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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識論文范文1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不斷深入，公民的意識已經覺醒并不斷增強，特別是權利的意識日益增強，權利的訴求強度不斷加大，大學生維護自身權益的案件日益增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同時強調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讓法治成為人民的一種信仰，成為了新時期我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標桿。每一個社會主體認識到自身擁有的權利并主動肩負起相應的責任，即公民的權利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實現，是落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內容和具體舉措。目前，大學生的權利和責任意識沒有得到較好的保障。雖然學生的權利意識認知水平不斷增強，權利行為與權利維護的內容不斷擴大，涉及學校管理、消費和兼職等方面的問題。然而，許多高校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將管理權擴張，這必然與堅持依法治國的理念中要求保護學生的權益產生沖突，甚至有可能引發或激化校方與學生之間的矛盾，從而影響了學生權利意識的培養。同時，近年來，高校中“90后”學生的比例逐年增多。這一代學生善于學習新鮮事物，追求自我實現，有較強的自信心和務實趨向，思想雖早熟但卻不夠成熟，缺乏基本的思想價值觀和道德觀念，極易出現偏差。加上全球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思想價值的沖擊，他們很容易迷失方向，不能正確定位，不能很好把握自身應承擔的義務和使命，責任意識淡薄。這些問題的出現對高職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高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須在教育理念、內容、方法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公民社會走向成熟，同時，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
2權責意識的培養與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關系
把權責意識的培養和思想政治教育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隱，引導學生正確地看待權責意識；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利用權責意識提升能滿足學生現實需求的特點，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培養立德樹人的目標。
2.1對學生權責意識的尊重、滿足和實現是促進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實現的重要保障
權利意識是權利主體對權利的認識、把握及態度等方面的總和。責任意識是社會主體對自身承擔的義務和使命的自覺意識。對于大學生來說，法定的權利與責任應該得到尊重和滿足，然而，實際生活中，學生的許多權利往往被忽視，有的甚至被侵害，從而引發了學生對自身應享受權利的維護。這種權利維護的訴求，如果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不僅嚴重地影響學生權責意識的培養和建立，而且必將進一步制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讓每一個社會主體認識到自身的權利并主動承擔相應的責任，是高職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涵蓋的主題。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培養目標主要包括學生的思想素質、道德素質、法治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這些培養目標具有前瞻性和長遠性，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持久地引起學生的關注，必須以學生現實需要的滿足為基礎。而學生權責意識的尊重、滿足正是以學生的現實需要為出發點，通過解決學生的實際問題即與學生密切相關的權利與責任，達到權責意識的實現。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權責意識的培養幫助解決學生現實需要的特點，引起學生的注意，從而在解決學生的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從根本上實現學生思想問題的解決，增強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2高職思想政治教育是學生權責意識培養的思想基礎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建立較為完善的體系，培養了一批專門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專業人員，在理論和實踐上，推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為學生權責意識的培養提供良好的基礎和條件。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為權責意識的培養提供課程、人員、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的支持，必將推動權責意識教育工作的開展。當前在校的學生權責意識的突出表現為權利意識的增強和責任意識淡薄。他們一方面期盼能通過合理、高效、直接的方式表達自身的權利訴求，然而，另一方面缺乏對自身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擔當。他們的這種個性特征，容易產生只知權利的享有，缺乏責任擔當的意識。要想使學生樹立正確的權責意識觀念，自由不斷地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和熏陶，通過這樣的教育，學生的權利訴求與責任擔當才會得以實現。因此，對大學生進行以“紀律與法治”為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學生權責意識實現的重要思想基礎。
2.3權責意識的培養是思想政治教育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
學生權責意識的培養與提升對確保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穩定性至關重要。學生的權責意識的形成有助于他們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和“責任觀”，糾正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誤解和偏見，必將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變得更加豐富、途徑更加寬廣，切實有效地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穩定發展。對學生權責意識的尊重和滿足可以增強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反過來，做好了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學生便可以準確認知并積極實現自身的合法權利，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責任觀，促進學生的成長和成才。
3以權責意識為切入點創新思想政治教育
3.1以權責意識為切入點，建立“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教育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問題。理念是一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認識特定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思想、價值觀、信仰以及行為準則等方面深層次的概括和提煉，是一種理論化、系統化的認知，用于指導人們的行為。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對學生的主題地位不夠重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沒有形成平等的關系，教育者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只重義務、責任而輕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因此，高職思想政治教育中，應根據當前的時代特征、社會背景和大學生個性特點，重構一種培養學生權責意識的教育理念。（1）建立法治的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開展權責意識教育，有利于學生形成民主的價值觀念，有助于推動我國公民社會走向成熟。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應該是一個倡導公民具有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公共精神的公共生活空間。然而現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許多高校將自身管理權延伸到學生生活的許多方面，忽略了對學生的合理權利的維護和責任意識的培養，無法實現保障學生權責意識的目標。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應該時刻遵循法律優先原則，以法律法規為依據，理清高校和學生間在法律關系下各自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在充分保障學生合法權利的基礎上，制定學校規章制度。同時，遵循法制法規中有關正當程序的原則，充分尊重法律賦予大學生的權利與責任，建立完善的權利救濟渠道和救濟措施，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依法治校、構建和諧穩定校園的目標。（2）建立“以人為本”的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大學生權責意識的形成過程是學生主體不斷接受教育、不斷內化的過程，權責意識的培養不僅需要文化知識、道德的傳授，更是學生主體的一種自覺意識和行為。這就需要注重激發和引導學生主體意識。然而長期以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學校忽視了學生的內在需要和獨立性，當有的學生的權利無法實現時，他們就會產生挫敗感，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學生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性，也勢必會影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發揮，削弱其說服力和感染力。在這種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更應該切實地把學生的權責意識教育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確立學生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建立“以人為本”的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首先，要求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學生的利益和發展需求為出發點，激發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鼓勵他們發展自我和完善自我。其次，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注重挖掘學生內在的能動因素，在權利行使與維護過程中，在責任意識培養過程中，充分尊重學生作為責權主體的地位，樹立師生平等觀念，切實維護學生的利益。只有不斷堅持以學生為主體，從學生角度出發，才能做好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扎實基礎。
3.2以權責意識為切入點，挖掘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內涵
確保思想政治教育的穩定性和完整性挖掘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內涵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結合當代學生的特點和需求，以學生權責意識的培養和提升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元素和突破口。（1）繼承傳統內容，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學生權責意識的培養，即是學生具有權利義務意識，在現實生活中懂得正當行使自身權利，當權利受到侵害時，用合理的方式維護自身權利，同時，能夠認識到自己在國家中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社會責任感。責任意識教育強調對國家、集體和他人的責任，這些意識的培養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提升學生思想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感的內容相一致。因此，權責意識的培養始終離不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2）與時俱進，挖掘思想政治教育新內涵思想政治教育應當用能反映現代特點的人和事來感染、引導學生，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與學生權責意識培養過程中個體的權利認知、權利行使、權利維護、責任認知、責任情感、責任行為等環節的實現有機結合，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更加貼近生活，更利于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讓權責意識教育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補充，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創新，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穩定性和完整性。在大學生權利意識不斷覺醒和責任意識不斷增強的情況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制教育的內容方面應該更加豐富。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雖包含有法制教育的內容，但對法制教育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權責意識的呼喚，必將使法制教育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但僅僅注重法制教育還是不夠的，大學生權責行為問題中，對權責認識不到位是一個大問題，因此，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還應該包括全面積極宣傳大學生的權責意識和喚醒、引導大學生權利和責任行為活動等內容。
3.3以權責意識為切入點，挖掘高職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采取科學、正確和適當的方法，根據時代的特征不斷改進和完善，才能實現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預定目標，圓滿完成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道德灌輸。這種方法是以一種單向的、直接的說教方法去教育學生，缺少學生主動思考、討論和自主選擇的空間，不利于學生思想層面問題的解決。因此，只有創新和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才能提升其實效性。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將學生的權利意識和責任師真正帶到實踐中去，他們也能在實踐崗位上得到鍛煉和一定的利益回報，也能做到互利共贏。3加強針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農林高等院校只有具備了一定的實踐平臺，具有了一批理論和實踐的教師，才能培養出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學生才有平臺學以致用，才有機會了解本行業、企業。學校所傳授的專業課程應與企業目前所需要的新知識、新技術和新工藝結合，對于傳統的落后的技術應該有選擇的加以了解，專業課本知識應跟上本行業的需求，甚至需要更前沿的科學技術，以培養出的學生真正能夠掌握基本理論知識，基本操作技能，又了解本行業前沿動態。專業導學課中，學校應該在本行業中聘請知名行業、企業相關人士做職業指導講座和本行業發展報告，讓學生能夠更正確的認識所學專業；畢業實習環節中，學校應該聯合企業讓學生真正到企業中去，給予他們一定的職位，讓他們更切實際地得到體驗。臨近畢業學年，學校應組織學生模擬面試，邀請企業人力資源專家做就業指導，豐富學生的就業知識和就業技能。雖然很多學校已在這方面做了工作，但力度不大。對于企業而言，校企合作使企業對學校和學生有更深的了解，有主動性和選擇性來吸納優秀畢業生，也能夠提高企業在本行業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學?？梢猿浞掷闷髽I和學生資源，為企業和優秀人才搭建雙向選擇的招聘平臺，促進學生就業甚至是行業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4結束語
政治意識論文范文2
要注意語言的啟發性
很多學生之所以對政治學習缺乏興趣，與教師長期的灌輸式教育也存在著直接的關系。很多教師在上課之前往往會花上很多時間把教材上的知識點一一總結歸納，然后在課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勞動成果一絲不差地“丟”給學生。這種“喂食”式的教學方式雖然對于提高教學效率，增強知識的系統性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卻也剝奪了學生思考的權利。
要知道，初中階段的學生正處于一個思維活躍、好奇心強的年齡段，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只是讓他們單純地扮演知識容器的角色，自然難以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在政治教學中，教師要通過一些啟發性的語言來告訴學生獲得知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識“喂進”學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給學生上到八年級上冊第一單元《積極的生活態度》這節課的內容時，在說到樹立明確目標的重要性時，我并沒有長篇大論地給學生講授樹立目標的重要性，而講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案例：某研究機構曾經對一個班級的學生進行測試，測試的內容是看這些學生是否擁有目標，測試結果顯示，在這個班級中，有20%的學生有明確而遠大的目標，55%有模糊的近期目標，而25%的學生則表示沒有目標。
20年以后，這家機構對當年參與測試的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擁有明確目標的20%的學生基本上都成為了社會上的杰出人才，而擁有模糊目標的學生則大多數處于社會的中層，至于那些沒有目標的25%的學生，如今的生活狀況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處于社會的低層。通過這個案例的啟發，學生自然體會到了樹立明確目標的重要性。
要重視身體語言的運用
在教學語言中，身體語言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明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懂得運用身體語言，有的教師一堂課上下來，腳步基本上就沒有邁出過講臺以外，更談不上身體語言的運用。在課堂教學中，除了口頭語言以外，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勢、身體動作等都屬于身體語言的范疇。
政治意識論文范文3
關鍵詞：異質預期；公眾學習；溢出效應
預期理論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領域的基礎理論之一，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由此得到迅速發展。預期理論主要研究微觀主體根據已有信息對未來經濟發展路徑做出判斷以及這一判斷與實際經濟走向的相互影響關系，其中蘊含著微觀主體利用學習能力進行信息更新的意義［1］。隨著學術界對預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接觸到了異質預期的概念,異質預期的基本含義是指由于不同主體在認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異，對同一信息產生的不同預期。異質預期會隨著主體學習能力的提高以及獲取信息的增加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異質預期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同主體之間的預期有差異，這就意味著有不同知識和學習背景的主體對同一種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體會通過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預期，而學習更多是一種交流過程，這就意味著微觀主體的異質預期會相互影響，微觀主體的學習因此體現為一種公眾學習形式。本文首先總結異質預期與公眾學習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異質預期的微觀主體在學習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最后以中國實例總結異質預期對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
一、異質預期的基礎理論
1.異質預期的分析基礎
程均麗［2-3］系統地介紹了異質預期理論以及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領域的應用。對于異質預期的模型分析有兩種形式：（1）預測者選擇動態型，可以理解為不同預期主體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設對后期變量的預期取決于對前期經濟情況的不同判斷方式。以對通貨膨脹率e的判斷為例，假設人們對et+1的預期來源于兩種形式：一是根據et-1的數據推算，我們設這種情形為A；二是根據歷史上通貨膨脹的周期波動來推算，設為B，那么對未來通貨膨脹的總體預期即為et+1=pA+（1-p）B，其中p（0＜p＜1）為選擇A的可能性，（1-p）為選擇B的可能性。對未來的通脹預期取決于人們根據經濟變化對不同方法的選擇。（2）學習收益型，主體了解自己所處的不完全信息環境，因此會通過不斷地學習來獲得新的信息收益。這種學習收益會產生收益遞增與收益遞減兩種情況。
以貨幣政策信息溝通為例，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高，主體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逐漸與實際情況接近，經濟主體便不會對新信息表現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斷預測貨幣政策的走向，學習收益較低，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低，經濟主體無法憑借經驗形成準確預期時，經濟主體就會對新信息表現得非常敏感，學習收益較高，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進一步，在經濟主體的學習過程會呈現兩個方向的反應，其一是由于主體理性有限，尤其是將自身偏好因素結合到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中時難免會出現錯誤，但是通過持續的學習這些錯誤會消失，異質預期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但是North［4］認為，學習是一個取決于諸多要素的累加過程，因此學習中產生的預期誤差也可能會不斷增大，對最終理性預期的形態可能偏離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和Williams［5］指出，異質預期可能會延長經濟波動的周期，即由于異質預期的不完全信息環境，經濟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別能力，需要不斷學習，尤其是當經濟出現自己預期之外的波動時，會對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費時間去學習以減少自己面對的不確定性。然而這個漸進過程會導致經濟回歸到均衡水平的時間被拉長。
2.公眾學習與異質預期
徐亞平［1］認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學術研究性質的模型分析，而是從傳播中獲取。有效的信息溝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鑒別和理解能力。在經濟社會中，人們的學習是內部性和外部性的綜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識，又要依靠外界資源充實更新知識。Fuka［6］認為，異質預期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傳遞機制，由于不像理性預期那樣高度抽象，異質預期所造成的經濟變化是隱性的，即無法通過公開的信息渠道來觀察異質預期的變化而只能直接觀察結果。一個經濟中預期的波動取決于樂觀預期與悲觀預期的均衡性，樣本空間越大，這種均衡性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大。
3.異質預期與中央銀行預期管理
關于中央銀行應該如何對存在異質預期影響的公眾預期加以引導，程均麗［3］認為存在一個“最優相機政策”，即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的決策模型中利用適應性學習的性質將預期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對待，通過平滑引導將異質預期逐漸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國實際來看，貨幣當局在近幾年開始注重微觀主體預期的觀測，但是對預期的調節效果并不明顯；在貨幣政策信息的獲取上，微觀主體缺乏一個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權威渠道。中央銀行所的信息與微觀主體實際接觸到的情況并不相符，導致公眾對中央銀行實際意圖信息比較敏感，一有相關消息放出便會引起盲從行為。
二、存在溢出效應的異質預期模型
溢出效應可以理解為人們行為出現相互影響現象。異質預期出現混同，是由于在學習過程中人們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交流來對自身原有的信息進行改進，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看做一個含有溢出效應的學習過程。但是在溢出效應存在的情況下，如果微觀主體本身判斷能力不強、信息獲取渠道又過于混亂的話，信息量的增加反而會使微觀主體無所適從，產生盲從效應。我們通過一組公式來闡述這一問題。
按照徐亞平［1］所提出的，公眾學習模型可以體現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決定預期的基本變量包括不同權重的經濟主體自身對信息的判斷kyet1、他人對信息的判斷lyet2、經濟信息φgt以及隨機擾動因素et。我們將該式進行簡化，能夠更加明確地表現出學習過程中的相互交流情況。假設個人預期取決于經濟主體自身的判斷以及與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設一個只包含兩個微觀主體a與b的學習環境，主體所得到的信息只有兩個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與外界信息，面對的信息環境相同，但二者稟賦不同，因此采用程均麗［3］提出的不同的經濟預測方法，此時我們得到這樣一組關系：
從上式可知，溢出效應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觀主體所要付出的學習努力就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但是微觀主體堅持自身判斷的空間也就受到擠壓，尤其是當學習成本很高時，微觀主體就會放棄自身判斷轉而屈從一般信息進行經濟活動。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用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作為對象進行實證考察。
三、異質預期與貨幣政策執行效果
1.對模型的延續思考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們也可以將信息的處理與信息的數量拆分考慮，用一個極端的假設來闡明這個想法，即個人本身是沒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斷和甄別能力。上文中提到的個人信息是人們依靠自身的甄別能力從外在信息中篩選吸收作為自己的知識。從這個角度入手就能明確如下問題：（1）溝通并不意味著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當人們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時，貨幣政策就沒必要發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證已經的信息被準確地理解和執行。（2）當理解和甄別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證信息來源的權威性。信息來源混亂會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鑒別成本，當信息接收方無法承擔這種鑒別成本時，就會放棄鑒別產生盲從效應或羊群效應。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說，當我們急于做出判斷時聽到的卻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內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驗證性的信息時，我們會采取無所謂的態度來跟隨自己的直覺或者追隨多數人的行為［7］。（3）當多數人的行為引起的經濟波動超出貨幣當局預期時，貨幣當局就會采取措施將其逐步引導到自己設定好的軌道中來。經過這樣一番循環后，人們對信息的判斷鑒別能力由此增長。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人們的學習能力的話，可以看出人們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經歷的相關事件不斷增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驗。在一個特定的金融體系中，人們對金融信息的判斷如何取決于人們參與金融活動的多少，因此，在公眾學習理論中，我們不可忽視國家宏觀制度因素在此間扮演的重要角色。
2.對我國實例的分析
由于我國金融活動的普及性以及市場化程度都處于有待完善的初級階段，微觀主體對于金融行為的理解較淺，缺乏豐富的金融經驗，因此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信息并且這一信息經過商業銀行發生延遲或放大時，大多數微觀主體并不能理解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博弈過程而只能充當看客［8］，并且對中央銀行應該何時采取何種動作進行不斷的猜疑，此時多方信息交織雜亂，公眾更加無所適從。以我國貨幣當局既要保增長又要穩物價的政策目標來說，這實質上是中央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按照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計劃，對物價、就業等經濟變量的關注與調控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微觀主體一般只關心短期內自身收益情況（例如公眾更愿意關注短期內收入、物價和就業的變動情況，而不是宏觀的遠期通貨膨脹控制計劃），而此時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控能力不強，短期內公眾會對中央銀行行為以及獨立程度產生質疑。由此微觀主體便更傾向于忽視中央銀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產生羊群效應，而此時一旦貨幣政策的變動與這一方向相左，本來正常的貨幣政策調整反而會出現超出公眾預期的情況。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政策操作為例，。數據主要來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國金融年鑒》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央銀行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意圖顯然是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投資增長逐年增加，信貸投放過快的宏觀形勢加以控制。從理論上看，中央銀行進行利率上調之后，理應降低公眾的通脹預期，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中央銀行對存貸利差的調整不夠科學，使短期存貸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銀行繼續投放貸款。同時，由于國內融資環境不健全，就算是貸款利率提高，很多企業也只能選擇銀行貸款來進行生產，致使貸款成本增加，進而推動產品價格上漲。而直接觀察到價格上漲的公眾自然會持續自己的通脹預期。因此，中央銀行在這一階段盡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體信息，在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是對公眾預期的引導仍然談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連續政策變動為例，為了警惕房地產市場、基金市場價格上揚造成的經濟過熱，中央銀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別就基準利率和準備金率做出調整，但是市場反應并不明顯。此階段中國物價上漲、經濟波動等問題并不完全與貨幣發行量有關，商品供求、融資制度等因素相較貨幣發行量更能解釋此階段的經濟波動，2007年豬肉價格上行是物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而此時中央銀行連續收緊貨幣政策使一些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同時大企業的融資過量導致大量富余資金流入股市樓市，使資產泡沫持續膨脹。并且隨著信息傳播媒介的發展，此時公眾也通過各種渠道接觸到了各個方面的信息，面對復雜的原因集合，結合中央銀行當前政策調控效果的不明朗，公眾對信息的判斷成本迅速提高，導致跟風投機現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動等經濟動蕩現象的重要原因。
四、結論
關于微觀主體預期與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溝通問題，本文認為應明確三個方面：
第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體現出的是貨幣當局對政府利益與微觀主體利益，宏觀經濟長期戰略和微觀主體短期預期之間的利益協調，并且以或單獨、或多重的政策終極目標來體現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觀主體預期顯示出的信息不一定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關注的最終目標重合，因為中央銀行所關注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包含所有行業的整體信息，而微觀主體進行信息反饋的途徑，一定是微觀主體本身能夠駕馭的途徑，可能不會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固定或顯著的影響關系，不需要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但是卻可以比較明確地反映出微觀主體的預期，是貨幣政策預期引導過程中必需的信息來源。
第三，中國中央銀行在行政決策以及目標設定等方面尚不具備足夠的獨立性，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作為以國務院為核心的諸多主宰轉型期經濟發展策略的政府部門的人身份出現，受其委托對物價、就業、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加以調控以實現政府意圖。因此，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過程中就會出現政出多頭的現象，本屬于中央銀行專有職能的貨幣政策控制權被分散到對中央銀行具有委托關系的各個部門，以至于國務院、發改委、統計局以及其他權威組織成員的言論都會對微觀主體理解貨幣政策信息構成影響。從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國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觀主體學習成本過高導致對信息缺乏判斷能力，就會放大異質預期產生的預期沖擊，導致中央銀行對微觀主體預期的管理更加困難。
因此，本文認為對中央銀行信息溝通能力的改進，不僅僅要強調貨幣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應該強調微觀主體對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當前中國特殊的轉型期經濟政治背景下，強調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溝通效率，要比單純強調貨幣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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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識論文范文4
一、引導學生樹立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丑的能力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級各類學校都要擺在重要地位，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素質是最重要的素質?！痹谧h論文教學中，就要充分利用其重在說理的特點，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比如講授《有的人》中，引導學生理解詩人運用對比寫法，反映兩種人的不同表現和結局，教育學生從小應該樹立崇高的理想，為人民甘愿“當牛馬”，“情愿作野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二、幫助學生堅定正視挫折，戰勝困難的信念，培養頑強的意志
有的同學對自己缺乏正確的認識，缺乏自信，總覺得自己不行。碰到一點挫折或學習上的困難，就產生退學的念頭。針對這種情況，在教學中我不失時機加強了迎戰困難方面的思想教育。比如《畏懼錯誤就是毀滅進步》一文，引用名言，觀點鮮明，說理充分。在教學中，我緊扣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學生體味作者的論述：錯誤是難免發生的，錯誤并不可怕，不應當畏懼錯誤。《理想的階梯》中寫到高爾基，從小飽嘗人間的辛酸，在饑餓與死亡的威脅中戰斗，但他有著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不在任何艱難困苦中屈服、畏縮，最終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結合教材，教育青少年學生，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風順，我們應該正視現實，敢于面對困難，奮力拼搏，這樣才能創造出美好的未來。
三、培養學生發揚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作風，學習無私奉獻的精神
針對學生中存在只貪圖玩樂、不愿吃苦的現象，學習《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時，教育他們不能躺在父母的懷抱里，坐享其成，應當培養自己吃苦耐勞的精神，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樹立“靠天靠地靠父母，不是好漢”的觀念。在講讀《壯麗人生的最后閃光》中，結合任以沛同志的事跡，教育學生學習他勤儉節約，為忠誠黨的事業辛勤工作，學習他無私奉獻精神。
四、教會學生做人，做一個合格的中學生
一個人只有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和道德修養，才能夠做到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他人，正確對待社會，從而為祖國為人民作出自己的貢獻。由此可見，學會做人是多么重要。原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就這樣說過：“教會學生做人，是素質教育的首要任務，必須作為一個重大課題來研究。”身為教師不僅給學生傳授科學文化知識，更需要教會他們怎樣做人。講授《哨子》這篇議論文時，我就緊扣課文圍繞怎樣做人的問題，教育他們不要過分熱衷于獵取權勢，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自由、品格甚至于自己的朋友；不要醉心于名望，無休止地投身政界紛擾之中，卻忽視自己的事；不要為了尋歡作樂和貪求榮華富貴，誤入歧途，鋃鐺入獄，而付出太大太高的代價。我們青少年應該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地學習！
政治意識論文范文5
論文摘要：知識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新型經濟，是高信息化、高智能化的經濟。知識經濟的發展要求行政管理的內容、模式、方法等相應協調一致。既要充分發揮依法行政管理對知識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又要大力促進依法行政管理智能化、科學化，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迅速步入世界經濟發展先進行列。
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時期，政府該如何進行管理、指導和協調，如何依法行政，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處理好知識經濟與依法行政的關系，是搞好當前市場經濟運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
知識經濟具有四大特點：科學和科技的研究開發日益成為知識經濟的重要基礎；信息和通信技術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服務業在知識經濟中扮演主要角色；人力資源及其素質和技能成為知識經濟實現的先決條件。
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信息爆炸，使知識更新頻率加快，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將取代知識含量低的實物產品，知識產業的高知識含量和創新性促使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超動力。知識經濟財產是無形性的，具有依附性、流動性、擴散性等特點，知識經濟的活動更為活躍和自由，因而決定行政管理不能再固守原來的管理對象和管理模式，而應從知識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為前提，制定一套合理的產業政策，用科學的管理方式很好地引導和支持企業朝知識型的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在經濟行政關系方面，行政機關的管理模式必須由直接控制的經濟發展。向間接控制轉變，更多地利用非權力性的行政方式作為“依法行政”的補充，更好地發展“依法行政”的作用，引導企業朝知識型的經濟發展，創造充分的條件加以政策扶持，使知識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在知識經濟發展時代，政府部門在法律規定的范疇內，自覺推行由單純的行政命令向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方式轉變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對知識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主要表現為：可使企業與生產者從行政命令被動服從關系中解脫出來，與政府部門之間形成一種相適應的具有高創新、高互動和高合作化的新型的經濟行政關系；激發企業和生產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念，融企業和生產者的意見、觀念于行政決策之中；為企業和生產者提供優質，全面的信息服務，保障知識經濟朝健康方向發展和運行；行政性指導能使知識經濟的發展更科學、合理、規范。
面對知識經濟的沖擊和影響，政府部門必須改變以往傳統的不適用的管理模式，根據知識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制訂一整套靈活性強、管理性全面、科學合理的依法行政管理方式，調整管理思維，優化管理職能。
1、轉變觀念，培養現代行政意識，充分發揮行政指導作用
行政指導是行政主體的社會管理的行為，屬于“積極行政”范疇。在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社會經濟生活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政府為了平衡公益與私益，兼顧公平與效益，勢必要求行政管理機關從社會發展的目的出發，實施積極的行政指導，以補充單純的法律強制性手段的不足。行政指導是一種柔性的不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行為，這與知識經濟時展的特點和需要十分融洽、適應。因而，正確使用行政指導的管理模式，樹立行政指導的工作意識，十分有利于推進知識經濟的發展。
從我國現階段知識經濟發展狀況及法制建設狀況來看，要充分發揮行政指導的作用，必須先抓好以下幾個環節：(1)建立審議會制度。充分發揮各種行政政策的引導和指導作用，把各種專門知識引入行政實務，確保協調各方面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溝通行政機關與相對方之間的聯系，使相對方的意見能充分反應到行政決策中去。(2)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告示制度。充分利用行政機關在信息收集、整理和運用方面的優勢，盡快建立起行業、地方和全國的各種行政信息、告示制度，為相對方提供優質、全面的信息服務，正確引導相對方的行政選擇，保障知識經濟健康運行。(3)建立行政建議、勸告、告誡制度。行政機關可采取書面或口頭形式對相對方進行建議、勸告，以促進其成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為保證此類行政指導的效果，行政機關的建議、勸告、告誡行為應力求規范化、定型化，使受指導者明確地知曉行政指導的內容和要求，以便作出正確的反應。(4)建立健全行政獎勵制度。知識經濟不同于管理性經濟、懲罰性經濟或制裁性經濟，對經濟主體的行為在依法律、法規予以管理的同時，應予以正面引導、指導。所以，行政機關通過正確的表彰、鼓勵、獎勵(包括非物質性獎勵、鼓勵)等方式來引導和影響相對方的價值取向和行為目標是非常重要的。(5)健全行政計劃制度。在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正確合理使用行政計劃，仍然能起到相應的作用。在日本、法國，不排斥行政計劃。在我國，行政計劃主要是指導性計劃，因此，為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應進一步健全我國行政計劃制度。法律應對各類行政計劃作出更明確的專門規定，做到科學、合理、規范，使行政計劃對知識產業的發展起正確的引導和指導作用。
2、加強行政立法，為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
我國雖然已基本建立起較全面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但是，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所提供的法津保護尚欠周全，其立法活動因周期費用和知識等局限不可能完全滿足目前知識經濟發展對立法的需求，難以為“依法行政”設定面面俱到的法律依據和具體對策，因而，在知識經濟管理領域迫切需要而法律調整不能及時跟上時，國家行政機關應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加強行政立法工作，制定出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規范性文件，為知識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律服務，以實現真正的“依政法治”或“依法行政”。
3、優化行政管理，為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
政府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主要起三個方面的作用：(1)運用優良的管理方式制定切合實際的產業政策，引導和支持知識產業的發展。(2)運用法律的手段和靈活的指導模式，維護產業(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市場秩序。(3)知識和信息的廣泛傳播引起組織決策內容的重大變化，即以單純生產決策向知識化決策轉化。這是知識經濟時代對行政管理提出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管理要求，它可通過對知識經濟的發展動態進行預測，制定一系列的組織制度與組織形式，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連續發展與創造的過程，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綜合發展創造新的機會。
因此，政府部門必須營造和完善適應知識經濟運行的環境，以推進新型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4、立足于通過投資教育及技術培訓，為知識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
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知識是一些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功的秘訣，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貧苦的病根。全球正在發生的知識大爆炸既可以幫助世界上成千上萬窮苦人擺脫貧困，也可能造成知識鴻溝的進一步擴大，使窮國家越來越落后，并且指出，國民收入低不是造成國家貧富差別的唯一原因，很多發展中國家真正缺乏的是獲取和利用經濟技術、社會知識的能力，而正是這些知識激發了世界上許多成功發展的例子。如日本二戰后國民經濟全面崩潰，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內迅速崛起民族工業，復蘇國民經濟，并逐步躋身世界經濟先進行列，正是植根于引進消化科學技術，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結果。
知識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大量的能熟練掌握和充分應用高新技術的人才，在各個領域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并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實現知識孕育經濟的必然結果，而人才的成熟得益于教育，教育是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人才的基石。作為政府管理部門，在充分履行依法管理職能過程中，應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抓好教育、科技發展工作。首先在國民經濟發展投資計劃結構中，合理定位，有計劃地投入適量的資金，改善教育、科技硬件水平。其次不斷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有目標、有計劃、有措施、有成效地培養大批知識人才，為基礎研究、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而創造足夠的條件。2002年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和發展經費投入1161億元，比上年增長11％，但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占固定資產投資的2．7％，和發達國家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科技研究與發展經費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如北京占31．87％，達到370億元。其它中小城市、邊遠地區的科研與教育經費投入相對不足，表現發展不平衡和人才培養上缺口過大。這種狀況的改觀要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確實把提高民族文化置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政治意識論文范文6
關鍵詞：可仲裁性；知識產權；有效性；公共政策。
知識產權是區別于傳統所有權的另類權利，是產生于精神領域的非物質化的財產權，即是基于智力成果、經營標記或知識信息所產生的權利[1]（P4-5）。涉及知識產權的爭議大體可以劃分為知識產權合同爭議、知識產權侵權爭議以及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將知識產權合同糾紛和侵權糾紛納入可仲裁性的范圍。由于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故針對這一類型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具有較大分歧。
同時，在知識產權爭議的解決過程中，特別是在通過仲裁程序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時，認定該項知識產權的有效性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仲裁庭無權對知識產權的有效性進行認定，那么仲裁程序就需要讓位于訴訟程序，使得仲裁程序高效解決糾紛的優勢消失殆盡，也不利于相關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因此，對于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可仲裁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與公共政策。
可仲裁性，也稱仲裁范圍，是指法律可以通過仲裁解決的爭議范圍[2]（P149）。對于某一爭議事項而言，如果其可以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則該爭議事項具有可仲裁性，否則即為該事項不具有可仲裁性。
目前，國際社會尚未對可以仲裁的爭議事項范圍達成一致，根據《紐約公約》第1條第3款之規定，締約國“可以聲明本國只對根據本國法律屬于商事的法律關系，不論是不是合同關系，所引起的爭執適用本公約”?？梢?，這一規定并沒有界定可仲裁性的范圍，而是將這一問題留待各國的國內法解決。
就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而言，限制其可仲裁性的因素主要是公共政策。目前，公共政策一般出現在國際私法領域之內，其主要作用體現在排除外國法的適用、拒絕承認外國判決等方面。針對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爭議，以公共政策為由排除其可仲裁性的理由在于：知識產權是由國家有關行政部門授予個人的一種社會壟斷權，而這種權利的有效與否，直接關系著社會公眾能否充分、自由地利用該智力成果或經營性標記，因而涉及一國的公共政策。據此，如果將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爭議提交仲裁解決，便會置社會公共利益于仲裁員可能的“獨斷專橫”之下，這是不能接受的[3]。
二、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可仲裁性的實證分析。
隨著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知識產權糾紛不斷增多，各國對于公共政策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可仲裁性范圍逐步擴大。以美國為例，其在司法與立法實踐中分別確認了商標、版權以及專利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
在Saucy Susan Products, Inc. v. Allied OldEnglish, Inc., and Harold Ross案（該案件在·55·westlaw數據庫中的引證號為200 F.Supp. 724）中，原告Saucy Susan Products Inc.針對被告Al-lied Old English Inc.和Harold Ross的商標侵權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向法院起訴，而被告請求暫停訴訟程序，并且認為本案應當通過仲裁程序解決。
法官綜合考慮相關因素之后，做出判決：原告認為被侵權的商標之一“Saucy Susan”不屬于當初轉讓協議的一部分，但是，事實上原告在受讓這一商標之后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內并沒有對該商標進行注冊。原轉讓協議中規定的商標為“Saucy Sue”，且與其相關的爭議可以通過仲裁解決，那么與“Saucy Susan”有關的爭議應當都是與“Saucy Sue”足夠相關的，其產生的糾紛也應當可以通過仲裁解決。至此，該案確立了美國商標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
在Saturday Evening Post Company and the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v. Rumbleseat Press,Inc.案（該案件在westlaw數據庫中的引證號為816F.2d 1191）中，原告Saturday Evening Post Compa-ny授權許可被告生產一種瓷娃娃，其造型由藝術家Norman Rockwell設計，并在Saturday EveningPost發表。之后，原告取消對被告的授權許可協議，但是被告Rumbleseat Press仍然生產這種瓷娃娃。針對被告的這一行為，原告向地區法院起訴，并在地區法院的訴訟中勝訴，被告不服該判決并提起上訴，被告的上訴涉及兩個重要問題，即：版權的有效性爭議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以及版權許可協議中禁止該協議對版權的有效性進行質疑的條款是否具有強制性。第七巡回法院在綜合考慮案件相關情況并援引之前判例的基礎之上，認為聯邦法律沒有禁止版權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至少在該有效性爭議成為合同仲裁爭議的一部分時具有可仲裁性，同時，除非有明顯證據表明違反反托拉斯法，否則版權許可協議中的“非許可條款”是有效的。至此，美國以判例的形式確認了版權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
在專利效力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方面，1984年修訂的《專利法》明確規定：“允許當事人約定將任何有關專利效力或侵犯專利權的未來爭議或現有爭議以及任何涉及專利權事實受到阻礙的未來爭議或現有爭議提交仲裁，這樣的約定是有效的、不可撤銷的和可以強制執行的，除非存在法律或衡平法上可以撤銷的理由?！保ū痉l對應的編號為35U.S.C.§294&§135（d））綜上所述，美國已分別在商標、版權、專利權的有效性爭議方面確認了其具有可仲裁性，這種突破性的做法代表了仲裁范圍逐漸擴大的趨勢，也對中國今后逐步將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納入仲裁范圍具有借鑒意義。
三、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適仲裁性。
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是否適合通過仲裁解決，即為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適仲裁性。鑒于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本身的特點，以及仲裁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優點，通過仲裁解決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優勢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仲裁解決糾紛的快捷性。當今的世界，知識爆炸，科技飛速發展，各種產品和科技的更新周期日益加快。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大提高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效率，這恰好與仲裁解決糾紛的快捷性相契合。因此，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能夠最大限度地縮短裁決周期，使當事人及時獲得救濟[4]（P77）。特別是當通過仲裁程序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時，當事人以該項知識產權無效為由抗辯，如果仲裁庭有權對該有效性爭議作出先決裁決，這將更加充分地發揮其快捷解決糾紛的優勢。
第二，裁決執行的可能性。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決定了某項知識產權是基于一國（或地區）的法律產生，只能在該國（或地區）的領域內生效，超出這一領域便不被承認，不能加以行使[5]（P37）。對于包含涉外因素的知識產權糾紛而言，如果法院的裁判結果不能得到承認與執行，糾紛不僅不能及時高效地解決，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也無法得到應有的保護。與之相比，依據1958年《紐約公約》的規定，仲裁裁決可以獲得公約100多個締約國的承認與執行，這大大地提高了裁決執行的可能性。
第三，仲裁庭組成的專業性。仲裁庭的組成比較靈活，當事人可以直接指定相關領域的法律專家或者其他專家作為仲裁員，參與糾紛解決的過程。
因此，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較高的知識產權爭議更為適當。
除此之外，仲裁還具有非公開性、獨立性等特點，這在不同層面上符合了知識產權爭議特別是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解決的要求，說明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爭議具有適裁性。
四、構建中國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仲裁解決制度需要注意的問題。
目前，中國法律尚未明確規定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是否可以通過仲裁解決?？疾熘鳈?、專利權和商標權的獲權方式可以發現，著作權是自動獲權，即自作品創作完成之日起自動獲得著作權，而專利權和商標權的取得首先需要經過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審查，因此行政機關保留了專利權和商標權是否成立的決定權。
中國《專利法》第45條規定，“自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可以請求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钡?6條第2款規定，“對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钡?2條規定，“對駁回申請、不予公告的商標，商標局應當書面通知商標注冊申請人。商標注冊申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復審，由商標評審委員會做出決定，并書面通知申請人。
當事人對商標評審委員會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笨梢姡刹]有賦予法院不經行政程序就可以直接宣告專利或者商標無效的權力，更沒有賦予仲裁庭直接宣告專利權或者商標權無效的權力。同時，上述規定以保護公平為出發點，卻降低了效率，這使得糾紛雙方通常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財力。當專利復審委員會或商標評審委員會對某項知識產權的有效性作出認定之后，如果當事人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也不利于維護行政裁決的權威性。
鑒于上述弊端以及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適仲裁性，筆者認為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將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納入可仲裁范圍。在構建仲裁解決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制度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平衡非公力爭議解決模式與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公權力之間的關系。同時，仲裁機關在對知識產權的有效性爭議進行仲裁時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仲裁庭在某一案件中對知識產權的有效性所作出的認定僅具有個案效力，只在該案件中對當事人有效。這樣就避免了日后有關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對該項知識產權的效力作出最終的認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仲裁庭入侵公權力。
第二，限定仲裁庭在何種情況下有權決定知識產權的有效性。根據現有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和特定的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的效力有最終的決定權。
因此，為了避免具有民間性的仲裁庭入侵公權力，當事人不能將僅認定某項知識產權效力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筆者認為，仲裁庭有權決定知識產權有效性的情況僅限于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明確規定因知識產權合同糾紛而引發的知識產權效力爭議或者發生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之后，當事人達成了仲裁協議的情況下發生的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
第三，由于仲裁具有終局性，因此，在個案中仲裁庭不宜直接裁決某項知識產權無效。如果仲裁庭認為某項知識產權無效，仲裁庭可以權利不得濫用為理由限制當事人行使該權利。這既避免了對公權力的侵犯，又保證了相關當事人還可以通過行政或者司法途徑對該項知識產權的有效性進行確認。
綜上所述，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仲裁范圍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知識產權爭議也逐步被賦予了可仲裁性。由于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與公共政策和國家公權力緊密相關，中國目前尚不允許其通過仲裁解決。為了促進中國仲裁制度的發展，迅捷地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中國有必要在一定限度內承認知識產權有效性爭議的可仲裁性，在立法與糾紛解決的實踐中進行有益探索。
參考文獻：
[ 1 ]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 2 ] 江偉。仲裁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3 ] 崔國斌。美國專利有效性仲裁制度評析[J].知識產權，1998,（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