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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都是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的定位為出發點，重點探討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發現：稅收籌劃既是企業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又是盈余管理的動機之一，并影響企業盈余管理方式的選擇；另一方面，稅收籌劃通過稅收成本這一要素反作用于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
[關鍵詞]
稅收籌劃；盈余管理；非應稅項目損益；協調
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構成了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重要內容，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兩者的獨立研究也已經比較深入，但是探討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關系的文獻并不多。本文以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的定位為出發點，重點探討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如何實現兩者的協同作用。
一、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的界定
(一)稅收籌劃的定位
稅收籌劃最早起源于19世紀中葉的意大利，并在20世紀30年代引起西方社會的關注，并得到法律界的認可。我國對稅收籌劃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并且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稅收籌劃的定義尚未達成一致，不過頗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印度稅務專家N.J.Yasaswy(1987)認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通過財務活動的安排，充分利用稅收法規提供的包括減免在內的一切優惠，從而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隨著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美國的稅務專家Scholes和Wolf-son(1992)提出了有效稅收籌劃(EffectiveTaxPlanning)的概念，該理論要求企業進行投融資決策時，充分考慮交易各方、顯性稅收和隱形稅收、稅收成本和非稅成本三項因素，并以稅后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國內比較有代表性和得到廣泛認可的是蓋地(2005)提出的：稅收籌劃是納稅人依據所涉及的稅境和現行稅法，遵循稅收國際慣例，在遵守稅法、尊重稅法的前提下，根據稅法中的“允許”、“不允許”以及“非不允許”的項目和內容等，對企業涉稅事項進行的旨在減輕稅負、有利于實現企業財務目標的謀劃、對策與安排。盡管國內外學者對稅收籌劃的定義表述有所不同，本文所界定的稅收籌劃是遵守或者至少不違反現行稅收法律規范下進行的，并且將其初級目標和較高層次目標分別定位為“稅收負擔最小化”和“實現稅后利潤最大化”。
(二)盈余管理的定位
盈余管理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焦點，但目前仍缺乏一個權威或被廣泛認可的盈余管理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美國著名會計學家Scott(2000)從編制財務報告是否遵從公認會計原則(GAAP)的角度，認為“盈余管理是在公認會計原則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另一美國學者Schipper(1989)從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動機角度，指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有目的地干涉和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從兩者對盈余管理的定義中可以看到，盈余管理目的是都與經營者自身利益有關，而經營者的自身利益和企業的生存狀況又是密切相關的，因此，盈余管理的目標應定位于改善企業的生存狀況或使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從近年來我國學者對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上看，將盈余管理基本上界定為一種不違背企業會計準則的前提下，通過主觀選擇會計政策和構造真實的交易事項來影響那些基于財務數據履行的契約，從而達到改善企業經營狀況或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會計盈余管理過程(魏明海，2000；寧亞平，2004；吳聯生，2005)。因此，盈余管理與利潤操縱有著本質區別。雖然目前新的研究傾向于以中性的角度看待盈余管理行為，但要注意把控盈余管理的“尺度”。
二、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的關系
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構成了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重要內容，二者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平行獨立關系，而是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一方面，稅收籌劃既是企業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又是盈余管理的動機之一，并影響企業盈余管理方式的選擇；另一方面，稅收籌劃通過稅收成本這一要素反作用于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
(一)稅收籌劃是企業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
從盈余管理的定義可知，盈余管理力圖通過主觀選擇會計政策和構造真實的交易事項以使企業的盈余水平達到既定目標，在財務報表上主要反映為稅后利潤指標。稅后利潤是利潤總額扣減所得稅費用后的凈額，在利潤總額一定的前提下，所得稅費用的高低直接決定稅后利潤的大小。應納稅所得額是影響當期所得稅費用的重要因素，因此通過選擇稅收政策、降低適用稅率、調整涉稅項目等一系列稅收籌劃方法，來達到減少當期應納稅所得額，進而減少所得稅費用的目的，最終實現企業稅后利潤最大化的盈余管理目標。此外，稅收規避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一個重要動機。王躍堂等(2009)以2008年實施的所得稅制改革為研究背景，考察了稅率變動對于盈余管理行為及其方式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出于避稅動機預期稅率降低的公司確實發生了顯著的盈余管理行為；而這種行為在預期稅率提高的公司則不明顯，但他們的研究僅考慮了應計項目的操控方式，而沒有研究公司基于避稅動機通過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方式。李增福等(2010，2011)、趙景文和許育瑜(2012)驗證了王躍堂等(2009)的研究結論，并進一步考察上市公司是否會通過采取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方式達到避稅目的。實證結果顯示，預期稅率降低的公司的確存在采用顯著的應計盈余管理方式延遲確認收益的行為，不存在顯著的真實盈余管理方式；而預期稅率上升的情況下，李增福等(2010，2011)發現公司主要通過實施真實活動的盈余管理方式達到提早確認收益的目的；但學者趙景文和許育瑜(2012)發現公司均未采用顯著的應計項目盈余管理方式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方式。因此，稅收籌劃既是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又是盈余管理的動機之一，并且也影響盈余管理方式的選擇。
(二)稅收籌劃能動地反作用于盈余管理
1.財務報告成本和稅收成本的權衡。
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是有成本的，除了要考量未來可能承擔的法律風險外，還須考慮所得稅成本。企業的盈余管理決策通常需要在盈余管理收益和盈余管理成本之間進行權衡和選擇，而所得稅成本就是盈余管理成本中的重要一項。當管理層為了提高利潤而進行盈余管理時，不可避免地要以支付更高所得稅成本為代價。因此，當企業過度地進行正向盈余管理時，將會導致高額的所得稅成本，這與稅收籌劃的初始目標背道而馳。但如果一味地追求降低稅收成本，又會導致財務報告成本的增加，不利于盈余目標的實現。因此，稅收籌劃通過稅收成本這一要素反作用于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
2.基于不同方向盈余管理行為的稅收籌劃。
企業的盈余管理活動，就其實質而言，可劃分為正向盈余管理和負向盈余管理兩種不同方向的行為，兩者在基本動因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吳珊，2013)。企業在正常經營過程中更加關注利潤的平滑增長，即依據企業本期實際的生產經營和盈利狀況，通過采取選擇會計政策、非經常性損益、關聯方交易、安排真實交易等方法，有目的地提早或延遲收入和費用的確認，進而使企業達到一個利潤平穩增長的狀態。因此，當企業預測本期實現的利潤遠高于預期水平，為了維持平穩地利潤增長模式，企業通常會采取推遲收入的確認和提早費用或損失的確認等方式促使本期的盈余下降。所以，當企業以減少本期盈余為目標時，在會計政策的選擇方面，稅收籌劃和盈余管理是一致的，通過稅收籌劃更有助于企業進一步降低盈余。相反，當企業預測本期實現的利潤遠低于預期水平，企業則會采用提早收入的確認和推遲費用或損失的確認等方式促使本期的盈余增加。而與此同時，如果企業開展大量的稅收籌劃活動，盈余管理目標的實現無疑將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在企業向上管理盈余時，稅收籌劃可能對盈余管理活動產生抑制作用。
三、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的協調
(一)非應稅項目損益的調節
當企業進行正向盈余管理時，面臨著盈余管理收益和稅收成本之間的制衡，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沖突。因此企業勢必會尋求一種既可以增加會計盈余，同時又不會導致所得稅成本增加的方式，即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調節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兩者間的沖突。當前研究表明，企業對盈余管理收益和稅收成本進行權衡和抉擇時，為了降低盈余管理產生的所得稅成本，確實存在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這一方式來實現。那些只是影響會計利潤，但不影響應納稅所得額的業務活動，葉康濤(2006)將其定義為非應稅項目損益，相當于其他文獻中的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異(會計—稅收差異)。葉康濤(2006)最先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與非應稅項目損益成正比，證明公司的確存在通過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規避盈余管理帶來的所得稅成本的動機。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企業的確可以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但是大量利用非應稅項目損益進行稅收籌劃的后果是產生高額的會計—稅收差異，而這又容易引發審計師和監管者的關注和懷疑。胡婷(2010)、顧亞莉(2014)研究證實，稅收成本與財務報告成本是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時考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力圖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調節兩者的沖突；但他們均發現采取這種方式能夠減少的所得稅成本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公司仍為其盈余管理行為支付了相應的所得稅成本。
(二)樹立有效稅收籌劃的指導原則
有效稅收籌劃理論由美國的稅務專家Scholes和Wolfson最先提出，該理論指出有效的稅收籌劃并不僅僅以稅負最小化為目標，稅收籌劃成本除了稅收成本以外，還存在非稅成本。企業進行稅收籌劃帶來的稅收利益大于相關的非稅成本，是確保稅收籌劃有效實施的前提。這與黃董良(2004)提出“最合理納稅”的稅收籌劃目標定位是一致的，即開展稅收籌劃的過程中不要忽視各種風險。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探討稅收籌劃與盈余管理兩者的相關關系。稅收籌劃作為影響企業價值的一項管理活動，發揮其積極的一面，但如果不考量其他風險，而只是片面地追求稅收利益最大化，最終也可能致使稅收籌劃方案的失敗。
作者：吳珊 單位：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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