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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范文1
1.1環保準入不夠完善環境保護準入條件研究不夠深入，缺乏系統完整的適應省情的地方準入條件。準入條件中的建設規模、技術水平的規定多以國家產業政策、行業政策為基礎，缺少針對山西省地理環境、生態環境敏感區等的布局要求，生態功能區劃尚沒有在其中發揮應有作用；資源能源利用水平指標缺少合適渠道納入環保準入要求，對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末端治理和污染物排放標準缺少適應省情的規定，環境監管規定也缺乏地方特色，環保準入的閘門作用難以得到有效發揮。
1.2環?；A能力支撐不足落實環境保護調控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管理、科研、咨詢等基礎支撐能力尚顯不足，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還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如環保部門，尤其是市、縣兩級存在著專業人員數量不夠，職業素養有待提高，行政執法能力較弱，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圍繞環境影響評價、環境準入等開展的基礎研究太少，環評咨詢服務市場缺乏規范管理，監督考核機制不健全，咨詢市場中惡性競爭、不正當競爭問題時有發生等。
2環境保護參與宏觀調控的對策建議
2.1推進戰略和規劃環評要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轉變，必須在新型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立足省情，深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切實加強規劃環評，開展戰略環評，充分發揮環境保護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先導”“優化”“助推”等作用，把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以及發展循環經濟和建設生態文明的理念和要求落實到各規劃中，為政府宏觀決策、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2.1.1擴大規劃環評范圍建議應將區域發展戰略、政府重大政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縣級政府規劃等納入規劃環評范圍，其中戰略和重大政策環評應積極嘗試，選取投資、消費和外貿等領域的重大發展戰略開展環評，探索戰略環評的管理模式與技術方法，增強參與宏觀調控的預見性、主動性和有效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應重點協調生態功能區劃與主體功能區劃的統一性，實現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另外在向上層擴展規劃環評范圍時，對規劃環評條例中未做具體要求的縣級人民政府組織編制的規劃也納入規劃環評范圍，按照上一層次相應規劃環評的要求進行環評，體現出規劃環評的操作性和實用性。
2.1.2完善規劃環評技術及方法組織相關專家研究制定各主要部門、行業規劃環評、工業園區規劃環評等的技術指南、規范，針對部門與行業、工業園區特點，推薦合理的預測和評估方法，為規劃環評的具體實踐提供技術支持，環保管理部門應配套出臺相應的規劃環評審查要點，規范規劃環評的有序開展；同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切實加強對規劃環評工作的組織領導和監督管理，規劃審批機關、規劃環評審查機關、規劃編制單位要明確職責，依法依規開展工作，確保規劃環評工作及早介入，與規劃編制協同推進。
2.1.3完善規劃環評作用機制提高規劃環評的執行力，確保規劃環評提出的規劃調整建議和減緩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措施落到實處。各級政府要把規劃環評放在落實建設生態文明、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位置，研究出臺推動規劃環評的剛性約束制度，并將其納入政績考核機制，逐步將問責制體現和運用在規劃環評執行上。同時，環保與發改、經信、住建（規劃）、國土、交通、水利、農業、林業等相關部門加強溝通，盡快推動建立成型的協作機制，促使部門聯動，規劃與規劃環評互動；另外應建立規劃環評與項目環評聯動機制和跟蹤評價機制，強化規劃環評中的總量控制、產業準入、循環經濟等要求對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效力，全方位提高規劃環評的震懾力。
2.2提高環保準入門檻環境準入制度是環保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依據資源環境承載力，使用各種技術標準，建立嚴格的、符合省情的環境準入制度，切實發揮好環境保護的閘門作用，促使環境保護參與宏觀調控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較強的針對性。
2.2.1制定符合省情的環境準入制度依據不同區域資源環境承載力以及環境強制約因素，選擇高污染、高能耗行業，制定適應省情、嚴于國家的標準。生產規模與裝備水平方面應瞄準國際領先水平，助力重點優勢產業的全面升級，推動重點產業兼并重組，有利于重點新技術、新工藝的推廣。資源能源消耗和回收利用方面，針對山西省實際，應制定最為嚴格的節水和廢水回用標準，促進焦爐煤氣、高爐荒煤氣等各類廢氣資源能源利用，提高各類固體廢物綜合利用水平；末端治理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要建立滿足國家標準和總量控制要求，又有利于促進環境質量不斷改善的地方排污控制技術和標準體系，針對山西水環境問題，應進行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技術和標準體系創新，制定排放濃度標準和廢水排放量控制標準。另外制定基于環境容量和管理總量要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同時在實施行政區域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增加各類工業園區和工業企業聚集區的污染物總量控制要求，強化經濟手段對污染物增量的約束作用。
2.2.2制定合理的空間環境準入制度在產業布局方面，應從控制環境風險角度出發，制定合理的空間環境準入制度。首先應符合生態功能區劃與主體功能區劃，充分考慮資源、環境、生態對特定行業規模、結構和布局的約束和不同行業的環境污染特征，細化不同功能區下重點行業的分類指導規定；必須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境保護規劃等要求，避讓生態環境敏感區域，嚴禁在自然保護區等需特別保護的環境敏感區內建設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的項目；同時針對在生產過程中存在較重的污染物無組織排放現象的焦化、化工等行業，要根據污染物無組織排放核定建設項目的環境防護距離；要通過突發事故環境風險評估，劃定風險控制半徑，以降低產業布局的環境風險，減輕工業生產的環境風險，有效控制環境風險的影響范圍，確保環境安全。
2.3強化環?；A能力建設面對新形勢要求，環保服務須順應新形勢，再拓新思路，從體制和制度層面尋求解決問題的新辦法、新路徑，強化環?；A能力建設。
2.3.1優化環保行政效能各級環保部門應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強化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意識和公共服務思想，按照統籌協調、宏觀調控、執法監督、公共服務四大職能定位，強化環境政策、規劃和重大環境問題的統籌協調與宏觀調控。狠抓保障行政執行力的制度，把解決突出問題與建設長效機制相結合，對內部各類規章制度和工作流程進行全面清理、評估和完善；優化審批流程，實行“節點管理”，即明確每個事項辦理步驟、環節以及每一步驟、每一環節具體的辦結時限和具體責任人，盡量縮短審批時間；爭創環保行政審批服務示范窗口，進一步加強辦事窗口規范化管理，積極推行網上審批與監察，提高環保審批為企業和群眾服務的效率。將環保管理的辦事程序時限、準入審查條件和審批辦理結果予以公布，保持環保工作的公開、透明，保障公眾知情，接受社會監督，切實增強環保行政效能，提升環保服務水平。
2.3.2加強環保隊伍建設優化省級管理機構的同時，重點完善市、縣管理機構。選派業務精、素質高的專業人員充實到管理隊伍之中，定期組織培訓，不斷提高環評科學管理水平，著重加強其對宏觀經濟、法規標準和環評技術導則等知識的學習和掌握，增強隊伍的宏觀管理能力。鼓勵和引導環?？蒲屑白稍儥C構加強環評、環境準入相關基礎研究，重點開展規劃環評技術方法以及重點行業、重點流域環境準入條件的研究，完善環評技術標準體系，制定適合省情的環境準入制度，為環境保護參與宏觀決策提供技術支撐。
3結束語
宏觀環境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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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N 域名注冊的高速增長， 主要原因有國家對域名管理政策的調整營造了CN 域名快速健康發展的宏觀環境;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 以及我國互聯網應用的深入， CN 域名作為中國互聯網的標志， 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內外企業的重視。
【關鍵詞】CN 域名注冊的高速增長 國家對域名管理政策的調整
【本頁關鍵詞】學術期刊征稿 職稱論文投稿 職稱
【正文】
通過收集自1997 年10 月至2005 年6 月的8 年時間內16 期數據資料， 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加工處理，從而對吉林省互聯網絡發展狀況有一個通徹的認識。反映一個地區互聯網普及程度的指標很多， 如上網用戶人數、CN 下注冊的域名數、網站數、上網計算機數等等， 由于時間較為久遠( 自1997 年) ， 所以有些資料已沒有準確記載， 在此我們僅以吉林省在此8 年期的上網用戶數、注冊的域名數及建立的網站數， 并與全國的相應數據進行比較分析。
1. 歷年上網用戶數及比例分析自1997 年10 月31 日至2005年6 月30 日， 吉林省上網用戶總人數為197 萬人， 同2004 年12 月的調查相比， 上網用戶總人數半年增加了18 萬人， 增長率為10. 1%， 和2004 年6 月相比增長18. 4%( 如圖1 所示) 。圖1 吉林省歷年上網用戶人數全國上網用戶人數的平均增長率為: 34. 74%; 吉林省上網用戶人數的平均增長率為34. 43%; 上網用戶人數占全國上網用戶人數的平均比例為1. 85%; 二者的增長速度幾乎相同。僅從增長率上來看， 吉林省上網用戶人數的增長速度與全國的平均增長速度是相當的。但從絕對水平來看， 上網人數的絕對量有些偏低。所以當年， 吉林省發展互聯網的當務之急是增加上網人數的絕對量， 采取相應措施， 讓更多的人使用互聯網， 互聯網的用戶普及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2. CN下注冊的域名數分析截止到2005 年6 月30 日， 我國CN 下注冊的域名數為622534 個， 與半年前相比增加190457 個， 增長率為44. 1%， 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62. 9%， 這半年的增長量比互聯網接入中國的前8 年的CN 域名全部積累量還多。吉林省的情況是: 截止到2005 年6 月30 日， 吉林省CN 下注冊的域名數為6847 個， 與半年前相比增加1843 個， 增長率為36. 83%， 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58. 20%。整體而言， CN 下注冊域名數增長勢頭強勁。CN 域名注冊的高速增長， 主要原因有國家對域名管理政策的調整營造了CN 域名快速健康發展的宏觀環境;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 以及我國互聯網應用的深入， CN 域名作為中國互聯網的標志， 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內外企業的重視。同時， CN 域名注冊費用持續的大幅下調， 也直接帶動了注冊量的快速攀升。如圖2 所示。圖2 吉林省域名數的變化趨勢從圖2 中， 我們可以計算出以下幾個指標: 為求可比性， 這里只計算自1999 年6 月至2005 年6 月期間的指標情況。全國CN 下注冊域名的平均增長水平為29. 1%; 吉林省CN下注冊域名的平均增長水平為34. 81% ; 吉林省CN 下注冊域名占全國CN 下注冊域名的平均百分比為1%; 這三個指標說明， 吉林省CN下注冊域名的增長速度略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文章來源】/article/64/4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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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范文3
關鍵詞:環境宏觀經濟學;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往往更多的強調在需求及膨脹等內容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環境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盡管在資本主義市場形勢下環境對宏觀經濟并沒有太多的影響，但當今社會世界經濟形勢已然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暴露出了極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據市場經濟形式的轉變而做出創新，將環境所具備的影響納入其理論中，這也是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的原因。下文將就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展開相關研究。
一、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HermanE．Daly提出。其認為經濟在其增長過程中應受其所處整體大環境的限制。受市場形式的影響，往往在環境、資源等方面會出現濫用等現象，因此，要切實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能保證在經濟增長等方面的適度性。通過總結來看，其在環境宏觀經濟學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
(一)研究任務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認為要完善對環境公關經濟學的研究，首先就必須對研究的任務等進行明確，而這一任務就是要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這一任務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設置承重線來明確其載重的標準一般，經濟制度的制定就是為環境宏觀經濟設置同樣的限制，以此來預防環境宏觀經濟超過其速能承載的負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經濟形式從屬于整體的經濟市場一般，環境宏觀經濟也從屬于大的自然系統，且這二者也相互承擔能量的投入與產出，而這也正是環境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研究主題的明確
關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內容更多的集中在規模等方面，而不是經濟配置的相關問題。且在這一研究中其也對規模和配置等進行了劃分，并同樣以船的承重線進行比喻指出，當水位超過船的承重線之后無論船的質量有多好也難逃下沉的結局，同樣，當經濟的形式超過了在一定時期內環境所能接受的承載度，那么盡管經濟形式使用如何優質的配置也難以繼續發展。所以，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之外，還必須要在適度性的原則上研究其規模，以此來保證經濟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三)重視相關的環境政策
以環境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主題來看，其對經濟所明確的規模往往和傳統經濟學中所指出的公平與穩定等方面的目標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這也必然應成為環境宏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重點內容。然而，由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規模適度可能與其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性，因此，但規模和配合問題處于同一系統中時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這也就要求能在解決中采用相關的政策來作為工具。而Daly指出在這一問題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來對人口的規模進行有效的控制，轉變以往知識產量的觀念而給予產率更多的重視。
二、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有很多經濟學家也對其這一觀念表示了認同，并在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設想。如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理論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紀初繼HermanE．Daly所提出的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所提出了一種模型形式，這也是對環境宏觀經濟學最具影響的一項研究。對于環境宏觀經濟學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能有效對其進行重新的評估，且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其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關理論的支撐。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環境均衡曲線”的相關概念，為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融入凈賬戶等相關的因素;最后，Sim同樣對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但與Lawn之間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強調產出方面的缺口問題。
(二)環境定向技術
環境定向技術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利用其框架對技術、經濟、環境這三要素的關系所進行的研究，也是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所出現的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環境定向技術方面的研究。而在這一研究中也可針對對象的不同來進行進步模型的劃分:首先，節能技術。其在環境定向技術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寬在源消費基礎上經濟增長與其之間的限度;其次，環境定向技術的進步模型。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勞動及資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開放經濟下的進步模型。這一模型主要是對封閉的經濟體進行擴張，讓其能在開放的經濟形式中實現進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業周期的理論
在以往，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對經濟波動的現象進行研究，但其主要從微觀的角度對技術等進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設性。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日益惡化，因此，在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中也應當融入相關的環境政策內容。而在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環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確定沖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商業波動”背景下的環境政策、“確定及不確定”背景下的環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學和環境之間往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來看，其往往忽視了環境的重要性，而對相關經濟學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環境宏觀經濟學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環境在行為等方面的制約性，因而，要切實做好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無法與環境等相脫離，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未來也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發展的主流。
［參考文獻］
［1］任力，梁晶晶．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J］．經濟學動態，2013(09)．
宏觀環境范文4
關鍵詞：并購；宏觀經濟環境；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關于并購活動的動因，西方學者通常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行為理論進行解釋的。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并購浪潮一般由經濟、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沖擊所導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為理論則認為并購浪潮是由管理者的問題、自負及羊群行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并購浪潮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資本市場的過高估價而擇時并購的結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盡管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環境不同，但并購活動總體上也呈浪潮式發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紹祥，2006；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1-13]。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國內學術界主要運用歸納性假設分析方法來研究并購浪潮的驅動因素（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2-13]，在采用實證方法研究中，唐紹祥（2007）運用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檢驗了1998―2006年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聯性，發現經濟周期、利率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14]。
總體而言，采用實證方法檢驗并購與宏觀經濟的關系，特別是運用中國公司并購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宏觀經濟沖擊的影響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發起的并購事件為研究樣本，運用協整檢驗、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與股價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短期內，經濟發展水平波動與股票價格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正向影響，利率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負向影響。與其他研究中國并購活動的實證論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樣本時間跨度長，采用協整檢驗、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檢驗并購動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線性回歸在刻畫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時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與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相比較。本文研究結果與唐紹祥（2007）的結論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結論。本文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檢驗我國已取得的各種歸納性假設，而且還有助于理解我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發展趨勢，明確影響并購活動的宏觀驅動因素，為公司預測與選擇并購時機、提高并購協同效應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關于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西方學者大多是側重于微觀經濟個體研究并購的形成動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盡管對并購動因的理論研究尚存較大分歧，但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大部分并購活動幾乎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公司同時發生，這表明并購活動可能存在共同的驅動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觀經濟個體的宏觀經濟動因，這些因素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產業沖擊、科技進步等，本文主要從前兩個方面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Reid（1968）提出了并購活動-經濟繁榮理論[15]，為更好地理解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并購活動與經濟周期存在著相關性，即并購活動存在順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購活動的強度與經濟增長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正相關（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發現并購活動通常在經濟繁榮時期升溫，而在經濟衰退時期放緩[22]。Lambrecht（2004）采用實物期權方法研究表明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需求正相關，當產出價格處于高位時觸發并購[23]。因此，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周期相關。從宏觀經濟指標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發現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且并購活動的增加與經濟環境的改善相關[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證實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但與實際利率負相關[25]。
Harford（2005）不僅認為并購活動是應對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而且還認為資本市場的繁榮所帶來的足夠的資本流動性是驅動并購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認為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性由資產流動性價值與債務融資能力的關聯性所驅動[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認為公司之間資產重新配置的順周期緣于資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將并購作為股票價格和債券利率的函數來解釋并購活動，他們的研究發現：（1）股票價格上漲（下跌）后一個季度內出現并購活動的增加（減少），由于并購談判往往在并購完成兩個季度前才開始，所以并購談判可能比股票價格的變化領先一個季度；（2）并購活動與先前的債券利率負相關，但其相關程度弱于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的相關程度[16]。這些結論表明融資可獲得性是主并公司進行并購活動的重要驅動因素，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股票價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購活動增加。這與資本市場狀況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釋并購活動的觀點是一致的。李瑞海、陳宏民和鄒禮瑞（2006）認為中國的兼并活動與GDP增長率和市場化程度正相關，而與股票指數存在較弱的相關性[28]。唐紹祥（2006）研究發現中國總體并購活動呈浪潮式發展，并購活動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隨機游走過程[11]。唐紹祥（2007）認為經濟周期和利率是中國并購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輝（2007）通過對中美兩國1991―2005年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驗證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修正關系[29]。
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使股票市場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得到了新的注釋。Brealey and Myers（2003）認為引發并購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價值被錯估，特別是當股票市場處于繁榮期時，股票價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層更傾向進行并購交易活動[2]。從行為學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場錯誤定價與管理者的過度樂觀與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動了并購活動。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確將這種觀點概括為“股票市場驅動并購”[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過被市場高估的股票去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9]。雖然R-KV給出了收購者行為的解釋，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為何目標公司會接受股票對價并購交易呢？R-KV認為主并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目標公司不足以正確估計并購行為本身的價值。他們對股票價格的總估價錯誤導致了對并購協同效應的估價錯誤。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場過高估價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將公司的市場賬面價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與市場成分，認為市場層面的錯誤定價是并購浪潮發生的顯著影響因素[10]。Rosen（2006）檢驗了并購對主并公司股票價格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其他時期的并購活動，并購市場繁榮時期的并購活動給主并公司帶來的收益較高，但是從長期來看，并購收益較低[30]。這表明過度樂觀的投資者誤判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協同效應。股票市場雖然是并購活動的一個顯著驅動力，但不能完全解釋并購活動的出現。由于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股票市場的繁榮可以刺激更多并購活動的發生，但并不是并購浪潮唯一顯著的驅動力。
除上述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僅證明并購活動和經濟環境中的股票市場有關，同時他們發現經濟、制度、產業沖擊等因素都會引發集聚的并購活動[1，31]。也有的學者分析技術進步對并購的影響，他們認為技術沖擊對產業環境、經濟環境的影響，改變了市場上要素的平衡關系，通過并購手段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購活動驅動因素，并購浪潮的出現是各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Ali-Yrkk？（2002）所認為的那樣，宏觀層面的因素諸如經濟繁榮、技術發展、全球化與規制等引起行業沖擊，為了有效應對這種沖擊，微觀層面的管理者出于經濟動機、管理動機與自負動機而作出并購決策[33]。因此，我們認為雖然并購更像是公司層面的事件，然而這種微觀層面的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往往具有聚類的趨勢，形成一種浪潮，這種現象表明從宏觀上來看，可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長期均衡環境驅動著并購活動。本文主要從宏觀經濟環境層面來研究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檢驗宏觀經濟環境與總體性并購活動是否存在著長短期關系。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經濟發展水平與并購活動
根據“并購―經濟繁榮理論”，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繁榮與并購活動呈同方向變化，如果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總體經濟增長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購活動的交易量與交易額就越大。這是因為GDP絕對規模越大或者GDP增長率水平越高，意味著總體經濟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以達到最佳使用。而這種經濟資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觸發了并購活動。在美國、英國和歐盟其他地區，并購浪潮總是發生在經濟強勁增長、股票市場高漲時期，并購浪潮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緊密，全球并購的興起與衰退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水平高峰與低谷的輪回而交替。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動，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對公司并購活動也產生周期性變動。GDP對并購活動的正向影響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們認為國內總體并購活動與GD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認為GDP規模越大，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則會利用這些超額現金去并購當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規模及獲得市場支配力[35]。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GDP）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二）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
并購作為一種投資行為，需要大量的資金作保證。由于并購公司的內部資金有限，完成并購交易所需要的資金一般是通過債務融資支付對價，因此，并購活動可能會受到現行實際利率水平的影響。較高的利率水平將意味著較高的資本成本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將不利于并購活動的發生。結果，并購活動與現行實際利率水平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資約束可能會阻礙公司的并購交易活動，而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資約束，當公司持有更多的現金或更容易進入外部資本市場融資時，就會更容易發起并購活動（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購水平與經濟環境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相關，并購活動為主并公司的融資可獲得性所驅動，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資成本，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并購活動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發現利率與并購活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37]?；谏鲜龇治?，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2：市場利率水平對并購活動存在負向影響。
（三）股票市場狀況與并購活動
根據預期理論，股票市場狀況直接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股票市場越繁榮，股票價格越高，越容易引發公司的并購活動。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價格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系，認為股票價格對并購活動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高股票價格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提高了并購活動所能帶來的未來回報的凈現值；二是現行的股票價格在預測未來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方面在統計上顯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釋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的“經濟突變理論”（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認為外部經濟因素的變化（如股價的上升）會引起持股股東和非持股股東對公司價值的不同預期，從而引起并購活動水平的增加，變動的股市比靜止的股市能產生更多價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購價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從而解釋在股市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產生并購活動的出現。當一國股票市場進入蕭條期時，股票價格往往被嚴重低估，就會出現較多的跨國并購現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認為股票市場估值驅動并購浪潮。他們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導致主并公司用過高估價的股票去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的資產[8-9]?；谏鲜龇治觯覀兲岢鋈缦麓龣z驗的假設。
假設3：股票價格指數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中國較為頻繁的上市公司并購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數據起止日期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為了保持數據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將各變量數據調整為季度數據，并對明顯具有季節性的變量數據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并購數據來源于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GDP、利率與股票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及Wind資訊。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設定
1. 變量定義。（1）并購交易數量。衡量并購交易活動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根據并購交易的數量，二是根據并購交易的總金額。單獨考慮并購交易的數量，可以做到對所有并購交易活動一視同仁，是對發生在中國的并購活動廣度的一個明顯度量。相對地，單獨關注并購交易的總金額，是對大規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國上市公司的并購交易金額并未披露，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本文決定采用并購交易數量的季度數據來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總體性并購活動。根據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的重組類型標準，將并購限定為資產收購、股權轉讓、吸收合并以及資產置換，而不包括資產剝離、債務重組與股份回購等形式的廣義并購活動。在實證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M&A表示。
（2）GDP。為了研究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采用實際GDP的季度數據進行度量。變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標采用六個月期貸款實際利率的季度數據。變量用R表示。
（4）股票價格指數。由于綜合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滬深300指數只能獲得2005年及以后的數據，且國內沒有其他反映滬深股價綜合水平的指數，同時考慮到深圳綜合指數與上證綜合指數的波動幾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綜合指數的季度數據來反映股票市場狀況。數據在使用之前采用X12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設定。為了研究宏觀經濟環境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別考察經濟發展水平、股票市場狀況以及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聯性?？紤]到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我們將對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變量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體包括協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過運用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檢驗各宏觀經濟變量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動態影響關系及其影響程度，最后對各宏觀經濟變量與總體性并購活動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著t（1）
（1）式中，M&At為并購交易數量，GDPt為國內生產總值，Rt為利率，StockPricet為上證綜合指數，εt為隨機擾動項。
五、假設檢驗與結果
（一）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長期關系檢驗
1. 單位根檢驗。Chowdhury（1993）認為大多數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替代變量為非平穩變量[41]。因此，在模型的構建過程中，為避免時間序列出現偽回歸的現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檢驗以及Phillps-Perron檢驗，以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從表1可以看出，這些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I（1），即它們本身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都為平穩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
2. 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和用于單方程的基于回歸殘差檢驗的ADF檢驗不同，它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M&A、GDP、R與StockPrice這四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為I（1）過程，從而采用Johansen檢驗法分別檢驗M&A與GDP、R及StockPrice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至表4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方法的結果同時表明，M&A與GDP及StockPrice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而M&A與R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協整關系。表明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價格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并購活動與利率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二）宏觀經濟變量隨機波動影響并購活動的動態過程分析
由協整檢驗確定了M&A、GDP、R與StockPrice四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利用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統中的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造成的影響。為了考察并購活動、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我們建立了包括并購交易數量、實際GDP、六個月期貸款利率以及深圳綜合指數的VAR模型，見方程（2）。由于平穩時間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時效果較好及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將使用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著it（2）
其中，Ai為i維矩陣，i為滯后階數，？椎i為常數項向量，εit為白噪聲擾動向量。
1. VAR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建立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最佳滯后階數的確定，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影響VAR模型估計的結果。因為模型的解釋變量多了，解釋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釋變量的增多會帶來自由度的損失。因此，在選擇滯后階數時，既要有足夠數目的滯后項，又要保證足夠數目的自由度。而各種信息準則考慮了自由度的損失，可以作為判斷模型階數的依據。本文采用常用的LR檢驗、AIC信息準則以及SC信息準則等來判斷恰當滯后期（見表5），由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滯后1期的VAR模型最為合適，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穩性檢驗。VAR模型具有穩定性是模型適用的前提，模型穩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單位圓以內（小于1），本文通過VAR單位根表對模型進行平穩性檢驗，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單位根（見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穩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檢驗宏觀經濟變量波動對并購活動的影響。
3. 脈沖響應函數。VAR模型的系數通常難以解釋，而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或新息（Innovation）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研究者通常運用脈沖響應來推斷VAR的內涵。在VAR模型基礎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術，通過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分析并購活動對GDP、R與StockPri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脈沖響應。
從圖1來看，對GDP的一個沖擊，M&A在初始階段呈正向影響，之后這種擾動沖擊對并購的影響緩慢減小，在第三期后，并購的波動趨于零。說明中國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正相關，處于擴張或繁榮階段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利于并購活動的開展。然而GDP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如西方國家那么成熟，并購重組活動大多在行政主導下完成，帶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過市場化運作完成并購交易的較少。
從圖2來看，對R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梢姡①徎顒拥牟▌优c利率的波動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說明在短期內融資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
從圖3來看，對StockPrice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說明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正相關。但StockPrice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政策性的股票市場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股市不能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國上市公司長期以來股權分置，存在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現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購交易中充當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時，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場的錯誤定價而擇時并購。最后，從并購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場狀況對并購交易的影響較為微弱。劉淑蓮（2010）根據CSMAR數據庫對并購支付方式的分類標準，統計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購案，發現采用內部資金支付方式的并購案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這說明中國主并公司較少利用股權融資來完成并購交易活動。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購活動波動對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擾動沖擊變化的響應之后，我們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度，從而了解各新息對并購活動變化的相對重要性。
從表7可以看出，在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中，如果不考慮并購活動自身的貢獻率，利率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雖然最大并且長期保持穩定，但也只達到0.8%左右；而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也同樣較小，一直在0.2%左右?？傊?，在短期內，GDP、利率及股票價格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均較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均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穩時間序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要求變量序列是平穩的，且滯后期的選擇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卻可以運用于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滯后期的選擇也是確定的?；赩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貸款利率并不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說明繁榮的經濟發展與股票市場狀況確實有助于并購活動的發起，而貸款利率對并購活動發起的影響不甚明顯。
六、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深入地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利率與股價指數對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總體性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市場狀況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總體性并購活動與貸款利率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從因果關系看，存在著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到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不存在因果關系。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是我國并購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動態調整過程中，各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沖擊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GDP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幅度較小。影響程度雖然沒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經濟的繁榮與否確實影響著公司的投資行為。雖然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利率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一定幅度的負向影響。說明融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并購活動的發生。股票價格指數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也存在正向影響，影響幅度同樣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還不是很成熟，為典型的政策市場，而且股改前后，我國股票市場均存在大量的國有股與法人股，這使得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很難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產生顯著的短期動態影響。通過以上分析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是形成并購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動雖然短期內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有影響，但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影響。
本文僅研究了反映宏觀經濟環境的幾個主要因素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而進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礎上，結合微觀層面與行業層面的因素來分析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分析驅動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各層面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漸深入，對不同國家的總體性并購活動的主要驅動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將進一步加深對全球性并購活動驅動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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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宏觀環境范文5
2009年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是3G牌照發放后工業和信息化部主辦的首個國際大型信息通信展覽會,由此不難預測,3G技術的展示及業務應用的演示將成為本屆展會的亮點:2009年是中國3G建設全面鋪開的一年,3G網絡建設最新進展、3G網絡規劃和優化方案、3G業務應用、3G終端、3G演進等都是國內移動通信業持續關注的熱點。此外,隨著全業務運營時代的來臨,寬帶電信業務與增值服務、移動互聯網、寬帶無線接入、家庭網絡等新業務和新技術也將展示信息通信行業的最新趨勢……3G為我國通信業發展帶來的勃勃生機,和我國通信業迎接全業務運營時代的全新姿態,都將在本屆展覽會上一一呈現。
為此,本期隆重推出“2009年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同業內專家、學者、研究者一起,對我國3G產業宏觀發展環境及監管政策進行解讀,對3G網絡建設、規劃、優化的現狀、關鍵問題和經驗進行介紹,對3G業務、終端、市場等問題進行研究,對我國運營商的全業務運營策略進行分析。
【摘要】文章首先從基礎市場運營結構、移動通信技術和標準的發展趨勢、三大國際標準產業鏈競爭成熟度以及電信產業與金融媒體等傳統產業融合趨勢對中國3G產業的宏觀環境進行了分析,并在宏觀環境分析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電信管制政策所面臨的目標價值體系上的沖突和挑戰,最后,文章提出以TD的市場化和國際化作為首要目標的四維3G管制政策目標綜合體系。
【關鍵詞】3G產業環境 管制目標 融合監管 管制沖突
在延后全球3G牌照發放十年之后,2008年,中國政府以采取大規模市場結構重組與3G牌照同時發放的方式,拉開了中國3G產業發展的帷幕。從六家分業運營的結構體制,重組為只有3家的全業務運營結構,尤其是3G移動通信市場從原來的只有兩家的雙寡頭壟斷到有三家的壟斷競爭。從體制到政策,此次重組對中國的電信產業政策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這種挑戰又由于夾雜了復雜的政治因素的考量、混合了國家自主創新、市場結構調整以及國有資產保值等多維的管制目標需求,而顯得尤為困難重重。
1 中國3G產業宏觀環境分析
通過研究和分析中國的3G產業管制政策所面臨的宏觀環境問題,筆者以為,可以從市場結構環境、技術進步發展趨勢、3G三大國際標準產業鏈競爭成熟度以及產業融合四個維度進行剖析。
1.1 中國3G產業的基礎運營結構
在電信產業重組之后,中國電信產業的運營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強弱配格局。
首先,在業務結構或者地區結構上,三大運營商呈現互為主導的運營格局。從固網業務結構來看,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分別是南方區域和北方區域的固網業務主導運營商,而中國移動在全國范圍內均是最弱小的運營商;從移動業務結構來看,無論是用戶還是網絡規模,中國移動無疑是一家主導運營商,而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是非主導運營商。
其次,從3G標準的成熟度來看,在所獲得的3G牌照中,中國移動作為規模最大的移動業務主導運營商,所獲得的是產業鏈成熟度最低的TD-SCDMA。相比而言,其他兩家運營商獲得的是相對成熟的WCDMA和CDMA。
最后,從市場結構來看,在移動通信業務上,一家獨大是基本的市場格局。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2G時代已經占據了90%的用戶市場,尤其是中國移動在2G上積累的超過70%的用戶規模所產生的用戶鎖定效應,是影響未來3G發展的重要環境變量。從2009年三大運營商的移動用戶增長趨勢看,這種龐大用戶規模所帶來的慣性對3G管制政策的挑戰將是長遠的。
基礎運營結構和市場結構組成了中國3G產業發展宏觀環境的基本面,可以預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對中國的3G產業發展有著重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
而在另一方面,中國的3G牌照發放整體滯后于世界上大規模3G牌照發放浪潮十年左右,在這十年間,移動通信技術已經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以LTE為代表的B3G、4G已經從實驗室走向試商用、商用,過渡或者替代,這些構成了中國3G產業發展方面的技術基本面。
1.2 中國3G產業發展的基本技術環境及趨勢
中國3G牌照的發放是與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也是中國滯后近十年,在2009年發放3G牌照的原因之一:為TD-SCDMA的成熟和確保市場化的成功保留足夠的時間窗口。
然而在中國進入3G元年的時候,全球的移動通信技術已經開始進入后3G時代。
3GPP標準化組織在受到IEEE 802.16標準化工作組推出的具有移動功能的WiMAX挑戰和沖擊的時候,于2004年底,提出了革命性的LTE研究項目。與原有移動通信標準的制定模式不同,Vodafone、T-Mobile、中國移動等7大運營商聯合主導了LTE的需求。
從2004年開始,經過SI可行性研究階段之后,3GPP在2006年9月正式開始了LTE標準的起草階段。截至2008年,全球主要移動運營商如沃達豐、Verizon、中國移動等均宣布了自己的下一代網絡演進計劃,而進入2009年后,Telenor集團、Verizon、中國移動、中國電信都已經或者計劃在2010年前后開展LTE實驗網絡試驗網的建設和測試。
因此,從技術進步的角度看,中國的3G可能會在商用不久就面臨由于技術進步被替代的產業風險。
而另一方面,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2G網絡從網絡覆蓋到網絡質量乃至業務應用,其成熟度和豐富度已經能夠滿足大部分用戶對移動通信的業務需求,并且從運營商到整個產業鏈已經產生了規模龐大的沉淀成本。這樣也構成了中國3G發展環境的基本技術面。
1.3 3G三大國際標準產業鏈競爭成熟度
與市場結構、技術進步趨勢相似,影響中國3G監管政策的另一個要素就是國際三大3G標準的產業鏈成熟度。
眾所周知,TD-SCDMA真正市場化進程是在2008年開始的,而彼時其他兩個3G標準早已渡過了最開始商用時的終端匱乏、產業鏈力量薄弱、應用匱乏、網絡設備不成熟等問題集中爆發的階段。與TD-SCDMA相比,WCDMA和CDMA2000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在中國市場攻城略地的強大競爭能力。
而TD-SCDMA,從2008年開始,也不過是剛剛完成從試驗網到商用網的轉變,在終端、測試、芯片、網絡等環節仍面臨巨大挑戰。從公開的數據來看,對TD-SCDMA來說,在網絡質量上能夠不比2G網絡差成為運營商設定的主要目標。也有數據表明,在網絡優化和建設上,TD-SCDMA難度數倍于2G的GSM。這些都表明,在產業鏈的成熟度上,自主知識產權的3G標準TD-SCDMA處于夾縫中的尷尬競爭劣勢將在一段時間內存在。
與技術比較劣勢相比,三大3G國際標準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已經成為一個標準能否有效存在和發展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在所有標準中,WCDMA無疑獲得了全球范圍內主要運營商的支持。在3G向4G演進的過程中,高通在2008年底前宣布放棄UMB,專攻LTE,成為市場選擇標準的一個典型案例。那么,對于中國的3G政府監管政策來說,所有管制政策的出臺,都要考慮產業成熟度和國際化程度所帶來的此消彼長的影響,這是必須納入關鍵考量的外部要件之一。
1.4產業融合應用需求成為3G發展的宏觀外省需求變量
信息和通信產業之間的融合以及信息通信產業與傳統工業的融合,已經使原來涇渭分明的產業邊界變得模糊,而在融合邊界催生的新的融合應用需求將對中國乃至全球3G產生決定性的結構影響。
3G的高帶寬為互聯網的移動化奠定了技術基礎。以IP技術為基礎的傳統互聯網應用對移動化的強烈需求,使移動互聯網成為IT與CT融合的新產物。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移動終端成為用戶接入的第一入口。移動終端成為3G與互聯網、工業、金融、媒體、廣電等其他產業融合的匯聚點。
最明顯的就是移動終端的媒體化趨勢。手機報作為傳統新聞行業與移動通信的融合應用,其在中國的用戶數和發行量已經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家傳統媒體的訂閱用戶數和發行量。以中國移動公開透露的數據為例,截至2009年5月,中國移動的手機報用戶已經超過4000萬。除此之外,基于移動終端的移動廣告業務、手機視頻業務,使移動終端早已超越了作為語音通話工具的范疇。
而與金融行業的融合,則是3G應用融合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在日韓等3G先行的國家,移動支付(手機支付)已經成為重要的基礎性3G應用。中國工商銀行在2009年7月宣布推出3G版的手機銀行,而中國移動也推出了基于話費賬戶的移動支付業務。手機在金融與移動通信的融合中,成為一個新的金融工具。
除了互聯網、媒體、金融、廣電之外,其他傳統行業與移動通信的融合需求也成為3G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而這所有一切,都對現行的政策監管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
2 3G管制政策目標價值體系的沖突和挑戰
電信行業的政策管制目標,一般分為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兩種。通過對中國3G產業發展宏觀環境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測,效率目標或許將成為監管政策的首要價值判斷基準。
筆者認為,中國3G產業的宏觀環境,給政策監管提出了極大挑戰。監管目標的復雜性和相互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沖突,讓監管政策的制定陷入了兩難境地。
基礎運營結構格局與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目標要求的潛在沖突使得監管政策的制定存在雙重價值判斷基準。3G牌照發放后產業發展是否取得成功,將以TD-SCDMA是否成功市場化并具有國際競爭力作為主要參照標準。然而,由于基礎運營結構的強弱配格局,將使市場結構調整目標與這一目標產生沖突。由于中國移動在移動通信市場作為主導運營商的同時又承擔著TD-SCDMA的運營和市場化和國際化重任,市場結構調整的管制政策,例如不對稱價格管制或者攜號轉網等措施必將對TD的建設和運營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價值目標體系的沖突置監管政策的制定者于兩難境地。
三大國家標準的產業鏈成熟度成為TD-SCDMA國際化競爭優勢建立的主要障礙。目前來看,一方面WCDMA和CDMA2000標準在中國的網絡建設和市場發展,使國外的大型通信設備制造商由于不存在任何進入中國市場的壁壘而沒有足夠的壓力和動力去參與和促進TD-SCDMA成熟和國際化;另一方面,其他國際運營商也不存在其用戶漫游至中國時存在制式不一致的障礙,這也導致它們沒有足夠的市場壓力促使其選擇TD-SCDMA作為技術選擇路線。或者說,在沒有其他顯性強制性管制政策約束的條件下,掌握著國家標準話語權的國外設備制造商和運營商,是不會有主動提高TD-SCDMA國際化競爭優勢的意愿的。
技術替代風險、規模巨大的存量資產的沉沒以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成為難以調和的矛盾目標。LTE(或者說4G)在中國3G牌照發放后的試商用以及商用,有可能導致中國3G的大規模資本投資沉沒。這是由LTE技術本身革命性的演進所導致的:LTE采取的全新的網絡結構和物理層技術,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的后向兼容性能,使運營商在網絡建設時系統設備和終端設備,均需進行替換。這種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替代風險成為中國3G產業資產保值增值的潛在殺手。同時,運營商在2G時代形成的龐大規模的存量產業資產,又由于3G與2G在業務和應用上的相似性而產生直接替代競爭,也成為國有資產保值和增值目標的重大挑戰。
3G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應用,對目前垂直行業監管體系及其政策協調機制提出了新的需求。移動終端的媒體化、金融工具化、信息化趨勢,使原先毫不關聯的產業在移動終端這一載體上,由于融合應用出現了交叉。以移動支付為例,運營商開展的小額支付或者以話費作為賬戶的手機支付,已經使電信運營商進入了金融服務業,那么,對電信與金融融合邊緣金融業務的監管就成為電信管制當局和金融管制當局進行政策協調,建立統一的融合監管體系的直接需求。而在電信業與廣電業融合的過程中,移動終端成為第五媒體,對于監管當局來說,媒體行業與電信行業融合應用的出現,也需要在電信與廣電部門之間形成協調一致的政策監管機制。
3 3G產業管制政策協調目標體系
由于3G宏觀產業環境的復雜性,在3G政策監管體系的設計上,筆者以為,首先需要建立一個主次分明、協調一致的目標體系,才能指導3G監管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優化。
除了電信管制中的公平和效率等通用目標之外,筆者認為,在3G管制政策制定上,需要建立一個符合中國3G宏觀產業環境的目標體系。
首先,TD-SCDMA標準成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應成為3G管制政策的首要目標。由于其他兩個標準對于中國實施國家自主創新戰略,謀求國際標準話語權將會產生阻礙和替代作用,因此,中國的3G產業管制目標必須與國家戰略目標保持一致,盡可能減小這種阻力和避免話語權競爭替代效應的出現。
其次,市場結構均衡調整應是3G管制政策的第二目標,并在必要的時候服務于首要目標。應該說,移動通信業務在很多國家已經不再列入電信行業的強壟斷業務,而在中國市場,電信行業市場結構的失衡,尤其是中國移動的一枝獨秀,從電信管制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影響來看,并沒有產生壟斷者濫用市場勢力破壞競爭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同時,由于中國三大運營商同屬國資委的特殊資本結構,衍生的國有資產保值和增值需求,注定市場結構的均衡不應該也不會成為電信管制政策的首要目標。
再次,減少重復投資和減緩資產迅速沉沒應成為3G管制政策設計中的第三個目標,以此防范由于無序競爭和技術進步替代的風險。重組前,電信企業是分專業運營,全業務牌照頒發后,對于在固網業務和移動業務互為主導運營商的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以及在南北地區互為固網業務主導運營商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來說,如果沒有電信資源共享的管制機制和協調機制,將會給運營商帶來很大的重復投資沖動。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對電信網絡的開放、分拆和定價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而在我國只有難以操作的原則性規定。而后3G乃至4G技術的進步,對3G投資造成的替代沉沒風險要求3G管制政策的目標設計必須建立最大限度的資源共享強制技術規范體系,而這種強制技術規范體系的實施,必須依托顯性的管制政策設計和監管。
最后,3G管制政策的目標必須以促進產業融合、創新3G應用為終極應用價值判斷目標。3G乃至4G移動通信技術與傳統工業和服務業的融合,要求3G的政策監管也必須與其他產業的監管政策進行融合,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設施產業的金融服務業與電信產業的融合,這迫切需要打破部門行政壁壘,構建一個大監管體系。這種監管體系應是在部門利益折衷和協調的基礎上,從政策上降低原本相互隔離的兩個產業中的主體進入彼此產業的壁壘,并最終促進產業間融合應用的發展,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
以實施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為終極目標指向,筆者以為,以TD的市場化和國際化作為首要目標,以市場結構調整、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促進融合應用順序作為次要目標并服務于首要目標的的3G管制政策目標綜合體系,或許是在不對稱相互失衡的市場運營結構、3G被4G替代過渡的技術風險、爭奪國際標準話語權面臨的產業鏈競爭劣勢以及電信產業與金融、廣電媒體等行業的融合趨勢內外宏觀環境下最不壞的選擇。
4 結束語
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還從來沒有一個電信管制機構需要面對如此復雜的目標調控體系。因此,審慎的對中國3G產業所處的宏觀環境做一個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建立一個有效制度供給的政策監管機制,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現實價值。也只有在弄清楚中國3G產業發展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了解我國3G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之后,才能制定一個符合國家、產業、企業、社會利益的綜合協調的管制政策目標體系。也只有這樣,每一項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才不至于偏離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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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范文6
關鍵詞：中小型醫療器械企業宏觀環境分析
隨著全球經濟與科技的飛速發展，以及我國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深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企業面臨的外部宏觀環境更加復雜化與動態化。因此企業戰略管理更加關注外部宏觀環境變量對企業發展的影響，通過對外部環境的分析以發現企業發展的新機會和避免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威脅。外部宏觀環境分析，常用PEST的框架進行分析。PEST分析是利用環境掃描分析總體環境中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與技術等四種因素的一種模型。中小型醫療器械企業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做強、做大，制定適合企業發展的戰略對其至關重要?！捌髽I戰略”是對企業各種戰略的統稱，其中既包括競爭戰略，也包括營銷戰略、發展戰略、品牌戰略、融資戰略等，是對企業整體性、長期性、基本性的發展規劃。筆者將對中小型醫療器械企業的宏觀環境進行分析，以對同類企業制定發展戰略加以指導與借鑒。
1 政治法律環境
1.1 國家政策扶持拓寬發展空間 “十二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攻堅時期。世界各國普遍重視醫療器械的戰略地位，因其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進步和國民經濟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2011年11月15日，我國科學技術部、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十個部門聯合制定并了《醫學科技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重大新藥、醫療器械、中藥現代化為核心，發展生物醫藥戰略性新興產業。次年1月18日，科技部又了《醫療器械科技產業“十二五”專項規劃》，明確指出“十二五”期間醫療器械產品發展重點方向、重點任務布局和相關的保障措施。預期到2015年，中國整個醫療器械市場預計將近3400億元。目前全球醫療器械占醫藥市場總規模的42%，而我國僅占醫藥市場總規模的14%，可見發展空間很大。
1.2 法律法規完善，監督有效 醫療器械產品關系到人們的身體健康與安全，國家監管嚴格，從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臨床試驗、使用和服務等的整個醫療器械產品生命周期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制度和標準要求的規范?！夺t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就對我國從事醫療器械的研制、生產、經營、使用及監管等均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隨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條例》又制定了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規章，以令形式?，F行主要的醫療器械規章共有11個，具體如下表。
醫療器械法律法規的健全，為醫療器械生產、使用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醫療器械產業健康發展，并保證了人民安全地使用。
1.3 新醫改帶來新機遇 完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是當前社會各方面高度關注的民生問題。去年，國務院印發了《“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規劃明確了2012-2015年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階段目標、改革重點和主要任務。①“按照?；尽娀鶎?、建機制的要求，增加財政投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加快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優先滿足群眾基本醫療衛生需求”。②“到2015年，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將高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幅度，并實現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做到有效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p>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層醫療機構因地域、資金等因素影響，限制了其發展空間。目前農村基層醫療機構僅占全國醫療機構總數的7%，卻承擔著全國近60%的診療數量。因此對中小型醫療器械企業，如何研發適合農村基層醫療機構的產品并能銷售出去，是一個新的挑戰與機遇。
2 經濟環境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居民收入也隨之增長。2011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長17.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長14.1%。2011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2839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685萬人。其中，參保職工21574萬人，參保離退休人員6819萬人。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47291萬人，增加4028萬人。截至2012年9月底，264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7.5%，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達到70%左右，人民群眾“病有所醫”有了基本保障。
通過上述分析，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有所增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也有新進展，表明醫療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疾病不只停留在治療層面了，更注重日常保養和早期預防，對醫療器械的選用會越來越先進，其產品結構會不斷調整，功能更加多樣化，市場容量不斷擴大。
3 社會文化環境
人口因素是影響醫療器械宏觀環境的主要因素。人口的數量規模、人口結構、人口分布及人口流動等因素直接影響醫療器械市場需求。2011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473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44萬人。全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3.7%，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9.1%，表明我國目前已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老年人長期的醫療護理需求增強，是重要的消費群體，因此未來醫療器械產品進入家庭消費的步伐將大大加快。
4 技術環境
醫療器械是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高度的創新性、集成性。其發展代表一個國家高新技術的綜合實力，對多個領域的技術發展有著較強的牽引和推動作用。
4.1 技術復雜、科技含量高 醫療器械行業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知識密集、資金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醫療器械工業技術聚集著大量高新技術，如現代計算機技術、精密機械技術、放射技術、激光技術、核技術、磁技術、檢測傳感技術、生物醫學工程技術以及信息技術等，涵蓋了物理、電子、機械、光學、生命科學及網絡等學科，因而醫療器產品是多學科的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同時又是交叉邊緣學科知識的集合。
4.2 行業模式影響 如今我國生物智能、機器人智能有了很大的突破，我國未來醫療器械將向更高科技、更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家庭的醫療多元化與微創醫療器械的需求，開啟了微型化、智能化、便攜化的醫療器械研發新局面，以適用于家庭自我監護與診斷及遠程醫療。
通過對中小型醫療器械企業外部宏觀環境的分析，為企業根據自身優勢抓住機遇，規避風險，制定適合自身發展的戰略提供了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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