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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該研究揭露了城市初中生隱性輟學現象，并從班級文化視角去解釋各班隱性輟學率高低的差異。班級文化可以分解為班級團結和班級規范這兩個基本因素，班級團結與班級規范的平衡狀態對隱性輟學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該研究從班級文化視角把隱性輟學類型劃分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四種類型，利己型和利他型隱性輟學率可以由班級團結不足或過度來解釋，失范型和宿命型隱性輟學率可以由班級規范過寬或過嚴來解釋。
關鍵詞：城市初中；隱性輟學；班級文化
在我國持續有力的控輟保學政策實施之下，當前各地區學籍意義上的顯性輟學、“因貧輟學”現象基本消失，但初中生厭學、不學等“隱性輟學”現象卻依然常見。我國學界對初中生隱性輟學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較少涉及城市初中的隱性輟學問題。城市初中生的隱性輟學行為較為隱蔽，本研究通過學校內部觀察，揭露城市初中生隱性輟學現象，從而得到學校、家庭、社會的重視，更有利于初中生的健康成長。
一、隱性輟學現象及概念的認識
早在 20 年前，已有研究表明，輟學包含顯性輟學與隱性輟學兩種情況，比如周書民的研究揭示了青島地區的農村初中存在隱性輟學現象，并且隱性輟學率正在逐步上升[1]。馬壯、朱新卓等的研究也發現了農村初中生隱性輟學現象愈演愈烈的問題[2][3]。蘭靖等[4]指出，隱性輟學學生的基本表現形式就是厭學和“缺學”，厭學是學生隱性輟學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缺學”是學生隱性輟學的次要表現形式[4]。呂巧莉等還揭示了部分鄉村學生出現逃學、拒學和破壞學校學習生態等隱性輟學行為問題[5]。隱性輟學概念提出之始，指的是學籍未注銷而提早離開學校的情況；后續研究者又把“‘人在心不在’‘人在愛不在’‘人在力不在’”[6]“存在于學校教育場景中，但整日游離于課堂和教室之外”[7]等現象納入隱性輟學研究范圍。因此，“隱性輟學”這個概念，既包括義務教育階段事實意義上的離校，又包括在校生事實意義上的不學習。
二、城市初中生隱性輟學現象調查
盡管目前我國的城市初中生隱性輟學現象尚未形成領域性的研究問題，但董小蘋、魏莉莉的研究揭示，城市存在“隱性輟學”的事實[8]，并提出應把城市初中生厭學、逃學、恐學及因慢性疲勞綜合癥所導致的學校拒絕現象納入“隱性輟學”的研究視野，從更廣闊的內涵和外延上來拓展我國的“輟學”概念，以全新的視角理解和分析我國的城市輟學問題，從而在城市“顯性輟學”日益減少的表象下，發現城市初中生的“隱性輟學”事實[9]。面對城市初中生這個群體，筆者選取山東省一所市直中學———S 中學新校區為個案研究單位，以2014 級、2017 級兩屆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從初一到初三進行跟蹤研究，有針對性地搜集學生學習狀態、學習成績、作業完成情況、歷次參加考試的學生名單、考試卷面答題情況等資料，觀察城市初中生的隱性輟學現象。研究發現，隱性輟學生多為男生，隱性輟學的行為表現主要有上課不聽講 （“身在曹營心在漢”，做與當堂課無關的事，如手工、涂鴉、看小說、睡覺等）、不做作業、考試交空白卷、不參加考試、不上學等。從厭學到不學再到不上學，是一個逐漸遞進的過程。本研究給隱性輟學生作了操作性定義，即：在某次考試開始及其以后的每次考試當中，如果某個在籍學生的成績均因缺考、交空白卷或者胡亂涂寫所得分數極低而一直不被作為有效分數，在排除轉學或另有原因請假的情況下，那么這個學生可以視為隱性輟學生，其隱性輟學的時間點就是開始出現無效分數的考試日期。隱性輟學程度與隱性輟學率具有時間累積效應，隱性輟學現象隨著年級遞增而愈加明顯?？偟膩碚f，跟農村相比，城市初中生的“隱性輟學”現象具有隱性輟學率低、隱性輟學出現時間點晚、隱性輟學行為性質相對溫和等特點。
三、班級文化視角下城市初中生“隱性輟學”行為的四種類型
城市初中生為什么會產生隱性輟學行為？縱然有家庭、社會、學生自身等相關原因，但是放在不同的班集體中看，卻會發現每個班級學生隱性輟學的行為表現與人數是不一樣的。隱性輟學率的差異可以從班級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本研究類比涂爾干對自殺行為的解釋框架提出班級文化與隱性輟學行為的類型解釋框架。班級團結與班級規范共同影響著一個班級的隱性輟學傾向，它們的平衡狀態對隱性輟學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如果二者處于適度、穩定狀態，隱性輟學率就處于一個穩定的低水平上；一旦團結與規范超出了適度范圍，無論是不足，還是過度，都會引起隱性輟學率的上升。本研究從班級文化視角把隱性輟學類型劃分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四種類型，利己型和利他型隱性輟學率可以由班級團結不足或過度來解釋，失范型和宿命型隱性輟學率可以由班級規范過寬或過嚴來解釋。
1.利己型隱性輟學（班級案例：個人主義興盛帶來的離心力）
團結性強的班集體通過共同的規范和強有力的權威控制著同學的思想行為，使同學完全歸屬于班集體。在個人遇到挫折時，可以得到班集體的保護和支持。因此班集體的團結是遏制同學隱性輟學的學校因素。相反，個人主義的興起增強了個人的獨立性，削弱了班集體對個人的約束和控制，降低了同學對班集體的歸屬感，松弛了同學之間的相互聯系。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遭遇學習挫折的人很容易陷入氣餒、沮喪、自暴自棄的狀態，采取不學以求解脫，這種現象屬于利己型隱性輟學行為。2017 級 11 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有想法的歷史男老師，也是一位資深班主任和年級副主任。他鼓勵學生發展個性，他帶的班級學生個性較強，在統一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個人主義強于集體主義，個人利益大于集體利益，形成強烈的自我發展與同伴競爭氣氛，個人前途的重要性太過突出，班級團結的凝聚力就顯得較弱，個性強的學習優秀生在遇到更好的選擇機會時可能會轉學，而個性強的學習落后生會偏離普通的學習軌道尋找其他出路。由于班主任鼓勵學生及早進行生涯規劃，說服考上普通高中可能性低的學生根據自身特長另謀出路，比如上武術學校、職業學校、就業等，尤其在初三這一年，實際到校人數逐漸減少，到初三下半年疫情過后返校時（2020 年 5 月末），實際只有 35人返校報到，跟初一入學時的 45 人相比，減少了22.22%，也是全年級返校比例最低的班級。利己型隱性輟學的班級類型主要表現在班級人數的減少，而留下的基本都以中考升學為主要目標，因此在其算分人數當中，11 班的低分率幾乎為零，平均分排名年級前列。而且 11 班隱性輟學生出現的時間點比較早，在初一下學期期中考試就出現兩位隱性輟學生，占全年級新增人數的 66.67%，隱性輟學率達到 4.44%，是初一學年下學期隱性輟學率最高的班級?？偟膩碚f，利己型隱性輟學的主要表現是：班級團結不足，個人主義興盛，離心力大于向心力，極小部分學生從自身利益出發，根據個人意愿與升學之路的匹配程度，及早做出對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但這種個人選擇的過早實施，進一步破壞了同學之間的聯系與班級團結的牢固性，尤其讓與之是好朋友的學生倍感孤獨。失去友誼支持與班級歸屬感的落單學生，在遭遇學習挫折時更加容易陷入自暴自棄的狀態，進而不學甚至離校以求解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少數不愛學習的學生因同伴的離開而使其存在感加劇降低，紛紛離校。正如學生群體社會化方面的研究者劉錄護的研究發現，當同伴群體完全與班級重合時，個體的學校適應性也最好；當學生的同伴群體不斷偏離班級組織，學生的學校適應性逐漸降低；當學生在學校中沒有同伴群體時，學生會出現嚴重的拒學、逃學等問題[10]。
2.利他型隱性輟學（班級案例：班級凝聚力過強，犧牲個別成全集體）
當班級整合過于強烈之時，高度的班級整合使得個性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個人的權利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被期待完全服從班集體的需要和利益。為了不拖累整個班級，學習落后的學生“自愿性”產生利他型隱性輟學行為。WX 是一位畢業于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研究生，經 L 市教育局的名校定點招聘、人才引進，于 2014 年 9 月進入 S 中學新校區，擔任班主任和道德與法治學科教學工作。WX 工作態度認真，能力強，成績優秀，她所帶的班級非常團結向上，從歷次考試成績看，代表集中值的班級平均分在全年級連續名列前茅，代表離散值的班級標準差在全年級連續最低，說明她所帶班級的學生以班主任為中心，形成一股團結一致、積極學習的凝聚力，全體整齊劃一、節奏協調，有計劃、有步驟地朝著中考目標而努力，幾乎所有學生都全力以赴。從全年級看，WX 所帶班級的整合強度是最高的。WX 第一次當班主任帶的是 S 中學新校區 2014級 4 班的學生。在 2014 年，新城區剛由農村開發而成不久，新校區學生來自農村的居多，相對于一些老城區的學生來說顯得比較聽話，不學習的也被老師按著頭強壓著學習，最多說個悄悄話，沒有那種特別“囂張”的。因此，對于班里兩個過于突出的“扶不起的阿斗”型學生，WX 采用的是做學生和家長思想工作的方法，動員他們“輟學”回家，讓他們另尋出路。這兩名學生也因此“自愿”做出了利他型隱性輟學行為。當然，這個案例與其特定的環境和特別的教師因素有很大的相關性。
3.失范型隱性輟學（班級案例：班主任更換引發的班級秩序失范）
在管理不善的班級，隱性輟學率往往急劇上升。班級缺乏秩序、沒有規范的狀態會引起隱性輟學率上升。班級規范的調節可以遏制人的欲望，打消不切實際的幻想，并提供學習目標和學習意義。班級規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給班級成員指明學習方向，因此，一旦規范松弛就意味著削弱了對個人欲望的限制，就會導致欲望的膨脹。不切實際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經常遭受失望和挫折的打擊，學習也喪失了目的和意義，學生心中充滿了悲觀和否定情緒，無法面對各種失望和挫折的打擊，會傾向于隱性輟學。這種因班級規范缺失導致的隱性輟學稱為失范型隱性輟學。2017 級 14 班在初一的整個學年保持了零隱性輟學率，但從初二上半年開始隱性輟學率快速增長，然后其增長速度逐漸減小，到初三達到高峰并保持平穩甚至稍有降低。從整個年級來看，隱性輟學人數新增較大的時間點有升入初二、初三年級的上學期期中考試與面臨中考升學的初三下學期。一般來說，在每一學年的上學期期末和下學期期中是整個學年的平穩期，從年級來看，這兩個時間點都是隱性輟學增長率最低的。而 14 班卻表現出了異常情況，在初二上學期期末和下學期期中這兩個考試節點，該班的隱性輟學新增人數分別占全年級的 60%和 33.33%。14 班之所以出現與整個年級不同的異常情況，主要原因在于經歷了初二換班主任的變化。在初一時，14 班班主任是一位剛剛畢業（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碩士學歷）的未婚男老師，充滿了工作干勁與工作熱情，對學生非常用心，學生也對他產生了依賴和信任的感情。然而這種感情聯結越是深厚，當聯結被打破的時候，學生所經歷的痛苦與混亂也將越大。這位年輕優秀的男老師由于個人原因，在帶完初一這一學年后辭職了，14 班換成另一位年輕的已婚已育女老師。班主任更換打破了學生已經適應的班級環境，對學生學習狀態的穩定性帶來了危機，打亂了班集體原有的班級規范，新的班級規范又不能立刻建立。每當班集體秩序的平衡狀態被打破的時候，就容易引發部分定力不強的學生（尤其是中后生）在紀律和學習成績上的波動。平衡的打破會促使學生厭學、產生不適行為。在這個班級秩序失范的調整初期，放縱或反常的狀態進一步強化，各種避難就易、追求享樂的欲望在需要更加有力的約束時反而得不到約束，調皮搗蛋的學生逐漸增多，班級紀律越來越差。這位女老師盡管也很用心，但在精力和時間上不允許她像之前的未婚男老師那么干勁十足。再加上她溫柔的性情，對班級強制規范的實施有心無力，這種厭學與搗亂的“歪風邪氣”就影響甚至主導了班風。當學生的“判逆”要求不能得到滿足，并且受到成績下降的打擊后，個別耐力不夠的學生就一蹶不振，逐漸放棄了學習的努力。但大部分同學隨著時間推移，能夠自行調整好與學習環境的平衡，重新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因此，班級秩序與規范在經歷了調整期后，重新達到了平衡狀態，班級的隱性輟學率在達到高峰后，逐漸又在初三趨于穩定?？傊?，14 班的隱性輟學是部分學生在班級規范外控力不足之下的一種被動選擇，是在外界環境發生變動時自身調節不足的體現。從整個班級來看，即使剔除隱性輟學生，在其他算分的同學當中，班級整體的合格率偏低、標準差大、低分率高。
4.宿命型隱性輟學（班級案例：極端高標準、嚴要求型班級管理）
如果老師的要求過高過嚴，作業布置太多，那么規范的約束將成為學生的一種負擔和壓抑，言行舉止都要受到限制，整個學校生活就會涂上一層宿命色彩。失范狀態導致隱性輟學率上升并不意味著任何規范對人的約束均能遏制隱性輟學傾向。約束與被約束者的需求應當一致，超過了限度，規范約束會變成一種壓抑，從而導致隱性輟學率上升。有 30 多年教齡的省特級教師、老班主任 C 老師，把教育視作生命，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早出晚歸，不管優生還是差生，都一視同仁地高標準、嚴要求。C 老師帶的班級，在各方面都很優秀，無論是活動比賽還是文化課考試，基本穩拿全年級第一。即使這個班以前是差班，在 C 老師帶班一兩年后，這個班也會變成好班，在全校名列前茅。C 老師在學習方面抓得很嚴格，比如在作業方面，C 老師每天晚上都會用手機在微信群里檢查完每一個孩子的作業。對于沒做完作業的學生，C 老師有時候會打電話給家長，讓家長把孩子帶回去，寫完作業再回校。C 老師是一位全力以赴、無私奉獻教育事業的前輩，她在工作中的精力、時間各方面，一般人付不出那樣的勞動量，這是全校師生有目共睹的。但是好學生是靠自覺性去學習的，而對于差生來說，盡管老師硬逼著他去學，有時候仍達不到老師的要求。在這種“狠抓”的高壓模式下，C 老師所帶班級常常出現個別學生因不敢進教室而在校園里游蕩的情況，尤其是每個周一早晨。從班級文化角度看，當前大部分隱性輟學類型是由班級整合不足引發的失范型（班級規范整合不足）或利己型（班級團結程度不足），這兩種類型對應的班級隱性輟學率往往較高；而由班級整合過度引發的宿命型（班級規范過嚴）或利他型（班級團結程度過高）則比較少見，這兩種類型對應的班級隱性輟學率也往往較低。個體更多由道德的現實性，即所謂集體現實決定，而不是個體本身決定[11]。隱性輟學是學生壓抑的集體情感的表達方式之一，我們可以從班級學生的隱性輟學行為表現及隱性輟學率，去觀察這個班級文化整體的健康狀況。班級文化分解為班級團結和班級規范兩個基本因素。班級團結的吸引力與班級規范的壓制力，都是一種向心力，二者合力就是班級的凝聚力。班級文化凝聚力對學生個體具有吸附作用，使個體在班級組織允許的正常范圍內活動。當二者合力過小時，學生個體會掙脫班集體，如果是班級團結內吸力過小，則會產生利己型隱性輟學；如果班級規范壓制力過小，則會產生失范型隱性輟學。當二者合力過大時，如果是班級團結吸力過大，個體利益會讓位于集體利益，產生利他型隱性輟學；如果班級規范壓制力過大，個人主義會萎縮至消逝或者反彈，產生宿命型隱性輟學。適當強度的班級文化，能夠降低隱性輟學率。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凝聚力的班集體生活，并不能完全取消學生的隱性輟學行為，這是因為學生的隱性輟學行為還跟其個性有關。學生離班級中心越遠，班級對其的作用力越弱。對于班主任而言，可以通過調整班級文化的團結程度與規范要求，來接納更多個性差異的學生。而對于家長和學生個體而言，可以通過調整學生個性偏離常規值的距離來適應學校與班級的要求。
作者：賈麗敏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