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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范文1
國企改革方向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作為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極其重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一直強調要搞好國有企業，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取得了很大成績。國內外有識之士一致公認，一個強大有力的國有企業部門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條件和中國進一步快速發展的基礎。
但與此同時，國內外一些勢力不斷造勢，試圖誤導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鼓吹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搞事實上的私有化，甚至設定目標要把國有企業在工業領域的比重降到10%以下。其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該理論聲稱人都是自私的，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共部門必然是低效率的，是搞不好的。受此影響，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確實出現了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我國所有制結構也出現了很大變化，外資和私營資本的比重不斷加大。經濟基礎的這種變化已經帶來了一系列的嚴重后果。首先，所有制格局決定分配格局，隨著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也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貧富分化達到并處于一個非常高的水平，導致消費率長期偏低，經濟增長結構失衡。其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外資和私有資本力量的壯大，其對我國政治進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大，在某些方面已經影響到了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再次，與此相關的是外資和私有資本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也在不斷加大，直接導致了各種西方錯誤思潮的泛濫和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當前的困難和矛盾。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一些勢力試圖曲解中央精神，借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機推行私有化，給正常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制造了不少困難。這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非常有針對性，事實上給這些勢力以當頭一棒，再次強調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不是要縮小國有企業規模，絕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為此，一方面要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另一方面要堵住國有資產流失的漏洞。
基本經濟制度范文2
關鍵詞：自組織知識；人均知識分布；制度演進；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2.3.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3002306
一、經濟增長的知識論基礎
在經濟研究中應該注意到一種現象，即在西方經濟學主流之外相對更為重視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表達較少，如果要進行一些追索，可以發現新古典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知識對增長的作用，馬歇爾就明確提出：“資本大部分是由知識和組織結構的……知識是我們最有力的生產動力?！盵1]157但是，大多數經濟研究中往往忽視了這些論斷，而將視野更多地放在如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要素中，從而形成了增長的遞減效應，甚至認為經濟增長有極限。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由奧地利學派所特別主張，哈耶克就專門論述了經濟學和知識的關系，認為“在經濟理論中，經驗因素――它是不僅涉及含義而且涉及原因和結果，并因此而得出結論的唯一因素――是由一些有關獲取知識的命題所組成的”[2]32。由于人的知識的增長沒有極限，因此由知識所推動的增長也就不會存在極限，如羅默所指明的那樣，“長期增長主要由向前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的知識積累所驅動”[3]，就此可以推導出一個知識對經濟增長的遞增效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慮到知識的溢出效應，在相關知識與經濟增長的分析中，知識在一個社會經濟區域內能取得推進經濟增長的作用，然而運用到其他社會經濟區域中則達不到同樣的效果甚至作用相反。普雷斯科特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其實各國的可用知識是相同的。因此，一定存在其他的某個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差異?！盵4]66而之所以如此，關鍵的一點在于不同的社會經濟區域具有不同的由知識所構建的制度規則。這里，我們可以繼續諾思的研究，將知識視為對不確定性的把握，而這種把握體現為關于自然知識和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的積累，從而使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確定，進而推進社會經濟增長。作了這樣的區分后，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種情況，即關于自然的知識是標量性知識，而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是矢量性知識[5]。這是因為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最終將給出一個關于人類行為的方向性的價值指向，進而構建起具有選擇性的規則。對于這點，萊布尼茲也曾將知識分為關于事實的知識和關于理性的知識[6]，而理性影響人們的行為，可以理解為方向性的行為選擇。而一個個體之所以出現這種行為性的方向選擇，按照諾思的理解就是信念的變化，這種信念事實上是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的變化。正如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指明的那樣[7]，由于人類關于自組織的知識是矢量性知識，因此獲取新的知識的變化，不僅會導致行為強烈度的變化，而且會導致方向性的變化，體現為行為的選擇性變更，這種變更取決于這類知識總量的斜率水平。我們可以用坐標系來說明，設定新的知識量所在的位置為x軸，當知識存量與x軸的夾角大于90°時，就會出現了一個反方向的疊加，進而降低了行為方向性的強度；相反，當與x軸的夾角小于90°時，則形成一個正向的疊加，進而強化了行為方向性的約束，而且與x軸的夾角越小，新的知識量對知識存量起著越大的疊加效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諾思所提出的“人力資本是指人類所擁有的根植于人們信念中的知識和人類創造的反映他們信念的制度”[8]。在這里，我們將制度歸結為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的結果，那么，制度問題就不再是與知識相并立的概念，而是人類知識的不同類型所構建的結果，這樣在人力資本中也就不用作出知識與制度的區分，而是統一于人類關于自然與自身相關的知識體系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諾思的論點中不論是信念還是制度，應該都是人類關于自組織這類知識矢量疊加的結果。
論述到這里，事實上已經把“人們的經濟活動以及如何使這種活動達到相互均衡共處都將從他們所掌握的關于世界的知識開始”[8]作了進一步的拓展，而把關于世界的知識區分為兩個方面。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在人群中體現為知識傳統，這個知識傳統可以固化為制度規則，體現為人類對自組織的把握；而關于自然的知識，則可以轉化為技術知識，體現為人類對自然的運用。通過把知識區分為兩個方面，就可以試著理解舒爾茨所強調的“歷史已經證明，我們能通過知識的進步來增加資源”[9]42。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知識的進步能增加資源進而推進經濟增長。對于這個問題諾思作了論述，就是知識的增長使不確定得到確定。人類不斷提高對自然以及自組織的把握度，因而可以通過可控的措施使經濟增長得到實現，具體來說就是關于自然的知識可以通過技術的進步使對自然的不確定變得更為確定，這是因為技術的進步不僅使我們得以認識自然，使資源的供給量得到增加，而且可以發展出對經濟社會增長有益的技術性知識，從而在技術層面上對經濟增長實現確定性把握，體現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正效益，這點在索洛等人的研究中已經得到實證，如索洛通過實證研究明確指出在美國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中“生產函數中累計的技術變化約為80%。于是有理由認為在產出總增長中……7/8由是技術變化的結果”參見：羅伯特.M.索洛《技術變化與總生產函數》（《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1957年8月號）。。但是，我們知道索洛所指出的增長只是短期內的增長，從長期看“一種經濟的實績取決于這種經濟的組織結構”[10]，而組織結構最終是以制度的規則體現出來。對此，我們認為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的制度結構制約著技術的進展，進而制約著經濟增長，這點可以從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實踐中得到證明。制度結構實際上就是對于人類關于自身行為的不確定性的確定，這種確定由人類自組織的知識所表現，而在知識層面則以知識傳統體現出來，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行為模式，因此會出現“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從而會做出不同的選擇”[11]62，而這種選擇取決于由不同的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所構建的文化傳統所決定。因此，如何發展出對這部分知識的分布狀況及確定性的理解就成為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問題。
二、知識分布對經濟制度的影響
我們所指稱的知識分布是依據一定規律形成的人群知識分布狀況，而人均知識分布則體現了人群知識的平均水平狀況。在進行論述時可以設定，對于某一個體來說其最初所獲得一定存量的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存量（以下為了論述的方便把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簡稱為知識），并以此作為分析的基點。進行這樣的分析是基于“分析人們將做什么只能從他們所知的問題開始”[2]，而不是簡單地把分析構建在一個群體性的行動假設上，從而使分析的基礎更接近于經濟增長源于每個人具體認知到的行為方式進行耦合這個事實。因此，我們關于知識對經濟制度影響的分析就應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點也正如諾思所指出的那樣“制度是人類的創造物，它們演化著，并為人類所改變，因而，我們的理論必須從分析個人開始”[12]42。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設定一個社會經濟區域具有足夠的人群數量，通過對個體知識存量的設定可以知道，對于具有足夠個體數量的社會經濟區域來說，其所具有的知識總量為所有個體知識量之和。之所以提出這點是因為對于經濟增長來說，人群數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人群具有足夠個體數量的基礎上，簡單的個體所組成的小的群體無法實現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目標，所以可以設定某一社會經濟區域中人群數量達到足夠大，并且由于在這樣一個社會經濟區域內的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知識結構，所以人群的知識分布狀況就應該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里，我們的研究著眼于人群知識結構對制度的影響，這是因為就僅僅就存在的一個個體所擁有的知識來說不存在制度問題，單獨的個體最多只是適應制度的安排而不能內生地創造出一個制度。對于這點在經濟研究中雖然存在諸多爭論，但是，就內生性制度的形成來說始終歸因于人群狀況。我們贊成梅納德?史密斯的觀點――“個體選擇并不必然導致最優或者次優的社會結果”[13]182，而取決于群體選擇的結果。這種選擇從群體所處的制度環境看，取決于人群對自組織知識的掌握水平，而這種水平不能簡單求取平均值，它取決于人均知識的分布。作出這樣的判斷后，我們可以有效地解決在經濟學中關于理性或有限理性的選擇問題。所謂的有限理性只不過是知識積累的有限度而已，因而對一些問題的判斷出現誤差。但是，從長遠看通過知識積累的增長則可以符合理性的原則。正如貝克爾所指出的那樣，“被經濟學家認為是給予給定的偏好，以及被模糊地歸于人類本性或者其他某些類似物――對自私、親屬間的利他主義和社會差別，以及偏好的其他方面的持久的重視――可以大部分地通過對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明具有更大的基因適應性的生存價值的選擇加以解釋”[14]。這是因為從長遠看，與假設的自私理相反的利他行為是在所獲得的知識存量能夠對事件作出長遠有利的基礎上形成的，最終使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的人群能夠滿足完全理性的假設。
我們還要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人群都由個體組成，當人群達到一定數量時可以近似地看作連續的函數系列，因此可以假設人群知識分布是連續的。從數理統計相關定理中知道，對于任意總體只要樣本數量充分大，樣本均值近似服從正態分布，因此分析知識在人群中的分布狀況時，我們也可以用正態分布進行研究。對于前面我們的設定來說，這個社會經濟區域所體現出來的知識平均水平即樣本均值的經濟意義體現為經濟體系所能達到的人均知識分布存量水平。由于從邏輯上說，人們對未來的決策取決于對過去的把握程度，而這種把握程度體現在人群水平上就是一個社會經濟區域中的人均知識存量水平，這個人均知識存量水平就是對人群自組織的確定性把握的水平，體現為這個社會經濟區域中人群對經濟增長問題所具有的平均預見水平。
我們所需要得到的就是一個社會經濟區域中人均知識狀況所能體現的人群知識水平，進而得到由人均知識分布狀況所決定的知識傳統性約束，最終這個約束體現為制度規則。因此，人群知識存量的增加會不斷改變人均知識狀況，知識存量的變化會引致制度演化，“知識存量的累積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長期變遷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11]232。這種潛移默化作用體現為隨著這方面知識的增長，不僅形成了具有共性的知識累積的強度，而且還強化了價值方向，而價值方向將對在這個經濟社會區域內的個體形成知識傳統性的潛在制度安排。這里，我們應該指出的一點是，當在社會經濟區域人群數量足夠大的情況下，個體獲得一定的知識增量時，不論這個增量的矢量和取值為正或負，隨機個體的知識存量的變化并不必然導致人均知識分布水平的變化，因而不會必然地引起制度的演進[5]。但是，當人群總的知識水平發生新的變化，則相應地引致人均知識分布狀況發生變化時，相應地會改變該社會經濟區域的人均知識分布的水平。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知識的人均分布狀況將影響到制度的演化，進而形成影響經濟增長的制度安排和環境。
三、人均知識分布引致制度進化
在這部分，引進負知識這個概念。前面，已經確定自組織知識是矢量性知識，因此當自組織知識在推進經濟制度演進方面起著相反作用時，那么，這類自組織知識就是負知識。福利經濟學有關理論表明，并不是所有制度的演變都有利于改進人群福利狀況，即使如希克斯等人所指出的弱化的福利改善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也不能實現，其原因是什么呢？這是因為從知識分布狀況看，一些社會經濟區域關于自組織的知識對于制度演進呈現出反方向，這也進一步說明對于我們所給出的關于自組織知識是矢量性知識的基本判斷。在負知識存在的情況下，也就可以從實踐中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上會出現反方向演變的原因了。在現實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確實存在一些經濟制度不利于經濟增長這個事實，而在經濟制度的后面實際上存在著相對于經濟增長來說自組織知識為負這個事實。
這里，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自組織知識分布會發生變化。從人類制度演進的歷史看，由于自然資源短缺可以引致關于自組織知識的變化。為了說明這點，可以引用工業革命的例證。工業革命在歐洲出現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力資源的短缺，使人類不得不思考與之相適應的自組織知識，而自組織知識的演進導致了新制度的出現。正如赫拉利所指出的那樣，“想象建構的秩序并非個人主觀的理解，而是存在于主體之間，存在于千千萬萬人共同的想象之中”[15]114。而他所指出的想象實際上就是認知革命的結果，他將之歸結為“文化正是認知革命的主要成就”[15]45，而這里所指出的文化，實際上就是維系人群秩序存在的由知識所構建的制度。雖然，赫拉利沒有明確指出這點，但他在縱論人類歷史過程中人群之所以能夠合作發展的根源時，就暗示了人群中存在的區別于人的生物性的群體性的知識所決定的制度安排。這種存在于千千萬萬人中的共同的知識，既是哈耶克所意指的知識傳統，也是本文所指明的人均知識水平。同時，從數理統計理論中可以知道，人均知識水平取決于人群知識分布狀況和人群數量，由此，可以得出人均知識分布狀況決定制度優化水平的論斷。
那么，人群知識狀況如何促進制度的演進？結論是由于人群之中各個不同群體關于自組織知識的差異性。諾思就明確指出，“知識的變化是經濟演化的關鍵”[11]58，經濟演化中“參與者的意向性通過他們逐漸形成的制度反映出來”[11]61。這里，雖然諾思沒有指明意向性與知識之間的關系，但是通過我們對知識作兩個方面的劃分就可以較好地進行理解，因為制度反映了自組織知識，所以當意向性發生變化時必然會促進制度的演進。這里，還必須回答的問題是意向性是如何演變的。這是由于在任何一個經濟制度下都存在著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這個群體對經濟制度有著改進的要求[7]，而且，這種要求的度由這個群體中所處的不利程度決定?？紤]到經濟制度由人均知識分布狀況決定，那么，對制度演進有著不同度的要求的群體的差異性本身，就體現為在一個經濟社會區域內不同的群體關于自組織知識人均值的不同。當不同群體關于人均知識相差越大時，經濟制度演進的可能性越大。新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當經濟技術成為通用性后，必然導致增長的逐漸回落，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在于從“制度和知識部門這兩個環節改進”[16]。這里，雖然將制度與知識相混同，但是，已經開始從這些方面找原因。而當我們將經濟制度的原因歸結于人均知識水平時，那么在一個經濟社會區域內的具有差異性的人均知識分布狀況的不同群體，就成為經濟演進的推動力量，這點也正好說明“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第一個普遍論點是：有些政府活動比沒有這些活動更能使競爭有效有益”[2]103。這是因為，當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的發展更大程度依賴于小的自組織時，在一個社會經濟區域內會形成更多的具有區別的內生性知識結構和制度模式，而這些具有相對差異性的知識結構會有著對制度演進的要求，進而使一個社會出現制度進化的可能性變大。這種情況也可用以解釋防止壟斷出現的必要性。因為，壟斷將導致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知識的固化，從而制約了行業的進化。這種情況與普雷斯科特等人的研究相一致，也與我們對經濟現實的觀察相一致。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當今的世界，無不同時存在著成長的、停滯的或衰落的經濟體……如果說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它們是阻礙成長的制度結構的犧牲品，那么制度結構是外部強加的呢？還是內生的？還是二者結合？”[17]160通過研究對人均知識分布及其映射的制度演進情況的分布，我們可以認為制度既可以是內生的，也與外部強加相關。通過對知識積累的分析可以看到，制度的演進與一個社會經濟區域內人均知識分布狀況相關，而人均知識分布狀況最終取決于個體的知識積累總體水平，內生的制度來源于人均知識分布狀況，而外部強加的制度則以對知識積累的方式影響到人均知識分布水平，因為構成制度的知識形成對社會經濟區域個體知識形成的矢量和效應。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強加的外部制度總是通過漸進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規范，逐漸成為可以適用的制度安排。因此，當我們將著眼點放在知識的分布上，通過知識對制度的演進作用也就可以對此作出解釋。需進一步闡明的是人類的知識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種不斷交流和獲得知識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這個交流過程中使不同群體及個體的知識保持差異，這點可能在促進制度的演進上更為重要。
四、從制度到經濟增長的路徑
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的制度的演進取決于人均知識分布狀況，也即是說當人均知識分布水平提高時，會促進制度的演進，對此在前面我們已經作了論證。而制度的經濟績效也已經被包括諾思在內的學者們所解決，“激勵是經濟績效的根本決定因素”[12]161。但我們仍然需要洞悉制度到底如何引致增長。雖然諾思已經指出了“制度通過其對交換與生產成本的影響來影響經濟績效”[12]6，然而他又同時認為“制度未必或者通常不會是為了實現社會效率而被創造出來，相反它們之被創立，是為了服務于那些有制定新規則的談判能力的人的利益的”[12]。雖然制度的演進引致經濟增長，但是到底沿怎樣的路徑卻不甚清晰。諾思也明確提出從制度到經濟增長的路徑并不十分清楚，并指出“厘清到底是哪些制度特征型塑了績效，將是十分有價值的”[12]160。這部分的重點就是探索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構建起從制度到經濟增長率的清晰路徑，這也是本文的一個重點。
從制度到經濟增長必然存在一個中間部分，而不是如新制度經濟學派所分析的制度改變與經濟增長的直接關系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必須從我們所分析的個人知識的構成出發。個人的知識分為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與關于自然的知識，前者決定了制度的演進，后者構成并可以深化為技術的演進，而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應歸結為技術進步的結果。這點也可從人類發展史中得出結論。以中國情況為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相當一部分時間都在人口擴張與社會動蕩中徘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技術所提供的經濟增長可能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進而引致了社會動亂和人口的急劇減少，直到明清技術進步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新近的研究通過數量分析也指出“發展中國家若想超過發達國家，只能通過改善研發部門的外部環境，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進而提升知識生產率”[18]。如果制度是影響經濟績效的原因，而技術又在經濟增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路徑就可能是制度通過技術而起作用，因而在人類兩類知識中就形成了這樣一個邏輯關系：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決定了制度的演進，而制度的演進決定了技術的進步，進而決定了經濟增長。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論證。
這里，可以考慮技術是制度的函數，設定人均關于制度的知識可體現出制度的水平，進而推論出在關于人類自身知識的人均分布狀態下可能自發產生的以及能夠吸收的技術水平。由于制度演進取決于人均知識分布狀況，因此從中國歷史發展實踐看，在全民幾乎相類似地對行為標準的知識存量如儒家思想形成的情況下，社會經濟區域內的制度演進難以實現，同時，技術進步也難以從根本上形成推進經濟增長的力量，而不在于是否在中國重視商業經濟的發展，就會使中國古代經濟增長存在極限。
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直接影響人類行為和對問題的判斷，從而影響社會經濟區域制度的演進。正如諾思所指出的“行為人的觀念在制度中所發揮的作用，要比其在技術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更為重要，因為意識形態信念影響著決定選擇的主觀構念模型”[12]122，而這種主觀構念模型說到底就是我們所指出的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并且由此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區域的制度和執行制度約束的基礎。這方面的演進使一個社會經濟區域能夠自發地產生出新的技術以及可能引入新的技術，進而產生如羅默等人所提出的知識遞增效應，從而解決經濟與人口增長的協調問題。雖然諾思也提出了“制度與所用技術一起決定交易費用”[12]74，但并沒有說明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因此，他也只能從定性的角度一再提出把制度作為極其重要的變量納入增長函數之中，但也不得不承認“規則與績效之間事實上不存在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12]63，其原因是沒有真正找出制度由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人均分布狀態所決定的根源。正如巴羅關于教育與增長的分析指出的那樣，“教育對于經濟體吸收新技術的能力具有積極效應的理論”[19]142，其原因是教育既傳播關于自然的知識，也傳授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而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的分布狀況決定了社會經濟區域制度演進的可能，進而使內生技術進步與引進技術成為可能。在對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中，巴羅論證出“對民主化起作用的看來是早期教育”[19]96。通過對教育過程的觀察，我們也可以明白早期教育更多地是關于自組織知識的教育而相對較少地關于自然知識的教育，這可能是對關于人類自組織知識決定制度演進的一個最接近的論證。這些情況也進一步證明了本文所提出的從關于人類自身知識人均分布開始的經濟增長的邏輯。
由于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發生在近代，因此可以以此作進一步論證。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社會只是到了最近的幾百年才有了所謂的發展（即人均收入增長超過每年2%）。在漫長的社會史上，人均收入的年增長速度幾乎總保持為零”[20]?；仡?0世紀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清楚地證明這點。諾思就明確指出：“中古盛世時技術確有進展，雖則由于社會風尚冷淡，其進程受到阻礙。由于沒有制度上的保證，以致發明家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21]50正因為在制度層面沒有形成對技術收益的有利制度環境，因而技術創新即使出現也無法在全社會形成有效的生產力，“這樣一來，構成經濟發展的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減弱或延遲了”[21]50。正因如此，缺乏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的制度環境便阻礙了技術的演進，“由于制度結構的不同，資源稟賦相似的國家可能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因為制度影響一國改進和開發新技術的動力”[21]121。溫加斯特在相關研究中就明確指出：“地方政府對經濟事務的獨立權力――事實上的聯邦制――對工業革命的出現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盵22]96并確切地指出這是因為在幾乎所有的商業中心，行會的管理限制了競爭、定價、進入和培訓，因而也就不可能使行業產生新知識積累，進而阻礙了制度的演進，這也是為什么“工業化沒有在既有的商業中心出現”[22]的原因。而我們知道，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發源于工業革命引致的技術進步，并由此徹底改變了經濟由外延式增長導致人口擴張，最終使經濟無法支持人口擴張的需要而引發社會混亂的模式，使人類社會經濟增長能夠支持人口擴張的需要。
五、結束語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到，當用知識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并且可以恰當地把知識分為關于自然的知識和關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時，又可以使經濟學中的一些問題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這與人類文明的進展相適應。人類發展的歷史總體上就是如何適應和改造自然，使自然演變的不確定性通過技術的手段逐步實現確定性把握，而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各種人類自組織對確定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如果沒有對人類自組織的確定性把握，那么最終使對技術的確定性把握特別是對運用技術推進經濟增長就成為不可能。關于這點可以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及正在發生的事情中得到證明。因此，對群體活動的確定性把握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最終決定性因素。
同時，我們發現推進對人類自組織的確定化與人類價值性選擇密切相關，而這種價值性選擇根源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這種知識的進展是人類自組織確定的基礎。通過相關研究我們發現推進人類自組織知識的進展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社會區域內存在著不同群體之間人均知識水平的差異性，二是與人群數量相關，并且人均知識進展與人群數量呈負相關，從而使制度黑箱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在此基礎上，我們推論出經濟制度與技術進步存在正相關，而由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作用，因而可以構建出從知識進展、制度演進、技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邏輯順序，從而可以更為清楚地認識到決定經濟增長的最終因素在于人類自組織的知識的進展，而這也解決了困擾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解釋問題，從而使經濟理論能夠更為一致地適應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然而研究至此，還不能準確得出三者之間的量化關系，這便是下一步需要繼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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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范文3
團場作為兵團履行屯墾戍邊使命的基礎和主要載體，既是經濟實體，又是社會實體。團場以第一產業為主體，二、三產業全面發展。因此，團場的基本經營制度就是以職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提出團場基本經營制度：
一是符合團場產業結構的實際要求。團場以發展農業為主，農業是團場經濟的基礎，也是兵團經濟的基礎。農業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依然是團場的主要產業和基礎產業，在團場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較高的比例。即使團場現有的二、三產業和今后二、三產業的發展，也主要是依托和圍繞團場農業產業形成的農產品加工、流通和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社會化服務。因此，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是團場經濟的突出特點。
二是符合團場職工隊伍和從業人員的實際要求。團場連隊一線農牧職工是團場職工隊伍的主體。兵團從事農牧業生產的職工35.2萬人，占團場職工人數的74.4％，占兵團職工人數的53％。從事大農業的從業人員約占團場從業人員的85％以上。農牧業職工和從業人員在團場經濟社會發展和履行屯墾戍邊使命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以連隊農牧職工為主體是團場職工隊伍的顯著特點。
三是符合團場農業深化改革的實際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兵團借鑒農村改革經驗，在團場農業連隊一直推行職工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目前全兵團約有14萬戶職工家庭實行承包經營，還有約3萬個開發性家庭農場，也實行承包經營。職工家庭承包經營已經成為團場內部農業生產的主要承包經營組織形式，充分調動了承包職工家庭生產經營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團場生產力。
正是由于團場的農業基礎地位、農牧職工的主體地位和農業生產經營形式，以及圍繞職工家庭承包經營形成的團場統一管理和服務方式，才決定了團場基本經營制度就是實行以職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
二、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主要內涵
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主要內涵概括為四句話：即“土地承包經營、產權明晰到戶、農資集中采供、產品訂單收購”。這四句話相互聯系，有機統一，簡明扼要，內涵豐富，便于廣大職工群眾理解記憶。
一是明確了團場和職工兩個經營主體的地位和關系。團場基本經營制度規定了團場必須雙層經營、有統有分、統分結合。其中，職工家庭經營是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主要體現在生產管理環節上。團場統一經營是發揮雙層經營體制綜合效益的重要保證，主要體現在管理和服務環節上。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內涵既明確了團場兩個經營主體的地位，也明確了兩個經營主體的關系。
二是體現了團場農業生產的特點。實行職工家庭經營是由農業生產特點決定的，它可以在家庭范圍內完成農業生產任務并達到最優化狀態，這符合世界農業發展的普遍規律。兵團的農業生產及職工家庭承包經營與我國農業及農民家庭承包經營、與國外農業及家庭農場經營除了土地性質不同，土地經營規模不同外，其他都是基本相同的，核心都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內涵集中反映了團場農業生產這一普遍性和適應性特點要求。
三是體現了團場大農業和組織化程度高的集團優勢。團場是兵團履行屯墾戍邊使命的基礎和載體，組織化程度高，集團優勢明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優于農村一般社會化服務組織的作用，為分散經營的廣大承包職工和人員提供優質、便利、快捷、健全的社會化服務。團場基本經營制度的內涵使團場大農業和組織化程度高的優勢十分突出地得以體現。
四是體現了團場發展現代農業和產業化經營的要求。發展現代農業和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兵團農業發展的方向和必然要求，也是致富職工群眾，增強團場屯墾戍邊實力的必然選擇。團場基本經營制度雙層經營體制有統有分、統分結合的內涵特點，適應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要求，為加快實現團場農業現代化和發展產業化經營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動力支持。
基本經濟制度范文4
要實現這個目標離不開幾個基本條件：首先應明確界定實體經濟是什么；二是必須保證金融體系有效運作；三是不同融資工具之間必須具有替代效應；四是采取市場化方式而不是政府主導。
一般來說，實體經濟是相對于金融經濟或虛擬經濟而言的，因此，商品與資本兩者的定價基礎、定價方式、供求關系及市場運作方式上都存在嚴格的區分。而住房及一些既有消費屬性又具有投資屬性或炫耀性屬性的地位性商品，其界限就相對模糊，如果沒有清楚的界定及用相應的政策來限制，這些商品就會轉化為投資性產品而非實體商品。
從2008年至2012年，我國銀行信貸增長高達35萬億元以上，社會融資總額達63萬億元以上，是1998年至2002年期間信用增長量的10倍。這4年的融資成本很低，但這些低成本資金基本上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入各種資產，其中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是最為典型。
當金融市場過度信用擴張把住房價格推高后，住房市場迅速轉化成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市場。在這樣的市場內，融資成本越低，利用金融市場杠桿進行炒作的人就越多，資產價格飆升也越快。這不僅使得國內金融體系積聚了巨大的潛在風險，也使得實體經濟無從獲得低成本的融資。
第二方面，要促使低成本融資流入實體經濟還需要有效的市場機制。如果金融市場沒有形成與金融資源相匹配的價格制度，那么，融資成本再低也無法流入實體經濟，更不要說用低成本的融資來推動實體經濟發展。
近幾年來，國內金融市場政府管制過多，價格嚴重扭曲，致使民間信貸活躍、高利貸盛行、炒錢之風狂烈、銀行理財產品突飛猛進、信托貸款劇增、影子銀行風險巨大等問題相繼地出現。盡管政府采取管制方式不讓更多資本流入房地產市場，但房地產業卻能通過各種委托貸款公司、信托公司、海外貸款機構、銀行個人理財委托貸款等工具籌集到大量資金。這種現象不僅在于資本具有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本性，更在于政府管制主導下的國內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用隱性擔保。國有大型企業從銀行獲得低成本資金拿去放高利貸并非僅是個案。
第三，就當前國內的融資情況來說，融資市場格局及融資工具早已發生了較大變化。2003年前，銀行是企業最主要的融資渠道（占比達90%以上），因此，銀行融資成本的高低決定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低，特別是利率還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不過，隨著融資渠道越來越多元化，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工具是可相互代替及多元化的。
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銀行利率市場化程度提升，企業接收的無論是來自銀行信貸市場融資還是來自其他市場融資（信托、債市及股市等），其成本高低并非通過政府的政策手段實現，而更多取決于企業本身素質、權威性、更高的信用評級體系建立及利率市場化的程度。國內企業股權融資的成本較低，所以企業都渴望進入資本市場。而對銀行信貸融資而言，在中國金融業半開放及融資多元化的條件下，希望通過貨幣政策來降低融資成本并促使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基本經濟制度范文5
對于日本泡沫經濟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宏觀視角，或簡單地將其視為一種金融自由化的 產物，而應深入到微觀層次。在泡沫經濟形成過程中，日本的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扮演了 什么樣的角色?企業的經營行為和企業制度與泡沫經濟的形成有什么內在聯系?顯然，這 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因為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其行為是多方位的，它既作為一個 獨立的實體，以自身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參與市場經濟的運行，同時又受到經濟環境與企業制 度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我們首先要找到一個問題分析的切入點。在本文中我們是從企業在 資本市場上的經營行為去尋找二者之間聯系的。我們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1)企業籌資方 式的變化：企業偏好于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偏好于股票，還是債券。(2)企業在股市的 投資策略：是長期投資為主，還是短期投資為主；是追求長期利益，還是短期利益。(3)日本 特有的企業制度，尤其是企業間相互持股制度對日本的資本市場有什么重要影響。
二、戰后日本企業籌資方式的轉變
就企業的籌資方式而言，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內部利潤留成的資本積累，二是包括銀 行貸款、發行股票和公司債券在內的外部籌資。在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企業的籌 資方式是以銀行貸款為中心的。因為在這一時期，從外部資本市場看，證券市場尚不發達， 增資發行的成本大、難度高，同時又受到企業自有資本和準備金規模小的限制，因此通過發 行股票和債券難以籌集到大量的資金。而銀行貸款則變得相對可行，手續簡單、約束條件也 少。尤其是企業集團內的主銀行制度，使企業在銀行的貸款變得更為簡易可行，交易成本很 小?？傊?，這一時期日本企業正處于設備投資旺盛、資金需求高速增長時期，資金需求的旺 盛、自有資本積累少與證券市場的不發達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日本企業只能選擇銀行借款為 主的籌資方式。
從表1可以看出，在1957－1974年之間主要企業的資金籌措結構中自有資金(內部 資金)所占比例較低，僅在22．7－ 33．7％之間；股票和公司債券的籌資比例逐年遞減：股票 比例為：1957－1959年12．0％、60－64年10．9％、65－69年3．6％、70－74年3．2％；而同 期公司債的比例分別為：6．5％、7．0％、5．4％、5．1％；而銀行借款的比例基本上是 逐階遞增并占有很高的比重，1957－1974年間，四階段所占比例分別為39．9％、33．5％、 35．8％和47．4％。
1970s中后期，企業的籌資方式開始發生變化，由原來主要依靠銀行借款的間接融資方 式向銀行借款、證券發行、自籌資金“三箭齊發”的籌資方式轉變。與1970－1974年間相 比，1975－1979年間銀行借款由41．4％下降到23．3％、股票發行由8．3％上升到10．4％、 公司債券由5．1％上升到10．7％。而內部資金卻由35．7％上升到49．2％。
促使這一轉變的直接原因有：(1)石油危機的沖擊和減量經營的實施。1973年資本主 義世界爆發的石油危機給日本經濟以沉重的打擊，物價暴漲、物質匱乏，迫使日本經濟減速。 日本政府一改長期實施的“緊財政松金融”的政策，轉而實行嚴厲的金融緊縮政策――官定 利率提高、銀行收緊，從而帶動了民間銀行利率的全面提高。這樣，企業間接融資的成本提 高，因而企業被迫放棄了高速擴大企業規模的戰略，由原來規模經營戰略轉為壓縮人、財、物 需求、追求效率的“減量經營”戰略，企業在財務上的策略就是：壓縮銀行貸款、改善資本結 構、提高自有資本比率、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2)股票市場的興起和市價發行的普及。 1970s中后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過剩資本的增加、股票市場日漸壯大、市價發行基本普 及。這就開通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同時銀行貸款利率的提高也使企業在股市直接融資 的成本比銀行貸款低，從而使企業偏好于直接融資的籌資方式；(3)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企業 設備投資的減少。1970S中后期石油危機后，日本的產業結構開始發生轉變，由原來厚重長 大的重化工業開始向輕溥短小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以微電子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技術 革命的興起，使固定資本的投資大為減少，資金需求增加放慢企業能從容地選擇自己的籌資 方式。
經過1970s的漸變后，1980s日本的籌資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其特點是：(1)銀行借款 比例急劇下降。由1975－1979年的23．3％下降到1980－1984年的15．6％，而1985－ 1988年更是降低到了3．2％；(2)內部資金比例的急劇上升。由1975－1979年的49．2％上 升到1980－1984年的56．4％，1985－1988年進一步上升到了59．5％；(3)資本市場上的 直接融資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0s中后期主要企業以發行股票所籌資金已占到12．3％ 的比例，債券也上升到了16．4％，二者總計為28．7％，僅1989年資本市場的直接籌資總 額就達到了23萬億日元。可見直接融資已成為企業的主要籌資方式。
1980，日本企業籌資方式的轉變是企業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企業 的內部因素看，1980s日本企業的經營戰略發生了重大轉變，企業成功地完成了生產上的結 構性調整，低能耗、知識密集性產業正在蓬勃發展，并使日本企業奇跡般地克服了第二次石 油危機的沖擊。這一時期，企業經過高速增長后積累起了大量的資金，企業的經營目標不再 追求外延式的規模擴張，更注重于資金效率的運營和內涵式的增長。從外部環境看，1980s 的金融自由化對日本企業籌資方式的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 市場制度的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資本市場制度的自由化使公募公司債券發行的條件放 寬，公司債券的發行無擔?；?，在國內市場引入了附帶新股認購權的公司債券、外匯自由化 完全取消了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籌資方面的限制。使企業的籌資方式走向國際化。
從高速增長時期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到1980s以股票、債券發行為主的直接融資， 這一籌資方式的轉變對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義。它開通了企業通往資本市場 的通道，帶來了日本股市的空前繁榮，從而使企業的經營行為與股市緊緊聯系在一起，為泡 沫經濟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三、企業的股市投資行為與泡沫經濟的形成
1980s的日本企業不僅是股票市場的主要發行者，同時也是股票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它 們同時扮演著融資者和投資者的雙重角色。在日本的股票市場上法人是主要的投資者，他 們在持股結構和股票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極高，這種局勢造就了日本股市運行機制的特殊性： 在股票價格形成機制中，企業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股票價格的高低。我們認為這是 形成“泡沫經濟”最直接的原因。下面通過對企業在股市中的投資行為分析對該問題作進一 步的闡述。
根據投資目的和期限的不同，我們把企業在股票市場的投資分為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 兩種。作為日本企業的長期股票投資具有特殊性，它是同企業間相互持股的制度聯系在一 起的，其投資策略并不是為了股票投資的直接收益，而是一種策略性投資，是為了通過相互 持股維持一種企業間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因此，這一部分股票的投資長期固定，如果沒有 特殊情況，無論股市價格如何變動，企業都不會把它們拿到市場上去拋售，并且隨著所持股 份企業股票總額的不斷擴張，還要不斷追加所持股票的數量，使法人間相互持股自始至終都 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這種獨特的法人相互持股的背景下，股票持有者的主體是法人企 業，它持有股票市場約70％的份額。因此，同時作為發行者的法人企業足以對股票市場形 成壟斷和價格操縱。因為在理論上，股市是社會資本合理配置的場所，股票的價格是在完全 競爭的市場機制下，由股票的供求關系決定的，股票的價格應當能準確地反映股票在市場亡 的供求狀況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股票價格作為一種信號能誘使社會資源從低效率的企 業流向高效率的企業，以使整個微觀經濟充滿競爭和活力，社會資源得以合理配置。然而， 在日本這種法人企業持有大部分股票的社會里，整個資本市場失去了完全競爭的前提，致使 股票的價格形成機制發生了扭曲，下面我們用供求理論分析之。
首先從股票的供給方面看，法人企業是股票市場的主要發行者，股票和債券的發行多少 完全由它們聯同證券發行公司操縱，因為在當時日本的證券發行市場上，也存在著野村、大 和、日興、山一的“四社寡占體制”：四大證券發行公司在日本證券市場上占有壓倒性的優勢， 四大發行公司通過寡頭壟斷支配著日本的證券發行市場，而由于作為股票發行者的法人企 業與證券公司之間的天然利益關系，很容易使二者相互勾結起來，對證券市場進行操縱。對 發行股票的法人企業而言，希望股票能順利賣出，以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對證券發行公司來 說，同樣希望股票能順利賣出，以獲得大筆的收入，而且股票發行數量越多、股價越高， 他們所得收入和籌措資金額就越大。尤其是股票的價格是決定股票能否順利發行的關鍵因 素，只有在股票價格不斷上漲的前提下，股票才能銷售出去，他們的目標才能實現。這樣，二 者就會聯合起來，通過“穩定股東工作”，法人大量購買和吸收市場上的浮動股票，提高股價， 造成股價的不斷漲勢，從而使股票得以順利銷售。從供給角度看，這相當于減少了實際供給 量。因為法人長期持有的部分股票作為一種策略性投資，被企業擱置起來，不再參與市場流 通，因此股票的實際供給量＝股票發行總量－法人長期持股＝法人短期性投資持股＋個人 持股。
從需求角度看，法人企業作為投資者的角色，從市場上購回大量股票，并將一大部分作 為長期投資，永久性地退出流通市場，必然會造成一種“虛假需求”或“需求假象”。這種虛假 的需求會推動需求曲線的上移，帶動股價的大幅度上漲，并作為一種價格信號影響著個人投 資者的行為，使大多數的個人投資者成為法人投資者的追隨者，進一步促使股價上漲。這樣 法人企業的股票得以順利銷售，同時泡沫經濟也在此過程中(當然還應當考慮到法人投資的 短期行為)逐漸滋生。這一過程可用圖1來表示。如圖所示OA2表示股票發行總量A1A2 表示法人長期持有股票，實際參與市場流通的股票只有OA1部分(OA1＝OA2－A1A2)，若按照市場的實際供求量，股市的供需均衡點應在E1點，股價應為相應的P1，但由于法人長 期持有A1A2部分的股票所造成的需求假象，使需求曲線由D1點上移到D2，均衡點由E1 移動到E2點，相應地股價也由實際需求和供給中的P1上揚到P2。
1980s日本企業籌資方式向證券市場的轉變以及法人長期持股所造成的特殊的股價形 成機制，為日本經濟泡沫的滋長提供了溫床，但這還不足以形成泡沫經濟，促使日本泡沫經 濟形成的直接動力是法人企業大規模的短期股票投資。尤其是在1980s中后期，由于股市 的日益“繁榮”，企業開始把高速增長和“減量經營”中積累下來的“過剩資本”大量地投放到 股票的短期流動市場，從而掀起了急風暴雨式的投資狂瀾。股票的短期投資是以獲得短期 投資利潤為目的的，有很大的投機性和風險性，但由于法人持股下的獨特的股價形成機制使 法人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能操縱股價，再加上法人企業在信息上的優勢，使它們在股市上的短 期投機變得相對容易。因此，在空前繁榮的1980s的股市上，企業的短期投資獲得了豐厚的 利潤，豐厚利潤的獲得又引發了企業規模更大的短期股票投機。日本企業進入了“財技術” 時代，即企業把低價籌措到的資金，大規模地投放到金融資本市場和不動產市場，從事“金融 煉金術”，以獲取投機性利潤。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法人股票投資的股票買賣周轉率上得到 實證：在1984年以前銀行和事業法人的股票買賣周轉率雖大致呈上升趨勢，但一直很低，在 1984年分別僅為7．97％和7．91％，說明1980s中期以前法人企業的股市投資以長期投資為 主；但從1985年開始周轉率驟然上升分別達到14．16％和8．28％，而到1987年居然達到 53．50％和22．14％(康煥軍，1995)，這說明企業已進入急風暴雨式的“財經濟”時代。
“股票買賣是一種‘煉金術’，它使賺錢變得容易，從而妨礙產業資本的正常生產與經營” (孫執中，2001)。許多企業不惜犧牲本業，把大部分精力集中起來從事“金融煉金術”， 1988－1989兩年，在東京證交所上市的日本企業籌資44萬億日元，其中只有30萬億日元 用于投資建設，余下的部分都投放到證券市場從事投機活動去了。而這種“財技術”所帶來 的利潤也成為企業的主要收益，甚至超過了本業的經常收益。1985－1989年間，在東京證 交所上市的日本制造業企業的本業利潤為1．25萬億日元，而金融收入卻高達1．91萬日億 元(孫執中，2001)。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丸紅公司，20世紀80年代每年炒股收益高達30－50 億日元。豐田公司的金融資產也從1980s初的5000億日元膨脹到1989年的2．4萬億日 元。在日本特殊的股市運行機制的作用及企業瘋狂地炒作下，日本經濟就像一個大氣泡，越 脹越大，也越容易破裂。因為當泡沫大到一定程度時，僅憑企業自身的力量是難以支撐和抵 御的。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終于宣告崩潰，日本經濟進入了另一個前所未有的 長期蕭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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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范文6
關鍵詞：經濟發展角度；企業成本控制；問題；對策
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之下，企業面臨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對于企業而言，成本控制工作與企業的生存有著密切的關系，一直以來，成本控制工作也是企業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這種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之中，企業必須要做好成本控制工作。企業是一種以盈利為最終目的的法人機構，對于企業而言，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實現自身的發展與壯大，要想實現企業的發展與壯大，就必須要做好企業成本控制工作，下面就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企業成本控制工作進行深入的分析。
1.在經濟發展角度下企業成本控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1.企業控制工作的決策性能差
對于一個企業而言，其企業成本控制的有效性會直接影響企業未來的發展，考慮到這一因素，企業在開展成本控制決策工作時，就一定要深入的考慮到自身的自成結構、規模以及投資風險，對于投資風險需要進行深入的計算。一旦成本控制工作決策失誤，就會導致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經營成本，情況嚴重時，甚至會導致企業瀕臨倒閉?？紤]到這一因素，在市場經濟發展環境下，必須要加強企業成本控制工作，進行科學的決策，但是，由于各類因素的影響，很多企業的這項工作都未做到位，這就在一定情況上制約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1.2 企業財務控制能力相對較差
對于企業而言，成本控制工作就是他們生存的基礎，要想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加強成本控制工作，但是，由于各類因素的影響，部分企業財務控制能力并不理想，也未針對這項工作制定好科學合理的解決措施與制度，這些企業在實際的經營工作中，為了保障業務的進展，常常需要存入一些現金來解決支付問題。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很多企業卻忽略了財務工作的重要性，導致企業內部的資金不足，資金難以發揮出理想的成效，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也是制約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1.3 企業控制工作創新性不足
在經濟發展角度下，企業成本控制的創新性對于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也有著直接的影響，然而，很多企業并未意識在經濟發展角度下提升企業控制工作創新性的重要作用，忽視了企業控制工作的核心地位。此外，還有一些企業管理人員的思想意識僵化，依然采用傳統的管理模式來開展工作，難以充分的發揮出成本控制工作的作用。
2.在經濟發展角度下加強企業成本控制的措施
2.1 與時俱進，促進企業成本控制工作的發展
企業的發展直接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就目前來看，我國大多數企業都建立了相關的企業內控制度，但是，并未發揮出理想的作用。在未來階段下，必須要積極完善企業成本控制與成本管理制度，強化成本管理結構。將企業成本控制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進一步完善企業的內控制度，提高企業成本控制管理效率，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在企業的發展下，可以為其引入新型的設備，這雖然是一筆較大的開支，但是在設備使用階段中，由于設備利用效率提升而企業帶來的綜合效益則是十分顯著的。
2.2 加強成本采購工作的控制
2.2.1 嚴格采購制度，規范采購工作
為了保證采購工作的高質量完成，企業需要根據《物資供應先進折扣管理辦法》、《物資供應公司經營業績目標考核細則》等標準來規范采購制度，并在企業內部成立物資管理小組，在工作中嚴格的按照制度的準則執行，將訂貨價格與訂貨數量相結合、地區價格和行業價格相結合、物資質量與訂貨價格相結合、訂貨價格與結算方式相結合，在企業內部進行層層的審簽，以便規范采購制度，降低物資的采購價格，提高物資采購效率。
例如，在采購某項物資時，需要由企業管理人員先下達指令，采購部門在接收到采購信息后，需要及時的組織會議，確定采購標準，再由不同的人員負責質量把關、價格調控等工作，在整個流程中實施責任制制度，這樣即可有效降低該項物資的采購成本。
2.2.2 控制自購，防止采購漏洞的出現
長期以來，很多企業都實行自購的采購制度，在這種傳統的采購模式下，物資的價格過高、進貨渠道混亂，質量難以得到保證，為了改變這一問題，企業可以實行一種“六查六看”的檢查模式，看采購手續是否齊全、有無聯審合同、審批是否合理、自購過程是否合法、物質的品種，數量是否與規定相符，看物資的入庫臺賬、價格是否與票據相符，有無增量或者串料的情況，出庫記錄與撥料單是否與物資的消耗情況相符，看當月的采購、結算情況是否與合同相同，有無串品種支付情況的發生。使用這種嚴格的審查模式，就可以有效防止采購漏洞的出現。
2.2.3 科技為先、創新發展
為了提高采購工作的效率，必須開發一種適宜物資管理專用的軟件，保證整個采購流程在計算機的監督下進行。以某礦業集團采購部門為例，在2010年，該企業開發了一種物資采購的專用軟件，通過電子商務在網上進行招標和采購，并在某大型門戶網站上建立了物資專用頁，發出招標公告，在短時間內，訪客就突破了1萬余次，在認真地審核下，有200余家廠家通過審核，進入和后續的網上洽談，在三天的網絡會議中，有70家廠商中標，這就有效的降低了采購的成本。這種網上招標的制度，可以幫助企業了解訂貨的制定情況、物資質量情況，并及時的查看物資的品種是否符合生產的需求，值得在采購部門進行推廣使用。
2.3 加強對企業成本控制工作的監督
在經濟發展角度下，企業成本控制工作的監督機制也是判斷企業成本控制成效的重要標準，在這一背景下，可以通過相關的監督機制來防止人為因素對企業成本控制工作產生不良影響。此外，企業在建立內控監督制度時，需要設置好獨立權限評價機制，這種監督機制對于企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開支與成本，關乎著企業的經營效益，為此，企業管理人員必須要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來完善內部成本控制工作的評價以及監督機制，這樣才能夠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4 加強內部控制工作的管理工作
要實現發展，企業就需要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來建立成本控制制度，與相關的任務進行配合，對這些資金進行科學的控制，在控制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利用。同時，還要制定好相關的成本控制制度，對企業經營的各項工作進行科學合理的監督與管控，采取相關的措施提升企業成本利用效果，提高相關信息的質量。此外，還要加強各個部門之間的聯系與協作，形成一種完善的監督考核體系，加強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溝通，嚴打企業內部的不正之風，讓整個企業的財政體系可以明朗、清晰。
結語總而言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下，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變得越來越激烈，企業要想在這種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須要重視內部的成本控制工作，做到財政資金的公開化、透明化，建立起完善的企業成本控制制度，突破傳統的管理理念，改變傳統管理方法，制度好完善的財政監督制度，完善采購管理體系，保證采購的質量、降低物資采購的價格，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擴大企業市場份額的占有率，這樣才能夠更好的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作者單位：長沙市主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