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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詩詞名句范文1
由于社會和個人的因素，詩人的思想情感大多是豐富、復雜甚至矛盾的，不能以悲或喜簡單地加以概括、劃分，但縱觀中國古典詩歌，其思想內容多寫悲愁，抒寫悲愁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旋律。上自屈原的《離騷》開啟先河，下承杜甫發揚廣大，延至李清照一脈相續，言愁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特質，是中國詩人永遠的情結，言愁詩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最具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詩篇，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最高成就。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太多苦難，而我們中國詩人始終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憂國憂民，反映在詩歌中，抒寫悲愁是歷史傳統和詩人情感的必然選擇。鑒賞古典詩歌的思想感情，就必須學會剪理詩歌的千愁萬緒， 只有這樣，才能走進古典詩歌，走進詩人的心靈，領略古典詩歌的博大精深。
下面我結合有關詩人詩作加以探究：
第一，家國之愁。人生天地間，無不有家國之愛、故鄉之思。當國家罹難，詩人無不書寫濃濃的家國之愁。這種憂國憂民之愁根據不同的背景和際遇，又可分解為家國之恨、戰亂之憂、黍離之悲、故鄉之思。屈原的《離騷》，為中國古典詩歌奠定了悲愁的基調。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边@種深怨幽愁，是國仇家恨，源于屈原的大愛。從屈原開始，這種大愛與大愁并生的情感濡染了一代代中國的詩人騷客，并逐步形成傳統，鑄就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核。“詩圣”杜甫更是以其善感的心靈觸摸時代，以深廣的襟懷體恤蒼生，用如椽的巨筆描述國難。在《對雪》一詩中詩人寫道“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時刻關注著“安史之亂”的戰況， 詩人的悲憫情懷與日月齊光，昭示后人。心憂天下，是我們的民族魂。
在抒寫家國之愁的詩歌中，還包括思鄉詩和懷古詠史詩，游子思鄉的原因除了國難和戰亂外，還有羈旅異地、客居他鄉、仕途失意、貶謫流離、科舉落第等多種原因，抒發的情感都是羈旅之愁、故鄉之思。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就是在詩人屢試不第后客居建德江時所寫，那種落魄失意和思鄉之情充塞江天。懷古詠史詩抒寫的是盛衰之悲，其目的是借古諷今，以前朝的國運衰微警醒當朝統治者要以史為鑒，其實質憂慮的仍是國家的盛衰安危。特別是中晚唐詩歌和兩宋詞中，這類詩歌居多，如杜牧的《泊秦淮》、劉禹錫的《石頭城》、王安石的《金陵懷古》等。
第二，離別之愁。送別詩是古詩詞中的一個大類，詩人一般按時間、地點來描寫景物，采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來表達離愁別緒，這類詩歌大多纏綿凄切，充滿感傷情調。如許渾的《謝亭送別》一詩，詩人用“紅葉青山”反襯對朋友的留戀之情，用“滿天風雨”的凄涼之景來表達蕭瑟孤寂、黯然神傷的離別之情。還有李白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劉長卿的《重送裴郎中貶吉州》等，都異曲同工，堪稱送別詩的典范。
第三，相思之愁。謳歌愛情是詩歌乃至一切文學藝術永恒的主題。在古典詩歌中愛情詩是最能撥動心弦的華章，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名篇名句。愛情詩按照相思雙方的關系可以細分為閨中懷人、游子思婦和悼亡懷舊三類。閨怨詩多寫女子閨中思念丈夫，丈夫出征或出游或經商，如王昌齡的《閨怨》詩。而柳永的《蝶戀花》一詞抒寫的是游子思婦，詞中“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用夸張手法訴說了相思愁深。愛情詩中最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當屬悼亡詩，如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罚亲肿盅獪I、句句真情，讀來令人“惟有淚千行”。
第四，失意之愁。中國詩人大都懷有治國安邦平天下的雄心壯志，他們年輕時積極入世，渴望建功立業、報效國家。李白的“濟蒼生，安社稷”，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這些詩人理想的集中體現。但由于生不逢時，朝廷昏聵，政治腐朽，社會黑暗，他們有的屢遭貶謫、仕途坎坷，有的受人排擠、有志難伸，有的報國無門、壯志難酬，有的知音難覓、懷才不遇，有的品格高潔、不與塵俗為伍。當他們的理想在殘酷的現實中破滅，難免會有落寞失意之愁，甚至消極避世、迷茫沉淪。這種情感態度的產生也是合乎情理的、值得同情的，我們應該深入體味、準確把握。
中國古典詩歌抒寫悲愁有些單寫一種愁，但大多詩詞抒寫多種愁思，并且多種愁思往往是彼此聯系、富于變化的。李清照的《武陵春》就抒寫了由悲轉喜、由喜轉悲、悲喜交集的感情變化。詞的上闋由傷春聯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國破家亡，喪夫失愛，流落江南，孤苦伶仃，觸發了更多更深的悲愁，人事皆休，欲語淚先流，悲至絕望。接下來“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兩句，情感轉好，心有些喜。最后兩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悲從心來，愁生千鈞重，難以驅遣。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抒情婉曲幽深，布局錯落有致，復雜矛盾的情懷展露無遺。大凡經歷戰亂、憂國憂民、個人又遭遇不幸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常常悲愁千結，像屈原、李白、杜甫、王安石、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陸游等。
試問閑愁都幾許，鑒賞古代詩人的作品，需要我們字字推敲，知人論世，走進詩人的心靈，傾聽詩人的心聲，領略詩人豐富的精神世界。
參考文獻
[1]《毛詩序》。
[2]司馬遷 著《史記?屈原列傳》。
愛情詩詞名句范文2
關鍵詞：詩歌教學；高職大學生；人文素養；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G718.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10-0030-02
詩歌貫穿中國文化發展始終，展現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我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有一句經典之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边@句話以極其精辟的語言指明詩歌具有的價值和作用：詩可以激發人的情志，幫助人觀察社會，交往朋友，教人學會怨而不怒。對處于人生重要成長階段的高職大學生來說，恰好可以發揮詩歌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養的重要作用。但在教學實踐中，許多職業院校只抓專業，抓技能，忽視傳統文化教育，致使許多大學生不能領會中華文化的獨特底蘊，人文素養欠佳。因此，在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大好形勢下，要把高職大學生培養成為高技能、有涵養的高素質人才。而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可以通過詩歌教學來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
一、發掘詩歌誦讀的豐富內涵，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素養
提高人文素養的途徑很多，詩歌朗誦是提高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高校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的一個重要方法。它可以帶領大學生領略詩歌所營造的詩情畫意，從內在修養方面提升個人涵養?！霸姼杞虒W又是對大學生進行良好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培養大學生良好性情、高雅氣質的方法?！庇绕涫窃姼杈哂腥缦绿攸c，更使得詩歌賞析成為提升高職大學生人文素養的重要手段。
1. 精妙的用語及精練的表達
在悠久的中國文學史上，詩歌本身以其獨特的魅力而大放異彩。究其原因，不外乎這些優秀作品主題深刻，意境優美，語言精練，無論哪個時代的讀者都受益匪淺。語文教材第一冊中的《再別康橋》是一首現代詩歌中的經典之作，她就好像“梵婀玲奏著的名曲”，通過對校園景物的動情描繪，表達了對康橋依依不舍的情懷。全詩以“輕輕的”“走”“來”“招手”“作別云彩”起筆，在虛實相間中把詩人對過往生活的點滴回憶，化作一幅幅美麗的畫面，更營造出一種優美意境，也恰如其分地表達出詩人對康橋真摯而永恒的懷戀。這首詩是徐志摩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品，同時也表現出詩人高超的藝術技巧。詩人通過精巧的構思，把景物描繪和情感抒發融合在美妙的意境之中，體現了情景交融的藝術特點。詩的結構形式嚴謹整齊，錯落有致。全詩7節，每節4行，組成兩個平行臺階；1、3行稍短，2、4行稍長，每行6至8字不等，構建了詩歌外在的美感。詩歌的語言淡雅清新，節奏輕柔委婉，和諧自然，伴隨著情感的起伏跳躍，猶如一首悅耳徐緩的小曲，輕盈婉轉，撥動著讀者的心弦。當時提倡的現代詩歌的“三美”原則――“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就充分體現在《再別康橋》一詩中。由此可見，詩詞中的絕妙之語及精練表達創造出的唯美意境可以讓大學生更直接地體會到文學藝術的真善美，這些美好的東西滌蕩著大學生的心靈，使他們的人文素養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2. 深遠的含義
詩詞往往蘊含了作者的深沉情感，以及詩人對人生的感悟，對事物的態度和人生的志向。中國當代朦朧派詩人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樹》，以其新穎的構思，獨特的意象，在愛情詩領域獨樹一幟。作品沒有直抒胸臆，而是通過“一棵樹”對“另一棵樹”的內心獨白，表達了自己的愛情觀。這“一棵樹”便是作品的抒情主人公――木棉，“另一棵樹”則是內心獨白的對象――橡樹。作者巧妙地以“木棉”與“橡樹”兩個意象，象征愛情中的男女雙方，并且借這首詩向傳統觀念發出了挑戰，表達了具有時代氣息的愛情宣言。詩歌以新奇美麗的意象，正面闡述正確的愛情觀――“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币源俗鳛檫@首詩的“詩眼”，表現詩人追求的是平等的愛情，不愿作凌霄花，不愿作癡情的鳥兒，不愿作泉源，甚至不愿作險峰、日光和春雨，只希望雙方都有各自的獨立，卻又互相忠貞不渝，以此表達了新時代真誠而又平等的愛情觀。
3. 奇妙的想象
好的詩詞都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點。如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就是這樣的一首詩歌佳作。其中“飛流直下三千尺”一句是以夸張的手法直接描寫飛瀑?！帮w流”一詞極其恰當地表現瀑布凌空而下的氣勢?！爸毕隆泵鑼懥硕盖偷纳綆r，也寫出了迅猛的水流?！叭С摺遍g接地寫出山之高。這句話已經有了對瀑布氣勢的描繪，但即使這樣，詩人依然覺得還不足以把瀑布的雄渾氣勢表現出來，緊接著以“疑是銀河落九天”再度渲染，把“飛流直下”的瀑布想象成是璀璨的銀河從九天之上傾落下來。這個“疑”字引起讀者的遐想，給瀑布增添了幾分空靈，更給整首詩增添了奇妙的色彩。這首詩綜合運用了夸張、比喻和想象的藝術手法，構思精巧，語言生動，實在是唐詩中的精品。大學生對這首詩歌很熟悉，當我們讓大學生賞析的時候，要帶領大學生領略其中的深厚情感，提高大學生對詩歌情境的感悟水平，更為以后大學生自主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掌握合適的誦讀方法，更深入地理解詩詞含義
為了讓大學生更好地把握詩詞的內涵，在傳統的誦讀模式上應該有所創新，借此提高大學生對詩詞的領悟能力。學習詩詞時，大學生通過誦讀可以初步理解其中的含義，正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現”，而且誦讀還可以促使大學生多動腦，更多地感受和汲取詩歌的文化精髓。在教學中，可以通過以下方法促進大學生對詩歌的領悟。
1. 誦讀吟詠法
誦讀吟詠是傳統而有效的學習方法，教學專家錢夢龍老師就主張“不妨讓學生適當學一點吟詠之法，所謂‘三分詩靠七分吟’，許多意境深邃的詩句，非吟不足以入其境、得其趣、領略其韻味”。當然，誦讀并不是等于死記硬背，而是要吃透詩詞的內涵，體悟、意會主人公豐富的情感世界。
2. 詩詞名句背誦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中，流傳下來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詩名句。如前所述，這些句子內容精練，含義深遠，值得大學生背誦學習，并作為指導自己思想和行動的原則。因此，在課堂上，可以使用名句搶答的形式來檢查大學生對詩詞古文的掌握情況，促進他們的理解和背誦，同時也提高他們的興趣和參與性。比如，講《楓橋夜泊》的時候，教師說“月落烏啼霜滿天”，學生接下句；也可使用詞句接龍的方法，對一首詩詞，一個同學背誦一句，下一個同學迅速接下句，采用每人一句的形式。也可以是兩個同學進行對抗賽，一個同學隨便提上句，另一名同學迅速接下句，促使學生積極參與，并增加趣味性。在每節課前都讓學生接龍一首詩詞，既可以營造學習氣氛，也可以加強記憶。
3. 多形式的朗誦法
在學生透徹理解詩詞意思的基礎上，讓學生自己思考用什么形式去表達其中的情感和思想。最后，大家一起采用各種形式來進行誦讀。在朗誦的過程中，重點指導大學生把握詩歌的節奏和語氣，傳達出其中蘊含的感情。其一，讀準詩文的節奏。要求在語言層面上讀通全詩，必須做到朗讀節奏的正確。停頓正確的朗讀才能使大學生更快地理解詩歌，直至達到賞析詩歌、領悟內涵的目的。其二，讀準詩文的語氣。詩歌蘊含了詩人的內在情感，我們在賞析詩歌、理解內涵的基礎上就能領會詩歌的主旨，在朗讀的時候就可以讀出詩歌所蘊含的感情和氣勢，達到抑揚頓挫、跌宕起伏的節奏感。例如，李白的《將進酒》就應該讀出一種借酒興而抒人生之不得志的暢快淋漓之感。其三，讀出音樂之美。自古以來，詩歌與音樂就是緊密相連的，詩歌的音樂之美就在于巧妙的韻腳、和諧的音律和整齊的節奏，也因此使詩歌朗朗上口，更易于傳誦。通過多層次、多形式的誦讀，大學生對詩歌的領悟能力必然在潛移默化中逐步提升，這樣就能更加深刻地感知詩歌，激發大學生對詩歌的學習興趣。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作為一名職教系統的語文教師，有義務更有責任采用各種積極有效的方法提升高職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在語文教學領域，可以讓大學生認真學好作為中華文化精髓之一的詩歌，達到提高大學生語文素質，乃至人文底蘊的目標，為現代化發展輸送更多優秀的高素質人才。
參考文獻：
[1]劉年喜，賴勇.在反復吟誦中體會詩歌的優美[J].株洲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3（02）.
[2]高春燕，曲貴海.談古典詩歌對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潛在功用[J].中國成人教育，2011（08）.
愛情詩詞名句范文3
曲江寒窯規劃的總體指導思想
改建以遺址保護為核心，結合歷史文脈和特殊的溝谷地形，以真愛體驗為主題，緊扣人文特色和情感脈搏，以幸福產業為主要方向，為婚戀男女提供獨具特色的民俗風情體驗活動及配套服務，從而弘揚社會正氣，傳頌愛情的忠貞不渝。將其打造成為集遺址保護、旅游開發、文化產業建設為一體的中國第一個體驗式愛情主題公園。
窯遺址公園景點分析
新改建的寒窯遺址公園將成為定情婚禮紀念的圣地，園區以各種形式全方位展示中國傳統愛情文化，經典愛情故事。園區可分為：遺址區、婚慶區和休閑娛樂區。
1寒窯遺址區
滿足旅游觀光、體驗歷史民俗文化等需求。位于曲江池東南鴻固塬鴻溝坡岸，此處是秦漢時代宜春苑，山林悄靜，悠美自然，主要景點有：寒窯遺址、鵲橋、?？菔癄€、寒窯故事館、寒窯遺存窯洞、廊橋、思夫亭、三姐泉、貞烈殿、柳林寺和妖馬洞、土遺址保護現場等。其中寒窯遺址、思夫亭、三姐泉、貞烈殿、柳林寺、妖馬洞、寒窯遺存窯洞等在原有景點的基礎上進行了修復和維護，既保留了原有景點的持續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創新。如寒窯遺址，保留要洞外寶釧菜園及織布、耕種、研磨等生活、生產用具。保留王寶釧當年生活起居的“茹苦洞”，洞內重要的設施就是一個土炕，室內光線幽暗，采光就靠炕對面一尺見方的小窗，炕下有2㎡大小的空間。窯洞底層增加了根據《五典坡》的劇情演繹來的“別窯”“探窯”，內塑王寶釧斟酒別夫和王母探女的塑像。還增設了采用幻影成像技術和傳統繪畫藝術制作的王寶釧生活場景室，畫面中可以感受到王寶釧的剛毅、忠貞和勤勞。再如，柳林寺的文昌閣外每天都有情景劇拋繡球表演，外挑的廊檐常作為表演時的彩樓來使用。三姐泉邊游客可以體驗古時轆轤取水的生活場景，如有興致還可感受用三姐泉井水沖泡的別具風味唐茶，觀摩唐茶制作的過程，感受古風古韻，夢回大唐。海枯石爛以我國傳統疊山造景手法而造就園林藝術景觀。成語“?？菔癄€”出自我國宋朝王奕《法曲獻仙音•和朱靜翁青溪詞》“：老我重來，海干石爛，那復斷碑殘礎?！本皡^內疊石堆山，層戀起伏，上鐫刻著中國文化中歌頌愛情的經典名句，通過古人詩詞渲染我國勞動人民人們堅貞不渝、情比金堅的愛情的觀念，詮釋中國的愛情文化?！昂G•故事”展示館占地面積972m2，采用現代影像藝術的手法，幻影成像展示王寶釧與薛平貴愛情故事，通過藝術的展現手法，融現代影像技術、網絡技術和聲光電等高端技術于一體，向游客多角度、全方位展現了薛王二人相遇、相知、彩樓拋繡球、戰場立功、婚后別離、幸福相聚等場景。游客可以通過不同的場景模擬和現代技術體驗王寶釧的愛情故事。新建的廊橋連接著園區南北，其造型結合中國傳統園林中的回廊和三孔橋的形態，象彩虹，象門洞，象回廊，確保了物質上的銜接和視覺上的通透。真可謂是“美景壯新區，喜虹橋繪彩，奇洞通幽，頗顯恢宏氣象；熏風輝勝地，看玉柱凝光，長廊映日，堪夸時世繁華。”高大的廊橋不僅是對愛情主題的詮釋，更彰顯了曲江新區在文化產業建設、城市內涵豐富等方面的積極探索。園區對溝谷地貌、黃土崖壁進行了保護、加固和展示，游人可以現場參觀，感受寒窯遺址原始黃土溝壑的地貌，這種保護和展示既具有文物價值，又具有自然價值。
2婚慶產業區
位于曲江寒窯遺址公園南側，溝谷以北，可滿足更多青年的婚慶需求，在此不僅能感受到中國傳統愛情含蓄表達的魅力，同時也能體會到西式浪漫愛情里的張揚與直率。主要景點有：驚世奇緣、玉潔樓、飲馬池、歐洲風情教堂、金緣閣酒店、在水一方、許愿池等。玉潔樓取冰清玉潔之意，它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女性美德的較高評價，體現了中國婦女對愛情忠貞不渝，從一而忠的傳統道德觀念。是為紀念王寶釧而建的明清時期關中地區典型的四柱三間格局的牌樓，牌樓西側有著名書法家石題寫的“曲江寒窯”的牌匾，東側有清嘉慶十一年御賜的“玉潔樓”牌匾。飲馬池據傳是薛平貴西征凱旋后，駕紅鬃烈馬趕回寒窯與王寶釧團聚，途經此處飲馬，故曰飲馬池。對玉潔樓和飲馬池的保護和維修可以延續人們心目中寒窯形象。驚世情緣位于公園主入口右側崖壁上，采用陜西民間藝術剪紙與現代浮雕藝術以醒目的紅色塑造的氣勢雄偉壯觀的景觀墻。整體長270m，高11m，結合園區愛情文化，景觀墻融合古今藝術手法，表現了世界文明史上“伏羲與女媧”、“亞當與夏娃”“、白蛇傳”“、海的女兒”、“羅密歐與朱麗葉”、“牛郎織女”、“灰姑娘”、“牡丹亭”、“西廂記”和“梁山伯與祝英臺”等10大愛情故事。金緣閣酒店前有一座名為“在水一方”的小島，其上有一株旱柳，猶如一位佳人，佇立水中央歷經歲月，生機盎然，好像在暗示島的主人對自己的愛情期待。許愿池傳說會使人愿望實現，帶給人們幸福，很多游人都會在此池邊擲硬幣以求愛情美滿，婚姻幸福，家庭和諧。歐洲風情教堂四周綠草茵茵，風景如畫，為相愛的男女提供純歐式的婚禮服務。金緣閣酒店是婚慶區的主體建筑，位于歐洲風情教堂旁。用“金玉良緣，一生相伴”來表達對在此舉辦婚禮情侶的美好祝愿?？膳e辦各類西式婚禮，戶外冷餐，沙龍等。店內紅色水晶燈組璀璨奪目，唐朝宮廷畫和氣勢恢宏的實木雕刻壁畫，使您的古典唐風婚禮更具奢華。
3娛樂區
亦叫寒窯新街，建筑面積2533m2，建筑風格是關中民俗院落式，區域內有古牌樓、照壁等民風淳樸的建筑形式。整個區域分為商業南區和商業北區和戲樓。戲樓是該區域的中心建筑，凸顯了以文化為靈魂的核心主題。游客每天可以在此欣賞到豐富多彩的戲曲節目，有時還能觀賞到名家大腕表演的經典秦腔劇，凸顯秦風、秦韻。其中商業南區以婚慶及相關產業為主，商業北區以餐飲文化為主。
4主入口
穿過玉潔樓的牌樓，游客一眼就看見一池流水映入眼簾，據說這是薛平貴騎紅鬃烈馬經此，下馬飲水。由于有工作人員不斷打撈清理，池水清澈，池中喂養的有黑天鵝和鴛鴦及快樂自由的小紅魚?？吹竭@些自在的水禽，公園的愛情逐漸清晰起來。繼續向前就是通透的入口設置。3.5次入口緊靠新開門南路，與壹影婚慶影視基地相連。在新開門南路上，游客即可領會到以王寶釧和薛平貴愛情故事為題材的皮影雕塑。
植物景觀分析
植物景觀不僅能創造優美環境，還能改善我們的生活。按植物生態習性和園林布局要求合理配置各種喬、灌花、草等植物，發揮植物在景觀中的功能性和觀賞性。寒窯主要植物配置有：旱柳、五角楓、白玉蘭、七葉樹、柿樹、鋼竹、榆樹、國槐、銀杏、油松等喬木，紅葉李、小葉女貞、連翹、發青等花灌木。在植物景觀的營造上，著重做好以下幾點：園林植物的選擇和配置首先就是要了解當地地理、氣候、土壤、光照、濕度等情況，再根據植物的常綠、落葉、觀葉、觀花，以及植物的開花期、綠葉期、顏色、高度等特性，選擇適應當地環境的植物。寒窯遺址公園原有不少有特色的植物，他們不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歷經滄桑而烙上了歷史的印記，見證著一個城市的發展。對于這些植物的保留，可以強化景區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價值，在寒窯遺址公園中有很多這樣的植物，如：月老金桂、被譽為連理枝的古槐、在水一方小島上的旱柳等。植物與天然地形、溝壑、水、窯洞等結合起來，可達到環境與植物的和諧共融。植物景觀與燈光、日光、月光、湖面、水面等相結合會形成如詩如畫美妙的景色。西安曲江寒窯遺址公園是我國首個以愛情為主題的全景體驗式公園，園區種植有三葉草、薰衣草、荷花、百合、玫瑰、相思樹、連理樹、棗樹、松柏等表達愛情的草、花、樹。
寒窯遺址公園景觀設計特色
愛情是一個永遠鮮活的主題，值得每個人一生銘記?！耙鼍夒H會苦難全，相守寒窯佳話傳。金桂枝繁紅線掛，樓臺演繹勸貪錢”，結合寒窯的文化、周邊環境及所取得的成績，基于對西安曲江寒窯遺址公園的分析，我認為其景觀文化的特色在于：
1挖掘歷史內涵，傳承中國文化
寒窯遺址公園景觀文化本著修復、展示、體驗的原則和修舊如舊的手法，使遺存的三姐泉、思夫亭、貞烈殿、寒窯舊址、妖馬洞等景點煥發出新的歷史韻味。圍繞不同遺址表達的文化內涵，在“民德歸厚”戲樓、露天劇場和臨時舞臺有形式多樣的文化表演。另外，園區內的燈光音樂、水體綠化、藝術雕塑、楹聯藝術創作等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層次地解讀了寒窯文化。
2注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陳
寒窯遺址公園的展陳內容包括民間傳說和遺址窯洞，王寶釧愛情及其故事的傳頌是非物質文化的內容。展陳方式有文字、圖像、雕塑、影像、多媒體等手段。如對王寶釧生活的展陳，采取舞臺布景加實物模型的形式進行展陳。將一口窯洞分為兩個空間，前部空間通過一些生活、生產模型來表現王寶釧的生活場景。后部空間，通過舞臺布景的形式，展現王寶釧倚門而立，望著滿天飛舞著大雪的荒野，翹首期盼夫婿薛平貴的回歸。這充分表達了王寶釧對愛情的執著，對親人回歸的期盼。
3強化愛情主題
寒窯遺址公園是國內首個愛情主題的全景體驗式公園，景觀規劃中在愛情主題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最為顯著的手法就是對愛情故事的羅列。如主入口的景觀墻“驚世奇緣”就采用中國傳統藝術剪紙的手法，羅列了中外經典愛情故事10個。成語路收錄了中國描述愛情的成語“花好月圓、永結同心、一往情深”等百余條，別具特色。?？菔癄€，利用中國傳統園林疊石的手法，鐫刻出經典愛情詩詞，以渲染園區氛圍。園區內中國婚俗吉祥圖案，媒妁文化，象征愛情的信物、圖案等元素數不勝數。以象征愛情的元素作為創作題材，可從感官上影響觀者的浪漫情懷和情愛細胞，營造出浪漫氛圍，使公園的主題文化更飽滿，主題功能更突出。寒窯遺址公園內不僅有周到、全面地的技術供應與后勤服務設施，而且各設施都突出體現了愛情這個主題，并注重與其他景觀之間的協調關系。
愛情詩詞名句范文4
20世紀漢語詩歌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詩即是執意區別于舊詩的特定概念。但,新詩的特征是什么?新詩與舊詩有哪些聯系?什么是新詩傳統?卻是困擾我們的詩學問題。
古典詩歌經過兩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變過程。新詩擁有舉世矚目的古典詩歌的雄厚基礎,本當可以取得比較滿意的生長周期,但新詩由于在與舊詩的決裂中誕生,帶有“先天貧血”,加之歷經困擾,因而延緩了本世紀新詩的發展過程。然而作為一種新生詩體,又總是以潛在的生命力,尋找一切復蘇和健全自身的機遇。伴隨著每一次對新詩的重新認知和藝術建設,都有利于新詩向現代漢語詩歌方面的藝術轉變。
本文運用“漢語詩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來中國新詩發展的基本規律,追尋新詩的漢語言藝術的本性。
一、“新詩”的猝然實現:中國詩歌的自由精神的張揚與漢語詩意的流失
19世紀西方科學文化的迅速興起,構成對中國古老文化的嚴峻挑戰,“詩國”便漸漸有了閉關自守的頑固堡壘的意味。中國詩壇的先覺們走出國門,睜開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對“詩國”的反省,“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然而能否在漢語詩歌的基礎上實行變革?則成了20世紀詩壇的焦點?！霸娊绺锩彪m未促成新詩的誕生,但梁啟超、黃遵憲等并不割斷與詩國傳統的聯系論詩,還是可取的。新詩作為“五四”詩體解放的產兒,是背叛傳統漢語詩歌的“逆子”。“五四”先驅出于要改變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詩國”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簡單化的方式。所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表明了這種“革命”———“推倒”的決心。他們疏忽了一個事實:古代詩歌的格律化與白話化,幾乎在同步演變。至唐代產生的格律詩又稱近體詩、今體詩,從“白話”的角度理解這一命名,似乎更為貼切。即使“古體”,也發生從“文言”到“白話”的演變。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石壕吏》、岑參的《白雪歌》等,可視為半“自由”、半白話詩。唐詩宋詞得以在民間留傳,乃至成為今日兒童背誦的啟蒙課本,豈不正是其白話格律或白話古體的原因?“五四”變革者對白話或半白話的近體詩與文言散文及其他韻文不加區別,打破“格律”,同時也將充滿詩意的白話口語的煉字、煉句、語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這種在“短時期內猝然實現”的新詩,使凝聚了中國人幾千年審美感知的詩性語言在一夜之間流失殆盡?！拔逅摹毕闰寕冏寣Α霸妵钡呐涯媲榫w,掩蓋了對古典詩歌藝術價值的認識,他們以驚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沒有注意到國門打開之后,中國幾千年的詩歌庫藏同樣對西方產生著新異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國現代意象派詩人龐德十分推崇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神韻,譯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創造了漢語詩歌的新奇動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幾乎在一張白紙上誕生了新詩,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學步的幼稚狀態?！霸娫撛鯓幼觥蹦?自己也說不清楚。所謂“變得很自由的新詩”,“有甚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①,雖在提倡很自由地說真話,寫口語,卻沒有劃清詩與文的界限。提出關于新詩體節的“自然節奏”、“自然和諧”②,也因寬泛而難以作詩的把握,當時詩壇處于茫然無措之中。有趣的是,變革家們雖然執意要“推倒”舊詩,但寫起詩來卻“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脫不了古體詞曲的痕跡。只是光顧得模仿古典詩詞的意味音節去保持“詩樣”,卻忽視和丟掉了詩意空間建構的方式,致使專說大白話,詩味匱乏。俞平伯試驗用舊詩的境界表現新意。他曾作切膚之談:“白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詩上面”,“白話詩與白話的分別,骨子里是有的”③。劉半農得力于語言學家的修養,他駕御口語的能力、大膽的歌謠體嘗試、及其“重造新韻”、“增加無韻詩”、“增多詩體”等主張④,對于草創期詩歌的轉型、特別是新詩體建設,具有倡導性意義。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蕪中矗立起新詩的旗幟,難免顯得創造力的貧乏,便不得不從西方詩歌中汲取靈感。伴隨20年代始,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出現在詩壇,意味著新詩的長進。與其說是從西方闖入的“女神”,不如說是“五四”時代呼喚的“女神”。郭沫若從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汲取了詩情,在感應和效法美國詩人惠特曼那種擺脫一切舊套的博大詩風中,把自由體連同西方現代詩歌慣用的隱喻和象征的詩意方式一起引進來了。這就增強了自由的新詩的形式內涵,彌補了草創期新詩的不足,具備唱出“五四”時代最強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個人的郁結民族的郁結,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⑤。那種“天狗”式的絕唱,“鳳凰涅*$”似的再生,“爐中煤”燃燒般的感情……一個個形象感人的博大隱喻,凸現著思想解放和“人的覺醒”的狂飆突進的“五四”時代精神。郭沫若可稱為“中國的雪萊”,“是自然的寵子,泛神論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⑥,將詩視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詩人任其情感隨意遣發,無拘無束,讓自由精神之馬沖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詩的疆界,導致詩體語言的失范、粗糙,散漫無紀。郭沫若對“美人”的比喻,不盡妥貼。因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體美的展示,而“不采詩形”,豈不喪失了詩美傳達的媒體?
新詩自由體的匆匆登場,決定了漢語詩歌的命運。可以說,“五四”“詩體解放”并不屬于自覺的文體革命。但“詩國革命”作為“五四”的突破口,卻實現了文學思想的解放和轉變。先驅們致力于使詩和文學從森嚴壁壘、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識王國里突圍,回到人性復蘇、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現代精神家園中來?！靶略斓钠咸丫迫?不能盛在那舊了的衣囊/我為容受你們的新熱、新光,/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對新詩的貢獻,不在于引進自由體,而在為高揚新詩的自由精神創造了現代隱喻的詩意方式,這個“新鮮的太陽”,揭開了20世紀詩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漢語詩歌進入了現代精神的家園。
作為舶來品的“自由體”,如何植根于中國詩苑?回答很簡單:要契入中國詩體藝術,成為現代漢語詩歌的自由體。郭沫若的大多數自由體詩是激發型的,伴隨“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漢語詩性語言那種不可磨滅的光芒?！拔逅摹币院?他明顯重視了漢語詩歌的音節和“外在的韻律”,甚至趨向半格律體創作,出現了《天上的市街》、愛情詩集《瓶》中的《鶯之歌》等具有漢語特色的作品。但后來多數篇什已經意味著他的詩力不足而失去了藝術探索的能力。
舊詩體在“五四”詩體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個人化寫作的性質。郁達夫一方面肯定和稱贊新詩“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對“詩國”的眷戀,表現了運用舊詩體創作的興趣和才情。他和形成與郭沫若之間新舊體詩互比互補的“創造”景觀。這一典型個案,構成了第一次漢語詩歌轉變的窘迫情境。
二、從“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漢語詩歌藝術轉變的契機
任何民族的新舊語言文化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內在聯系。新詩與母體的隔膜是暫時的,終究要返回對母體的追認,不過歷經了一個浪跡天涯的過程。
中國新詩的“貧血癥”,以西法治療滋補,盡管不能“治本”,但也會“活血強身”,拓寬視野。中國自文學革新后,詩界百無禁忌,是詩人敢于試驗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國門與留在國內的詩界有識之士,紛紛向西方現代派詩歌尋找新詩的出路,20年代中國新詩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態勢。尤其是象征主義詩歌藝術那種富有內含力和迷離色彩的詩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詩的靈驗秘方。這一時期新詩明顯向內在、含蓄、渾沌方面轉變,雖未很快轉化為漢語詩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種模仿或復制,然而,新詩即使充當西方現代詩歌的“拿來文本”,也會給漢語詩歌帶來新異感,進而反觀自身,達到對異質語言藝術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現代漢語詩歌文本。
一位優秀詩人不管接受多少外來詩歌藝術的影響,都離不開深厚的民族語言文化和詩歌傳統藝術的支撐。20年代中后期中國詩人從“打開國門看世界”進入“從世界回首故國”。創造社穆木天的《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與稍后周作人的《<揚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頗能表明這一歷史性轉折,也可以理解為新詩開始對母語的追認。穆木天留學日本,從熟讀法國象征派詩歌和英國唯美派王爾德的作品開始新詩創作,但他沒有一味陶醉于“異國熏香”,而是審視和反思新詩自身,主張“民族彩色”。他認為“中國人現在作詩,非常粗糙”,批評“是最大的罪人”,“作詩如作文”的主張是“大錯”。周作人明確提出建立新詩與漢語詩歌傳統之間的聯系,“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詞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并認為漢語詩歌的字詞組合及修辭方法具有超越時間的延續性。即是被認為“歐化”的詩人李金發,也批評文學革命后“中國古代詩人之作品”“無人過問”的傾向,主張在創作中對東西方的好東西進行“溝通”和“調和”,而體現在他的詩作中只是歐化句法與文言遣詞兼而有之⑩。穆木天從對“詩國”藝術的勘探中,提出“純粹詩歌”的要義有四:(一)要求詩與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詩不是說明,而是表現;(三)詩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詩要兼造型與音樂之美。這顯然是對的新詩理論的反撥。如果說穆木天的“純粹詩歌”已找到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藝術的契合點,那么周作人特別強調的“融化”概念,則是實施創造性轉化的內在機制。他認為“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靶略姳緛硪彩菑哪７聛淼?它的進化在于模仿與獨創之消長,近來中國的詩似乎有漸近于獨創的模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融化?！薄叭诨?是實現漢語詩歌的藝術轉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環節。新詩由于發生了詩歌語言傳統之力與現代詩歌藝術方式的雙重危機,因而“融化”意味著新詩向民族化、現代化的雙向轉化。新詩從“模仿”到“獨創”的實現,是一個尋根和創新的過程。一方面從“詩國”中汲取母乳,恢復和增強漢語詩歌的固有特質,一方面使“拿來”的西方現代派詩歌藝術真正為漢語詩歌藝術所汲收和消化。新詩徹底擺脫“模仿”的印記,表現為回歸母語的自我消解。“獨創的模樣”,固然要使漢語詩歌的特長和優勢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視著世界詩歌潮流的藝術折光?！叭诨卑l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詩藝的相通之處。譬如,19世紀末西方開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稱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詩”。周作人認為“象征實在是其精意。這是外國的新潮流,同時也是中國的舊手法;新詩如往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國新詩也就可以產生出來了”?！罢嬲闹袊略姟闭且詮吞K漢語的本性與孕發更多的詩意為目的,與以前的“新詩”劃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詩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確的現代漢詩意識,即使突入“融化”的創作狀態,也并不意味有了實現漢詩轉變的藝術自覺。我們只能從各路詩家勇于求索、自由發展的撲朔迷離的態勢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詩向現代漢語詩歌方面轉化和發展的軌跡。
一種是從詩形切入,試驗作漢語形式的新詩。1926年4月新月社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晨報·詩鐫》,提倡“詩的格律”,無疑是對初期新詩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然而聞一多所說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譯意,具體指“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有句的均齊”,“聽覺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韻腳”瑏瑡。中外詩歌在視、聽覺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處,但漢語方塊字有著自身獨有的組織結構和美學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詩的視覺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現了與字母文字不同的語境方式和操作程序。聞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論者和教科書中所說是“中國古詩傳統與外來詩歌形式的結合”。考察當時在《詩鐫》、《詩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節的“豆腐干塊詩”,包括被認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難說體現漢語詩歌的“格律”,更談不上與漢字詞匯的詩意方式融于一體。光圖有詞句的整齊排列,而缺乏煉字煉句煉意的工夫,就建構不起漢語詩歌意義生成系統的優化結構和詩意空間。這種不能發揮聽、視覺方面的漢語詩歌特長的“格律”,難免有西洋“格律”的漢譯化之嫌。朱自清評論“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瑏瑢。當然,他們有些作品,如聞一多的《一句話》、《收回》,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偶然》、《沙揚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較切入現代漢語的音樂節奏,自然流暢,在整飭中求變化,避免了因對字詞的相等對應的刻意追求而出現的滯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試驗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現代漢詩的特色。這位對西方詩體和詩律學研究頗深的詩人,具有鮮明的民族語言意識,自覺發掘古典詞曲和民歌的形式結構的美。如《采蓮曲》,即是從六朝駢散和江南民歌中脫出來的。《搖籃曲》、《催妝曲》、《春風》、《月游》等,是將英國近代格律體、歌謠體與我國民歌民謠相融合而創造出的歌謠體,音節流轉起伏,韻律回蕩優美,并構成整體勻稱的方塊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漢語詩意空間?仍處于探索之中。如果說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創造了人類自由性靈所依戀的“康橋世界”這一意味彌深的音樂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墳墓》、《廢園》等篇什,則在對某種情緒和靈魂的深度顯示中造成了較大張力的詩意場。這對于漢詩傳統形式的開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新月派作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客觀上溝通了詩人對新詩漢語藝術形式的重視,影響了一代人的創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詩、九行詩、對詩行、節奏和口語化的追求,也體現了現代漢語特點,有人稱為“現代絕句”。
十四行詩(Sonnet),作為從西方引進的特殊的格律體,為不少詩人所喜歡、試驗著寫過。但真正能夠切入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詩意的方式、試驗出色者,當數早年加盟沉鐘社的馮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嚴格遵守十四行的傳統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體結構上的特點,適當融入古典漢語詩詞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語調的自然,體現了濃郁婉轉的東方抒情風格。在詩意表達上,雖明顯受里爾克的影響,卻完全從自身的藝術體驗出發,以精妙含蓄的漢語,抒寫內心真實。馮至的十四行詩,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詩歌語言之間的轉化,是對西方十四行的一種變奏體。
再一種是從詩意結構切入,運作現代漢語詩歌的象征藝術表現。象征詩派與新月詩派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從李金發最早以“詩怪”出現在詩壇,到戴望舒被稱為中國的“雨巷詩人”,表明象征派詩的演變,以漢語詩意質素的增長為標志。李金發的詩,既是異端,又是墊腳石?！爱惗恕毕鄬τ趥鹘y而言,帶有“革命性”意味。李金發詩的深層的內心體驗的個人象征意象,以幾分生澀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渾沌感深度感,顯示了突破傳統象征、給個體生命內涵賦形的可能。然而這與現代漢語詩歌還相距甚遠,僅是漢語詩歌轉化中的特有場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這一場景中推動了象征派詩的漢語化進程。他們不是照搬波德萊爾、魏爾倫、葉芝、里爾克這些象征派、現代派大師,而是著眼于尋找西方詩與漢語詩的藝術契合點,“做‘化古與化歐’結合的創造性轉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認為戴望舒開始寫詩,“是對徐志摩、聞一多等詩風的一種反響。他這種詩,傾向于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將法國早期象征派詩人魏爾倫追求語言的音樂性、意象的朦朧性與我國晚唐的婉約詞風相融合,使“中國舊詩風”發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創造性轉化”?！队晗铩返默F代漢語意味,不僅表現在“雨巷”這一富有民族情結和充滿漢語詩意的象征體的朦朧美,還突出體現了以詩人情緒為內在結構的現代漢語音節的韻律美,葉圣陶稱贊《雨巷》“替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瑏瑤。詩人注重漢語音節,并不影響內心開拓及詩意發掘,因為音節安排服從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詩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將中國古典詩歌的含蓄與西方象征主義詩歌語言的親切和暗示、中國傳統的意境與西方的“戲劇性處境”、“戲擬”相溝通和融合,形成了漢語詩歌的獨特而富有表現力的現代口語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韻節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層象征蘊涵的詩境建構方式。詩的口語化敘述方式的戲劇化、非個人化傾向,決定了詩中的“我”、“你”、“他”(“她”)互換的特點,有利于達成曲徑通幽的詩意傳達和多方位、多層次的詩意結構空間。這即是卞之琳詩歌的現代漢語的智性結構和深邃的哲學境界。
象征派詩歌藝術對于豐富新詩的藝術表現力,拓深意境,實現漢語詩歌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藝術實踐意義。在后來民族救亡和長期戰爭的背景下,多數詩人轉向愛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馬》、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優秀詩篇,仍以象征性而顯示出不同凡響的藝術力量。
對新詩的現代漢語形式的創造和探索,未能成為后來詩人們的自覺。甚至戴望舒后來受法國后期象征派詩的影響,也在追求詩的情緒自由表達和口語化中,失去了漢語音律的節制和用語凝煉。30年代后期有論者明確提出:“假如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是詩;假如不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不是詩。”“口語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詩”,因而提倡“詩的散文美”瑏瑥。這實質上是郭沫若自由體詩風的延續。當時蕭三、李廣田等曾對新詩形式的歐化傾向、“散文化風氣”提出過批評,但對新詩的“完美的形式”的具體建構也說不清楚。40年代在“詩歌大眾化”的理論下,民歌體詩盛行,由于詩人的感情定勢、缺乏漢語意象營造的深層結構而流于詩意膚淺。
三、五六十年代海峽一隅風景看好漢語詩歌轉變的延續
當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籠罩詩壇,大陸詩人的內心真實封閉起來,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峽彼岸卻異軍突起。從“現代”、“藍星”、“創世紀”等詩社的興衰沉浮中,可以窺視臺灣現代詩歌對母語的回歸和探尋。這些詩人大都是從大陸抵達臺灣,其中紀弦、覃子豪、鐘鼎文等本來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紀弦以筆名路易士活躍于詩壇,并與戴望舒創辦《新詩》月刊,1953年在臺灣創辦《現代詩》,繼續倡導和發展現代派詩。他提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西化”主張,瑏瑦對于輸入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流派的觀念和技巧,打破臺灣威權政治禁錮文藝的僵化局面,使詩人獲得創作自由,發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離了民族文化的傳統,理當受到覃子豪等詩人的批評。在西方文化無遮攔地進入臺灣的特殊文化環境中,骨子里有著炎黃語言文化意識的臺灣詩人,在西方現代主義詩潮與中國古典詩歌、現代詩歌傳統的撞擊中站穩腳跟,探尋現代漢語詩歌的藝術軌跡。這就使漢語詩歌的藝術轉變并未因為大陸的政治運動而中斷,新詩在海峽一隅獲得了生存環境和藝術發展。
在中國當代詩歌發展史上,臺灣詩歌不單填補了“”期間詩苑的空白,同時也最早進入與西方詩歌對話,在處于新詩發展的“前沿”充當了承上啟下的角色。倘若對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就會疏忽漢語詩歌轉變的內在邏輯。臺灣五六十年代詩歌在變動的多元格局中呈現著生機,運用現代技巧進行自由的精神創造,已成為詩壇風尚。所謂“臺灣新詩長達近二十年的論戰”,表面上看是圍繞傳統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間的沖突,實質上“離心力”也受著傳統之力的制約。創世紀詩社以“新民族之詩型”為要旨,他們雖像游向大海的魚,因對新異感的熱戀而表現了對傳統的遠離,但飄泊的游子最終心系本土的語言和詩歌藝術。從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這一過程的深刻體現。臺灣現代派詩歌的探索免不了帶有試驗性,但實現漢語詩歌轉變需要在充滿探險精神的試驗中實現,關鍵在于這種試驗能否催促漢語詩歌藝術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種“無根”的試驗,必然帶來詩歌的“失血”,并因“飄泊無依”而生命孱弱。
臺灣詩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紀現代詩人的口語敘述的影響,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語化詩風,與戴望舒、卞之琳的現代詩風一脈相承。現代漢語自由體詩的口語化,是一個動態的詩學概念,不僅使詩性言說處于不斷變化的時代語境之中,同時還能注入和激活詩的現代漢語的質素和精神,消解新詩創作中揮之不去的譯詩化印記或模仿痕跡。艾略特曾稱現代最佳的抒情詩都是戲劇性的。我們已有卞之琳把“戲劇性處境”、“戲擬”的方式運用于詩創作中的成功經驗。曾專修過戲、演過戲的痖弦,擅于把“戲劇性”化為詩的因素,活用為一種睿智機巧的口語敘述方式。在痖弦的詩中,這種戲劇性表現又自然融匯于民謠寫實的詩風之中,形成了詩人的自然淳樸而又諧謔或嘲諷的現代口語抒情腔調。詩的“戲劇性”,旨在構成詩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詩人進入“乞丐”的體驗角色,充當敘述者,又是被敘述者。敘述口語,既具有濃厚的民謠腔調,又是充滿戲劇性氛圍的詩性表現。于俗常的喜劇調侃中構成諷喻人生的無奈和悲劇的深刻意味。痖弦獨特的敘述口語方式,表面上通俗輕松,且帶有一種甜味,而骨子里卻是深沉的,包含著傳統的憂苦精神。
“新民族之詩型”揭示了漢語詩歌藝術的內涵:“其一,藝術的,非理性之闡發,亦非純情緒的直陳,而是意象之表現。主張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國風的,東方味的———運用中國文學之特異性,以表現出東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雹灛伂懼袊杂审w的口語化離不開新詩的漢語藝術傳統,不可不發揮漢語“意象”、“意境”和“東方味”的優勢。應該說,余光中、鄭愁予等詩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創世紀”詩人更明顯地表現了發揚漢語詩歌傳統的藝術自覺。早期作為現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詩風回歸傳統;鄭愁予被公認為臺灣詩壇最富有傳統精神的現代詩人。他們致力于漢語詩歌的美麗意象和音韻流風的捕捉,把握漢語字詞組合和修辭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離別磨亮”(鄭愁予《水手刀》),“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余光中《鄉愁》),像這種現代口語的抒情詩句,因意義的斂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藝術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視詩的音樂性的傳統,將古典詩詞的聲韻音色的美融于現代口語的自然韻律之中。余光中批評某些現代詩讀起來“不是啞,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現象,認為“藝術之中并無自由,至少更確實地說,并無未經鍛煉的自由?！雹灛伂挰F代詩人不是著眼于字面的抑揚頓挫,而是以文字來表現情緒的和諧,以現代人的感覺和情緒融入詩的音節和節奏,情緒的起伏跌宕構成詩的韻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獨創形式,構成了內在情緒與口語音節的高度融一。
實現古典詩詞藝術向現代漢語詩歌轉化的難度在于向內心的突入,對現代口語的詩性表現功能和審美趣味的開拓。洛夫在跟語言的搏斗中尋求“真我”口語意象。他在詩集《無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稱這輯詩最大的特征,“是盡可能放棄‘文學的語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語言’”。這既避免了詩的語句的“枯澀含混”、意象的“游離不定”,同時詩意也“不致僵死在固體的語義中”。當然,生活口語以實用的傳達為目的,詩的語言乃是表達,是一種審美形式。洛夫多年來從西方超現實主義的詩與中國悟性的禪的相通中尋求口語意象的內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質。超現實主義的“自動語言”與禪的“拈花微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超現實主義詩人認為,只有放棄對語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詩才能擺脫虛假浮出水面;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無法回歸人的自性。可見“自動語言”與“拈花微笑”都是企圖表現潛意識的真實。洛夫采用這種表現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動語言”反邏輯語法的傾向。他著眼于禪的悟性與超現實主義的心靈感通的契合點,發揮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無窮之意趣的審美效果。洛夫主張的“約制超現實主義”,更融入了現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種具有新的美學內涵的現代漢語方式,這種語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類經驗的本身,而且又不斷改變平常習慣語言的意義。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證。
盡管還不能說臺灣詩壇已經產生成熟的現代漢語詩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臺灣現代詩尋求回歸和再造傳統的藝術經驗,卻也呈現出現代漢語詩歌的藝術建設的動人景觀。
四、新時期現代漢語詩歌的本質特征的形成,對新詩體形式再度誤讀還是著力探尋?
新時期詩歌變革與世紀初詩體解放一樣,側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覺的詩歌藝術革命,然而也是背負著大半個世紀的新詩經驗而進入新鮮廣闊的世界。中國古典與現代、西方現代與后現代、臺灣40年各種詩歌藝術和詩潮,紛至沓來,構成新時期詩歌豐富復雜、迷離激蕩的背景,這醞釀了一場根本性的藝術轉變———新詩由充當“工具”回歸精神家園。這不是簡單的回復,而是在詩的現代化意義上的抵達。世紀初詩體解放屬于語言形式本身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而達到詩體語言的解放(自由)。新時期詩歌語言由充當政治工具的角色,轉變為靈魂和生命的存在(棲所),是作為載體、媒介的詩歌語言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是通過思想解放回歸詩的本質意義上的本體。具體表現為詩人由“代言人”向個人化寫作的轉型、由對社會、人生的詠嘆到生命體驗的突入,詩性言說由大一統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轉型、由傳統的抒情向抒情與敘述的分延。從而大大拓展了詩性表現的領域,形成現代漢語詩歌超越傳統詩歌的本質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當一批老詩人以傳統的抒情方式唱著“歸來者”的歌,朦朧詩崛起,揭開了個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朧詩人開始因個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藝術手段帶給詩壇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的“我”與詩人個人的“我”之間的反差。而消除這種差距,意味著詩人找回丟失的自我,返回內心體驗的真實。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現象,是在對“左”的政治和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現出的個性自由精神和嶄新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顯示了新時期中國人的心靈的蘇醒,是對“五四”新詩的現代傳統精神的張揚。在藝術上,與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相銜接。特別是戴望舒詩歌講究旋律和意象的朦朧美,穆旦詩歌的凝重和現代知性———充沛堅厚的主體精神,對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發生了積極的影響或心靈感應。詩人的群體意識與“代言人”,是有著明顯界限的不同概念。個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詩人切入社會和人生的群體意識傾向。如牛漢的《華南虎》、《夢游》,曾卓的《懸崖邊的樹》、《有贈》,邵燕祥的《五十弦》等,總是以強烈深厚的個人情感的詩性抒發,表現了對社會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經驗的凝聚力。“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一樣要遵循個人化的抒情。只是體驗的角度不同。新時期詩壇的“李瑛現象”,可以視為現實主義詩人的個人化抒情的藝術實現的反映。這位隨同共和國的步伐走過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的詩人,從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體發生了由戰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詩人個人化的劇變。李瑛詩歌創作從此走出了不少老詩人走不出的困惑。詩人自我意識的強化,并未改變對人民關懷的初衷,從李瑛詩歌的穿透時空的廣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帶有凝重的歷史感、滄桑感。當朦朧詩沉淪之際,卻是李瑛、老鄉、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現實主義詩歌興起之時,這說明個人化抒情已成為新的抒情傳統。它不會因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種語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陳敬容、杜運燮、鄭敏等現代詩人,當年就是以個人化抒情而步入詩壇,歷經半個多世紀而不衰。朦朧詩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發展,朦朧詩人又不能調整自己,確立新的正面現實的勇氣和位置,勢必使詩喪失了原先的震驚效應。倒是舒婷抒寫愛情、楊煉吟詠歷史等詩篇,留下了較長的回音。朦朧詩的批判精神和個人化抒情的風格,不會過時。朦朧詩對新詩體雖然沒有多大突破和創造,但在意象營造中充滿才情和奇想的隱喻方式,具體清晰而整體朦朧的特征,仍是對新詩的漢語藝術特性的發揮和創新。我們不能認同朦朧詩“仍是以西方詩歌為原型的漢詩”的說法,瑏瑩至今尚未發現朦朧詩中有模仿西方詩歌的跡象,這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中尚屬罕見。從朦朧詩中仍有名句傳世這一事實,也能說明這些篇什已經具備現代漢語詩體形式的某種特征。朦朧詩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將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傳統繼往開來。他們遠離“社會中心”,避開塵囂,為世紀的落日鑄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構心靈———語言的棲所,展示承受人類苦難的靈魂。
詩如何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真實存在,表現生存體驗的原生態?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詩學命題。在后新詩潮興起與海峽兩岸發生詩藝交流的背景下,出現了口語化敘述的詩風。這種客觀陳述的詩性言說,直接進入生命存在,表現生命的脈息,敲擊存在的真髓,更能顯現詩歌語言的真實和本色,消解了傳統抒情中容易出現的浮夸和矯飾。后新詩潮對詩風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適應這一新的表現領域的客觀陳述的轉型,起了啟動和推動作用,而在敘述方式上則帶有隨意性、翻譯性語感化的傾向,消減了詩的形式價值。特別是有些青年詩人的才華浪費在對“不可知的生命內部”的探索。當后新詩潮匆忙演繹西方詩的“后現代”時,臺灣那脈口語化敘述的詩風,由于歷經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尋民族語言本性的過程,則以初步入乎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姿勢,影響了大陸詩歌的語言轉型。林染、馮杰等一批中青年詩人對臺島詩風很快產生感應,潛心于自身生存環境的體驗,凸現詩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審美特征和本土氣息。90年代新潮詩人也開始自我調整,正面現實人生和社會歷史。如同屬對女人的愛情體驗,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與被稱為“黑洞意識”的《女人》組詩明顯不同,詩人從社會現實的大環境中探測“黑洞”,表現了對母女兩代人的愛情悲劇的痛苦體驗的深度。一種詩風并不單單因為起于新潮而盛行,還在于它是否擁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擁有母語的力量。
一種新的詩風的流行,可能意味詩的新變和發展,但并不表明詩的成熟。90年代詩歌因趕“風”、隨“風”而導致大面積“仿制”、“復制”的現象,乃至使敘述口語變為詩人圈里的“行話”,造成詩歌語言的飄浮或套式。所謂“口語”也成了讀者難懂的“咒語”。新詩的語言形式,成了20世紀尚未很好解決的遺留問題。
不管是口語化敘述還是個人化抒情,都只是作為一種詩性言說的方式,具有傳達現代漢語詩歌的本質意味的可能,但建構相應的語言形式,卻是需要反復琢磨、獨具匠心的智性創造的藝術過程。新生代詩人以“現代漢詩”自詡,但又很少有人重視對現代漢語詩體的探尋。他們以“的《嘗試集》也是從一種語言方式向另一種語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證瑐瑠,以在“一張白紙”上標新立異為榮,認同世紀初把自由體誤讀為“無拘無束”、“散漫無紀”。這似乎成了中國詩歌變革的劣根性表現。至于還抱著“左”的新詩傳統,“九斤老太式”地數落新時期詩歌的論者,卻也不講詩的語言形式,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內容決定形式”。只有那種飽經詩壇必要憂患而又長于藝術涅*$的詩人,終究悟出現代漢語詩歌的真正含義;只有那種操守純正的詩歌藝術、走著自己寂寞的路的詩人,懂得要寫什么樣的詩。真正優秀的詩篇,總是離不開漢語藝術的獨到、精當、奇妙和高超的表現力而動人傳世。
正如世紀初詩體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詩建設,新時期詩歌的本質意義的回歸,必然也伴隨對詩的語言形式的探尋。新詩的現代漢語言藝術的成熟,必將由新世紀詩人去收獲。
注釋：
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頁。
②參見《談新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294—311頁。。
③俞平伯《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新潮》2卷1號。
④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3卷3號。⑤郭沫若《鳳凰·序我的詩》,重慶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萊的詩·小序》《創造季刊》1卷4期。
⑦郁達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時事新報·學燈》。
⑧《創造月刊》1卷1期。⑨《語絲》第82期,收入周作人《談龍集》,北新書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發《食客與兇年·自跋》,北新書局1927年5月版。
11。聞一多《詩的格律》,《晨報副刊·詩鐫》7號。瑏瑢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語,上海復興書局1932年版。
14。艾青《詩論》(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15。紀弦《現代派的信條》,臺灣《現代詩》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