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美學論文范例

摘要：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我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在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開放后，國外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開始影響中國，這促使國內學術界從科學、理性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古老的文化。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當代學者從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文化、美學等不同領域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該文對此進行梳理回眸，為進一步的研究做基礎。

關鍵詞：建筑；風水；文化；學術史

風水是依據向陽、風向、交通等條件探求建筑的選址、擇地、方位、布局從而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統一的學問。其范圍涵蓋天文學、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哲學和美學等諸多方面，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建筑規劃設計理論。風水文化是人們通過對自然規律進行總結的同時又按某種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現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風水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環境能更好地滿足人們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與建筑的關系最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環境的最理想狀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對中國乃至漢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深深植根于社會民俗之中。

1當代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概覽

自近代列強叩關以降，隨著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加之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對各種傳統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學全盤替代本土學術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界大多把風水乃至中醫等傳統文化視為“迷信”“巫術”，完全無視風水在中國傳統建筑學、景觀學和規劃學中特有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后，工業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漸明顯，環境污染、生態惡化引起了發達國家有識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隨著量子物理、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的發展，西方科學開始由近代的機械宇宙觀向強調宇宙整體性、聯系性的有機自然觀轉變，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科學觀的相通之處引起了物理學家玻爾、卡普拉等學者的重視[1]。中國傳統風水文化追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文化也開始被一些歐美學者所關注，尹弘基的《韓國堪輿研究———風水的文化與自然之關系》（1976）[2]、利蒲的《中國地理學》（1979）、米切爾的《大地精神》（1975）、羅斯貝奇的《風水：中國的布置藝術》（1984）、斯肯爾的《風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國建筑風水文化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現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國內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了“文化熱”，歐美日韓等國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也開始影響中國，這些國內外因素促使我國學者重新審視風水在傳統建筑文化中的價值。天津大學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學的于希賢教授、東南大學的研究生何曉欣等學者首開先河，他們從建筑、歷史、地理、生態環保等不同側面對風水文化進行了初步探索。進入上世紀90年代，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漸趨成熟，分學科的細致研究和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同時展開。1990年于希賢先生從地理學視角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科學的探究[2]。1994年韓增祿先生從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東華門特殊門釘數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時出于風水學擇吉避兇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編的論文集《風水理論研究》出版，其學術成果幾乎遍及了后來風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學科。1995年何曉欣、羅雋的《風水史》也從歷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個維度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綜合性研究。本世紀的頭十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后迎來了將近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與之相伴的房地產開發熱潮也一波勝過一波，由此引發了全民的“風水熱”，與建筑風水文化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這一時期的風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學科研究方面進一步深化細化外，還出現了比早期探索更為系統的綜合性研究，甚至出現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相結合的趨勢。于希賢先生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和《現代住宅風水》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時期由于風水學的“過熱”，一些完全從市場功利出發迎合民眾迷信心理的作品將風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加大，炒房熱日趨降溫，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回歸科學和理性的學術性探索的趨勢也在逐漸增強。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學和風水的著名專家響應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除肯定建筑風水文化的經濟價值外，又從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不同領域對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學術探討。于希賢先生在《風水的核心價值觀》（2016）一文中認為傳承城市文脈，建設有中國個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風水的核心價值觀，而《周易》則是風水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5]。唐明邦教授在《風水文化的久遠魅力和當今價值》（2016）一文中指出風水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不但可以發揮經濟效益，更能產生促進社區安定、工作順利、人際和諧的社會效益[6]。易學專家胡焱照在其論文《易學風水文化與生態文明》（2016）中，從“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動作為這三個易學風水文化視角，分別闡發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7]。我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包羅萬象，涉及到當今諸多學科領域，以下試從哲學內涵、科學原理、歷史文化、建筑美學四個不同維度對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的當代學術史作一番梳理和總結。

2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學者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索。王復昆認為“道”、“氣”、陰陽、五行、八卦等傳統哲學范疇構成了風水理論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聯系這一風水理論的積極因素；同時也指出了傳統風水學難以徹底排除迷信的思維局限性[8]89-105。韓增祿先生在1996年發表的《中國建筑的文化內涵》一文中把傳統建筑風水文化的哲學內涵歸納為天人合一、師法自然、崇尚和諧、趨吉避兇、唯變所適五個方面，并列舉了不少典型實例予以佐證[9]。于希賢在其2010年出版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中，從中西學術系統比較的視域，指出風水的理論基礎包括易經、五行生克、天人感應、建筑規劃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統有機循環觀”等多方面的傳統哲學思想，與西方建筑文化分屬于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體系[10]。中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也如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形勢派”還是“理氣派”皆是如此。風水中的陰陽觀念包含著對立統一思想的萌芽，五行與天人合一觀念體現了一種用聯系的整體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樸素辯證思維。與局限于傳統話語和思維范式的古代學者議論風水不同，我國當代學者已深受唯物辯證法的熏陶，他們敏銳地發現了傳統風水文化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因素，并以現代哲學話語予以新的闡釋和充分肯定。同時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在生產力水平、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客觀差距，以及在歷史傳承中流派演變帶來的牽強附會，使得傳統風水文化在蘊含合理性內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層迷信的外衣。

摘要：優秀的封面設計猶如錦上添花，既能體現書的內容與性質，又能帶來完美的視覺體驗。而鏤空元素的運用能營造書籍整體造型的空間層次感，引導觀者的視覺焦點，激發想象力與閱讀興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書籍封面的表現語言更為豐富。進一步挖掘和開發鏤空藝術的表現力，對鏤空的圖案進行創新與運用，使之與書籍封面巧妙結合，為書籍裝幀設計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提升書籍封面的審美趣味。

關鍵詞：鏤空；書籍封面設計；審美

封面是書籍裝幀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稱為“書衣”，在書籍的整體設計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書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讀者的興趣，引導讀者瀏覽書籍內容，首當其沖的就是封面的設計構思。作為實用的裝飾藝術，封面的設計形式、格調與美學品位潛移默化地感染著每一位讀者。封面也是書籍內容的精華凝練，更是書籍精神意蘊的形式化體現。因此，充分了解書稿的風格與內涵，合理開發新的封面設計形式，做到構思新穎獨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設計的最終目的。隨著近年來鏤空藝術在各類設計中的廣泛應用，其獨特的立意風格能為現代設計帶來獨特的審美形式。不斷挖掘傳統韻味，反映時代精神，從而折射出設計者對美學意識的感悟及對形式美的追求與創新。

1鏤空的表現手法

書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須服從此書的精神內涵與裝幀的整體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與書籍內容間的內在聯系，才能在此基礎上創作出符合讀者審美要求，具有時代感的封面設計。鏤空是在物體上雕刻出穿透物體的花紋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體空間內進行挖透的一種藝術手法。傳統民間工藝剪紙就是比較常見的鏤空藝術，凝聚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洋溢著濃厚的民族色彩。書籍封面中的鏤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鏤空為主，不同于整體鏤空，局部鏤空僅限于單個頁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細節表現。在局限的封面上進行鏤空設計，除了位置、形態與大小，鏤空部位與封面上的圖形、文字的結合以及與周圍頁面的關系均需考慮，設計師應根據書籍封面的材質特性，有意識地對鏤空形態進行調整。若鏤空面積過大，可能會破壞封面的整體效果，也不易于存儲。此外，鏤空線條交接處的處理也需注意，可將原本復雜的形狀簡化，或放大鏤空形態之間的鏈接處。根據鏤空形態、位置、大小的不同，觀者更容易從視覺、觸覺上理解設計師所表達的意圖，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隨著激光等現代化技術手段的引入，這門技藝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鏤空形態變得愈加多樣化與精致，也極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鏤空的審美趣味

2.1體現傳統韻味，豐富視覺語言

摘要：優秀的封面設計猶如錦上添花，既能體現書的內容與性質，又能帶來完美的視覺體驗。而鏤空元素的運用能營造書籍整體造型的空間層次感，引導觀者的視覺焦點，激發想象力與閱讀興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書籍封面的表現語言更為豐富。進一步挖掘和開發鏤空藝術的表現力，對鏤空的圖案進行創新與運用，使之與書籍封面巧妙結合，為書籍裝幀設計注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提升書籍封面的審美趣味。

關鍵詞：鏤空；書籍封面設計；審美

封面是書籍裝幀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稱為“書衣”，在書籍的整體設計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書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讀者的興趣，引導讀者瀏覽書籍內容，首當其沖的就是封面的設計構思。作為實用的裝飾藝術，封面的設計形式、格調與美學品位潛移默化地感染著每一位讀者。封面也是書籍內容的精華凝練，更是書籍精神意蘊的形式化體現。因此，充分了解書稿的風格與內涵，合理開發新的封面設計形式，做到構思新穎獨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設計的最終目的。隨著近年來鏤空藝術在各類設計中的廣泛應用，其獨特的立意風格能為現代設計帶來獨特的審美形式。不斷挖掘傳統韻味，反映時代精神，從而折射出設計者對美學意識的感悟及對形式美的追求與創新。

1鏤空的表現手法

書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須服從此書的精神內涵與裝幀的整體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與書籍內容間的內在聯系，才能在此基礎上創作出符合讀者審美要求，具有時代感的封面設計。鏤空是在物體上雕刻出穿透物體的花紋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體空間內進行挖透的一種藝術手法。傳統民間工藝剪紙就是比較常見的鏤空藝術，凝聚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洋溢著濃厚的民族色彩。書籍封面中的鏤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鏤空為主，不同于整體鏤空，局部鏤空僅限于單個頁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細節表現。在局限的封面上進行鏤空設計，除了位置、形態與大小，鏤空部位與封面上的圖形、文字的結合以及與周圍頁面的關系均需考慮，設計師應根據書籍封面的材質特性，有意識地對鏤空形態進行調整。若鏤空面積過大，可能會破壞封面的整體效果，也不易于存儲。此外，鏤空線條交接處的處理也需注意，可將原本復雜的形狀簡化，或放大鏤空形態之間的鏈接處。根據鏤空形態、位置、大小的不同，觀者更容易從視覺、觸覺上理解設計師所表達的意圖，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隨著激光等現代化技術手段的引入，這門技藝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鏤空形態變得愈加多樣化與精致，也極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鏤空的審美趣味

2.1體現傳統韻味，豐富視覺語言

摘要：以中國知網中2003～2019年間的核心期刊《中國園林》文獻記錄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軟件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中國園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熱點。研究表明，《中國園林》期刊的研究熱點從最初的“空間”“生態”“景觀”等向“鄉村”“工業廢棄地”“綠色空間”“生態智慧”等主題展開，并賦予了園林更多的人文和科技，通過與地理信息系統（GIS）的交匯融合，借助“地理設計”這一概念能夠更好地形成景觀格局。

關鍵詞：中國園林；熱點；Citespace；可視化

中國園林跨越了幾千年發展歷程，承載著人類通過風水、風土和風情對園林的思索和實踐、依賴與信仰。從古代詩人的“詩意棲居”到現代社會的“花園城市”，園林已成為人們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劉濱誼在《學科質性分析與發展體系建構———新時期風景園林學科建設與教育發展思考》一文中提到守住自然是風景園林學科的“底線”；為生態文明預測愿景、提出夢想、確定目標是風景園林學科的“擔當”；協調多學科專業，保護人居環境是風景園林學科的“角色”[1]。隨著文明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園林城市得到越來越多關注，而其相關學科（園林生態學等）也日益受到重視[2]。文獻計量學是利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定量分析科技文獻外部表征，進而揭示學術研究活動特征，已廣泛地應用于多學科領域的發展現狀和規律探索中[3~4]。隨著園林相關研究主題的深化和內容的豐富，學者們對研究領域易依賴自身經驗，產生認知偏差，不能客觀公正地深入剖析相關主題和內容。針對此問題，文獻計量分析方法能夠較好地通過文本數據方式，用可視化圖譜展現研究領域的演變趨勢和發展進程。顧至欣等采用Citespace可視化分析國內關于蘇州古典園林為主題的1154篇文獻，發現其主要研究領域是遺產保護與管理、園林史與園林比較、園林文化與特色、園林意境與審美等，其研究趨勢的關鍵詞是“融合”“溯源”和“深化”[5]。王艷婷等也采用該方法可視化分析西蜀園林的研究狀況，結果發現園林歷史與發展、園林美學與意境、園林文化與特性、造園要素與景觀和旅游開發是其主要研究主題，“追根”“交融”和“升華”是研究趨勢的根本[6]。研究借助Citespace軟件分析核心期刊《中國園林》2003～2019年間的文獻記錄，為學者梳理研究概況、分析不同時期的研究熱點。

1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中國園林》作為在國內外發行的由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主辦的綜合性、理論性核心期刊，緊密結合行業特點和學科前沿，主要刊登風景園林及相關交叉學科的基礎和應用研究論文等內容。研究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CNKI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文獻來源《中國園林》的相關期刊論文，數據采集時間為2003～2019年，并清理無關數據如“刊首語”等導出“Refworks”文獻格式，除重（RemoveDuplicates）導入的數據得到4719條文獻記錄。利用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軟件繪制知識圖譜，分析《中國園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熱點及趨勢。

2結果分析

2.1期刊引文分析。期刊引文是文獻的重要組成，分析期刊的引文有助于研究主題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文獻受關注程度和價值的體現則可從引文頻次看出。研究結果表明，引用頻次最高的為多義景觀規劃設計研究中心林箐和北京林業大學王向榮合作在2005年發表的“地域特征與景觀形式”一文，被引頻次達到896次。該文從地域特征與歷史園林、地域特征與現代風景園林和突出地域特征的設計實踐3個方面，闡述了地域特征對園林風格的形成和規劃設計有重要影響。并提出了不僅可以將天然山水風景作為參考對象，還可以將更廣闊的自然（田園和國土）作為對象形成設計語言[7]。同濟大學王云才的“論中國鄉村景觀及鄉村景觀規劃”被引頻次為781次，系統探討了鄉村景觀、鄉村景觀規劃的概念并進一步探討了中國鄉村景觀意象、景觀功能區、人類聚居環境等鄉村景觀規劃核心[8]。該文獻的高被引次數也印證了我國鄉村振興這一戰略的發展。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傳統制造業在城市中遺留的具有較大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工業廢棄地也被提上議程，針對這一棘手難題，王向榮等通過“生態”“藝術”和“后現代”的景觀設計思想提出整體保留、部分保留和構件保留3種方式設計廢棄工業建筑、構筑物和工業設施[9]。

摘要：我國現代音樂美學經過漫長的發展階段，當前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效果，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并逐漸的應用到其他的文化領域中。隨著音樂美學的發展，使得聲樂以及音樂演唱的藝術形式更加豐富，音樂作品與生活更加貼近，能夠更好的滿足大眾的審美情趣，使音樂作品能夠服務于生活。本文主要對現代音樂美學對聲樂表演藝術的啟示進行分析。

關鍵詞：現代音樂美學;聲樂表演藝術;啟示

音樂美學指的不僅是以音樂作品為載體的音樂內容進行展示，同時也是從音樂意義的表達方面以及作品的內涵方面對音樂作品藝術的再次創作，進而使音樂作品獲得新的活力。“現代音樂美學，是音樂美學體系的一個分支，并且是構成音樂美學完整性的不可缺少部分”[1]。進入21世紀后，我國在音樂美學方面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透徹，而且獲得豐富的收獲。當前隨著音樂美學藝術的發展，音樂美學對音樂的影響力也更大，特別是聲樂表演方面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提升人們的審美能力，同時也促進音樂藝術在我國的發展。

一、音樂、音樂美學

隨著人們對精神層面追求的提升，審美水平也得到不斷的發展，同時對音樂表演和演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音樂的表演者在音樂演繹的過程中，要融入自身的想法以及靈魂。而這種表演方式用語言描述比較簡單，但是對于表演者具體的表演來說卻存在很大的難度。表演者必須要具有扎實的音樂基礎，良好的音樂素養和對音樂表演的獨特見解，因此表演者作為音樂表演的橋梁，需要將音樂和表演進行有效的結合。演唱者在音樂表達以及自身情感的抒發中可以通過唱歌以及演奏樂器的方式進行，音樂表演可以看作是音樂作品創造以及欣賞間的橋梁，而由于音樂表演者以及聽眾對音樂的理解和看法存在差異性，這也導致當前音樂界的精彩紛呈?？傊?，音樂表演中不同形式都可以劃分為音樂美學中的一部分，同時音樂表演是音樂效果傳達的形式和載體。

二、聲樂表演中美學應用的原則和特征

（一）音樂美學在聲樂表演中應用的原則

摘要：

為什么西方的許多建筑大師都是經典產品的設計師呢？例子屢見不鮮，本文就是研究做好環境藝術設計是否會對產品設計有啟發。

關鍵詞：

產品設計；環境藝術設計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驚奇的發現，國內外許多有名的產品設計大師同時也是建筑大師，而國外的建筑師也同樣是室內設計師，本來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專業，卻神奇的在歷史當中融合到了一起，有頗多讓人不解之處，本文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兩個專業之間的關系。

要說建筑設計，那其歷史追根溯源就要說到很遠了，但是要是說產品設計，我們的歷史就可以推進到工業革命開始時算起了。最早剛開始興起工業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是有兩種聲音的，一種聲音認為美學在工業設計中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對傳統手工業者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大批量的工業生產取代了他們的生計，產品的實用價值在當時社會來講是要高于產品的藝術審美的。就像當時美國的工程師柯本，他在一篇題為《機車工程與鐵路機械化》的論文中，表明了一種毫不含糊的實用主義，“商業上的成功是工程的主要目標,因此不必慮及與此無關的因素。”他藐視美學的作用，堅持任何一位渴望成為工程師的人都不應鼓勵在純粹機械的形式和比例上玩弄花哨，而應專注于最佳的機械方式，使得任何既定的目的得以實現。我認為他的觀念是偏執的，是目光短淺的，工業剛開始興起，人們的生活要求和經濟水平都不能達到一定高度，對產品的需求自然只是停留在功能滿足一切得高度上，但當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時候人類必定不會再滿足于純粹的功能；而另外一種聲音，則是認為應該正視藝術與工業的關系，就像德國的建筑師、藝術評論家戈特弗里德•散帕爾，他在1852年出版的《科學、工業與藝術》中提出：新藝術應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機械化的基礎上。所以當時發明的蒸汽機的框架上就應用了古典柱式——塔斯干柱式作為裝飾，這也是最早將建筑裝飾元素應用到產品中的例子，可見那時建筑和產品之間就有了聯系。后來，隨著時展，又出現了很多順應時展變遷的優秀產品設計師，他們的身份都不單單只是產品設計師而已，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建筑大師，例如密斯•凡德羅，說他是最偉大的建筑大師也不為過，他設計的巴塞羅那椅至今仍是經典并有銷售，他少即是多的理念更是很多著名產品設計大師所信奉追隨的理念，DieterRams就是其中一位，還有后來的烏爾姆布勞恩等。DieterRams是德國現代主義之父，拉姆斯曾經闡述他的設計理念是“少，卻更好”，他與他的設計團隊為百靈設計出許多經典產品，包括著名的留聲機SK-4，素有“白雪公主之棺”之昵稱，和高品質的D系列幻燈片投影機D45、D46。他也為家具制造商Vits?設計606萬用置物柜系統（1960年）而聞名。他的許多設計，諸如咖啡機、計算機、收音機、視聽設備、家電產品與辦公產品，都成為世界各地博物館的永久收藏，包括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像與密斯•凡德羅齊名的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他設計的工業產品如真皮沙發、躺椅、扶手工藝椅、咖啡桌與LC7椅等，至今也是極其經典的家具產品。沃爾特•格羅皮烏斯，是第一代現代建筑經典大師，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建筑教育家，他在1923年為包豪斯校長辦公室設計的一件扶手椅，也是當時的經典產品。什么是好的產品設計？好的產品設計就是能抵制得了時間的推敲，不論時代如何變化，都能適應時代市場，這其實也是產品設計的生態觀，不用更新換代的產品自然能夠節約成本，節約資源。而這些產品都是建筑設計師設計出來的，為什么呢。其實，不論是建筑設計、室內設計還是產品設計，都是跟藝術分不開的，只要人類的藝術理念一樣，那么他們就是共通的，就會使擁有同樣藝術觀念的人之間產生共鳴，因此無論是環境藝術設計還是產品設計，肯定也是互通的，當環境藝術設計沒有想法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優秀的產品設計理念上找靈感，當產品設計沒有靈感時我們可以在環境藝術設計中找觀念。有時往往用這種方法可以找到更好的創意創新，找到僅限于單一專業時找不到的好理念，這也是為什么建筑大師設計的家具產品能經典流傳的原因了。

設計也不是藝術人所獨有的，是涉足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而工業產品設計指的是把設計導入到工業產品學科之中，建筑設計則是改善人類的生活環境與格局。不論是產品設計還是環境藝術設計，設計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為本，設計是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工業產品設計和環境藝術設計都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促進社會經濟與文明更好更快的發展，非常時期甚至能幫助國家走出經濟的蕭條局面，例如德國的魏瑪包豪斯學院的創始人格羅皮烏斯針對當時德國工業革命以來所出現的大工業生產“技術與藝術相對峙”的狀況，提出了“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口號，這一理論的提出，帶動了當時德國的經濟發展。工業產品設計同時具備科學性、藝術性和實用性。其科學性來自于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還來自于先關學科的研究，如人體工程學；藝術性則來源于共通的藝術審美高度，不但與環境藝術設計共通，甚至可能與音樂和純美術共通，不論是什么專業什么設計，他們在藝術一點上都是一樣的理念，同一時代采用的更都是出自時代產物下的藝術理論；實用性更是體現在所有設計之中，不論什么設計，第一服從都是功能性與實用性。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精神的需求產生了。設計的多樣性主要來自對人們需求的探索，需求在不斷推動設計領域向前發展，影響和制約設計領域的內容和方式。發現人們的需求卻也是設計師的主要思維方向，新產品、新建筑形式裝飾形式的出現，大多數是從需求角度發現的。設計由簡單實用的生活化到除實用之外蘊含有各種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美國行為科學家馬斯洛提出人類需要從低到高分成五個層次逐級上升的反映，無論是在產品上還是在環境設計上，他們都是在生活化的基礎上注入人性化元素，都是人類需要的自身特點對設計的內在要求，這就是產品設計和環境藝術設計為什么共同的原因了。

作者：王光和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

胡適對現實主義的偏愛是與關注現實生活、解決現實問題的態度分不開的，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他的潛移默化之外，還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著直接的聯系：杜威的興趣逐漸集中到周圍的社會問題上來，他對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他們進取機會的計劃特別感興趣。他的哲學也越來越集中討論社會重建問題。……他宣稱，哲學家應像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研究所有的問題，哲學家得到的結論，不論看上去是多么顛撲不破，都決不能認為是最終的或永恒的。此外，杜威認為哲學最偉大的貢獻，不在于用抽象感念進行思辨，而在于處理人的社會沖突，尤其是那些在科學、民主和工業的相互作用中出現的沖突。[1]193-194杜威把他的哲學看作是一門實用的科學，把它同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就業和社會重建聯系在了一起，是改善民生的工具。他還進一步發揮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認為美術（泛指文學藝術）與哲學、科學技術一樣都是屬于實用的事情，要反映現實，揭示社會矛盾，解決具體的現實的問題。杜威的美學思想與20世紀初美國工業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的。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美國社會一方面是物質和經濟的大發展，同時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以及人性的異化。人變成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造成了精神上的極度空虛和恐懼，工作中沒有快樂，生活的意義無處追尋。同樣，藝術也隨著開始異化。為了抗拒藝術的商品化、技術化，出現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從而使藝術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越來越遠離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生活土壤，它鉆進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由此美也被認為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似乎在生活中人們是找不到美的體驗的。精致的抑或高雅的藝術成了權貴的獨享和身份的標識，平民百姓為了消解和釋放工作中的壓抑恐懼，只能去尋找廉價的、低俗的東西，以獲得暫時的刺激和麻痹。在杜威看來，在現代工業時代，藝術提供給人們的滿足越來越少，人民對藝術的厭惡也就開始滋長和蔓延。我們說，杜威的美學思想正是來源于對這樣一種社會、人的狀況的關注和反思。為了實現社會的變革，幫助人們擺脫精神的失控，尋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幸福，他在改造傳統二元論美學觀的基礎上，構建了以“經驗”為核心，“藝術即經驗”為基本命題的美學體系，力圖“恢復審美經驗與生活的正常過程間的連續性……回到對普通或平常的東西的經驗，發現這些經驗中所擁有的審美性質”[2]45-46。

一、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中美學觀念的影響，胡適強調文學就是“生活”，強化文學要反映現實生活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工具意識，認為“有意識地進行的美術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質”，“美術和工業技術都屬于實用方面的事情”，杜威反對這樣的文藝觀念：“因為禮儀的、文學的和詩歌的藝術跟工業的和科學的藝術有著十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后果，所以就遠不像當代一些學說所假定的那樣，說他們絲毫也沒有成為工具的力量，或者說，在對它們的欣賞性的知覺中并不包含有它們具有工具行動的這一種感知。”[3]227-249杜威的工具意識十分強調關注社會與現實。因此，他的哲學思想中對民主、民生等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成為其區別與以往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于主流地位。五四時期胡適提倡的“問題劇”、“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理性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哲學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增強了文學對反映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感。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精髓是“生活”，是現實的生活，重在求真、求實和實踐性，富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杜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并積極尋找解決問題之途徑。“杜威之所以對于‘人的問題’（theproblemsofman）特別關注，關注眼前那個令人沮喪的、缺少正義、完全混亂的社會，能夠對自己的學說特別注意，盡量避免純粹抽象、含糊其詞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愛麗絲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國文化對于杜威的良好影響。杜威思想的魅力也正是來源于這種美國社會種種弊端的切實關注和令人鼓舞的信仰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4]56。在杜威看來，藝術的功能不僅僅是去批評現實而且也要改變現實，后者才是文學藝術的根本任務。

他認為，如果藝術繼續是一個封閉的領域，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樣的變化。因此杜威建議，“藝術應當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來，成為富有建設性的向導、榜樣和動力，而不僅僅是某種想入非非的裝飾或逃避現實的處所”。杜威試圖“剝掉藝術身上那種以超越性的權威為偽裝的獨裁氣氛，使之煥發出一種腳踏實地的、民主的光彩，從而提升人的生活，豐富人的交流，也因此建立起新的藝術理論，使之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部分”[4]108。杜威堅定地認為，文藝來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測、高不可攀的東西。文藝只是人的經驗的一個樣式。因此，杜威的美學與建立在所謂美術基礎上的、對藝術產品頂禮膜拜的美學有著極大差別，充分體現了其哲學關注現實人生的特點。杜威的實驗主義之于胡適人生、政治和學術等方面的影響，并不僅僅表現在觀念層面，也表現在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技術層面。胡適對他的導師的哲學精髓也是心領神會的：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To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inExperimentalLogic）里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于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為然，即與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上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creativeintelligence）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像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5]18可以這樣認為，杜威是現代美學史上第一個將藝術（包括文學）界定為實用主義經驗的理論家。這種界定看似不夠準確和明晰，但卻是一個雖然寬泛但很貼切的界定。而對胡適來說，杜威美學觀念中的平民色彩及關注社會改造的特點與中國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也正因為此，有著強烈的“經世致用”觀念的胡適與杜威哲學一拍即合，并被其深深吸引。胡適自己也多次提到，杜絕思想的影響涉及到自己思想的各個方面，對自己“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5]264。胡適接受和服膺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除了五四時期啟蒙的需要，也跟他早年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熏陶甚至家學淵源有著一定的聯系。實際上，杜威的實用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有很多的相通之處，與儒家的“通經致用”、“知行合一”等觀念很為相似，而正是胡適的“中國化”的解釋，迎合和滿足了深受傳統文化浸染的五四知識分子們的實用心理，再加上時勢等其它方面的因素，使得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順理成章，成為了非常犀利的重要的反封建武器。#p#分頁標題#e#

二、胡適主張和提倡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方法與創作態度也與杜威的經驗主義文藝觀念有一定的關系。胡適特別重視傳記，這是文學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的一種體裁。胡適坦白，他終究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的人，在寫傳記時，往往“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不過，他覺得這樣更為真實，因為“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5]28-29。在美國留學期間，胡適已經敏銳地捕捉到“真實”和“經驗”或“體驗”的必然聯系，“詩貴有真，而真必由于體驗”。1918年4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在談到經驗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時說：“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絲精彩。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6]53-541921年1月他又在《夢與詩》（收錄在《嘗試集》）的自跋里闡釋了經驗與詩歌的關系：“這是我的‘詩的經驗主義（Poeticem－piricism）’。簡單一句話：做夢尚且需要經驗做底子，何況做詩？現在人的大毛病就在愛做沒有經驗做底子的詩。北京一位新詩人說‘棒子面一根一根的望嘴里送’，上海一位詩學大家說‘昨日蠶一眠，今日蠶二眠，明日蠶三眠，蠶眠人不眠！’吃面養蠶何嘗不是世間最容易的事？但沒有這種經驗的人，連吃面養蠶都不配說———何況做詩？”[7]166胡適在這里如此強調“經驗”，其中滲透了杜威的經驗美學觀念。“經驗”是杜威美學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其整個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杜威認為可以簡單地把“經驗”理解為“我們所做的以及我們因此而承擔的后果的全部（allourdoingsandsufferings），也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經驗’就是我們生活的過程（thelivingpro－cess），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所作所為、所感所悟，構成了我們經驗的所有內容”[4]85。杜威的“經驗”觀念是對英國經驗派的繼承，但涵蓋面要遠豐富于后者，它不僅包括心理學、生理學和生物學的感官經驗，還涉及了很多的社會學內容。杜威還主張“，經驗”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不需要進行學究式的煩瑣解釋。說“經驗即藝術”，并不是說“經驗就是藝術”，而是強調藝術的經驗性質，強調藝術與生活的密切聯系，經驗與藝術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而胡適認為，如果沒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個根底，就不能成為文學家，也是在強調文學的經驗性質，正如胡適的《夢與詩》（見《嘗試集》）中所寫：“都是平常經驗，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夢中來，變幻出多少新奇花樣！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語言，偶然碰著個詩人，變幻出多少新奇詩句！”[7]166而前述在反對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興起時，胡適也是用“經驗”一詞來批判浪漫主義文學與現實生活的疏離。杜威把經驗等同于我們生活的不斷的過程，并不是把問題簡單化，而是要說明：關注人的經驗，才是真正的關注人生。杜威的經驗藝術觀，還具有平民的色彩，因為他認為，無論是什么樣的藝術，高雅的、通俗的，無論價值有多大，其根源都永遠來自于人的經驗，而不是人生經驗之外的某種神秘之物。他批評傳統美學那種為“美”尋找某種虛無縹緲的根據的做法，努力恢復審美經驗與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續性，讓藝術走向普通人，讓藝術平民化。

杜威也對“有意”的浪漫主義有些反感，“在所謂浪漫主義的藝術中，這種超越于圓滿終結限度以外而發生作用的傾向感太過分了，對不現實的可能性的一種生動的感知附著在上面”，“任何具有特別浪漫主義色彩的東西激起所提示的可能性不僅僅超過了實際的現實，而且超過了任何經驗中能有效地達到的范圍。就這一點來講，有意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乃是任意做作的，因而也就不成其為藝術”[3]240。在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家那里，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層面，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與建筑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現性主義去分析、解釋世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些價值體系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可及之內的，而對人的經驗范疇之外、人的認識能力尚不能達到的事物則回避不顧。胡適1921年7月在約見沈雁冰、鄭振鐸的談話中就勸他們要慎重，不要在《小說月報》中濫收西方浪漫主義作品。胡適認為，創作不是空泛的濫作，必須有經驗作底子。他明確提醒茅盾，不可濫唱什么“新浪漫主義”。胡適還認為現代西洋的新浪漫主義的文學所以能立腳存在，是因為它經過了寫實主義的洗禮。“有寫實主義作手段，故不致墮落到空虛的壞處。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極能運用寫實主義的方法的人。不過他們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義的病境”[8]。沈雁冰當時主持《小說月報》，正大力提倡新浪漫主義。而現實主義的口號當時是和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混合在一起的。沈雁冰接受胡適的建議、批評，立即轉向介紹、倡揚自然主義，希望新文學能夠從自然主義（寫實主義）過渡走向現實主義。

三、自由主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成美國的“道統”。胡適留學美國多年，深受美國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眾所周知，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從托馬斯•潘恩《呼喚愛國者》到托馬斯•杰斐遜的《獨立宣言》、到喬治•華盛頓的《告別詞》、到亞伯拉罕•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伍德羅•威爾遜的《要求國會對德宣戰》以及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論四大自由》，其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由主義。美國的憲法中也赫然標舉人權、自由和幸福三面旗幟。

一、引言

作者自稱語作為學術語篇互動元話語的一個重要子項，是作者表達研究立場和態度時高頻使用的元話語資源，關系到作者主體性身份的顯現程度。作者自稱語之中的第一人稱代詞得到語言學界的高度關注，諸多研究探討了其在中外學術語篇中的使用情況，如彭芹［1］等對比了中外巖土類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稱代詞，發現國內期刊鮮見使用第一人稱，提醒相關學科的學者和編輯予以重視。李民［2］等考察了中國學者與英語本族語者在學術論文中對第一人稱代詞使用的異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稱代詞的復數形式凸顯團體屬性、后者多用單數形式強調研究獨特性和新穎性的結論。高霞［3］基于可比語料庫研究發現中外學者間第一人稱代詞的使用差異顯著，但差異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稱語作為一個整體得到的關注則少得多。不同的學術團體會以其獨特的方式進行交流和互動，跨學科語言差異正逐漸成為學術英語研究的新熱點［4］。經濟學學科論文摘要是否呈現相似的特點？這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有鑒于此，本研究嘗試考察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稱語的使用情況，探索并闡釋其共性與差異?；谡Z料庫的定量統計和對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1．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別使用哪些自稱語？頻數是否有差異？2．所體現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異？有何差異？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語料采集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自建兩個小型英文語料庫：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語料庫（簡稱CNC）和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語料庫（簡稱USC）。前者語料選自國內經濟學頂級期刊《中國工業經濟》，后者語料摘自美國經濟學頂級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為了保證較好的可比性，兩個語料庫只收錄上述兩個期刊同一時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隨機抽樣的50篇英文摘要組成。語料庫的庫容方面，CNC為15092詞，USC是6502詞，可見平均篇幅上，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遠超美國，高達2．3倍之多。有鑒于此，統計節點詞頻數的時候，本研究不但報告其觀察頻數，也列出每萬詞中出現比率的標準化頻數，以保證可比性。使用Antconc軟件，分別在兩個語料庫中檢索各類作者自稱語：第一人稱復數詞“we、us、our”、第一人稱單數詞“I、me、my”、第三人稱詞“theauthor（s）”、物稱詞“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對于作者自稱語缺省的情況，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則表達式檢索被動語態，其次通過人工方式識別語義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類自稱語的頻次數據繪制成表，進行橫向、縱向比較，并通過觀察索引行進行分析、解讀。

三、結果與討論

（一）作者自稱語的種類與分布

表1統計了兩個語料庫中作者自稱語的種類與頻數。從中可以看出，就自稱語總數而言，CNC語料庫的觀察頻數高于USC，但是標準化頻數呈現迥異的結果，中國經濟學期刊中的作者自稱語總數顯著少于美國（153．1：259．9）。作者自稱語是構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國作者缺乏對其充分的利用。另外，從表1亦可直觀發現三個基本特點：1．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稱型作者自稱語（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則主要采用第一人稱代詞（如We／I等）；2．第三人稱代詞（如“筆者／theauthor（s）”）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未出現；3．在作者自稱語“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異顯著，標準化頻次比為29．8：4．6，中國遠高于美國（近6．5倍）。中國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這種物稱型自稱語，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物稱符合學術語篇要求的公正、客觀和嚴謹，也符合國內期刊論文摘要寫作規范。美國同行廣泛使用第一人稱自稱語，則源于第一人稱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暢的優勢，有助于簡明扼要地闡述原作的內容。另外，中國學界傾向于認為第一人稱顯得主觀，影響學術結論的客觀性，而美國學者相信第一人稱不僅不妨礙學術語篇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銷自己的成果和觀點，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編輯、同行和讀者的認可，增加自己論文被同行檢索、下載和引用的機會。此外，美國作者將論文視為辯論性語篇，需要雙向的互動、參與和介入，因而在眾多作者自稱語中，第一人稱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稱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稱語，既無第一人稱的“高調”也無物稱的“低調”，理論上比較符合中國學者的心理，而語料庫數據證實第三人稱不僅被美國作者遺棄，也未得到中國作者的青睞。作者自稱語的缺省是依靠被動語義結構來實現的，如例1。被動結構的優點是簡潔明了，豐富句式，結構緊湊，信息密集，便于體現學術語篇的客觀性。但是，過度使用會造成摘要行文單一，句子變得冗長且缺乏活力，影響文字經濟性和可閱讀性，如例2，為了缺省作者隱藏身份而強行使用被動語態，反而造成句子頭重腳輕，傷害了摘要的可讀性。而且，頻繁地以“去人稱化”的方式隱匿作者會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導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響論文在學術話語社區的宣傳和推銷。中國學者表現出的對被動語義結構的濫用和誤用，非但不會增強學術語篇的客觀性和嚴謹度，反而違背了在學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稱語以物稱為主（占57．1％），輔以第一人稱復數自稱語（占23．4％）和缺省自稱語（占19．5％）；在美國方面，作者自稱語中，第一人稱占絕對統治地位（89．9％），其中以復數為主，亦不乏單數。特別指出的是，第一人稱雖然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有使用，但是頻次差異顯著（248：21．5），美國遠高于中國。此外，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未出現第一人稱單數自稱語，而在美國方面，第一人稱單數的頻次甚至高于物稱（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稱語在學術語篇中具有相異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稱自稱語體現作者敢于彰顯自己的權威和自信，勇于凸顯自身學術貢獻，不回避自身的學術責任；其中，第一人稱復數能體現較強的作者參與度和貢獻度，第一人稱單數更是展示作者權威和信度最強有力的標志語。在凸顯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稱效果稍遜于第一人稱。物稱即非人稱或以抽象實體指稱，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質是隱藏作者身份，意在強調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借助被動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稱語缺省情況，其實質是使作者回避，讓作者徹底隱身，以期獲得研究客觀性的認同。也就是說，表1數據揭示了一個道理：中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隱藏，甚至徹底隱身，但是通過少量的第一人稱復數得到一定的“曝光”，卻未曾通過第一人稱單數得到強烈的凸顯；而在美國經濟學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強烈地凸顯。這種巨大差異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和中庸之道，個人不喜歡出頭、冒尖，慣于隱藏身份，一般不高調宣示個人貢獻，而西方文化奉行個體主義，認為個體身份高于群體身份，強調個體，重視個體獨立性、個體責任。因而，相比中國，西方學者在學術語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稱表明自身立場、態度、自信和權威，強調自己的學術貢獻和學術責任。這一點在中美第一人稱單數的使用頻次差異上得到充分的印證。表1顯示，第一人稱復數在中美經濟學期刊摘要作者自稱語中均有出現，起到了凸顯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體現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異？本研究繼而進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