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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有光傳范文1
關鍵詞：項脊軒志 主題 理想失落
《項脊軒志》是歸有光敘寫往昔瑣事、感嘆人生變故的名篇。王錫爵《明太仆寺臣歸公墓志銘》認為，其文“無意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
對于該文主題的分析，歷來多重于其對家中人遷的抒寫，認為該文主題在于家族分崩、家道中落、生活變遷、生死兩隔等方面的悲惋。本文以為，對家中人遷的悲慨只為其表，內核恰是抒寫理想失落的悲情。
歸有光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渴望通過刻苦攻讀以成就功名，從而重振歸家昔日榮耀。事實上，對于家族的分崩離析，對于家道的中途衰落，對于親人的殷殷期望，歸有光確實感到責任在肩。
對于家族的分崩離析，文中寫到：“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倍髞砟?，“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所謂“盛筵必散”，當一個龐大家族分崩離析，叔伯至親各自為炊，或隔籬，或筑墻，大家雖同一門樓、同一屋檐，卻再也沒有同處一桌吃飯談天的其樂融融了。作者在所撰《歸氏世譜后》中，談到自己祖父的高祖歸度曾訓示子孫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為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為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析生”即為“分煙析生”，意為分家，分灶為炊、分割財產之意。當年歸氏祖先一旦分家分產便不得列為歸家家譜之言拳拳在耳，如今卻是叔伯分家，各設籬墻，置家族宗法于不顧，拋至親人倫于一隅，各為己甚，離心離德，這對于深慕先祖持家遺風、深受宗法傳家影響的歸有光來說，怎不痛心疾首，感慨萬端，心生重振家族以往雄風的理想亦是情理之中。
事實上，就歸家本身而言，確也曾有過家族的尊嚴和驕傲?！稓w氏世譜后》中寫道高祖歸璇之時：“吾歸氏雖無位于朝，而居于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為縣人所服，時人為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蔽闹袑懙剑髡咦婺赋Ｓ谧髡呤l讀書軒中之時到過看望一次。其間兩處細節不可不察：其一是祖母所言“吾家讀書久不效”，什么意思？也就是說，歸家很久沒有人考中科舉了。古人強調“學而優則仕”，踏入仕途被認為是讀書人最終也是最理想的歸宿，遺憾的是，歸家讀書人卻很久于此無功。其二是祖母持一象笏至時所言另一句：“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庇蛇@些可以看出歸家在當地曾經擁有的聲望和信譽，又可看出歸家“讀書久不效”后歸有光重振家族榮耀的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此外，在《項脊軒志》中還有一段通常被省略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在這段文字當中，作者自比清和諸葛亮兩位名傳天下的人，認為自己如今雖只是默默“處于敗屋中”“昧昧于一隅”，而終將“有奇景”，并以“坎井之蛙”自我調侃，自嘲之中有著建立奇業的非凡自信。
而實際情況呢？按《明史?歸有光傳》記載，這個“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的才子，卻在“嘉靖十九年舉鄉試”之后，“八上春官不第”，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而這一年，歸有光已是六十歲了，更何況，一個“縣令”之職與祖母執“象笏”上朝的期待相距甚遠。此種狀況，情何以堪？
文中兩次寫到修葺項脊軒，但兩次修葺的心境不同，其中也可見作者人生理想的改變。
第一次修繕是在作者青少年讀書軒中之時，當時的項脊軒有三個不足：一是小，“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老”，“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三是“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作者對其進行了整修革新，所為之事有五：一是“使不上漏”；二是“前辟四窗”；三是“垣墻周庭，以當南日”；四是“雜植蘭桂竹木”；五是“借書滿架”。當然，作者在此時之所以對項脊軒這一百年老屋加以修繕，絕對不是心血來潮，閑來無事，看修繕之后項脊軒的情形即可略知一斑：其一，作者在其中“冥然兀坐”之時，只覺“萬籟有聲”；二是“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是“三五之夜”，明月桂影，“珊珊可愛”。這三方面描寫突出讀書軒中的一種情境：“寧靜”。另外，作者在其中的生活怎樣呢？既可“冥然兀坐”，又可“偃仰嘯歌”，悠然自得，恬適靜淡，頗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意味，這又突出讀書軒中的另一種情境：“淡泊”。諸葛亮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歐陽修在其《非非堂記》中也說“以其靜也，閉目澄心”。這一間獨立的房閣，恰恰利于靜心攻讀，明志致遠。作者對修繕動作的連續表達，正向我們傳遞了當時作者意氣風發，意欲有所建樹、有大作為的高遠理想和壯志雄心，而文后寫到的祖母對作者讀書寄予莫大期望一事，恰是最好佐證。
看第二次修繕項脊軒的情境可知作者心境的改變之大：作者先是“室壞不修”，后是“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與第一次修葺房屋之時的興致盎然、壯志凌云不同，此次修葺的情境，乃重在“久臥病無聊”五字上。
可以想象，歷經半世飄零、閱過人世滄桑、嘗遍生活悲辛之后，久臥病榻，作者心中在想著些什么呢？已逝的歲月，已逝的至親，如今都化為病榻上的縷縷傷心回憶；當年的躊躇滿志，當年的萬丈雄心，如今都化為病榻上的幾聲無奈嘆息?！笆朗乱粓龃髩?，人生幾度秋涼?！保ㄌK軾《西江月》）此時重修項脊軒，或許只是了卻一份“傷逝的記憶”罷了。
文中寫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也并非僅僅寓意作者對亡妻無盡的思念。此句更應有作者對歲月不居，時光匆匆的喟嘆。為什么呢？且看此句在文中所處位置──它放于文章最后，是在敘說完妻死、久病、自己“多在外，不常居”之后輕輕拈出的，看似無意，其實匠心獨運。
一般而言，抒寫歲月易逝的傷情，往往伴有壯志未酬、功業未就之慨嘆，換言之，正是因為壯志未酬、功業未就，才更添歲月匆匆、生命易逝之傷。設想，如若正處少年時光，雖未創立大業，然因青春正盛、精力正足，自有機會實現抱負，完成夙愿；而待年華老去、兩鬢斑白之時，即便再有壯志雄心，又怎奈“光陰不待人”，能有多少可用時光呢？正是“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秦觀《江城子》）。莊子也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枇杷種植之時，正是妻死之年，而如今樹已“亭亭如蓋”，正是流光之迅，易把人拋。此后作者久病臥床，所謂“病身最覺風露早”（王安石《葛溪驛》），更兼“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的漂泊憔悴、豪情消磨，雖然寫作此文時，作者只在中年，對于當年那種“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雄心，到此時也難免淪為“歲月無情侵老境”（陸游《秋夜讀書每以二鼓為節》）的傷情。
歸有光傳范文2
一、誠心還愚拙嗎？
蘇教版必修五課本對《陳情表》中 “矜憫愚誠”作如下注釋：“憐憫我愚拙的誠心”（見課本47頁注釋第7）。配套的《教參》將此句翻譯為：“體恤我愚拙之至的誠心”（見教參第76頁）。應該說課本和教參對該句的理解是一致的：都將“愚”解釋為“愚拙”。筆者以為，此處的“愚”切不可理解為“愚拙”。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漢語大字典》均有：“愚”除了“愚蠢、愚昧、愚拙”的義項外，還有一個意思“稱與自身有關的事物，自稱謙辭”。如諸葛亮《出師表》：“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稌x書?王渾傳》：“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薄蛾惽楸怼分械摹坝蕖?，正是這種謙稱的意思。故“矜憫愚誠”應直接譯為：憐憫我的誠心。把它理解成愚拙，難道誠心還有愚拙和聰慧之分？
二、是擋住陽光嗎？
《教參》對《項脊軒志》第一段的“以當南日”的翻譯是：用來擋住南面射過來的日光。顯然，這里將“當”理解成“擋住、抵擋”。筆者以為，這是不妥當的。首先，在這段中，文章明確交代項脊軒是“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于是，“余稍為修葺”以達到“日影反照，室始洞然”的目的。其次，在坐南朝北的房子前造堵白墻承接南來的陽光，這也是中國古代建筑的常見做法。由此可見，此墻的功能不是“擋住”日光，而是“反射”日光。應將它理解成“對著、迎著”比較合適。筆者也是這么教的。在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中有：“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此處的“當”，就是“迎著、對著”之意。因為此句在課本上并未注釋，所以教師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教學機智。
三、書是借來的嗎？
《教參》把《項脊軒志》第一段的“借書滿架”翻譯為：“借來的圖書插滿書架”，此句課本上亦沒有注釋，我把《教參》的這個解釋拋給學生去討論。大部分學生覺得這樣翻譯有悖情理：其一，歸有光勤奮好讀，說他跟人家借書來看是有可能的。但借而不還，看過或沒看過便長年累月地堆在書架上，這就實在不好理解。其二，中國古代圖書館（更確切地說是藏書閣）多為皇家所辦，且不對公眾開放，因此這些書不會是從圖書館借來的。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歸有光出生于書香門第，其祖父曾經做過官，有文句“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為證。在封建社會里，此類人家有可能也有實力藏有相當數量的書，自家的圖書堆滿書架是不足為奇的。因此，可以認為，“借書”的“借”不能當“借來”解釋。按《辭?！纷?，“借”亦通“藉”，其中讀為“籍”（jí）的“藉”就是“狼藉”。《辭?！纷椋骸板e亂不整貌?！薄鞍蠢羌c狼藉同”，并轉引古注云：“故凡物之縱橫散亂者謂之狼藉”。因此，這里的“借書”應解為“縱橫交錯的書”。
四、敲打船槳離開的嗎？
《漁父》一文“鼓而去”，課本和《教參》都將“鼓”注解為“敲打著船槳”。筆者以為，如此解釋不盡合理。船槳是用來劃的，若是敲打船槳，船又如何能離去？《說文解字》：“鼓，從，支像手擊之也?！辈樯虅沼^的《古代漢語字典》，“鼓”共有八個義項：①〈名〉鼓，一種打擊樂器?！肚f暴見孟子》：“百姓聞王鐘～之音，管之音?！雹凇疵倒臉仿?。《石鐘山記》：“噌如鐘～不絕?！雹邸疵祽鸸摹！冻啾谥畱稹罚骸拌さ嚷瘦p銳繼其后，雷～大進。”④〈動〉擊鼓進軍。《曹劌論戰》：“戰于長勺。公將～之。”⑤〈動〉彈奏、敲擊（樂器）?！肚f暴見孟子》：“何以能～樂也？”《廉頗藺相如列傳》：“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瑟?！雹蕖磩印祿]動;振動。《信陵君竊符救趙》：“臣乃市井～刀之屠?！薄妒娚接洝罚骸拔L～浪，水石相搏?！雹摺磩印德∑?凸出?！吨猩嚼莻鳌罚骸八臁菉^爪以向先生?！雹唷戳俊倒糯归g計時單位“更”的代稱，一鼓即一更?？梢钥闯觯谋玖x是名詞，后引申為敲打，再引申為揮動、振動、揮舞。所以，“鼓”解釋為“揮動船槳”比較合適。這既與文句“鼓而去，乃歌曰”相應，也更易于讓讀者理解悠然自得、超然世外的隱者漁父形象。
近代中國著名翻譯家嚴復在其《天演論》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指譯文要準確無誤。“達”是指譯文要通順暢達。“雅”就是指譯文要優美自然。這三者中，“信”是前提和基礎，所以他又提出“求其信，已大難矣。”照此標準，筆者以為上述幾例注釋及譯文在“信”方面還不夠到位。姑妄言之，以就教于方家。
歸有光傳范文3
1．歸有光《項脊軒志》：“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盵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必修）第三冊（2004年6月第1版）。]
高中語文第三冊未給“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選本亦不注。似乎“借”就是現在的“借進”。其實不然。歸有光為什么要把借來的書入滿自己的書架呢？這合情理嗎？“借”上古屬鐸部精紐，“藉”上古屬鐸部從紐，因“借”可以通“藉”，為疊韻通假。例如《詩?大雅?抑》：“借日未知?！薄稘h書?霍光傳》引《詩》作“藉”；《荀子?大略》：“非其人而教之，赍盜糧借賊兵也?！薄稇饑?秦策》：“此所謂藉賊兵而赍盜糧者也?！薄敖濉北玖x是古代祭祀朝聘時陳列禮品的墊物?！墩f文解字》：“藉，祭藉也。”既然是墊物，他物便可置之其上。如《文選?孫綽〈游天臺山賦〉》：“藉萋萋之纖草?！崩钌谱ⅲ骸耙圆菟]地而坐曰藉。”由此可知，“借書滿架”就是“藉書滿架”，直譯就是“置放的書排滿了書架”。
另，“余自束發讀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大類女郎也？’”
其中“過余”，課本注釋為：“到我（這里來），意思是來看我。”按課文注釋體例，這里的“過”講作動詞“到”了。引申義倒是符合文意的。其實，只要搞清了“過”在此的確切含義，無需再將“過”進行引申。
“過”在此當釋為“探望”、“看望”。如《史記?田叔列傳》：“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史記?信陵君列傳》：“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車騎過之?！薄逗鬂h書?馬援傳》：“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薄妒勒f新語?賞譽》：“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有候?！薄豆艥h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1980版93頁）注：“過，訪，探望?！薄缎戮幷f文解字》（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118頁）注：“過，訪，探望。如：過存（問候）。”可見，課文中“大母過余”與“過衛將軍”、“愿枉車騎過之”、“過存伯春”、“略不過叔”句式相同，即“探望、看望”。故課本應注為：“過余，看望我?！比绱耍矣谠?，不致于轉彎抹角，把本來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高中文言文評點譯釋》（江夏、肖毅等編，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的注釋倒是值得參考的：“過，看望。”
2．張溥《五人墓碑記》：“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 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必修）第三冊（2004年6月第1版）。]
“顧”字不注，其他古文皆不注。似乎就是“回頭看”。其實不然。人之將死，回頭望來路嗎？還是留戀親人？“顧”在中古有“還”、“回來”的意思?！俄n非子?內儲說上》：“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文選?古詩〈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劉良注：“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笨梢姡段迦四贡洝分小暗杆啦活櫋崩斫鉃椤胺怠?、“回來”，更能表現五人的視死如歸與大義凜然。
3．《孔雀東南飛（并序）》：“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必修）第三冊（2004年6月第1版）。]
課文未給其中的“暫”作注，其他注本亦如此，似乎解為“暫時”，無需注。實則不然。同書《琵琶行（并序）》：“如聽仙樂耳暫明”注“暫，突然”。“暫”在上古還有“疾速”、“猝然”的意思。《說文解字》：“突，犬暫出也?！薄蹲髠?僖公三十三年》：“婦人暫而免諸國。”《史記?李將軍列傳》“廣暫騰而上胡兒馬”皆用此意。由此可見，“暫”應該表示“疾速”的意思，唯有如此，才可以顯示出“府吏”對劉蘭芝用情之深。
4．《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盵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必修）第六冊（2002年10月第1版）。]
課文未給其中的“以”字作注， 其他有關古文選本亦未作注，似乎它與介詞“以”相同而無需作注。其實，無論用介詞“以”的哪一種用法來解釋此處的“以”都不妥當。這里“以”通“似”?！稘h書?高帝紀上》：“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鳖亷煿抛⒁绱驹唬骸耙曰蜃魉啤！薄妒酚?高祖本紀》作“皆似君”?！队衿?人部》：“以、似，二同，像也?！?“以”上古屬之部喻紐，“似”屬之部邪紐，因此“以”可通“似”，為疊韻通假。由此可見，“以秦王之威”意思是“像秦王那樣的威風”。
5．《信陵君竊符救趙（節選）》：“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盵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語文》（必修）第六冊（2002年10月第1版）。]
其中“解”字，課本注釋為：“解去，解圍而去。”此注不妥。單獨一個“解”字古無“解圍”義，此“解”當訓為“撤退（軍隊）”?！敖狻弊钟小俺吠耍ㄜ婈牐敝?，陳霞村先生《〈史記選〉注釋質疑》（載《山西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多有論述，今再補一例，以資佐證?！妒酚?蘇秦列傳》：“齊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進、戰、解分別是軍事行動的三個不同情形，“解”與“進”、“戰”對舉，則為“撤退”之義無疑。
其中“選兵”未加注釋，目前通行的古文選本的注釋又令人無所適從。程希嵐、吳福熙主編的《古代漢語》注：“選兵，挑選精兵。”《史記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100頁）注：“選兵，選的士兵?！敝腥A書局出版、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的《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注：“選兵，經過挑選的精兵?！敝袊嗄瓿霭嫔绯霭?、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的《歷代文選》（上冊）注：“選兵，挑選出的精兵。”江夏、肖毅等編、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評點譯釋》將“得選兵八萬人”譯為：“得到精兵八萬人。”
比較以上諸說，愚以為江氏的說法較為妥貼。因為，若釋“選兵”為“挑選精兵”，則“得”字無著落；若解“選兵”為“經過挑選的精兵”或“選的士兵”，則“選”究竟為何義仍嫌含糊。我們認為，“選”在此當釋為“精、善”，“選兵”即“精兵”。如：《詩經?齊風?猗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鄭箋：“選者，謂于倫等最上?！薄妒酚?仲尼弟子列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薄妒酚?張釋之馮唐列傳》：“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漢書?王莽傳上》：“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鳖亷煿抛ⅲ骸斑x，善也?！薄俄n詩外傳》卷五：“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睍x袁宏《后漢紀?光武皇帝紀》：“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駿馬、倉谷、帑藏，皆得自調?！?/p>
歸有光傳范文4
何謂“文體意識”？按照陶東風先生的解釋，即“一個人在長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對于文體特征的或明確或朦朧的心理把握?！薄斆鞔_的是，此處的“文體特征”實際上指的是既定的文體規范，本文中所謂的文體意識的“強弱”用來指稱人們對于文體規范認同或遵守程度的大小。眾所周知，唐代古文運動和明代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是中國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次復古運動，駢體文和臺閣體詩及八股文的盛行是兩次復古運動的發起者要分別面對的文壇現實，以復古求新變是他們的共同選擇。然而，相同的初衷卻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前者以革新取勝，后者則以擬古而告終。原因何在？拋開已有的各種答案，僅從文體學角度來看，文體意識的強弱導致了唐、明兩代的復古者在文體的創新與守成上各居一端，特色分明。大致說來，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唐代古文運動的主將們文體意識相對較弱，他們重視學習典范的文體，但更重視打破典范以開創新文體，而明七子派的文體意識過于強烈，循規蹈矩，難于出新。
一般而言，文體意識比較強的人們最熱衷于確證規范、辨析源流，而韓愈并不擅長此道。為了跟俗下流行的駢體文相對抗，韓愈大力倡導三代兩漢的散體單行的文體，稱之為“古文”?？梢哉f，作為文體范疇的“古文”一詞的發明專利應歸之于韓愈，在他之前尚未有人使用過。按理，作為古文運動的主將，韓愈應當對這個具有標志性的語詞詳加解析，并對古文與駢文的關系、自己所學習？quot；古文“與所創作的”古文“之間的區別多加闡釋。然而，《韓昌黎文集》中僅有四篇文章提到”古文“一詞，均比較簡略，沒有一處作過特別的說明，可見他的辨體觀念之淡薄。實際上，韓愈重視的是創作，他的許多古文理論都是圍繞創作而發的。
與此相對照的是明七子派文人。他們的文學復古運動以詩歌見長，在散文方面出于對抗時文的需要，雖然提出了”文必先秦兩漢“的口號，但真正能夠落實到創作實踐中并自成一家的只有康海一人。然而，他們關于”古文“的論議卻比比皆是?；旧鲜且詴r代先后品評取舍，一味地追求高古，而無視秦漢以后散文的存在價值。如李攀龍”秦漢以后無文矣“（《答馮通府》，《滄溟先生集》卷28）、李夢陽”西京之后作者無聞矣“（《論學》上篇，《空同集》卷61）、王世貞”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卮言》卷3）等等。這些偏激的說法和目空一切的作風即源于他們對經典文體的過分推崇。
在詩歌方面，七子派受嚴羽、高棅等人”取法乎上“的心理影響，在追求具有”第一義“的作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熱情。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創作實踐中，辨析詩歌體式流變、嚴格維護其規范性始終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提出的許多主張和口號，？quot；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潛虬山人記》，《空同集》卷47）；“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明史·李攀龍傳》）；“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明史·王世貞傳》）等等，聽起來“霸氣”十足，大都遭到了人們的詬病，被視為“退化論”的典型。如果暫不考慮其他原因，單從文體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他們文體意識過于強烈，狂熱追求古之高義（最高范式）的必然結果。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觀念，使他們往往從詩歌體裁流變角度來確定師法對象，即使對于向來所推崇的詩圣杜甫也多有非議。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更是明確指出了杜甫詩？quot；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大復集》卷14），并認為”其調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在自成一家與遵章守體的選擇中，他們竟出人意料地更看重后者，可見其在對待文體時”伸正絀變“觀念之頑固。
說到底，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在復古的過程中，韓愈與七子派文人文體意識的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待古人語言的態度上。古文運動的最終目的是恢復古道，復興儒學，但韓愈并未放棄對文辭的追求。它曾聲稱自己雖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quot；。（《答劉正夫書》，《韓昌黎全集》卷18）在語言的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問題上，他強調“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昌黎全集》卷34），主張“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韓昌黎全集》卷16），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不僅如此，在古文創作中，他還能夠積極吸收當時的口語和駢文的語言的菁華，從而使他的古文具備了“文從字順”、個性鮮明的特征，促使了新文體的誕生。
與韓、柳等人不同，明七子派在詩文的語言體式上一味地追求高古，以古為雅，對古人經典性的文章頂禮膜拜，亦步亦趨，從而形成了以革新為目的，又以擬古為能事的奇怪現象。眾所周知，明代七子派復古運動中最大的弊端是摹擬，他們自己也深知摹擬的危害，可還是熱衷于摹擬，頗為費解，個中原因，從文體學中我們可以找到了答案。李夢陽曾公開向追隨者宣稱：“學不的古，苦心無益”（《答周子書》，《空同集》卷61）。他作詩為文好用古詞古語，以致“割綴古語，用文已露，痕跡宛然”（《藝苑卮言》卷4）的現象在所難免。其詩因體裁所限所用古語弊病還不甚嚴重，其文則“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空同集》）李攀龍有過之而無不及。王世貞曾說他的文？quot；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藝苑卮言》卷7）總之，七子派的文章之所以令人難以卒讀，就是因為他們一味地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王世貞竟然不無傷感地認為：”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為《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疏、賦誦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藝苑卮言》卷3）即使司馬遷再生，也寫不出象《史記》那樣古雅的文章，就是因為當今標示典章、名物的詞語已經不如西漢時那么古雅了。這是多么荒唐的邏輯！世易時移，語言也在發展，古語今言之間并無優劣之分?？稍谄咦优晌娜说男哪恐?，古代語言具有無比神圣的地位，不可代替。這種落后的觀念必然導致創作的貧乏，他們的散文多是追古逐雅的摹擬之作，缺乏反映時代風貌和表現個人內在情感的鮮活氣息，而且晦澀難讀。作為秦漢派，他們在明代文壇上最終難與唐宋派相抗衡，僅從語言體式方面來看，這也是命定的結局?！?受復古特點的影響，復古者都重視”法“，且重視的程度與復古者的文體意識成正比。七子派文體意識強，對古法就格外看重，幾乎人人都講法，實際上是在示人以摹擬之門徑。當然，李、何以及王世貞、李攀龍等七子派成員在對？quot；法”時也主張“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強調“擬議以成變化”，但因為他們對法過于著重，所講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的“頓挫倒插之法”（李夢陽）或“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詞造句之法，缺乏對創作主體的真切關注以及對文體多樣化的積極追求，以致“我”成了經典文體的奴隸，“變化”成了一句空話，摹擬現象的流行與泛濫也就不可避免了。
與七子派相比，韓愈關于“法”的觀念就比較靈活。他講的“法”總是“師其意不師其辭”、“務去陳言”、“文從字順各識職”、（文？quot；無難易，宜其是爾“等大原則，而不是具體的規則技巧。這些都體現了韓愈對創造力的重視，或者說，對文體成規的漠視。
韓愈與七子派文體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待文類融合現象的看法。文類是指文學作品的類別形式，亦即狹義的”文體“。”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導致了文學作品表現內容的變化，從而也決定了其表現形式（文類）的變化。這就是說，無論何種文類，它的生成、演變、融合、消亡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在古文運動中，韓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能夠打破文類界限，廣泛地汲取其它文體的優長，把它們巧妙地融合進自己的古文創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傳特色，序記文常穿插議論成分（類似雜文）。尤為可貴的是，他還能夠吸賬炊緣”駢文“的菁華，融駢入散，從而使文章讀來音調優美、節奏明快，句式錯落有致。
與此相應的是七子派與八股文的關系。八股文可以說是明清兩代對文人和文學影響最大的一種文體。無論是它”代圣人立言“的體制還是”八股“的程式都極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創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發揮。反對八股文風始終是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他們看來，古文與”時文“（八股文）勢同水火。然而，從文體發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說是古代許多文體的綜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體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漢文文體傳統?！?/p>
實際上，在當時就有人嘗試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順之、歸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既是時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盡管黃宗羲等人認為歸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時文的不良影響，“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認，時文關于起轉承合的講究也對歸有光古文的結構體制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梢姡扑闻稍趯Υ煌踔料鄬Φ奈念悤r能象他們的祖師韓愈一樣，具有比較開闊的胸襟，七子派則顯得過于拘謹了。
“以文為詩”是韓愈在詩歌創作領域的大膽實踐，也是他文類觀念開放的明證。歷來的詩論家對此看法不一，或以“詩文相亂”指責他，或以“詩文相生”肯定他。這些不同的評價也反映出了評價者文類觀念保守與開放的程度。對韓愈的“以文為詩”我們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盤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類融合的問題上具有開放的態度，他才能夠在盛唐這一詩國之后別具手眼，另樹詩風，從而在唐詩發展史上寫下了極具個性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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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有光傳范文6
香港七元墨收得汪近圣爾臧氏制“圭璧光”墨一套，共八錠，長條形。錠長7.8厘米，寬2厘米，厚0.9厘米，重22～25克。各錠面以不同字體書“圭璧光”三字墨名，及署制者名號、印章，背之繪畫及題銘則各不相同；側題“大清乾隆年造”六字；頂題“貢品”二字，皆楷書陽識（見第四錠特寫）。布盒裝，盒已敝。質似烏玉，邊如利刃，叩之砰砰然，雖年久老舊，略見灰黯，仍通體黑潤而有光，麝氣襲人。
圭、璧系古代貴重玉器，墨名“圭璧光”，是形容此墨如圭璧一樣名貴、美好，光彩四照?！肮玷倒狻蹦珵橥艚ッ飘a品，《鑒古齋墨錄》有載，每銀十一兩，殊不廉宜。此牌子的產品，最初是汪近圣任職曹素功墨肆時所造，七元墨藏墨一錠，其上即具“徽城汪近圣監制”（面）、與“曹素功制”（側）名可證。
“貢品”，清例，每年三大節元旦、萬壽（皇帝生日）和端陽，地方官府需以當地土特產進貢朝廷，安徽產墨甲天下，徽墨成為當地上貢之一。被指定為貢品的墨品，均系著名墨肆所制，因屬常年例貢，墨肆必須隨時生產，以備官府采辦。部分貢品亦供市售，以滿足市場需求和為墨肆做宣傳。經市場銷售的貢品稱“市品”。因商譽所系，市品質量一般不敢稍異，然裝潢卻不講求奢華，如采用彩繪木盒、錦盒、特制漆盒諸類，汪近圣這套貢品墨，用的是布盒裝，包裝殊為簡樸，當即屬之。
以下系各錠面、背圖文簡說（橫行從右至左）：
首錠，面楷書“圭璧光”三字，陰識填金，題“汪近圣法制”五字，行草陽識。背橫題隸書“鎮圭”二字，陰識填金，下繪海中一柱石，聳峙直逼云天，淺浮雕，柱石涂金。鎮圭，古代朝聘時天子所用信物。背所繪巨石擎天，象征王者權勢威力，足以安天下。
次錠，面行草“圭璧光”三字，陰識填金，鈐篆文“鑒古齋”圓章，及“爾臧氏”方章，白文填紅。背隸書“有其香邦家之光”八字，陰識填金，陽識，蠅頭小楷?！坝衅湎悖罴抑狻?，，祭祀的酒食，語出《詩?大雅?周頌?載芟》篇，是篇描寫王侯家眾子弟率萬千傭工，于田間勤力稼穡，得到大豐收，于是準備了芳香酒食，祭祀先祖先妣，是邦國的榮耀。鈐“爾臧氏”印，表明此套墨為汪爾臧所制。其時當是乾隆初，汪近圣可能已年老退休，墨肆由長子爾臧主理，這套墨仍可歸入“鑒古齋”第一代產品?！笆稀庇斜淼障狄?，若墨肆已易手非嫡系經營者，則稱“記”，此為清代墨業界習慣。爾臧自幼助父業墨，能深究墨法，及長自然制作精良，這套墨應是其代表作之一。
第三錠，面籀書“圭璧光”墨名，陰識填金，題“徽城汪近圣監制”七字，楷書陽識，背隸書“桓圭”二字，陰識填金，其下繪一寬袍大袖執圭端立人物，淺浮雕，飾金?；腹纾胖T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長9寸者為桓圭，公所執?；福 盎搁阂约芪荨敝?，墨背所繪即執桓圭的人物。
第四錠，“圭璧光”墨名下鈐“近圣”篆印，填紅；背篆書“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八字，陽識。“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出《詩?國風?衛?淇奧》篇，本為贊賞秉質良善、德行斐然的君子，此處用以形容“圭璧光”墨，言其精好美善而有光澤，同時亦為墨名之所出。（第四錠特寫即此錠）
第五錠，面草書“圭璧光”墨名，下小字“汪近圣按易水法制”，楷書陽識。背雙鉤畫蘭一本，花秀，填紅填綠。易水，在今河北省，宋以前為墨重要產地，民多業墨，奚姓人家所造尤其精好，南唐時獲賜國姓李，李超父子即是。其料用松煙，膠用鹿角，杵以萬計，墨成質量特優，其法被稱為“易水法”，后世名墨家造好墨多采此法。
第六錠，面“圭璧光”墨名下題“徽城汪近圣按易水法制”十字，楷書陽識。背飾切花二枝，涂金、紅、綠諸色，狀甚鮮活。汪近圣為歙縣人，歙縣乃徽州府城所在地，故汪氏籍貫有時亦寫作“徽城”。
第七錠，面雙龍拱“圭璧光”墨名，涂金。背刻銘文：“玉闕分圭，文壇拱璧。動靜雙清，詩書世澤。伊今之人，相古之質，一年一寸啜香汁?！甭淇钰w青藜，皆楷書陽識；鈐“然乙”篆印，填紅。趙青藜，字然乙，乾隆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坝耜I分圭，文壇拱璧”二句，都是形容“圭璧光”墨之美好、珍貴?！耙荒暌淮玎ㄏ阒保瑯O言墨極堅韌耐用，書者年用一寸已足夠。相傳南唐后主常侍徐鉉得李廷墨一錠，長不過尺，細如箸，兄弟二人（弟徐鍇，累官內史舍人，與兄鉉同有文名于江左）日書五千字，十年方盡，平均一年一寸，趙青藜句本此。趙氏亦曾為汪近圣“新安大好山水”套墨題句（見拙著《明清古墨研賞》附錄四“集錦彩墨四種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