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設計視野下的建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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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視野下的建筑學研究

摘要:以建筑師曹曉昕的系列講座內容為基礎,結合其多年來的建筑設計實踐與跨界產品設計實踐,從不同維度探討“物性”的概念,并思考“物性”與范式、工藝等理論的關系。

關鍵詞:物性;范式;產品設計;建筑設計

1物性的維度

1.1產品設計學與建筑學的歷史淵源

建筑學是設計學的一個特定分支,它與其他眾多造物學科的關系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歷史上,建筑教育與其他設計學科教育的融合程度遠比今天要高得多。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Bauhaus)是世界上第一所專門為發展設計教育而開設的,是一所以建筑為主,同時包括紡織、陶瓷、金工、玻璃、印刷、舞臺、美術及壁畫等眾多專業的設計學校。課程體系方面,強調造型、材料與工藝、設計實踐的三位一體;教學模式方面,采用中世紀師徒親授的建筑行會模式。包豪斯致力于把工藝技術提高到與視覺藝術同等的高度,響應了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rWerkbund,1907)的信條,即“通過藝術家、工業家和手工業者的合作而改進工業制品”。在歐洲大陸,蘇黎世高工(ETH)繼承并發展了包豪斯的衣缽。另一支對我國建筑教育影響巨大的巴黎美術學院布扎體系(Beaux-Arts)則形成于17世紀路易十四在位期間。文藝復興末期,彼時的教學以古典主義美學范式為基礎,后來賓夕法尼亞大學(UPEN)的教學體系便依托于此,并且在20世紀前葉經過中國第一代留洋先驅們的傳播,這一體系深刻影響了我國的建筑教育。這一分支并不強調材料與工藝的研究,這也是導致我國目前工業產品設計與建筑設計學科完全隔離的重要原因。

1.2物性的概念

建筑學與產品設計或其他設計學科都以“造物”為目的,應該具有相同的根本特征,我們定義為“物性”,即材料的為物之本。舉例來說,斗拱這一構件的發展與變遷很好地詮釋了物性的流變。在經典建筑史文獻中,唐代的斗拱起結構支撐作用,因此構件尺度較大;而明清斗拱則主要起裝飾作用,構件尺度較小,構圖繁復但缺少力度感。這種理論主要是從文化、美學與功能維度進行解讀。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佛光寺大殿屋檐的斗拱構件中清晰可見大量的水平向裂痕(圖1),說明就材料的特性而言,大尺度的木構件在受到長時間自然侵蝕后,極容易破碎化,而小型構件反而在抗裂性方面優勢明顯,這也許是后期斗拱形態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清兩代的木工工具與技術較唐宋時期有較大幅度發展,客觀上也滿足構件精細化加工的要求。除了傳統理論之外,對斗拱的研究應當增加物性與工藝維度的解讀。

1.3物性導向的設計實踐

既然“物性”是設計學科共同之根基,那么建筑設計與產品設計的專業語境也必然會有異曲同工之處。產品設計中打樣、監制環節的時間幾乎占據整個設計周期的90%,這主要是由于當產品面臨工業化量產時,必須滿足特定程度的標準化、市場化要求。這種對物料反復鉆研的態度,十分值得建筑設計行業借鑒。除了個人偏好外,“向產品設計學習”是筆者跨界進入工業與服裝設計領域的重要初衷。斗拱圖架(圖2)是一款手工木作擺件,原型取自北京西黃寺斗拱,通過這個作品,我們一方面研究傳統構造工藝,另一方面則嘗試從物性的角度對傳統建造方法進行新的闡釋與解讀。在“坐包”(圖3)設計中,筆者則創造出一款兼具收納與座椅兩種功能的產品,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布料被認為是柔軟的材料,但我們通過對構造與材料特性的研究,設計出抗壓強度高于一般預期的產品??梢?,物性體現了天然特性決定的材料的應用范圍與能力,是設計創新的關鍵因素之一。無論是在產品設計還是建筑設計領域,物性都可以成為構思與指導實踐的出發點。在筆者的建筑實踐中,一直對物性要素十分關注。早期的中國軟件有限公司辦公樓設計中,受到瓷器釉上彩與釉下彩不同工序的啟發,研究比較了立面陶土磚“先拉毛后燒制”與“先燒制后拉毛”兩種工藝,使材料在不同光照條件下,都取得了精微變換的理想效果(圖4)。北京市檢察院設計中,則探討了混凝土與金屬、玻璃等材料之間的相互關系與構造節點(圖5)。昭君博物院設計中,充分考慮內蒙古當地氣候與建造傳統,采用夯土外觀效果,通過GRC技術及緩凝劑的運用,賦予建筑歷史感(圖6)。值得注意的是,設計并不掩蓋現代混凝土技術與傳統夯土工藝的本質差別,建筑底部轉角處被故意架空(圖7),表現出清晰的建構邏輯。通過這些建筑實踐,我們對材料的認知逐步加深,希望通過采用工業或服裝設計的思路重塑建筑設計方法,改變傳統的“功能—形式”設計模式,讓材料充分發揮自身稟賦,物盡其用。

2物性與范式的博弈

2.1范式的概念

范式(Paradigm)的概念是在科學史研究中,由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提出的,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范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能為科學研究提供可模仿的成功先例。范式對于產品而言是消費習慣和市場的標準規則,對于建筑則是歷史審美參照點和地域文脈。造物學科中,范式具有指導意義,通過類型學分析與時間斷代,可以讓人們在浩如煙海的古今建筑作品之中找尋內在的脈絡與規律。

2.2物性與范式的博弈

物性的流變會影響范式,然而這種改變一般需要很長的時間與過渡期。以家具制作領域為例,18世紀之前的貴族座椅都是由手工作坊制作,曲線秀美動人,而工業革命帶來了鑄鐵與不銹鋼加工技術,制造商們一方面大量引進機器生產,以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另一方面又把設計作為迎合消費者趣味而得以擴大市場的重要手段,堅信產品的所謂符號化的“藝術性”可以在市場上獲得溢價,把裝飾與設計等同起來。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仍然采用新工藝模仿古典座椅的美學范式及構型,直到包豪斯的教師采用灌沙工藝制作了鋼管彎曲成型的現代主義風格座椅,設計師才將技術本身與其帶來的新美學緊密結合,形成了“技”與“藝”的有機整體。再晚一些時候,20世紀后期的庫卡波羅設計了著名的卡路賽利椅,而使用的玻璃鋼技術其實也就誕生在半個世紀之前?,F代主義建筑的產生同樣體現了物性與范式的博弈。1851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水晶宮被認為是早期現代主義代表作,以鋼鐵骨架與玻璃為主要建材,體現了工業化在材料方面的杰出創新,但建筑中仍然可以見到古典主義范式的種種遺存。放大的柱頭形態是對柱式的模仿,巨大的歐式噴泉為室內平添了古典主義環境氛圍。人們感嘆新技術的顛覆力量,但同時似乎尚未準備好完全拋棄舊范式的桎梏。直到柯布西耶提出新建筑五點特征并將其運用到薩夫伊別墅設計中,現代主義才真正開始大行其道,現代材料才真正“物”盡其用。時至今日,追逐標志性與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有時令物性與范式的關系顯得曖昧不清?,F代主義思想和現代主義風格在實踐中經常分道揚鑣。在筆者的設計實踐中,探索了一種相對“消極”的工作模式,即把藝術性放到相對次要的位置,注重突出材料的特性。竹基纖維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之一。這種材料外觀與普通木材差別不大,但經過纖維化處理,強度可達到鋼材的三分之一,且耐火性能優良。我們采用1:5的大比例模型研究節點構造(圖8),并多次實際打樣調整各個構件的形態與尺度,最終在建筑中達到了較好的完成效果(圖9)。筆者還利用竹基纖維加工廢料制作了“逆空間”課桌(圖10),發掘材料自身的物性。類似地,我們在產品設計中以材料研究為重點,設計了建筑師專屬皮具(圖11)和祥云主題系列瓷器(圖12),這些作品都是探索物性內在邏輯的實驗。設計往往在表象淺現和暗藏機巧之間轉換,物性與范式的博弈可以激發設計的趣味性。

3產品設計視野下的建筑學

希區柯克(Hitchcock)的電影《后窗》記錄了一位攝影記者為消磨時間而偷窺鄰居生活,卻識破了一起兇殺案的故事。觀察維度的轉換往往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機巧蘊含在看似平凡無奇的事物中。比起建筑設計,一套茶具的尺度微不足道,但從籌劃到最終打樣、出品的流程卻環環相扣,需要決策與統籌的問題并不遜于前者。類似地,密斯用“結構”(Structure)這一概念來隱喻他的建筑法則:“結構是一種從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細節全部都服從于同一概念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結構”。密斯幾乎將其作品當作類似集成電路板的模式來設計,強調建構邏輯的清晰性。從這種意義上說,他一生都在研究同一個主題,設計同一系列建筑,從巴塞羅那展館的流動空間到范斯沃斯住宅的均質空間,最終在德國藝術館中大放異彩。筆者在建筑實踐中,試驗采用產品設計的系統性規劃模式進行工作,希望創作可以基于理性法則而非簡單的形式判斷。武漢東西湖文化中心項目(圖13)關注設計組織技巧及全過程控制理念,項目采用EPC形式總體把控設計質量,保證完成度。我們將室內、標識、景觀、家居、照明、舞臺工藝等一般后期才會介入的工種提前,從設計初始階段便注意各專業的技術系統集成,一方面集思廣益、激發設計靈感,另一方面可以把同一種建構邏輯貫徹到設計的多方面、全周期之中,大到策劃功能布局,小到構造節點,一以貫之。建筑群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檔案館、劇院等組成,龐雜的功能體塊依靠中央景觀庭院相互聯系起來,庭院內種植水稻,楚地農業景觀作為核心要素,伴隨季節與時令變化為建筑帶來一派生機。竹林圖書館項目(圖14)采納生態與綠色建筑理念,天光自退臺式屋面的開縫處傾瀉而下。傘形結構柱與竹林主題一脈相承,形態別致,條形天窗不被任何結構構件斷開,采用玻璃肋支撐體系,最大程度接受自然光線(圖15)??照{送排風口則結合書架設置,雙套落水管預埋在傘形柱內,消防噴灑的布局結合頂部連續縫隙造型,機電系統智慧布局,與空間設計渾然一體。我們運用產品的思維,試圖打破專業與時序界限,探討整合設計理念帶來的種種可能性。設計師是物性的發現者與締造者,同時也是物性的浸染者,我們希望開啟建筑設計領域的后窗,從產品的維度解讀建筑,創造與眾不同的空間場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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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武 曹曉昕 單位: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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