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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1
論文關鍵詞 城鄉結合部 居民 法律意識
一 、引言
近年來，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眾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識，法制觀念初步形成。然而，公民法律意識仍然處在較低水平，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仍有相當差距，尤其是城鄉結合部地區的法制化建設還存在著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切實提高這部分居民法律意識對于推進我國法制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培養居民法治觀念和提高居民法律意識是建立法治社會的核心，是實現法治國家的關鍵，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途徑。
二、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的界定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城鄉結合部居民由農村農民和城市市民組成。關于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尚無權威的界定，筆者認為，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是指城鄉結合部居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現行法律和法律現象的心理體驗、價值評價等各種意識現象的總稱。農民是農村社會法治化的主導力量，農民法律意識是農村法治化進程重要的精神因素。由于深受傳統的法律文化的影響，以及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現狀的沖擊，農民的法律意識較之于城市居民法律意識偏低。尤其是處于城市規劃區域與鄉村交界的地方，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融合，社會治安混亂，法律意識較差等等，一般被認為管理難度大，所以切實提高這部分居民法律意識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具有顯著意義。
三、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現狀及問題
（一）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現狀
隨著城鎮化發展，城鄉結合部的特殊樣態也逐漸凸顯，農民的法律意識雖然不斷的提高，但是在面臨問題時候，“厭訟”思想還是明顯的表露出來了。一方面政府在努力推動普法使之被動接受，另一方面居民的自主學習意識較差，法律沒有成為他們心中的信仰，畏法，對法律有較大的心理距離；而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識略高，所以在這個融合地帶居民的法律意識沒有同步。以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區上蘭村為代表的城鄉結合部，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市和鄉村融合的部分，其中城市居民法律意識稍強，農村居民法律意識較弱。二者的融合使得這一主體的法律意識呈現出特殊性，可將其視為山西省城鄉結合部的一個縮影。此課題主要通過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方式完成，發放3000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860份，男性比例在56%，女性比例占到44%。
（二）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問題
調查走訪中非常容易發現農民與居民法律意識的差異，但是也有共性，比如這些居民不知道具體法律的調整范圍，不熟悉一般的訴訟程序，主觀上對法律的排斥，對法律產生了一定的懷疑和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識，具體列舉如下：
1.城鄉結合部居民的參政意識薄弱。選舉權作為我國公民一項基本權利，正當有效行使體現了國民參政意識強烈的程度。在接近3000份調查問卷中，“行使選舉權以前會去主動了解候選代表并作出獨立自主的判斷嗎”這一問題，積極了解候選代表，作出自己獨立判斷僅占到38%，而不會主動去了解，選擇會受別人影響竟然高達40%，其中又有小部分被調查者認為選誰的結果都一樣，了解也沒用，并且認為選舉權的積極行使不是很重要，這種消極的態勢體現了城鄉結合部居民的參政意識很弱，母法所保障的人權最直接體現——選舉權，在他們眼里沒有實質性的保障作用，因為在傳統思想的支配下，居民往往認為法律只是懲罰犯罪的一個工具，只要自己不去觸犯法律，就不會和法律有任何的交集，他們忽視了法律給予他們保障自己權利的功能。當問及上蘭村居民對于當地政府有無了解時候，50%受訪者表示不知情，他們茫然的表現更加凸顯他們對政府的不關注，這種不關注也是受到長期小農經濟影響的，農民自給自足，被動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現如今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倡導公民作為主力推動這種建設的發展，而居民對政治法律的不關注態度會極大阻礙進程的推進。
2.城鄉結合部居民的法律意識淡薄。調查發現，居民對法律的認知水平中等，行使法律權利與義務的水平偏低，“知”與“行”產生脫節。城鎮居民對于法律權利意識的模糊將影響自己合法權益的維護，導致遇到糾紛時未能及時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和化解矛盾。不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又如何維護這些權利呢，除消費者權利為百姓熟知，其余許多重要人身財產權利并不知曉，所以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他們想到的還是想著私了或是上訪尋解決。問卷調查涉及到各個年齡段，在自己權利受到侵害時有46%的人會首先想到運用法律解決；一部分人選擇私了或者自認倒霉；小部分會考慮通過社會輿論施加壓力，例如發微博廣而告之。問及原因，居民認為沒有私人關系法律不會公正解決，訴訟成本又比較昂貴，所以基本不會考慮訴訟。城鎮居民盡管對法律有一定的認識，但長期以來受到諸如“三綱五常”等傳統思想影響，在生活中真的出現了糾紛時，往往又不愿意去打官司，認為打官司是件很嚴重的事情還丟面子。而且現實中基層法律服務稀缺，訴訟資源的短缺致使維權成本昂貴，所以當遇到糾紛時候致使居民很少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我們常提要做個守法好公民，但是否忽略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守法前提是要知法，不知法，何守法。在淡漠的法律意識下，要求嚴格守法有些困難。我們與上蘭村派出所民警交談了解到本區治安狀況較好，偶爾會有違法情況的發生，可以看出鄉規民約對于百姓的約束力還是較強的，一個人行為的底線會受到他內心潛意識里良心的質問，但是法律在不知法的百姓眼里，反倒是一種高高在上嚴酷規則的形象，非常有距離感，所以在基層行為約束靠道德，小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居民對法律的恐懼，這是一種比較悲哀的情況，法兼具法理和清理，地位崇高自不待言，情理的一面彰顯了法律維護人民合法權益的可愛，但卻不為百姓熟知。
3.城鄉結合部地區領導隊伍法律信仰偏低。法律信任出現危機，基層居民對法律不感興趣，尤其是對執法、司法過程持懷疑態度。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農村社會中長期存在。執法、司法人員的腐敗現象，使得很多執法問題得不到解決，這嚴重損害了法律在農民心中的公正威嚴形象。農民對法律的最基本的信任都沒有，更罔論信仰③。目前法律在我國基層百姓心中的地位并不崇高，在居民眼中，政府要比法院更為方便快捷，習慣了依賴政府，卻不知道去監督和制約權力，人們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在調查走訪中，我們非常容易發現接受問卷調查的居民對法律興趣不濃，同時他們也直接地和我們聊起來他們眼中的法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農村社會中長期存在，所以對執法、司法過程持懷疑態度。司法腐敗現象猖獗，使得很多執法問題得不到解決，公正威嚴形象在這些居民心中只是個美麗的中國夢。當地領導法律素質偏低，許多干部連基本的法律常識都不知道，遇到問題也沒有運用法律解決的意識，以權壓民，此情況也是基層法制建設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提高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的對策
（一）加強城鄉結合部法治文化建設
法治文化的繁榮，居民的法律主體意識也會增強，而提高居民法律意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作為前提，所以提升文化教育具有關鍵意義。加強對農村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只有農民法律文化素質提高，促進良好的法律氛圍的形成，農民才能更好理解法律、主動利用法律、充分相信法律。而對于文化基礎稍好的城市居民我們要拓寬教育模式，嘗試開展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利用此次調研機會，我們聯系了太原市幾家書店開展義務捐書活動，為上蘭村捐贈1300多套法律書籍和百余份法制類報紙期刊，送達居民手中，讓他們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當初步具有了法律意識后，居民的法律主體意識也會增強，積極主動參加社會事務管理，充分行使自身法律權利，每位公民都以主人翁心態自居，那么這個社會氛圍會更加生氣活力。尖草坪區政府以上蘭村為基點，定期開展法律學習交流活動，培養居民法律學習熱情，有的居民被周邊人稱贊為“法律達人”，相信將這種活動接續開展，城鄉結合部法治文化的建設會上一個新臺階。
（二） 大力開展基層法律服務
如今基層非常缺少法律服務工作者，所以增加基層法律人員對于推動基層法治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逐步建立基層法律顧問制度，協助基層組織依法處理好本地區經濟、社會事務，幫助基層干部運用法律手段妥善處理好基層熱點、難點問題。定期組織基層法律工作者向廣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圍繞居民關心的問題，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導和法律服務。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在調解中結合法理與情理，使當事人感受到法律的溫情，建立覆蓋基層社會的民調工作網絡體系，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組織“送法下鄉”的活動，以講座、家訪等方式持續進行普法教育工作。從居民自身的角度出發，結合他們在生活中的實例來傳授法律知識，傳播法律價值觀，這樣的方法往往更能為百姓所接受，也會是百姓更加愿意主動去學習法律常識。我們應該嘗試多種普法教育模式，比如在城鄉結合部文藝匯演時穿插法制節目，或單獨組織法治表演專項演出，使居民樂在其中，近距離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在政府工作宣傳欄中單獨劃出一片區域用于法治宣傳教育，選取物權，債與合同，婚姻繼承等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法律，使之學習起來更加方便?，F今，城鄉地帶家庭網絡也逐漸普及了，多向百姓介紹普法網站，法制節目，充分利用網絡學習。
（三）加強基層領導法律素養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完滿落幕，開啟了“依法治國”的新征程，黨員干部是征程的帶領者，所以整頓基層執法隊伍，樹立法律權威，要求領導模范帶頭守法具有重要意義?，F實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信心來源于執法者的高效公正運作，人們的權益得到合法保障，才會對法律產生信賴。公正司法，嚴格執法是維護法律權威的根本所在。試想若政府都視法律為兒戲，法律在老百姓眼中還會有什么地位，又怎會以法律為信仰？因此，法律意識的培養，不能僅針對百姓，還應該大幅度提高基層執法人員法律素質。法律素養是指一個人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 ，包括法律知識，即知道法律相關的規定；法律意識，即對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識，遇事首先想到法律；法律信仰，即個人內心對于法律應當被全社會尊為至上行為規則的確信，這是對法律認識的最高級階段。定期開展針對基層領導干部的法律知識講座，督導黨員干部自主學習法律知識是培育他們法律素養的基礎，而后在工作中慢慢樹立法律意識，最終產生法律信仰。當基層的領導干部都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之時，相信基層法治文化一片繁榮不再是一紙空談。
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2
依法治理、法制宣傳方面，星甸鎮司法所開展“農民教育工程”活動，送法到農戶，帶動了農民自覺遵守法律，自覺履行應盡的義務。盤城鎮開展“黨的政策、法律、科普知識、文明民謠”四入戶活動，并成立專門隊伍，走村入戶進行宣傳教育，解決群眾亟待解決的問題。鎮黨委、政府將此項活動列入年終目標考核。永寧鎮開展“我與父母同學法”活動，由鎮司法所出卷，發給中小學生，利用暑假期間，由學生和家長共同完成。沿江鎮對弱勢群體宣傳法律，提供法律服務。永豐鄉舉辦機關干部、村干部、黨員培訓班，學習有關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法律法規。珠江、永寧、石橋等鎮開展“送法進教堂”活動，對教徒進行法律宣傳教育。
在安置幫教方面，頂山鎮設立“安置幫教基金”，對確有困難的“兩勞”釋放人員給予適當的幫助。泰山鎮同民政等有關部門聯系，為生活困難的“兩勞”釋放人員申辦最低生活保障。浦口街道推行“三個一點”，即政府撥一點、單位支持一點、家庭補貼一點，對有殘疾或生活無著落的“兩勞”釋放人員給予經濟救濟補償。橋林鎮為無房居住的“兩勞”釋放人員建房并聯系安置工作。沿江鎮同南鋼、揚子等企業聯系，為“兩勞”釋放人員設立過渡性安置基地。烏江鎮每年召開二次幫教對象座談會，五年來，該鎮沒有發生重新犯罪現象。
在基層調解方面，珠江、泰山兩鎮堅持每月一次調解主任例會，一次糾紛排查，共同討論疑難糾紛，對重大糾紛做到及時上報，及時調處，利用調解室采用模擬調解庭方式調解糾紛。盤城鎮以村、組干部組成“四員”即宣傳員、調解員、安全員、信息員，定期定時開展活動，維護本鎮的安全和穩定。浦口街道將轄區48個單位、9個社區的調解組織劃分為三個片，分片管理，定期召開片長會議，分析社情，討論調解案件。頂山鎮規定重大疑難糾紛必須在基層調委會調處，如有上交，年終考核將對調委會扣分。
司法所緊緊圍繞鄉、鎮、街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開展各項業務，尤其是在開展法制宣傳，促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排查調處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維護本地區社會穩定；幫教安置“兩勞”回歸人員，預防重新犯罪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半年共宣講法律47場次，受教育45985人次，直接調解糾紛86件，協助調委會調解糾紛68件，防止群體性上訪14件，502人。為基層政府提出司法建議11件，全部得到黨委政府的采納，安置“兩勞”釋放人數53人，安置率89%。司法所工作得到了鄉、鎮、街領導和群眾的肯定，得到了領導的重視和支持，辦公條件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橋林鎮陸鎮長用“四圍繞、四抓”，即圍繞目標抓措施落實；圍繞中心抓職能發揮；圍繞教育抓疏導防范；圍繞自身抓素質提高，對司法所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這也是其他鄉、鎮、街黨委、政府對司法所的評價。
通過調研、檢查，也發現司法所工作存在明顯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1、工作的主動性還不夠。目前農村正處在一個發展轉折時期，但法制宣傳教育、依法治理、安置幫教、基層調解、法律服務，特別是依法解決矛盾、化解糾紛的職能發揮都明顯不能適應形勢任務的要求，工作顯得被動應付。2、工作的深入還不夠。有的司法所工作只停留在表層上，沒有扎實深入下去，村（居）委會包括單位、學校的基礎工作沒有做好；有些糾紛調解、安置幫教、依法治理、法制宣傳臺帳不健全，明顯反映出工作不扎實、不深入，更談不上工作的創新。3、工作信息還不夠暢通。司法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很多特色和亮點，但沒有及時總結交流，使整體司法行政工作難以活躍，有聲有色。4、司法所長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司法所長負有帶領、發揮一個鄉、鎮、街范圍內的普法、治理、調解、“兩勞”、法律服務組織隊伍職能的職責，要更好地履行職責，必須進一步強化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專業技能。
隨著形勢的發展和任務的要求，充分發揮基層司法所的職能作用，應著力加強以下工作。首先，要進一步加強人民內部矛盾的調解、疏導，為社會穩定發揮更大的作用。應該把依法調解作為解決矛盾的一個切入點，采取聯合調解、調解庭調解或者依托調解中心進行調解等多種調解方式。應及時排查發現的問題苗頭，預防矛盾發生特別是對重大惡性事件、群體性上訪事件要定期排查，依靠黨政組織超前預防，及時處理。必須全面了解掌握本地區民間糾紛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現狀及特點，把握矛盾的動態信息，分析矛盾產生的原因，預測發展趨勢，提出準確建議，及時開展治理，通過以上工作為黨委、政府排憂，為群眾解難，發揮好“第一道防線”的作用。版權所有
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3
龍灣區屬于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區，溫暖濕潤，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氣溫18．04℃，平均日照時數1793h，平均降水量1746mm，降水量空間分布差異較大，山區大于平原，最大值2030mm，最小值930mm，降水量年內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4～6月(梅雨期)和7～10月(臺汛期)，占全年總量的78%左右。該區防洪排澇安全基本得到保障，但排澇標準有待提高。農田灌溉灌排設施老化，農田水利設施數量多、維修養護不能全面貫徹到位，此外，由于市政建設和土地開發打亂了本地區的水利體系，導致一些地區灌溉灌不上水，大部分農田的灌排設施需要重新進行改造。
2龍灣農村水利未來的發展趨勢
1)加快水利信息自動化化建設。加快龍灣區水利建設，以節水型社會信息化建設項目作為支撐，提升水利管理水平。
2)合理配置龍灣灌區水資源。以水調整產業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用工業化的思維計劃農業發展，根據水資源條件和水資源所承受的能力確定不同地區各自的發展方向以及功能定位，構建節約型產業結構。從而進一步調整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加快促進發展節水型農業。
3)多管齊下，加大節水管理力度。各職能部門要做到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加大農業節水綜合技術的推廣應用，最大限度提高節水抗旱能力。大力推廣田間節水技術，堅持常規節水與高新節水兩者的相互結合，沿山灌區在抓好骨干工程更新改造的同時，改革原有的灌溉技術，加強井灌區的滴灌、噴灌等高新技術;合理利用生態資源，改善自然條件，保護生態環境。
4)強化領導，落實各級責任。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水利必須為現代化建設做好基礎工作和提供基礎保障，各級水管部門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多下功夫，認真貫徹水利管理工作的方針、政策，努力提高水利工程經營管理水平，把水利管理的重點真正轉移到管理上來，向管理要發展，向管理要效益。要進一步落實工作責任感，建立責任到人，分工明確的運行機制，為水利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開展，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
5)依法治水，確保水利事業健康發展。認真落實《水法》，加強重點水利工程設施的保護，要充分發揮各級水政監察等執法隊伍的作用，及時查處破壞水利工程設施的違法犯罪行為，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對侵害水利工程安全、盜竊和強搶水利工程設備器材的違法犯罪案件，特別對一些重點典型案件，全力偵破，并進行公開審理，堅決剎住破壞水利工程設施的行為。要嚴肅依法查處和整治侵占河道、破壞水資源環境、造成水土流失等不法行為，維護良好水利運行秩序。
3對龍灣農村水利未來發展的建議
1)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面對當前的形勢和任務，龍灣地區必須勇于改革、大膽創新，努力在機制和體制上實現新的突破。例如，在資金補助上實行差別化政策，在河道整治中實行“先做后補、多做多補、擇優獎勵”。
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4
關鍵詞：林區農民；法律意識；現狀及對策
一、調查背景及情況
林農作為我國農民中的重要群體，作為林區建設和發展的主體力量，作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線實施者，其法律意識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和諧林區的實現，從而影響到法治社會、生態社會及和諧社會的實現。本次調查，就是關注林農這一特殊主體的法律意識現狀問題，彌補林農法律意識現狀的數據上的空白，從而提出相應的措施和建議。
調查地點的選擇依據主要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程度，數據一方面能夠比較清楚的展現基層林區普法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應了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林農法律意識的變化情況，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調查問卷的設計上按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護法的邏輯過程展開，分為對法律的基本認識、涉林法律問題、法律實施及普法幾個板塊，從而了解林農對法的認識、理解以及對法的信任信仰和追求的程度。
二、林農法律意識現狀及特點
分析發現通過“四五”、“五五”普法，林農的法律意識有了較大提高；同時，“林改”在江西的深入推進，一方面讓林農得到了經濟上的實惠，另一方也在無形中為林農法律意識的增強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一)林農對現行法律知識及對法律的理性認識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認知情況呈現不平衡分布。
江西省林農對我國大部分現行法律的聽聞率都超過半數，尤其是林業專門法如森林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都達到了80％以上，這充分說明林農更關心也更了解林業法律知識。更讓我們欣喜的是林農能夠對于某一部門法的認識更加清晰和具體，不再是簡單地停留在“XX法”一個名詞的認識上了。比如：約79.9％的林農表示了解或基本明白“憲法”一詞的含義，還有村民表示“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的認識。林農的法律知識開始逐漸豐富和具體，為相關部門法在基層的有效運用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但同時，筆者也發現此次課題組對6村的調查中，男性受訪者為74.6％，女性為25.4％；入戶調查時，男性一般會主動接受調查和訪談，女性更多是回避的態度；同時，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調查對象的年齡主要集中在26-40這個年齡段，而且，林農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集中在初中(44.6％)及高中(22.3％)，這也說明，在法律知識掌握的分布上性別、年齡及文化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二)林農的維權意識明顯提高，但其法律意識中存在矛盾性。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豐富，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對個人權利開始給予前所未有的重視，通過調查我們發現這一權利意識的覺醒同樣發生在林農身上。對于“別人偷坎您的樹木，您會怎么辦?”的問題，僅有19人選擇“忍了，鄰里關系重要”，林農不再是息事寧人的態度，而是更多地選擇“找村干部”和“向公安機關報案”；對于自己購買的林木種子出了質量問題57.2％的林農能夠清楚的判斷可以“向供種單位所要賠償”，而不是單純的等待有關部門的幫助，林農的維權意識開始具有的主動性。
但同時，筆者發現無論是從數據的分析過程還是從與林農的座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們言語中和內心中的一種矛盾，能夠明顯體會到林農在對法律的態度上、信任程度上、價值判斷上內心理性與現實實踐的碰撞，往往是用對現實情況的迎合取代了其內心真正的判斷。
(三)林農對新法的學習有較強的積極性，但實際操作環節中存在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對于林農看重的林地來說，針對集體林權改革中的林權證，有74.3％的人知道林權證是林地權利的憑證，高達91.1％的林農認為林權證重要。其實這不僅說明林農開始注意維護自己的權利了，也能說明對于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新事物及其法律規定，林農也能逐漸學習、轉變以適應社會的新發展，新需要。
但在林木采伐的問題上，筆者發現67.2％的林農知道林木采伐要到林業站辦理采伐許可證，自己不能直接采伐；但對于林木采伐的管理部門林農仍然不能很清楚的區分，對于村干部、林業站和上級林業局有一定的混淆。
(四)普法方法的單一及基層文化建設落后對林農法律意識提高的制約。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林農了解法律知識的途徑主要是電視、報刊和廣播這種較為傳統的方式；僅有50人通過互聯網了解法律知識；同樣在基層的普法工作中，由80％以上是由村委會組織的，主要形式是：入戶宣講和印發資料。盡管被訪的六個村都開展了普法活動，但94.7％村民仍表示希望了解法律知識：也希望形式多樣的普法活動，如組織集體學習、文藝演出等。這一方面體現了林農希望通過各種形式了解法律知識的愿望另一方面也體現基層普法工作與農村社會法治實踐的“供需關系”并未建立起密切的聯系，普法方法也較容易流于形式的現實情況。另外，基層文化設施較為落后，基層普法工作者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形式創新捉襟見肘；基層普法工作重復、繁重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有時不同部門負責相同內容的普法工作，各部門難以展現術業有專攻的優勢。
三、
提高林農法律意識的建議與啟示
林農法律意識在“林改”這個大的環境下，在國家普法的推動下在很多方面尤其是關于林權、林地法律方面有很多的閃光點，但也有一些需要加強和改進的地方，從而進一步強化普法效果，發揮現代法律意識對于相關林業政策的促進作用。
(一)針對林農法律意識的空白和盲點，應健全法律內容，規范執法方式。法律要獲得林農的認可、接受和遵守，必須代表林農的利益和符合社會發展方向，因此，必須提高立法質量，切實保障林農的地位和合法權益，所有的農村法律制度都應直接或間接地確認和保護農民的權益。從執法角度來看，提高執法者的素質，完善執法監督機制，規范執法程序，杜絕徇私枉法、違法執法、濫用執法權等現象，通過正確的司法執法行為，引導林農樹立法律意識是當務之急。
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5
關鍵詞：農村土地 流轉 法律制度
完善科學合理的土地流轉法治機制
（一）完善承包土地產權界定的法律規定
依法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首先應該厘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產權歸屬。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完善的土地產權制度是關鍵，這意味著首先要在法律上明確土地所有權、清晰界定土地產權。其次，進一步發展土地經營制度創新，降低流轉的交易成本，促進產權的流動性。具體應該做好以下立法工作：
第一，完善土地產權制度法律體系。產權的完善離不開國家立法的規范。國家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為行為主體的競爭、合作博弈提供基本的框架規則。任何一項產權制度的界定、保護與實施都離不開政府的宏觀作為，因為這一切都要靠國家最終以法律的形式確認，才能得以有效實施和運轉。而鄉村集體代表國家掌握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有權對土地進行處分。這種所有權、處分權與占有權、經營權分離的產權已成為土地流轉的制度，也成為一些鄉村基層組織借地牟利，損害農民利益的政策依據。對此，要通過制定法律，明確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產權主體，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完整權能。《物權法》、《土地承包法》對此只作了原則規定，對此建議在今后的土地立法中應予以明確和詳細的規定。
第二，厘清土地產權權利義務關系，以法律和配套法規的形式明確界定土地產權的權利邊界。明確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與客體范圍，通過改革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土地生產經營的實體單位而逐步弱化其基層行政單位性質。明確界定土地產權利益各方的責、權、利。在明確界定土地產權權利體系及權利邊界的同時，以法規和條例的方式細化土地產權利益各方責、權、利的范圍，約束、規范土地產權利益各方的博弈行為，使各方的博弈行為趨向合理、經濟。建立多樣化的土地使用制度，探索新型經營模式。在明確界定土地產權和穩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要肯定我國目前土地使用制度的多樣化。
（二）完善《物權法》中關于土地登記的法律規定
《物權法》頒布以后，土地承包經營權與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國有土地使用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國有土地所有權等一起構成了我國土地不動產物權的主體部分，對土地承包經營權以物權原理登記確權的問題無法再回避。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明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登記主體。《土地管理法》第 10 條實際上把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分為三級制，即“村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和“村內經濟組織或村民小組所有”。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先解決農村集體所有權虛位的問題，厘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不同的時間階段，由誰申請登記更為合適。只有厘清相關階段，哪些主體更適合申請權利登記，才能有效解決登記主體不明的現狀。在村民以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時期，有農村集體組織代表或村民個人向有關機構申請登記，都是可以的。而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應該有流出方和流進方雙方去土地登記機構登記。
第二，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的效力。我國目前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比較混亂。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對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生效的規定比較特殊：土地承包經營權設立采取意思生效主義，而無需登記；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互換、轉讓方式流轉的，采取登記對抗主義。就土地承包經營權設立大部分人主張是登記生效要件主義，但是《物權法》卻規定了登記對抗要件主義，這雖然更接近我國當前社會的現狀，但卻與整個《物權法》的內在邏輯相違背。所以，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的效力還是應該采用登記生效要件主義。因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立事關承包經營權人的重大利益，關系到農民的生存問題，另外，登記生效主義能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如果不實行登記生效主義，就可能有眾多的土地使用權未進入土地檔案。有用地需求的人想了解土地承包經營權相關信息，可能就無從下手，即使有辦法獲取這方面的信息，費用也可能過高，獲取信息的可靠性也無法保證，這樣就會阻礙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
第三，建立統一的登記機構。我國目前尚未建立統一的土地登記機關體系?！段餀喾ā分须m然提出了統一登記機關，但并未詳細指出統一于誰？因此，學者的觀點也有所不同，有的學者主張有司法機關對土地流轉進行登記，而有的學者主張有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登記。不論那種觀點，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登記也不宜在一般不動產登記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登記制度，而應該把土地承包經營權納入統一的土地登記之中，由不動產登記機關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土地所有權、國有土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等進行統一登記。因此，現階段建立一個高效的不動產統一登記機構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其他不動產登記混亂局面的有效途徑。長期以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國有土地使用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等一直由國土部門進行登記，建議在我國統一的登記機關應該為國土資源部門。
構建地方性土地流轉法律法規
（一）構建新型的流轉形式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形式應由單一化向多樣化發展，具體應包括：轉讓、轉包、入股、抵押、租賃、繼承等，同時包括外部流轉（征收）的形式。法律不僅應對現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方式予以確認、規范，使之有章可循，并且在未來土地立法中應對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形式規定一些彈性條款，使法律具有前瞻性和靈活性。
（二）構建流轉的中介機制
因土地的特殊性質，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交易與普通商品交易區別很大，其運作程序較復雜，需要相應的服務機構。但是，我國農村土地一切服務工作都由集體經濟組織越俎代庖，免不了干涉交易主體合法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有必要建立獨立于集體和土地使用者之外的中介服務機構。初步設想中介服務機構主要由三類組成：第一類是土地交易所；第二類是土地評估事務所；第三類是土地銀行或土地融資機構。這都可以先試點再鋪開。
（三）規范土地流轉的程序
以立法的形式確認實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法律地位，明確所有權行使職能從法律上明確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產權代表和承包地農戶的土地使用產權代表地位，他們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農用土地的流轉職能。如能建立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則會產生正規的交易場所。該市場應按以下兩部分設立和運行，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內部流轉和外部流轉市場。我國的農業發展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都迫切的要求促進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而現行的相關法律表現出了明顯的不足，成了制約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瓶頸。所以，必須改革這種現狀，加快我國土地使用權流轉法律制度的完善。使未來的土地立法能準確、及時、有效地調整、規范我國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現實，讓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完善土地流轉的相關配套制度
（一）加強對土地流轉的宏觀調控
以國家基層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為推動。應該說，導致當前各類土地流轉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政府職能的錯位，而政府職能的錯位直接導致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成為了具有土地流轉利益的一個集團。導致地方政府土地流轉利益需求不斷膨脹的原因有三：一是現行土地征用制度賦予了地方政府過大的利益空間；二是賦予了地方政府土地流轉宏觀決策的權力；三是土地流轉市場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能力不足無法抑制地方政府對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要使政府的職能得到徹底轉換，除必須改革現行土地征用制度、培育市場主體的行為能力、加強監督外，必須加快司法獨立的進程并將土地流轉的宏觀決策權賦予獨立的立法機構。
（二）市場主體的培育和建立市場服務體系
無論是發展現代農業還是新農村建設，實踐證明對廣大農民而言，典型示范作用都是最有說服力的，也是現階段推進土地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我們應該從土地流轉的配套政策、制度建設、中介服務、土地評估體系、監督管理機制、保障措施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索和實踐，形成一套操作性強、規范完善、保障有力、典型引路、高效推進的土地流轉規模經營模式。
第一，扶植農村專業戶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扶植農村專業戶和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提高農民素質，啟動實施農業勞動者再教育工程，并將這一工作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工作加以貫徹落實。教育的主體內容以農業技術知識和市場經濟知識為主，加快土地流轉進程，就必須要讓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從事二、三產業，但是他們往往面臨著缺乏基本職業技能的窘境。因此，政府應積極組織、指導和引導，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力量，加強對這些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并做好職業需求和職業技能方面信息的定期工作，以引導農民的學習。當這些農民掌握了一定的職業技能，能夠長期安定于非農產業的時候，他們才會徹底離開土地，成為非農業人口，從而推動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化的發展。
第二，培育土地流轉中介組織。培育較有規模的土地流轉中介組織，一方面可以借助培育起來的土地流轉中介組織對目前較為混亂的土地流轉市場信息進行梳理，促進土地流轉市場有效信息的流動，促進土地流轉市場的完善與發展，另一方面可以為土地流轉中介組織的進一步發展積累技術和經驗，以促進土地流轉中介組織自身的發展壯大，并填補當前土地流轉市場主體構成上中介組織的空白。
第三，建立土地流轉金融市場。為構建土地流轉市場的金融機制，增加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投資來源，必須盡快構建我國的土地流轉金融市場，目前首要的任務是建立專門的農村土地金融機構，進行專門的土地流轉資金運作，只有建立了這樣的統一機構，才能保證土地流轉市場上金融產品供給，土地金融市場才可能形成，市場利率才可能發揮作用。
（三）尋求土地流轉新模式
近年來，有的地方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還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形式——土地信托制。我國可以根據現今的實際情況，加大土地信托制度的發展，而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完善信托機構。作為一個新生事物——農村土地信托，銀行從前也未做過相關的業務，沒有成熟的經驗。因此，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專門從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中介組織充當受托人，這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四）建立土地流轉的監測預警機制
我國應該建立對土地流轉后的用途進行管理和調控的機制，防止因為土地的流轉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農戶在土地流轉后，由于經濟效益的驅使，都不約而同地傾向于“非糧化”經營。尤其是農戶與專業大戶、專業合作社和企業之間的流轉多數主要用于經營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特色瓜果、花卉苗圃等。土地“非糧化”雖然能夠取得眼前的經濟效益，但從長遠上看，必將嚴重影響我國的糧食安全。因此，在具體試行的過程中，應該要對土地轉包方的農戶進行相關的資格認證以及對他們經營活動的項目進行嚴格評估，這將使得農戶在土地流轉后獲得科學合理的管理和指導。同時必須采取有力舉措，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避免土地“非農化”和土地“非糧化”等問題的進一步蔓延，在“不改變土地用途”的框架下促進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土地朝著糧食生產的方向發展。因此，配套的相關規章制度的建設必須迎頭趕上，規范土地流轉，對土地流轉后的用途進行管理和調控，從而有利于解決流轉過程中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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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及建議范文6
關鍵詞:農村金融生態;發展現狀;改革措施;中國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2-0061-03
引言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農業也不例外。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尤其在中國新農村建設中,農村金融的支持作用越來越顯著。1996年實施《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后,中國農村金融得到了快速發展,形成了以農村信用社為主體,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共同發展,以民間借貸為補充的農村金融體系,為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隨著改革深化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中國農村金融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弊端,與中國農村經濟之間的矛盾也不斷激化,如,貧富、城鄉的雙重二元金融格局,農村金融風險補償機制不到位,農民和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難,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弱化,大量農村金融機構退出農村市場,農村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等所謂的三要素大量外流等等,這突出的就是農村金融生態問題。所謂農村金融生態是指農村金融與農村環境之間一切關系(社會、經濟與生態相結合,起促進或制約作用)的總和,是各種農村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其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 [1]。這個系統的問題和矛盾盤根錯節,日益突出,可以說農村金融仍然是整個金融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所以這種缺乏生態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沒有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農村資金也沒有真正支持農村金融的生態發展。因此如果繼續目前這種農村金融體系,不僅農村金融體系將無法可持續發展,而且將嚴重制約新農村建設,阻礙城鄉一體化進程?；诖吮尘?本文在分析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基礎上,提出化解中國農村金融生態問題的改革措施,對進一步完善中國農村金融生態體系,推動對中國的新農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發展現狀及問題
1.農村金融業務單一,服務網點少,不能滿足新農村建設多層次全方位各縣域的金融需求。在農村金融機構中,金融業務長期以來主要局限于存款和貸款這兩類傳統的金融業務,而諸如保險、信托、租賃、信用擔保、咨詢、有價證券發行與買賣、資本運營、外匯等金融產品的發展卻嚴重滯后[2],不能滿足新農村建設中多層次和全方位的金融需求。其次,農村金融機構的網點本來就很少,又加上很多金融機構在商業化改革下撤離農村,致使服務網點不斷地減少。據統計,截至2007年末,全國縣域金融機構的網點數為12.4萬個,比2004年減少9 811個,全國有2 868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機構,出現了金融服務的真空,約占全國鄉鎮總數的7% [3],這導致很多農村根本無法享受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
2.農村資金外流,農村金融服務于農村經濟發展功能很弱。一方面,由于農業投資風險大、成本高、收益少、資金周轉慢的特點以及農村資金缺乏有效擔保和抵押、金融機構的趨利性等原因,使得貸款的風險較大;另一方面,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大量分散小農和小企業,交易規模小、次數頻繁,面臨著較高的運營成本。所以,很多農村金融機構離開了農村,或者只存不貸,造成了農村金融并不服務于農村經濟發展,加劇了農村信貸資金不足,或者這從根本上限制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其次由于農村金融體系的畸形發展,不僅農村資金不能服務于農業生產的需求,而且寶貴的有限的農村資金仍呈“抽血”倒流之勢,致使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向其非農村行業轉移。從國家統計局2001―2008年的數據來看,在農村金融合作機構人民幣貨款中用于農業貨款只占40%左右;截至2009年6月末,縣域金融機構的存差為377.5億元,比2000年末增加321.6億元;2009年6月末縣域金融機構的存貸比僅為54.6%。農村金融合作機構的貸款規模遠遠小于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尤其是急需資金支持的農業基礎設施貸款等方面的支持遠遠不夠。
3.農村金融機構機制不完善,管理服務水平低下,缺乏活力。由于農村金融機構從農村撤離,每個縣域所擁有的農村金融機構數量縮減,很多縣域成了一兩個農村金融機構“獨占市場”的局勢,競爭不充分,服務功能和服務水平不斷弱化,與新農村建設要求相距甚遠,讓農民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的成果。主要表現在:(1)農村金融機構的結算渠道還拘泥在一些小額分散的小客戶,仍以傳統結算工具為主,現金、匯兌結算占主導地位,沒有實行信用卡、通存通兌、銀證通等支付結算工具,給一些交易活躍、資金流量大的客戶結算帶來諸多不便;(2)農村金融機構電子化建設步伐緩慢,科技含量不高,大部分業務操作還停留在原始的手工操作方式,辦理業務存在時間長、效率低、靈活性差、差錯率高;(3)由于歷史、經濟效益等原因,農村信用社普遍員工素質較低,不少員工無業務基礎,也無必要的法律意識,職工經營意識、業務能力、市場經濟和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要求不適應,難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尤其是對農戶的信息、技術、市場等服務可以說基本上是空白;(4)貸款難為民間借貸生存提供了土壤和發展空間 [5]。
4.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惡劣。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劣直接決定金融支持經濟的效果。然而,當前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非常惡劣,如,產權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擔保體系不健全,金融債權缺乏保護;農村信用管理滯后,征信體系不健全;信息披露失真,銀企關系變異;經濟金融錯位,誘發金融風險;貸款操作程序不規范,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缺乏;農村保險市場不發達,貸款監管方法失效;行政力量介入普遍,影響金融機構業務開展……等等,這一系列問題反映了中國農村的金融生態環境進入了一種缺乏自我管理與自我發展機制的生態環境管理困境,這種困境不僅客觀地決定了追求成本的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村貸款投放動力不足,與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也相差甚遠 [3],同時造成一直以來的不良貸款居高不下的局勢,影響中國農村金融系統有序健康可持續運行,據人民銀行統計,2007年末,全部縣域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平均占比13.4%,遠高于同期全國四家大型商業銀行8.4%的不良貸款率平均水平 [2]。因此,中國農村無法實現農村金融機構交易規模的擴張,進而表現為農村金融機構覆蓋率逐漸下降,農村資金不斷外流等現象 [5]。
5.農業經濟主體面臨多重投資矛盾,難以實現風險、收益、成本的最優組合。作為“經濟人”來說,經濟主體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然則農業經濟主體由于農業生產的弱質性決定了其投資的高成本、高風險、低收益、低市場化,所以農業經濟主體有區別于其他經濟主體而面臨的高風險與低收益之間的矛盾、高成本與低收益之間的矛盾,這兩種矛盾使得農業經濟主體在農村實現風險、收益、成本的最優化組合的可能性減小,又加上農村金融機構出于控制風險的目的,制定了許多發放貸款的限制條件,因此農業經濟主體還要面臨高風險與拒絕風險的矛盾。多重投資的矛盾,使得農業經濟主體難以實現風險、收益、成本的最優組合 [4]。
二、中國農村金融生態優化的改革措施
從目前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來看,既有來自主觀的原因,也有來自客觀的原因,既有政府行為造成的,也有金融機構帶來的,還有農業本身弱質性決定的。所以要改變目前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現狀,解決其存在的問題,要從多角度多方位多因素著手,系統全面地考慮,立法機構、地方政府、銀行、企業、個人等多方參與,堅持增量改革方向、努力構建多元化的農村金融生態體系和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堅持存量改革方向、努力構建運行健康的農村金融機構和資金充裕的農村金融市場,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促進農業及農村保險和農村信貸市場的共同發展等多種改革戰略共同實行,逐步達到中國農村金融生態系統全面優化的目標。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措施:
1.系統構建以需求為導向的多元競爭性農村金融生態體系。以需求為導向的多元競爭性農村金融體系的構建是破解當前農村金融生態困局的關鍵,但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深化農村正規金融機構改革,提高其服務農村的深度和廣度 [8]。對任何一個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既要有其獨立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又應賦予其服務農村的責任和義務,可要求其按農村存儲量的一定比例投資農村。但只有多元化主體的金融參與才能滿足多樣化的需求,特別是內生農村金融組織的參與是關鍵,在農村民間資金準入和利率市場化前提下,實現農村民間資金資本化基礎上的多模式組合。尤其是適合農村特點的微小型合作金融組織與商業金融組織。其次,基于農村多樣化需求開發多元化金融產品。農村金融機構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牢固樹立為三農服務的宗旨,深化農村金融機構體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轉換經營機制,轉變經營思路和經營作風,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服務創新:拓寬服務領域、改善服務方式、增加服務品種、增強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重點滿足差異化、多樣性、全方位的新農村金融服務需求。如啟動并適度創新保險、信托、租賃、外匯、信用擔保、資本運營、有價證券發行與買賣等服務,也要大力培育農村資本市場,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籌集農業發展資金。
2.以制度創新優化農村金融生態信用環境。創新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的動力,也是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和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現代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信用關系已經成為現代經濟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經濟關系。農村金融信用缺失、信用危機直接危及農村金融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農村金融生態信用環境通過制度創新來培育:一是建立正向激勵和逆向懲戒機制,促進銀企融資良性循環。通過不斷完善和規范信用等級評審,評定“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鎮、信用企業”為主要內容的農村信用工程建設工作,不同等級給予不同的政策,對評為信用用戶的提供包括貸款、銀行卡、結算匯兌等一攬子金融服務便利及費用優惠政策;對金融信用等級度差的,在信貸支持上實行疏遠政策,甚至通過媒體公開曝光,實施停止貸款、停止開戶、停止結算等措施予以制裁 [7],這樣吸引更多的用戶誠實守信。二是不斷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監管,要由粗放型監管向制度化、法律化監管轉變,建立和完善風險性監管指標和評價體系,有效發揮農村金融監管的作用。由封閉型監管向開放透明型監管轉變,加強監管機構間的信息共享,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率 [4]。三是推動農村企業加快市場化改革,協助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高標準的審計、會計、信息披露標準,規范企業改制破產行為。四是提高農村金融機構人員的素質,及時掌握并向農民宣傳準確實用的農業經濟、科技信息,確保支農資金發揮其效益,收回容易。五是降低準入門檻,鼓勵多種所有制形式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建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六是建立以當地政府為領導,工商、稅務、財政、公安、檢察、法院、金融機構、新聞媒體等相關部門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的工作體系,從制度、體制和機制上為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提供保障。
3.健全農村金融法制政策體系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生態環境。完善的法律政策制度是優化農村金融體系健康有序運行的有力保障和行為準則,必須大力加強農村經濟金融建設的立法工作,健全法制與政策體系建設,為農村金融營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在處理和協調農村經濟金融事務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一方面要制定相關的農村金融法制和政策調整農村金融機構“支農”的職能定位,提高其綜合功能和規模效益,緩減“瓶頸”制約,為農業加快發展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和先決條件,同時保障農民以及相關農村經濟主體真正享受農村金融機構帶來的利益,改變貸款難或只存不貸或限制性貸款等農村金融機構定位不準的現狀,防止農村資金外流;另一方面要制定相關的農村金融法制和政策保障農村金融機構的權益,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戒,提高失信者的違約成本,減少不良資產,制止和打擊各種逃債、賴債、廢債、騙債、惡意欠息等失信行為。
4.完善農村保險體系和運行機制,創新農業保險種類,降低農業生產投資風險。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弱質產業,為了降低農業生產中的風險,必須完善農村保險體系和運行機制,創新農業保險種類,開展形式多樣的農業保險,給農業發展提供保障。如可以建立以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為主,以商業性農業保險公司為輔的組織體系,以幫助農民減少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造成的經濟損失,有效增強農民抵御和防范風險的能力;又如通過對農業提供保險補貼,增強農業抗風險的能力,支持農業的穩定健康發展。也可以建立國家和省級兩級農業保險發展基金,在財政補貼之外,支付農民的保費補貼和農業保險部門的超額賠款補貼 [6]。同時,還要加快農村擔保機構的組建,探索創新信貸擔保方式,切實解決融資擔保難的問題。農村金融機構要針對農村的實際情況,研究推出多種擔保辦法,如實行動產抵押、權益質押、應收貨款質押或農地等擔保形式,運用聯保、擔?；鸷惋L險保證金等聯合增信方式,為農戶與成長中的中小企業取得發展資金提供便利。
結語
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目前,在中國城鄉差距比較大、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的現實情況下,農村金融由于歷史局限性和現實發展水平的制約依然處于中國金融發展的弱勢地位,不僅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沒有起到應有的支持作用,而且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產生了不少的矛盾,且日益加劇,這與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本意相違背,也與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相背離,所以,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全面改革和創新是目前金融體系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和迫切任務。建立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生態體系,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為農村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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