市場的金融風險。
（3）致使金融創新乏力。在分業監管模式下，由于各個監管者都選擇直接管制的監管方式，對所監管范圍內的市場風險過于謹慎，對所有創新產品進行合規性審查，強制金融機構執行其規定的資本要求，從而增加了金融監管的社會成本；而金融機構創新產品研發成本居高不下，同時又需要背負沉重的創新產品審查成本，則抑制了金融創新的動力。
2金融監管模式的國際比較分析
2.1美國模式
在混業經營前提下，美國仍然采用分業監管模式，既沒有合并各監管機構成立一個統一的監管當局，也沒有設立專門針對混業經營的監管部門。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國仍然采取機構監管的方式，集團下屬的銀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聯邦或州)主要銀行監管機構進行監督和檢查。為了從總體上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監督，《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規定，美聯儲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傘型監管者”，從整體上評估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時對銀行、證券、保險等子公司擁有仲裁權。同時，該法案規定當各具體業務的監管機構認為美聯儲的監管措施不當時，可優先執行各監管機構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約的作用。在協調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聯儲、證券管理機構與保險管理部門加強協調與合作，相互提供關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屬子公司的財務、風險管理和經營信息。美聯儲在履行監管職責時，一般不得直接監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屬機構，而應盡可能采用其功能監管部門的檢查結果，以免形成重復監管。
2.2德國模式
德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是大家公認的，這自然也與它的金融監管制度有關。德國實行的是全能銀行制度，即商業銀行不僅可以從事包括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在內的所有金融業務，而且可以向產業、商業大量投資，成為企業的大股東，具有業務多樣化和一站式服務的特點。德國的全能銀行能夠滲透到金融、產業、商業等各個領域，在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作用。為了減少和控制風險，德國政府對全能銀行的經營行為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和一定的限制。例如，規定銀行的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其對債務負責的資本總額；代客戶出售證券可以賣給銀行自己，但價格不得低于官價；代客戶買入證券可以收購銀行自有的證券，但價格不得高于官價等。德國雖然實行全能銀行制度，但仍實行分業監管。德國的聯邦金融監管司下有銀行、證券、保險三個監管局，獨立運作，分業監管。德國銀行監管的法律基礎是《聯邦銀行法》和《信用制度法》(KWG)?！堵摪钽y行法》目的在于保障銀行業的穩定性和債權人的利益，它規定了聯邦銀行在金融監管方面的權力。《信用制度法》規定了從事信用活動的金融機構，要在哪些方面接受監管。根據規定，德國的金融監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聯邦金融監管局和德國聯邦銀行。聯邦金融監管局是德國聯邦金融業監督的主要機構。德國聯邦銀行是德國的中央銀行。由于聯邦金融監管局沒有次級機構，具體的金融監管工作由聯邦銀行的分支機構代為執行，執行效果反饋給聯邦金融監管局。聯邦金融監管局和聯邦銀行的職能界定為：主管權屬于聯邦金融監管局；在制定重大的規定和決策時，聯邦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和聯邦銀行協商并取得一致；聯邦銀行和金融監管局相互共享信息。
2.3英國模式
英國的混業經營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團模式。英國金融控股集團的母公司多為經營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經營商業銀行業務，而證券、保險等業務則通過子公司來經營。同時，英國的金融控股集團內部有較嚴格的防火墻制度，以防止各業務的風險在集團內部擴散。英國的監管體系已由分業監管過渡到統一監管。1998年，英國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監管機構，建立了金融服務監管局，由其統一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2000年又頒布了《金融服務和市場法》，從而實現了由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的轉變。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規定，正式行使其對金融業的監管權力和職責，直接負責對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監管。FSA也獲得了一些其前任監管機構所沒有的監管權力，例如關于消除市場扭曲或濫用、促進社會公眾對金融系統的理解和減少金融犯罪等。
2.4日本模式
日本戰后5O多年的金融監管體制一直是一種行政指導型的管制。大藏省負責全國的財政與金融事務，把持對包括日本銀行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的監督權，大藏省下設銀行局、證券局和國際金融局。銀行局對日本銀行、其他政府金融機構以及各類民間金融機構實施行政管理和監督。證券局對證券企業財務進行審查和監督。國際金融局負責有關國際資本交易事務以及利用外資的政策制定與實施。這種監管體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濃厚，大藏省在監管中經常運用行政手段，對金融機構進行干預。1997年，日本政府進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來對銀行、證券、信托子公司的業務限制，允許設立金融控股公司進行混業經營。同年6月，日本頒布了《金融監督廳設置法》，成立了金融監督廳，專司金融監管職能，證券委也從大藏省劃歸金融監督廳管轄。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員會，與大藏省平級，金融監督廳直屬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監管權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監督廳更名為金融廳，擁有原大藏省檢查、監督和審批備案的全部職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為財務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監管的職能也分別歸屬給財務省和金融廳。金融廳成為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從而形成了日本單一化的混業金融監管體制。
比較以上四種模式，美國模式可以稱為“雙元多頭金融監管體制”，即中央和地方都對銀行有監管權，同時每一級又有若干機構共同行使監管職能。聯邦制國家因地方權力較大往往采用這種監管模式。德國、英國模式基本可以劃為“單元多頭金融監管體制”，其優點是，有利于金融體系的集中統一和監管效率的提高，但需要各金融管理部門之間的相互協作和配合。從德國、英國的實踐來看，人們習慣和贊成各權力機構相互制約和平衡，金融管理部門之間配合是默契的，富有成效的。然而，在一個不善于合作與法制不健全的國家里，這種體制難以有效運行。而且，這種體制也面臨同雙元多頭管理體制類似的問題，如機構重疊、重復監管等。雖然德國和英國同劃為“單元多頭金融監管體制”，但是德國模式和英國模式相比，更加強調其銀行監管局、證券監管局和保險監管局之間既要相互協作而且還要保持各自的獨立。而日本的金融監管事務完全由金融廳負責，因此日本模式可以劃為“集中單一金融監管模式”，其優點：金融管理集中，金融法規統一，金融機構不容易鉆監管的空子；有助于提高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效率，克服其他模式的相互扯皮、推卸責任弊端，為金融機構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但是，這種體制易于使金融管理部門養成官僚化作風，滋生腐敗現象。
3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的建議
3.1我國的混業監管的模式選擇
通過國外模式的分析比較，筆者認為德國模式值得我國借鑒，即建立一個統一的監管當局，下設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個監管部門，實行一種混業監管和分業監管的混合模式。
這種模式的優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個監管部門相互獨立，各部門對自己的職能范圍較為明確，有利于各部門進行專業化管理。同時各部門之間可以形成一定的競爭，從而有效地提高監管效率。其次，由于三個監管部門統一在一個監管當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夠同時對分業經營和混業經營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從而避免出現監管的真空和重疊，同時也有利于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在各部門之間合理分配監管資源。再次，我國金融混業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團，具有“集團混業、個人分業”的特點，而德國模式下的監管機構設置與這種金融機構設置相對應，因此其監管效果會更好。最后，這種混業監管模式的建立是將我國現有的三個監管委員會進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設立或撤銷機構，既能減少現行體制下機構和功能重復設置導致的資源浪費，又使得改革的社會成本最低。
具體對我國來說，首先可以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一個分部，專門負責處理全國金融監管事務，并從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抽調人員和資源設立一個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受人民銀行管轄。其主要職能是：三個監管委員會收集的各種信息和數據匯集到協調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責整理和分析，建立相應的金融信息數據庫，結果由三個監管委員會共享，并且與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委的數據庫進行實時的交流和互換；協調委員會沒有監管權力，僅負責三個監管委員會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負責召集聯席會議和經常聯系會議，并由協調委員會與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相關部委進行溝通和聯系。為了節約成本，可以成立協調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進行日常協調。
3.2建立適合我國混業監管模式的途徑
（1）對現行的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和保險法等進行修改，確立混業經營的合法地位，為金融機構進行混業經營預留空間，并鼓勵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針對現行的混業經營的機構和方式，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得監管機構有法可依。
（2）構建適應《新巴塞爾協議》的銀行業風險監管框架。盡管巴塞爾委員會并不具備任何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正式監管特權，也并不強求成員國在監管技術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爾委員會提出的原則影響到全球主要國家的跨國銀行，因而這些原則在事實上成為許多國際性銀行遵守的共同原則。中國作為國際清算成員國，尤其是加入WTO后，隨著外資銀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勢下，我國必須按照《新協議》的要求，針對《新協議》的原則和監管框架及時采取措施，以適應國際銀行業監管發展的需要。
（3）轉變監管理念，加快監管創新。一是要調整監管目標，二是將監管重心轉移到新業務、新品種的監管上來；三是監管手段要創新，改變目前金融監管“救火隊”的現狀，實現專業化的監管；四是加強金融立法的創新，一方面對中國現行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清理，另一方面，補充制定新的金融監管法律規范。
（4）注重金融監管專業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在這里，我們不得不承認和尊重監管的專業性。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其組織形式和業務活動相當復雜，是最體現技術性與專業性的領域。金融監管專業化是必然選擇，其運作離不開強大的專家體系。因此，選拔專業監管者必須極度看重專業能力。在機構、人員設置上摒棄“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和存款保險制度。由于金融業的高風險性，出現金融機構破產倒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和存款保護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這兩種制度的存在，才能將金融機構破產倒閉的發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從而維護金融秩序和社會的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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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論文范文5
關鍵詞：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監管模式
Abstract:Alongwiththe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financialinternationalization''''srapidlyexpand,thefinancialderivationtransactionhasbecomeinthemoneymarketmosttohavethevigorandtheinfluencefinancialproduct.Inviewoffinancialderivationcharacteristicsandsoontransaction''''scomplexity,highreleaselever,hypothesized,noblecharacterdanger,variouscountries''''governmentandtherelatedinternationalfinancesupervisionorganizationtakeseachmeasureinabundance,improvesthefinancialderivationmarketlawsupervisionastheniadiligentlythecondition.Althoughourcountry''''sfinancialderivationmarketstilloccupiedthedevelopmentinitialperiod,butthemarketsupervisionquestionactuallymaynotbelittle,theauthorbelievedthatdevelopsourcountryfinancederivationmarkettochoosetheunificationsupervisionpattern.
keyword:Financialderivationmarketunificationsupervisionsupervisionpattern
一、統一監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內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對未來某個時期特定資產的權利和義務作出安排的金融協議，按照其自身的交易方法和特點劃分，其分為遠期合約、期貨、期權和互換四種形式。其產生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金融基礎資產的各種風險，在性質上屬于風險轉移和風險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貢獻巨大，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譽為"改變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動的日益虛擬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個金融領域，系運用多種技術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對其實施有效監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備跨市場、跨行業的綜合特征，那些將"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別進行監管的傳統方法必然會損耗金融監管效率。對"基本元素"實施監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導致對"合成物"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換句話說，它們不是機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發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學反應"，事物的本質特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無論是金融分業經營，還是金融混業經營，抑或是我國高層強調的金融綜合經營，其對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應用無不對市場監管提出了挑戰。一方面，隨著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斷發展，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借助層出不窮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過各種資產組合，使其經營風險特征和傳統銀行的風險相似，從而使針對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安全運行而設置的各種金融監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時銀行借助于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對銀行實施的審慎監管要求同樣形同虛設。所以，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必須針對"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質特征來設計。在此過程中，加強對"基礎成分"的分別監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集團化趨勢日漸明顯。以英國為例，英國八家最大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范圍都涵蓋所有五種應接受監管的金融業務，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機構也只經營其中一種金融業務。這些都使得單一監管或稱分業監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中出現諸多不適應癥，從而使統一監管的實施顯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創新經驗表明[02]，統一監管模式已成為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內生需要。
二、統一監管模式追求制度結構的內在統一和組織體系的相互協調
筆者認為，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模式立足于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是在單一制監管組織結構基礎上，以有效實現確定的金融監管目的而建立起來的，是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組織及其業務等實施多層次共同監督和管理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該種監管模式強調通過明確統一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責，協調金融監管當局與金融自律組織、金融機構等各層次的監督管理行為和業務活動，同時通過加強金融衍生品市場監控的國際合作，以有效實現維護金融安全的監管目標。
實際上，統一監管的制度結構和單一制監管結構有著相似之處，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張的單一監管機構理論，在監管主體組織制度上也主張設立一個監管機構負責金融衍生品市場及從業機構和人員的管理。但是，統一監管和單一監管畢竟不同，表現為單一監管制度在一個監管機構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業來分而治之；而統一監管制度則是主張以金融監管目標的實現為導向來組織和建立金融監控法律制度體系。正如倫敦經濟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古德哈爾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監管機構應圍繞監管目標設置，把不同目標合并到一個監管機構中，會產生理念和行為的沖突，從而抵消單一監管結構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而統一監管模式以監管目標為基礎配置監管職權，較好地解決了這種沖突和損耗。
從制度結構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模式追求金融監管的全面統一，其不但強調監管組織形式上的監管機構統一，而且強調制度結構以及監管目標的統一。具體說來，其內容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機構的統一。即基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性，建立統一的監管機構，全面負責監管金融衍生品市場，有效監控金融系統風險。同時，為避免產生權力巨大的壟斷監管機構，滋生，在設置一個監管機構的基礎上，要通過經濟責任制對具體的金融監管權限進行劃分，并通過設置聽證會、咨詢程序等法律制度對該金融監管機構行使監管權力的行為進行監督，從制度上有效防止權力濫用或怠于行使權力的發生。統一監管機構主要負責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整體決策、市場準入、信息披露、檢查監督等全面監管工作。
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目標的統一。即統一監管機構在設置各個監管部門時，應當遵循部門監管目標一致的原則，減少所謂"摩擦損耗"；同時，通過內部協調合作機制的強化，將外部監管機構間的沖突通過內部機制予以消化。
三是多層次金融監管的統一。即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對金融衍生品市場進行立體監管，注重金融衍生品監管當局和行業自律組織監管、金融機構自控的合作和協調。尤其是在具體市場交易監管中，要為實現有效地監控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系統風險而分工協作。
四是國際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合作和統一。即在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風險監控中，加強國際分工與合作，具體內容包括各國監管制度的協調、國際監管標準的統一等。國際監管合作和統一適應金融衍生品跨國界、跨市場、跨行業的特點，在世界各國及有關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發展迅速。近年來，金融衍生品交易頻繁引發的金融危機則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統一監管的前進步伐。
從組織體系上看，統一監管模式以監管目標的實現為導向來構建自己獨特的組織體系。直觀地看，統一監管模式的組織結構呈現出一個金字塔結構，最上端是統領金融監管全局的金融監管機構，其內部根據不同的金融監管目的可以分設金融系統風險監管部門、審慎經營監管部門、金融商業行為監管部門等金融監管職能部門，而基礎層面上大量的自律組織管理和通過金融機構預先承諾等形式進行的自我約束，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統一監管模式下，政府設立的單一監管機構通過各種責任制與金字塔下層的各個監管機構聯系在一起，共同發揮監控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職責。
必須注意的是，統一監管模式并不是由一個監管機構包攬所有金融監管的職責，而是將原來外部各監管機構之間配置的權利義務內化，變為系統內權責利的分配和協調，再通過崗位責任制、財務責任制、內部授權經營管理責任制等內部經濟責任制的建立來發揮統一協調監管的作用。經濟責任制作為其制度機制，本質上要求"在其位謀其政"，它體現了人逐漸角色化和職業化的社會發展趨勢，反映了財產因素和組織因素不斷融合的社會發展趨勢。
三、統一監管模式在制度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模式，反映了金融衍生品市場法律監控的特殊性和金融監管法律關系的客觀要求，是實現金融衍生品市場有效監管的優化途徑。它不但綜合了單一監管模式和功能型監管模式之長，而且突出了保障監管目標實現的宗旨，相對于單一監管模式、多頭監管模式、混合監管模式等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而言，其優勢表現在：
第一，統一監管模式有利于實現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有效監管。統一監管機構通過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風險監管目標的明確定義和界定，圍繞監管目標的實現，劃分金融監管權，通過授權或委托，明確監管者的權利、義務，盡量避免了金融監管沖突和監管空白。
第二，實行統一監管模式有利于提高系統風險防范效率。由于金融市場的統一與金融監管的割據不相適應，使得監管者往往缺乏對系統風險的宏觀了解和總體把握，實行統一監管模式則可以降低金融衍生品市場信息收集成本，改善信息質量，避免信息的重復收集，使金融監管者從整體上掌握系統風險的品種、規模、程度，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危機。統一監管目標的明確使信息的收集更有針對性，信息所包含的內容更能得到明確地反映監管目標，使金融監管者更及時采取措施解決隱患，也使金融機構更加明確內部風險控制的重點，對自身風險加強管理，從而整體上降低了金融系統風險爆發的可能性，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風險監控的效率。
第三，實行統一監管模式有利于節約監管成本。統一監管制度的實施可以將數個金融監管機構的人才、設施等集中到一處，從而節約監管費用，緩解監管人才緊缺的狀況，集中發揮人才優勢；而對于被監管者來說，可以避免多次按不同標準接受監管，節約其接受監管的成本；從整個社會利益角度看，有利于社會整體財富的節約。
第四，統一監管模式有利于實現金融監管的公平。統一監管關注于金融機構所從事業務的性質及其風險控制的目的，即并非僅僅關注該金融機構的名稱或種類，因此，經營同樣業務的金融機構會受到同樣程度的監管，避免同樣的市場行為所受監管制度的約束程度不同，即被監管者所要負擔的金融監管成本不同，從而更有利于實現金融監管的公平和公正。
第五，統一監管模式有利于被監管者反向監督和尋求救濟。在監管目標和職責明確的前提下構建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制度體系，更加有效和透明，更有利于被監管者對金融監管機構及其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風險監控行為的監督，也有利于明確被監管者權利受損時請求救濟的對象。
第六，統一監管模式反映了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特殊性。金融衍生品往往涉及商品市場、證券市場、銀行市場、基金市場等多個經濟領域，統一監管模式通過監管目標統一明確、監管職權合理配置，內部責任制和外部責任制的分工、合作等，避免了因監管主體的不確定性使金融衍生品交易者面臨更大的法律風險，從而維護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03]。
四、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應選擇統一監管模式
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是在無序中開始發展的。為順應國際金融市場開放的潮流，20世紀90年代初，金融衍生品市場隨著我國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開始出現，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等先后推出了外匯期貨、國債期貨、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交易品種，以擴大資本市場的發展規模。但是，由于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理論和實踐都處于起步階段，對金融衍生品市場本身功能的認識、風險識別和監控手段等都不深入、不完善，導致市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了我國大部分金融衍生品市場早夭的后果。近些年來，我國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在實現銀行商業化、資金商品化、利率自由化、貨幣國際化、資產證券化等過程中，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只有這樣才能建立金融市場的風險轉移機制和價格發現機制。經驗告訴我們，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健康發展必須建立在發達的金融基礎工具市場之上，必須有嚴格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系統風險監控法律制度體系及其實施的保障，同時，也必須有成熟的市場參與者，這三者缺一不可。
在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模式的選擇必須與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相適應，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戰略選擇必須立足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從全局考慮我國貨幣市場、外匯市場、證券市場等金融基礎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金融監管能力和水平，從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選擇和確定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模式。我國是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目前采用的監管模式是一線多頭監管模式，即金融監管權集中在中央政府一級，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多個中央級的金融監管機構及其派出機構負責對金融衍生品市場實施監管[04]。隨著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加速發展，特別是跨國銀行的進入，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這種分業監管模式的根基已經松動。而以維護金融安全為中心的，可以提高監管質量和效率的統一監管模式，更能發揮有效監控金融系統風險的作用。
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應選擇統一監管模式。加強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制度建設，是發展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前提和保證，而統一監管模式是建立和完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優化方式。筆者認為，實施統一監管，就必須建立以維護金融安全為統一目標，多部門、多層次、多環節、權利互動與制衡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法律制度體系。
建立和完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統一監管制度，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著手：宏觀方面就是由統一監管機構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整體決策、市場準入、信息披露、檢查監督等方面從整體上實施系統風險監控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保障整體金融市場的安全和穩定；微觀方面就是要對金融機構內部運作、組織結構、風險控制、交易規則、合約設計等制度安排等進行適度的監控，以引導和監督其審慎經營、及時控制風險。針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飛速發展，在建立其監管制度時，要以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現實為基礎，也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給市場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同時，鑒于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國際性，在建立其監管制度時，要從本國實際出發，也要注意和國際慣例、國際規范的協調發展。[05]
五、具體建議
對金融衍生交易的合理監管是防止它們被濫用和錯誤地使用，而不是簡單地限制或禁止。[06]就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而言，選擇統一監管模式必須著重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要積極穩健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刺激金融衍生品有效需求的產生，促進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中，充分的競爭和非管制的利率、匯率、價格等機制會使收益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更為突出，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和利用是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競爭力，轉移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
二要加快進行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系統建設。這項工作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加快制訂統一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以保證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框架的穩定性、持續性和一致性；二是要針對不同種類的金融衍生品分別制訂相應的法律法規，強化各類規范的協調性和可操作性。
三要改革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機構。目前，我國主要是由行政機關進行監管。這與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和多變是不相稱的。有效的監管體系必然是多層次的，在加強對現行監管機構的規范的同時，我們應盡快建立以政府監管為主，金融機構行業協會自律為輔，中介組織協助監管，社會輿論一般監督的立體監管格局。
四要進一步加強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國際合作。具有一定開放性的制度才能夠得到更多的發展，更何況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的是到國外金融市場競爭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雙重境地，加強與各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及金融監管當局、各大交易所等機構的國際合作，是我們增強競爭實力的必然選擇。
不可否認的是，統一監管模式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金融衍生品作為一種高效風險管理工具的效率，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將此交易成本與因金融衍生品市場風險失控可能導致的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的損毀，以及發生連鎖反應可能導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損失相比較，就會對統一監管法律制度的價值作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因此，在金融衍生品被喻為"金融野獸"的今天，維護全球金融安全應當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監控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統一監管模式應是構建和完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理性選擇。
注釋：
[01]SeeGlobalDerivativesStudyGroup,Derivatives:practicesandPrinciples(GroupofThirtyReport)(GroupofThirty,WashingtonDC,July1993),p.28.
[02]從世界范圍期貨市場來看，除了傳統的農產品、工業品期貨品種外，20世紀70年代后外匯、利率、已及股指期貨等金融期貨創新相繼問世，2002年新加坡期貨交易所推出了計算機內存期貨合約，2003年美國期貨重鎮芝加哥成立了ONECHICAGO交易所，專門經營單只股票期貨，2003年10月，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宣布在2004年推出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期貨合約，可見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從未間斷。我國2003年期貨市場在金融服務一體化的產品創新上也邁出了一大步，涌現了"期證通"、"銀期通"等新的產品。
[03]徐孟洲、葛敏，"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制度初探"，載于《成人高教學刊》，2003年第5期。
[04]但是，從我國監管制度本身的變遷來看，往往經歷的是一個從中央的不禁止或默許狀態下，地方自主的發展和管理中央逐步介入管理中央集權管理和地方管理的競爭中央和地方合作管理。這種中國特色的形成原因是因為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特別是在初期，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是"發展才是硬道理"。
[05]葛敏、席月民，"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統一監管模式選擇"，載于《法學雜志》，2005年第2期。
[06]寧敏著，《國際金融衍生交易法律問題研究》，第349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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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興濤，《金融衍生品市場論》，立信會計出版社，1999年版。
3、楊邁軍、湯進喜，《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中國物價出版社，2001年版。
4、王學勤、張邦輝、黃一超，《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國物價出版社，2001年版。
5、寧敏，《國際金融衍生交易法律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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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lobalDerivativesStudyGroup,Derivatives:PracticesandPrinciples(GroupofThirtyReport)(GroupofThirty,WashingtonDC,July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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