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職業決策困難的關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探討大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職業決策困難的關系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韌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選?。叮玻该髮W生，分別采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調查表（ＳＥＳＱ）、職業決策困難問卷（ＣＤＤ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ＣＤＳＥＳ）和心理韌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測量大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職業決策困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韌性。結果：ＳＥＳＱ得分與ＣＤＤＱ總分負相關（ｒ＝－０１３，Ｐ＜００１），ＳＥＳＱ得分與ＣＤＳＥ總分正相關（ｒ＝０１９，Ｐ＜００１），ＣＤＳＥ總分與ＣＤＤＱ總分負相關（ｒ＝－０５４，Ｐ＜００１）。ＣＤＳＥ總分在ＳＥＳＱ得分和ＣＤＤＱ總分關系中的中介效應有統計學意義，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７７１％；ＣＤＲＩＳＣ總分調節了ＳＥＳＱ得分和ＣＤＳＥ總分的關系（β＝００６，Ｐ＜００５）。結論：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職業決策困難的負相關關系中起中介作用，而心理韌性可以調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
【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職業決策困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心理韌性；大學生
探索、選擇和承諾于某個職業是大學階段的主要發展任務，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順利地完成這一任務并做出明智的職業決策。職業決策過程中各種困難的存在，使得職業決策成為人生中最具挑戰性的決策之一。職業決策困難被定義為“個體做出職業決策時遇到的困難，包括決策過程之前、之中和之后需要處理的所有問題和挑戰”［１］，主要表現為決策前的準備不足、決策過程中的信息缺乏以及信息不一致［２］。為應對職業決策困難，探究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的影響因素成為職業心理學的重要議題。已有研究對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影響因素的探討大多集中于決策者的個體因素［３４］，影響職業決策困難的情境因素特別是家庭因素卻未得到應有重視。職業心理學研究者認為，家庭是個體職業決策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集體主義文化中［５］。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Ｓ）是預測個體發展差異的重要環境因素，它隸屬于家庭因素中的結構性變量，常以父母經濟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職業階層作為測量指標，代表了家庭的社會和經濟資源［６］。在中國文化中，青少年的職業決策通常被認為是家庭問題［７］。了解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的影響，在理論層面有助于深入理解職業決策困難的發生機制，在實踐層面也可以為高校開展有針對性、更有效的職業生涯輔導提供指導。由Ｌｅｎｔ，Ｂｒｏｗｎ和Ｈａｃｋｅｔｔ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社會認知職業理論（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ａｒｅ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ＣＴ）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體職業決策行為提供了理論基礎。該理論認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以直接影響個體職業決策行為，如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較高的父母可以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和物質資源以及校外實踐的機會［８］，從而有效減少個體在職業決策過程中的困難。研究發現，來自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個體在職業決策過程中缺乏必要的信息和技能［９］，他們往往不能對自己的職業發展做好準備，在取得職業成就的過程中感知到的障礙水平較高［１０］。而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個體則，表現出更多的職業準備行為［５］，體驗到較低的職業障礙［１１］。盡管從上述研究結果可推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困難的影響，但明確考察兩者關系的研究還不多見，本研究將直接關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個體職業決策困難之間的關系。根據ＳＣＣＴ，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地位）是通過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信念從而作用于個體的職業決策行為。已有研究也支持三者之間的這種關系：一方面，大學生做出與職業相關決策的自我效能信念可以由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來決定［７］，擁有較高家庭經濟地位父母的個體報告了更高水平的完成職業決策任務的能力［１２］，來自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年輕人職業自我效能則較低［１３］；另一方面，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直接影響個體職業決策過程。這表現在，首先在操作層面，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被定義為個體在職業決策過程中完成目標定向、收集職業信息、制定計劃和問題解決等任務的信心水平，可以作為預測個體職業決策困難的一個重要工具［１４］。其次，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作用的實證檢驗也表明，高水平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可以對決策過程產生積極影響，預示著較少的職業決策困難［２］。此外，職業干預的相關研究也為這一影響提供了佐證，發現通過提升個體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可以成功降低其職業決策困難的總體水平［１５］。綜上，本研究希望檢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可以通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從而影響職業決策困難。ＳＣＣＴ認為，個體的職業選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核心變量自我效能受環境和個體變量共同作用［１６］。已有研究均表明，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一種逆境，是阻礙個體職業生涯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但現實中的確又存在為數不少來自于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個體，能夠克服逆境的消極影響，職業生涯發展順利，并取得不俗的職業成就。心理韌性這一個體變量就挑戰了逆境對個體發展一定產生消極影響的因果假定。心理韌性是一種增強壓力耐受性的個性特征［１７］，是個體心理發展的保護性因素。不同心理韌性個體的自我效能存在差異，與低韌性個體相比，高心理韌性者相對不受壓力的限制，且能積極應對壓力，從而在生活中獲得較高的自我效能［１８］。但目前尚無研究關注心理韌性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關系中的作用效果?？疾於嘧兞康淖饔脵C制既符合ＳＣＣＴ的主旨，也更貼近個體職業決策過程的實際，由此，本研究擬進一步考察心理韌性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１對象與方法
１.１對象
采用簡單分層抽樣，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２０日在合肥和南通各選?。彼咝＃克咝０茨昙壏謱?，每個年級選?。薄矀€班級，以班級為單位在課堂上對被試進行團體施測。共計發放紙質問卷６５９份，剔除不認真作答及有信息缺失問卷３１份，回收６２８份，有效回收率為９５３０％。其中男生２３３人（３７１％），女生３９５人（６２９％）；大一１７９人（２８５％），大二１４５人（２３１％），大三１９０人（３０３％），大四１１４人（１８２％）；被試平均年齡為（２０±２）歲，被試中４９３％來自農村，２６４％來自鄉鎮，２４３％來自城市。本研究數據采集獲得合肥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學術倫理道德委員會批準，所有被試均知情同意。本研究樣本量估算依據公式：ｎ＝Ｚ２Ｐ（１－Ｐ）／ｅ２，本研究中Ｚ＝１９６（９５％的可信區間），ｅ＝４％，Ｐ＝５０％（根據已有研究中國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檢出率確定［１９］），計算出所需樣本量為６００，實際樣本量滿足需求。
１.２工具
１.２.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調查表（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ＥＳＱ）參考國內文獻［６，２０］，本研究將被試的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職業作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并分別賦值。其中家庭年收入分類為０５萬元及以下、０５～１５萬元、１５～３萬元、３～６萬元、６～１０萬元、１０萬元以上，分別賦值為１～６分；父親和母親受教育程度各自以１～６分分別表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蚣夹＃⒋髮?、本科、研究生；父母職業各自以１～８分分別表示臨時工（無工作或待業中）、體力勞動者或個體經營者、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公務員或公司職員、專業技術人員（如教師、醫生）、政府（事業單位）或公司管理干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計算首先以被試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職業賦值較高的一方分別作為兩項指標的得分，其次，將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職業３個指標轉換為標準分，再將３項的標準分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獲得每項的因素負荷，最終計算出被試的ＳＥＳ值。本研究被試ＳＥＳ得分范圍在１９６～２７１之間，得分越高表示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１.２.２職業決策困難問卷（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ＤＤＱ）［２１］共１６個條目，包含職業自我、職業信息、職業規劃和職業目標確定４個因子，采用１（完全不符合）～５（完全符合）５級計分，分數越高表示被試職業決策越困難。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為０８７。１.２.３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ＣＤＳＥＳ）［２２］共３９個條目，含自我評價、收集信息、選擇目標、制定規劃和問題解決５個因子。量表采用１（完全沒信心）～５（完全有信心）５級評分，得分越高代表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為０９５。１.２.４心理韌性量表（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ＣＤＲＩＳＣ）［２３］共２５個條目，包含堅忍、自強和樂觀３個因子。量表采用１（完全不符）～５（完全符合）５級評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試心理韌性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為０９２。
１.３統計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變量報告頻次和百分比，數值型變量均符合正態分布，報告（均數±標準差）。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年級和性別對各變量的作用，采用進一步的單因素方差分析分別對各變量得分進行比較；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積差相關考察各變量間相關性；采用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檢驗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心理韌性的作用。
２.結果
２.１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問卷指導語強調了問卷的匿名性和保密原則。在測試程序上，針對不同班級被試采用３份量表隨機排列進行問卷調查。在統計方法上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單因子法進行檢驗，對所有測量項目做未經旋轉的主成分分析，析出特征根＞１的公因子１４個，其中第１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２９２７％，低于４０％的臨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１，以性別和年級為自變量，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職業決策困難和心理韌性為因變量的多元方差分析表明，性別的主效應無統計學意義，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９，Ｆ（３，６１８）＝１３５，Ｐ＞００５，ηｐ２＝０００７；年級主效應有統計學意義，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６，Ｆ（９，１５０４）＝３０９，Ｐ＜００５，η＝００１５；性別和年級的交互效應無統計學意義，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７，Ｆ（９，１５０４）＝１８６，Ｐ＞００５，ηｐ２＝０００９。進一步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職業決策困難的年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Ｆ（３，６２４）＝４８８，Ｐ＜００１，ηｐ２＝０００２。事后多重比較表明，大一學生職業決策困難（２８５±０５９）高于大二（２６５±０５５）、大三（２６６±０５５）和大四（２６８±０５６）的學生。對各變量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表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得分與ＣＤＳＥ得分及ＣＤＲＩＳＣ得分正相關，與ＣＤＤＱ得分負相關；ＣＤＳＥ得分與ＣＤＲＩＳＣ得分正相關，與ＣＤＤＱ得分負相關；ＣＤＤＱ得分與ＣＤＤＱ得分負相關。
２.３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首先檢驗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在對各變量進行標準化后，使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的模型４對數據進行處理，結果發現，在控制了性別和年級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顯著負向預測職業決策困難（β＝－０１３，Ｐ＜００１）。在加入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變量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困難不再具有顯著預測作用（β＝－００３，Ｐ＞００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正向預測職業決策自我效能（β＝０１９，Ｐ＜０００１），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可顯著負向預測職業決策困難（β＝－０５４，Ｐ＜０００１）。偏差校正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顯著，間接效應值為－０１０，且間接效應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可信區間為－０１５～－００６，不包含０，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為７７１％。結果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困難影響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第２步，為檢驗心理韌性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影響職業決策困難中前半段的調節作用，使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的模型７對數據進行處理。結果表明（表２），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正向預測職業決策自我效能（β＝００７，Ｐ＜００５），心理韌性正向預測職業決策自我效能（β＝０５４，Ｐ＜０００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韌性的乘積項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顯著（β＝００６，Ｐ＜００５），說明心理韌性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正向預測中起調節作用。判定指數ＩＮＤＥＸ為００６，９５％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可信區間為００１～０１１，不包含０，從而再次證明心理韌性對“社會經濟地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職業決策困難”這一中介通徑的前半段起調節作用。為揭示心理韌性如何調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將心理韌性根據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分別作為為高心理韌性組和低心理韌性組。高、低兩組被試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職業決策困難間的中介效應值分別為－００７和－００１；９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可信區間分別為－０１２～－００３和－００６～００６。進一步的簡單斜率分析表明（圖１），高心理韌性被試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２５，ｔ＝２１６，Ｐ＜００５），而低心理韌性被試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不具有預測作用（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０６，ｔ＝０４８，Ｐ＞００５）。
３.討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年級是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的一個影響因素，大一新生的職業決策困難水平高于其余三個年級，因為大一學生缺乏有關自我以及職業信息，能夠做出符合他們的興趣、個性、技能和價值觀的職業決策較為困難。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存在年級差異也從側面證實職業決策困難可以被視作是一種發展性困難，是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正常階段，當大學生獲得更多自身和職業相關信息后，困難就會相應減少。因此，針對大一新生的職業生涯教育應以提供適當的職業信息和促進自我認識為主。本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具有負向預測作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這一結果與已有研究一致［９，１１］，體現出家庭因素在個體職業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根據ＳＣＣＴ，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通過塑造個體的學習經歷來影響其自我效能的發展［２４］。經濟收入較高的父母可以為孩子提供更多與職業相關的信息和經濟支持及校外實踐鍛煉的機會［８］，來自于較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可以學習掌握更多的職業信息，獲得更多的職業體驗，擁有更豐富的學習經歷。此外，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聲望較高的父母也為孩子樹立了職業發展的榜樣，孩子也可以對父母進行觀察學習，父母親的職業發展經歷是孩子最佳學習素材［２５］。因此，較高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有助于促進更高的職業自我效能信念的發展。相比之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個體因為缺少高質量的教育資源、職業榜樣及信息或物質支持［１２］，職業自我效能信念的發展則會受到抑制。同時，由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個體職業決策的重要動機性前因，當個體對自己從事職業決策相關活動的能力有信心時，他就會更積極地為職業決策做準備，不斷獲取并更新職業決策的相關信息，也較少體驗到信息不一致［２６］，故而報告較少的職業決策困難。本研究還發現，心理韌性調節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即對于高韌性個體，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越高，對于低韌性個體，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無法預測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這一結果從理論上符合ＳＣＣＴ對其核心概念的闡釋，即自我效能是由環境變量和個體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１６］。心理韌性作為個體的一種積極心理品質，會在處境不利的情況被激發，發揮作用，以保護不利處境下的個體發展。本研究中心理韌性包括堅忍、自強和樂觀３個因子，根據這３個因子的內涵，高心理韌性者具備更多的心理資源，對情境有更多的積極認知和更多的積極情緒反應，針對不同情境會采取更為有效的應對策略，引領個體能力發展，從而形成了較高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２７］。可見，即便是處于順境中的個體也需要心理韌性，心理韌性不僅是逆境者的保護性因子，在順境中也會起積極作用，是有益于所有人良性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普適性因子［２８］。如果缺少心理韌性，即便是擁有較高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也無法獲得較高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本研究揭示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韌性在家庭影響職業決策中的重要作用，也為大學生職業生涯輔導實踐提供了思路。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專注于通過提供職業信息或實踐機會等方式提升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從而阻斷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決策困難的影響路徑，幫助其克服職業決策困難、促進就業。教育實踐中，針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生的生涯輔導工作不僅要關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提升，更要給與個體心理韌性為優先級，在對心理韌性進行干預的基礎上來促進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提升。
作者:陳曉惠 陳念劬 孫曉青 單位:合肥師范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 南通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