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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債券投資范文1
4月新增人民幣貸款5560億元，同比少增1523億元。從結構上看，中長期個人貸款增加4280億元，對公短期貸款與中長期貸款均出現小幅下降，票據融資增加2388億元?？傮w而言，4月的貸款結構說明了一季度信貸的高增速不可持續，并與經濟下行周期相適應。
在經濟下行周期，銀行的風險偏好會逐步下降，這使得主要體現為短期零售貸款的個人經營性貸款的投放會下降，而低風險的按揭貸款卻會持續增長。另一方面，中長期對公貸款主要以基建與政府類貸款為主，此類貸款的投放根據項目儲備與項目進度情況呈現較大幅度的月度波動，而地方債務置換也會對對公貸款月度增量有較大影響。從4月當月定向發行的地方債角度考慮置換金額預計逾4000億元。此外，由于貼現對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形成較大貢獻，加之實體有效需求不斷弱化，票據融資替代短期貸款持續上行。
4月M1同比增長22.9%，M2同比增長12.8%，增速環比下降0.6%。M2環比回落主要是由于當月財政存款季節性高增長，但不計入M2口徑。4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7510億元，同比減少3072億元，主要是由于貸款同比少增2403億元，以及受票據監管的影響，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同比多減2704億元。此外，企業債券凈融資受信用違約事件增多的影響，環比出現大幅下降。
由于經濟增速階段性回暖，以及對供給側改革推進的進一步明確，全年貸款增量與2015年持平是大概率事件，但月度投放節奏可能會發生相應變化。
信貸高增長不可持續
4月的新增貸款由3月的1.4萬億元降至5560億元，顯著低于8000億-9000億元的市場預期。M2增速回落至12.8%，也低于央行13%的目標。新增貸款顯著下降主要是由于央行謹慎的貸款窗口指導和銀行下降的風險偏好，貸款供給較為保守所致。
事實上，由于對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催生資產泡沫并導致杠桿率過快上升的擔憂，央行從4月起逐步放慢貨幣寬松的步伐。據此推斷，未來一段時間的貨幣政策會保持謹慎，流動性寬松的空間將收窄。另一方面，信用債大量違約，違約主體也從民營企業蔓延至國企、央企，這將導致“違約-再融資難度上升-違約風險進一步上升”的惡性循環。3月以來，100多家公司相繼取消或推遲了債券發行，就是流動性收縮的一個縮影。新增企業債融資由一季度月均4130億元降至4月的2100億元。
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增速放緩也導致貸款需求下降。4月以來，投資、出口和消費復蘇勢頭均放緩，導致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貸款需求降低。新增中長期企業債減少430億元，這是2013年以來首次出現單月新增企業中長期貸款負增長。雖然部分原因是3500億元地方政府貸款置換為地方政府債券，但鑒于過剩產能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較低，實體經濟的有效貸款需求低迷也是重要原因。
2016年1-4月，中長期住房按揭貸款比例上升至歷史新高的29%，2008年至今的平均值為21%，2015年為27%；同期的中長期企業貸款的比例下降至39%，2008年至今的平均值為35%，2010年達到53%的歷史高點；而貼現匯票占比升至12%，2008至今的平均值為5%，2015年達到15%的歷史高點。
貸款的高增長做大了貸款基數，使實際不良貸款率小幅下降，并通過展期等方法延后了資產質量風險。但是，為過剩產能的僵尸企業提供資金不僅會導致企業借款人潛在的道德困境，也與政府正在實行的供給側改革相矛盾，最終推升長期系統性風險。
因此，像一季度那樣的貸款高增長不可持續。一方面，銀行業目前的貸存比已經上升到73%的歷史高位，而全社會總體杠桿率也達到250%的歷史高點，其中，企業杠桿率達到128%，政府杠桿率達到57%，居民杠桿率達到40%。這高于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也高于日本、法國和美國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另一方面，資本壓力持續上升。鑒于收入增長放緩和上升的撥備壓力，加上最新版本的《巴塞爾協議》即將生效，銀行有可能需要選擇再融資或是再次降低分紅來解決資本充足率下滑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銀行貸款和公司債券中高風險行業占比達到25%，而有違約風險的貸款和公司債券中產能過剩行業占比達到50%。在經濟不斷下行、貨幣寬松放緩以及政府致力于減少過剩產能的宏觀背景下，下行的經濟基本面幾乎限制了銀行板塊價值重估的空間。
數據波動幅度加大
4月新增貸款環比下降59.4%，同比下跌21.5%至5560億元，除季節性因素外，4月新增貸款大幅下滑主要歸因于企業新增貸款表現乏力，4月短期和中長期企業新增貸款分別減少930億元和430億元，顯示由于中國經濟前景不明朗，企業對銀行貸款需求低迷。4月票據融資增加2390億元，抵銷了4月份短期和中長期企業新增貸款下跌的影響，也表明銀行貸款需求的不足。
不過，除了企業貸款增長低迷以外，4月企業新增貸款遠低于預期或也受到地方政府發債置換平臺貸款的影響。
4月新增企業短期貸款和中長期貸款同時出現負增長，分別減少925億元和430億元，是拖累4月信貸投放的主要因素，這印證了目前實體企業融資需求并未有真正改善的現實情況，一季度新增企業貸款雖然表現較為強勁，但其中主要的拉動因子來自于政府基建項目的投放。而從4月的情況來看，基建項目投資明顯放緩，政策性銀行新增規模低迷，對信貸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此外，隨著春節后地方債置換節奏的加快，使得地方債對于表內信貸替換的負面效應體現得愈發明顯，3月、4月地方債的發行規模分別為7900億元和10646億元。其中4月新增1萬億元地方債中定向置換債券的規模更是達到4700億元，對信貸的負面影響加大，進一步加劇了4月新增貸款規模的收縮。
從其他項目來看，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4280億元，環比基本持平，占新增貸款總額的77.0%，而3月這一數據僅為32.1%，這表明居民的購房需求依然強勁。票據貼現增長2388億元，結合4月未貼現票據2778億元的負增長來看，表內新增貼現主要來自于存量表外未貼現票據，實際新增票據融資規模仍在低位，票據業務的監管影響仍在持續。
不過，單月信貸投放規模的收縮不應被市場過度解讀，也并不代表貨幣政策的轉向。2016年一季度，銀行信貸投放節奏加快，一季度46萬億元的規模本就不可持續，二季度投放速度放緩應在情理之中。而地方債務置換規模并不會每月均維持在萬億元量級，如果按2016年5萬億元置換規?？紤]，年初至今已完成2萬億元，以后月均置換規模約在4000億元左右，對于貸款的負面沖擊將會減輕。
從月度數據來看，基建項目投放及地方債置換進度的波動仍將會對月度數據形成擾動，考慮到5月基建投放存在的反彈可能以及地方債置換負面影響的減弱，預計新增信貸規模將比4月會有所放大。
地方債置換節奏的加快與基建項目投資放緩導致新增信貸縮量，這更充分地印證了實體融資需求的偏弱。
4月新增社會融資7510億元，社融增速回落0.3個百分點至13.2%，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和未貼現票據分別為5642億元及-2778億元，是拖累社融增速的主要因素。此外，外幣貸款4月負增長706億元，同樣對社融帶來負面影響。4月新增委托貸款1694億元，信托貸款269億元，分別同比增長1350億元和315億元，這表明表外融資的回暖仍在持續。
而在直接融資方面，4月企業債和股票新增融資為2096億元和951億元，最近幾個月以來，信用債風險的持續暴露將對未來企業債券的融資形成制約，而股票融資仍將維持平穩。隨著近期企業債券違約案例的增加，企業債券風險上升，使投資者對債券的興趣減低。企業債券融資由3月的6460億元萎縮至4月的2100億元。4月“影子銀行”萎縮820億元，主要受銀行承兌匯票下降拖累。
4月新增人民幣存款8323億元，其中居民存款季節性減少9296億元，同比少減1204億元，企業存款新增2175億元，環比減少1794億元，這與企業貸款表現不佳有關。而財政存款大幅增長9318億元，同比多增8217億元，主要是由于企業繳稅增加導致財政收入的增長，以及大規模國債和地方債的發行所致。
新增債券投資范文2
近三年，平安保險旗下的平安進取賬戶（收益51%）、招商信諾旗下的靈動A型賬戶（收益33%）、海康人壽旗下的穩健型賬戶（收益31%）、泰康保險旗下的避險型賬戶（收益19%）的收益率在各類賬戶中分列第一
在排名前列的投連險長跑優秀選手中，太平人壽的整體實力最強。但是公司對于投連險熱情不高致使規模增長有限
隨著保險資金投資范圍的放開，投連險產品通過投資于另類資產，成為保險公司布局新產品和新賬戶的重要方向
隨著資本市場的好轉，投連險再度熱門起來。今年10月份，投連險新增保費49億元，創今年以來單月新增投連險保費最高，環比大增1.1倍。保監會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今年以來壽險公司投連險保費新交費激增至176億元，同比增長143%。
牛市燒了一把火，政策又添了一捆柴：10月份，保監會向各家壽險公司下發了《關于規范投資連結保險投資賬戶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允許保險公司投連險投資具有穩定收益預期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此次放開非標投資渠道后，投連險將可以更靈活地配置資產從而獲取更高收益，迎來轉機。
今年以來，由于股債市場雙雙向好，投連險賬戶表現不錯。投連險整體迎來春天，但個體表現仍存差異，對于國內處于存續期的195個投連賬戶，如何選擇仍是令投資者頭痛的一件事情。
過往的成績是區分優劣的重要指標。但短期的業績驚艷并不說明問題，投資不應該是一個炫極一時的秀場，而是PK長期穩定回報的擂臺。因此，衡量一家公司的投資實力，通常需要三年、五年的成績來綜合評價。但是成立滿五年的投連險賬戶并不太多，所以《投資者報》選取了三年時間為統計期限。
統計結果顯示，近三年，平安保險旗下的平安進取賬戶（收益51%）、招商信諾旗下的靈動A型賬戶（收益33%）、?？等藟燮煜碌姆€健型賬戶（收益31%）、泰康保險旗下的避險型賬戶（收益19%）的收益率在各類賬戶中分列第一。
長跑冠軍名花有主
在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活下來，然后活得好，只有經過長期的歷練驗證，才能真正體現自己的投資能力。我們需要給長跑健將們多一點掌聲。
華寶證券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存續滿3年的投連險賬戶共有175個，其中激進型投資賬戶55個、混合型投資賬戶55個、債券型投資賬戶37個、貨幣賬戶28個。
近三年，激進型賬戶排名前十的是平安進取、太平價值先鋒、太平藍籌成長、生命精選股票、太平智選動力增長、光大永明進取、太平策略成長型、招商信諾銳取A型、建信主動基金和泰康優選成長賬戶，業績漲幅分別為50.54%、48.08%、42.61%、42.58%、38.76%、31.83%、30.65%、27.06%、25.7%以及24.08%。
激進型投資賬戶主要投資于在國內依法公開發行的上市證券投資基金、國債、金融債券、信用等級在AA+以上的中央級企業債券、國債回購、銀行存款以及監管部門批準的新投資項目。賬戶的標準投資比例預計為（但不限于）七成權益類證券投資及三成固定收益證券投資。
平安進取何以能在近三年中成績表現優異？平安保險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平安進取賬戶實質上是一個主要投資于股票市場的混合類產品。投資管理人始終堅持集中投資于高景氣度或景氣度可以持續上升的行業，這種以跟隨產業生命周期為策略的投資方法，讓其能夠持續研究行業市場空間、潛在增速和企業競爭力，充分分享優勢行業高速成長帶來的投資回報。
平安保險稱，過去兩年，A股市場持續低迷，但以創業板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已經為投資者帶來了充分的回報。平安進取賬戶捕捉到了市場的結構性機會，以投資產業周期為先導，充分投資于優勢行業和龍頭企業，得以穿越牛熊。2012年，進取賬戶主要投資于電子、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和醫藥等行業，2013年，我們判斷隨著智能終端的滲透率持續提升，硬件的高速增長機會逐步消逝，開始布局以下游應用為基礎的計算機軟件及新媒體產業，收到了較好的配置效果。
混合型賬戶排名前十的是招商信諾靈動A、生命優選平衡、泰康平衡配置、瑞泰平衡、中意增長理財、華泰平衡、聯泰大都會混合偏債、中美聯泰大都會混合偏債、瑞泰財智平衡以及中荷平衡，業績漲幅分別是33.16%、26.53%、26.43%、25.42%、23.44%、20.58%、20.15%、19.41%、18.38%以及18.33%。
招商信諾旗下的靈動A型賬戶成立于2011年9月，主要投資于股票、基金和固定收益金融工具。招商信諾旗下有21個賬戶，短期業績參差不齊，招商信諾首席投資官陳旭東此前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專訪時曾表示，主要是由于成立于2008年前的賬戶有嚴格的倉位契約限制，2010年后成立的賬戶由于配置靈活，長期收益表現都不錯，例如旗下的銳取A型、先鋒B型、進取賬戶、配置型賬戶，還包括債券類賬戶，收益率都超過了10%。
債券型前十的賬戶分別是?？捣€健型、泰康穩健收益型、招商信諾穩健、生命穩健I、泰康開泰穩利精選、中意穩健理財、陽光債券型、信誠優選全債、招商信諾添利C以及中意安逸穩健，業績漲幅分別是30.8%、27.08%、23.87%、23.11%、21.61%、21.59%、20.57%、20.52%、20.45%以及20.38%。
債券型賬戶冠軍海康人壽，整體投資實力都不俗，旗下共有7個賬戶收益率都在10%以上。盡管投連險成績不錯，但是作為整體的公司卻持續虧損，今年9月11日，中海油以10億元的價格出售了公司50%的股權。
貨幣型前十的賬戶分別是泰康貨幣避險型、平安貨幣、光大永明貨幣市場、太平安益避險型、瑞泰財智安益、平安保證收益、太平穩健安心型、太平穩健避險型、招商信諾現金增值以及陸家嘴國泰貨幣型，業績漲幅分別是18.92%、15.09%、14.35%、13.88%、13.75%、13.73%、12.71%、12.68%、12.63%以及12.57%。
貨幣型賬戶的冠軍泰康人壽，整體成績表現不錯。其中，激進型賬戶中優選成長賬戶的收益率在24%，進取型賬戶的收益率在16%。不過曾經創下10年15倍收益率并超過王亞偉的進取型賬戶近來表現不好，收益率有所降低。
規模與實力不成正比
在排名前列的投連險長跑優秀選手中，太平人壽的整體實力最強。
太平人壽旗下一共有13個賬戶，其中，長跑亞軍太平價值先鋒賬戶，今年以來的收益率就高達33.89%，在今年的排名中獲得第一名。2013年的收益率為27.82%，2012年略虧2.29%。
根據半年度報告，今年上半年，價值先鋒賬戶持倉量居前列的是醫藥生物（20.5%）、機械設備（19.8%）、信息服務（10.4%）。
近三年排名第三的藍籌成長型賬戶收益率為42.61%，該賬戶今年的漲幅也在29%。藍籌成長型賬戶重倉的是機械設備，高達36.2%，其次是信息服務，占15.2%;去年賬戶上漲了24.45%，2012年上漲了1.91%。
排名第五的智選動力增長型賬戶，收益率為39%，重倉板塊是電子，倉位占40%。排名第七的策略成長型賬戶，收益率為31%，重倉了機械設備、醫藥生物，持倉比例分別是26.7%、23.8%。該賬戶2013年上漲了8.98%，2012年略虧損5.34%。
盡管太平人壽的投連險投資實力不俗，但是，公司對于投連險并沒有多大熱情。太平人壽一共有13個投連險賬戶，涵蓋品種比較全。不過這都是公司7年前的布局，自2007年9月份以來，公司再沒有推出新的賬戶。
今年前9個月，太平人壽新增投連險區區630萬，在23家新增投連險的保險公司中排名倒數第六。截至上半年，公司投連險的市值只有9億元，對于擁有上千億保費的太平人壽來說，9億僅是公司眾多保費中的九牛一毛。
投連險在公司中處于邊緣地位，而非公司主流力推的品種。對于太平人壽來說，如果借著高收益來推廣，投連險的規模顯然將不限于此。《投資者報》記者向太平人壽發出過采訪提綱，但對方對于此類話題并不感興趣，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整體業績表現不錯的還有生命人壽。公司旗下生命精選股票三年來的收益率高達42.58%，在激進類賬戶中排名第四;生命優選平衡近三年的漲幅為26.53%，在混合型投資賬戶中排名第二。生命穩健1近三年的收益率為23.11%，在債券型投資賬戶中排名第四。
生命人壽近來在資本市場頻頻出擊，舉牌、收購各類公司股權，構建了龐大的投資體系，其整體的投資效益也不錯。
中小險企發力投連險
市場的變化，吸引了新進入者。今年以來，一共有24家保險公司新增了投連險，合資保險公司就有14家。不過，他們的新增規模遠遠跟不上中資保險公司。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合資保險公司新增保費24.6億元，中資保險公司新增保費152億元。
在24家公司中，新增保費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別是光大永明、平安壽險、信誠人壽、弘康人壽以及匯豐人壽，新增保費分別是121億、21億、11億、4億以及3億。
上述5家公司中，只有投連險發展歷史比較悠久的平安壽險是大型保險公司，其余都是中小保險公司。記者注意到，同為壽險保費排名前三的中國人壽、新華保險就沒有發展投連險。
盡管平安壽險的投連險新增保費排名前列，但是相對整個公司保費規模，21億的投連險規模比較小。平安保險相關人士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平安在國內最早推出投連險，經過多年的銷售和市場洗禮，積累了豐富的產品、投資和風險控制經驗，投資業績也經歷了資本市場最動蕩時期的考驗，對客戶和市場有深入的認識與理解。這為平安投連險的銷售提供了獨特優勢。鑒于目前的市場情況，平安未推動投連險進行正常銷售，但也會時時關注投連險市場的變化。
一位保險公司的高層告訴《投資者報》記者，投連險對于公司的貢獻比較少，而傳統壽險產品貢獻率高，今年保險的趨勢是回歸保障，因此這些大型保險公司的重心都在傳統的壽險保障產品上。而中小保險公司在大型保險公司優勢項目上脫穎而出的機會不大，因此將目光轉向了投連險。
由于保監會沒有公布保險公司管理的投連險最終規模，華寶證券根據相關資料做了一個估算統計。
華寶證券研究所數據顯示，投連險總規模大約在884億元，具體到各家上，最早開展投連險的中國平安以絕對優勢居首。10月末賬戶規模合計達362億。泰康人壽憑借其良好口碑，在賬戶規模中排名第二，合計99億元，但較2012年的118.77億元縮水嚴重。信誠人壽位列第三，賬戶規模在75億元，是合資保險公司中投連險規模最大的保險公司，也是2013年投連險賬戶規模擴張最明顯的保險公司之一。
投連險的新變化
《投資者報》注意到，投連險出現了新的變化――投資于另類投資品以及通過擁抱互聯網來直面互聯網金融的沖擊。
雖然投連險規模不大，但是包括弘康人壽在內的新興保險公司還是讓我們看到了投連險產品的創新進步。弘康人壽是國內第一家開發投資另類投資品的投連險賬戶的壽險公司，今年前10個月新增保費收入4億元。
弘康人壽并非唯一的例子。2014年上半年，國華人壽開發了旗下首只投連險產品“國華華瑞1號A計劃”，也就是備受市場熱議的“娛樂寶”，投資者通過在阿里平臺上投資該投連險，就是間接投資于影視項目和游戲項目。
根據國華人壽官方的說法，“國華華瑞1號A計劃”主要投資于固定收益類資產、流動性資產和其他金融資產，不投資權益類產品。
投連險新增保費排名冠軍的光大永明保費增長，也得益于新成立的類固定收益賬戶。據了解，光大永明在某理財平臺銷售的“定活寶66”預期年化收益率為6.0%，銷售火爆。該產品由“光大永明光明財富2號A款年金保險（投資連結型）”構成，產品信息顯示，定活寶66不投資“股票、股票型基金、期貨等高風險產品”，投資于“高收益、低風險的固定收益類、現金管理類資產”。
光大永明還在該理財平臺預熱推出“雙十一”投連險理財。對接產品為“光大永明光明財富2號B款年金保險（投資連結型）”，預期年化收益率為6.5%，每人限購500萬，限售2.5億。
生命人壽從10月30日起也在百度限量推出“百賺365天”保險理財產品。該產品同樣投向類固定收益資產（不含權益類資產），預期年化收益率為6.5%，產品期限365天，產品持有1年以后贖回不收取手續費，最低起購金額為1000元，可提前贖回，但需按賬戶價值5%收取手續費。
截至目前，在華寶證券統計的10個類固定收益型賬戶中，投資差距尚未拉開。10個賬戶的平均收益率為0.53%，收益率最高和最低的賬戶均落在光大永明。
目前，還有6家公司的11個新賬戶通過了保監會批復但尚未公布凈值。
在保險公司創新的背后是政策的鼓勵。10月份，保監會向各家壽險公司下發了《關于規范投資連結保險投資賬戶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允許保險公司投連險投資具有穩定收益預期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這些非標產品包括：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不動產投資計劃、不動產類保險資產管理產品、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等。
意見稿同時要求，全部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投資余額不得超過賬戶價值的50%，其中單一項目的投資余額不得超過賬戶價值的25%。
新增債券投資范文3
萬科、碧桂園、華夏幸福位列三強，TOP20公司擁有更高的投資回報和更低的融資成本，奠定行業并購整合的效率基礎。
在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下，房地產市場迎來了一陣難得的春風。
2016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2.5%，銷售金額同比增長34.8%，地產上市公司的銷售額同比增速更是達到55.5%，銷售均價的中位數也較上年提高了14.5%。
但在經歷了2016年的繁榮后，整個地產行業的低谷抗沖擊能力非但沒有上升，還進一步被削弱，上市公司平均能夠承受的最大降價幅度從2015年的24.7%下降到21.7%，顯然，擴表的背后是一個“繁榮的陷阱”。
而進入2017年以后，整個金融行業開始大規模“縮表”，融資成本重新上升，銷售速度則有所放緩，在地價上漲、無杠桿化核心利潤率降低的背景下，利息支出的增加將進一步侵蝕地產行業的利潤率。
在金融機構“縮表”背景下，行業低谷中將有80%以上的企業面臨再融資風險，而那些效率優勢明顯、規模較大、具有行業整合潛能的企業將成為未來行業的并購整合王者。
上 榜單王者
萬科A、碧桂園、華夏幸福位居綜合實力榜前三，排名靠前的地產企業，不僅效率表現優于平均水平，其財務安全性也要顯著優于行業平均水平，為行業的并購整合奠定了金融基礎。
實力50強
由北京貝塔咨詢中心與《證券市場周刊》合推出的2017年度地產上市公司綜合實力排行榜綜合考慮了地產上市公司的靜態財務安全性、動態財務安全性、運營效率、成長潛力、規模效應五個方面的因素后，對127家主要的A+H地產上市公司進行綜合實力排名。
其中，靜態財務安全性和動態財務安全性兩項指標分別從靜態和動態角度反映了地產企業的財務安全狀況。
評分結果顯示，在2016年全年銷售額大于100億元（下同）的65家地產上市公司中，中國海外（0688.HK）、濱江集團（002244.SZ）、金地集團（600383.SH）、仁恒置地（Z25.SI）、建業地產（0832.HK）在靜態財務安全性指標上排名前列;萬科A（000002.SZ）、朗詩地產（0106.HK）、碧桂園（2007.HK）、金地集團、旭輝控股（0884.HK）在動態財務安全性指標上排名前列。
而運營效率和成長潛力兩項指標則反映了地產企業利用多元金融工具和輕資產模式為投資人創造超額回報的空間，以及在行業轉型期的并購整合能力。
運營效率指標排行中，旭輝控股、朗詩地產、新城發展（1030.HK）、華夏幸福（600340.SH）、華僑城A（000069.SZ）排名前列;成長潛力指標排行中，華夏幸福、旭輝控股、碧桂園、萬科A、榮盛發展（002146.SZ）等公司排名前列。
最后，規模效應既反映了企業跨區域復制商業模式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資源整合的能力。該項指標排行中，中國恒大（3333.HK）、萬科A、綠地集團（600606.SH）、碧桂園以及保利地產（600048.SH）等排名靠前。
上述五項指標對企業的未來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正常情況下我們對五項指標進行綜合加權，分別賦予20%的權重，以計算綜合實力評分。
但在行業轉折期，財務安全是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尤其是當地產行業的未來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時，動態財務安全性成為企業的持續生存和并購整合的能力基礎。為此，當企業的動態財務安全性評分低于5分時，該項指標的權重將被提高到40%，其他四項指標的權重則相應降低至15%。
2017年地產上市公司50強排行榜顯示，萬科A、碧桂園、華夏幸福、中國海外、保利地產、金地集團、旭輝控股、龍湖地產（0960.HK）、招商蛇口（001979.SZ）、新城發展排名前十。
與上年度50強榜單相比，萬科A由第三重返榜首，碧桂園也由第六位躋身前三，中國海外則跌出前三，金地集團、旭輝控股、新城發展則取代了萬達商業（3699.HK）、融創中國（1918.HK）、華潤置地（1109.HK）進入前十。
TOP 20：未來并購整合者
除了十強之外，進入TOP20的還有華潤置地（1109.HK）、仁恒置地、濱江集團、榮盛發展、龍光地產（3380.HK）、禹洲地產（1628.HK）、華僑城A、時代地產（1233.HK）、中駿置業（1966.HK）、中國金茂（0817.HK）。
與其他地產上市公司相比，TOP 20公司擁有更高的投資回報和更低的融資成本，為行業的并購整合奠定了效率基礎。
2016年，TOP20公司平均的營業利潤率達到17.5%，較地產上市公司總體的平均水平（12.1%）高出5.4個百分點，較中位數水平（13.7%）高出3.9個百分點;2016年，TOP20公司平均的存量資產周轉率（年化）達到0.62倍，較地產上市公司的總平均水平（0.41倍）高出51%。
結果，TOP20公司2016年中期平均的投入資本回報率（年化）為12.8%，較地產上市公司的總平均水平（8.5%）高出4.3個百分點，而平均的可持續內生增長率為16.5%，是地產上市公司總平均水平（6.5%）的2.5倍;與之相對，TOP20公司2016年平均的債務融資成本為6.5%，較地產上市公司的總平均水平（7.6%）低1.1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相較于地產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TOP20公司具有更低的負債率和更小的資金缺口。
截至2016年12月31日，TOP20公司平均的凈負債率為60%，較地產上市公司的總平均水平（97%）低了37個百分點;此外，TOP20公司平均有24%的短期資金富余，但上市公司總體平均只有10%的短期資金富余;TOP20公司平均的中期資金缺口約相當于總資產的4.0%，而上市公司總體平均的中期資金缺口高達17.5%。
結果，TOP20公司在不擴張情況下平均的最低續借率要求僅為16%，而上市公司總體平均的最低續借率要求為50%;相應的，TOP20公司平均的利息支出與同期銷售額之比僅為4.2%，而上市公司總體平均的利息支出占比則達到11.4%。
顯然，排名靠前的地產企業，不僅效率表現優于平均水平，其財務安全性也要顯著優于行業平均水平，這就為行業內的并購整合奠定了金融基礎。
下 排名啟示
當地產企業的“擴表”遭遇金融機構的“縮表”時，繁榮的背后是一個危險的“陷阱”――在金融機構“縮表”背景下，行業低谷中將有80%以上的企業面臨再融資風險。
地產企業“擴表”遭遇金融機構“縮表”
在貨幣政策的刺激下，2015年以來，一線城市的房價漲幅已經超越了降息釋放的剛需購買力空間，北上深的剛需購買壓力較大，一線城市房價平均較剛需可承受力高出28%。二線城市則冷熱不均，華東和華中的部分城市價格漲幅較大，部分城市的溢價已達到30%以上，而西部和東北部城市則復蘇乏力，平均來看，多數二線城市的當前房價仍在剛需可承受范圍內，但隨著房貸利率的回升和貸款額度的降低，實際購房壓力增大。
除了降息釋放的剛需購買力空間，寬松的貨幣政策還通過對投資性需求的刺激推動了本輪地產市場的復蘇。
2016年，全社會新增房地產貸款5.67萬億元，同比增長58%，其中大部分是個人購房貸款;在存量貸款余額中，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占比從2014年年底的14.1%上升到2016年年底的18.0%。
但是，2016年四季度以來，貨幣供應開始收縮，截至2017年4月底，貨幣供應M1的同比增速已從2016年高峰時的25.4%回落到18.5%，新增社會融資總額的同比增速則從2016年全年的15.6%回落到2017年4月的5.4%，1-4月累計新增房地產貸款的同比增速從2016年全年的57.9%回落到13.3%，而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的同比增速也從2016年全年的86.2%下降到24.6%，在新增貸款中的占比則從2016年年底的44.9%下降到2017年4月的35.8%，尤其是二套房貸款的比例被大幅壓縮。
在這樣的背景下，地產市場的銷售增速開始放緩，2017年前四個月的銷售增速已從2016年全年的36.2%下降到16.1%。未來，預期貨幣供應將進一步收緊，在金融機構的縮表過程中，投資性需求的杠桿化空間被壓縮，地產市場面臨更大的壓力。
2016年，美國開始“縮表”以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在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下，中國央行也面臨被動“縮表”的壓力。摩根士丹利預計，受美聯儲“縮表”的影響，2017-2018年，中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每月將收縮850億元。
與央行的溫和“縮表”相比，中國式“縮表”更主要體現為金融機構的“影子縮表”和金融產品的“杠桿縮表”。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估算，2016年上半年，中國“影子銀行”的規模約為58萬億元，主要來自銀行理財產品和信托、基金子公司、證券公司的通道業務嵌套的杠桿。
2017年以來，為防范金融系統的表外風險，“一行三會”協同發起一場監管風暴，各種政策層出不窮。
金融機構“縮表”下，流動性再次趨緊，資金成本開始上升――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以及銀行理財產品的加權平均收益率紛紛回升。隨著銀行資金成本的上升，企業的融資成本也開始回升。
2014年以來，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從7.20%一路降至2016年三季度的5.22%，但2017年一季度反彈至5.53%;信托產品的預期收益率自2017年3月起反彈至6.51%，部分產品的收益率重回10%以上，2017年4月，新成立的集合信托產品的預期收益率進一步回升至6.60%，其中，預期收益率在8%以上的產品增加到19個，占比從上月的0.49%提升至9%。
金融機構的“縮表”也沖擊了債券市場，不僅債券融資成本顯著上升了近兩個百分點，發行規模也出現大幅萎縮。
2017年一季度，企業債券的凈融資額為-148億元，債券在全社會新增融資總額中占比從2016年全年的16.8%下降到2017年一季度的-2.1%;而全社會新增融資總額的增長也大幅放緩，從2016年全年15.6%減緩到2017年一季度的5.4%;由于新增人民幣貸款也出現同比負增長，所以，信托貸款的占比從2016年全年的4.8%回升到10.6%。
鑒于信托貸款的融資成本普遍高于銀行J款和債券，所以，融資結構的改變將進一步推動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
“縮表”之下，地產行業整體增速放緩
2016年，在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2.5%，銷售金額同比增長34.8%，其中，商品住宅的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2.4%，銷售金額同比增長36.2%;但2017年1-4月，在緊縮的貨幣政策和不斷升級的限購、限貸政策影響下，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的同比增速減緩到15.7%，銷售金額的同比增速也減緩到20.1%，商品住宅的銷售面積同比增速更減慢到13.0%，銷售金額的同比增速減慢到16.1%。
2017年1-4月，一線城市整體的銷售面積同比減少了23.8%，銷售金額則同比下降了17.7%。其中，北京的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減少了22.0%，銷售金額同比下降了9.1%;上海的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減少了40.9%，銷售金額同比下降了32.5%;深圳的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減少了35.6%，銷售金額同比下降了37.2%。
與之相對，二線城市的銷售面積與上年基本持平，同比微增了1.4%，銷售金額則同比上升了10.6%，其中，太原、昆明、西安、青島、南寧的同比增幅在50%以上，而石家莊、蘇州、南京則出現20%以上的銷售降幅。
至于三四線城市，則在2017年出現補漲勢頭，1-4月，商品住宅的累計銷售面積同比增長了23.1%，銷售金額同比增長了35.8%，其中，北海、三亞均出現100%以上的銷售增幅。
結果，2016年，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額中一線城市的占比從2014年的14.9%上升到2015年的18.1%，2016年又降低到16.9%，2017年1-4月，在限購限貸政策作用下回落到13.9%;而二線城市在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額中的占比則從2014年的36.1%上升到2016年的37.1%，2017年1-4月回落到35.6%;相應的，三四線城市在全國銷售額中的占比從2014年的49.1%下降到2016年的46.0%，2017年1-4月反彈到50.8%。
雖然市場的銷售結構出現波動，但多數地產企業仍在持續加大對一二線城市配置的比例。截至2016年年底，全國性布局的地產上市公司，其存量土地儲備中，一線城市平均占到17.9%，二線城市占49.7%，三四線城市占32.4%，海外項目占0.4%;一二線城市的土地儲備合計占到土地儲備總面積的67.6%，占比較2015年年底又提升了4.2個百分點，而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儲備占比則下降了4.5個百分點。
總的來說，隨著貨幣政策的收緊和限購限貸政策的加碼，地產行業整體的銷售增速放緩，其中一線城市出現明顯的負增長，二線城市維持溫和增長，三四線城市出現補漲，但市場普遍認為三四線城市的大幅上漲難以持續。
高成本土地削弱企業低谷抗沖擊能力
慶幸的是，銷售的復蘇使得地產行業整體的庫存壓力得以釋放。此前，全國商品住宅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已從2009年年底的2.91倍上升到2014年年底的4.90倍，但2015年年底降低到4.55倍，到2016年年底，全國商品住宅的累計施工面積達到52.13億平米，較上年同期微增1.9%，而2016的銷售面積為13.75億平米，同比增長22.4%，年底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降低到3.79倍，從而恢復到過去10年的平均存貨水平。
而40城市商品住宅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也從2014年年底的5.21倍降至2015年年底的4.71倍，到2016年年底進一步降低到3.90倍;但其中，呼和浩特、太原、三亞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仍在7倍以上，廈門、北海、北京、西安、銀川、大連、長春、昆明、海口的存貨比例則在5倍以上;與之相對，天津、合肥、武漢、長沙的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則不到3倍。
總體上，一線城市累計的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已從2014年年底的5.40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52倍，2016年年底進一步降低到4.06倍;而二線城市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則是從2014年底的5.09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68倍，2016年年底進一步降低到3.84倍;三四線城市的累計施工面積與銷售面積之比從2014年底的4.76倍降低到2015年年底的4.49倍，2016年年底進一步降低到3.74倍;整體的住宅庫存有所緩解，但部分二三線城市的去庫存壓力仍較大。
在去庫存的同時，地產行業的投資也開始復蘇，全國房地產投資總額的同比增長率從2015年的1.0%回升到2016年的6.9%，2017年1-4月的累計同比增速進一步上升到9.3%，其中，住宅市場的投資增速更是從2015年的0.4%回升到2017年1-4月的10.6%;全國商品房新開工面積的同比增速則從2015年的-14.0%恢復到2016年的8.1%，2017年1-4月進一步提升到11.1%，其中，商品住宅的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速更是達到17.5%。
而土地購置面積的同比增速也終于在2017年1-4月實現正增長，同比增速達到8.1%，土地成交價款的同比增速更是從2015年的-23.94%恢復到2016年的19.8%，2017年1-4月達到34.2%;40城市土地成交價款的增速更高，2016年全年的同比增速達到28.6%，2017年1-4月的同比增速進一步提升到39.3%。
結果，新增項目的單位土地成本平均已經占到同期銷售均價的50%左右，而即使以2016年的銷售速度計算，地產企業的土地儲備量平均也已相當于6-7年的銷售量。這意味著，一旦銷售減緩，庫存壓力將重新上升，而去庫存的同時，新增的高成本土地項目削弱了企業未來的低谷抗沖擊能力。
此外，貨幣政策刺激了銷售復蘇，但地產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卻日益升級，而銷售的復蘇可能讓這些被掩藏的結構性問題進一步激化。
結構問題之一：商業地產施工面積10倍于年銷售面積
復蘇的不僅是住宅市場，2016年，全國辦公物業的銷售面積達到3826萬平米，同比大增了31.4%，銷售金額達到5484億元，同比增長了45.8%;2016年，零售物業的銷售面積達到1.08萬億平米，同比增長了16.9%，銷售金額達到1.06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9.6%。2017年1-4月，在住宅市場的限購限貸政策下，投資性需求進一步轉向商業物業市場，推動辦公物業和零售物業的銷售繼續維持高增長，1-4月辦公物業的銷售金額同比增長了50.4%，零售物業的銷售金額同比增長了41.4%，但隨著各地對商住物業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的落地，預期商業物業的銷售也將被抑制;而“縮表”下，投資性需求的整體萎縮將對商業物業產生更大沖擊。
另一方面，雖然銷售在增L，但庫存壓力依然高企。2016年，全國辦公物業的施工面積同比又增長了6.01%達到3.5億平米，相當于同期銷售面積的9.16倍，而零售物業的施工面積同比也增長了4.46%達到10.46億平米，相當于同期銷售面積的9.67倍。雖然庫存比例較2015年年底有所降低，但近10年的存貨仍然預示著巨大的銷售壓力和招租壓力。
在存貨壓力下，2016年，商業地產市場的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速首次低于住宅市場，2016年全國辦公物業的新開工面積同比減少了2.3%，零售物業的新開工面積同比減少了0.9%，均低于同期住宅市場8.7%的新開工面積同比增速;但2016年全年仍有6415萬平米的辦公物業和2.23億平米的零售物業開工，2017年1-4月又新開工了1709萬平米的辦公物業和5673萬平米的零售物業。
全國在建商品房中，商業地產（含辦公物業和零售物業）的面積占比從2008年的13.9%上升到2016年年底的18.4%，而投資額占比則從2008年的14.1%上升到2016年的21.8%。
部分城市的存貨壓力更大，除北上廣外，成都、鄭州、南寧2016年新開工的辦公物業面積都在200萬平米以上，而?？?、南寧、昆明、長沙、沈陽等城市2016年新開工面積的同比增幅在100%以上;在零售物業方面，重慶2016年一年的新開工面積就達到900萬平米，成都和鄭州的新開工面積也都在500萬平米以上，西安、長沙也超過了300萬平米，而濟南、?？凇⑷齺喌瘸鞘辛闶畚飿I新開工面積的同比增幅都在100%以上。
存量方面，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在建辦公物業面積為2447萬平米，上海2181萬平米，杭州1467萬平米，廣州1076萬平米;二線城市中，成都、重慶的在建辦公樓面積也超過了1000萬平米，而銀川、沈陽、天津、海口等城市的在建辦公樓面積則超過了這些城市年銷售面積的20倍，未來，一旦銷售有所下滑，這些城市的寫字樓市場將面臨更大的銷售壓力。
零售物業方面，截至2016年12月底，北京的在建商業營業用房面積達到1355萬平米，上海1991萬平米，杭州1424萬平米，廣州1226萬平米;二線城市中，重慶、成都、西安、蘇州、合肥、鄭州、昆明、長沙、沈陽、武漢、天津、青島、長春等城市的在建商業營業用房面積均在1000萬平米以上，其中，重慶在建的商業營業用房面積高達4194萬平米，成都也超過2500萬平米，而太原、深圳、西安、大連、沈陽、濟南、?？诘瘸鞘性诮ㄉ虡I營業用房面積也都超過了年銷售面積的20倍以上，未來這些城市銷售和招商的壓力都將大幅上升。
結構問題之二：土地成本升高擠壓利潤空間
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2016年，105城市居住用地的地價同比上升了7.9%，商業用地的地價同比上升3.1%，工業用地的地價同比上升2.9%;2017年一季度，居住用地的地價同比又上升了2.1%，2016年以來的累計漲幅達到10.1%。
其中，一線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累計上漲了23.5%，達到22624元/平米，二線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累計上漲了9.2%，達到5802元/平米，三線城市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累計上漲了6.6%，達到2552元/平米。
具體到各城市，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北京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同比上升19.8%，達到61072元/平米，2016年以來累計上漲了25.3%;上海居住用地的平均地價同比上升24.7%、達到47701元/平米，2016年以來累計上漲了33.4%;深圳同比上升8.7%、達到47798元/平米，2016年以來累計上漲了13.1%;廣州同比上升38.7%、達到40545元/平米，2016年以來累計上漲了43.8%。
而二線城市平均的地價漲幅要顯著低于一線城市，平均只有9.2%，但其中，蘇州、廈門、南京、太原、合肥、濟南等城市的同比地價漲幅都在20%以上，廈門的平均地價更是達到29407元/平米，直追一線城市;與之相對，哈爾濱、昆明、西寧、長春、銀川等城市的平均地價漲幅不到3%;三線城市方面，平均的地價漲幅更小，為6.6%。
在此背景下，地產上市公司2016年新增土地儲備的平均單位成本則達到7900元/平米（中位數為6850元/平米），新增土地儲備的單位成本平均相當于當期銷售均價的54%（中位數為44%）;其中，銷售額在百億元以上的地產上市公司，2016年新增土地儲備的平均單位成本約為8200元/平米，新增土地儲備的單位成本平均相當于當期銷售均價的55%;而2016年地產上市公司的新增購地支出平均也已相當于同期合同銷售金額的55%，這不僅占壓了企業的大量資金，還導致行業整體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未來，一旦房價停止上漲，甚至掉頭向下，許多企業將面臨虧損壓力。
結構問題之三：低谷中八成地產上市公司面臨再融資風險
土地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商業地產的過量供給還導致了地產行業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投資回收周期的延長。
2016年，銷售的復蘇也讓地產上市公司投資回收周期的中位數縮短到27個月，但低谷中仍將延長到54個月，而全國地產企業當前的投資回收周期平均達到39個月，低谷中將超過5年。
與之相對，地產企業平均的債務資金期限仍維持在2年左右――截至2016年年末，地產上市公司平均有20%的資金來自預收款，23.5%來自各項應付款，10%來自短期借款，15%來自長期借款，9%來自長期債券，1.5%來自永續資本證券，22%來自權益資本。
雖然，債券的占比有所提升，但由于大部分境內債券都附有存續期內的投資人回售條款，所以這些債券真實的期限平均只有2-3年;而永續資本證券由于票面利率較高，且隨著持有期的延長票面利率還面臨大幅上升的壓力，所以，真實的存續期一般也不超過3年。
結果，剔除預收款后，上述債務的平均期限約為24月，并在2018-2019年面臨境內債券的集中到期或回售壓力，僅上市地產公司層面，2018年就有近4000億元的債券到期或可回售，2019年又有總額3500多億元的債券面臨到期或回售壓力。
由于債務期限普遍短于當前的投資回收周期，更短于低谷中的投資回收周期，這就意味著，當債務到期時，項目資金還沒能回籠，從而使地產企業面臨再融資缺口。
根據我們的測算，即使在2016年的周轉速度下，也有48%的地產上市公司面臨短債長投的期限缺口問題，26%的企業面臨1年以上的資金缺口;而在低谷中，面臨期限缺口的企業比例將上升到84%，其中71%的企業將面臨1年以上的資金缺口，51%的企業將面臨兩年以上的資金缺口，再融資壓力仍很大。
截至2016年年底，127家地產上市公司（A+H）平均的現金持有比例（算術平均）為16.2%，高于2015年年底13.7%的現金持有比例，更高于2014年年底12%的現金持有比例;但127家公司平均的凈負債率（算術平均）已從2013年年底的85%上升到2015年年底的98%，2016年末只是略降低到97%;凈負債率的中位數則從2013年年底的65%上升到2015年年底的75%，2016年年底略降低至74%。因此，雖然地產企業手中的現金有所增長，但負債率卻并沒有降低。
負債結構方面，短期借款在總帶息負債中的占比從2014年年底的35%降到2016年年底的28%，結果，127家地產上市公司未來1年平均有相當于總資產10%的短期資金富余。但由于多數債務仍將在未來2-3年內到期，所以企業的中期資金缺口（未來2-3年的資金缺口）仍占到總資產的17.5%。
其中，有21家公司面臨相當于總資產10%以上的短期資金缺口;有60家公司面臨相當于總資產20%以上的中期資金缺口，占比47%;還有35家公司面臨相當于總資產30%以上的中期資金缺口，占比28%。
上述資金缺口意味著地產企業在不擴張的情況下，現有債務也必須通過再融資才能維持資金鏈平衡，平均的再融資比例至少要達到50%以上才能維持現金流平衡。長期資金匱乏、期限結構錯配已成為制約地產行業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第三個重要因素。
部分企業信用風險暴露和信用成本上升加速
地產行業最重要的幾項成本，土地成本、稅收成本和融資成本，土地成本的占比持續上升，融資成本雖然在2015年、2016年有所降低，但在貨幣政策收緊、金融機構“縮表”的背景下，已開始反彈;而地產企業的“擴表”與金融機構的“縮表”更加速了部分企業信用風險的暴露。
2017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到15795億元，較2016年年底又增加了67億元，雖然不良貸款率維持在1.74%的水平，但表外業務風險正在積聚，銀行理財產品的糾紛日漸增多，而頻繁爆發的債券違約事件也增加了銀行理財的潛在風險。
債券違約方面，2014年只有6只債券違約，2015年23只，2016年上升到79只、涉及34家企業，違約總規模達到403億元，2016年還發生了首單資產支持證券的違約事件;2017年1-4月又有12只債券違約，預期隨著2017-2018年債券的集中到期，信用風險的暴露概率將進一步增大――2017年共有12223只債券到期，到期規模超過10萬億元，1%的違約概率就意味著千億元違約規模。
而在信托市場上，2016年共發生了14起兌付危機，其中，湖州港城置業、北京星城置業等多起違約事件都涉及到不動產的信托糾紛。
隨著信用風險的暴露，信用利差也在擴大。在同業拆借市場上，1年期AA-債券與AAA+債券的信用利差雖然從2016年年初的2.30個百分點縮小到2016年11月時最低0.70個百分點，但到2017年5月底又擴大到1.29個百分點，AA-債券的到期收益率也從2016年11月時最低的3.65%反彈至2017年5月底的5.71%。
3年期債券的信用利差更大，3年期AA-債券與AAA+債券的信用利差從2016年年初的2.65個百分點縮小到11月時最低1.68個百分點，但到2017年5月底又擴大到1.84個百分點，而AA-債券的到期收益率也從2016年11月時最低的4.66%反彈至2017年5月底的6.58%。
未來，如果信用風險進一步暴露，信用利差可能進一步擴大，地產企業的信用成本也將隨之上升。
無杠桿化利潤率的降低和權益占比的降低削弱了潛在的低谷抗沖擊能力
2016年的銷售復蘇，使地產企業的利潤率和周轉率都出現短暫回升。
其中，地產上市公司毛利潤率維持在21.0%左右，但由于費用率，尤其是財務費用的顯著降低，使上市公司營業利潤率的中位數從2015年的12.9%上升到13.7%，平均的營業利潤率則從2015年的9.2%上升到12.1%。
但在土地成本和信用成本的雙重壓力下，地產企業的利潤率整體呈下降趨勢，上市地產公司營業利潤率的中位數已經從2010年的23.5%降至2016年的13.7%，平均的營業利潤率則從2010年的24.5%下降到2016年的12.1%。而銷售額百億元以上的地產上市公司的平均營業利潤率則從2015年的14.2%下降到13.1%，相較于2012年平均24%的營業利潤率已經降低了11個百分點。
如果再加回資本化利息支出部分，則上市地產公司無杠桿化營業利潤率的中位數將從2015年的22.3%進一步降低到2016年的18.5%，平均的無杠桿化營業利潤率也從2015年的19.8%下降到17.9%;這意味著未來如果融資成本上升，杠桿化的營業利潤率將進一步降低，即，除非售價持續上升，否則新增項目的高成本土地將削弱企業潛在的低谷抗沖擊能力。
周轉率方面，2016年的銷售增長使周轉速度得到明顯提升，地產上市公司存量資產周轉率的中位數從2015年的0.29倍提高到0.37倍，平均值也從2015年的0.31倍提高到0.41倍，銷售額百億元以上的地產上市公司存量資產周轉率的平均值則從0.41倍提高到0.53倍。
但逐步升高的地價侵蝕的不僅是利潤率，還使地產企業的前期投資壓力增大，潛在的投資回收周期延長、周轉速度減緩，尤其是當房價滯漲甚至出現下跌的情況下，土地成本在銷售均價中的占比過高，企業將被迫推遲開盤，使投資回收周期進一步拉長。
此外，投資物業占比的上升也減慢了地產行業的資金周轉速度，當前上市地產公司投資物業的總值已達到1萬多億元，再加上2000多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物業及固定資產總值已相當于上市地產公司資產總額的12%（剔除萬達商業）。
結果，地產上市公司存量資產周轉率的中位數從2009年的0.44倍降至2015年的0.28倍，雖然在2016年恢復到0.37倍，但我們預期這只是一個暫時現象，未來的市場低谷中行業平均的存量資產周轉率可能降低至0.18倍，較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0.26倍）還低;而銷售額在百億元以上的地產上市公司平均的存量資產周轉率雖然也在2016年暫時恢復到0.53倍，但預期低谷中仍將降低至0.29倍，行業整體不改周轉速度的下降趨勢。
半數以上地產公司投資回報率不敵債務融資成本
2016年行業平均的利潤率和周轉率有所恢復，相應的市場平均的投資回報率也有所上升，上市地產公司2015年平均的投入資本回報率（ROIC）已降至8.3%，2016年（年化）略升高至8.5%;在財務杠桿的放大作用下，期末攤薄的凈資產回報率（ROE）則從2015年的6.4%上升到8.9%，但較幾年前14%以上的ROE已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雖然地產上市公司平均的綜合債務融資成本已從2015年全年的9.1%降低到2016年的7.8%，但上市地產公司中仍有43%的企業2016年的投入資本回報率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從而使股東回報低于了債權人回報。
2017年，隨著銷售增速的減緩，地產企業的周轉率和利潤率將再度面臨下降的壓力，而融資成本的上升將使更多地產企業面臨投資回報不足以覆蓋債務融資成本的問題――預期行業低谷中，半數以上的地產企業其投資回報率都不足以覆蓋債務融資成本。
結論：地產企業的“繁榮陷阱”
2016年，在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全國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同比增長了22.5%，銷售金額同比增長了34.8%;但繁榮的背后，除了“餡餅”，還有“陷阱”，在銷售增長的刺激下，地產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增長了33%，帶息負債增長了32%，權益資本卻只增長了17%，擴表的背后主要是負債的推動。相應的，雖然2016年的銷量有所增長，但地產上市公司的土地儲備總量仍相當于6-7年的銷售量。
地產企業的“擴表”也拉動了地價的上漲，新增項目的單位土地成本平均占到同期銷售均價的50%左右，結果，雖然一線城市的銷售均價平均上漲了27.3%，二線城市的銷售均價平均也上漲了13.4%，且地產上市公司平均的綜合債務融資成本（含匯兌損益）從上年的9.1%下降到7.8%;但上市地產公司平均的毛利潤率（扣稅后）仍維持在21%左右，無杠桿化核心利潤率的中位數還從上年的22.3%下降到18.5%，只是由于融資成本和費用率的降低才使得營業利潤率從上年的12.9%上升到13.7%。
但是，M入2017年以后，整個金融行業開始大規?！翱s表”，融資成本重新上升，銷售速度則有所放緩，這意味著，預收款的占比將有所下降，而此前擴張的資產負債表將主要依靠債務來支撐，凈資產占比持續降低;而在地價上漲、無杠桿化核心利潤率下降、信用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利息支出的增加將進一步侵蝕利潤空間。
結果，經歷了2016年的繁榮后，整個地產行業的低谷抗沖擊力非但沒有上升，還進一步被削弱，上市公司平均能夠承受的最大降價幅度從2015年的24.7%下降到2016年底的21.7%。此外，2015-2016年發行的大量境內債券，將在2018-2019年面臨集中到期或回售的壓力，在金融機構“縮表”背景下，行業低谷中將有80%以上的企業面臨再融資風險。
新增債券投資范文4
【關鍵詞】社會融資總量 影子銀行 信貸規模
十年間，我國經濟總量增長3倍，貨幣投放增長4倍，金融系統存貸款余額均增長4.5倍，企業和居民存貸款狀況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有了長足進展。債市、信托以及影子銀行的興起正逐漸替代對金融機構的信貸需求，并成為實體經濟主要的助推器和穩定器。在新的機遇與挑戰面前，研究我國近十年來信貸結構、社會融資規模等金融統計數據，將對2013年社會融資層面狀況起到前瞻性的預測。
一、企業短期貸款穩步上升，居民及中長期貸款逐年下降
數據顯示：2002年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18000億元，至2009年上升至95900億元，增幅約為432.78%。之后迅速下降至2011年3月份的22400億元，降幅約為-328.13%。從結構上來看，短期貸款及票據融資從2002年7752億，增長至2012年末50901億，增幅約為556.62%；中長期貸款從2002年5548億增長至2012年28700億，增幅約417.30%，增速明顯慢于短期貸款。從以上數據分析：企業、居民以及金融機構對長期風險趨于謹慎，短期貸款需求繼續保持高位。從貸款主體來看：居民類貸款從2004年5925億增長至2012年25200億，增幅約為325.32%；非金融類公司及其他部門新增貸款從2004年16700億增長至2012年56600億，增幅約為238.92%。
十年間，新增貸款有如下特點：從期限來看，自2002年到2012年，短期貸款一直處于上升通道，顯示短期貸款需求比較穩定。自2009年次債危機爆發導致流動性緊縮使短期貸款急劇下滑之后，2010年又需要迅速重回上升通道。但中長期貸款自2010年后，占比新增貸款總額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至近期下降至18%，企業中長期貸款額繼續負增長且降幅有擴大趨勢。整體來看，銀監會在2012年8 月要求同業代付于年底前入表和年末短期周轉資金需求旺盛會促使短期貸款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增長；但中長期貸款規模負增長則反應了未來央行貨幣政策可能收緊。從結構來看，09年后，居民貸款持續萎縮，但企業貸款反彈明顯。從企業貸款分項數據來看業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銀行大幅壓縮票據貼以保證一般性貸款的需求；第二，信托貸款、債券融資等新興渠道對銀行貸款的替代效應愈加明顯，在當前基建、國企等傳統中長期貸款大戶的融資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直接融資將分流很大一部分需求；第三，房地產和融資平臺的中長期貸款需求由影子銀行替代。
從近期來看，2012年新增存款超越市場一致預期，但并未帶來貸款增長超預期。新增貸款疲弱條件下存款卻能大幅躍升表明在“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等因素的持續影響下，銀行存貸款相互派生的功能正在不斷弱化。另外，公中長期貸款增長率證明，工業企業投資需求仍在低位，但亦有復蘇的苗頭，與11 月小幅下滑的逐漸復蘇的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也與之對應。同時，居民貸款方面，由于在降息周期、經濟下行及信貸額度受限，居民經營性貸款出現收縮。銀行對居民長期住房按揭貸款發放速度亦有下降，顯示監管部門加大信貸控制.同時，居民戶和對公短期貸款合計占新增貸款比重達84.7%，且兩者均出現較大幅度的環比正增長（分別為48.6%和136.2%），顯示出當前中小企業信貸需求依然旺盛。
今年，金融脫媒化快速推進。今年以來信托貸款規模快速增長，但需防范其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平臺等高風險領域帶來的潛在償付風險。預計明年信貸穩中趨降，增幅預計在10%-12%左右。
二、居民企業存款穩步上升，財政存款投放力度持續趨弱
數據顯示，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存款累計從2002年22535億增長至2012年108100億，增幅約為379.70%；從結構上來看，居民新增人民幣存款從2004年15900億增長至2012年57100億，增幅約為259.12%；非金融類機構新增存款從2002年16300億增長至2012年80800億，增幅約為395.71%，財政存款從2002年2490億增長至2012年2578.75億，增幅明顯呈季節性變化，顯示財政存款窗體底端集中資金，統一調度、窗體底端計劃撥付、轉賬結付的特點。
十年間，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存款呈如下態勢：自2002年以來，居民存款穩步上升，企業存款快速增加，企業存款快于居民存款，顯示企業利潤快速增長并未明顯居民收入分配增長，很大一部分資金作為留存利潤或資本形成沉淀支持企業再生產。至2008年，企業存款增量增速全面超過居民存款，并呈加速上升態勢。另一方面，財政存款增量呈現季節性，時點性特征：根據人民銀行規定，財政存款劃撥及繳存必須依照“窗體底端集中資金，統一調度、窗體底端計劃撥付；轉賬結付”的特點，在旬末或是月末，將統一上繳人民銀行財政存款專門賬戶，對各商業銀行財政存款結余統計造成一定影響。具體來說，季末年末央行財政存款賬戶余額減少造成實際貨幣投放，而繳存上繳時則對資金面造成一定壓力?？梢钥吹剑傮w來說，財政存款自2002年后一直比較平穩，但年內波動巨大。另外，2011年底至今，財政存款年均結余降幅明顯，預計2012年全年財政存款總體趨勢呈收縮狀態。這說明2012年財政資金投放力度將繼續偏弱。如將財政存款和居民存款結合起來看，居民存款2012年的增幅低于2011 年同期，如兩者同時作用將使貨幣增量下降。
從近期來看全年本外幣存款余額94.29萬億元，同比增長14.1%。12月份人民幣存款余額同比增長13.3%，分別比11月末和上年末低0.1個和0.2個百分點。全年新增人民幣存款10.81萬億元，同比多增1.17萬億元。往年季末理財產品到期轉為存款導致年末存款增速加快的現象有所減弱。另外，全年財政存款投放減少1974 億元，投放力度較弱。財政存款降幅較低也是M2較上月下滑的原因之一。預計明年存款增速將繼續保持在13.3%-13.5%左右。
三、融資渠道擴寬，社會融資總額進一步增加
數據顯示：社會融資總量累計從2002年34113億增長至2012年852048億，增幅約為2397.72%；從結構上來看，新增人民幣貸款從2002年27652億增長至2012年222374億，增幅約為704.19%；新增外幣貸款從2002年2285億增長至2012年18598億，增幅約為713.92%；委托貸款從2002年601億增長至2012年末的29036億，增幅約為4731.28%；新增信托貸款從2007年1702億增長至2012年末的25068億，增幅約為1372.86%，新增為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從2002年2010億增長至2012年26491億，增幅約為1217.96%；企業債融資從2002年499億增長至2012年50317億，增幅約為9983.57%；新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從2002年559億增長至2012年7055億，增幅約為1162.08%。
十年間，社會融資總量有如下特點：第一，新增人民幣貸款占比逐年萎縮，新增貸款額度受控制；社會資金需求旺盛，表外融資大幅增長。截止2012 年末，新增人民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票據、債券融資占新增社會融資比重分別為52.0%、8.1%、8.2%、6.7%、14.3%，同比變動分別為-6.2%、-2.0%、6.6%、-1.3%、3.6%。而新增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總量為27.9%，創2008 年以來單月新低，委托貸款（增2041 億元）、信托貸款（增2445 億元）、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增2574 億）合計增長7060 億，占比43%創年內新高。第二，由于同業代付入表，擠占了票據融資的額度，在同業代付監管和信貸額度控制下，外幣貸款和企業債券融資繼續維持高位。
造成以上特點的主要原因有：在人民貸款和委托貸款方面，因為其中包含了大量銀行中長期貸款的傳統需求大戶，如開發商和政府融資平臺，在銀行傳統信貸投放以及委托貸款等變通渠道受限愈加嚴格的背景下，以銀行和信托為核心的影子銀行體系解決了上述行業大量的融資需求，這在數據上體現為信托貸款突飛猛進，傳統人民幣貸款和委托貸款占比持續下降。在信托貸款方面，由于去年12 月末四部委聯合《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即463 號文），強調融資平臺公司因承擔公共租賃住房、公路等公益性項目建設舉借需要財政性資金償還的債務，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不得向非金融機構和個人借款，不得通過金融機構中的財務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保險公司等直接或間接融資。這實際上限制限制了“影子銀行”體系的融資功能，將融資平臺的融資需求趕入債券市場。預計2013年影子銀行融資規模將大幅減少。在債券融資方面，《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強化企業債券風險防范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2]3451 號文），對發債主體的資產負債率、信用等級、擔保行為、資金投向等方面都做了更強化的規定，保障債券融資規模的有序擴張。該通知為債券融資提出了指導性和規范性發展意見，對未來債市融資的發展有好處?？傮w來看，企業債、信托貸款、委托貸款表現強勁，金融脫媒化進程正在快速推進。盡管新增信貸仍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晴雨表之一，但隨著直接融資和非傳統信貸渠道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社會融資總規模對經濟形勢的指導意義將更為重要。對商業銀行而言，這意味著經濟增長去信化，銀行方可真正實現資本集約型增長，徹底擺脫頻頻出現的資本瓶頸；金融脫媒帶來中間業務機遇，降低對利差收入的依賴，進一步提升收入多元化水平。
新增債券投資范文5
3月9日，央行2017年2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截至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158.29萬億元，同比增長11.1%，增速比上月末降低0.2%，比2016年同期降低2.2%；狹義貨幣（M1）余額47.65萬億元，同比增長21.4%，增速比上月末提高6.9%，比2016年同期提高4.0%。2月，新增社會融資1.15萬億元，同比多增3166億元。
2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17萬億元，同比多增4391億元；人民幣存款增加2.31萬億元，同比多增1.46萬億元，新增存款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企業存款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的回升；銀行間人民幣市場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47%，比上月高0.11%；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為2.61%，比上月高0.13%。
總體來看，1-2月的合計貸款增量與2016年同期基本持平，體現了央行自2016年年底以來一直強調的穩健貨幣政策的基調。
截至2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0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增速比上月末高0.4%，比2016年同期低1.7%。2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154.38萬億元，同比增長11.4%，增速比上月末高1%，比2016年同期低1.9%。
2月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17萬億元，同比多增4391億元，基本符合市場預期。貸款同比多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春節因素的影響。此外，1-2月合計貸款增量與2016年同期基本持平，2016年1-2月，貸款合計增量同比增加30%，由此可見，2017年年初，央行貨幣政策仍保持穩健的基調。
從結構上看，中長期貸款占比回升，票據規模壓縮。其中，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加3804億元，按揭貸款增速逐漸放緩，表明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逐步顯現。對公貸款伴隨著經濟的回暖出現回升，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386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6018億元，票據融資減少2418億元。
新增按揭貸款回落
2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17萬億元，環比1月新增貸款大幅減少，扣減2月新增非銀機構貸款1327億元，新增一般性貸款1.04萬億元，對應同比增速為13%。2017年前兩個月，新增信貸合計3.2萬億元，與2016年同期持平，年初信貸增量依然保持強勁勢頭。
2月，對公信貸投放延續良好的增勢，短期貸款與中長期貸款分別同比多增加60億元和996億元。其中，對公中長期貸款前兩月合計新增2.1萬億元，高于2016年同期1.6萬億元的水平?？紤]到年初基建項目投放需求的持續，預計對公信貸的良好表現將至少會延續到一季度末。
值得關注的是，2月的表內票據負增長2418億元，這是表內票據規模連續4個月負增長。票據持續負增長，一方面，反映出央行對于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調控仍在持續，對保持2017年中性偏緊貨幣政策的態度十分堅決；另一方面，體現了銀行年初信貸需求的旺盛，使得銀行票據投放動力降低。
具體來看，居民端中長期貸款2月新增3386億元，較1月6000多億元的水平明顯回落，地產政策調控的影響開始顯現，預計后續月份按揭增量將維持在3000億-4000億元的區間，而2016年月均按揭貸款增量為4700億元。展望3月，預計新增信貸規模在1萬億-1.1萬億元左右，未來需密切關注由央行規模指導以及地方債置換加快所帶來的信貸投放的不確定性。
從新增貸款結構來看，按揭貸款受調控政策影響占比回落，導致居民存款增量也大幅回落。數據顯示，2月，住戶部門貸款增加3002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802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804億元。從企業貸款端來看，2月，企業貸款增加7314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386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6018億元，票據融資減少2418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加1327億元。
觀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結構，2016年保持高速增長的居民按揭中長期貸款的占比出現回落。從趨勢來看，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調控的趨嚴和購房需求的下降，按揭貸款的增長日益趨緩是大概率事件，與此相反，個人消費貸款增量有可能獲得提升。
另一方面，伴隨經濟增長的短期回暖，企業中長期貸款將逐漸走高，由于央行引導公開市場利率穩健上行，隨著債券利率的提升，部分企業的融資需求會由債券融資轉為貸款。而票據在貸款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將會受到持續的壓縮。
從新增存款結構來看，2月的住戶存款增加1013億元，環比大幅回落，預計與理財產品的替代有關；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6645億元，環比上升。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財政性存款增加1903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增加6864億元，它們成為2月存款大幅增加的主要貢獻因素。
社融將達階段高點
截至2月末，M2同比增長11.1%，增速比上月末降低0.2%，比2016年同期降低2.2%；M1同比增長21.4%，增速比上月末提高6.9%，比2016年同期提高4%。M1和M2剪刀差為10.3%，終結此前7個月持續收窄的局面。整體來看，2月，M2環比持續下降，預計由于受到去杠桿因素的影響。M1環比回升，預計與節后開工加大投資力度有關。
2月份，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為2.47%，比上月高0.11%；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為2.61%，比上月高0.13%。2017年以來，銀行間市場利率小幅上行，預計未來資金成本仍會保持緩慢趨升的態勢。
2月份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5萬億元，比2016年同期增加3166億元，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03萬億元，同比增加2212億元；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增加368億元，同比增加937億元；委托貸款增加1172億元，同比減少479億元；信托貸款增加1062億元，同比增加753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718億元，同比減少1987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凈減少1073億元，同比減少2458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570億元，同比減少240億元。
2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J款、信托貸款等表內外融資的增加。由于央行有意推動公開市場利率的上升，導致企業債券融資凈減少1073億元，同比多減2458億元。此外，由于央行近期加強了對銀行理財在MPA廣義信貸規模中的考核要求，限制了信貸通過信托、委托貸款等相關通道出表的增長，此舉使得2月銀行表外融資占比出現顯著回落。從趨勢上看，在MPA考核及去杠桿政策加強的背景下，社會融資預計將達到階段性的高點。
盡管2月新增社會融資1.15萬億元，但社會融資單月增量低于市場預期，只是由于2016年低基數的影響，使得同比增速較上月末提升0.2個百分點至12.9%。剔除春節因素的影響，2017年前兩個月合計新增社會融資4.9萬億元，較2016年同期增長近6000億元?？紤]到地方債2月發行量為145億元，2月的廣義社會融資增速為12.8%，較上月提升0.1個百分點。
由于監管的拖累，使得直接融資規模出現收縮，這是拖累2月社會融資增長的主要因素。數據顯示，債券融資受到發行利率高企以及房企發債受限的影響，2月負增長1073億元；而股票融資則在定增新規的影響下，2月新增570億元，這是2016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表外融資的增長則保持穩健，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新增2234億元，同比增加276億元。未貼現票據2月減少1718億元，這可能與春節假期企業經營活動減少有關。由于2017年的社會融資增速目標較2016年下行1個百分點至12%，預計全年社會融資將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進入下半年后，社會融資增速將大概率逐步回落。展望3月，受一季度MPA考核因素的影響，預計在3月中下旬以后，銀行對于時點規模的控制將延續到表外，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將穩定在1.3萬億-1.4萬億元之間。
2月，新增人民幣存款2.31萬億元，居民存款增加1013億元，企業存款增長6645億元，這表明春節后存款回流較為乏力。在此背景下，銀行不得不加大力度去主動吸收同業負債，當月非銀存款增加6675億元就是最好的證明，預計非銀存款的增加主要來自同業存單發行的增加，2月同業存單發行量近萬億元。2月，M2增速為11.1%，較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這與居民及企業端存款增長乏力有關；M1的增速環比上月提升6.9個百分點至21.4%，主要來自節后活期存款的回流，在春節因素消除后，后續M1的增速仍將回歸下行的趨勢。
新增債券投資范文6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焙?，央行2011年工作會議一反常態未明確全年新增信貸及M2增長目標，而是以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取代。現在這一指標如期公布（一季度4.19萬億元），引來業界的一片喝彩，被認為是央行監控的一大進步。
根據央行調查統計司的測算，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消費者價格指數的關系更加密切，與GDP也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其司長盛松成甚至稱，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
既然如此，就有點奇怪了。2011年的GDP\CPI目標在兩會上早已明確，既然能夠推算出來，何以央行對此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目標呢？這有點不符合常規，此前央行歷來都是喜歡定指標的。
全新指標
過去央行調控貨幣，主要指標是新增信貸和M2。幾乎在每年的央行工作會議上，都會對這兩項分別給出控制目標。而作為調控新指標，社會融資規模涵蓋的范圍要比新增信貸寬泛。
社會融資總量到底是一個什么概念？央行方面闡釋為：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央行當前執行的統計口徑包括：社會融資總量等于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各項之和。
在直接融資快速發展的趨勢下，貨幣調控更多關注與經濟增長及物價指數相關度更高的社會融資總量，而不是僅止于貨幣信貸量。
2010年信貸擴張迅猛，僅人民幣貸款就增長7.95萬億元，不過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供給更多體現在“社會融資總量”上。數據顯示，去年共有531家公司在A股市場融資10275.2億元，以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為主的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達到1.18萬億元，銀行信貸類理財產品發行規模也超過萬億元。
從結構看，今年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53.5%，而在2002年，這一比例高達92%。在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之時，央行貨幣調控適時引入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坦承地講這是一種進步。
統計缺陷
好事也并不是沒有瑕疵。像目前對社會融資總量的統計，并不完整。
眾所周知，社會融資渠道繁雜，現在央行把社會融資定義為從金融體系獲得資金，其實很不妥當。像國債、外商直接投資(FDI)、私募股權投資（PE），以及規模龐大的民間借貸，其實都是實體經濟融通資金的重要渠道，在社會融資中的作用不可小覷。
這些被“遺漏”的社會融資的量級到底有多大？看看下面的數據就清楚了：
創投及私募股權第三方機構清科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2010年共有82只可投資于中國大陸地區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完成募集，募集金額276.21億美元；當年中國共發生私募股權投資案例363起，交易總額103.81億美元。
而來自于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FDI（對外直接投資）為1057.40億美元，截至當年底，中國利用外資總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
至于民間借貸，那就更是一個龐大的數額了。央行早在2008年就開始了對民間借貸市場的調查，據其調查統計，到2010年3月末，民間借貸余額為2.4萬億元。
這些看得清摸得著的社會融資，卻沒能進入現行的統計口徑，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
調控難題
對央行而言，對社會融資總量的客觀可測是一大難題；而更大的難題，則是精確可控。這也是央行時時處處提“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卻偏偏給不出一個“合理”的尺度在哪兒的根本原因。
有人或許認為，這是第一次統計“社會融資總量”指標，沒有歷史參照，所以才會這樣。其實不然，央行按現有口徑追溯統計歷史數據，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事實上央行也做了此項工作。
央行報告里表述：初步統計顯示，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是否有歷史可比數據，已經一目了然。
很顯然，央行在調控社會融資總量目標上打迷蹤拳，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其行政能力還無法企及。拿現有口徑來講，央行能夠調控貨幣信貸規模，但對于債券融資規模以及股票融資規模它是無力控制的，因為這些屬于發改委、證監會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