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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貸款范文1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借款方:_____________
銀行賬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編: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經貸款方、借款方、擔保方協商一致,簽訂本合同,共同信守。第一條貸款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條借款金額大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條借款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條借款利率:借款利率為季息3,年息12。
第五條借款期限:借款期限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借款實際發放和期限以借據分1次發放和收回。借據應作為合同附件,同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條還款資金來源及還款方式:
1.還款資金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還款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條保證條款:借款方請___________________作為借款保證方,經貸款方審查,證實保證方具有擔保資格和足夠代償借款的能力,保證方有權檢查和督止。促借款方履行合同。當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時,由保證方連帶承擔償還借款本息的責任。必要時,貸款方可以從保證方的存款帳戶內扣收貸款本息。
第八條違約責任:
1.簽訂本合同后,貸款方應在借款方提出借據1日內假日順延將貸款放出,轉入借款方帳戶或由貸款方銀行開出匯票發放給借款方。如貸款方未按期發放貸款匯票,應按違約數額和延期天數的貸款利息的20向借款方償付違約金。
2.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規定的用途使用借款,貸款方有權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對違約使用部分,按銀行規定加收罰息。借款方如在使用借款中造成物資積壓或損失浪費或進行非法經營,貸款方不負任何責任,并有權按銀行規定加收罰息或從借款方帳戶中收貸款本息。如借款方有意轉移并違約使用資金,貸款方有權商請其他開戶行代為扣款清償。
3.借款方應按合同規定的時間還款。如借方需要將借款展延,應在借款到期前5日向貸款方提出申請,有保證方的,還應由保證方簽署同意延長擔保期限,經貸款方審查同意后辦理延期手續。如借款方不按期償還借款,貸款方有權限期追回貸款,并按銀行規定收逾期利息和罰息。如企業經營不善發生虧損或虛盈實虧,危及貸款安全時,貸款方有權提前收回貸款。
第八條合同變更或解除:除《合同法》規定允許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情況外,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得擅自變更或解除合同。當事人一方依據《合同法》要求變更或解除合同時,應及時采用書面形式通知其他當事人,并達成書面協議,本合同變更或解除后,借款方占用的借款和應付的利息,仍應按本合同的規定償付。
第九條解決合同糾紛的方式,執行本合同發生爭議。由當事人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雙方同意按項處理。1由仲裁委員會仲裁。2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十條本合同經雙方簽字生效。
貸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簽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簽字:________________
企業貸款范文2
一、銀行的貸款風險與中小企業借貸
對商業銀行而言,資產管理要做到三性,即贏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安全性是指銀行資產可按期回收本息的程度,即資產的風險。資產的風險主要有三類:一類是信用風險,指借款人不能履行借款合同到期償還本息,或者銀行投資證券時,證券發行人違約;第二類風險稱市場風險,指當市場情況發生變化,出現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與突發事件時,銀行可能遭受的風險,如匯率的意外變動;第三類為利率風險,銀行放貸或投資債券之后,利率發生變化帶來的風險。一般的,期限越長的貸款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就越多,故三類風險自然增大。早期的商業銀行理論認為,銀行只能提供季節性的、短期的貸款,不應提供長期貸款。后來隨著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也開始提供長期貸款,但主要面向大型企業,對中小企業仍然局限于短期貸款。
由于中小企業自身規模和經營的特點,中小企業融資模式主要表現為:(1)在融資渠道的選擇上,比大企業更多地依賴內源融資;(2)在外源融資上,更加依賴債務融資,在債務融資中主要依賴來自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貸款,根據Berger and Udell(1998)的研究,商業銀行的貸款在所有類型和時期的中小企業中是僅次于業主出資的第二大融資來源;(3)中小企業的債務融資表現出規模小、頻度高和更加依賴流動性強的短期貸款的特征。可見,商業銀行的貸款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那么是中小企業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傾向于使用短期貸款融資而不需要長期貸款融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筆者對中小企業主的訪問中,他們對于是否許需要融資的回答基本上分為兩類:一種是暫時不需要融資;一種是急需融資。第一種回答并不表示企業真的就不需要融資、不存在融資缺口,而僅僅表示企業在原有規模上的運行不缺資金,并且企業暫時沒有好的項目可以投資和擴展。而作第二類回答的企業則目前有很好的項目,需要資金來擴大規?;蚪⑿碌捻椖浚@類資金需求基本上都是長期的。大企業除可以通過銀行借貸外,還可以通過股票或債券市場等來籌集長期資金;但中小由于規模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通過股票或債券市場來融資,除業主的自有資金和利潤積累等內源融資外,商業銀行的長期貸款是中小企業進行長期投資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資金來源。商業銀行認為長期貸款風險高于短期貸款,而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高于對大企業的風險,對于中小企業發放長期貸款就更為謹慎。因此兩者之間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矛盾。那么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長期貸款的風險一定大于短期貸款嗎?筆者認為這需要做具體而深入的分析。
二、貸款期限與風險
至今還沒有學者對貸款期限和貸款風險的關系作過專門的實證研究,但Rhyne在1988年的一個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實證數據。其研究使用了來自SBA內部的1973至1983年10年間120052筆貸款的數據。SBA的內部數據詳細的記錄了每一筆貸款從發放開始到最后到期償還或最后違約不能償還的所有信息。
SBA是美國管理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官方機構,也是美國最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中小企業由SBA擔保從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當企業不能按期支付本息時,商業銀行就會要求SBA行使擔保義務,SBA無條件從商業銀行處購買這些壞的債權。SBA購買一筆貸款債權就等于一筆貸款發生違約。SBA的貸款購買率在其研究中被定義為SBA向商業銀行購買的貸款數目與SBA擔保貸款總數目的比,在數量上即等于貸款違約率。
Rhyne按照貸款期限將SBA所擔保的貸款分組,然后統計期限相同的每組貸款的購買率。1年、5年、7年和10年期貸款的平均購買率(即違約率)分別為77%、238%、247%和246%。由這些數據通過簡單計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結論:期限短貸款的風險反而高。
對于不同期限的貸款,企業的決策行為不同。短期貸款一般用于彌補短期運營資金的不足,比如用于購買原材料、支付工資等;而長期貸款往往用于固定資產投資、技術更新等。企業在決定進行長期貸款融資時,會經過仔細的調研、全面而謹慎的可行性分析;對未來的前景、現金的流量有一個合理預測;會對長期貸款的償還做出周密的計劃。而短期貸款,往往是由于短期出現資金缺口才借入,在決策上相對于長期貸款比較草率??梢姀钠髽I不同的決策行為來看,短期貸款的風險性會較長期貸款大。
貸款生命周期和企業產品生命周期的關系。筆者把貸款生命周期定義為一筆貸款從銀行借出開始到最后企業還本付息或最后違約不能償還止的整個過程。在整個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如第一兩年,最后的一兩年)的貸款出現違約的可能性不是平均分布的,但存在一定的規律。長期貸款投資于固定資產,用于推出新項目、新產品,與貸款企業的產品生命周期存在一定的關系。一個新產品進入市場往往會經過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幾個階段。導入期是企業是否成功的關鍵時刻,導入期失敗就意味著項目的失敗。這一時期,企業的基本財務特征為產品銷售額很低,基本處于虧本或微利狀態,現金流量為負,仍需要資金投入。企業度過導入期進入成長期以后,銷售量開始劇增,開始出現利潤,并逐漸增長,現金流量適度,一般情況下不需要外部資金投入。進入成熟期以后,銷售量開始達到頂峰,利潤和現金流入量都很高。進入衰退期后,銷售量、利潤和現金流量都開始下降,但是企業在這個階段應該已有大量的資金積累。從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來看,企業導入期失敗的可能性最大;與產品生命周期相對應,企業在財務上一個新產品推出的第一兩年比較緊張,然后逐漸慢慢好轉。假如貸款生命周期和產品生命周期的起點正好相同,那么一筆貸款的第一兩年違約率會比較高,然后會逐漸下降,Rhyner的研究剛巧在實證上印證了這一點,不論是5年、7年還是10年期限的貸款,大致在整個生命周期的第2年違約率發生的可能性達到最高,然后慢慢下降。同時企業產品生命周期各階段的財務特征表明,企業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從外界借入資金的可能性較小;企業最有可能在新產品的導入期或導入期前從外界借入不同期限的貸款。因此短期貸款不均勻地承擔了企業財務風險較大的那段時間,而沒有享受企業產品生命周期后期的“太平盛世”。因此,從貸款生命周期與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看,短期貸款的風險性會較長期貸款要大。
不同期限的貸款對于企業管理者產生的激勵不同。短期貸款使得企業管理人員的管理具有短期性和被動性;而長期貸款可以讓企業管理者根據管理的需要,對企業的生產和現金流量做出長期的規劃和安排。從治理的角度來看,長期貸款可以帶來長期的激勵和約束,從而提高企業的效率。短期貸款產生的激勵具有短期性和脆弱性,企業管理者更容易從事風險較大的經營活動。從而導致短期貸款的風險性增大。
三、結論與建議
企業貸款范文3
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2012年10月份全國金融機構信貸收支月報,截止2012年10月末,全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比年初增加了7.2萬億,比去年同期多增加1.6萬億,照此發展速度,預計年末貸款比年初增加8.5萬億左右。而10月末個人經營性貸款比年初增加8700億元,比去年同期少增加640億元。上述數據從一個側面表明全國整體信貸需求已在回升,而小企業尤其是微型企業貸款需求仍在萎縮。
一、經濟不景氣,部分小企業利潤率已低于銀行貸款利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份大型企業PMI為51.4%,比上月上升0.5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位于臨界點以上;中型企業PMI為49.7%,比上月回升0.4個百分點,仍位于臨界點以下;而小型企業PMI為46.1%,比上月下降1.1個百分點,該指數自2012年4月以來一直位于臨界點以下,11月份不升反降。小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導致其利潤率持續下降,很多小企業利潤率已低于銀行貸款利率,也就是說,向銀行貸款維持經營的小企業,很多處于虧損或不賺錢狀態。
我幾周前去溫州調研,走訪了一家制造業,一家流通業。其中制造業的利潤率也就在8%左右,目前銀行對小企業貸款利率基本上上浮30%左右,一年期貸款,其利率大概是7.8%,加上PPI負增長(10月份-2.76%),小企業實際承擔的貸款利率成本為10.56%,因此,制造業中的小企業若向銀行貸款,基本處于不賺錢狀態。另一家流通行業,利潤率大概在5%左右,由于一年周轉4次,故扣除銀行貸款利率后還有利潤可賺。在這樣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小企業選擇不向銀行貸款或減少了銀行貸款。
二、小企業經營的不景氣,導致銀行小企業貸款不良率上升。
尤其是長三角區域不良率上升較快,這導致銀行不敢給小企業貸款或有選擇地給小企業貸款,且貸款利率居高不下。
銀行根據價格覆蓋風險原則,在不良資產大幅上升的時候,其價格必然不會下降,即使在小企業信貸需求下降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據央行數字,受6月、7月連續兩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并調整利率浮動區間等因素影響,金融機構對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利率總體呈下行趨勢,從利率浮動情況來看,執行下浮利率的貸款占比在上升。雖然9月份執行下浮利率的貸款占比為11.31%,比6月上升3.39個百分點,執行基準利率和上浮利率的貸款占比分別為24.57%和64.12%,比6月分別下降0.51個和2.87個百分點,但總體而言,下浮利率貸款占比仍然較低,小企業貸款下浮占比恐怕更低。
因此,即使央行降息,也照樣減低不了企業的利息負擔,對小企業可能更加如此,因為銀行并不會因為央行降息而同步降息。何況10月份的CPI為1.72%,存款實際利率也只有1.28%,即使央行降息,也并沒有多少可降息空間。在存貸利差懸殊較大的情況下(即使不考慮貸款上浮因素影響,貸款實際利率為8.76%,而存款實際利率為1.28%,存貸利差也有7.48%),央行除非采取非對稱降息,否則貨幣政策已無施展余地。
三、小企業貸款或將被擠出。
一方面,由于經濟的不景氣,小企業承擔不了銀行貸款的高利率,另一方面,由于小企業貸款不良資產的上升,銀行對小企業貸款利率不可能有太大幅度的下降,而銀行貸款利率的居高不下,又進一步加劇小企業不良貸款的上升。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銀行出于規避風險考慮,可能會重新選擇住房按揭以及大型國企等收益雖然低一些、但風險也同樣較低的行業,從而形成對小企業貸款的擠出效應。今年以來全國總體貸款比去年同期明顯上升,達7.2萬億,而個人經營性貸款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少增加640億元,與此同時,票據融資比去年同期多增加8200億元,消費性貸款比去年同期持平,或許就有擠出的原因在里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四、解救之道在于減稅。
企業貸款范文4
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和我們多年來的研究,我們認為銀企合作關系存在性、合作關系長短、企業存活年限、企業注冊組織形式和相關財務指標(企業規模、財務杠桿、盈力能力)是影響企業貸款可得性的主要因素。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一:企業申請貸款之前存在的銀企相互合作關系可以提高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的可能性。放款銀行通過對前期合作過程中的監管,在放款之前搜集到更有價值的私有信息。銀企關系所產生的有價值信息提升了企業的信用程度,使得銀行放貸幾率增加。為了檢驗銀企關系對銀行放貸可能性的潛在影響,我們設企業申請貸款之前銀企之間金融服務存在性為啞變量,當存在銀企關系時,我們令該變量值為1,當不存銀企關系時,我們令該變量值為0。假設二:企業年齡變量是對銀行放貸機率的又一重要影響因素。早期的學者認為其與銀企關系的年限變量存在高度相關性(BergerandUdell,1995),但企業年齡反映的是公開的信息(聲譽)而銀企關系年限更多體現私有信息(Diamond,1991)。年齡長久的企業經歷過更多的危機時期,并在此過程中建立起了聲譽。因此,年齡長久更多體現公開信息。我們假設企業存活限期與銀行放貸幾率也成正向變動關系。假設三:企業的組織形式對銀行放貸幾率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具有合理治理結構的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因此我們假設企業治理結構的合理性與銀行放貸機率成正向變動關系。本文將企業的風險差別變量以控制變量的形式引入到實證模型中。首先,引入虛擬變量標識企業的組織形式:個人獨資企業、普通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不同組織形式的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差別很大。本文將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用1來標識(公司治理水平高);將個人獨資企業、集體企業、普通(有限)合伙企業用0來標識(公司治理水平相對較低)。其次,本文引入了傳統的財務指標來區分企業的風險:包括企業規模(資產總額、銷售總額、雇傭人數)、財務杠桿(資產負債率)、盈力能力(銷售利潤率)。
關系型貸款實證研究
2007年4-9月期間,我們與廣東省東莞市中小企業局組成課題組,通過問卷調查及實地走訪、召開座談會等形式,深入、客觀地調查了東莞市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發放的影響因素。在問卷調查方面,課題組設計了企業和銀行兩個版本的問卷。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均由東莞市中小企業局負責。這樣從組織上確保了問卷發放和回收的質量。企業版問卷發放按照均勻分布的原則,問卷發放范圍囊括了東莞市32個鎮街,每個鎮街10份問卷;涉及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不同性質的中小企業。課題組共計發放問卷320份,最后回收的有效問卷共242份,有效率達到了75.62%。調查收集的相關信息包括:企業的治理特征、最近一次申請貸款基本情況、財務指標及關系特征。問卷除非特別說明,本文的數據皆由本次調查問卷結果整理統計而成。表1是實證研究所需變量(最近一次申請貸款)的基本統計結果(均值和標準差)。表格第二列給出所有被調查企業(242家)的變量指標,其中各變量的均值在對應格中的上方列出,其標準差在下方用小括號內列出(下同)。第三列與第四列將所有申請貸款企業進行了分組統計描述:第三列描述了貸款獲得批準的企業相關變量統計結果;第四列描述了貸款未獲得批準的企業相關變量統計結果。最后,第五列的t值檢驗了上述兩組企業相關變量均值差異是否顯著。在全部的242家企業中,獲得貸款企業為52家,未獲得貸款為190家。通過分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兩組相關變量之間存在以下顯著差異。(1)在貸款獲批企業組里,銀企關系存在性(最近一次申請貸款前,銀企間是否早已存在金融服務關系)指標均值為0.7262,明顯大于貸款未獲批準企業組的0.4367,且兩組均值差異在1%水平上顯著。(2)獲得貸款企業組的銀企關系存在年數均值顯著大于未獲得貸款企業組的銀企關系存在年數(3.61年vs.2.26年)。(3)早期實證認為企業年齡與銀企關系存在年數高度相關(BergerandUdell,1995),在我們的研究樣本中,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45,較BergerandUdell的研究指標略低。在所調查的所有企業中,平均企業年齡為6.52年,貸款獲批企業的平均年齡為7.32年,未獲批準企業的平均年齡為6.09年,差異水平在5%水平上顯著。(4)分別用三個變量來反映企業規模狀況,它們分別是:資產總額、銷售總額和雇傭人數。第五列的t值顯示除企業資產總額變量均值在5%水平上顯著外,另外兩個變量均值差異性水平并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東莞市經濟發展特色為“三來一補”,大量的制造類企業屬于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該類企業的年銷售量與雇傭人數相對較多,但與貸款發放過程中銀行所要求的有形資產數額抵押擔保概念相去甚遠,因此,在后續的實證研究中,我們僅引入企業資產總額一個指標反映企業規模狀況。(5)財務杠桿往往是銀行授信評級過程中的主要財務指標,但在我們的觀測樣本中,兩組均值的差異性水平并不顯著(分別為0.2978和0.2999)。這一指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東莞市中小企業的負債能力不高(加上商業流動性負債后不超過30%)。(6)銷售利潤率的差異在5%水平上顯著,與預期一致(分別為0.2567、0.2134)。(7)企業的組織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的治理水平,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資企業、中外合作(合資)企業在企業創立之初就需要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組建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監事)及股東大會成員,明確相關權責并公開寫入公司章程。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之后的發展過程中,這類性質的公司企業的財務更加明晰,內控更加合理。而與之相對應的個人獨資企業、集體企業、普通(有限)合伙企業存在一股獨大或有限博弈等問題,可能導致財務不透明問題相對嚴重。所以,本文認為具有合理治理結構的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兩組數據該變量的顯著性差異初步證實了我們的推斷(分別為0.62、0.45)。由于實證模型中的因變量(是否放貸)是二元響應變量,因此傳統的OLS回歸顯得不再合適。同時,在自變量分布的兩端,影響貸款發放的因素的一個較小的變化對貸款發放影響程度極小,即事物變化經常在初期階段緩慢進展,然后逐漸加速,至發展速度到達極限后,又會逐漸減速。與其他實證模型相比,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更適合對有此規律的經濟現象的分析,這也是本文采用此模型進行分析的主要原因。在模型中,我們設lend*i為不可觀測的放貸概率,它是關于企業特征變量的函數。因此有:lend*i=β''''xi+υi(1)其中xi是銀企關系變量以及它控制變量的向量,β為待估向量的參數,υi為隨機干擾項。令lendi為可觀測的二元響應變量,當銀行給予企業貸款額度時,lendi=1等價于企業獲得貸款的概率大于0(lend*i>0);當銀行不給予企業貸款額度時,lendi=0等價于企業獲得貸款的概率小于0(lend*i≤0)。本文運用stata10.0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在表2中,本文檢驗了企業貸款可得性(或銀行放貸可能性)影響因素,重點在于分析銀企間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對貸款可得性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中暫未加入企業的規模指標及財務杠桿指標。表2第二列顯示了銀企關系存在對貸款可得性的回歸結果,自變量的系數值為0.5372,在1%的水平上顯著不為零,這說明該變量對貸款獲得性概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該結論與Cole(1998)的實證研究結論相近:銀企關系存在性對貸款獲批概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一旦關系建立,該關系對貸款的促進作用并不隨著年限的延長而增加。這一點在直觀上可以理解為:只要銀企關系在申請貸款之前已經存在,那么貸款獲批的手續及程序變得相對簡單,這種簡單程度并不隨關系年限的延長而越發簡單。表2第三列顯示了包含銀企關系存在性變量(私有信息)和企業成立年數(公開信息)的回歸結果。多元logistic回歸系數與研究假設一致且顯著不為0。Preudo-R2為0.0381,較Cole(1998)的相應回歸結果(0.031)稍高。第四列引入了新的虛擬變量———企業組織形式,該變量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企業的財務透明度與內控管理的合理程度。該變量的引入使得Preudo-R2顯著提高且各變量回歸系數仍顯著不為0。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列引入銀企關系存在年數變量后,其他變量回歸系數均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時,企業組織形式變量系數仍在1%水平上顯著不為0,我們認為該變量所隱含的治理結構因素是影響貸款可獲得性的重要影響因素。表3第二列顯示了加入資產負債率變量的多元logistic回歸結果,該變量回歸系數為-0.4145,即企業負債比例越高,越不容易獲得貸款。但該變量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對Pseudo-R2的邊際貢獻不大。這一回歸結果與Cole,Berger等人的研究結論不符,其原因可能在于(1)我們所觀測的東莞市中小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均值水平較低(29%),財務杠桿系數作用不明顯。(2)我國商業銀行的授信評價體系一般設定為只要資產負債率不超過一定水平,則該項指標評價即獲得滿分,如中國銀行對制造業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與計分標準說明為:資產負債表滿分10分,65%(含)以下為滿分;每上升3個百分點扣1分;扣完為止①。表3第三列顯示的回歸模型引入了資產總額對數,其回歸系數結果與研究假設分析相一致。即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利于企業獲得銀行貸款。但所引入的盈利能力指標(銷售利潤率)系數與優序融資理論(peckingorder)預期相反,其原因在于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中小企業,其盈利能力所產生的留存收益對于成長機會所需求的資金總量而言相去甚遠。當良好的盈利能力無法彌補龐大的資金缺口時,就只能作為貸款過程中的一個有利因素影響貸款可得性。
結論與啟示
企業貸款范文5
第一次和這種中介公司接觸,孫順德有點摸不著頭腦:“你這是貸款中介公司嗎?我打算貸50萬元,你們能盡快幫我辦妥嗎?”恒生遠大投資咨詢公司的工作人員把公司的證件和資料交給了孫順德,一份美國總部登記證的復印件上寫著,總機構名稱:美國第一資本投資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總機構地址:美國特拉華州;發證機關:北京市地方稅務局。對方的背景如此深厚,怪不得人家能幫忙貸款呢!工作人員告訴他:“我們可以為您辦理貸款業務,您辦個人貸款業務還是企業貸款業務?”詳細了解了孫順德的情況后,對方說:“孫先生,我們的收費標準是這樣的,如果你想在20天內收到貸款,需要交1000元的手續費;如果想提前10天拿到錢,得交2000元的手續費。如果您材料不齊全,需要我們幫您提供的,需要另收600元,其他任何費用都不收?!?/p>
“我交了錢,貸款辦不下來怎么辦?”見對方說得頭頭是道,孫順德有點動心了。
“我們還沒有出現過辦不下來的情況,但出現過貸款額不足的情況。比如說,客戶要求貸款50萬,我們只給貸下來40萬或45萬。對此,我們也有辦法,就是提高您的申請額度。”
對方說得有板有眼,孫順德放心了。20天也來得及,他交了手續費,簽了委托協議。
企業貸款范文6
1.樣本和數據來源
為了提高研究設計的可靠性,筆者搜集了2004-2012年深滬A股上市公司的長期借款數據,涉及的企業共有1156家,長期借款共8967筆。在將一些缺失的公司樣本剔除之后,得到了兩個最終的回歸樣本,一個是包含了8742個企業——年度觀測值。其中,3421個觀測值是企業i在t年獲得1筆或多筆長期借貸,以及5321個企業——年度變量屬于企業i在t年未獲得長期借貸。另一個則是包括2684個企業——年度變量樣本,通過將企業i在t年收到多筆利率的情況按照其貸款額度的權重計算獲得。
2.數據分析
如果我們假設上述的銀行業改革目標順利完成,那么就意味著我國當前銀行業的信貸配置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也改變了傳統一刀切的非市場化定價。但是,評判銀行業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并不僅僅是這些,還包括了企業的財務業績、治理結構以及商業信用等是否能夠將企業融資成本的差別充分體現出來。表1和表2給出的分別是樣本數據中涉及到的變量設計和相關的描述性統計。
二、結果與分析
1.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信貸篩選特征與效率
如果我們將目標鎖定在企業財務績效指標,那么我們可以看出,只有股份制銀行的績效指標系數呈正相關,其他類型的銀行則不具有這種現象,比如說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和外資銀行等,同時其他指標也不具備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由于本文所采取的數據都是長期貸款,因此,在對其進行分析的時候就應該考慮企業在借款期間的業績表現。研究結果表明,相對于其他類型的銀行來說,國有銀行在借款期間是否能夠發揮積極作用還有待研究。
2.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定價
水平與企業貸款成本。盡管央行在2004年以后完全放開了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的上限,但是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其貸款利率仍然集中在基準利率的[0.9.1.1]倍的區間內。因此,本文從信用風險定價的角度對企業貸款后績效做了簡單的回歸。結果表明,貸款來源于城商行的企業樣本不具有明顯差異,農商行和外資銀行因樣本數量過低而不能進行統計回歸。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