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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結構范文1
對話嘉賓：韓 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蔣宏坤 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
吳棟材 江蘇省蘇州市永聯村黨委書記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目前我國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已進入縱深推進、攻堅突破、整體提升的新階段，面臨著如何進一步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怎樣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如何保證農民的最大收益等難題。
蘇州立足實際，積極探索，已基本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長效機制，其創新實踐為全國提供了哪些寶貴經驗？為此，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領導和農民代表。
城鄉一體化――
既是發展問題 更是改革問題
韓?。撼青l一體化是蘇州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突出的亮點之一，通過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使得農業更有活力，農村更有實力，農民更加富裕。蘇州城鄉一體化改革的精髓在于銳意改革創新，始終把改革創新貫穿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全過程，推動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越來越健全，對貫徹中央關于推進城鄉一體化、新型城鎮化戰略部署方面創造了很好的經驗。
自2006年以來，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課題組，對蘇州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踐進行了長期的跟蹤調查研究。我認為，蘇州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經驗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觀察：
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目的在于適應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新形勢，構建平等協調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縮小工農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目前蘇州城鄉收入比降低到1.93：1，遠低于全國3.13：1的平均水平，成為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這是蘇州城鄉發展一體化成果的重要體現。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土地利用和城鄉規劃、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統籌城鄉勞動就業、統籌城鄉社會管理。這“五個統籌”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戰略舉措，是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任務和抓手，是科學衡量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的主要尺度。蘇州加快促進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拓展，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現代城市文明向農村輻射，在城鄉發展“五個統籌”方面遠遠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城鄉一體化既是發展問題，更是改革問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要旨所在，就是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而要使這一要旨得以實現，關鍵在于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既涉及公共財政、就業、土地、戶籍等方面配套，也涉及農村自身的改革。敢于爭先、走前人沒走過的路，是蘇州城鄉發展一體化經驗的精髓。
當前，全國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進入了深水區，在土地使用、金融支持、產業轉型、資源配置、經營機制、社會管理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創新突破。相信各地積極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蘇州實踐――
銳意改革 創新機制
蔣宏坤：蘇州市自2008年被江蘇省委、省政府確定為全省唯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之后，又被列為國家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聯系點、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我們緊緊抓住改革試點重大機遇，積極探索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現實路徑，基本建立了城鄉一體規劃、富民強村、現代農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五方面的長效機制，走出了蘇州特色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新路子。
蘇州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采取了“五大舉措”：
第一，蘇州基本建立了土地利用規劃、城鎮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生態建設規劃“四規融合”的規劃機制。在規劃引導下，積極推進農民居住向社區集中、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農業用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鼓勵農民將集體資產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住房置換成股份合作社股權、城鎮社會保障和城鎮住房。目前，全市90%的農村工業企業進入工業園，91%的承包耕地實現規模經營，49.5%的農戶實現集中居住，累計46萬戶、130多萬農民實現了居住地轉移和身份轉變。
第二，蘇州大力發展以股份合作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走出一條“戶戶有資本、家家成股東、年年有分紅”的強村富民之路。到2012年年底，全市農村集體資產總額達到1205億元，村均穩定性收入582萬元。今年以來，全市新增農村各類新型股份合作組織141家，累計達到4069家，持股農戶比例超過96%。
第三，蘇州在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中，堅持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把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作為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優先領域、作為富民強村的重要途徑、作為優化生態的戰略舉措。全面落實優質水稻、特色水產、高效園藝、生態林地“四個百萬畝”農業布局。出臺了生態補償政策意見，提高對基本農田、水源地、重要濕地及生態公益林的生態補償力度，對保護的水稻田按每畝400元予以生態補償。
第四，蘇州持續加大生態建設力度，全市林地綠化面積達到203萬畝，農村自來水普及率超過99%，65%的村實現生活污水集中處理，努力形成布局合理、層次分明、功能明確、特色鮮明的鎮村體系。
第五，蘇州還創新城鄉一體社保機制，實現“三大并軌”，2011年7月率先實現城鄉低保并軌，低保標準經過兩次調整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630元。2012年年底，全市城鄉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全面并軌。
當前，蘇州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我們將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努力在新型城鎮建設、集體經濟壯大、農民持續增收、現代農業園區發展、生態環境優化、公共服務均等幾方面實現新的更大跨越，始終保持蘇州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的領先優勢。
農民心聲――
農村更美好 農民更幸福
吳棟材：推進城鄉一體化，必須以“農村更美好、農民更幸福”為目的。經過多年奮斗，我們永聯村96%的村民實現了集中居住，全村96%的土地實現了集中流轉，96%的富余勞動力實現了就地轉移就業，96%的農民享受到了優越的生活保障。
在城鄉一體化建設中，很多農民住進樓房，但不能讓農民扛著鋤頭爬高樓，生產方式必須變化，農民要向產業工人轉變，農業要向現代化轉變。
發展現代農業，首先就要進行規模化、集約化、市場化經營，以謀求土地效益的最大化，且一定要讓農民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效益。深思熟慮之后，永聯村黨委放棄了引進外來資本實現土地高產出的模式，而是以公司制推進現代農業。全村96%的土地集中流轉到村集體后，村里成立了4個農業公司，用工業的模式建設發展現代農業。
4個農業公司的成立，讓永聯農業發生了巨變。在永聯現代糧食基地，實現了自動化控制、智能化灌溉以及機械化生產，4名技術員和6名管理人員就可管好2000多畝地，鼠標成了農民最重要的農具。
土地規?；?、集約化經營，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富余勞動力怎么辦？永聯村的辦法是：就地轉移就業。
永聯“村企合一”的優勢幾乎保證每個村民都有一只“鐵飯碗”。同時，我們還建設了蘇州江南農耕文化園，在發展休閑農業、提升農業層次的同時，也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農民生活方式改變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隨之而來的是生活成本增加了，原來自家種的糧和菜，現在都要到市場上花錢買。如果農民住著公寓樓，卻沒有足夠的收入保障，這不叫城鄉一體化。農民需要更多增收渠道，把生活水平提上去；也需要更多保障措施，把生活成本降下來。
城鄉二元結構范文2
陜西是全國知名的科教大省，但卻是個經濟小省、收入窮省。數據顯示，陜西2007年的經濟總量居全國第20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國第26位，農民人均純收入居全國第28位，被稱為“陜西現象”。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經濟學家、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寶通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是陜西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陜西以重點科研院所和軍工為代表的大中型企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布局的，而不是從地方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因而，它們和地方經濟在體制上是隔離的，在產業鏈上是斷裂的，是兩張皮經濟。所以，前者的發展很難帶動后者的發展。
客觀的說，二元經濟結構是落后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階段，短期內是改變不了的。面對二元經濟結構，我們只能采取二元化戰略，即兩手抓、兩條腿走路、兩個輪子跑，而不能采取一元化戰略、單腿跳、開獨輪車、當獨臂將軍；不能把科學發展觀理解為發展科學觀，把以人為本搞成科教為本。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陜西只重視科技教育、高新技術、裝備制造業等優勢產業的發展，而不重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不重視就業，老百姓手里沒錢，拿什么來消費呢？
回過頭來看，這對于陜西來說是個教訓。因此，陜西應改變過去只講強省、不講富民的發展思路，應當把強省落實到富民上，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強省富民。
為此，陜西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應鼓勵縣域經濟、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以及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這些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都能解決最大的民生問題即就業問題，都屬于以人為本的富民產業。只有這樣，陜西才能真正實現富民強省。
盡管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的影響主要在沿海地區，而不在西部，不在陜西，但國家的刺激經濟政策，受益最大的卻是我們陜西這些相對落后的地區。因此，對于我們來說，目前主要是增強信心，只要信心有了，陜西就有能力應對這場金融危機。
激活“兩市”促銷費
陜西要趁著這個機會把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做好，如借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傾斜政策，把我們的鐵路、公路、農村教育、醫療等做好，借國家對農民購買家用電器給予補貼，促進農村消費。
而談到刺激消費，張寶通則認為，要刺激消費先必須激活股市和房市，如國家不激活這兩市，老百姓哪有大量的錢？靠什么來刺激？因為有消費能力的人的錢都被套到股市里去了！
事實上，目前的股市的低迷主要是國家采取了股權分置改革，全流通使“大小非”集中上市，造成供大于求，對股市形成的打壓造成的。由于改革過于激進，導致股市出現了瘋狂上漲后，又出現了一泄千里的戲劇性變化，而低迷的股市等于把我們國家最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層給摧垮了。
現在我們要激活股市，就應該停止目前突變式的全流通改革，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用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逐步消化非流通股，只有股市回暖了，被套牢的股民把錢拿出來了，才能恢復他們的消費能力，才有錢拿來買房、買車。
“另一個就是激活房市?！睆垖毻◤娬{道，我國和美國國情不同，美國房市的基本面是供過于求，而我國房市則是供不應求，但最近兩年我們國家卻對房市一直采取的是打壓供給的政策，結果造成了今天房市的低迷?？梢哉f房市的低迷是人為打壓的結果。
我們知道，房地產開發商所用資金大都來自于銀行，如果因為房市持續低迷，交易清淡，將會導致開發商資金鏈斷裂而還不上銀行的錢，那最終銀行就會出問題，就會影響整個宏觀經濟。
因此，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首先是要激活房市，目前政府雖然在政策上有些調整，但還遠沒恢復到原狀。張寶通表示，國家最起碼應恢復到宏觀調控以前的政策，就像1998年那樣，房市才有可能重新被激活。而房市一旦被激活，則整個市場就活了，因為房市可以帶動近50多個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建材、鋼才、建筑裝修、家具、家電、汽車等。而如果激活了股市、激活了房市，我們的消費也就真正激活了，也就能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馬車了。
“四個兩手抓”
張寶通表示，對于西部地區，尤其是陜西，要搞好四個兩手抓。首先是一手抓自主創新，一手抓引進、學習、推廣、應用。既要拿錢發展科教，更要拿科教來興陜。要善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沿海地區就是拿科教興省、興市、興縣的。所以陜西應把自主創新的重點放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上，重視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如陜西的蘋果產業就是靠四項成熟技術的推廣應用成為中國第一、世界第一的。
其次是要一手抓高新技術、裝備制造，一手抓勞動密集、資源型產業。以人為本就要以就業為本，讓老百姓樂業，只有這樣才能脫貧致富。2005年全國經濟普查資料顯示，2004年陜西經濟總量由22位升至第19位，主要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內蒙古經濟總量超過陜西，陜西經濟總量超過云南，一個重要原因是能源資源開發力度較大。
城鄉二元結構范文3
【問題】
――重慶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和民族地區于一體，城鄉“二元結構”突出，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
不少區縣規劃滯后，規劃水平低，造成城鄉用地失衡，使農村土地利用、產業發展和村莊改造受到影響。
一段時期，重慶存在“小馬拉大車”的現象，發展中難免出現“顧此失彼”的尷尬，發展不均衡、后勁不足。
城鄉金融體系失衡，農村金融供給不足，難以有效地支持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遲滯了“三農”的發展。
受限于地理地貌，重慶的農業生產基本保持傳統方式，組織化程度低，難以有效對接城市的大市場。
城鄉間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衡，教育、醫療、就業等公共服務供給存在不小差距。
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戶籍“門檻”導致遷往城鎮的農村人口不能完全融入城鎮，出現“半市民化”問題。
【建議】
――用協調發展理念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深入推進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城鄉間協調發展，從“小馬拉大車”向“大馬拉大車”轉型。
強化非城建區規劃編制，提高農村規劃水平，推進農村合理開發建設，實現城鄉共享發展權。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
實行差異化的財稅政策，引導資源優化配置，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促進城鄉科學發展、協同發展、聯動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范文4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2010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0%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65%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1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16674元，而農村居民僅為5908元。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005）使用16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對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年至2012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诿姘鍞祿奶攸c，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1）
（2）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GMM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傊@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萬，這將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城鄉二元結構范文5
關鍵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是發展中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具體表現，而在處于工業后期的國家以及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并不存在明顯的“城市偏向”問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后發優勢”的存在暗示著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制定合適的社會經濟政策，以促進城市工業的快速發展，從而獲取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獲取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著“有例可援”的好處。但隨著“城市偏向”戰略的持續性實施，城市現代工業在獲得了廉價資源后卻走上了畸形發展的道路，農村經濟也陷入了惡性循環的困境，幾近崩潰。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偏向”戰略是一種合符理性的選擇，而結果卻與其“趕超戰略”的目標背道而馳。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審視“城市偏向”戰略，在我國追求城鄉一體化的今天，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城市偏向戰略的內涵及其背景
發展中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其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出發點，考慮到城市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產生的拉動效應，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傾向于城市現代工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如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價格政策、城鄉二元戶籍政策、財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制度安排，為城市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傮w而言，“城市偏向”戰略以城市現代工業為核心，通過調整工農關系，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理解“城市偏向”戰略的關鍵。首先，農業在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但勞動生產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產技術落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在工業落后，服務業不發達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的發展依賴于農業生產和初級產品程度較高；其次，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最明顯的社會經濟特征，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過程中，在政府經濟政策的干預下，長期致力于城市現代工業的發展，而農村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生產效率低下；收入水平遠低于城市工人工資；再次，農業部門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問題；最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以及國際上政治經濟地位處于非常不利的境況。由此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工業不發達、農業落后，經濟發展緩慢。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可以通過促進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以拉動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這正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后發優勢”。因此，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具有非常強烈的追趕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借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安排，實現快速的工業化。于是“城市偏向”戰略自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首考慮。
二、城市偏向戰略的理論基礎
在城鄉關系的研究方面，學者多在比較城市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經濟活動及其效果后認為，城市工業部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部門，而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將日益下降。如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認為，收益遞減規律支配著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而城市工業則存在收益遞增趨勢(張杰，2007)，W?A?劉易斯(1954)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對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的途徑在于現代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以不斷吸收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最終實現兩部門邊際勞動生產率相等，部門差別消失。費景漢和拉尼斯(1961)則進一步分析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的3個階段，但也指出了農業部門的重要性，并強調只有維持兩部門的平衡發展，才能最終完成二元經濟轉化為同質經濟的目標。D?W?喬根森(1961)通過分析農業剩余與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來強調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部門就業的過程，M?托達羅(1969)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首先流入城市中“傳統部門”，然后再進入城市“現代部門”，在分析了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微觀機理后指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與城市就業概率的大小是影響農民是否轉移的關鍵因素。
總體而言，二元經濟模型在考慮了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報酬遞減，而城市工業部門的邊際報酬遞增等經濟屬性之后指出，為了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首先發展城市現代工業，以吸收剩余勞動力，并通過提高邊際農業生產率，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的均衡發展。由此不難看出，二元經濟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戰略的理論基礎，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長理論對此有清晰的說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就是資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資金和資源，發展城市現代工業，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李廣舜，2006)。弗朗索瓦?佩魯從空間經濟研究的角度，也為“城市偏向”戰略提供了理論支持，并進一步說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增長極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魯的增長極理論認為，增長并非以等概率機會出現在各經濟地理區域，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中心城市極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業部門強烈的技術創新愿望及其擴散能力；源于創新的發展而誘致的資本聚集以及隨后的輸出；基于前兩者的作用而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并進一步產生積聚經濟效果。
考慮到城鄉經濟聯系的內在規定性，無論是二元經濟模型，還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與佩魯的增長極理論，都在強調優先發展城市現代工業的同時，還通過創新擴散而產生的淋下效應，增加農村地區的產品購買、投資增加以及農村居民向城市的非農化轉移等，以提高農村地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消費水平，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論與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李小鍵，2002)。
約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創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間極化理論，在意識到創新擴散后，才構建了“核心一”理論。該理論認為，核心區是具有較高創新變革能力的經濟地理區域，區則是與核心區存在著廣泛聯系的、承接創新擴散的經濟地理單元。核心區可位于空間系統的任一網絡結構上，其作用機理主要表現為：核心區通過供給系統、市場系統、行政系統來組織自己的依附區；并向區傳播創新成果；因而核心區增長的
自我強化機制有助于該空間系統的發展；而且隨著系統信息的流動，創新將溢出特定空間系統的承受范圍，誘致空間系統內次級核心區的出現，并形成新的次級區。進一步解釋核心區與區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機理的是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
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基于傳統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認為市場機制能自發調節資源配置，從而使各地區的經濟得到均衡發展。繆爾達爾認為這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事實上，長期信奉市場機制的發達國家也沒有實現地區的均衡發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議采用動態非均衡和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來研究城鄉空間發展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上，繆爾達爾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是繆爾達爾用來解釋城鄉經濟相互作用機理的主要概念。所謂回波效應，是指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并將導致城鄉間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其外部經濟效益逐漸變小，經濟增長勢頭趨緩，其時生產要素將向落后地區擴散，從而有助于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這就是擴散效應。
綜上所述，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偏向”戰略，不僅得到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支持，而且也獲得了來自于區域經濟理論以及空間經濟研究成果的強力支持。
三、關于城市偏向戰略的討論
毫不諱言，“城市偏向”戰略一方面得到了眾多發展經濟學家的支持，但同時也有學者對此持批判態度，特別是那些關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城鄉差距的學者。有學者指出，從1948年至1960年，發展中國家人均糧食產量平均增長率僅為0.6％，而1960年到1970年，降為0.1％(李廣舜，2006)。由此可以看出，這種“惟工業化”的城市偏向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固化甚至強化了城市與農村之間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擴大而非縮小了城鄉差距。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或城鄉關系都是城市偏向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馬遠軍，張小林等，2006)。
對發展中國家以現代工業為中心的“城市偏向”發展戰略的批評，首先來自于利普頓(Lipton)(景普秋、張復明，2003)。他認為，城鄉關系的惡性循環是不發達國家之所以不發達、窮人之所以窮的根本原因，并指出發展中國家城鄉關系的實質，就在于城市集團利用其自身的政治權力，通過“城市偏向”政策使社會資源更多地流向其利益所在，而農村集團只能獲得更少的發展資源。由此可以看出，城鄉差別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城市集團與農村集團利益上的矛盾與沖突，而政府的“城市偏向”戰略卻強化了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其結果便是農民更窮。而科布納基(Corbridge)(1988)認為，“城市偏向”的癥結在于低廉的食物價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農村的價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業的投資戰略及由此引起的鄉村地區技術的缺乏和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的落后。考慮到利普頓并沒有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去把握城鄉關系，因而并不同意利普頓基于城鄉政治對立的“城市偏向”分析。
與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發展戰略相反，朗迪勒里(Rondiaeli)主張以農村為基礎、自下而上的發展戰略，同時強調城鄉經濟聯系的重要性(馬遠軍，張小林，2006)。這主要是因為，農業剩余產品的市場在城市，大部分的農業投入來自于城市，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釋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需要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許多社會、醫療、教育等服務設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另外，政府應該在相對分散的一些聚居區進行戰略性投資，以便為農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發展的基本條件，同時致力于中小城市和城鎮網絡的建設和完善，以縮小城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斯多爾(stohr)和泰勒(Taylon)進一步指出，自下而上的發展應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資源的最大利用為基礎，以滿足當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而且應由下面來發起和控制(鄢洪斌，袁媛，2004)。斯多爾指出，實施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第一要務是建設和完善城鄉之間以及農村內部的交通網絡和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同時在政治上給予農村地區更高程度的社會經濟發展自，調控價格體系使之有利于農村經濟活動的開展，并鼓勵農村經濟的外向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麥吉(McGee)(1991)從城鄉經濟變遷的角度，探討了既非城市也非鄉村的經濟地理區域Desakota區，為發展中國家改變“城市偏向”戰略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所謂Desakota，主要用以說明在亞洲大城市交通走廊地帶的農村地區所發生的、以勞動密集型工業、服務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迅速增長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顯著的發展過程，Desakota既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但同時具有這兩種社會的特征，是城鄉兩大地理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空間形態。該研究從城鄉聯系與城鄉要素流動的角度，研究了經濟變遷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也暗示了可以通過合理的城鄉布局，來改善城鄉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可行性。
國內學者在“城市偏向”戰略方面的討論，以我國城鄉經濟的發展現狀為出發點，大多立足于我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考慮到縮小城鄉差距以及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等現實需要，調整以現代城市工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探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實施。在中國利學院遞交的國情研究《生存與發展》(1989)以及《城市與鄉村》(1994)中均指出：傳統農業、農村與現代工業、城市之間的二元經濟結構矛盾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且尤為突出，以城市工業為發展重點的戰略帶來的是城市化滯后、現代化受阻和農村貧困化等現象(景普秋、張復明，2003)。在這種背景下，改變“城市偏向”發展戰略，實現城鄉經濟均衡發展就成為了國內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并進一步指出，應該將發展重點向農村傾斜，制定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以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但也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目前實施城鄉經濟均衡發展超越了我國現階段的城鄉關系準則，因而城鄉一體化理論不能作為調整我國城鄉關系的指導思想王圣學(1996)。周加來(2001)也認為，城鄉關系演變的路徑是：鄉村孕育城市－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城鄉一體，而城鄉一體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我國現階段提出城鄉一體化設想是不切實際的。王振亮(2000)城鄉―體化稱作“新烏托邦”，認為城鄉一體化模式的本質就只能是平衡增長，而平衡增長依賴于國家制定統一的經濟發展計劃，其實質是建立壟斷，消除競爭，所以在目前沒有
實際操作的可行性。
在探討城鄉經濟關系方面，不僅有上文所述的“非均衡發展”學派，也有學者持“均衡發展”的觀點。前者以動態的結構主義方法為基礎，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變遷為對象，而后者立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并沒有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問題，在“均衡派”學者如拉格納?納克斯、哈里斯和托達羅以及芒福德等人(景普秋，張復明，2003)看來，只要市場機制能夠運轉正常，各種生產要素在利潤的驅動下，將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進行合理的流動，因而不會出現城鄉經濟差異的現象，制定“城市偏向”戰略也就不必要了。通過分析發現，“非均衡發展”學派是“城市偏向”戰略的支持者，而“均衡發展”學派則否認“城市偏向”戰略的必要性。
四、城市偏向戰略的評價
以現代城市工業為核心的“城市偏向”戰略，之所以成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選擇，是發展中國家較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使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強烈的發展自身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并進而提高其國際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所展示出來的“后發優勢”，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其趕超愿望提供了支持，而更為重要的理論支持如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赫希曼的“空間極化”理論與弗朗索瓦?佩魯的“增長極”理論、約翰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論與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等，則促發了以“唯資本化”、“唯工業化”和“唯計劃化”為主要內容的“城市偏向”戰略的制定及實施?？梢哉J為，“城市偏向”戰略是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其社會經濟條件而做出的理性選擇，也得到了理論研究成果的支持。
不可否認，雖然“城市偏向”戰略與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相符合，具有客觀而理性的內在邏輯，但‘‘城市偏向”戰略的實施過程及其實施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在考察了城鄉關系后，極力主張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區域統一體，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但劉易斯只強調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沒有考慮到農業部門的發展。費景漢和拉尼斯也只是從保證工業部門擴張的角度闡述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在這一模式中，農業部門始終處于附屬地位，農業只是一個向現代工業提供資本積累和輸送勞動力的被動部門(楊立新、蔡玉勝，2007)。也有學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改進后的托達羅模型，不是把農業和農村作為工業化的一個工具，而是視為發展目標。并指出，實現二元經濟結構轉換不是依靠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而是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但模型對現代工業部門增加就業的結果持消極態度，也沒有揭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對于改造傳統農業的重要意義。這種或單獨強調工業，或單獨強調農業，都不是“城市偏向”戰略的應有之義。從經濟聯系的角度看，城市(工業)與鄉村(農業)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空間經濟系統，割裂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片面強調工業或農業，都將不利于城市和鄉村經濟的良性互動及發展，勢必導致發展中國家讓會經濟的畸形發展。而事實上，“城市偏向”戰略是在充分考慮城鄉經濟聯系的基礎上而制定的，否則就不會有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后的城鄉經濟一體化。
城鄉二元結構范文6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城鄉一體化；居民
建國后中國采用蘇聯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嚴格限制城市與鄉村的自由發展，隨著這種體制的不斷強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對立也日益明朗。它的存在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負面效應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明顯。城市與農村享受不同的待遇，城市享受各種福利待遇，農村則沒有。封閉分割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并沒有把中國帶到現代化發展的軌道上來，反而走了彎路，導致了普遍的貧窮?！爸袊I是快馬加鞭，而農業生產卻僅僅略快于人口增長而已?！盵1]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并未完全消除。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下，片面地追求效率至上，實際上犧牲了公平。進入工業化中期，城鄉差距反而急劇拉大，并且超出了國際水平。它的存在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沉重包袱，成為中國深化改革道路上的制度性障礙。如果任其發展勢必會使農民積極性受挫，造成城鄉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最終會阻礙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持續的、不斷攀升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關鍵在于不公平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它是造成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深層次根源，因此實現城鄉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公平，徹底根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問題解決的關鍵和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制度的創新與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優化。制度為每個參與經濟活動的人設置了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為規則，這就為每一個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為人規定了約束條件，制約著每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當制度約束有助于克服經濟活動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有助于解決不付費的免費搭車行為時，它就能以比較低的代價換取較快的經濟增長?！盵2]
一、從政府方面而言，完善制度的具體措施
1.確立明確的產權制度。產權是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明確界定產權，可以減少交易成本，有效解決外部經濟問題。對于農民而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莫過于土地。而現行的土地制度賦予了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而沒有土地所有權，權利的排他性不強，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很難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立明確的產權制度，加強產權立法保護力度，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害，讓農民和市民共享改革發展帶來的實惠。
2.改革城鄉二元財稅體制，擴大公共財政的覆蓋范圍，加快建立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耙槕洕鐣陌l展變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下決心調整國民收入格局，特別是調整國家建設資金的結構和投向，大幅度增加對三農的投入，建立財政支農基金穩定增長的機制。同時加大支農資金協調整合的力度，突出支出重點，提高使用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減輕農民負擔，使農民能夠在國際大環境下與其他人公平競爭。
3.放活農村體制，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強大活力。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推進征地戶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支持農民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著力培育一批有競爭力，帶動力強的龍頭企業，推廣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與農戶有機結合的組合形式，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社會化程度；完善糧食流通體制，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和經營主體多元化”[3]。
4.建設服務型政府，實行“有限”政府的目標，防止權力濫用。權力是公共產品，應該為公眾服務。對于政府的行為要依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嚴格規范，防止權力的“尋租”行為，提高政府的服務意識。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實施者，不應該直接干預市場經濟，不應該直接參與資源配置，而要為不同的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創設良好的體制環境，提供優質的服務，以保證公平，體現正義。
5.建立完善的覆蓋全社會范圍的社會保障制度。市場不能保證初次分配的公平，對初次分配的修正實質是對機會不均等的修正。保護弱者是人道主義的要求。要逐步把農村也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使農民與市民能夠在同一起點上進行公平的競爭而無后顧之憂。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調節力度，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
二、建立全國統一的平等競爭的開放的市場體系
建立全國統一的平等、競爭、開放的市場體系，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也是必不可少的。具體說來，主要應做到以下幾點：
1.給予農民完全的“國民待遇”。市場經濟的價值準則是平等自由，每個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平等，自由進出市場，他們的利益追求不同，需要調節。當前中國改革中關鍵是利益關系的協調。弱勢群體、尤其是農民的利益保障機制殘缺，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他們的利益不能建成和諧社會。為了社會的長遠利益，既要使大多數人共同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又要使大多數人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要建立合理的利益結構，給予農民完全的“國民待遇”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2.市場經濟要給予每個市場主體充分的自由和機會。當前中國城鄉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農民收入太低了。“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盵4] 對于農民提高收入，縮小差距，就業是關鍵。而“弱勢群體能夠用來獲取財富的唯一手段就是他們的勞動力，因此要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唯一可持續的辦法是給予他們所擁有的勞動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業機會和按供求決定的合理價格”[5] 。資源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才會產生經濟活力，因此，要保障勞動力、技術、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和資源在城鄉間流動暢通，從而帶來更多的機會以縮小城鄉差距。
三、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加快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的步伐
“人口城市化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社會進步的標志”。今后我們必須淡化“城市偏向”，著眼于弱化和最終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按照平等的原則，積極推進城鎮化發展戰略，調整和規范城鄉關系，使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政治地位，以加快農業農村發展，不斷提高農民收入，以加快城鄉經濟的融合和協調發展。消除制度化障礙，建立平等、競爭、自由、流動、統一、開放的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消除城鄉間的就業歧視和擇業差別，使勞動者能夠根據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長自主擇業，形成勞動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建立新型的城鄉平衡發展戰略，為城鄉居民提供追求自身發展的同等機會和條件。”[6]同時要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規模經營，按照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本質要求完成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四、建立公平的教育體制
教育是準公共產品，具有社會效益。“當沒有其他的措施來保證收入差距不致于太懸殊時，不斷增加受教育的機會能夠使弱勢群體徹底擺脫貧困，形成持久的拉平差距的趨勢”。努力推進教育機會的平等，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使每個人的能力都得到提高，提高人的素質，增強弱勢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逐步實現勞動者起點的一致。同時也為徹底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創造條件。
綜上所述，在經濟全球化縱深發展，中國融入國際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的條件下，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成為我們追求的共同價值準則。人類的發展最終將消滅“一部分人的發展建立在犧牲另一部分人的發展上”的不平等現象。社會要想迅速發展，必須保障大多數人享受發展的實惠，以此達到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才能一帆風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不正義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贅瘤，消解它是大勢所趨。堅持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是我們始終堅持的準則。從二元走向一體，實現經濟正義，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物質條件；消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揮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實現城鄉經濟互補，為徹底消除城鄉對立，建立新型城鄉互動關系，實現城鄉一體化準備條件；實現經濟正義，對中國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順利實現現代化，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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