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城》中的苦難敘事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苦難敘事是現當代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傳統，《文城》這部小說從個人和歷史的角度進行苦難敘事，體現出獨特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而在歷史角度的苦難敘事，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反思和剖析，具有尋根文學的特質。
【關鍵詞】《文城》；苦難敘事；傳統文化
苦難是文學作品中的一個母題。人類的歷史充滿著斗爭和苦難，文學要體現社會歷史，繞不開對于苦難的書寫。從文學角度來說，苦難是作家展現社會歷史、個人傷痛的創作資源，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描寫民族國家苦難和個體苦難、反映歷史真實，形成了文學界中的苦難敘事?？嚯y敘事表現為民族國家的整體苦難和個體苦難兩種，前者往往以饑荒、戰爭、政治運動等形式呈現出來，由國家全體人民共同承擔。后者不僅要承受國家民族的整體苦難，還要面臨各種困境——疼痛、罪過、死亡等等。余華擅長苦難敘事，《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甚至《第七天》都充斥著個體和民族的苦難。在《文城》中，余華將人物置于清末民初，在混亂的時代大背景下展現個體與民族的苦難。又因為他選擇了以鄉紳這個特殊群體為主體，體現了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追尋和個體存在意義的反思，體現了“苦難溫情書寫”。
一、《文城》中的個體苦難書寫
個體的苦難來源于他們的人生境遇，在一部分中，我想以《文城》中人物林祥福、小美為例（一個是正文中的主人公，一個是補篇的主人公），分析余華對個體苦難的敘寫。小說開篇就交代了林祥福的身份——一個擁有萬畝蕩的大富戶，懷抱著嗷嗷待哺的女兒。他的苦難之一在于對人生的迷惘。林福祥一生都在毫無希望地追尋，尋找文城，尋找小美，尋找自己人生的下一站。他的苦難來源于小美的突然出現和兩次不告而別，他便將女兒視作生命的唯一，千里迢迢地找尋并不存在的“文城”，為女兒找到母親，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信念。他不曾預料到小美和阿強就在文城。在他來文城的那個大雪天，思念女兒的小美在城隍閣前跪拜許愿直至被凍死。他的苦難之二就在于他一生都在找尋的小美就死在他的身邊，但他渾然不知，所有的執念都化為荒誕。文中這樣寫道“小美長眠于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林祥福卻從未踏足這里。林祥福很多次來到西山，可他從未到過這僻靜之處。小美長眠十七年之后，才在這里迎來了林祥福。”而此時的林祥福早已在與土匪的激戰中死去多時，車上的只有他的遺體。他在初來文城（溪鎮）時與小美錯過，他在離開文城時，魂歸故土時又一次與小美錯過，此時的二人早已化成枯骨，彼此想念的兩人再無重見之日。他的苦難之三在于他為贖顧益民單槍匹馬進匪窩，最后悲壯地死去，在死之前他依然沒有見到他最疼愛的女兒和一生尋找的小美，并且他也沒有救出顧益民，殺掉破壞了溪鎮原有鄉土秩序的悍匪。文中說他的死相讓土匪害怕，陳永良用力才合上了林祥福的雙眼。余華對于林祥福的苦難書寫在于他的一生都在尋找，卻什么都沒有找到，文城是個虛無的地名，小美死在他的身邊，與他離奇地一次次錯過，他作為一個鄉紳還在尋找讓溪鎮安寧的辦法，卻抵擋不住亂世與匪禍。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荒誕又虛無地尋找，他不僅逃不脫個人的命運，而且抵擋不住時代的洪流。小說的正文中，對于紀小美這個人物著墨不多，但是她一直作為重要線索貫穿全文，“文城”之事也是因她而起，她是一個意外來到林祥福家中的外鄉女子，偷走金條不告而別后她又回到了林祥福身邊，為他生下一個女兒，而后又不告而別，成為林祥福一生的牽掛。在補中，小美的形象豐滿起來，她的今生往事都有了詳盡的敘述，我們也能更具象化地看到一個悲慘女子在亂世中的不幸，以及她內心不斷地情感掙扎。文城中關于小美的書寫是一種典型的女性苦難敘事。一般來說，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苦難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外在壓迫，一個是“自審”。而小美是恰好結合了兩者而出現的一個典型形象。小美的外在壓迫之一就是她童養媳的身份。因為她家境貧窮，她被帶到溪鎮沈家做童養媳，她的一生都被童養媳這個身份所困。起初，在家里被嚴厲的婆婆壓制，不準她穿新衣服，婆婆認為這是“淫蕩”的，剝奪她追求美的權利和自由。在她偷偷給接濟弟弟一點錢之后，婆婆認為這是“偷盜”，強迫她按照溪鎮的習俗朝和自己不同方向背道而行。在被休回家的時光里，父母和幾個兄弟都以她被休為恥。后來，在和阿強逃離溪鎮的路途中，她最終拋棄林祥福，選擇阿強是因為小美受婆婆的觀念鉗制，一直堅持自己是阿強的妻子，心中有一種貞潔觀。如果她選擇了林福祥，命運大概率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林祥福是個踏實肯干，憨厚包容的人，這對小美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是更好的選擇。小美的外在壓迫之二在于當時的歷史背景——清末民初的亂世，這就決定了她必須聽從和依附于男人。阿強帶她去上海，他們一起盡情地揮霍祖業，當錢快用完的時候，小美心里有一個念頭就是去賣身養活阿強，雖然阿強說一起去京城找姨夫謀差事，但最終也沒有成行。阿強離開了小美就變成了叫花子，最后還是小美偷了林福祥的金條來養活沒主意還好吃懶做的阿強。小美的一生都在離開，從少年離家做童養媳，青年被迫趕出家門，后又兩次離開林福祥和女兒，不管小美怎樣逃離，她逃不脫精神上依附于阿強的命運，這對于一個女性來說無疑是悲慘的。從女性主義角度來考察小美的生存處境，會發現她一直都是“心甘情愿的奴隸”。無論是童養媳的身份還是社會歷史背景，都是男權社會無形中對她施加的壓力，但她渾然不覺，無法擺脫社會對妻子和對母親的道德要求和束縛，一直被兩者拉扯制約，難以抽身得到自由。在《文城》中，我將“內審”理解為小美內心情感的掙扎。一方面是“妻性”，一方面是“母性”?！捌扌浴笔剐∶赖那楦性诹窒楦：桶娭g不斷掙扎反復。她的內心深知她自己是阿強家多年的童養媳，并且阿強為了她放棄了家業，與父母決裂，一路帶著她尋找新生活，多年的相處和陪伴使小美在精神上無法離開阿強。而林祥福強壯有力，心地善良又生機勃勃，是小美的救命恩人，也是小美孩子的父親，在小美偷走金條后，依然接納了她，并且放棄先前所有的一切，終其一生尋找小美。小美對于林祥福更多的是一種愧疚的心理。這種糾結在小美想到自己的親生女兒時尤為強烈，此時她的“母性”對她自己進行了道德譴責。小美的“母性”使她始終忘不了自己的女兒，割舍不掉與女兒的血脈連結，但是她是阿強妻子的現實又阻礙了她的“母性”，她沒有辦法像正常母親那樣給予女兒愛、溫暖與陪伴，而她的內心對此又是極其渴望的。最后，小美在對林祥福的愧疚和對女兒無盡的思念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被凍死在雪地中，悲慘地離開了人世。
二、《文城》中的整體苦難書寫
在《文城》中對于時局有這樣的描述：“清王朝坍塌之后，戰亂不止，匪患泛濫。流竄在萬畝蕩的土匪與日俱增，這些土匪綁得最多的是花票，抓去富裕人家的閨中女子，索取高額贖金?！边€有一段是顧益民對林祥福說的話——民國大總統走馬燈似的換了一個又一個，不知道是誰的天下。溪鎮和沈店本是傳統安寧的小村落，在林祥福的女兒林百家訂婚的那一天，土匪的突然闖入打破了原有的一切秩序，土匪進村綁走了人質。溪鎮是一個以鄉紳為主體的鄉土社會，大家就在鄉紳的號召下集資去贖人。為了躲避匪禍和軍閥戰亂，顧益民作為全村的精神領袖建立起溪鎮民兵團。小說中講述各地建民兵團抵御土匪和土匪需要壯大自己的力量都在瘋狂收購槍支彈藥，“槍”的瘋狂，說到底是底層鄉土社會秩序的崩亂。民團、槍支和彈藥并不能拯救一個鄉土社會崩解的必然命運，商會會長顧益民被土匪抓走，溪鎮一戶戶人家不斷出逃，為了出城就用金錢賄賂看守城門的民團兵，在一場場人禍面前那些往日的淳樸鄉風也蕩然無存。在故事發生的年代政治權力處于真空狀態。盡管早在1911年清朝統治就被推翻，但《文城》中所描述的溪鎮所面臨著一種嚴重混亂的狀態——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民不聊生，以男耕女織為基礎的小農社會難以為繼，這是在故事發生年代所具有的民族的共同的苦難記憶，是一種集體記憶。除了特定的歷史政治時期帶來的整體苦難，文中還提到天災。龍卷風、饑荒、暴雪等自然災害給普通下層民眾帶來的苦難在書中也是不可忽視的。雪災毀了溪鎮很多人家的房屋良田，使他們懼怕沒有收成的日子，男耕女織的時代靠天吃飯，沒有收成意味著沒有活路。在遭遇天災時，人們往往具有樸素的信仰，雪后在城隍廟祭拜時，小美就死在了冰天雪地里，結束了她短暫而悲慘的一生。余華在一次對話中對“為何寫作”的問題曾這樣回答：“可以說，從我寫長篇小說開始，我就一直想寫人的疼痛和一個國家的疼痛。”這應該就是《文城》中苦難敘事的緣起。
三、《文城》苦難敘事中的生命抗爭意識
余華曾在《活著》的前言中說過：“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無畏控訴或揭露，這便不是清醒，反過來說要達到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痹凇段某恰分校梢钥吹?，余華不單單局限于傳統的苦難書寫，而是深入到人對于苦難的態度，人在困境中如何自救。這種生命抗爭意識不僅僅是對于個人而言的，更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資源。在本文第一和第二部分中論述了《文城》中對于個體苦難和整體苦難的書寫，余華在進行苦難敘事時關注底層民眾的困境，呈現了他們生存的艱難和不易，也彰顯了他們強大的生命力。《文城》中有許多關于天災人禍的描寫。當林祥福來到溪鎮，逢上了百年難遇的龍卷風和持續不斷的暴雪這樣的天災，無數房屋良田被毀，還有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其中有一個細節是一個挎著竹籃的陌生女人將紅色綢緞的嬰兒衣服送給了林祥福，那可能是她的已經逝去的孩子的衣服。女人失去了孩子，但是她也將原屬于自己孩子的那份希望送給了另一個初生的嬰孩，這體現了底層民眾面對災難時的生生不息。當溪鎮這個寧靜的江南水鄉遭遇匪禍，鄉民一起想辦法解救人質，絕地求生；當溪鎮遭遇炮火和戰亂，在兵荒馬亂之中，整個溪鎮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建立民兵團，招兵買馬，守護家鄉；當林祥福為救顧益民直面土匪之時，毫無恐懼之色，英勇地面對自己的命運，死狀讓人害怕。在林祥福死的時候，依然面帶笑容，這樣強大的生命力是讓人敬佩和感慨的，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作品的悲劇性，稀釋了作品的苦難性。這種生命抗爭意識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具有救贖意義。其實，在余華的很多作品中，都大量出現過類似的苦難敘事，在苦難中，人物大都表現出了生命抗爭意識，不屈從于命運，在困境中勇于反抗，積極向陽。無論是《活著》中的福貴、《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兄弟》中的宋凡平，抑或是《文城》中的林祥福，這些身處絕境的人們，他們并沒有在苦難中沉淪墮落，而是尋找各種方式超脫苦難，反抗命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強大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力。從存在主義角度出發，他們都體現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四、《文城》中的傳統文化印記
《文城》中除了對個人和民族的苦難進行敘寫，更為重要的是對傳統情義觀的一種展現，而不論是“文城”還是“溪鎮”，本身作為一個并不存在的南方小鎮，具有理想化的特點，作為理想社會的代表，展現了中華文化的根脈。首先是鄉土社會中人們互幫互助，勤勞勇敢。在土匪到來前的溪鎮，可以說是傳統小農經濟下的理想社會模型。當林祥福懷抱著嗷嗷待哺的女兒來到溪鎮（也就是他想象中的“文城”），溪鎮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他。文中就有提到林百家是吃百家奶長大的，所以林祥福給她起名叫作林百家，足以可見溪鎮居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厚道。土匪來溪鎮洗劫時，一共劫走了二十三個人質，大家一起湊贖金，選出三個人交贖金換人，整個溪鎮榮辱與共，是一個整體。李美蓮讓自己的長子去替林百家做人質，并不是因為不愛兒子，只是覺得林百家更容易受到傷害、更需要保護，這體現了人與人之間最美好、最淳樸的感情。其次是鄉土社會中鄉紳（可泛指有能力者）的仁厚。林祥福和顧益民都屬于鄉紳，這個階層以地主、讀書人、商人、大手工業者為主，家底一般比較殷實，有較強的經濟能力，他們也是在鄉土社會里具有話語權和領導權的那一類人。在《文城》中，我們看不到鄉紳有什么殘酷壓榨底層農民的舉動。相反，顧益民作為溪鎮最有話語權的人物，在雪災之后組織救災，賑濟災民；在匪禍到來的時候，安撫民心，組建民兵團，集資救人；北洋軍閥敗兵過境時，籌款籌糧，“禮送出境”，確保溪鎮沒有被搶掠一空。這些利民的舉動體現了顧益民作為一個鄉紳、一個在鄉土社會有話語權的人的擔當。林祥福作為《文城》主人公，他身上具有很多美好的品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情有義。他對于小美的出走又歸來而后又失蹤，并沒有過多地追責，只是用寬廣的胸懷接納了她，原諒了她。在小美再次出走后，他終其一生尋找她，這些都體現了他對小美的愛。他還行俠仗義，敢于擔當。這一點，集中表現在他慷慨赴死的行為上。與其他那些處于事不關己狀態的體面鄉紳們相比較，林祥福的挺身而出，也的確稱得上大義凜然。這些美好品質使林祥福幾乎成了一個理想完美的形象。上面所論述的是《文城》中對傳統美好情義的致敬和歌頌，從中可以看出一點尋根文學的影子，余華在這本書中致力于追尋傳統情義文化，并將此寄托于“溪鎮”（“文城”）之中。
五、結語
《文城》從個人和歷史的角度進行苦難敘事，體現出作者獨特的情懷和思想。在歷史角度的苦難敘事，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反思和剖析，具有尋根文學的特質。而從個體角度進行的苦難敘事，體現了作者對生命的尊重，對于人的存在意義的反思。通過對余華的《文城》進行分析，可以展現苦難書寫的價值和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余華.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
[2]王侃.余華,我想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J].東吳學術,2010,(01).
[3]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作者：章雅欣 單位：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