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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動長江經濟帶環境保護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相協調，是實現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010—2020年省級數據，運用熵值法、協調度模型研究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并運用空間自相關模型分析相鄰省域空間依賴程度。結果表明：（1）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協調水平較高；（2）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協調度水平呈現波動上升趨勢。整體處于勉強協調發展階段；（3）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的協調度的空間自相關性不穩定?？臻g集聚形態在下降和上升之間來回反復，在空間上呈現下游＞中游＞上游的基本格局。未來可通過省域競爭合作推動省域間聯動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綠色貿易發展，發揮人才優勢提高創新能力等方式，有效促進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協調發展。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貿易；環境；協調
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部11個省市，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其對外開放和經濟貿易發展奠定了基礎，而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流域環境污染等問題。當前對長江經濟帶資源環境的研究較多，研究內容主要涉及經濟發展、貿易開放、產業結構、環境規制、高技術產業等方面[1-4]，但少有學者探究資源環境與貿易高質量的關系，如何促進區域環境與貿易水平協調發展，是該區域未來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2018年，中共中央明確充分發揮長江經濟帶區域優勢，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范帶，將綠色發展作為首要原則，辯證看待環境保護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用綠色發展理念引領貿易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5]，推動長江經濟帶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以及沿江地區高質量發展，實現貿易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局面。那么，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系統之間的空間集聚態勢有何變化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點問題。
一、文獻綜述
貿易與環境一直以來都是研究熱點，縱觀已有研究，國內外對兩者的研究觀點大致分為三類：一是貿易會加劇環境污染。許士春研究發現出口增長增加了我國“三廢”的排放量，即加劇了環境惡化[6]。Abdouli等基于中東和北非國家的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貿易開放水平提高會加劇該國的污染排放[7]。二是貿易有利于抑制環境污染。沈利生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我國2002—2006年貿易與環境相關數據，發現從二氧化硫排放強度來看，對外貿易有利于減少我國二氧化硫的排放，通過改變進出口產品的結構達到減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并且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8]。李光龍等利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認為貿易水平提升帶來的產業結構優化與技術升級有利于抑制環境惡化[9]。Koc等借助EKC模型，發現對外貿易擴大開放有利于一國降低污染排放[10]。李強通過研究我國31個省份2002—2017年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情況后，發現當外部經濟環境越好，技術創新溢出對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提升作用越明顯[11]。還有部分學者認為，貿易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綠色技術進步[12]，通過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13]。三是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趯θ騼r值鏈的研究，余燕春等定量分析不同行業對外貿易與生態環境的協調關系，研究發現不同行業協調度差異較大，各行業應該根據自己的行業需求加大研發投資力度，采取措施改善生態環境，提高對外貿易發展水平[14]。曹薇運用空間計量學研究表明我國環境污染和對外貿易都存在空間自相關性[15]。對外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從之前加快污染排放轉變為改善環境。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將耦合運用到經濟學研究領域[16-18]?；谖覈哔|量發展戰略的提出，學術界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也在增加[19-20]，但針對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協調關系的實證研究較少，探究兩者耦合協調度對于對外貿易水平進一步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針對長江經濟帶這一特殊地理區域，利用ArcGIS10.2開展對兩系統在2010—2020年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變化分析，并結合空間自相關模型對其進行時空演化，以期為長江經濟帶環境保護與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性建議，也為調整全國和其他省市的環境以及貿易高質量發展策略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體系構建
|Xi?X|Xi當前，貿易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各領域雖有一定量的相關性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標準的對該二元系統綜合評價的指標體系，大部分學者根據研究側重點構建分析體系。本文結合劉昱宏等[16]、曹俊文等[19]的研究成果，選擇貿易規模、貿易結構、貿易創新、貿易質量、貿易效益五個維度共12個指標，來具體測度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環境污染和環境治理兩者的交互模式組成環境質量子系統[17-18]。其中部分指標釋義：貿易質量指標包括貿易區域結構偏離系數（，表示某省市進出口貿易總額占該地區GDP比重，X表示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當年GDP比重）；貿易效益指標包括經濟指標與社會指標，其中經濟效益指標用進出口貿易對經濟拉動程度表示，社會效益指標用貿易對促進就業的貢獻率表示。
（二）綜合發展評價模型
本文采用客觀賦值法——熵值法，評價各個因素對系統的影響程度，即權重。參考馬林靜的研究[20]。
（三）耦合協調度模型
為了揭示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相互作用及其影響關系，構建兩系統的耦合協調模型：耦合度：C=2√U1?U2U1+U2耦合協調度：T=αU1+βU2（8）D=√C?T（9）U1U2αβ式（7）（8）（9）中，C表示系統的耦合度，取值范圍是[0,1]，C值越大，表示貿易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關聯性越強；和分別為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與環境質量綜合指數；D為耦合協調度，耦合協調度模型能夠更好地反映各系統間的協調發展程度，標準及類型如表2；T為系統的綜合協調發展指數；本文取==0.5。
（四）系統協調度評價標準
為了科學、合理地分析長江經濟帶貿易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質量兩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狀況，借鑒相關研究成果[18]，將耦合協調度值劃分為8個協調等級，如表2所示。
（五）空間自相關分析
本文運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指數來研究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發展的空間集聚演變特征，主要基于ArcGIS10.2軟件進行計算。全局莫蘭指數計算公式：I=nn∑i=1n∑j=1Wij(Xi?X)(Xj?X)n∑i=1n∑j=1Wijn∑i=1(Xi?X)2（10）局部莫蘭指數計算公式：I=n(Xi?X)n∑j=1Wij(Xj?X)n∑i=1(Xi?X)2（11）nXi、XjijijXWij式（10）（11）中：表示省市數量；表示第區域、第區域的耦合協調度，；為均值；為空間權重矩陣值。
（六）數據來源與整理
本文以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二元體系為研究對象，研究期為2010—2020年，測算長江經濟帶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及其與環境質量的耦合發展狀況。數據主要源于歷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統計發展公告等，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與線性擬合補全，運用Stata16.0軟件計算得出各指標權重。
三、實證分析
（一）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指數
研究年限范圍內貿易高質量發展指數顯著滯后于環境發展指數，但兩者差距有緩慢減小趨勢。從總體上看，2018年環境指數與系統綜合協調發展指數下降幅度較大，之后處于緩慢恢復階段，2010—2019年貿易高質量發展指數變化趨勢較為穩定，2020年出現小幅度下降。三項指數在整體趨勢上表現為環境指數>綜合協調發展指數>貿易高質量發展指數。從區域看，江蘇地區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系統綜合協調發展指數值明顯較高，且增速較快；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系統綜合協調發展指數呈現下游高而上游和中游低；上游和中游地區綜合協調發展指數值相差較小，在某些年份出現輕微下滑，但整體波動趨向上升，呈現緩慢的良性演變。這一現象與地區經濟發展聯系較大，即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水平相應越高。
（二）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態勢分析
為了更直觀地進行區域間的差異對比，將長江經濟帶分為下游（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中游（江西、湖北、湖南）、上游（重慶、四川、貴州、云南）三個區域。從耦合來看，參考孫亞敏等[17]等人研究，將耦合度劃分為五種標準：0～0.2低度耦合，0.21～0.6拮抗耦合，0.61～0.9磨合耦合，0.91～1.00高度耦合。從地理層面來看，下游地區耦合度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區。根據兩者耦合度結果分析，11個省市的耦合階段分為兩類：（1）高度耦合。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慶、四川屬于這一類型，耦合度大于0.91，表明這些區域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系統作用的力量相當。（2）磨合耦合。湖南、貴州、云南屬于這一類型，耦合度為0.61～0.90，表明這幾個地區生態環境來不及消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帶來的壓力。從耦合協調度來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整體呈改善趨勢，下游地區耦合協調度明顯較高。2010—2020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耦合協調度值介于0.37～0.81之間。從省市層面來看，11個省市的耦合協調度分為四類：（1）中度協調。江蘇屬于這一類型。（2）基本協調。2010—2019年上海的耦合協調度維持在0.61以上，2020年降到0.58，均值達到0.64，發展水平處于基本協調階段，有向中度協調發展的趨勢，但過程較為緩慢；浙江相比上海協調發展趨勢較好，耦合協調度均值達到0.68，并且在2014—2020年間，浙江貿易高質量發展與該地區環境質量耦合協調度值多次達到0.70以上，中度協調發展趨勢較為顯著。（3）勉強協調。安徽、湖北、重慶屬于這一類型。（4）瀕臨失調。江西、湖南、四川、貴州、云南屬于這一類型。此外，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貿易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質量耦合協調度差異較大，如重慶和貴州的兩系統耦合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52和0.42。按照當前耦合協調度發展水平趨勢分析，江蘇將率先成為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發展水平達到高度協調狀態的省份。本文選取研究時段中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2010、2016、2018、2020年4個時間截面，運用ArcGIS10.2軟件繪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圖。2010、2016、2018、2020年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49、0.56、0.53、0.50，耦合協調度均值最高的2017年為0.57。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導致貿易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質量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表現不平衡，如上海、江蘇、浙江等經濟較發達地區的耦合協調度明顯高于長江經濟帶上游經濟較落后的省市。可以看出，安徽、江西、重慶和四川較其他省市而言，其發展潛力巨大；而貴州、云南在整個研究期內均處在失調階段，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方面改善不明顯。
（三）全局空間自相關模型
為了進一步探究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關系的空間特征，借助ArcGIS10.2軟件的空間自相關工具，計算出2010—2020年鄰接矩陣Moran’sI指數，分析11個省市空間集聚形勢。結果發現，2010—2020年的莫蘭指數值均大于0，且P（I）值小于0.01，Z統計值大于臨界點2.58，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長江經濟帶存在顯著的正空間相關性。具體來看，2010—2020年11個省市的全局莫蘭指數值變化總體呈“W”型波動，2010—2013年莫蘭指數值不斷下降；2014—2016年指數值逐年增加，從0.4669增加至0.5259，增幅較大；2018年出現大幅度降低，2019年莫蘭指數值開始回轉，2020年指數值再次出現輕微下降。2010—2020年耦合協調度的全局Moran’sI值呈上下波動態勢，表明系統協調度的空間自相關性不穩定，空間集聚形態在下降和上升之間來回反復。
（四）局部空間自相關模型
全局Moran’sI指數只能檢驗整個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耦合協調度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無法反映具體區域的空間關聯特征，本研究進一步用局部Moran’sI指數探究相鄰省市之間的具體空間相關性。根據局部莫蘭數值和LISA分布圖將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的兩系統間耦合協調度關聯特征分為5類，包括“高—高（H—H）”聚集、“高—低（H—L）”聚集、“低—高（L—H）”聚集、“低—低（L—L）”聚集和“不顯著”。由于篇幅有限，僅列出2010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的LISA分布圖（圖4）。從圖4可知，長江經濟帶內部存在空間相關性的省市主要有上海、江蘇、浙江、貴州，其他省市在空間相關性上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即在研究期限內不存在空間相關性。（1）2010年上海、江蘇、浙江三個省市呈現“。高—高”聚集態勢，說明三個省市在經濟地理上有密切的相關性，充分發揮了城市群的輻射效應。貴州表現為“低—低”聚集，即貴州省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水平在空間上與相鄰省份一樣低。（2）2016與2018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表現出相同的聚集模式。其中，上海、江蘇、浙江三省為“高—高”聚集，其他省市均表現為“不顯著”。（3）2020年。江蘇、浙江兩個省市為“高—高”聚集，其他省市均未表現出明顯的空間相關效應。整體的空間集聚現象，說明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的空間集聚程度也相對較高。協調度空間集聚態勢下游地區高而中游和上游地區低?！案摺摺本奂饕性谙掠蔚貐^，2010年貴州呈現“低—低”聚集，隨著時間的推移，2011—2020年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聚集態勢相對穩定。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探討了2010—2020年我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協調關系，利用耦合協調模型深入研究了該區域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的協調性。進一步通過空間自相關模型分析兩系統之間空間集聚形勢。主要結論如下：（1）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顯示。長江經濟帶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整體呈上升趨勢，相鄰省市差距逐漸縮小。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協調水平越高。但從2018年開始部分省市綜合協調發展水平出現下降，上海與江蘇表現較為明顯。（2）該區域環境。質量和貿易高質量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上處于勉強協調發展階段。11個省市中只有上海、江蘇、浙江三個省市達到基本協調發展階段，有五個地區暫時還處在瀕臨失調階段。（3）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空間集聚態勢下游地區高而中游和下游地區低，上下游地區兩系統耦合協調度區域分化較為明顯。
（二）政策建議
在環境保護和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雙重背景下，未來長江經濟帶要做好兩者的可持續發展建設。建議如下：（1）改善貿易發展環境。推動貿易健康可持續發展。實現貿易的高質量發展，還需進一步完善高新技術企業落戶政策，加快技術創新，優化貿易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通過多種途徑使得環境優化與貿易高質量發展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改變兩系統“高耦合度，低耦合協調度”的狀態。（2）加強省域競爭與合作。推動省域間聯動發展。擁有豐富資源的省市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上海、江蘇、浙江三省貿易高質量發展及環境優化的同時，必然會輻射安徽，進而有更多的資源和發展機會轉移到上游地區，減少上游與下游地區環境質量與貿易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性的差距。發揮中心城市帶頭效應，綜合利用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經濟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釋放經濟活力。同時，加強各省市人才溝通合作，促進知識信息流動，整合社會資源并加以利用，實現更大的知識外溢效益。（3）強化環境建設。培養相關人才。一方面，加強環境規制，充分發揮環境發展倒逼作用，進而加快貿易高速發展中依靠創新提高發展質量的進程。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培養專業人才，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更好地促進可持續發展。
作者:馬兆良 陳悅 單位: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