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銀行貸款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1
關鍵詞:不良貸款關系合同嵌入性
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每一步改革,如剝離不良貸款、政府的注資重組上市等無一不倍受矚目,而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又幾乎是每一步改革的核心內容。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重要性和長期性。本文從嵌入性的視角出發,研究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關系合同的特點,對不良貸款的產生給出一個新解釋,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
研究關系合同的嵌入性新視角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經濟史學家KarlPolanyi(1957)在“作為制度過程的經濟”一文中提出,他認為所謂嵌入性就是“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并且“將非經濟的制度包容在對經濟的研究中是極其重要的”。也就是說,在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時,還應該對嵌入到這種經濟現象中的非經濟制度或關系進行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社會學家和法學家的影響下,經濟學的某些研究領域也開始出現“嵌入性”的研究視角,例如關系合同的研究領域。根據FurubotnandRichter(1991)的概括,合同可以分為古典合同和關系合同。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其特點是事前對于可能出現的各種狀況都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存在一個完全的合同法體系用來處理各種糾紛。關系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其特點是由于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合同無法對未來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進行規定,也不存在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合同中一些糾紛的解決需要依靠一個連續的關系體系的協商。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性人物Granovetter重新提出了嵌入性問題,使得嵌入性視角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Granovetter認為,主流社會學關于人的行為假設過度社會化,把人看作是完全社會的人,是社會結構的被動產物,忽略了人行為中可能產生的選擇行為的差異。主流經濟學則處于另一個極端,所有人都完全是理性的經濟人,忽略了人社會化的一面。嵌入性視角則有可能避免人的過度社會化和過度理性化的假設。
因此,從嵌入性的角度來分析關系合同這種內生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不完全合同,同時考慮合同雙方作為經濟人和社會人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合同的履行及其后果。
合同治理結構中社會關系的嵌入
Williamson是關系合同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合同總是不完全的,這就是所謂的關系合同。古典合同具有的是參照系價值,關系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以由交易雙方的特定關系來彌補。交易雙方特定的非經濟關系有利于解決關系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帶來的問題。在Williamson的理論中,社會關系的嵌入是關系合同順利執行的劑。
但是所有嵌入到關系合同中的社會關系都是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嗎?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為什么某些社會關系會成為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另一些社會關系卻可能成為摩擦劑?社會關系的嵌入會使合同治理結構產生怎樣的變化呢?
劉世定(1999)對Williamson關系合同治理理論的拓展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問題。他假定關系合同治理結構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權威治理,其中一方掌握合同執行的剩余控制權;二是雙邊治理,雙方共同掌握合同的剩余控制權,當出現合同中事前沒有明確規定的問題時,由雙方協商解決。相應地,假定合同中嵌入的社會關系結構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影響力對稱的結構,雙方之間的社會關系平等。另一種是影響力不對稱的結構,一方對于另一方在社會關系上具有某種權威性。這樣,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關系結構之間就有四種基本的對應關系,見表1。表中大寫字母A、B分別代表合同治理結構中的兩方,小寫字母a、b表示嵌入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兩方;A和a同為一個主體,B和b同為另一個主體;“>”或“<”表示權威治理結構和影響力不對稱的結構,“=”表示雙邊治理結構和影響力對稱的結構。
表中所謂同構與非同構是指,合同治理結構中交易雙方的關系與嵌入的社會關系是否具有同向性。例如,在合同治理結構中,A具有對B的權威性(如A是B的上級),但是在A和B的社會關系中,B具有對A的某種權威性(B是A的長輩),或者A與B之間是影響力對稱的關系(A和B是同學關系),那么A與B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表示為aB,經濟關系與社會關系之間是非同向性的,于是產生的合同治理結構就是非同構的,即表中的第Ⅳ欄。
同構與非同構的關鍵區別在于: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結構是同構的,那么嵌入的社會關系有利于合同的執行,是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結構是非同構的,那么嵌入的社會關系就是合同治理結構的摩擦劑,不利于合同的執行。例如在經濟關系中,A是B的上級,假定B的行為導致了企業的巨大損失,按照經濟合同,A應該對B進行降職甚至解雇,但是由于在社會關系中,B是A的長輩或朋友,這種社會關系的嵌入可能使得A很難實施對B的懲罰。A與B之間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是合同執行的摩擦劑,它導致了合同關系的軟化。
銀企借貸合同中的社會關系嵌入
古典合同只在理想的世界中存在,現實中的合同都可以理解為關系合同,這也使得嵌入性的視角更加有用。從嵌入性的視角來分析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借貸關系合同能夠得到一些有益的結論。
成熟的市場經濟中,銀行與企業是各自獨立的經濟主體,依據它們之間的交易特征(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交易頻率不是很大,有一定的資產專用性),根據Williamson關于治理結構與交易特征的匹配關系,這種交易應該采用雙邊的治理結構。我國目前所進行的一系列銀行改革,也正是希望在銀行與企業之間建立這種雙邊的治理結構。
由于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特殊的產權聯系,它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影響力不對稱。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產權的同一性是它們之間最重要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使得銀企之間的借貸關系發生了異化。銀行成了“給錢”而不是“貸款”或“買入風險的一方”,而企業則成了“要錢”而不是“借款”或“賣出風險的一方”。國有企業要求貸款,即使銀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愿意提供貸款,但是政府的隱性擔保或者行政干預也使得銀行最終對企業提供貸款。事實上,由于銀行的國有性質,由于銀行沒有自己定價(確定存貸款利率)的權利,銀行在與企業的關系中處于弱勢的地位。它必須為同屬國有的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資金來源。也就是說,銀企之間在社會關系上仍然是影響力不對稱的。
這樣,銀企之間影響力不對稱的社會關系嵌入到銀企的雙邊治理結構中,產生了非同構的合同治理結構,如第Ⅲ欄所示。非同構產生的摩擦導致了借貸合同關系的軟化。借貸合同軟化對銀行來說,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不良貸款的產生。
經濟關系與社會關系的不相適應使銀企借貸關系合同軟化,也是不良貸款出現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在銀企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企業都處于強勢(權威)地位,銀行只是政府的一個出納員,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只是以財政損失的形式體現的。但是在銀行改革之后,銀行的主體地位開始顯現,“不良貸款”也開始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概念。不良貸款的出現正是由于銀行經濟主體地位的改變與社會主體地位的不相適應而造成的。也就是說,經濟關系開始改變,而社會關系的改變卻相對滯后,這種滯后的社會關系嵌入到正在改變的經濟關系中,產生了一系列的結構性摩擦,借貸合同軟化而無法執行,這對于銀行來說自然意味著不良貸款的產生。
如果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影響力對稱的,那么這種關系嵌入到銀企的雙邊治理結構中所形成的關系合同就是同構的,如表1第Ⅰ欄所示。作為改革目標的雙邊治理結構就更容易達成,銀企之間簽訂的借貸關系合同就可以更好地執行。因此,必須首先改變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使之與經濟關系相適應,才能減少因結構性磨擦而產生的不良貸款。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之所以在剝離不良貸款后,又不斷地產生新的不良貸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社會關系變革的滯后。
解決銀企非同構關系的建議
對于當前銀行存在的大量的不良貸款,一種解釋是將其歸因于銀行承擔的大量政策性貸款,認為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形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政策性負擔。剝離政策性貸款所形成的不良貸款是銀行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對此本文的觀點是,即使不良貸款全部剝離掉,只要銀企之間非同構的合同治理關系不能打破,不良貸款就仍然會不斷地產生。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與企業之間影響力不對稱的社會關系嵌入到它們之間的雙邊治理結構中,產生了非同構的治理結構。這種非同構導致了銀企借貸合同的軟化,借貸合同無法正常執行的后果便是銀行的不良貸款。
另一種觀點認為,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關鍵是要完善銀行的內部治理機制。對此本文認為,內部治理機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完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的同時,還必須改革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避免這種社會關系嵌入到經濟關系中對合同履行的不良影響。如果這種社會關系不改變,即使銀行的經濟主體意識再獨立,內部治理機制再完善,銀企之間的借貸合同也可能無法順利實施。
因此,本文認為,在完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的同時,必須首先改變銀企之間的社會關系,使之與變革中的經濟關系相適應,減少因結構性磨擦而產生的不良貸款。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源自于共同的產權特征,那么改革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實質上就是要對銀行和企業的產權結構進行改革。具體來說,就是要引入多元化的所有權主體,打破政府對銀行和企業的絕對控制地位,使它們各自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結構,從而打破舊有的某一方占主導的影響力不對稱的關系,形成平等的市場主體關系。
參考文獻:
1.FurubotnandRichter(1991).新制度經濟學:一個評價.載于FurubotnandRichter編.新制度經濟學[C].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2.Granovetter(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2
隱性風險貸款往往被商業銀行所忽視，一方面是因為在貸款質量分類中隱性風險被劃為正常類，因為一個“隱”字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能夠按時隱性風險貸款轉變成顯性的風險貸款，需要一定的量變積累，因為長期性而被忽視。在對隱性風險貸款的研究中，其產生原因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對象。
（一）政策調整因素
我國的政體特點決定了，政策因素對隱性風險貸款的形成有著更為明顯的影響。諸多政策敏感性行業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各商業銀行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大形勢，把有限的信貸資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有利于節能減排等地方政府鼓勵、支持的行業。而產業政策調整前的一大批原來有市場、有盈利的企業成為禁止發展和貸款的對象，商業銀行先前注入了信貸資金，退出過于集中、速度過于快，會使企業陷入資金困境，直接增大信貸資金的風險。
（二）經營變化因素
當前很多企業存在這樣一個誤區，那就是更高的利潤增幅、更大的企業規模應當是企業的必然選擇。而盲目的擴張和超能力負債經營，一旦遇到問題，很有可能造成資金鏈條的斷裂。此外，如果投資缺乏考證，對行業不熟悉，對風險的認識不明確，很容易出現跟風式的表面繁榮，一旦業務發展過程中周轉資金不足，風險的釋放必然造成銀行承擔損失的可能性增加。
（三）環境變動因素
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原本明顯的在經濟周期變得撲朔迷離，上升階段、下行階段分解不再明顯，一旦出現供銷環節出現問題，資金周轉不暢，那么，虧損、破產情況就會大范圍出現。而經濟周期的不穩定性又制約著地方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經濟周期的下行時期，商業銀行將面臨著融資客戶的風險轉嫁。
（四）自身管理因素
有的企業管理模式陳舊，管理水平低，甚至有仍然采用家族式管理體制的企業，組織水平和產業水平均有較大差距，此外技術因素、人才因素、開發能力因素、應對市場因素等等很多方面，如果不適應市場，就會造成競爭力的下降，市場份額的喪失都可能會造成銀行先前所投放的信貸資金面臨較大風險。
二、管理轉型的對策及建議
信貸業務需要商業銀行承擔風險、控制風險并在風險管理中獲得收益，不斷提升控制風險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是商業銀行實現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為此，商業銀行必須建立科學高效的風險管理體系，形成風險控制的長效機制，加快實現從顯性風險貸款管理向隱性風險貸款管理轉型，增強風險管理的主動性。
（一）提升業務管理水平
對信用度高、綜合回報率高且未用足授信的優質客戶，完善發放手續，盡快投放到位；對第一還款來源充足、第二還款來源有保證的中小企業要積極營銷，爭取在中小企業貸款的拓展上取得較好的成效；對網點實行分類指導，明確營銷重點，落實營銷責任，同時做好重點客戶的跟蹤營銷，對存量客戶進行排隊分析，確定重點支持類客戶名單，通過增加授信擴大市場份額，逐步培養一批忠誠客戶。
（二）構建風險防控體系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隱性風險貸款識別的評估、信息傳導、獎罰等機制，實現對隱性風險貸款從識別、控制、處置等全過程的系統化、規范化管理。二是要加強信貸檢查體系建設。要探索現場檢查技術分析工具和手段，增強信貸檢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到檢查與大客戶風險管理相結合，檢查與全流程違規積分管理辦法執行相結合，檢查與潛在風險性貸款壓降相結合，防止隱性貸款風險。三是要盡快構建客戶分層管理體系。建立大型、重點客戶由一級分行直接營銷管理，二級分行輔助管理；中型、一般客戶由二級分行直接營銷管理的分層次管理模式，以提高對不同類型客戶的隱性風險貸款防控的針對性。
（三）健全監測分析體系
強化貸款的全流程管理，推動商業銀行傳統貸款管理模式的轉型，提升商業銀行信貸資產的精細化管理水平。內部應將貸款過程管理中的各個環節進行分解，按照有效制衡的原則將各環節職責落實到具體的部門和崗位，并建立明確的問責機制。這些環節主要包括：受理與調查、風險評價與審批、合同簽訂、發放與支付、貸后管理等。通過進一步強化科學的貸款全流程管理，真正實現貸款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細化的轉變，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貸款發放的質量，也有利于商業銀行增強貸款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四）建立風險轉化機制
在現有管理機制和營銷網絡的構建過程中，如果再用"吃一塹，長一智"的思維定式來解決，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前瞻性做好隱性風險貸款防范工作顯得事在必行?？捎摄y行和借款企業及其擔保企業分別向保險公司辦理資金和財產保險，對貸款發生風險時，由保險公司按投保情況給予經濟補償，從而實現風險轉移。也可以采取份額分散、對象分散、期限分散、行業分散等方式，建立風險分散機制。避免因個別行業的大起大落給銀行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五）突出風險防控重點
完善風險識別監測分析機制。要加強對客戶的監測分析，做好重點客戶的風險監控工作，實行貸款大戶風險監控負責人制度，建立健全大戶突發性風險應急防御機制，切實防范大戶隱性風險。一是對多家銀行融資，特別是近年來融資額驟增的企業，切實防范他行資金抽逃、企業“猝死”的風險。二是高度關注企業實力、法人行為，防范企業多元經營、主業不主、參與民間融資、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切實防范企業法人參賭及其他不良行為形成的道德風險。三是高度關注關聯企業聯保、互保問題，警惕一家企業倒下帶來的連鎖反應風險。四是對行業、客戶、產品以及押品價值進行仔細分析，切實防范形勢變化較為敏感的紡織、化工行業、動產質押物價值變動等風險，做到心中有數，預防在先，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我們應對看到，目前商業銀行“重貸前、輕貸后”的重貸輕管的現象普遍存在。必須強調加強貸后管理，有助于提升信貸管理質量。加強貸后風險控制和預警機制，強調動態監測以及對貸款賬戶的管理。另一方面，加強信貸操作管理和風險防范。將目前實施的放款后作業監督管理前移為放款前的信貸操作集中監督，信貸管理部門要切實履行放款前提條件核準、擔保核實、借款合同及相關協議審核、信貸資金監督支付等信貸業務操作職責，逐步建立貸款前提條件審核、貸款監督支付、信貸檔案管理等新型信貸作業監督體系。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3
關鍵詞：銀行上市資本成本貸款定價
2004年1月6日，國家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補充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資本金，這兩家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的地位確定下來。雖然目前，國有銀行上市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消除，比如：此次國家注資后，國有商業銀行仍然有大量不良資產，還面臨上市壓力，銀行在境內上市還需要滿足不良貸款率在10%以下，資本充足率相對較高等硬指標。但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問題無疑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
股權資本在貸款定價中的作用
對貸款進行風險定價有利于對信用風險提供補償。理論上講，貸款價格的構成不僅應該包括銀行的邊際成本與利潤，而且必須對貸款可能的風險作出彌補。
之所以應該計算股權的資本成本，是因為商業銀行的經營不僅能為銀行帶來利潤也同時帶來了風險。而銀行信貸的風險損失最后還是要靠資本來彌補，因此銀行業必須為每一筆業務配置用以減緩風險沖擊的資本，而這些配置的資本必然要求回報，回報率以股權資本的成本為基準。因此股權資本的成本應該引入貸款定價方程。
股權的資本成本應該準確的估計，低估或高估股權成本都是不利于商業銀行經營的。如果低估了股權的資本成本，未預期的風險將得不到足夠的彌補，所有者的價值就會減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股權資本成本計算高一些，因為如果高估資本成本，會使利率過高，造成貸款的緊縮，并且為了到達預計的股權收益目標，銀行管理人員會被迫采取冒險的經營戰略。
資本成本的計算
紅利收益型
股票價格可以看作是未來現金流的貼現：
D(1+g)
P=—————，
Ke-g
其中P為股價，D為最后紅利，g為合理的合理增長率。對于銀行股而言，現金流主要是紅利，計算股價的貼現率即是股東要求的股權回報。在持股人基于自己的目標收益交易股票，給出銀行股價格，如果知道最后紅利和將來合理的紅利增長，可以計算出股權成本（或目標收益）：
D(1+g)
Ke=————+g
p
市盈率模型
該模型為
Ri
Kei=——，
P
用每股收益和股票價格的比率近似作為上市銀行股權資本的成本。不過這一模型很可能因為股價的波動和銀行人為調節會計利潤而使準確率受到影響。甚至極端的情況是一個虧損的銀行會計算出負的資本收益率作為股權成本，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利用CAPM模型，給定系統風險的情況下，上市銀行的股權成本(Ri)是無風險收益率（Rf）加風險溢價，而風險溢價可以通過β模型估算，公式如下：
Ri=Rf+β(Rm-Rf)，其中Rm等于市場資產組合收益率，通常以股市得指數收益率代替，以體現系統風險。無風險收益率（Rf）則一般以國債收益率計算。
不過，因為CAPM模型只考慮了市場的系統風險，還不能完全反映單個股票的特殊風險，因此對個別股票資本成本的估計有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講整個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組合的化，可以得出一個平均的資本成本，作為貸款風險定價的一個基礎。
國有銀行上市的意義
雖然國有商業銀行通過內部精細化的管理和大規模數據庫的建立，可以得到資金邊際成本、預期損失和在險資本的比較準確的估計，但是國有商業銀行作為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企業，其資本是不可交易的，內部的企業化管理不能保證得到一個合理的股權資本的成本（或目標收益）。而國家作為一個單一的所有人，無法明確的制訂出合理的股權收益目標。即使有這樣的目標，由于對所屬銀行的父愛主義也缺乏必要的沖動來考核銀行經營者。沒有股權資本的成本，貸款風險的合理定價就難以實現。這就不利于銀行股權資本（目前來看主要是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雖然在國有商業銀行上市之初，其股票交易數據較少，但是也可以用簡單的市盈率法計算出資本收益率。在積累了一定時間的交易數據之后，就可以用更為精確的模型了?；蛟S一開始計算的資本成本比較粗糙，但是對于貸款定價而言有資本成本率總比沒有好，并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在使用的過程中可以一步步的精確化。如果不將資本成本引入貸款定價，就永遠無法判斷貸款的收益是否能彌補風險對所有者價值的侵蝕。
綜上所述，在估計資本成本這一層面上講，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上市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中流通股必須保持足夠多的比例，以維持交易的活躍，通過投資者的出價體現所有者的目標收益，以此計算商業銀行的資本成本。
參考資料：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4
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處置方法
目前，對造成銀行不良貸款成因和制度方面的研究較多，分析也很全面，而在具體處置和對策上我們認為還存在不足，也本文將針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研究，提出了處置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三個根本方法與手段。
一、通過政府力量處置不良貸款
第一，注入公共資金，鼓勵國有商業銀行在資本市場上籌資。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帶有明顯的計劃色彩，因此依靠財政注資來部分解決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符合歷史的事實。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已先后向建行、中行注資450億美元和農行、工行注資400億美元，以彌補其資本金不足和提高其流動性，鼓勵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通過上市（中行、建行已上市）在資本市場籌集了大量資金，在投資者同意的前提下，將籌集到的資金部分用于清理不良貸款，有利于減輕銀行的債務負擔，提高經營效益，以便更好地回報投資者。
第二，進一步發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貸款處置中的作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我國金融改革深化和借鑒不良貸款處置國際經驗的產物，自成立以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收購資產處置任務已完成過半，但剩余資產的絕對規模仍然較大，且資產形態多樣，債務人狀況復雜，處置環境差異大，以及總體價值呈加速貶損趨勢。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的管理和處置中，運用了多種技術、手段和方法，對不良資產的處置已具備相當的經驗。再者，商業銀行在處置不良貸款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借助于資產管理公司這樣專業機構的力量，對于全面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是十分必要的（這已被我國實踐經驗所證明）。為此，我們應進一步發揮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方面的作用。
第三，努力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是完善地方政策法規，改善信用環境。地方政府雖然不能直接制定法律法規，但可以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遏制債務人惡意逃廢金融債務方面有所作為，出臺相應的政策和規定，支持金融債權人的不良資產處置工作；二是在培育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方面，需要吸引大量的民營企業、外資投資主體和個人等進入市場，地方政府應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法規予以支持，以切實改善不良投資交易環境；三是在規范不良資產處置中介市場方面的作用。不良資產處置高度依賴中介機構的誠信和服務質量，地方政府對此應有必要的規劃、安排和指導。要通過政府的引導和規范約束，建立完善的不良資產評估、拍賣、法律服務中介市場，為不良資產處置提供規范高效的中介服務；四是利用政府行政資源的特殊優勢，充分發揮其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的作用。比如在金融債權人處理債務人抵押的國有劃撥土地問題上，在確定安置企業職工和清償金融債務比例，在土地重新規劃整合與利益分配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五是直接參與不良資產項目的處置。比如國有企業與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債務重組、資產置換、債轉股等，地方政府的參與，會更有利于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容易促使重組成功。
二、通過市場手段處置不良貸款
第一，不良貸款打包出售。為緩解政府和銀行自身處置不良資產的壓力，必須建立和推動不良資產二級市場的發展，放松對銀行出售不良資產的限制，鼓勵外資和民間資金投資于國有企業和不良債務，允許成立商業化的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投資基金等。參與債權交易的銀行，根據自己的債權情況，可在經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的專業市場上掛牌出售債權，出售債權的價格可依據債權的風險程度以及所附帶的現金流確定，出售方銀行與購買方可通過招標競價等公開透明的方式確定最終的轉讓價格，以防范道德風險的產生。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出售方可迅速收回資金，提高其流動性，購買方可以低于債權賬面價值買斷出售方債權，實現出售方和購買方的雙贏。
第二，不良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和重組，進而轉換成為在金融市場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證券的過程。隨著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部分法律法規的修訂以及一些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新法規的頒布，我們認為我國已經具備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主要策略：一是依法設立資產證券化特殊目的實體（SPV），二是建立資產證券化的破產隔離機制，三是切實加強信用增級、信用評級和擔保體系，四是分類組建證券化資產池，五是引入權威服務機構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
第三，產權多元化。通過市場化解不良資產的另一個最主要的手段莫過于產權多元化的市場基礎與組織結構。對于資本金普遍不足、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國有商業銀行而言，在政府注資后引入外資、國內機構企業、甚至個人投資者是增加銀行資本金、促進產權多元化的必要手段。
因此，產權結構多元化對于銀行治理結構的完善、信貸業務的預算約束硬化、阻斷政府干預、消除銀行的政策性職能提供制度基礎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根據國內外經驗，必須注意的是，產權多元化改革不能等待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存量完全解決后再進行，在銀行加快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必須伴隨著銀行資產的重組和實質性改革的進行，否則就會成為銀行資產的大甩賣，鼓勵社會的逃廢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產權多元化相對于現有不良資產存量的處置更為重要。只有在銀行形成理性與審慎的經營風格后，銀行才能被賦予貸款豁免等更多的自主處置手段，社會信用環境才能得到改善，不良資產的處置速度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不良資產的產生才會得到有效抑制。三、通過自身力量化解不良貸款
第一，積極糾正自身異化行為。一是要在思想上提高認識，加強風險意識。清收要實實在在，問題要及早暴露，任何拖延和掩蓋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甚至積重難返。二是必須通過招標的方式，確定專業的評估機構對不良貸款及其抵押物進行價值評估，徹底擺脫暗箱操作和道德風險。三是要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現行的各種處置方法，用足用好各項政策，把不良貸款降到最低水平。
第二，加大銀行風險準備金的提取比例。目前按年初貸款余額1%的提取比例與巨額不良貸款相比差距太大，如果按國際通行的按貸款分類實際提取，由于國有商業銀行整體盈利水平過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鑒于此，建議按信貸資產余額的3%左右提取風險準備金，以增強銀行自身化解不良貸款的能力。同時將大部分風險準備金由商業銀行總行集中統一使用，把沖銷企業呆壞賬和政府關于國有企業的發展政策、資產重組政策、產業政策結合起來，按照“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原則，集中解決一批重點企業和行業的不良貸款。
唐青生等：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處置之我見第三，建立抑制不良貸款增量的有效機制。大范圍地清理化解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固然會改善其資產結構，降低不良資產率，但不可能一勞永逸，從長遠發展看，國有商業銀行每隔3—5年就會產生新的不良貸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預防不良資產增量對于優化存量資產質量更為必要。
一是實施銀行決策失誤追究制度，以個人責任成本制約權力失衡。國有商業銀行要建立信貸交易責任量化制度，讓承擔責任的大小，同其權力的大小成正比。按參與信貸交易的權力大小劃分責任區間，對其造成嚴重后果的要一追到底。
二是改革貸后日常管理制度，變軟約束為硬約束。銀行把貸款投放給企業，貸款使用的主動權基本上握在企業手里，銀行對貸款實際使用的監督不僅是事后的，而且是被動的，致使一些貸款使用不當，危及了貸款安全。這就要求我們加強對貸款的貸后日常管理，變被動監督為主動管理，建立對貸款單位從貸款發放起始至貸款本息全部收回截止的全過程的貸款使用情況日常硬約束管理制度。
三是改革貸款風險管理制度，變側重貸前測控為全過程控制。目前各行貸款風險意識顯著加強，但主要側重于貸前測控，既重視貸前的信用等級評定和貸款風險度測量，這對于優化貸款投向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變化發展的，貸前、貸時是效益好的單位，貸后有可能因市場變化或經營管理不善而變成效益差的單位，因而發放貸款的風險度有可能增大。因此，只重視貸前測控，輕視貸后監控，仍不利于降低貸款風險。只有對貸款進行全過程監控，貸后定期（如分月或分季）和不定期（如當單位出現重大變故時）進行信用等級評定、貸款風險度和還貸能力測算，并以此作為調整貸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貸措施的依據，才有可能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貸款的產生。
參考文獻：
［1］李曉鋒.處置不良資產的市場化路徑選擇［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5，（01）.
［2］漆印臘，李斌.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方式的國際比較［J］.江漢論壇.2006，（04）.
［3］劉博逸，夏洪勝.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支撐基礎與實施策略［J］.南方金融.2006，（03）.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5
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海外并購貸款風險管理
構建完善海外并購貸款業務流程和組織體
(一)規范業務流程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應加快提升并購貸款的風險管理能力和水平。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貸款之前,首先應對自身并購貸款風險管理能力進行評估,建立健全并購貸款風險管理制度,完善風險管理流程,從并購貸款業務的受理、風險評估、貸款方法、貸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見圖1)。
在建立健全并購貸款風險管理制度中,銀行應在并購方案和融資方式上提出預警方案,并實施重點跟蹤監管;還應建立完善的評估系統,選擇好貸款品種;并嚴格執行貸款審批制度,強化經營風險責任,規范審批程序。同時,必須把風險的補償原則落到實處,貫徹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原則,使信貸產品的目標收益能夠適當地反映和抵補銀行所承擔的風險程度;要有效防范貸款定價中隱含的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確定合理的貸款定價水平和定價方式。因此,參與企業并購貸款的國有商業銀行應加強信用等級評定工作,使信貸風險量化,并進一步做好對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的盡職調查,重點分析和評估并購后企業的未來收益及現金流變化,避免向風險過大的項目提供貸款。
同時,銀行應增強在海外并購貸款法律結構設計和談判的話語權,加強與國外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擴大信息來源,提高信息質量和判斷分析能力;改變銀行僅作為資金提供方的被動角色,積極參與交易法律結構的設計和談判,并根據交易結構提出并購貸款結構和擔保法律結構的安排意見;還應關注并研究并購方提出的并購方案或結構以及擔保建議,并從貸款風險控制角度積極提出自己的意見或建議,而不應僅僅關注貸款安排本身。
(二)培育專業團隊
按照中國銀監會的《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以下簡稱《指引》)的要求,商業銀行對于并購貸款在業務受理、盡職調查、風險評估、合同簽訂、貸款發放、貸后管理等主要業務環節,以及內控體系中加強專業化的管理與控制。海外并購貸款是一項高度包含投資銀行業務的資金融通活動,需要國有商業銀行自己擁有一個很強的投資銀行團隊。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開展海外并購貸款業務少,沒有規范的模式和規則,銀行自身缺乏能夠進行融資并購貸款業務的專業性人員,因此,應盡快組織并購貸款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的專門團隊,積極培養具有與其并購貸款業務規模和復雜程度相適應的足夠數量的熟悉海外并購相關法律、財務、行業等知識的專業人員,他們要對并購企業的財務報表有著清醒的預期,還要對商業模式有清醒的判斷,有足夠的前瞻性分析。同時,由于并購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并購后的整合,銀行應當優先選擇有能力從事長遠產業發展的企業與企業家,并與其建立長期緊密的合作關系。另外,充分利用金融風險管理師資格認證制度,加大對金融風險管理人才的培養力度。
海外并購業務受理與風險評估
(一)對并購項目的評估
并購貸款通常以所并購的股權或資產作為抵押,以收購項目的利潤作為還本付息的資金來源,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在受理企業海外并購貸款業務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并購企業的信用水平和償債能力,還要對海外被收購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高層次的分析和把握,了解被并購對象的盈利能力。并購方與目標企業之間的行業關聯問題,直接影響到被并購對象的盈利能力,因此,銀行需要對并購貸款的投向進行行業干預。
并購貸款應優先鼓勵同業并購行為,這是出于專業化發展優于多元化發展的戰略考慮。鑒于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還沒有達到管理大型多元化企業集團的能力,且世界上也很少有無關多元化的成功并購案例,在確定并購貸款的優先支持對象時,要求并購雙方具有一定的行業關聯度,即同業并購或行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并購均可。在企業海外并購的過程中,不必完全局限于同業的狹窄領域,否則無助于實現企業的完整產業鏈,不利于企業做大做強。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在受理并購貸款時,應結合當前經濟發展的實際,確定優先支持的行業領域。根據對國民經濟的拉動力、相關產業的關聯度、對經濟結構升級的推動等幾方面因素,優先支持能源與基礎設施等戰略行業中的企業并購行為。并購方通過并購能夠獲得研發能力、關鍵技術與工藝、商標、特許權、供應及分銷網絡等戰略性資源以提高其核心競爭能力,國有商業銀行不去支持財務性的并購活動。
(二)對防范、化解國家風險措施的評估
近幾年的海外擴張中,我國企業遭遇多次因社會敵意、政權變化、經濟利益和法律沖突等因素導致的國家風險。這既有他國對我國社會制度的不理解、對市場經濟不承認的原因,也有我國企業對國際慣例、規則和他國情況缺乏相應的了解等自身原因,國有商業銀行應該對并購企業防范、化解國家風險措施進行評估。同時,國有商業銀行應積極與政府有關部門合作,借鑒1950年和1970年代美國和日本企業向外擴張,實施國際化戰略過程中政府設立專門保障體系給本國企業服務的做法,建立為企業國際化服務的政府保障體系,為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和海外投資提供信息、市場協調、投資擔保、信貸協調乃至外交協助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支持本國企業的全球化運作;此外,應為并購企業提供國際經營管理的經驗和建議,防止因冒犯當地文化制度和經濟利益而遭到抵制和報復。
貸款決策和指導參與
由于海外并購貸款比傳統的貸款品種風險要高,結構復雜。因此,并購貸款都應根據其特點,設計不同的貸款保證體系,如選擇收購資產的抵押、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權的抵押、母公司的擔保和安慰函、股東貸款和次級貸款的后償、最低財務比率限制、賬戶的抵押和管理等等條款。在實際操作中,國外商業銀行決定發放并購貸款時的做法值得借鑒:一是將并購項目與同行業的其他并購項目作比較,看該項目的并購定價是否合理,若并購方企業出價明顯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則銀行對發放并購貸款應相當謹慎;二是對被并購企業的歷史經營狀況進行詳盡的審查,并對并購完成后企業的收益狀況、企業是否能夠產生足夠的現金流進行全面的評估,以測算并購貸款發放的風險大小;三是看并購方企業自有資金比例,即并購杠桿的大小(杠桿收購除外),若并購方企業并購杠桿比較大,商業銀行則對發放并購貸款應慎重。
當然,在貸款決策過程中,必須最大限度的規避風險,但也要注意保持企業經營的相對穩定和自由,給企業適當空間發展業務。否則,如果貸款條款將企業的自主性完全剝奪,表面上看保證了貸款資產的安全性,但往往適得其反,在此情況下,即便給予并購企業多種選擇申請豁免,但如果是銀團貸款,得到多數銀行同意會花費很多時間,從而導致并購企業失去最佳市場機會,最終危害貸款的安全。
現金支付是我國企業海外并購中最常見的支付方式和較為穩定的支付工具,其并購資金主要來自自有資金、國內銀行貸款、國際銀團貸款,少數企業通過到國際市場發行債券融資。單一的融資手段加重了企業的債務負擔,形成高負債率,企業再融資成本加大,再加上還本付息,企業面臨較大的財務壓力。國有商業銀行在提供貸款支持企業海外并購的過程中,可以指導并購企業創新融資支付方式以減緩融資壓力:一是指導并購企業與國外企業結為聯盟,共同收購。目前,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大多是獨立完成的,這對企業的融資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驗,并要承擔很大的財務風險。我國企業可以與海外企業在業務上合作,積累與海外公司從資本到業務合作方面的經驗,通過結為戰略聯盟來共同收購。這種聯盟方式可以分散了并購資金壓力、減少風險。二是利用有形資產進行產權嫁接融資。利用有形資產進行產權嫁接融資是并購公司將自己擁有的機器設備、廠房、生產線、部門等嫁接于(投入)目標公司,成為目標公司的一部分,獲得相應的股權以實現對目標公司的控制。產權嫁接融資利用有形資產作為并購支付手段實現并購,為大型并購融資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資提供了新模式,對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尤其具有借鑒意義。
貸后管理與風險控制
(一)通過股權參與加強項目監管
在企業海外并購中,國有商業銀行在提供大量資金的同時,應當對信貸資產保持控制影響力,對企業的運作履行一定的監管職能,監督與指導企業的貸款運用和資產運作,以防范風險。為了保障債務安全,銀行還可能通過股權參與的形式,對并購后公司日常經營管理進行監督,對并購實施持續的影響。
(二)企業并購后的整合
兩種企業文化的融合尚且不易,海外并購中兩種國家民族理念和傳統文化的整合更為困難。企業文化能否成功融合是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成敗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如果沒有企業內部兩種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積極應對之策,并購就很難擺脫失敗的命運,這大大提高了銀行提供海外并購貸款的成本和風險。因此,并購完成后企業文化差異化的解決方案和風險化解措施是國有商業銀行貸后管理的應有之義。
同時,銀行應建議企業重視提升管理層的經營理念和能力。一個企業從國內企業發展為國際性企業,對管理層的素質和能力要求必然提高,實現海外并購的我國企業,往往會“水土不服”。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適應國際競爭環境并適時調整戰略,挖掘企業自身優勢,必然導致經營失敗。同時,海外并購往往是媒體的焦點,并購中的問題很可能被媒體評論曝光乃至放大,企業管理層也常常需要面臨媒體或資本市場的疑問。因此,國有商業銀行應促進管理層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和素質,適應國際慣例和法律市場環境的變化,提高市場應變能力和危機攻關能力。
(三)風險分散、抑制和規避
在貸款出現風險征兆至風險損失實際發生之前,可根據預先獲得的警報信號,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規避風險的惡化。根據貸后跟蹤調查制度,銀行應定期了解并購后企業經營情況,掌握還款計劃執行情況,當出現風險征兆時,提前收回或部分收回貸款,追加擔保方、追加資產抵押。同時,銀行還可以與并購企業協商,將有相當風險的貸款轉移或置換給與原并購企業相關的新借款方,起到降低貸款風險的目的,但轉移風險的同時,要關注和防范新的借款方可能產生的貸款風險。針對并購完成后企業不能履行還款協議的任何情況,銀行應立即找出原因。在確定貸款本息不能收回時,應立即判明原因,制定催收計劃,堅決、策略地進行清收;當催收均無效時,在有效追索期內立即采取法律行動,適時接管、占有抵押物,并通過拍賣抵押物,以此收益彌補銀行呆、壞賬損失,但海外并購的特殊性會直接影響抵押物的有效性及變現能力。
參考文獻:
1.章彰.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陳彪如.當代國際資本市場[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54
3.胡峰.銀行海外并購理論、實證與政策協調[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4.郭田勇,陸洋.并購貸款“開閘”如何帶來多贏局面[J].投資北京,2009(1)
5.黃嵩,李昕旸.兼并與收購[M].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
6.王剛,黃旭.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中的策略探討[J].金融論壇,2006(6)
銀行貸款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間接融資，所有制歧視
一、引言
由于中小企業自身特點，其發展不可能主要依靠股權融資（直接融資），多數只能依靠銀行貸款及其它間接融資方式獲得流動資金。因此可以說間接融資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撐。近年來，中國政府陸續頒布多項法規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例如2003年的《中小企業促進法》以及2005年至2006年銀監會等部門出臺的一系列中小企業間接融資放寬政策，這正是本文研究的興趣點所在。本文關注的是融資放寬措施是對國有中小型企業更有利，還是對私營、外資企業傾斜更有利？同為中小企業，受益于逐漸寬松的間接融資環境，非國有中小型企業是否遭到了歧視。
許多學者將所有制歧視作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①]，但是國內學術界使用的數據證據多是來自局部地區企業的問卷調查，或者中小企業板塊企業年報。例如，徐洪水（2001）經濟學論文，郭斌和劉曼路（2002），虞群娥和李愛喜（2007），都以民間金融與中小企業發展都較為成熟的浙江地區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也都選擇了問卷調查。梁冰（2005）選擇了全國東、中、西部有代表性的六個城市的1105 戶中小企業進行入戶問卷調查。田東霞（2005）等專門對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發展做了經濟與法律等多方面的論述。此外，2002年德國IFO經濟研究所、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調查系統及國經中小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組成的“中國中小企業經營狀況聯合專題調查項目”（IFO等聯合項目）獲得的數據也被很多研究所使用，例如康立（2007）。以上的研究方法是企業個體層面的調查，能夠獲得第一手詳實數據，但是仍然存在有兩個缺點：首先，問卷調查準確度難以保證。問卷調查高成本與低收益的特點決定了獲得樣本量的有限。多數只能得到各種間接融資渠道選擇比例，并不能獲得實際間接融資變動的精確數字。其次，問卷調查方法難以實現持續性，并且抽樣方法也因人而異，造成無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持續統一的關注中國。也有學者使用資本市場的數據進行研究的，比如劉建勇和楊浩（2008）就對2006年一年的中小企業板塊企業數據進行統計比較，得到規模歧視大于所有制歧視的結論。康晶（2007）選擇了單個上市企業進行融資研究。趙英軍（2006）從單個城市信用社角度出發，研究中小銀行的貸款業務。還有一部分研究建立在銀行貸款流向的統計分析上，例如李凱慧（2003）就研究了國有銀行對非國有企業貸款占全部銀行貸款的比例問題。但是簡單的統計比較具有很大的局限，難以對各種因素綜合考慮。
針對以上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考慮采用中小企業面板數據對所有制歧視的存在進行驗證，對近幾年來的政策效果做一個實證分析。目前國內使用面板數據分析的文獻極少。陳曉紅和劉劍（2006）的截面數據回歸分析是有意義的嘗試工作。他們主要考察的是銀行貸款余額，這一點與本文的關注點不同。凌智勇（2004）對上市公司的多年平均數據做了相關回歸分析，其中使用到了短期貸款、長期貸款、流動負債率等變量經濟學論文，并控制了貸款額度增加額與總資產之比為因變量，這一點和本文有相似之處。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無疑會給研究帶來很多好處，尤其是調查數據時間上的持續能夠反映各年度政策效應的趨勢，并且由于統計口徑一致從而能夠被不同研究者驗證研究成果。
本文以下安排為：第二部分介紹研究方法和數據處理，第三部分是文章的計量模型分析和估計結果，第四部分按照實際控股類型重新定義企業所有制，做了穩健性的檢驗，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總結。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②]處理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使用面板數據進行政策分析，分析對象是2001年至2006年間有關促進和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具體有兩個關注事件：2003年實施的《中小企業促進法》，銀監會2005年7月的《銀行開展中小企業貸款指導意見》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銀行等金融業的間接融資放寬政策，比如國家開發銀行開展的“兩臺一組”中小企業貸款模式等等。以這一段時間的政策效果為研究對象的國內還有應展宇（2004）等，但是這些主要是用文字論述政策變遷的影響。
表1：中小型企業劃分標準
行業
指標
單位
中型
小型
建筑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資產總額
人
萬元
萬元
600~3000
3000~30000
4000~40000
600以下
3000以下
4000以下
交通運輸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人
萬元
500~3000
3000~30000
500以下
3000以下
工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資產總額
人
萬元
萬元
300~2000
3000~30000
4000~40000
300以下
3000以下
4000以下
郵政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人
萬元
400~1000
3000~30000
400以下
3000以下
住宿和餐飲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人
萬元
400~800
3000~15000
400以下
3000以下
零售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人
萬元
100~500
1000~15000
100以下
1000以下
批發業企業
從業人員數量
銷售額
人
萬元
100~200
3000~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