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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語錄范文1
摘要：滇黔佛教資料甚多，研究者甚眾，然對其研究資料進行系統梳理甚少，本文擬對其現有流傳典籍和文獻資料進行了梳理，冀以服務于當前西南佛教史研究。
關鍵詞：滇黔佛教文獻；貴州佛教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佛教傳入中華的第一站是云南，而臨近云南省的貴州省，佛教文化是貴州明清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化現象之一，早就引起了學界關注，在文獻典籍中多有記載。本文擬對滇黔佛教資料及貴州佛教研究情況進行梳理，以服務當前我國西南佛教史研究。
一、滇黔佛教資料概述
（一）云南佛教資料
云南佛教同時具有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等的特點[1]。
云南南傳佛教經典主要有大藏經、十五頌經、本生經和升僧侶的經典。其中大藏經是佛教典籍的總匯。十五頌經是西雙版納傣族僧侶日常課誦經典。本生經是專門記錄佛陀在前世輪回中為動物、人身和天神守持、積累波羅蜜的故事，歌頌積累波羅蜜的功德.告誡后世佛徒勿忘波羅蜜的佛經體裁。升僧侶的經典有全巴利的《出家業經》、《比丘業經》，是僧團舉行升沙彌尼、比丘儀式之必用經典。云南漢傳佛教經典主要有刻本《大藏經》、阿叱力教經典等。具體表現南沼大理密教及其道場儀的是《通用啟請儀軌》、《海會八明王四種化現歌贊》等寫經，表現南詔大理國顯教道場儀的是《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生七往生凈土經》、《無遮燈食法會儀》等。以上寫經表明，南沼大理時期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百姓所信奉的佛教是從漢地傳人云南的佛教，有顯宗有密教。阿叱力教是明初佛教三分為“禪”、“講”、“教”后才從內地傳人“教”，是明代教僧及明清時期的應赴僧所用經典。它不僅是研究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應赴僧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唐代敦煌俗講文、宋代以來中國民俗佛教、宋代大足寶頂山佛教勸孝石刻和明淸中國民間宗教寶卷的重要資料。
與漢地佛教一樣，除正式的刻本《大藏經》外，云南佛教還有一些零星的刻本或寫本佛教典籍。這些佛教典籍有的屬于正統佛教經籍，有的屬于佛寺日常用書，有的屬于阿托力教經典，但一般說來，它們都是布施功德的產物。其中一些典籍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如清代光緒抄本《太陽經》等，該經內容可與張勝溫繪《梵像卷》相印證。還有記錄清代嘉慶年間雞足山傳戒文儀的抄本《三壇外集通啟》，記載了諸多云南古代僧人尤其是雞足山僧人傳戒事跡。
云南藏傳佛教經典主要有《甘炯》、《丹炯》等。《甘炯》和《丹炯》是藏傳佛教經典《甘珠爾》和《丹珠爾》的云南迪慶藏語稱謂?！恫匚拇蟛亟洝吩诿髑鍟r期幾個地方曾先后刻印多個版本，共收集佛教書籍4569種，是世界知名的藏文佛教叢書。明崇禎年間，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出資刊刻《藏文大藏經》稱為“麗江版”，被學界公認為《藏文大藏經》木刻版中最好的版本。[2]
（二）貴州佛教資料
貴州佛教資料諸多，多夾雜在官方史書、明清地方志中，現按此分類敘述如下：
涉及貴州佛教的正史及檔案資料有：《太平廣記》、《宋史》[3]、《明史》、《明實錄》[4]等。
貴州的地方志方面，有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岑鞏縣志》、萬歷《銅仁府志》、康熙《貴州通志》、乾隆《玉屏縣志》、嘉慶《正安州志》、道光《貴陽府志》、《遵義縣志》、《安順府志》、咸豐《興義府志》、光緒《銅仁府志》、《黎平府志》、《平越直隸州志》、民國《貴州通志》、《銅仁府志》、《開陽縣志》、《平壩縣志》、《鎮寧縣志》、《施秉縣志》、《黃平縣志》等。在以上志書中的寺觀、古跡、金石、山川、宗教等部分都對貴州佛教資料做了一些記載。
此外貴州各地還有專門的名勝志、宗教志、文物志等，如《貴州省志名勝志》、《貴陽市志文物志》、《貴陽市志宗教志》、《遵義地區文物志》、《畢節地區文物名勝志》、《黔西南州文物名勝志》、《黔東南州志文物志名勝志》、《貴州名勝志》等。
僧人的活動對佛教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其著述是一個時期當地佛教文化發展的真實寫照，如《丈雪語錄》、《燕居語錄》、《敏樹語錄》、《蓮月語錄》、《山暉語錄》、《語嵩語錄》、《梅溪語錄》、《赤松語錄》、《善權語錄》、《月幢語錄》、《瞿砵語錄》等。
另外，文人或與僧人往來，或留心佛教的精神，他們的著述給貴州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另一資料來源。這類的資料有：計六奇《明季南略》、平山印授《破山禪師年譜》、鄭珍《播雅》、黎庶昌《拙尊園叢稿》、莫友芝《釋詩紀略》、陳田《黔詩紀略后編》、田雯《黔書》、羅文彬等《平黔紀略》、《王陽明全集》等。
二、貴州佛教研究現狀
如前文所述，滇黔佛教資料繁多，就貴州佛教的研究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佛教入黔時間的考證。佛教何時傳入貴州這一問題，在諸家史志中均無明確記載。《太平廣記》載，佛教在唐武則天垂拱元年時，從黔北傳入貴州，是為貴州佛教傳入之最早時間。王路平教授的《貴州佛教引論》[5]、邱瑞祥《貴州佛教三考》[6]等文章中都有所論述?；菊J為貴州佛教在唐、宋時期分別由黔北、黔東傳入，但是發展較為緩慢，至元代中后期，才逐漸向省內中部地區滲透。
（二）佛教在貴州發展過程的研究。貴州佛教，興起于唐，傳布于宋，發展于元，繁榮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復興于民國，恢復于當代。究其源流，唐宋元時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諸省，明清時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后由于貴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而“咸同之亂”和“廟產興學”導致境內佛教寺廟，或被戰火毀壞殆盡，或被“廟產興學”占用，致使晚清貴州佛教遭到重創。[7]
（三）對貴州佛教特征、特點的歸納。貴州地處西南邊疆，立省較晚，又地勢險要，與中原諸省相較，佛教傳入貴州較晚，在西南三省中，貴州佛教的發展亦遜于川滇。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現出貴州自己獨有的特色。諸多來源使貴州佛教表現出多元之特點，從而造成了貴州佛教諸宗混雜、不主一宗之格局。[8]
（四）貴州佛教與當地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一般認為貴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雜合流，表現為多元雜交，但又雜而不交，呈現出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雜性的特色。這與藏傳佛教的“佛巫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顯的區別。
三、結語
滇黔佛教都是中國佛教的重要部分。中國佛教源于印度，始于云南。云南佛教匯集北傳、藏傳、南傳及滇密于一地，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義。貴州在地域上處于我國西南地區的腹心地帶，多種文化在此交流，致使貴州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云南和貴州兩地的佛教研究者近年來針對滇黔佛教做了不少研究，已經小有成就，相信在此基礎上可以繼續深入探索滇黔佛教。（作者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參考文獻：
[1]昆明佛學研究會.佛教與云南文化論集[A].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
[2]參考自王海濤.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1.
[3]宋史.卷347.喬執中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
[4]明實錄.萬歷實錄.卷414.北京：中華書局.1974.
[5]王路平.貴州佛教引論[J].貴州文史叢刊.1998，3.
[6]邱瑞祥.貴州佛教三考[J].貴州文史叢刊.1991，4.
武則天語錄范文2
一
祥邁《至元辨偽錄》卷四載：“太祖則明詔首班。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即貴由）皇帝則令僧息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塔?！卑?，《至元辨偽錄》為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僧祥邁奉敕所撰，所見元前代君主僅此四代。四代君主對待佛教已然至此，想見后世君主應有過之而無不及。此處“蒙哥皇帝供僧書經”可算是元代官方寫經的最早記載，蒙哥營建高塔以供僧書經說明，僧人抄經已有專門場所，官方寫經規模已經初成。
元代官方寫經所耗財力至巨。從《元史·本紀》中可看到，元代君主組織寫經活動所耗資費的具體數目，如：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朔）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
（仁宗延佑二年二月庚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
（仁宗延佑二年三月癸未）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文宗至順元年春）遣使賚金千五百兩、銀五百兩，詣杭州書佛經。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庚子）命河南、湖廣、江西、甘肅行省誦《藏經》六百五十部，施鈔三萬錠。
此幾處大規模的抄經，耗資不等，但都不算少數，最少的是延佑二年（1315）寫經，也近千金，以致泰定元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但是，從引文可知，元代的大規模抄經活動并未因國用不足而罷休，至文宗時，動用幾省之力的抄經行為依然大規模進行。
元代官方寫經多用“金書”。官方耗費大量黃金，一般都制成金泥代替墨書寫，所以稱之為“金書”。據《芥子園畫傳》介紹：“泥金制法，用手指沾膠，將金箔一一粘入碟內，用二指團團磨拓而成”，泥銀的制法大概也如此。用泥金、泥銀書寫經卷最遲于唐五代時就已有之。元經多為泥金書，在《元史·本紀》中多有記載，如：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書《藏經》二部。
（泰定三年二月丙申）敕以金書西番字《藏經》。
（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詔以泥金畏兀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
（文宗天歷二年五月）奎章閣學士院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成，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
（順帝后至元二年五月）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順帝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從上述幾則材料中可看出：其一，除用漢文書佛經外，還有書寫西番文字經書，這點與元代刻經相符；其二，書寫佛經的種類繁多，以上就有《般若經》《藏經》《無量壽佛經》等；其三，元史中所記寫經，均為金書，不見銀書，這可能是朝廷給金多而給銀少的結果。用泥金寫經主要是為表恭敬虔誠之心，同時也顯莊重恢弘氣度。泥金除用于書寫佛經外，也被用于其他莊重場合，如《元史·本紀》中記載：
翰林學士承旨撒里蠻進金書《世祖實錄》節文一冊、漢字《實錄》八十冊。
占城國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四人，奉金書表及方物來朝貢。
飲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板位各一，皆青質金書。
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于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剎。
太平旗，赤質，青火焰腳，金描蓮花四，上金書天下太平字。
元代官方參與寫經的主題多樣，多為奉敕。除上文提到詔奎章閣學士書寫外，從其他材料中還可以找出一些被詔至京師寫經者，這些被詔寫經者，有僧人、儒士、為官者，有的還因此得俸、得官或升官，在《元史》中明確記載的有：
至元元年二月，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
至元庚寅（二十七年），以寫經之役，（曾遇）自杭起驛入京。
詔孟頫還京師……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
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楚石梵琦）在選中，辭叟遂行，既至館于萬寶坊。
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寫經是元代官方寫經規模最大的一次，除曾遇（華亭人，字心傳）外，文獻可查者還有著名詞人張炎、沈欽。張炎在一首《八聲甘州》中寫道：“記玉關、踏雪事清游，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載取白云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諔迅?，有斜陽處，卻怕登樓?！闭鎸嵱涊d了他和沈、曾二人在北國時的情形，以及未仕而歸的傷感。張炎、沈欽均未獲官，而曾遇卻因此獲官，后在安吉主簿任上致仕。趙孟頫被詔寫經應在成宗大德二年（1299），方回曾作《送趙子昂提調寫金經》一首，高度贊揚了趙氏書法，并認為趙孟煩能置身仕臺多得益于其書法。除此之外，著名者還有鄧文原、班惟志等也曾被詔寫經，陶宗儀《書史會要》皆記其事，不贅。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官方所詔寫經者多為當時盛傳善書之人，雖然都是楷書金字，但從元代書法整體發展來看，這些善書者的書法不可能是經生筆法，而只能是書家筆法。元代官方組織寫經的目的主要是為祈福，只要能表恭敬之心感動佛祖，無論其他。只要不草草了事，組織者就會心滿意足。元經雖然沒有像明代編著《永樂大典》時對謄寫者的嚴格要求，但實際上，官方寫經也會促成元代書法的趨同。只不過這一趨同性的表現，目前還缺乏實物的依據。
二
元經分為官方寫經與非官方寫經，除組織形式不同外，還有書體、材料以及寫經主體動機、心態等方面的不同。凡漢文官方寫經書體都為楷書，非官方寫經則比較自由，五體皆可；官方寫經幾乎全用泥金，非官方寫經用墨、血、泥金都可；官方寫經多為奉詔、被薦或為利所趨，非官方寫經則多為發愿祈福做善業之舉；在官方寫經時，寫經者必須時刻謹小慎微，在非官方寫經時，寫經者可隨意用各種書體各種樣式把經文用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非官方寫經又可分為書家寫經和僧人寫經，僧人能寫經本身就表明其具有非常好的書法素養，現在可見元代僧人寫經為數不多，僅兩件。為敘述方便，所述非官方寫經通用書家寫經來代替。
考察書家寫經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無論皇親貴族或者下層平民都樂于積功德、做善業，如唐代武則天就曾為已逝父母詔善書者寫《妙法蓮華經》《一切道經》，元代趙孟副之妻管道升曾為布施寺院寫經；二是為供養經典、賜贈或奉敕抄寫，例子很多，如唐代王知敬、后唐李煜、元代曾遇等；三是名家佞佛虔誠，不是為傳教義、積功德，更不是為謀生存，而是為求“心無掛礙”“一心事佛”，抄經可以使內心平靜，達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之境，如書家用草書抄寫《心經》或佛家偈語。
與唐宋書家相比，元代書家寫經較少。元代雖立國不長，但其官方組織的寫經活動確是繁多，理應上行下效，但因種種原因，從所能見到材料來看，元代書家大部分沒有效仿，著名者如康里子山、鮮于樞、柯九思等，并無寫經作品傳世或見于著錄。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因素至關重要，元代實行宗教自由政策，佛、儒、道、基督、伊斯蘭等世界教派在元代皆有其生存空間，雖佛教備受推崇，但并非獨大。元代皇族中也有不信佛教，而崇信其他教派的，如成吉思汗、窩闊臺、蒙哥信仰薩滿教；貴由、察合臺、脫列哥那、唆魯禾帖尼信仰基督教；別兒哥、阿難答信仰伊斯蘭教。若說上行下效，這些皇族所部軍民應與自己首領信仰相同才是，但事實并非如此，以上所舉也只有阿難答所部十余萬人信仰伊斯蘭教，其他不知所崇。耶律楚材信仰佛教，排斥道教，而他兒子耶律鑄卻信奉道教也可為佐證。元代書家也是如此，信仰道教之張雨、楊維楨、饒介、仇遠、馮子振等，一般不太可能自愿去書寫佛家經典。
元代書家寫經較少，但還是有的。除趙孟頫外，文獻記載非官方組織的寫經者有：趙孟頫（字山齋，孟頫兄）。《五兄壙志》謂其：“浮沈里閭不求仕進，日以翰墨為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以為玩。喜與名僧游，書《蓮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諸經皆數過?！惫艿郎ㄗ种偌В项\妻）?！段簢蛉斯苁夏怪俱憽吩疲骸胺蛉撕材~章不學而能，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壁w雍（字仲穆，孟頫子）。《書史會要》云：“公（孟頫）嘗為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半，雍足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于此見其得家傳之秘?！标愖杂?。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三云：“自幼能書，適南潯姚氏，一意奉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趙榮祿題其后?！背箸！冻箸Z錄》載：“少年苦行，銳志禪門，具足爍迦羅心，書寫《首楞嚴》典，一誠注相，十帙奏功?！币陨喜牧媳砻?，寫經皆為書家個人行為，與官方毫無瓜葛。
三
元代傳世寫經書法現見于著錄者無幾，詳見列表⑩據列表可知，現傳世元經寥寥，僅見此13通；年代跨度大，從至元年問至后至元六年（1340）皆有寫經傳世；書體選擇上較寬泛，有楷、行、草；書寫材料繁多，有金、銀、墨；形式上沿襲了寫經形式，有卷、冊；所寫經卷內容豐富，有《金剛經》《孝經》《佛說阿彌陀經》《楞嚴經》《妙法蓮華經》《心經》《高上大洞玉經》《華嚴經》。元代傳世寫經書法有幾點需要指出：
第一，趙孟頫寫經占據一半之多，從側面反映出收藏界的名家風尚。元經絕不僅此，各色人等寫經見于著錄者多不傳，蓋因非為名家所作，無多少商業價值，歷時既久，散失亡佚在所難免。顧善夫楷書《金剛經》，款署“皇慶三年春正月上浣之吉三教弟子顧善夫施于建業西湖之寶蓮禪院”。顧善夫其人，《元史》《書史會要》不載，《書林藻鑒》亦未輯錄。按，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載其事跡，顧善夫名信，字善夫，昆山人。李日華謂“信以能書稱，從趙文敏公游、得其書，必鐫于石，作亭匾日‘墨妙’，晚年號樂善處士”。
第二，根據寫經材料的不同，大概可推斷官方或非官方的性質。這些寫經卷大多數為用紙、墨書寫，獨惟《妙法蓮華經》、惠月《華嚴經》用瓷青紙、金銀泥書寫，很有可能是官方組織的寫經。從其年代上判斷，惠月《華嚴經》和惟《妙法蓮華經》的書寫年代分別為至元二十八年（1291）和后至元六年（1340），按至元二十七年（1290），后至元二年（1336）、后至元三年（1337）元君主都曾斥巨資下詔組織寫經，很可能惠月的《華嚴經》、惟的《妙法蓮華經》就是當時官方寫經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