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內容提要：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我國老年群體的居住模式發生變化，進一步探討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本文基于我國老年人口健康縱向調查數據，實證分析居住模式對老年自評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的影響以及社會支持在該影響中的作用，并采用工具變量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內生性。結果表明：（1）不考慮內生性問題，親子同住對老年人心理、社會健康的負影響會被低估。（2）控制內生性問題后，與子女分住相比，親子同住對老年自評健康無顯著影響，而對老年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都存在顯著負影響。（3）將與子女分住進一步細分，發現與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中僅與配偶同住對老年健康狀況最好。（4）Sobel及Bootstraps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均表明：社會支持在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中具有傳導作用。因此，應打破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尊重老年人居住模式的選擇。
關鍵詞：居住模式；老年人健康；社會健康；心理健康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優化孤寡老人服務，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有1.9億人口，占國內總人口的13.5%。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發展，家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家庭規模日益縮?。ǜ党巛x等，2021）。家庭結構變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居住模式的變化，受傳統養老觀念的影響，過去老年人大多與子女共同居住，而近些年老年空巢及獨居比例不斷上升，探索新的養老模式應對老齡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對于居住模式對老年健康的影響研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親子同住有益于老年人健康。Sarwari等（1998）在一項對65-99歲老年人的追蹤研究中發現：獨居會顯著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Kharicha等（2007）對英國2601名老年人進行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果。Koller等（1984）研究發現：與非空巢居住模式相比，空巢老年人更容易出現不好的情緒，甚至會表現出抑郁。江克忠等（2016）研究指出：親子同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李延宇等（2017）研究指出：空巢不利于城鎮老年人的認知健康。余央央和陳杰（2020）研究發現：老年人在喪偶條件下獨居不利于認知健康。部分學者持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與子女分住對老年人健康有利。Blumstein等（2002）認為，與子女同住相比，空巢老年人的自評健康狀況更好；Wenger等（2007）認為，老年人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該居住模式可以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去經營自己的生活；陸杰華和谷俞辰（2022）使用中國老年健康長壽影響因素研究調查數據得出自評健康好、活動能力強的老年人傾向于與子女近鄰而非同居；王嬌嬌（2022）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研究得出：與子女同住或鄰住會顯著減弱老年人的認知功能。對于社會支持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邢小玉（2021）利用2018年CHARLS數據研究得出：社會支持（家庭、社區、政府支持）對流動老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李蜜（2019）利用CLHLS數據研究得出：社會支持（情感支持、經濟支持和日常照料）程度越高，老年人生活質量越高；靳敬敬（2019）將社會支持分為經濟支持、醫療可及、精神慰藉和社會交往四項，發現精神慰藉、參與社會交往均有利于老年人的自評健康及心理健康；魏強等（2020）研究得出：社會支持力度越大，農村老年人女性主觀幸福感越高。通過梳理國內外研究文獻，可以發現盡管已有大量文獻研究居住模式對老年健康的影響，但主要選取自評健康、心理健康等單一的健康指標進行研究，如要更客觀真實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必須從不同的健康維度考察。本文基于我國老年人口健康縱向調查數據，實證分析居住模式對老年自評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的影響以及社會支持在該影響中的傳導作用，從而為改善老年人健康狀況的政策建議提供依據，以期豐富老年人健康相關研究成果。
二、居住模式、社會支持與老年健康關系的理論分析
（一）居住模式對老年健康的影響分析
Grossman（1972）構建了健康需求模型并提出健康資本的概念。此后，該理論在健康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該理論最初，個體被賦予一定的健康資本，隨著時間流逝，存量會慢慢減少，人類健康狀況就會下降。因此，必須投資能生產健康存量的要素維持健康狀況。本文將居住模式的選擇作為健康存量，探究其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根據人需求的發展先后將其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本文認為，老年人選擇適合自己的居住模式可以滿足其基本需求，從而直接影響老年人健康。當老年人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才會追求更高層次需求的滿足，如通過獲得物質支持、精神慰藉、社區支持等方式滿足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那么，居住模式如何影響老年人健康呢？一方面，老年人與子女同住，會因為彼此生活習慣、消費觀念、生活圈子等的不同產生矛盾，對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因為要照顧子女、孫子女生活起居，沒有時間參與社會活動，不利于老年人的社會健康。因此，不與子女同住可能會讓老年人更自由、更輕松，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做自己的事，安排自己的生活。將與子女分主的居住模式進行細分，其中配偶是老年人情感、物質等最主要的來源。因此，與配偶同住最有利于老年人健康，而獨居、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因得不到足夠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可能不利于老年人健康。
（二）社會支持的傳導作用分析
社會支持在人類社會開始時就已存在，這一概念由西方學者Sawamura（1977）提出：社會支持是某一個體作為社會成員從其他成員或社會中獲得相應的資源。該類資源可以幫助個體處理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挫折。根據社會學定義，社會支持處于某種社會網絡中，當個體擁有一個較強的社會支持網絡時，如果遇到困難和挫折便能形成良好的適應能力，迎接挑戰；相反，當個體社會支持網絡較弱時，其更容易遭遇困難與壓力。因此，需要社會成員介入以加強社會支持網絡，幫助其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當老年人健康出現問題時，社會支持網絡就可以幫助老年人穩定心態，改善老年人健康，提高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結合現有理論與研究成果，本文將社會支持定義為個體在社交活動中獲得的來自社會組織、親人等的一系列的物質、精神及其他支持，將其分為社區支持和精神支持。社會支持的受眾群體是老年人，居住模式則體現了不同形式的社會支持。因此，本文聚焦老年人健康狀況，探究不同的居住模式構成的社會支持網絡是如何影響老年人健康的。當居住模式、社會支持和老年人健康放在同一模型中時，一方面，與子女同住會降低老年人的社區活動參與度，從而對老年人健康產生負向影響；另一方面，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多承擔照顧子輩、孫輩的責任，老年人獲得的精神支持較少，從而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
三、居住模式、社會支持與老年健康關系的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由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CLHLS數據，該數據主要調查65歲及以上的中高齡老年人，其覆蓋范圍非常廣泛，涉及全國23個?、?，主要調查老年人自身情況、家庭、社會參與狀況等，選取該數據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文選取2020年發布的追蹤調查數據，其中共有15874名老人被訪問，根據研究需要，對數據進行選取及清洗，最終采用9804個數據進行研究。
（二）變量選取及統計特征
1.被解釋變量。本文把老年人健康細分為自評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三個指標。其中，自評健康根據問卷中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和自評生活質量兩者分值加總進行衡量。其中，將不能回答者賦值為6，取值范圍為0-12，分值越高表明自評健康狀況越差。心理健康選用問卷中“你擔心一些小事嗎”“你感到悲傷或者沮喪嗎”等9個問題衡量。其中，將不能回答問題者賦值為0，取值范圍0-45，分值越高，說明心理健康狀況越好。社會健康選取調查問卷中的“你經常與朋友互動嗎”“你現在打牌嗎”等9個問題衡量，取值范圍1-45，分數越高，表明社會健康狀況越差。2.解釋變量。本文的解釋變量為老年人的居住模式，該指標選取調查問卷中的問題是“您和您目前共同居住的人的關系”，將不與子女同住老人的居住模式定義為與子女分住，賦值為0；反之，定義為親子同住，賦值為1。為進一步探討與子女分住模式下老年人更具體的居住模式，將與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細分為獨居，賦值為1；僅與配偶同住，賦值為2；與他人居住，賦值為3；養老院居住，賦值為4。3.傳導作用變量。將社會支持分為精神支持和社區支持兩個層次，并在這兩個層次上展開研究。其中，精神支持選取問卷中“日常生活中第一個經常和你交談的人是誰”“需要分享想法時第一個和你交談的人”“遇到問題或困難時第一個尋求幫助的人”三個指標，將沒人交談賦值為0，反之，賦值為1，取值范圍為0-3。取值越高，表明老年人獲得的精神支持越多。社區支持選取問卷中“你所在社區是否提供個人護理服務”“你們社區有家訪服務嗎”“你們社區有心理咨詢服務嗎”等9個問題衡量，將無該服務賦值為0，有該服務賦值為1。取值范圍為0-9，取值越高，表明老年人獲得的社區支持程度越高。本文將選取的控制變量分為：個人特征變量、經濟變量及家庭變量。其中，性別、年齡、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屬于個人特征變量。經濟變量包括經濟狀況、有無退休金。家庭變量包括資金來源、日常照料、子女個數。
（三）模型設定
考慮到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擬選取房屋來源、房產權屬作為工具變量。其中，房屋來源選取問卷中“您的房子是購買的/自建的/繼承的/租用的？”進行衡量，其中，沒有房子賦值為0，自己購買賦值為1，自建賦值為2，繼承賦值為3，福利性公共住房賦值為4，租房賦值為5，其他賦值為6；房產權屬選取問卷中“您現在的房子是以誰的名義購買或租用的？”進行衡量，其中，沒有房子賦值為0，自己購買賦值為1，子女購買賦值為2，將以孫子、其他親屬或其他人名義購買的房子定義為以他人名義購買，賦值為3。本文在選擇房屋來源、房產權屬兩個工具變量的基礎上。其中，living表示老年人居住模式，health表示老年健康；C1、C2表示兩個工具變量房屋來源和房產權屬；Xj影響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其他外生變量，Xi影響老年人健康的其他控制變量；琢0、琢1、琢2、琢3、茁0、茁1、茁2均為待估參數；著i、滋i為隨機誤差項。在構建上述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需進一步檢驗所選取的兩個工具變量是否有效，表1即為檢驗結果。由檢驗結果可知，居住模式作為內生自變量，房屋來源、房產權屬滿足外生性假設，且F值＞10，所以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另外，在進行DWH檢驗時，發現自評健康的檢驗結果P值為0.3577，表明該模型存在異方差，即該模型的參數估計量是非有效和非漸進的，影響了估計效果。因此，對老年人自評健康的討論最終選取GMM回歸。而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的檢驗結果都不存在異方差，最終采取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
四、居住模式、社會支持與老年健康關系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居住模式對老年人自評健康影響的實證分析
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基礎上，本文采用GMM估計方法研究居住模式對老年自評健康的影響（詳見表2），同時將OLS回歸結果及2SLS回歸結果納入討論。若不控制內生性（采用OLS回歸），其擬合系數為0.119，且在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相對于與子女分住，親子同住對老年人自評健康存在顯著負影響；可能是因為：隨著我國養老制度體系的完善，老年人獲得更多的經濟地位及自由，老年人為避免因興趣愛好、生活習慣等差距而引起的矛盾而選擇不與子女同住，該模式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自評健康狀況?？刂苾壬院?，GMM估計及2SLS回歸結果顯示：雖然親子同住對老年自評健康不利，但這一結果不顯著，這說明若不考慮居住模式與老年自評健康之間的內生性，將會高估兩者的影響。從老年人的個體特征來看，年齡對老年人自評健康的影響系數為0.42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梢婋S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越差。受教育程度對老年健康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1%水平上顯著），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越好，這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本身對自己健康狀況的重視程度也越大。從老年人的經濟特征方面看，經濟狀況及老年人是否有退休金對老年自評健康都有顯著影響。經濟條件越差，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越差。相反，與無退休金的老人相比，有退休金對老年自評健康不利，這可能是因為有退休金的老年人都有固定收入，所以在生活中受到子女照料的機會就少，使老年人從內心產生自身健康狀況較差的想法。從老年人的家庭特征來看，日常照料及子女個數對老年自評健康有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在生活中得到配偶照料的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最好，被其他人照料的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最差，其系數為0.392，且在1%水平上顯著；子女個數越多，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越好。
（二）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實證分析
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的實證分析如表3所示，OLS回歸結果顯示：親子同住對老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系數為-1.484（1%水平上顯著）；而考慮內生性后的2SLS回歸結果表明：親子同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回歸系數為-4.531（1%水平上顯著），可見不考慮內生性，其負向影響結果大約低估3倍?？赡苁且驗椋号c子女同住會造成家庭成員之間互動頻繁而引起沖突或矛盾，長時間老年人會產生心理負擔從而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三）居住模式對老年人社會健康影響的實證分析
根據表4所示，控制其他變量后，親子同住對老年人社會健康狀況有顯著負影響?？赡苁且驗椋河H子同住老年人需要花大量時間去照顧子女及孫子女，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參與社區活動，增加老年人社會健康負擔。其回歸系數為1.387，且在1%水平上顯著；如果不控制內生性，OLS回歸系數為0.411（1%水平上顯著），很大程度上會低估其影響程度。上述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內生性的基礎上，親子同住雖然不利于老年人的自評健康，但這一結果不顯著；而親子同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社會健康都存在顯著負影響，與子女分住反而有利于老年健康。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加具體，本文對與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進一步細分（獨居、僅與配偶居住、與他人居住、養老院居住），進一步研究其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研究結果表明：與老年人獨居相比，僅與配偶同住對老年人自評健康、心理健康及社會健康均有顯著正影響；而在養老院居住及與子女共居的回歸結果正好與其相反。且在養老院居住的老年人自評健康最差，與他人居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最差。因此，在與子女分住居住模式中僅與配偶同住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最好。
（四）社會支持的傳導作用檢驗
1.Sobel中介效應檢驗。本文通過stata15.0進行Sobel中介效應檢驗，以驗證社會支持在居住模式與老年健康之間的中介作用，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對于老年人的自評健康，居住模式在社區支持中的中介效應系數為0.0097，且在1%水平上顯著；居住模式在精神支持中的中介系數為-0.0205（P<0.01），二者在Sgmediation命令檢驗過程中，Sobel檢驗、Goodman1檢驗及Goodman2檢驗均在1%水平上顯著。對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區支持沒有起到傳導作用，而居住模式在精神支持中的中介效應系數為0.0738（P<0.05）。社區支持與精神支持在居住模式對老年社會健康的影響中起傳導作用，其檢驗均滿足顯著性要求。2.Bootstrap中介效應檢驗。為進一步提高統計效力，本文采用更為權威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Bootstrap方法進一步檢驗，在95%的置信區間下抽樣500次，其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只有社區支持在居住模式對老年心理健康影響中產生的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社區支持在其中沒有起傳導作用；其他檢驗結果中介效應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說明社區支持和精神支持在其中起傳導作用，此結果與上述Sobel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一致。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居住模式與老年人自評健康、心理健康、社會健康之間均存在內生性，控制內生性問題后，發現與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相比，親子同住對老年自評健康沒有顯著影響，但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都存在顯著負影響，而不考慮內生性則會低估親子同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的負影響；將與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進一步細分得出與老年人獨居相比，與配偶同住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最好。傳導作用檢驗得出：除社區支持在居住模式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中沒有起到傳導作用外，社會支持在居住模式對老年健康的影響中起到傳導作用。
（二）政策啟示
1.積極轉變傳統家庭養老觀念，適應新型養老模式。應給予適當的補助，激勵老年人盡可能在符合自己意愿的生活環境和居住模式中安度晚年，實踐積極老齡化。對于老年人自身而言，應突破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樹立新時代養老觀。2.加大養老服務供給，縮小群體差異。相關部門應加大對養老方面的支持力度，適當提高老年人的退休金、養老金，保障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應對高齡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有經濟困難的老人和無子女的老人給予更多的關愛，政府應對這類群體設置專門的補貼制度。子女也應給父母提供經濟、身體上的全面支持和幫助，給予父母更多的情感慰藉和親情關愛。3.豐富社區活動，提高老年人社會參與積極性。要支持街道社區積極為老年人提供文化體育活動場所，組織開展文化體育活動，實現老年人娛樂、健身、文化、學習等方面的結合。社區要建立足夠的老年活動中心，為老年人提供活動場所，同時要充分發揮老年人所在社區的社會支持作用，經常組織娛樂性活動，營造良好的社區氛圍，鼓勵老年人積極參與活動，減輕其孤獨感。
參考文獻
[1]傅崇輝,傅愈,伍麗群,魏倩,焦桂花.中國家庭戶規模結構變動及其對居民消費的影響[J].人口研究袁2021,45(01):98-113.
[2]江克忠,陳友華.親子共同居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嗎?要要要基于CLHLS數據的證據[J].人口學刊,2016(6):77-86.
[3]李延宇,高敏,張維軍,田東華.空巢真的是影響城鎮老年人健康的危險因素嗎?[J].人口學刊,2017(5):73-93.
[4]余央央,陳杰.子女近鄰而居,勝于同一屋檐?要要要居住安排與中國農村老年人認知健康[J].財經研究,2020,46(8):49-63+155.
[5]陸杰華,谷俞辰.同住抑或就近:老年人居住安排偏好的影響因素探究要基于2018年CLHLS數據的檢驗[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2(3):100-111.
[6]王嬌嬌.居住安排堯代際經濟支持對老年人認知功能的影響要基于CHARLS2018數據的實證分析[D].華東理工大學,2022.
[7]邢小玉.社會支持對流動老人健康的影響研究[D].桂林理工大學,2021.
[8]李蜜.社會支持對我國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D].西南財經大學,2019.
[9]靳敬敬.社會支持對農村老年人健康的影響研究[D].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9.
[10]魏強,蘇寒云,呂靜,姚健,靳崇胤.家庭規模堯社會支持堯健康狀況對農村老年女性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J].西北人口,2020,41(5):106-115.
[11]SarwariAR,FredmanL,LangenbergP,etal.Prospectivestudyontherelationbetweenlivingarrangementandchangeinfunctionalhealthstatusofelderlywomen[J].AmericanJournalofEpidemiology,1998(4):370-378.
[12]KharichaK,IliffeS,HarariD,SwiftC,GillmannG,?StuckAE.Healthriskappraisalinolderpeople1:Areolderpeoplelivingalonean'at-risk'group?[J].BritishJournalofGeneralPractice,2007,57(537):271-276.
[13]KarlKoller,SylviaGosden.OnLivingAlone,SocialIsolationandPsychologicalDisorder[J].Australian&NewZealandJournalofSociology,1984,20(1):81-92.
[14]Walter-GinzburgA,Blumstein,ChetritA,ModanB.SocialFactorsandMortalityintheOld-OldinIsrael[J].JournalsofGerontology,2002,57(5):308-318.
[15]WengerGC,DykstraPA,MelkasT,KnipscheerK.SocialEmbeddednessandLate-lifeParenthoodCommunityActivity,CloseTies袁andSupportNetworks[J].JournalofFamilyIssues,2007,28(11):1419-1456.
[16]GrossmanM.Ontheconceptofhealthcapitalandthedemandforhealth[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2,80(2):223-255.
[17]SawamuraH,ShimaK,TanjiJ.Numericalrepresentationforactionintheparietalcortexofthemonkey[J].Nature,1977,415(6874):918-922.
作者:張紅利 單位:西安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