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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討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對大學新生自殺意念的影響。方法：通過縱向追蹤方式，采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ＳＣＣＳ）、生命意義量表（ＭＬＱ）、自殺意念量表（ＰＡＮＳＩ）對６７１名大學新生進行間隔３個月的３次調查（Ｔ１、Ｔ２、Ｔ３）。ＭＬＱ包括擁有意義和尋求意義２個分量表。結果：Ｔ１ＳＣＣＳ得分與Ｔ１、Ｔ２、Ｔ３擁有意義得分正相關（ｒ＝０３３～０４５，均Ｐ＜０００１），與Ｔ１、Ｔ２、Ｔ３ＰＡＮＳＩ得分負相關（ｒ＝－０２９～－０２５，均Ｐ＜０００１）；Ｔ１擁有意義得分與Ｔ１、Ｔ２、Ｔ３的ＰＡＮＳＩ得分負相關（ｒ＝－０３７～－０２２，均Ｐ＜０００１）。結構方程模型發現，控制性別、生源地、是否獨生以及Ｔ１ＰＡＮＳＩ得分后，Ｔ１ＳＣＣＳ得分可通過Ｔ２擁有意義得分預測Ｔ３ＰＡＮＳＩ得分，中介效應為－０１３（９５％ＣＩ：－０２０，－００６）。結論：生命意義感的擁有意義可能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殺意念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可通過增強大學新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及擁有的意義感來降低自殺意念的水平。
【關鍵詞】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擁有意義；尋求意義；自殺意念；縱向研究
大學生自殺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１］。自殺意念是大學生自殺預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被認為是自殺行為發生前的重要環節，是指個體有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意圖，但尚未付諸行動［２］。有研究者基于自殺應激－易感模型，認為自殺意念是應激因素（壓力，軀體疾病等）、個體素質（個人特質、自尊等）和保護性因素（社會支持等）三者共同影響的。其中個體素質因素被認為極其重要，無論應激性質如何，個體素質因素均可能導致自殺意念的出現［３］。自我概念清晰性（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ｌａｒｉｔｙ，ＳＣＣ）可以被看作個體的素質因素，是對自我概念清晰度的表達，是個體對自我認識清晰、確定、持續和穩定的程度［４］。國外對大學男生的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水平越高自殺意念越低［５］；國內有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同自殺意念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６］。在自殺預防的研究中，學者還發現生命意義感可能是重要的保護性因素，與自殺意念存在顯著的負相關［７］。生命意義理論的最早提出者Ｆｒａｎｋｌ認為，人們活著的主要動機就是尋求意義，缺乏生命意義就會出現“存在之空虛”，自殺是其最嚴重的后果之一［８］。有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可以負向預測自殺意念，提高生命意義感可以減輕年輕人的自殺意念［９］。隨著研究的推進，有學者認為生命意義感包含擁有意義和尋求意義兩個部分，擁有意義是個體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活的有意義，更注重結果；尋求意義是個體多大程度上積極地找尋意義，更注重過程［１０］。目前，鮮有關注生命意義感不同維度對自殺意念影響的研究。此外，現有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對生命意義感存在顯著影響［１１］。研究表明，對自己有清晰和穩定了解的人，能夠制定明確的生活目標，并依此管理自己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體驗到的生命意義感更強［１２］。Ｓｈｉｎ等通過對美國大學新生８周追蹤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增長會使新生擁有意義感增強［１３］。國內學者通過縱向研究發現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正向預測個體的擁有意義感，對尋求意義的預測作用不顯著［１４］。綜上所述，雖然現有研究分別檢驗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生命意義感對自殺意念的影響，但尚未有研究檢驗生命意義感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及自殺意念之間可能起到的作用。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研究者未能關注到新生入學這一可能帶給大學新生壓力感的關鍵階段。因此，本研究在大學新生入學后，通過縱向研究設計分析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對自殺意念的影響。
１.對象與方法
１.１對象
選取北京某高校心理健康必修課１５個班級的新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間隔３個月的３次線上測試。施測時間分別是２０２０年９月（第１個時間點，Ｔ１）、１２月（第２個時間點，Ｔ２）及次年３月（第３個時間點，Ｔ３），在３次施測前，由專業的心理老師在指導語中強調相關要求和保密原則，施測完成后可以隨機抽取小禮品。Ｔ１回收問卷７８９份，Ｔ２回收問卷７３２份，Ｔ３回收問卷６８３份，流失率為１３４３％。３次施測完后根據學號進行匹配，剔除不匹配、不認真作答問卷１２份，最終保留有效問卷６７１份。其中，男４５７名，女２１４名；年齡１６～２２歲，平均年齡（１８±１）歲；獨生子女４２２名，非獨生子女２４９名；生源地：城鎮５４０名，農村１３１名。對流失被試與最后保留被試進行χ２檢驗或獨立樣本ｔ檢驗，結果發現兩組在性別、年齡、生源地、是否獨生分布及Ｔ１、Ｔ２測量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自殺意念量表得分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Ｐ＞００５）。本研究經過北京郵電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所有研究對象均自愿參與，簽署知情同意書。
１.２工具
１.２.１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ｌａｒ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ＣＣＳ）［１５］共１２個條目，采用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５點計分。量表總分在１２～６０之間，均分在１～５之間，得分越高自我概念清晰性越強。該量表在我國青少年中被使用［１６］，信效度良好。在本研究３個時間點中，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７８、０８１、０８４。１.２.２生命意義量表（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Ｌｉｆ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ＬＱ）［１７］共９個條目，包括擁有意義（５個條目）和尋求意義（４個條目）２個分量表。采用１（完全不符合）～７（完全符合）７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３個時間點中，總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７６、０７９、０８３，擁有意義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８８、０９０、０９１，尋求意義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８５、０８８、０８６。１.２.３自殺意念量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ＳＩ）［１８］共１４個條目，包括積極自殺意念（６個條目）和消極自殺意念（８個條目）２個維度。采用１（從未如此）～５（一直如此）５點計分，積極自殺意念維度的條目反向計分，２個維度得分之和為總分，總分越高表明個體的自殺意念越強烈。在本研究３個時間點中，總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９０、０９１、０９２，積極自殺意念維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８２、０８４、０８７，消極自殺意念維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數分別為０９７、０９６、０９５。
１.３統計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進行基本數據的差異檢驗、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效應的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獨立樣本ｔ檢驗比較不同人口學特征大學生的各量表得分；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關分析探討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與自殺意念之間的相關性。在每次數據收集完成之后，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單因素檢驗法分別對３次測量問卷的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特征根值＞１的因子總數依次為７、７、６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８７８％、９１７％、１００５％，均＜４０％的臨界標準，提示３次測量均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使用Ｍｐｌｕｓ８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采用協方差結構模型的極大似然法，以χ２／ｄｆ＜５，ＣＦＩ和ＴＬＩ均＞０９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８作為模型擬合數據良好的標準［１９］，檢驗自我概念清晰性對自殺意念的直接效應；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可信區間法重復抽樣５０００次［２０］，對生命意義感的中介效應值進行顯著性檢驗。在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時，按照“條目－平衡結構法”對條目數超過４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和擁有意義變量進行打包，再抽取潛變量［２１］。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條目分成３個條目包，擁有意義的條目分為２個條目包。以Ｐ＜００５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２.結果
２.１不同人口學特征大學生各量表得分比較
女生在３個時間點的ＳＣＣＳ得分和ＭＬＱ擁有意義得分均低于男生，ＰＡＮＳＩ得分均高于男生；城鎮學生Ｔ１的擁有意義得分高于農村學生，Ｔ２的ＰＡＮＳＩ得分低于農村學生；獨生子女Ｔ１和Ｔ２的ＳＣＣＳ得分均高于非獨生子女（表１）。
２.２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與自殺意念之間的相關性
Ｔ１ＳＣＣＳ得分與Ｔ１、Ｔ２、Ｔ３的擁有意義得分正相關，與Ｔ１、Ｔ２、Ｔ３ＰＡＮＳＩ得分負相關；Ｔ１擁有意義得分與Ｔ１、Ｔ２、Ｔ３的ＰＡＮＳＩ得分負相關（表２）。
２.３生命意義感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控制了性別、生源地、是否獨生以及Ｔ１ＰＡＮＳＩ得分后，對擁有意義、尋求意義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程序，首先建立Ｔ１自我概念清晰性對Ｔ３自殺意念的直接效應模型，模型擬合良好；χ２／（ｄｆ）＝３５７，ＲＭＳＥＡ（９０％ＣＩ）＝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８），ＣＦＩ＝０９５，ＴＬＩ＝０９３］。Ｔ１自我概念清晰性對Ｔ３自殺意念的預測作用有統計學意義（β＝－０１８，Ｐ＜００１）。然后，考察Ｔ２尋求意義和Ｔ２擁有意義在Ｔ１自我概念清晰性和Ｔ３自殺意念之間可能存在的中介效應，中介模型擬合良好；χ２／（ｄｆ）＝３６１，ＲＭＳＥＡ（９０％ＣＩ）＝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７），ＣＦＩ＝０９５，ＴＬＩ＝０９３］。對模型各路徑進行分析，Ｔ１自我概念清晰性→Ｔ２擁有意義→Ｔ３自殺意念的中介作用與統計學意義，中介效應為－０１３（９５％ＣＩ：－０２０，－００６）。Ｔ２擁有意義在Ｔ１自我概念清晰性對Ｔ３自殺意念的影響中起完全中介效應（圖１）。
３討論
在本研究中，大學新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義感及自殺意念的平均分與先前研究具有一致性［６，２２２３］。女生自殺意念水平高于男生，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合［２］，這可能是因為女生相對于男生比較敏感脆弱，容易思慮過多，在大學新生入學適應階段，她們更易產生自殺意念。女生自我概念清晰性及擁有意義感低于男生，有研究表明女生情感更為豐富敏感，注重和他人的情感聯結，更傾向用關系定義自己，呈現出低水平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狀態［２４］。男生比女生在大學期間有更強的成就動機，更容易在目標實現后獲得成就感，擁有的意義感更強［２５］。城鎮學生在Ｔ１時間點的擁有意義高于農村學生，城鎮學生在Ｔ２時間點的自殺意念水平低于農村學生，獨生子女在Ｔ１和Ｔ２時間點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高于非獨生子女，這可能反映了自我概念清晰性、擁有意義及自殺意念在不同人口學變量上的動態變化性。本研究結果驗證了自殺的應激－易感模型的假設［３］，大學新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對自殺意念具有直接負向預測作用。一方面，有良好自我概念的個體對自己有更加客觀的認識和評價，能夠更加積極地悅納自我，減少自我傷害的想法和行為［２６］，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個體擁有更高的自我意識，更強的自我價值感，更高的自尊水平［２７］，面對外界的消極評價，更不易受到影響［２８］，因此能夠保護個體心理的健康發展，減少自殺意念的產生。另一方面，低自我概念清晰性可能是痛苦的一個來源，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個體其身份的一致性較差，會影響一個人的體驗以及與環境的互動，可能更少有機會從事他們熱愛的工作，較少運用適應性的應對方式，在社會沖突中不太主動解決問題，親密關系更差，擔心也更多，因此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痛苦［２９］，進而產生自殺意念。研究結果發現，擁有意義感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殺意念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通過擁有意義感預測自殺意念。這可能是因為如果個體對自己有清晰和穩定的認識，就不容易受到具有挑戰性的情況的負面影響，能夠更好地協調一致地溝通自己的需要和滿足在人際交往中的愿望，其體驗到的生命意義感更強［１３］，當擁有更強的生命意義感時，人們可以體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樂，對未來更樂觀，心理及社會適應更好，可以有效降低自殺意念產生的風險［８９］。相反，自我概念清晰性低的個體，對自己需要什么沒有清晰的認識，其心理需求很難得到滿足，面對壓力和挑戰更容易選擇放棄，更容易出現空虛、無助、孤獨感，有更多焦慮和抑郁情緒，體驗到的生命意義感更少，更容易產生自殺意念［３０３２］。這一結果也支持了生命意義理論，生命意義理論認為對自我的認識是體驗到生命意義感的重要認知基礎，當人們理解了自己、世界以及自己和世界的關系時，就能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從而體驗到生命意義感。反之，則產生空虛感，甚至引發自殺意念和行為［３３.３４］。尋求意義在自我概念清晰性和自殺意念之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盡管尋求意義和擁有意義構成了生命意義感，但這兩個維度是相對獨立的，對其他變量的影響可能存在著不同的作用機制［３５］。本研究存在以下兩點不足：首先，本研究的對象是大學新生，研究發現不能推廣至全體大學生，在未來可同時關注處于不同階段的大學生群體；其次，本研究雖然采用了縱向追蹤的研究設計，在３個時間點進行采樣，只能揭示一段時間內的變量之間的關系，未來可延長追蹤時間，建立更長期的追蹤數據模型。
作者:張平 王培 張迪 張蘭鴿 單位:北京郵電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 中國海洋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