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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進程范文1
【關鍵詞】城市化 信息時代 挑戰 對策
一、前言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往往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城市化進入了實質性的飛躍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不斷提速，大城市發展勢頭尤為強勁。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已經被確定為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發展的主導戰略之一，我國的城市化面臨著巨大的機遇與挑戰。
二、我國城市化進程發展階段與現狀
中國城市化進程即中國農村轉化成城市的過程。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中葉，由于受到世界列強的侵略，以及受到軍閥割據的困擾，導致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不均衡。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一）1978年以前。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三中全會”以前，中國大陸的城市化相當緩慢，中國的城市化呈F出以下幾個特點：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區域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于地域轉換；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征。
（二）1978年以后。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迅速推進的，城鄉之間的壁壘逐漸松動并被打破，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小城鎮迅速擴張、人口就地城市化為主的特點。然而我國目前快速的城市化過程卻是建立在絕對程度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從宏觀層面來看，城市化的質量不高且城市化率偏低。
三、我國城市化面臨的挑戰
在2050年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必須從36%提高到70%以上，在這個過程中，下列挑戰不可避免：
（一）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面臨著資源緊缺與浪費現象并存的嚴峻考驗。能源和自然資源的超常規利用為中國城市化帶來了壓力。從2011起到2050年之間，中國城市要達到資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長”和“負增長”的要求，要實現聯合國提出的城市“四倍躍進”的目標，要全面達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都是嚴重挑戰。而中國城市的生態環境（大氣環境、水環境、固體廢棄物環境、社區環境和居室環境）仍然處于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狀態。
（二）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對于中國城市化亦有壓力。到2050年前后，中國城市發展所需要的基礎投入大約在40萬億-45萬億元人民幣的數額，相當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億至9000億元人民幣，這大約是2001年GDP總量的十分之一。只有基礎設施的健全與完善，城市才能擔當起新一輪財富集聚的經濟增長點。
（三）城鎮平衡。傳統管理制度下的城鄉差異巨大，中國現有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突出。城鄉隔離的二元管理制度，把中國公民人為地分割在城鄉兩個不同的生活平臺，城鄉居民之間在就業選擇、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城鄉利益分配機制的不均衡性，加劇了城鄉差距，提高了農民的進城成本，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大挑戰。
（四）社會保障制度。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高峰相繼來臨，由此產生的城市的生存保障問題，解決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問題，全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問題，老齡化社會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等，都是城市化進程面臨的巨大挑戰。
四、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措施
如何克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表現出的各種問題，是城市化戰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中國城市化發展必須在遵循城市化普遍規律的基礎上，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有自己特色的發展路徑。
（一）適應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要求。盡快修改《城市規劃法》，放松對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規?？刂?，構建2―3個世界級城市，作為我國城市體系的龍頭。同時要十分加強城市功能與基礎設施的完善、積極投入數字城市的建設、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務體系的提升等，將中國城市的競爭力置于國際的大背景之中。
（二）加強城市規劃，完善城市管理，將中國城市的發展視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系統。城市化進程中的規模設計應統籌考慮，應當進一步調整全國城市布局，優化城市功能和加強產業轉移力度，放大城市擴散效應，將其真正塑造成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城市建設規劃必須以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為基本依據，加強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城市管理的民主和透明程度應大大提高。
（三）加強綠化和環境保護投資。提高森林覆蓋率、恢復草原植被、保護農田、加大城市綠化面積，不僅僅具有保護生態平衡和改善人居環境的意義，還具有保護大氣環境的意義。同時，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改變傳統的以高資源消耗為代價的經濟發展。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設步伐，重點提升城市建設的質量。中小城市是中國城市體系的中堅力量，其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目標，要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選擇合適的路徑。
（五）逐步消解城鄉二元管理制度，建立城鄉居民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機制。改革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結構、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體制，積極引導，加強管理，實現人員自由流動，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一體化。除此之外，國家還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把保障的覆蓋面擴大到所有從農村地區進城的新移民，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參考文獻：
[1]王桂新.城市化基本理論與中國城市化的問題及對策[J].人口研究，2013（11）：8-13.
城市化進程范文2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城市設計；可持續功能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劇，社會化進程推進速度飛速，城市的建筑設計與規劃在社會化進程中顯而易見，而城市的建筑設計和規劃的設計是對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生活方式，地域特色，的綜合體現。在亞洲，歐洲，美洲社會大背景下的城市，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與建筑規劃特色，這之間的城市設計語言的表現也是對民族特色的表現。
一、亞洲，歐洲，美洲社會大背景下的城市特征
城市的建設與規劃必然離不開設計師對每個城市的不同認識。各大洲與設計風格和設計的語言表達之間也有著緊密的聯系。一座大廈的興起、一個景觀的樹立，一座花園的建立其內在的因素多為對城市設計與其功能性的，需求性的建設。
1、亞洲—中國經濟發展下城市化特征
以亞洲的中國為例，中國的改革開放較晚，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型發達一線城市，社會化進程中的步伐飛速發展，以滿足城市功能性的需求。據《人民網》數據統計，北京市城區的農業人口已由1995年的52.8萬人減至45萬多人。在未來的幾年內，北京城區將形成“大城市、小農村”的格局，農業人口和農村耕地的縮減，將進一步促進城鄉一體化。僅朝陽區的農業人口，已由1990年的100萬人縮減至近20萬人。據悉，年內又將有8000多戶農民告別田園生活，步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從這一數據來看，急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在大城市未做好充分的準備時會造成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2、歐洲—英國工業化國家城市化特征
歐洲各國的城市建設與規劃早二戰前已經初見規模，經濟發展水平高，生活指數較高，城市化進程普遍沒有激增現象，這與社會安定，經濟發達，國民文化水平較高，社會發展穩定，城市人口分布較合理。英國的城鎮化堅持以城鄉規劃為主體的公共干預政策。英國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和產業活動的迅速集聚而城市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自19世紀中葉起，英國通過了一系列的法案，對環境衛生問題進行管理。1909年頒布的《住宅與規劃法》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規劃法，標志著規劃成為重要的政府管理職能和引導城鎮化進程的公開政策。繼英國之后，歐洲各國相繼建立了城市規劃體系，采取了有力的行政干預來改變城市環境。各國相繼制定法律法規對城市化和城市建設進行強制性規定和規劃引導，并在城鎮化進程中經歷了制度、方法和技術的不斷演進和完善。
3、美洲—美國在城市化進程征
美洲—美國為例，自1840年美國城市開始發展到1970年，美國城市的郊區人口超過城區人口，這一時期城市化率達到了73.6%，基本完成城市化進程。同時美國政府對各城市之間的經濟規劃與城市規劃有緊密聯系。對城市的建設也較為合理，依據這人口數量，經濟實力與建設成本。
二、分析城市化進程對中國北京的影響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面積屬于大型城市，人口到2015年已達到2170萬人，由于20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不斷有更多的跨國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等涌向北京，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有了更多的問題與矛盾。比如說：空氣污染，交通堵塞，資源的不足，生活質量的下降，使得北京的社會服務與城市服務滿足不了人們生活工作的基本需求。
1、城市副中心的建立與實現
從2013年開始，北京的老城區已經無法保障人們生活居住的需求。故政府提出建立北京城市副中心，將周圍50公里內的外省城市囊括到副中心，一些政府機關搬遷到副中心辦公與生活。形成新的社區型工作生活一體化。以緩解老城區的居住，生活和交通壓力。城市的建設與規劃是在逐步建立與完善，一些城市的功能已不能滿足當時生活與居住的需求，北京在2001年的常住人口為1364萬人，在十五年間，激增到2170萬人。這一數目的激增帶來的是城市化的推進，但日趨顯著的問題也凸現出來。印度孟買與中國北京的問題較為相似，我們簡稱“大城市病”。
2、展望未來城市設計的想法與理念
城市的設計首先的考慮因素是“以人為本”，無論是生活、工作的地點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舒適性。城市的設計要圍繞著城市的發展做適度的調整與調節。城市的發展也要圍繞著“可持續發展進行”，資源的可再生與循環可持續利用是今天我們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未來城市建設中所用到的材料與材質仍可以采用循環材料，可再生材料進行設計。以北京為例，北京在2008年舉辦完奧運會后，場館的使用發生了變化。最具代表性的“鳥巢”和“水立方”，現在是對外開放的體育場館或舉行大型賽事與表演。場館在建設過程中用到的座椅與看臺都具有可調節功能，以求更大限度的使用場館。城市的設計與規劃依托著生活在這所城市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與生活幸福指數。筆者法國巴黎曾聽過一句諺語“你在巴黎生活過，就會有巴黎的氣質”。的確在設計規劃師的性格與氣質也會在城市的設計與規劃中體現。我們每個人生活過，工作過城市的特征，在我們身上會留下深深的烙印，與此，城市在設計與規劃中也充分考慮到“人本主義”，將可持續性與未來功能疊加到設計規劃中。我也對我所生活的，熱愛的城市—中國北京在設計事業上貢獻一份力量。
作者:李文琦 單位:北京城市學院
參考文獻：
[1]馮健周一星.1990年代北京市人口空間分布的最新變化.城市規劃.2003(5)
[2]劉瑞芳.北京西南地區“城中村”改造有關問題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3.
城市化進程范文3
彭 澎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研究員、管理學博士
唐 昊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師、專欄作家、博士
提高“準入門檻”，廣州就安全了？
《同舟共進》：前段時間，有廣州市民建議提高城市準入門檻，以此減輕城市壓力、增加城市安全感，也有廣州市的學者和政協委員發出這種呼聲。作為廣州市民，你們二位怎樣看待此事？
彭澎：首先我覺得這個建議不太可行。廣州市社科院的10位學者做了一項調研活動，從市公安局收集了廣州10年來的治安數據，經系統研究分析后發現：廣州市近年來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來人員，且落網前多居住在出租屋，犯罪形式多為“兩搶一盜”。但即使犯罪主體是外來人員，也不能說提高準入門檻廣州就安全了，這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廣州外來犯罪人員為什么多？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廣州市的氣候比較好，四季溫暖，不像北京冬季天寒地凍，這樣外來人員的生存成本相對較低，作案成本也相對較低；且廣州市對于外來人員沒有什么限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利用工種或證件限制了許多外來人。上海的許多工作比如出租車司機，外來者是不可以做的；廣州在許多外地人眼里就是個“富地方”，很多人來這里就是要“淘金”、“尋找機會”。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廣州的外來人員比較“雜亂”。但近年來犯罪行為增加，本身有更加復雜的原因，這是一個社會現象，不獨廣州如此，應該放在整個社會背景下考慮問題。
唐昊：外來人員犯罪、城市人口分化、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互不信任，確實已成為廣州城市化進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但來自政府的統計數據表明，2003年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廣州的治安情況并沒有趨于惡化，公眾對“社會治安”的滿意度達到4年以來的最高點，而這4年來廣州的外來人口有增無減。這也說明，治安狀況的好壞跟流動人口增長、城市準入、收容遣送等政策的廢除實際上并無必然聯系，更沒有理由把外來人員都看成是潛在的犯罪因素。
《同舟共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準入門檻是否很難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彭澎：對。從很多方面看，這個建議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提到了廣州的城市精神。廣州一直以“開放、寬容、創新”著稱，這也是城市精神的內核，廣州能得到全國贊譽，與此不無關系。如果現在忽然提高準入門檻，是否違背了廣州的城市精神，或者說這種城市精神還能繼續存在嗎？
唐昊：目前廣州外來人員至少在500萬以上，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就必須承認，在龐大的外來人口中，沒有多少人就是為了作案、為了過那種心驚膽戰的生活而來的，大部分犯罪的原因是生活窘迫。不少外來犯罪人員是無業游民――所謂外來人犯罪問題，實際上是外來人口的生活出路問題。此外，生活水平、保障體系的顯著差距，以及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性政策，引起外來人口反感進而造成本地人與外來人口矛盾日漸加深。這里既有外來人員的責任，也有城市自身的缺陷。
直擊城市安全的方方面面
《同舟共進》：在現實生活中，更常見、更讓人頭痛的是食品、藥品的安全問題，食品中添加致癌物等危害健康的例子不斷涌現，這些問題是否也屬于城市安全的一部分？
彭澎：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從三個角度來看：首先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惡性競爭，現在市場競爭確實非常激烈，爭取顧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價格，或者利用同等價格使自己的商品看上去更“出色”，而降低成本是有限度的，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一些人就開始利用造假、摻假爭取最大利潤；其次是地方保護主義，當地生產的食品有問題，有關部門是知情的，但這些部門睜只眼閉只眼，因為它們認為這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相關衛生部門、質檢部門還能得到“好處”；再就是購買者貪圖便宜的心理，為什么劣質貨能賣得出去，為什么“走鬼”生意屢禁不止？有些顧客確實是被蒙騙了，比如現在社交場所流行喝洋酒，第一瓶酒可能是真的，第二瓶就開始來假的了！喝過之后很多人也會懷疑，卻幾乎無人追究。顧客的這種心理，是使劣質商品能夠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有需求，當然有市場。
《同舟共進》：我們在食品衛生安全監管這一塊是否也存在問題？
彭澎： 相對于國外的一些措施，我們目前在食品方面的監管力度確實還差很遠。美國對食品安全的要求非常高，在咱們看來甚至是苛刻的。他們的任何食品不得以任何方式隱瞞其損壞、變質，也不得添加有損健康的物質，否則便是違法行為。美國超市里的牛奶，如果標明保質期是7天，那么在第7天必須從貨架上退下來，沒人敢隱瞞，因為一旦發現，罰款非常厲害！但我們的相應措施卻很不到位。食品安全對百姓、對整個民族都是大事，含糊不得，政府應當加強監管，加大懲罰力度。
唐昊： 最近幾年一些跨國企業的產品安全問題很多，先有肯德基的蘇丹紅事件，寶潔SK－II被訴含有害成分，以及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標等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的誠信問題開始大受質疑。為什么在母國運作良好的跨國公司，到了中國卻頻頻“出位”？不嚴格的市場監管造就不守法的企業。在經濟領域，沒有什么“圣人”。中國社會要進步，經濟要正常發展，市場規則的完善是必經之路。
《同舟共進》： 廣州市最近的“禁摩、禁電（動自行車）”風潮，民眾有議論說是為了徹底打擊“飛車搶劫”，據說初步效果不錯，您覺得是這樣嗎？
彭澎： 其實“禁摩、禁電”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為了廣州市的治安，而是出于交通問題的考慮。不然“禁摩”還可以理解，“禁電”如何解釋？而且“禁摩”雖然對“飛車搶劫”有一定的打擊，但利用它作案的人畢竟是少數。現在已經發現，禁了摩托，作案者開始改用面包車了，他們把人強行拉到面包車里，駛到郊外，搶完財物后拋下受害者。這種方式其實更危險，而且已經有“綁架”的性質?！敖Α钡牧硪婚g接結果是入室搶劫案增多，不在道路上搶，卻深入住宅區了！對作案工具的清理，并不能保證安全、杜絕犯罪。
《同舟共進》：專家們生活在廣州，耳聞目睹上述種種現象，很想聽聽你們對于安全感的自我評價。
彭澎：在廣州生活，安全感確實比較低一些，這是我的親身體驗，也是在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交談過程中感受到的。我是自己開車上下班，每天停車后都要牢記關好車門，然后再左右看一番，捂好包，但不敢邊走路邊打電話，手機這樣被搶走的人太多了，我的同事中遭此“不幸”的就有好幾個。本來每天工作已經很累，上下班路上還需這樣小心，真是不輕松！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有些問題必然會涌現。
犯罪是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副結果
《同舟共進》：城市安全出現危機，其突出表現是社會犯罪率尤其外來人口犯罪行為增加。2006年發生在廣州的打工仔郭云案就曾引起較大的社會轟動。當類似案件不斷增多，是否不應僅僅視為單一的犯罪現象，是否預示著某種社會問題亟待解決？
彭澎：這些事情確實有一系列社會問題跟在后面。從個案上說，郭云案原本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他在犯罪前有神志不清的表現，救護車也去了，也有警察在，但他們沒有抓住機會。這凸現了我們的社會預防機制方面存在問題。從弱勢群體自身來說，現在的外來工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他們受到不公平待遇時毫無辦法，只能忍受，心中的怨氣越積越深，成為社會仇恨，一旦受到特別刺激，很容易心理失衡；從整個社會看，我們正處于人均GDP1000美元時期，這是社會矛盾最易激化的風險階段，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帶來諸如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矛盾激化，產生沖突。
城市化進程范文4
關鍵詞：城市化 農村金融 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195-02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廣大中東部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逐步向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產業化方向發展，逐步進入了城市化發展新階段。
城市化不僅表現為農業人口由鄉村向城市轉移，城市區域的擴張，還表現為農村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農民生活形態、生活意識的轉變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由鄉村型向城市型過渡。在這一特殊的經濟格局中，原來的農村金融體系所面臨的生存和需求環境正發生著深刻變化，農村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中比較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農村金融興，則農業興；農村金融活，則農業活。在這些經濟模式轉型地區，如何重構適應城市化經濟發展趨勢的農村金融支持體系，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創新，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已是當務之急。
一、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村金融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
農村向城市化的轉變是區域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農村經濟轉型地區的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資源的需求呈現剛性增長態勢，新的縣域、區域發展形勢和金融市場的激烈競爭對農村金融體系中的銀行信貸和金融服務和創新都提出了更新的挑戰和更高的要求。
1.城市化進程中民營經濟的異軍突起，迫切需要農村金融的支持。伴隨“國退民進”步伐加快，民營經濟日益活躍，中小企業在激烈多變的市場競爭中表現出極強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宜興市民營企業以私營個體經濟為主，82％民營企業分布在城市化進程地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總量和規模也不斷擴大。
從表1可看出民營經濟已逐步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成為區域經濟體制變革的推動力量。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大量較低成本的信貸資金投入，又需要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然而，由于民營中小企業大多處于創業階段，生產規模小、資本實力薄弱、設備落后，以及制度方面的限制，是經濟發展中的弱勢群體，所以，融資問題就成為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
2.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迫切需要大額農貸資金。大多城市化進程地區在原農村基礎上，逐步實現以主導產業為重點，區域化布局、規?；ㄔO和產加銷一體化的農村產業化，逐步完成以市場為紐帶，經濟效益為中心，先進技術與生產方式相結合，農工貿一體化的農村工業化。根據宜興市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鎮工業園區資金來源于農村金融貸款、民營信貸及民間資金和地方政府投資的資金比例分別為15.36%、17.25%和34.23%。隨著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的進程開展，資金的需求會面臨短缺，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則需進一步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為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提供有效可靠的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3.農村基礎設施等外部環境建設，迫切需要農村金融的大力支持。在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國家加大了對農村道路交通、教育、衛生、水利等公共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然而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信貸資金的短缺和脫節現象依然嚴重。根據統計資料反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80%來自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而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很低。
4.農村潛在的巨大消費市場，迫切需要啟動農村消費信貸。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依然在總人口中占主體地位，廣大農村地區隱藏著龐大的消費群體。2009年宜興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1230元。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4902元，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8519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仍大大低于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雖然全市農村消費品零售額136.36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4.57％，但是住房、教育、耐用消費品等領域的消費信貸在農村地區尚未啟動。
二、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瓶頸和存在的問題
1.支農主體缺位，金融服務配置不平衡。廣大農村在城市化過程中，金融支農主體缺位，信貸服務功能弱化。一是商業性金融支農弱化，近年來基層農業銀行經營戰略調整，管理權限上收，信貸投入向城市及大中型企業集中；二是政策性金融作用萎縮，目前農業發展銀行主要對糧棉油政策性收購負責，而對非農產業和工業化支持幾乎是“真空”，而國家開發銀行又尚未進入農村；三是作為農村金融主體，農村信用社自身制度和體系建設正在不斷的深入當中，經營和定位問題比較突出。農村商業銀行在面向個體經營業主和農戶的金融業務依然以傳統的存、貸、匯為主，缺少信貸服務品種創新，淡化了農村金融的職責。農商行大額的貸款對象，通常是由政府部門擔保的一些大型企業或項目，對轉型農村地區個體經營和農戶的信貸服務工具缺乏，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一般都得提供相應的抵押和質押，資金運作能力差，加上其貸款受地方政府干預性很大,不能更好滿足城市化的經濟發展需求。
2.資金積累容易，信貸投入水平卻滯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的存款余額提高了，而農民沒有投資渠道。同時，由于貨幣的逐利性原因，信貸資金的流向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事實上，郵政儲蓄機構只存不貸，吸收的資金大部分調離了農村；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資金也不自覺地瞄準了中心城市和大的企業；各商業銀行農村網點機構，吸取的農民存款資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縣域級金融機構新增存款轉化為當地信貸投入的比率平均不足30％。
3.投資風險大，補償機制與保險機制不健全。產業化的項目投入和工業化的產品創新要受到自然條件、市場環境和政策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不確定性。金融部門對其進行信貸需承擔一定的風險，而面對客觀存在的風險，尚未建立較完善的擔保機制，也缺乏相應的風險補償機制。保險機構的經營理念決定對農保險的品種較少，保險機構在農村分布的薄弱影響了農村經濟補償機制，保險產品供給與農民需求的不匹配，導致城市化進程地區農業保險市場十分不景氣。
三、農村金融創新自身服務體系和功能，適應城市化進程發展
1.找準農村金融創新依賴途徑，確定農村金融發展目標定位。在城市化進程地區，“三農”的發展后勁十分巨大，農村金融機構的創新要立足“三農”，因地制宜地確定競爭戰略，憑借著天時地利人和，農村金融必須搶先占領農村地區優質領域和鞏固長期的優勢地位，立足當地市場，對市場信息反應迅速、全面、真實，挖掘潛力客戶，創新業務品種，找準自身發展定位。
農村金融的功能定位要求各農村金融銀行部門要樹立“零售銀行，農戶銀行，社區銀行，中小企業銀行”的功能形象，在新的發展形勢下，拓展支農工作思路，延伸支農金融服務，貼近農戶金融需求，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農村金融要更新經營理念。一要按照“三農”服務的經營方向，改進服務方式，完善服務功能，切實助推地區經濟轉型；二要堅持“雙贏”取向，在幫助農村經濟實現騰飛、增加社會效益的同時，實現農村金融的自身效益；三要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從支持傳統農業向支持“大農業”轉變，從支持傳統農民向支持現代農民轉變，從支持小作坊經濟向支持工商業轉變。
農村金融要扎根農村，鞏固農村市場，支持好農村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等中小企業和各類合作經濟的發展，密切關注新建工業園、科技園、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金融需求動向。農村金融要針對不同農村客戶及其發展特征，充分發揮“農”字特色，做足“農”字文章，將更多的資金吸引到農村，推進現代農業區域特色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促進“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的“一元”結構轉變。
2.構建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構架，提升農村金融服務職能。
（1）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新型職能。第一，農業發展銀行加大政策性支農力度。農村金融主要靠市場機制運作，農發行就是要彌補市場機制的局限性，滿足不能通過競爭性金融活動而獲得滿足的農村金融需求，尤其對體現國家宏觀產業政策，地區發展戰略或社會發展目標的項目，進行條件優惠的資金融通。拓寬農發行的業務范圍，支持好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等政策性金融業務，允許其發放農業產業化貸款、區域基礎設施貸款等，尤其要重點關注城市化進程中的特色產業和中小企業的項目貸款。農發行要與縣域的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形成既分工、又競爭的農村金融格局，共同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第二，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征，是化解農業產業化風險、保障農業生產者利益的一種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農業抗風險能力，進而更好地引導信貸資金流向“三農”。根據城市化進程中地區農業風險特征，政府應加大農業保險的政策扶持力度，成立專門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建立財政保費補貼機制；從財政上加大對農戶、地區企業所交納的保費，為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虧損提供適當補貼；此外還可適時建立國家、省兩級農業發展基金，通過政府的適度補貼或委托，吸引和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等社會各方力量的參與。
（2）構建競爭有序的商業性金融體系。農村向城市化進程地區，農村金融市場的主體依然是競爭性商業金融，各農村金融機構要因地制宜完善自己的服務，開發新型金融保險商品，為富裕農民、發展農業、繁榮農村作出貢獻。
首先，農業銀行要發揮國有商業銀行優勢。農業銀行一方面要扭轉農業銀行近年來出現的“離農”傾向，另一方面要將農業銀行的業務重心定位于縣域經濟，發揮其促農支商優勢。第一，農業銀行要積極調整信貸結構和投向，支持特色產業、勞動密集型特征和比較優勢的行業，資金支持重點要從分散農戶向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科技園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縣域工商企業轉移。第二，農業銀行要將信貸對象重點放在朝陽產業、農業區域特色經濟上。第三，農業銀行利用自身營業網點廣泛的優勢，積極開辦銀行卡、、租賃、擔保、保管、理財和信息咨詢等新產品，發揮好金融結算和居民消費信用功能，滿足區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其次，農村商業銀行體現新型運作模式創新。在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創建的農村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完善信貸業務，繼續采用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方式，推進外來人員創業、科技發展等貸款種類和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推廣農業產業化基地、農村工業園區綜合授信貸款，充分發揮整體融資優勢。同時，要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推動交易工具和業務品種的創新，不斷增強服務功能。積極開辦支農金融超市，根據農村“產業大戶”、“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村經濟主體的不同特點，采取“一戶一策”、“一企一策”的辦法解決融資難等問題。
（3）引入互補性發展的新型競爭實體。首先，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金融要允許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形式在地區的生存和發展。政府應積極鼓勵民間資本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興辦民營商業銀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農村，發展地方民營中小型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村民營企業的貸款。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適當發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充分發揮農民內部互助與融資的作用。其次，建立和健全農村信托機構，開辦農用資金的委托業務，農村信息咨詢業務，幫助農用企業、農民合理理財，調劑資金余缺，為農村經濟市場化導航。
3.完善農村金融創新的信用制度，形成農村金融保障體制。
（1）建立農村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制度。城市化進程地區的農村金融機構的交易主體具備點多面廣線長，貼近農戶、深入農村的優勢，就資金投入來講，盡管單次信貸成交數額相比城市可能并不龐大，但是需求分散且廣泛，且農民和不成熟的中小企業都是典型的高監督成本的融資對象，如果實行全面的事后監督，其貸款收益往往不足以彌補其監督成本，加上政策因素影響，信息不對稱問題相對嚴重，極易造成金融機構效益低，引起金融機構“收款難”，農民“貸款難”的惡性循環。因此，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意義就顯得十分重大。
（2）建立農村金融機構的信用保障體制。首先，建立和完善信貸擔保機制。對于農村中小企業的信貸需求，農村金融機構應積極與地方政府相配合，建立適宜的信用擔保體制。一方面，在自愿參與的前提下,構建農戶聯保、個體工商戶聯保、企業聯保機制；一方面，各級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成立涉農貸款擔保基金，支持“三農”的發展。其次，建立和完善信用風險預警管理機制。對于農村金融機構自身，有必要建立起風險防范預警機制。在款項貸出以后，嚴格實施貸后風險監測，定期跟蹤監控信貸資金流向。一旦發現客戶賬面出現問題或其他可能影響信貸資金安全的跡象，可以立即與該客戶聯系，并采取相應措施，防患于未然。
參考文獻：
1.成思危.改革與發展：推進中國的農村金融[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2.汪小亞.中國城鎮城市化與金融支持[J].財貿經濟，2002（8）
3.侯臣.統籌城鄉發展中的農村金融體系創新[J].農村經濟，2007（7）
4.李志新，孫美宗，王海生.金融制度創新：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J].華北金融，2006（9）
5.何廣文，馮興元.農村金融體制缺陷及其彌補的路徑選擇[J].經濟科學，2005（7）
城市化進程范文5
城市化過程有起點也就有終點,不可能無限止的發展。從總體而言,當一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0%左右,總的城市(城鎮)用地規模也就變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規劃必須從區域著眼,分析各種規模級城鎮吸納人口的可能性,同時科學預測其相應實現的階段性。這種規劃還應該與基本農田保護規劃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張皮。所以,若講控制規模實質必須付以明確的時空觀念。時間應界定在我國城鎮水平接近或達到70%左右,即將進入變化曲線的第二個拐點的時間,空間則應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既保證我國糧食的基本自給,又使城市可以彈性發展,進行平衡和布局,尋求可以拓展的備用空間范圍。最近江蘇省率先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把村鎮建設規劃區與基本農田保護區結合起來加以劃定的工作,亦稱“二區”劃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鑒。
布局問題。城市的布局應該有二層內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間內的城鎮分布均衡性問題。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條件優劣的變化,在全國范圍內必然出現城市分布疏密差異的不均勻性。我國東部沿海省區工農業經濟基礎條件較好,加之較早獲得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因此近年來城市化速度也較快,同時這些地區人口密度相對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規模趨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現在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現所謂都市綿延帶的新課題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區由于地廣人稀,經濟發展也受一定條件制約,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較高時,城市的分布密度也還會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須在全國范圍同步解決城市布局平衡的問題。如果實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和企業搬遷政策,強制調整人口分布密度,實踐證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償失的。隨著發達地區本身產業層次的升級,低層次產業必然發生梯度轉移,與這種轉移相伴隨的結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不均勻性。
就某一特定地區而言,確實存在一個城鎮體系的合理布局問題。因為不同規模級的城鎮發揮的能級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們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綜合發揮各級城鎮的效益,因此,要尋求合理的分工,盡可能避免重復建設和效益的抵消。每個城市發展的規模,還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如水資源、土地資源——特別是基本農田保護政策的制約,環境容量的制約等。城鎮與區域內可能形成的基礎設施網絡關系密切。如陸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條件,通訊條件、電力供應條件等。還有城鎮本身的特色產業、旅游資源、歷史文化等等是否有優勢條件等。所以,城鎮處于特定的空間,賦予特定的發展目標,造就一個有機的、高效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這就是加快城鎮體系規劃的意義所在。
城市化進程范文6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80年的19.60%上升到2011年的51.27%，中國的城市化得到跨越式發展。
橫向比較看，中國的城市化率的增速遠遠超過全球平均水平，根據聯合國數據，1980年至2010年，中國城市化增長值高達25.30個百分點，比全球增長值11.58%高出13.72個百分點。其間，全球城市化年均增長值為0.39%，中國年均增長值為0.84%，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值是全球平均值的2.15倍。
高速發展
近15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更是位居全球之首。1995-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由44.71%增長到50.70%，增長值5.99%，而中國則由31.40%增長到44.90%，中國的增長值為13.50%，比全球增長值高7.51%。其間，全球城市化年均增長值為0.37%，中國年均增長值為0.84%，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值是全球平均值的2.27倍。
從國際上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絕大部分通過公共財政體系進行。在中國，原有經濟基礎和財政實力較弱，地方公共財政體系也欠完善，城市化投資強度長期不足。一種將政府目標與市場化有效結合的金融形式，即開發性金融形式，成為推動中國快速城市化最合適的選擇。中國開發性金融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把在中國欠成熟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培育成一個成熟的商業領域。高速城市化也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
開發性金融，是介于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之間的一種獨立的金融形式，是通過具有政府特定賦權的法定金融機構，以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和市場業績為支柱，主動通過融資推動制度建設和市場建設，以實現政府特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資金融通方式。
政府+企業+市場
所謂開發性金融，就是通過國家和組織增信彌補發展中國家信用基礎薄弱、金融市場不完善等不足，開發性金融機構通過市場化的手段籌資去實現政府特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并獲得優良的市場業績。
開發性金融模式的核心模式，是“政府+企業+市場”。即通過建設、培育市場主體（即融資主體），以市場化方式運作，投資和建設政府關注的重點領域。
開發性金融的具體做法主要包括政府熱點、雪中送炭、規劃先行、信用建設、融資推動等方面。
政府熱點指金融服務的重點聚焦于政府關注的領域；雪中送炭是指關注并著力解決政府項目的重點和難點，尤其是在政府項目出現亟待解決問題而財政手段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采用市場化的方式為其解決；規劃先行是指金融服務不僅僅局限于被動供給資金，而是要主動參與前期事項，推動各方做好區域、行業、企業、社會與經濟的長遠規劃，從而科學配置資源和資金；信用建設包括市場建設和信用制度建設，是指在市場發育不完善、不健全的情況下，尤其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不成熟的產業領域，主動建設培育市場，并使政府自身加強信用和誠信建設，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使政府項目符合融資條件；融資推動是指以融資為載體，注入市場建設、信用建設、制度建設的要求，促進培育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場主體，提高投融資效率，提升金融服務安全。
在開發性金融操作過程中，培育和建立市場主體即政府融資平臺具有特殊歷史性作用。
建立開發性金融方式、設立融資平臺，就是為了解決合格的市場主體問題，從而約束地方政府負債行為，規范其融資行為。在此之前的地方政府用錢，是非市場方式的，缺乏有效的約束和規范。向銀行借款不是按照商業和市場化方式，缺乏承債和信用主體。設立融資平臺，建立了一個“政府+企業+市場”的符合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有效模式，使地方政府的融資，從主體不清責任不明走向有明確承債法人主體，從無約束走向有約束。融資平臺的行為，既有政府屬性，更是一個獨立的法人主體的商業行為，與債權人之間形成的契約關系的約束力，強于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含糊關系。
融資平臺的設立，使純粹依賴政府財政收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為可以以有約束的適度融資負債的方式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快經濟發展。同時，將市場化的方式引入到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領域，不僅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而且形成了“政府+企業+市場”的金融新格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工作重心和職能的轉變，改變了政府包辦一切的格局，從而有效增加了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顯著提高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
水到渠成
開發性金融對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推動作用十分明顯。從2001年至2011年，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涉及公共基礎設施、公路、鐵路、郵電通訊等與城市化密切相關領域的貸款余額累計金額為12.21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貸款余額的52.60%。
2001-2010年開發性金融對公共基礎設施的貸款金額，占到了中國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5.85%。2004-2010年中國全國涉及電力、熱力、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城市公共交通，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等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金額為32,123.58億元，而此間國家開發銀行的公共基礎設施貸款余額為43,982.60億元，是全國上述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37倍。開發性金融成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的資金來源，大大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發展。
效益與風控
從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實際來看，開發性金融不僅有效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效益，并且將風險控制在較低水平。截至2011年底，作為中國開發性金融和城市化領域的主力金融機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資產總額為62523億元人民幣，其中貸款余額55259億元人民幣，凈利潤456億元人民幣，不良貸款率0.40%，連續5年控制在1%以內。
國家開發銀行重點支持的城市化領域的金融資產質量高于平均水平。如2012年第一季度，國家開發銀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貸款資產的不良率僅為0.38%，本息回收率98.46%。從總體上看，開發性金融的資產質量也優于一般商業性金融。
在中國其他大型商業銀行，涉及城市化的金融資產質量實際上也是相對優良的資產。以外界關注的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為例，大型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不良貸款率一直遠遠低于平均不良貸款率，資產質量和風險抵補水平優于平均水平，總體風險也是可控的。以幾家上市銀行公布的融資平臺不良貸款率的數據為例，2011年上半年中國工商銀行平臺貸款不良率為0.25%，撥備覆蓋率為1782%，現金流全覆蓋率為80.7%；中國農業銀行平臺貸款現金流全覆蓋率為90 %；中國銀行平臺貸款不良率僅為0.17%；招商銀行平臺貸款不良率為0.38%；2011年上半年深圳發展銀行平臺貸款余額較年初減少17.49%，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投向城市投資建設公司和交通運輸類政府投融資平臺，資產質量正常，無不良貸款。
任重道遠
盡管中國城市化率于2011年已經達到50%，但還沒有達到全球2010年51.60%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更遠低于較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中國國內城市化發展也不均衡，中國城市化發展還在繼續進行之中。
假設中國在20年內總人口不變，要達到歐盟國家2010年74.04%的城市化率水平，中國城市人口還要增加3.07億人，而對應的發展資金至少要達到數十萬億元人民幣，城市化所帶動的內需，將有可能是中國最大的內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