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發言稿范例

摘要:口譯項目難度大，時間緊，重點是譯前高效率的準備，難點是譯中頂住壓力，穩健發揮，靈活處理突發事件。譯后工作卻很容易被忽視，很多人認為它只不過是項目驗收和譯費結算，沒有什么大的意義。但事實不是這樣。任何一項工作，收尾部分都很重要，一方面可以為項目畫上完美的句號，另一方面也可以總結成功經驗，改正不足，為今后的口譯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本文通過對口譯項目流程譯后部分需要的步驟及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提出切實可行的譯后管理方案。

關鍵詞:口譯流程;項目管理;譯后

雖然不同的項目，具體的口譯譯后流程可能不同，但口譯服務項目的收尾工作基本包含下列環節:服務驗收，異議處理，收款，譯費結算，項目總結，成本核算，質量評估，客戶滿意度調查等。在此，我們將譯后工作分為三個部分:譯后(現場)，譯后(中期)，譯后(后期)。

1譯后(現場)

再通過緊張繁重的口譯任務之后，譯員及工作人員都如釋重負，那么任務完成是否就可以直接離開了呢?實際上，口譯結束后不要馬上離開，先確認一下是否有臨時口譯任務(比如晚宴臨時需要交傳或與會雙方準備細談合作條款)，如果對方找到譯員要求加班，要談好報酬并告知項目經理。這樣也體現了翻譯公司的專業以及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如果沒有臨時任務，譯員要注意檢查同傳間，不要落下口譯材料，尤其是發言稿等，若留下材料一方面是不專業的體現，另一方面會議相關的一些保密資料可能會遭到泄露。此后，譯員和聯系人或工作確認人確定結束后才可以離開。注意帶好工作照(譯中拍攝的現場照)，照片可作為工作證明佐證，也可用于日后求職的簡歷中。項目經理在項目結束后，請客戶方在服務單上簽字，確定服務結束，對服務質量滿意，以避免后期糾紛。服務單上應該注明服務時間和服務人員姓名。如果發生客戶不滿意的情況，請客戶注明原因并提供證據或者第三方證人，以便申請法律仲裁。項目經理也應提供譯中的現場錄音(中外雙頻道)。

2譯后(中期)

2．1財務審核

為進一步提高全縣自然資源系統干部職工整體素質和工作水平，努力塑造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隊伍形象，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認真學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推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切實落實意識形態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部署要求，豐富形式、與時俱進，不斷加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努力學習自然資源知識，從嚴規范干部職工工作行為，進一步增強黨性修養、端正“三觀”意識、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條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教育與懲處相結合，堅持嚴管就是厚愛，不斷提高干部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第三條本制度適應于自然資源局所有在崗工作人員。

第二章學習教育制度

第四條局黨組中心組理論學習

摘要：實習是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完成專業培養目標的重要環節。想要真正達成實習目標，需要關注實習每一環節的組織，科學安排實習流程，方可實現幼兒師范學校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關鍵詞：實習;實習流程;實習組織

學生通過實習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為就職奠定扎實基礎。通過保育實習、教育見實習、教育實習，實現學生對幼兒園保教工作的深度認知，培養熱愛幼教工作的積極情感，練就組織、實施幼兒園一日生活的操作技能，以達成幼兒師范學校培養適應當前社會需要的幼兒教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想要將實習落到實地，真正達成實習目標，需要關注實習每一環節的組織，科學安排實習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八個環節：三個部分是指實習前的準備、實習中的檢查和督導、實習收尾和總結。八個環節包括制定實習計劃、聯系實習基地、安排帶隊教師、體檢和購買實習保險、召開帶隊教師和實習生動員大會、組織檢查督導、評定實習成績及實結工作。

1準備部分

1.1制定實習計劃

首先，根據教學計劃，科學制定實習計劃。完整的實習計劃要標明學校名稱、實習學年、專業、實習名稱、種類說明、意義及時間安排。其次，要從實習目的、實習內容、實習要求、帶隊教師職責、指導教師職責等方面詳細闡述。最后，要有學校名稱和時間，加蓋學校或教務處公章。

1.2聯系實習基地

一、高職院校大學語文的特點

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門類，傳統意義上的語文課一直是基礎性、工具性的代名詞，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它帶有更強的體驗性和評價性。這種體驗性在職業院校的語文教學中，側重以學生為主體參與課堂教學，體現學中做、做中學的教學模式；評價性則側重加強教師對學生、學生與學生間的教學效果評價。此外，大學課堂的語文其內涵和處延擴大了很多。將“文化”引入大學語文課堂，更加強了大學語文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使命，這不僅是本科院校也是高職院校語文教學重要的支撐之一，是大學語文課程性質與目標決定的?；谏鲜龇N種，高職院校的語文課既要滲透人文內涵，又要貫徹職教的理念，這對課程的講授無疑是一個挑戰。現行高職院校大學語文教材，內容一般分閱讀鑒賞、口語表達和應用寫作三個模塊。做好文化育人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超越這三個模塊的內容，即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意蘊，使之滲透到職業素質的培養上，把教材放到廣闊深遠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去觀照、審視、探討，從而提高教育對象的人文素質，使學生變成歷史意義上、文化意義上、情感意義上、道德意義上的人，實現精神成人的目的。

二、育德是大學語文文化育人的根本

曾在與北大師生的座談會上提出“扣子論”，即希望青年學生們扣好人生的第一粒鈕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既是對中華民族注重修身養性優良傳統的弘揚與繼承，又是當下對青年學生成人成才的現實要求。高職生正處在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嚴以修德，正當其時；嚴以修德，大有益處。未來無論從事哪個行業，都應把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作為首要任務，這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也是立人之本。各類教材中談立德樹人的篇章很多，對高職學生來說，明是非、辨善惡、知榮辱，具備良好健康的職業道德與心態，能促使他們快速適應一畢業就進入工作環境的緊張狀態。以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學語文》選取的《論語》三章為例，文中孔子分別從誠信觀、理欲觀與復禮歸仁的角度闡述如何做人、如何塑造君子人格，這對學生心理素質的構建與道德行為的養成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再如北島的《回答》真實有力地告訴學生，我們是活生生的塵世中的人，而不是魔鬼或者天使。無論在自以為高尚還是在自以為卑鄙的時候，只有微笑地看待自己，那才是最真實的。而末尾兩行，把“閃閃的星斗”想象成“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和“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則賦予了詩歌一種歷史感和開拓未來的使命感。在教學中，如要求學生一味地去牢記文章內容是不可取的，應設置道德情境或結合實際擺出案例，讓學生去切身體驗并評判其中所涉及的人性美丑和道德高下，這樣的授課方法，顯然比教師單純授課要效果顯著。

三、育才是大學語文文化育人的途徑

培養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一直是職業教育奮斗的目標和宗旨。大學語文仍需繼續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傳授學生說話的禮儀風度、藝術技巧。說有用的話，說被人樂意接受的話并非易事。為此，結合社會現象，設計各種溝通情景，要求學生去完成交談訓練，如近期央視曝光的云南導游謾罵游客事件，可以讓學生去模擬當時的情境進行游客與導游之間的文明、有效溝通。再如，就學生宿舍養寵物引發舍友間矛盾的事件，可以案例的形式讓學生真實體驗，做有效溝通，并最終解決問題。這種體驗式教學會真正寓教于樂，達到文化育人的功效。對于應用寫作，學生除學會各類文種的基本概念、寫作格式、寫作內容、寫作要求外，還應提高使用文字的修養，培養一種踏實認真、質樸曉暢的文風。采用模擬真實的工作環境會事半功倍。如單位要舉辦一場“五一勞模表彰大會”，從請示、批復、活動方案策劃、通知、海報到開幕詞、領導發言稿、閉幕詞等一系列文案內容都涉及其中，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來開展此項任務，在一定時間內展現成果，互相評價、打分，再由教師指出問題、糾正錯誤、進行總結，這樣的過程使學生更易于評價中掌握知識，在小組也培養了他們的團隊精神、溝通能力、競爭能力及領導能力。

四、人格塑造是大學語文文化育人的目標

一、我國高等職業教育中的酒店管理專業的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現有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缺乏實踐性

從現有的情況看，相當一部分高職院校酒店管理專業的教學計劃是照搬照抄國外或國內其他學校的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很少從旅游企業、學生的條件和學校所在的地域特點等綜合因素的需求角度考慮，有的理論學時太多而實踐學時太少，有的根據本校的現有教師情況安排課程，因人設課而不是因需設課。很多課程的教學內容比較強調理論教學，脫離了酒店企業的實際需要和學生的客觀實際，缺少專業實用性、實踐性。在課程的教學方法上，大多數教師采用的還是傳統的“填鴨式”教學，缺乏對學生的啟發和對實際問題的思考，學生參與教學的積極性不高，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教學效果非常不好，酒店管理專業高等職業教育陷入了“重理論、輕實踐”的怪圈。另外，很多高職院校的酒店管理專業雖然也很重視學生的實踐教學，但更多的是在校內模擬的酒店實訓室進行簡單的室內操作練習，未到酒店企業的前廳或客房等工作崗位，難以從酒店企業的實際工作環境培養學生的實踐工作能力。

(二)缺乏完整科學的專業教材體系

酒店管理專業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學內容“不職業”還表現在缺乏較為完整科學的專業教材體系，很多專業教材在課程內容的編排和組織上還有不到位的地方。在我國目前已經出版和使用的酒店管理專業高等職業教育的專業教材中，高等職業教育的特色還不明顯，相當一部分專業教材基本上是酒店管理專業本科教材的復制，教材觀點非常陳舊，并且理論性太強，缺乏實踐知識和崗位技能的訓練，沒有真正做到以培養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為中心。例如，很多高職院校酒店管理專業現有的《酒店管理》《酒店餐飲管理》《酒店前廳與客房管理》等教材，很大一部分是在講述酒店的產生與發展，酒店的部門組成與工作職責，餐飲及前廳與客房管理的理論和原則，而真正講述和探討酒店具體部門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案例很少，很多學生到酒店實習或工作后發現課本的知識用處不大。此外，專業課程與教材的前后關系遞進性不強，缺乏邏輯性，并且很多課程的教材內容存在著大量的重復。

(三)高職院校與酒店企業之間的校企合作深度不夠

高職院校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的關鍵是專業的實踐性，這就要求學生既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理論知識，更要具備較強的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而這些專業素養和經驗技能的具備必須依托校內的酒店實訓室和校外的穩定的星級酒店企業實習基地來共同完成。而我國現有的很多酒店管理專業高職院校由于經費不足和辦學場地狹小等原因，現有的校內酒店實訓室條件較差，只能進行簡單的擺臺、甩單等模擬練習，而不能進行大的宴會設計、客人住宿安排等實戰操作。因此，學生在校內的實踐訓練很難達到酒店實際工作崗位的要求。另外，由于多方面的條件所限，酒店管理專業高職院校與酒店企業的校企合作還很不到位，還停留在形式上，諸如聘請酒店的管理人員來學校做講座、讓學生到酒店參觀等，學生只能從中獲得較為膚淺的專業認識，校企合作深度不夠。我國很多酒店管理專業高職院校辦學的思想觀念較為落后，學校缺乏專門的與企業聯系的部門，并且與酒店企業的聯系具有不穩定性和不連續性。同時，學校在辦學體制及運行方式等方面還不能與酒店企業的要求相對接，與酒店企業之間的合作還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表面上，合作基礎比較薄弱，校企之間的合作效果不是很理想。

外國文學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門專業必修課程，其主要內容是東西方古代至現當代的文學發展史和名家名作，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門初開時期，外國文學由于系統地介紹國外文藝思潮和經典名作，曾是中文專業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但時至今日，它卻已經“淪為”眾多學生頭疼的課程，教學效果不容樂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課程內容本身的難度、學生對外國歷史文化的隔膜、受考級考證等實用主義校園文化的影響等等，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于教學模式及方式方法的陳舊死板，因而教學模式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一、地方高校外國文學課程應以“傳授知識—提升能力”為教學目標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以教學為主和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應用型院校，它在辦學思想、人才培養的類型與要求等方面都與老牌綜合性大學有很大的不同。   如在外國文學課程的教學方面，由于后者重在培養高素質、高水平、高層次人才，故教學中注重知識體系的完整、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理論水平的提高等等。因而主要采用以史為綱，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評析的以理論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模式。   由于這些綜合性大學有較充足的課時設置，學生也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和自主學習能力，這種授課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而反觀目前的大多數地方高校，外國文學課程教學也仍然沿襲這一傳統教學模式。教師要介紹各個時期各個國度的文學成就、思潮，要介紹作家生平、作品背景與情節，再分析人物形象、主題思想、藝術特色等等。介紹的內容可能因教師個人的興趣以及當下學術發展而有所不同，但有一點始終未變，那就是教師是課堂的主體和中心，學生只是聽眾(偶爾參與)，只需照單全收即可。在這種模式下，外國文學被當作是一門專門的知識來傳授，忽視了學生各種能力的培養。另外，在近幾年的教學改革中，地方高校從提高學生就業率的思想出發，往往不再在第八學期(有的甚至是整個第四學年)安排課時，而用于學生完成畢業論文和自主擇業。加上中文專業的培養方案中往往為保證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等傳統專業重要課程以及專業必修課的課時充足，而壓縮了一些被認為不那么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的課時，如外國文學、文藝學等。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中文文秘專業的外國文學課時只有48節，一個學期就可上完。捉襟見肘的課時導致教師不得不“滿堂灌”，每節課都塞進大量內容，疲憊不堪;學生則苦于當“填鴨”，在死記硬背中滋生著厭學情緒。教師們只關注學生對知識理論的掌握程度，學生們則只知道苦練“背功”，感覺學無所用，更沒有能力學以致用，由此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學習外國文學的熱情。   而在當前大學連年擴招、就業形勢極為嚴峻的形勢下，應用型地方高校的核心競爭力，集中體現在其人才培養質量與教育教學的特色上。對于應用型人才培養來說，其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畢業生專業素質高，動手能力強，走上工作崗位就能派上用場［1］。因此，在教學中除了傳授知識、讓學生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外，更應以培養實踐和創新能力為主。作為文科基礎課程的外國文學同樣應該貫徹這一指導思想，隨著人才培養目標的變化而變化。   結合當前地方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教學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外國文學課程改革的根本，是要致力于打破以教師為中心的重理論輕實踐的傳統模式，而向以學生為主體的模式轉變。在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里，教師的地位和角色也相應地轉變，教師應成為一個引導者、組織者、答疑解惑者、參與者，課堂也就會成為一個師生交流、互相學習討論的場所，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落實到教學實踐中，筆者也在不斷地思考、探索，最終結合課程特點、專業要求以及學生的興趣點，確定了以“傳授知識—提升能力”為教學目標來打開教學的思路。   外國文學課程要讓學生學習掌握一定的文學史常識以及理論知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長期以來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的重點。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會死記硬背這些知識，而缺乏運用知識去鑒賞、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授必將失去活力，教學的內容也勢必空洞、枯燥無味。地方高校的中文專業多是應用型的文秘、新聞、播音主持等專業，注重學生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外國文學課程雖屬于基礎課，但仍然要為學生更好地夯實文化基礎、掌握專業服務。因此，外國文學應與專業結合，以知識傳授和提升能力并重，使學生在積累、領會理論知識的同時，不斷提高思考、分析、鑒賞和表達的能力，從而全面地提高學生的文學專業素養和實踐應用能力。   二、在外國文學教學中嘗試構建“自學—交流”教學模式   從“傳授知識—提升能力”的教學目標出發，就必須遵循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摒棄“滿堂灌”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因此，在教學實踐中，筆者嘗試了“自學—交流”的教學模式。   1．“自學—交流”教學模式的基本內容   “自學—交流”模式包含自學、交流、精講、應用、評價五個環節。   在自學環節，面對厚重的教材、大量的文學史知識和有限的課時，教師通過指導性地布置預習作業，使學生可以在課前先行了解很多一般性的文學常識，從而為課堂教學節省時間，有效地提高課堂時間的利用率。如在學習各章節概述部分的時候，就要求學生通過研讀教材和查找資料的方式，來了解這一時期主要的文學思潮、作家作品，并做好相關筆記，以此代替教師在課堂上逐一梳理講解這些內容。在自學的基礎上，通過課堂的交流(也延伸到課后的交流)，教師對學生自學的情況進行了解、引導，解惑答疑，使學生對自學內容形成更清晰的認知，提高自學效果。   精講環節針對的是在交流中表現出的理解的模糊、分歧，以及教學的重點和難點，要力圖講深、講透。如某些文學思潮產生的復雜原因、某些較難理解的文學理論的闡釋、代表性作品的深入分析等等。如文藝復興階段，我們就對《哈姆雷特》的主題、主人公形象、藝術手法等進行了精講，并介紹了在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研究等視角下的一些研究成果，使學生對這部經典作品的復雜內涵具有了較全面、多元的認識。#p#分頁標題#e#   應用環節主要是學生運用學過的知識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訓練，如對名篇的鑒賞、專題的討論、閱讀經驗的分享等等，可以由教師依據章節要點組織布置，也可以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關注點提出。如在學習浪漫主義文學時，我們就組織了班級詩歌朗誦會。在教師指導下，通過對眾多詩歌名篇的朗誦練習，學生對作品的內涵、情感以及藝術性有了更為深刻、感性的認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經典作品真正進入了情感和心靈世界。   又如一些經典戲劇片段的排演、重要作品的討論會等等，皆能收到加深認識、豐富感受、拓展視野的效果。評價和應用是緊密結合的，主要評價的是學生在應用時的表現，如表達是否清晰流暢(語言)、是否有獨特見解(思維)、感受是否深刻(審美)等等?？梢允墙處熢u價學生，也可以是學生之間的相互評價。在這里，教師只是一個教學的參與者，而不是權威的或最終的裁決者，要鼓勵和尊重學生的看法。   2．“自學—交流”教學模式與能力培養   “自學—交流”教學模式的本質特征是教師引導、激勵學生自主學習，著眼于學習能力和創造力的培養。它打破了外國文學課程長期以來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單純的傳遞—接受式模式，把多個教學環節融為一體。學生在自學的基礎上已經對教學內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自然就提高了聽課的效果。而精講是針對學生自學中的問題、疑難以及教學重點、難點展開，使教學更具有針對性。交流和應用則把部分教學時間交給學生，讓學生變被動的接受為主動的創造，積極參與到課堂教學之中，展現自我，有效地激發了他們的學習熱情，并提升了從語言到思維、從分析到鑒賞的綜合能力。總體看來，“自學—交流”這一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大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學習的能力。   “自學—交流”教學模式的采用，也帶動了教學方法的變革，從以往以講授為主，轉向了講授、討論、多媒體演示、情境模擬以及通過網絡課堂向課外延伸等多種形式并存的多元的教學方式。使課堂信息傳遞由單向變多向，把單一的教師的“講堂”變成師生共同研討、學生主動發展的生動活潑的“論壇”。這種靈活多變的教學機制，會使學生感到課堂上永遠有生氣，有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學習的主動性和參與意識，從而使學生的各種能力都得到培養。如通過讓學生自定學習計劃，或根據教師的要求自學有關章節，以及應用環節后的自我評價，來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通過有感情地朗誦文學作品、敘述作品的故事情節、經常性的課堂發言，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通過對文本的閱讀分析、對流派的闡釋對比等，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在此基礎上撰寫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的發言提綱或發言稿、小論文等，能進一步培養其寫作能力、學術意識和科學研究能力。   通過經典戲劇排演、動手操作，發展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表演能力，而經常的交流、互相評價等，則在鍛煉學生語言能力的同時，也有助于培養其交往能力。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活動能讓學生在學習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見解，從而逐步鍛煉思維方式，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創新思維的水平。經過這樣的長期訓練，學生的文學鑒賞力在逐步提升，聽、說、讀、寫的語文綜合能力和辯證思維能力、創新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為其以后從事文秘、新聞、編輯等專業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3．構建“自學—交流”教學模式的注意事項   當然，“自學—交流”教學模式實質上是需要師生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特定的學習任務，因此它的有效開展，除了教師的認真準備、精心組織外，關鍵在于學生能否積極配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生能否做到充分閱讀名著。時下大學生的心態普遍比較浮躁，難以靜下心來讀長篇巨著，再加上外國文學作品的異域風格導致的閱讀難度，能認真讀完必讀書目的學生確實極少。   為此，教師就必須采取各種手段積極督促學生。   如我們在課程開始之初，就下發了必讀書目表，規定學生至少應該精讀3－5部經典中長篇小說，并且必須是讀原著，而不是故事梗概、節選或簡寫本，或者只是看過其電影、電視版本。除在課堂內外反復向學生強調閱讀經典作品的重要性外，我們還通過課堂提問、作品人物關系圖和讀書報告等，來督促學生大致掌握這些作家作品的概貌、文學地位和影響力等基本情況;并通過專題討論來進一步促進學生不得不讀有關原著。在考試中也引進相關題目，通過考查必讀作品的某些細節，來敦促學生閱讀原著。對文學作品的了解和認識，必須通過自身閱讀、感受、想象、體味，沒有對作品的親身感悟，教師講得再精彩，學生也只能一知半解，更無法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課堂上的交流、互動就難以展開，審美能力和鑒賞水平也就難以提升，其他的各項能力也就難以得到有效的培養。   因此，“自學—交流”模式意味著督促和了解學生閱讀名著情況將成為教師教學工作的常態和重點。當然，最能激發學生閱讀積極性的方法，莫過于在教學中讓學生充分感受到文學的魅力、課堂的吸引力，使教學與閱讀這兩者相輔相成，形成良性循環，有效地提高教學效果。   此外，由于“自學—交流”模式以“傳授知識—提升能力”為教學目標，這實際上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對教材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有豐富的閱讀量，對眾多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獨特、深刻的認識，要熟練、準確地把握外國文學理論，要及時關注了解當下學術界的研究現狀和成果，要有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和心得，要具備組織開展學生應用環節各項活動的多種能力。這些，對教師來說，這是一種挑戰。這種挑戰增加了教學的難度，卻也帶來了更多的教學樂趣，把枯燥的“一言堂”變成了教師掌控下的思維碰撞、觀點交鋒的論壇，在互動交流中常常能受到學生的啟發，從而真正做到教學相長。   #p#分頁標題#e# 地方高校的目標是培養高層次、高質量的應用型人才，而培養實踐和創新能力是其中的關鍵。   原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全國第二次本科教學工作會議講話中就明確強調要注重能力培養，著力提高大學生的實踐能力、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2］。外國文學的教學實踐也必須適應時代的需要，與時俱進。因此，盡管面臨生源素質下降、課時緊湊等困難，我們仍應積極轉變教育教學觀念、更新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從地方高校的具體實際和現代社會的需求出發，不斷探索，努力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實踐和創新能力。只有這樣，外國文學教學才有可能走出困境，順應當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多層次方向發展的時代潮流。

摘要：

思考與表達能力訓練應該成為大學語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學行為均應服務于這一思想。學習語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與表達能力，以服務于實際的工作和生活，在大學語文教學活動中應該繼續強化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為其思考與表達活動準備好工具基礎。作為語文教育最重要的憑借，課堂文本解讀應該貫穿思考與表達能力訓練。在理論課型之外，開展誦讀、演講、讀書交流、微劇編演等實訓活動是強化學生思考與表達能力的重要途徑。語文是“為人生”的學科，它不僅僅意味著學科知識與能力，還意味著人的修養與風采，其工具性與人文性應該而且可以統一于思考與表達能力的啟發與訓練中。

關鍵詞：

大學語文；思考能力；表達能力；工具性；人文性

語文教育在走過了中小學的知識積累和能力訓練階段之后，到了大學階段該如何實施，成為每一個教師繞不過的問題。教材編寫取何種思路，教法是傳統方式為主還是多媒體和網絡技術支持下的新教學方式為主，教學內容展開方式是傳統的單篇教學還是中心統一的專題教學，等等，都是普遍在探討的課題。在目前可見的種種研究成果中，教學實施方法方面，否定滿堂灌、提倡對話式教學，提倡新教學技術的有效參與成為主流；在教學指導思想方面，人文性與工具性孰先孰后的問題卻仍是各執己見，沒有定論。但是就每一位大學語文教師而言，總的教育教學思想應該是明確的，明確的教育教學思想將會通盤指導教學活動。而對于一個具體的教學內容，我們想讓學生領會什么道理，掌握什么知識，學會什么能力，這都要提前考慮清楚；這些弄清楚之后，再去考慮通過什么途徑、用什么手段、經過哪些步驟來逐步達成目標的問題。作為從業者，對于備受爭議的大學語文教學，對于令人系戀又讓人煩惱的大語教學，筆者多年來一直在思考與探索，怎么做才能讓它更充分地實現自身的課程價值?，F在基本已經明確一個思路，就是將思考與表達能力的啟發、訓練作為大學語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學行為均服務于這一思想。下面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繼續強化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為思考與表達奠定良好基礎

學生在小學與初中階段，主要的語文學習任務是識字、積累詞匯、造句并練習初步寫作；到了高中階段，除了繼續擴展并深化以往語文知識積累和能力訓練，對于閱讀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說，像識記、模仿這樣的基礎學習分量變輕，而分析、表達、篇章寫作等高層級、創新型能力訓練成為主要內容。但是由于學生興趣和教學方式等因素的影響，以及閱讀量的嚴重不足，高中畢業升入高校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語文能力難與學歷相當。就我們這些年任教大一年級大學語文所觀察到的情況看，學生對于語言文字的掌握情況差異很大，優秀的學生在表達個人想法時能較熟練地駕馭語言，書寫規范正確，表達基本準確到位；但也有很多學生書寫潦草，字形不規范，錯別字多，病句多，口語表達邏輯性差，表現出與年齡、學歷甚不吻合的學能狀態。地方院校由于生源因素這類問題更加突出，尤其是其中的理工科院系。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大學語文教學時，還不能只注重精神提升和人文素養培育，還要通過專題訓練和見縫插針等各種模式靈活機動地強化學生的基本能力。難字認讀與聽寫，書寫糾錯、讀音糾錯，成語含義解讀與運用，等等，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做教和學的主體，可以利用課頭、課尾來進行，因為這些知識零碎，需要一點一點地累積。這種教學行為其意義在于喚起學生的充分注意，盡量避免寫錯字、讀錯音、用錯詞。隨堂問答和寫作訓練中發現的有共性的表述錯誤，隨時和大家討論，以引起共同注意。我們往往想當然地以為，學生都已經上了大學，這些小學、初中階段的問題應該不怎么成其為問題，但事實和預期往往差得很遠，看看平時作業和學期末考查試卷里五花八門的問題就可知悉。這提醒我們，在抬頭仰望星空的時候，還不能忽略地面上的疙疙瘩瘩；在致力于培養學生高尚優美人格的目標之下，還必須助成他們最基本的語文能力、語文素質。幫助學生形成扎扎實實的學科素養是我們的首要目標。教育不僅僅是書齋里的事情，我們要引導學生關注校園里、社會上和網絡中與語文有關的一切活動，注意隨處可見的書寫與表達現象中的不當之處，培養糾錯能力，強化正確表達意識。我們要引導學生書寫規范的漢字，正確使用成語，不要為了惡劣的趣味或利益追逐而濫改成語熟語，正規場合的人際交流盡量使用規范的漢語普通話，并通過傾聽優美的播音、朗誦和閱讀高尚的文章、書籍來不斷增強自身對于語言文字的感受與運用能力。我們學習語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與表達能力，以服務于實際的工作和生活，而語言是思考的工具，文字是將思考內容外化實化的工具。思考必然期待表達，不以任何形式表達的思考是沒有意義的，而準確地表達思考內容就是語文修為的重要目標。葉圣陶在《認真學習語文》一文中說：“語言是一種工具，就個人說，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就人與人之間說，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1980年呂叔湘先生在《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序文中說：“通觀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關于語文教學的任務：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2]哈佛大學前任校長查爾斯•艾略特說：“我認為有教養的青年男女唯一應該具有的必備素養，就是精確而優雅地使用本國的語言。”[3]，前賢明哲的種種申述都在提醒我們，語言運用能力是自身修為的一個重要部分，在大學語文學習過程中，我們要引導學生把維護祖國語言的純正當做自己的責任，把語言修養當做塑造自身公共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來看待。

一門學科，必須“代代相傳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傳必須通過一代代人的接觸——直接的接觸。在接觸里把一代一代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下去，每一代推陳出新，通過不斷的再創造”[1]（P69）而形成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觸里把一代代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智慧”傳遞下來的。因此筆者試圖通過梳理樊駿先生與他所接觸的幾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的交往史，來闡釋樊駿先生的學科貢獻。

一、樊駿與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代學者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國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不斷發展，已經經歷了四代人，已經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瑤、薛綏之、田仲濟、俞元桂、任訪秋、單演義為代表，他們是建國前即從事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建國后在其深厚的學術修養基礎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從事新文學史研究。他們是這門學科的“前驅者、奠基者”[2]（P484）。前，他們的學術思想大體已經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在學界已經產生廣泛影響。1979年現代文學研究界在眾位學者的努力下，組建了自己的組織——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初，雖然王瑤是正會長，田仲濟和任訪秋是副會長，但這時第一代學者都年事已高，當時王瑤是66歲，唐?是67歲，單演義是70歲，任訪秋是71歲，田仲濟是73歲，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具體事務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國現代文學年會）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瑤的指導下，由嚴家炎和樊駿負責具體事務工作的。（這里可以從王瑤給幾位學者的書信中確認：王瑤在1980年4月26日給王德厚的書信中說“我從未過問《叢刊》之事，只是掛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瑤致任偉光的信中也說“我能夠從未參加具體編輯事務”。[4（]P313）王瑤、唐?健在的時候，樊駿是他們的得力助手。樊駿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問題、經驗與教訓，都做過相當系統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瑤、唐?、田仲濟、陳瘦竹、單演義（單演義去世后，據單演義的兒子單元莊給樊駿的回信說，紀念文是由王富仁轉給他的，待查）五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一代重要學者去世后，他都及時地就他們各自的學術道路、專業成就和治學特點，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寫出了數篇沉甸甸的學人研究論文，及時地總結他們的學術思想，指出他們學術的得與失。他認為這些是老一輩學者“在沉重的歲月里，從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學術遺產”[5]（P5），對于這些應該采取的態度是“不必感傷，處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說些溢美之詞，也不應該離開當年的實際，輕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與這些沉重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5]（P5）。

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一個特色是處處體現了魯迅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方法論、原則）。王瑤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論的意義講，五四時期研究傳統文學最有收獲的應該說是如魯迅后來所概括的‘知人論世’的精神。這是估定價值的依據，也是一種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6]（P189）。樊駿據此推論出王瑤推崇魯迅的“知人論世”的原則，其實“知人論世”的原則也是樊駿自己在評述各位前輩學者的學人系列研究時始終堅持的原則，也體現了樊駿的“既尊重歷史又富有時代精神的謹嚴的治學態度”。在論王瑤時，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學者與學術研究存在著不同的風格與派別，同樣存在著人與文之間的內在聯系”[5]（P46），需要結合學者的人生經歷（當然學術經歷是主要內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學者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學術風格。這可以說就是“知人論世”原則（方法論）在樊駿的學人研究中的具體體現。在分析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點時，明確地意識到了王瑤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積累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研究方法等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在論述唐?時，也是結合他的人生經歷，從他如何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路開始解讀的，意識到唐?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往往帶有“雜”的特點，應該說都是和他自學中形成的雜覽的習慣、格局直接相關的，也意識到唐?是從以文學創作為主逐步轉向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這種作家和學者身份給他的學術研究帶來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創作實踐中磨煉而成的藝術才能和積累起來的藝術修養，使得他對于文學藝術具有敏銳的感受力和精細的鑒賞力，“藝術感覺極好”，同時樊駿并沒有把作家學者化的論述流于一般化，同時指出唐?的獨特性所在，他作為作家，除了創作，他還多方面地參與了文學工作文學運動，與其中眾多的人和事有過深淺不等的關系（尤其是與魯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壇的一些紛爭，也就是他的研究領域正好是他親身經歷的那段歷史，并結合唐?的學術研究成果對著這一因素的影響作了具體闡述。在論陳瘦竹時，先從學科建設和研究隊伍，尤其是戲劇研究的現狀入手，結合陳瘦竹戲劇創作體驗和對于戲劇理論的長期的系統精深的研究這一人生經歷來闡釋陳瘦竹的學術優勢和學術特點，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貢獻。同樣在論述楊犁時，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對楊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讀。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7]（P278-27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駿始終注意到了學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處”，從而有效地對幾位已故學者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特點作了深入解讀。他并沒有單純就學術（學術成果）談學者（學術特點），這使得他在分析學者時從來沒有把他們游離于他們所從屬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游離于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游離于他們的學術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聯系著整體來說明每個學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現出來的共性，而由此評論這幾位學者在整個的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指出他們各自特殊的貢獻。樊駿的學人研究的第二個特色是他在評論各位學者時，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準確地抓住具體研究對象（每個學人）的個體特征（學術風格，學人經歷），又啟發人們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體（整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隊伍）以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整體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從而擴大了視野，也深化了他對各位學人的具體解讀，結合各自學人的得與失，為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學人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整個學科的成長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p#分頁標題#e#

在分析王瑤“我是清華，不是北大”時，并沒有局限從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結合王瑤的人生經歷，并且從現代中國學術發展更為廣闊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高遠東在評論王瑤的文章中指出王瑤的“獨立的學術品格表現在對于這種非學術滲透的自覺的疏離上”[8]（P239），王富仁在評論王瑤時，把王瑤定位為“學院派的一員，其治學態度屬于這個時期的業務派”[9]（P56）。樊駿并沒有簡單地對這兩種學術觀點予以否定，而是結合王瑤的學術人生經歷以及具體學術成果作了細致分析。他并沒有單純地就王瑤談王瑤，在解讀王瑤的學術人生的同時，他還進而指出“在這個歷史階段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現一個新型的文化學術群體，沒有具體的組織或者名稱，不是一個團體，也沒有形成派別，但彼此間多有相似之處:有的接受實證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有的進而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指針，以此來重新估價歷史遺產，探索發展文化學術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不僅沒有把前者游離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覺地以此作為自己服務于國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學者與戰士的雙重身份，在他們的觀念和工作實踐中，也是把文化學術與意識形態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這個群體與學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自覺性”[5]（P59），并進而總結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為一門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整體上說分明具有這個群體的顯著特征，是這個群體而不是學院派的學術成果”[5]（P59），另外“一些參與這門學科奠基的學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濟等人，無論從走上學術道路的經歷，還是體現在研究成果中的學術風格來看，都屬于這一群體”[5]（P59）。在意識到這一文化群體的優勢的同時，也意識到了他們的“追求志趣并不專一于學術，而且視政治高于學術的心態”給他們的學術研究帶來的局限性，認為這是“這個文化群體一個難以超越的難題，也是現代中國的學術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達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論述唐?時，不單純地肯定了唐?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學術建樹和分析了他的學術個性，更是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在結合唐?的學術經歷，從唐?的作為學者和作為文藝戰士的某種“錯位”的嚴峻事實以及由此釀成的苦果來分析和解讀“死者（唐?）和生者（后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共有的遺憾”產生的原因。樊駿在具體闡釋唐?這一系列的“錯位”現象的同時，指出了這一錯位的核心所在，則是“有悖于發揮學者的學術才能和專長，有違于尊重學者的學術個性和志趣等發展學術事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10]（P116）。樊駿在論述王瑤時，引用了王瑤在給樂黛云和吳福輝的書作序時的一段總結，“每個人如果都能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據自己的特長“開拓自己的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稱為“自覺地‘尋找自己’的努力的產物”[12]（P141）。“選擇學術方向應顧及自己的個性”不僅是王瑤在序言中明確指出的，也是樊駿在解讀唐?這一系列錯位時，所要提示給后來的研究者的，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駿對唐?這句話也作了糾正，筆者概括為錯位引起的遺憾、教訓更恰當些），下一輩人的任務”，正如他在文章的結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遺憾，本來就源于共同的事業，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業的不斷發展，（共同的遺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這是樊駿在分析了唐?學術道路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這是樊駿在面對這些學者的“艱難的學術跋涉”，作出的與之相適應的“嚴肅理智的沉思和冷靜科學的評價”。

樊駿在解讀王瑤和唐?時，都注意到了他們的學術研究的“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不僅重視“史料工作”，還重視“史識”的文學史家的風格和特點。現在的這個藍圖（是指“傳統”）是“在漫長的時間內許多連續不斷的傳遞、繼承和再傳遞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當一個人獲得了一種觀念后，他就進入了一個行列，在這個行列中，人們的思想都受到了過去事物的指導”[14]（P46），同樣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也有傳統，其中“歷史感”與“現實感”的結合是其中一個顯著的傳統。王瑤、唐?擁有這個傳統，或者說構建了這個傳統，樊駿作為他們的學術后輩，同樣也繼承了這個傳統，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這一學術命題就是最好的證明。可惜這一傳統（意識）在當今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好象越來越稀薄，也正因為如此，值得我們后來人不斷反思我們自己的研究，尋找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不讓這一傳統衰微下去。樊駿在論述陳瘦竹的學術研究時，著重指出了陳瘦竹建立戲劇理論體系、形成學派的夢想和遺愿。他在簡要分析了陳瘦竹所帶的學生的學術成果后，認為他們“沒有固定的組織和明確的宗旨，分散四處，各自為戰，更不一定都有建立體系和學派的自覺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紐帶和美學志趣，仍然把他們聯結成為雖然松散、若有若無，細細品位卻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學術群體。為此他在作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斷的同時，指出有待解決的任務的第一項就是倡導“建立不同學派”。他所謂的學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張、理論體系、治學方法等為紐帶的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學術群體”，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僅僅靠打出旗號的自我標榜，或者是你那派我這派的相互封贈所能確立的”，需要“建立獨立的學術體系，在重大問題上提出與眾不同的創見，或者共同形成鮮明的學術風貌，并為學界普遍認可，才算構成了學派”[16]（P522）。對此，他首先回顧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歷史，指出“過去，由于現代文學研究處于幼稚年輕的階段，整個環境又缺少自由發展學術的氛圍，建立學派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進入新時期以來，“開始有人議論這個問題，也流傳過關于不同學派的一些說法，有以地區劃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沒有見諸正式文字，更談不上同行間的普遍認可”。“無論是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王瑤，還是治學撰文極其講究風格的唐?，雖然分別被人視為不同學派的帶頭人，文章與口頭似乎都沒有涉及過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建立學派這個意愿的是陳瘦竹”。#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