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范例

摘要：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和發展，在我國職業院校中開設的有關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法以及在這種教學方法下的教學質量，逐漸受到現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關鍵詞：

考古專業；文物保護技術；教學方法

近幾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國考古活動也不斷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國現今發展階段，在高職院校內設立的考古專業課程中，有關考古文物保護技術課程教學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漸受到我國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方式，本文經過研究，特得出以下結論。

一、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及成因

1、我國職業院?？脊艑I文物保護技術課程的教學現狀

 一、總體要求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圍繞文物事業高質量發展主題，堅持文物保護利用改革，以文物保護科技賦能為動力，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護研究利用水平。

到2025年，文物保護意識不斷增強，文物保護水平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狀況明顯改善，文物科技賦能水平取得新突破，文物保護機構隊伍力量明顯增強，文物活化利用不斷創新，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文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明顯提高。

展望2035年，我省將建成與創新型文化和旅游強省建設目標相適應的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體系，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有力支撐文物保護研究利用，考古成果、博物館事業、紅色資源保護傳承利用取得明顯成效，文物助力彰顯徽風皖韻獨特魅力明顯提升，文化歸屬感顯著增強。

二、主要任務

（一）加強文物資源和文物安全管理。制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遴選辦法，適時公布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全面摸清全省文物底數，推動省內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公布和實施，將文物資源空間信息納入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臺。統籌劃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地下文物埋藏區、水下文物保護區等，納入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兩線”納入率達100%。研究制定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制度。加強對紅色資源、工業遺產、農業文化遺產、水利遺產、科技遺產等調查和保護。完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歷史文化街區、歷史建筑等保護機制。將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納入各級政府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實施文物安全直接責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推進打擊防范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建立“一單四制”，深入開展文物火災隱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動（2020—2022年），持續舉辦文物建筑博物館消防隊伍“大比武”競賽活動。加快文物“三防”項目建設，到2025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一級風險單位防火防盜安全設施建設率達到100%。推動市、縣文化市場綜合執法隊伍落實文物行政執法責任。（省文化和旅游廳、省公安廳、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分別牽頭，省財政廳、省自然資源廳、省農業農村廳、省水利廳、省應急廳、省市場監管局、省消防救援總隊、合肥海關、省軍區政治工作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二）推動文物科技創新。深化基礎研究，面向文物保護利用基礎理論需求、關鍵科學問題，促進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等學科同文物保護深度融合，提高省自然科學基金和社會科學基金對跨學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文物斷代、病害形成及發展等關鍵科學問題，開展考古溯源與斷代新技術、有機質文物材質工藝識別、劣化程度評估與保護技術、文物考古材料組成分析等基礎研究。積極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在文物保護、考古研究、博物館展覽、文物資源管理等領域的運用，力爭在智能考古勘探技術應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動文物專有設備研制升級，建設區域考古研究標本庫和考古實驗室。支持博物院申報油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加強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聯合實驗室、科研工作站和科技創新聯席機制。（省科技廳、省文化和旅游廳牽頭，省發展改革委、省教育廳、省經濟和信息化廳、省財政廳、省數據資源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作者:鄒維一 曾維華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在內蒙古包頭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銅帶鉤，長3厘米，寬2.4厘米，帶鉤整體呈蛇形，有T型紐（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包頭西園春秋墓地》，《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內蒙古涼城飲牛溝的戰國墓出土有三件銅帶鉤和一件鐵帶鉤，三件銅帶鉤均為琵琶型，鐵帶鉤尾端近圓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總第3期）。四川戰國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銅帶鉤，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際，有的與劍伴出（參馮漢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不僅男子裝束使用帶鉤，女子也同樣使用。在山東臨淄郎家莊東周時期女性陪葬墓中，隨佩飾而出多件帶鉤，應是用于懸掛飾物之用（參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   考古還經常在墓葬中發現不同長度的帶鉤，長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僅長2-3厘米。如在內蒙古涼城飲牛溝墓葬群發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發現一件青銅帶鉤，長9.4厘米，寬1.8厘米，當是連接肩側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側腰部發現一銅帶鉤，長12.2厘米，寬1厘米，應是腰部束帶之用（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總第3期）。內蒙古豐鎮市十一窯子戰國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處發現一枚曲棒形（亦可稱棒槌形）銅帶鉤，長15.6厘米，當是連接肩側衣襟之用（參烏蘭察布盟博物館《內蒙古豐鎮市十一窯子戰國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慶萬州大坪墓地戰國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側位置有銅帶鉤連接的鏈飾，顯然是腰間懸掛飾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銅帶鉤則直接橫于墓主盆骨上，明顯是腰間束帶之用（圖3。參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萬州大坪墓地》，科學出版社，2006）。河南信陽戰國楚簡中有“一組圖2戰國楚墓出土的兩件木俑帶，一革皆又鉤”等文字（參熙、裘錫圭《信陽楚簡考釋（五篇）》，《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帶鉤與革帶的關系。戰國時期的帶鉤還有與銅環和瑪瑙環伴出的情況，應是配套使用的，即將帶鉤和環分別固定在腰帶的兩端，將二者扣起來即可束緊腰帶（參邵國田《敖漢旗烏蘭寶拉格戰國墓地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戰國時期的帶鉤，有的沒有鉤紐。如在洛陽市戰國晚期墓中發現的一件嵌銀龍首金帶鉤，制作十分精致，但沒有鉤紐（圖4。參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著《洛陽王城廣場東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漢時期為大一統社會，特別是漢代，社會經濟有了快速發展。秦漢時期，特別是秦朝和西漢初期，基本沿襲了戰國時期流行的齊膝上衣和長?的裝束，帶鉤使用愈加普遍，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說林訓》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于環帶一也。”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資料時，將“鉤”直接稱為“帶鉤”，其云：“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秦漢時期的帶鉤實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廣，東至沿海，西至新疆東部，南至廣東、云南，北至內蒙古、吉林地區等均有發現。   秦漢時期帶鉤的使用方法與春秋戰國時期相似。洛陽西郊漢墓出土帶鉤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際或腹上（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甘肅環縣曲子漢墓發現的銅帶鉤，銅銹上有明顯的粗布紋，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當是連接衣襟之用（參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環縣曲子漢墓清理記》，《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馬俑基本是采用寫實的藝術風格，清晰地再現了當時帶鉤的使用方法。   即將帶鉤的紐固定于革帶一端，革帶另一端則鉆有小孔，帶鉤的鉤首穿過革帶孔，從而束緊革帶（圖5）。兵馬俑一號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帶鉤束緊革帶的形象。   秦漢時期帶鉤的材質很多，有金、銀、銅、鐵、玉等，有的還用多種材料進行裝飾，如鎏金、錯金銀、鑲嵌綠松石等。其中以金帶鉤、銅帶鉤和玉帶鉤的數量最多，此外還有少量石質帶鉤。   如在長沙新莽時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銀帶鉤（參湖南省博物館《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義張家莊漢墓出土兩件鐵帶鉤，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帶鉤（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義張家莊漢墓發掘記》，《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長沙西漢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帶鉤，當屬隨葬用的明器（參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南郊砂子塘漢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蘇漣水縣三里墩西漢墓中發現有兩件金帶鉤，其中一件含金量達95%左右，重257克，鉤首為獸首，鉤體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紋，鉤體浮雕一巨目怪獸，長耳雙角，面目猙獰，鉤尾處浮雕兩條盤繞的小蛇。這件帶鉤線條流暢，做工精致細膩，怪獸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極高的工藝價值（圖7。參南京博物院《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獸形金帶鉤，鉤鈕甚大，鉤體為一盤臥的怪獸，鉤首似魚頭，雙目鑲嵌綠玉，鉤身鑲嵌有一碩大的螺狀綠松石，鉤身側邊鑲嵌有曲尺形綠玉，口中吐出彎曲的鉤首，造型獨特精巧，為帶鉤中的精品。   漢代玉制帶鉤考古出土數量很多。   當時用玉之風盛行，玉雕技術精湛，是我國玉器制品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因此，玉帶鉤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廣州市象崗西漢南越王趙昧墓出土一件玉龍虎并體帶鉤，鉤首雕作虎頭，鉤尾雕作龍首，龍虎連體，龍回首張口，銜一圓環，虎亦一爪奪環，鉤體遍刻卷云紋，設計巧妙（圖9）。同墓還出土一件龍首玉帶鉤，鉤首為龍首，昂首挺胸，鉤體圓雕龍爪，鉤身有八節，中間六節用一根鐵條貫穿，別具一格（圖10。參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縣北莊漢墓出土一件白玉帶鉤，鉤首為龍頭，鉤尾為虎頭，鉤體線刻卷云紋，鉤背兩端線刻四葉紋，紋飾簡潔細膩（參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北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p#分頁標題#e#   江蘇盱眙縣出土一件西漢時期的玉帶鉤，用白色半透明的玉制作而成，為長頸水禽造型，水禽雙翅收攏，曲頸成鉤首，腹部兩側分別刻有水波紋，雕刻十分細致（參朱安成《江蘇盱眙縣出土西漢玉帶鉤》，《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6期）。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一件青玉帶鉤，鉤首為鴨首且長過鉤體，鉤頸刻卷云紋，鉤身刻有弧形紋，精巧別致（圖11。參王愷之、葛明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三聯書店，2005）。河北滿城漢劉勝和其妻竇綰墓出土有五件小型帶鉤，用白玉雕琢而成，長度均不超過6厘米。劉勝墓出土的三件，玉質油潤，白如羊脂。其中一件為秦漢時期典型的曲棒形（棒槌形）帶鉤（圖12左）；另一件鉤尾似為牛角，上刻獸面紋，鉤體彎曲，玉料有黑色雜質（圖12中）；還有一件為琵琶形，長5.8厘米，厚1.8厘米，鉤首為龍首，龍角凸起，龍眼圓睜，鉤體浮雕一蛇狀獸，獸身周圍刻卷云紋，該帶鉤整體造型別致，紋飾復雜，雕工精湛，充分體現了當時的玉雕工藝水平（圖12右。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安徽巢湖放王崗一號墓出土一件西漢時期的青玉帶鉤，長12厘米，鉤體有灰褐色玉斑，鉤首為龍首，紋飾簡潔，僅在中脊刻有兩條凸棱線條（圖13）。安徽巢湖北頭山一號西漢初年墓出土的兩件龍形青白玉帶鉤，其中一件長14.6厘米，寬3.5厘米，厚0.9厘米，整體呈龍形，鉤體扁平略作長方形，采用透雕和淺浮雕相結合的制作工藝，鉤首雕作龍首，鉤體雕有六組變形蠶紋，左右兩側各透雕一只螭虎，虎頭相對，左側螭虎一后足與鉤紐相連。   鉤背光滑無紋飾。鉤紐呈長方形，上刻有“中二”兩字（圖14）。同座墓中還出土一件青玉帶鉤，色偏黃，長17.8厘米，寬1.4厘米，厚0.9厘米，鉤首作龍首，鉤身為龍形。正面通體為淺浮雕蠶紋，鉤體兩側線刻S型紋，鉤背中間有一長方形紐，線刻變形云紋（圖15、16。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處《巢湖漢墓》，文物出版社，2007）。這兩件帶鉤造型優美，雕工精湛，均為漢代玉帶鉤中的精華。   秦漢時期的帶鉤造型種類豐富，題材廣泛，有琵琶形、曲棒形（棒槌形）、鴨嘴形、獸面形、魚形、貝殼形、圓鈕形、龍形、牛頭形、犀牛形等。無論什么造型，鉤首一般都作動物首，如龍首、螭首、鳥首、鴨首等，其中大多制作精美。   在貴州威寧出土三件牛頭形帶鉤，牛頭形象逼真，同地又出土一件鯢形帶鉤，長10厘米，寬3.5厘米，整體造型為一游動的鯢形，頭部及身體肥大，身有四足，四足正反面均有陰刻紋飾，線條樸拙隨意，鉤紐位于胸下，尾部漸細彎折向上為鉤首，身體一側陰刻隸書“日利八千萬”五字。該帶鉤整體設計別致，刻畫細膩（參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威寧縣文化局《威寧中水漢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湖北省巴東縣孔包漢墓一號墓出土一件鴨形銅帶鉤，鉤首為鴨首，鉤體為鴨身，鴨首扭頸回望，鉤紐較大，呈喇叭形（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峽辦《湖北省巴東縣孔包漢墓發掘報告》，《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四川寶輪院漢代墓葬中出土兩件錯銀犀牛形帶鉤，犀牛形態生動，制作精細（參馮漢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圓鈕型銅帶鉤，鉤紐位于鉤身末端，鉤尾為圓鈕形，上鑄有兩圈陽紋，陽紋中間夾有一圈棱型紋，鉤首弧度較大，帶鉤整體設計簡樸大方（圖17。參《徐州獅子山楚王陵》）。河南省南陽牛王廟漢墓M92出土一件銅帶鉤，鉤尾分為雙叉，酷似兔耳，十分奇特（圖18。參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南陽牛王廟漢墓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1）。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中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帶鉤，鉤首為獸首，張口呲目，鉤尾塑一人，手持長棍形鉤身，人物表情生動逗趣，動作活靈活現，似乎正在興高采烈地奔跑中。整個帶鉤形象構思巧妙，充滿了藝術感染力（圖19）。另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貝殼狀帶鉤，鉤尾作扇形貝殼狀，并刻有棱紋和點狀紋，較為少見（圖20。參袁仲一主編《秦始皇陵兵馬俑》，文物出版社，1999）。秦兵馬俑具有很強的寫實性，所塑帶鉤形象應是現實生活的體現。   秦漢時期帶鉤的普遍使用，也促進了帶鉤制作工藝的進步。除了繼承先秦時期鑄造、鑲嵌、浮雕、鏨刻等技藝外，還大量使用錯金銀、鎏金銀等工藝進行裝飾。   錯金銀，主要是用于青銅器的裝飾，即在銅器上鑄或鑿出所需紋樣的凹槽，將金銀絲或金銀片嵌入凹槽內，然后錘實、錯平，再進行拋光，使之渾為一體。錯金銀工藝，在我國出現很早，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流行，秦漢時期則更為成熟。河北滿城縣北莊東漢墓出土一件錯金銀神人抱魚帶鉤，鉤體呈曲棒形（棒槌形），鉤首為鳥首，鉤尾作花朵狀。鳥口銜一寶珠，怒目蹙眉，形象生動。鉤身浮雕一鳥首人身的神人手抱魚形象，神人長耳直豎，背有雙翅，雙臂抱魚，口銜魚吻，足踩蟾蜍，神人長冠頂端彎曲成為鉤尾花朵的花瓣。帶鉤通體飾有錯金銀云紋、漩渦紋等，甚是華美。鉤背有錯銀隸書文字“丙午鉤口銜珠手抱魚”（孔玉倩《錯金銀抱魚帶鉤》，《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神人手抱魚形象，在漢代當有祈求長生、羽化升仙之意。江蘇丹陽東漢墓出土一件銀地錯金銅帶鉤，長11.9厘米，有銘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鉤”（鎮江市博物館、丹陽縣文化館《江蘇省丹陽東漢墓》，《考古》1978年第3期）。江蘇泰州新莊漢墓M3出土兩件銅帶鉤，其中一件鉤首為螭首，鉤體遍布錯金銀紋飾，鉤紐有仙鶴圖紋，仙鶴振翅欲飛，栩栩如生，鉤體有卷云紋，鉤背有龍紋，且有嵌金銘文“五月丙午鉤”，紋飾金銀交錯，精致華麗（參江蘇省博物館、泰州縣博物館《江蘇泰州新莊漢墓》，《考古》1962年第10期）。帶鉤上“五月丙午”銘文，并非實際具體制造時間，或為當時一種祈求吉祥的套語（參龐樸《“五月丙午”與“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鎏金是一種金屬裝飾工藝，即將金與水銀的混合劑涂在銅器表面，隨后加熱使水銀蒸發，金就附著在了銅器的表面。我國至少在戰國時期已經掌握了這一技術，到秦漢時期使用相當普及，不少帶鉤用鎏金技術進行裝飾。河北蔚縣張南堡西漢墓出土有兩件鎏龍首銅帶鉤，其中一件鉤首鉤尾俱為龍首，鉤身有四個鑲嵌坑，惜所鑲嵌之物已佚；另一件鎏金龍首銅帶鉤，鉤身陰刻龍首紋飾（參張家口市博物館《河北蔚縣張南堡西漢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p#分頁標題#e#   秦漢時期的帶鉤，往往飾有龍紋、云紋、四葉紋、纏枝紋、漩渦紋、蟠螭紋、龍首紋等。江蘇丹陽東漢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銅帶鉤，鉤首為龍首，鉤身陰刻云龍紋（參《江蘇省丹陽東漢墓》）。長沙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銅帶鉤，鉤身遍刻纏枝紋（參湖南省博物館《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孝義張家莊漢墓出土兩件帶鉤，其中一件為漩渦紋錯金銅帶鉤，一件為龍首紋銅帶鉤（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義張家莊漢墓發掘記》，《考古》1960年第7期）。河南省南陽牛王廟漢墓M22出土一件銅帶鉤，鉤首蛇首，鉤體為琵琶形，飾有漩渦紋（圖21。參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南陽牛王廟漢墓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1）。   帶鉤的創制、演變與服飾的變化直接相關。秦漢時期基本沿襲了戰國的裝束，帶鉤使用頗為盛行。秦漢時期帶鉤的造型設計、制作工藝均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東漢以后帶鉤的使用逐漸減少，制作工藝水準也有所下降。秦漢時期的帶鉤體現了當時金屬制作、玉石雕刻的工藝水平和人們的審美情趣等，蘊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我國古代服飾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基于國外對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的研究探索，結合當前我國田野考古的需求，2006年10月，敦煌研究院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共同申報了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文物出土現場移動保護實驗室研發”，經過三年時間，研發出集成多種便攜設備、實現多種功能組合、基本可以滿足考古發掘現場信息提取和保護需求的車載平臺，并進行了相關的現場應用研究，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國首個針對考古發掘現場研究和保護的移動實驗室。

在此基礎上，以敦煌研究院為主體，聯合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機構的研究團隊繼續開展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的應用支撐研究，通過對我國山東、山西、陜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處考古發掘現場的技術支撐和示范研究，不斷優化和完善移動實驗室相關技術單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動實驗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從技術和應用層面上實現了針對考古發掘現場的五個單元技術體系的構建，即發掘現場空間信息提取技術、發掘現場環境動態監測技術、文物出土狀況和評估調查分析技術、發掘現場脆弱質文物和遺跡現場提取與保護技術、考古預探測技術。應用研究證明，基于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技術體系和應用方法，對解決我國田野考古發掘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提升考古發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護研究、揭示相關考古學問題等方面有較好的技術支撐作用。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技術是移動實驗室整個技術體系中重要的技術單元，涉及了多種分析方法的應用，本文就該單元分析體系的構建進行詳細的闡述。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分析體系研究的主要內容

考古發掘出土文物長期處于封閉的埋藏環境中，在一定的時期內，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文物處在一種腐蝕和劣化的過程中，腐蝕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環境的不同存在較大差異。在較長的時間范圍內，埋藏環境逐步穩定，導致文物腐蝕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應速度緩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與引起腐蝕及劣化的因素處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埋藏環境的驟變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對的平衡狀態，由此造成許多文物不可逆轉的損失。由于文物出土時的狀態最接近埋藏中的狀態，這一時刻也是新環境下劣化的初始階段，時效性較強的分析調查對于文物出土狀況和病害評估至關重要，移動實驗室現場的實時分析體系可以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長期以來，出土文物的保護研究工作多數是在文物出土很長時間后在文物庫房或實驗室進行的，這種習慣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時機，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體和埋藏環境之間的聯系。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的出土文物現狀和評估技術結合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護研究的客觀規律，將文物埋藏環境研究和文物本體現狀、病害調查方法研究作為本技術單元的研究方向，通過兩個方面的調查分析結果綜合評價文物的保存狀況和病害成因。

埋藏環境的現場分析包括：針對文化層土壤的分析，確定主要調查指標為土壤的含水率、酸堿度、可溶鹽含量以及粒度；發掘過程中如存在水，對其酸堿度和可溶鹽進行分析；空氣及埋藏環境中微生物的培養和初步鑒定。埋藏環境的調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體，均采用現場取樣、即時分析的方式進行。

針對文物本體現狀和病害的調查分析涵蓋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體的組成結構和探傷，采用的分析手段為顯微分析、X熒光分析、各種光譜分析以及X光探傷調查。常規情況下均采用無損的分析方法，根據實際情況在發掘現場或移動實驗室內開展相關調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現狀和病害評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動實驗室平臺構建的，多數相關分析緊密圍繞考古現場即時進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對于一些復雜問題和特殊需求，如有機質分析、年代測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響文物本體、對分析的時效性要求不高、能夠獲得分析樣品的情況下，可在專業實驗室進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為考古發掘提供技術支撐。

作者：馮光生 單位：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

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④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作為音樂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⑤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⑥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⑦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⑧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⑨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⑩“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輯訛輥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輰訛輥“中國音樂考古學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輱訛輥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輲訛輥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自20世紀后半段開始，世界考古學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研究逐漸轉變為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視野已從證經補史的窠臼中脫離出來，從線到面，從物到人，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認識人類歷史的進程及發展規律，形成更為廣闊深遠的獨立的闡釋系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學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年代學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領域就會顯得力不從心。

考古學面對古代音樂遺存時，尤為如此。作為物質的研究對象，考古學可以對其采用類型學和年代學的方法進行一般的研究，諸如物態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斷代等等。由于知識結構、研究方法和專業意識的局限，在現實的田野考古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如下問題：（1）遺存的現場處理有發現障礙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為禮樂遺址的環境信息，樂器的使用痕跡及詳盡的存放狀態，器物的結構及附件的配套關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禮樂器實物及由之顯現的禮樂場景，引起了研究者從音樂遺址的角度對整個墓葬再審視。這個后起的理念已經錯過了發掘過程，難免損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絲馬跡。同樣，由于缺乏經驗和敏感的專業意識而令人惋惜的事例，還有出于現場的清洗保護處理，該墓笙簧與笙苗的關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擾亂、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遺痕也完全杳無蹤影。（2）遺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陳述。通常的考古發掘報告多從人工的遺跡、遺物的角度，談論其層位關系、具體位置、器物組合、保存狀況、自然環境；描述其形狀：大小、數量、位置、方向、文字、紋飾；報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質地、硬度、質感、火候、聲響等。但對于音樂文物尤其是古代樂器的觀察和描述，往往是語焉不詳。比如樂器，往往是：結構不明、數據不全、交待不清，還缺少專業的鑒定、測試、分析報告。相關的照片資料一般只能反應器物的整體和外觀，沒有關鍵部位的特寫，等等。由此提供的實物和資料只能作為古物學標本而不是音樂考古標本。（3）遺存的報告無力提供藝術史解讀。對音樂遺存尤其是古樂器的認識，“形”僅僅是表“，形”上所含的無形的信息———“音”才是其靈魂，音樂學對于“形”的追逐是為了究其“音”。音樂考古就是要從這些有形的物質中獲取無形的音樂信息，考查出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由于解讀和描述能力的專業局限，現有許多發掘報告都難以對音樂學問題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識支持，更談不上建構和還原當時的音樂活動場景。許多音樂遺存的發現需要千載難逢的機緣，其出土時的環境信息以及器物附著的跡象往往極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樂文物以極其脆弱的材質身處現實的保護條件也許還會得而復失。這一切，如被熟視無睹的目光掠過，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脊艑W不能有音樂考古盲區。考古學的學科發展需要開拓音樂考古領域。學科設置和學科建設并非純學術問題。#p#分頁標題#e#

一個學科的確定和建設，需要相應的行政歸屬和管理、專業設置、機構設置、教學培訓體系。普通考古學對音樂考古學的不認同，自然會影響到考古學相應的知識結構、人才結構、體制結構和管理制度，影響到其對音樂考古學的支持力度和貢獻，影響到考古學自身的發展。基于這種認識而形成的顯性和隱性的“行業壁壘”，最終會影響到音樂考古學的良好生態和成長。這將是考古學學科的損失，也是人類文化遺產事業的損失。關于音樂考古學與考古學的關系，音樂學界的認識也不統一。本文開篇所羅列的有關音樂考古學的定義，全部出自音樂學界，其在音樂考古學的歸屬上有如下分歧：音樂學分支、音樂史學分支、音樂史學和考古學雙重性、音樂學和考古學雙重性、考古學特殊分支。顯然，也有音樂學者不認同音樂考古學歸屬于考古學。部分學者在強調音樂考古學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時，強調音樂考古與考古的區別和剝離，對考古學之于音樂考古學的關系在觀念上有些疏遠和游離。誠然，一個獨立的學科必須有其可獨立之處。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區別在于：（1）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通過考古學方法所獲取的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而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僅限于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其中除了考古學方法獲得的資料之外，也包括傳世的文物；（2）考古學研究重點在實物本身，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重點是從實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載著的當時音樂的結構性元素和音樂生活方式；（3）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音樂考古學除遵循這些方法之外，還需要運用音樂學的研究方法；（4）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元代，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歷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隨著這一新興學科的不斷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獨立、完善的學科體系。

盡管如此，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和相對獨立性并不能使其擺脫它對考古學的依附性。音樂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獲取基本都來自考古發掘，這些文化遺存的時空坐標需要用考古學方法標定，針對實物、圖像、文獻、遺址的查驗、檢測、紀錄和考證，現場調查及整理是音樂考古基礎性工作。如果脫離考古學來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樂文化遺存，脫離對音樂文化遺存的時代、文化區系、類型序列、共存關系、從屬關系、器物組合等考古學的綜合考察與分析，音樂考古學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搞音樂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類型學、不能掌握考古學文化這些方面的基本知識，這種考古學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這就脫離了考古學基本手段去研究，和過去的古器物學沒有什么區別。……有了這些基本認識，有了在考古學整體基礎上把握的音樂考古學，這才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輥輳訛由于現行體制的障礙及其由之產生的與考古學的游離意識，在音樂考古工作中存在著這樣的問題：（1）不辨器物的考古學關系，將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組合，視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內在的組合關系，盲目將入葬組合等同于原始組合；（3）不實地全面、具體考察原物，僅憑發表的資料和數據望文生義，很難觸及研究對象的實際及其規律；（4）不顧及器物的考古學背景，就物論物，缺乏體系概念和人文視野；等等。這些不循考古學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誤入歧途。

此外，音樂考古學也只有在考古發掘和調查中參與搶救、采集、保護古代音樂文化信息，才能擔負起自身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無可替代的責任。音樂考古學者直接從田野工作中獲取第一手資料往往更具體、更詳盡、更實用、更有效。音樂考古學者由古樂器音響檢測到音樂形態研究，由編鐘鑄造技術觀察到編鐘調音規律的發現等等，都是音樂考古學者深入考古發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樂考古學對考古學古樂器斷代的反哺和重要貢獻。音樂考古工作者要參與發現，從田野發掘工作做起，在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分析、報告編寫和專題及綜合研究等各個環節主動參與、積極回饋，在與考古學的滲透中更加主動、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樂考古學植根于考古學的沃野才能根深葉茂。

本文作者：周進 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聚落考古的研究觀點、方法與理論對于國內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實踐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聚落考古的綜合性和全面性來獲取最大量的信息，從而認識或復現考古時期的景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對聚落考古遺址的復原或展示提供科學的依據，甚至在遺址的景觀小品設計上提供創作靈感，都是一個專業的遺址復原人員和展示設計人員需要學習深入了解的。根據目前國內關于聚落考古學的相關文獻闡述，筆者以文獻法查閱了部分遺址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嘗試提出這一問題，以便對遺址博物館的建設總結出一些有規律性的東西。

中國目前通行的遺址保護有兩種模式，一種為遺址公園模式，如秦陵公園、唐乾陵，秦始皇陵遺址公園值得一提，據稱這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投資最多的國家文化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高達5．2億元人民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

（1）由政府出資，一次保護性統征秦始皇陵園（即“外城”）之內193．47公頃土地，將其中的企事業單位和居民整體搬遷。

（2）對陵區實施綠化工程。利用國家相關政策，參照退耕還林、還草辦法，將文物遺址區及周邊地區3．2平方公里的范圍進行綠化，從而改善秦始皇陵遺址所在地生態環境。

（3）新建兩座博物館。另一種則為遺址博物館，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漢陽陵帝陵博物館、半坡博物館及眾多的帝王陵博物館等，如號稱我國第一座全地下的現代化遺址博物館———漢陽陵帝陵博物館展廳“總建筑面積為7850平方米，總投資約為1億元，由于外藏坑原址緊鄰帝陵封土，屬于陵園內最為重要和敏感的保護范圍”。

因此，為了切實保護好遺址本體及其環境風貌，這一建筑設計為全地下建筑，采用大跨度預應力梁門式跨內吊裝方案，而建筑頂部則覆土植草種樹，保護陵園原有的歷史環境風貌和自然景觀。整個建筑覆蓋保護的遺址區面積為3200平方米。當然，這兩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常?；ハ噢D化，遺址公園內建設博物館十分常見，遺址博物館內設計有諸多建筑小品也比比皆是。此外，還有綜合上述兩種模式的混合模式，如殷墟的保護和展示，以及未來的良渚遺址。這里主要的分類依據是遺址（全部或部分）是回填還是展示。回填模式則是考古發掘完畢后，將遺物清理完畢，做完考古記錄后埋土回填，這種模式還包括已經確定遺址埋藏地但短期不做挖掘而建立公園以加保護。

摘要：

博物館和文物保護現已成為一門新興的應用型學科，但是在甘肅地區，這門學科的實驗教學正處于起步階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為研究對象，結合四川大學考古實驗室實地調研情況，從實驗室教學建設方面、實驗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構想，以促進實驗室建設。

關鍵詞：

“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管理模式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對博物館的關注不斷提升，物質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館的專業人才缺乏，為了解決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2012年增設了文物保護學專業。經過4年的建設，已經建成了“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對于實驗課課程的設置與教學還處于摸索階段，還需借鑒其它大學同類實驗室的成功經驗，提出適合自身實驗室建設及實驗教學的思路。

一“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實驗教學的調研

四川大學在實驗室建設方面走在了前面，有著十分豐富的資源和經驗，值得借鑒和學習。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學及周邊地區就博物館和文物保護專業實驗教學進行了深入調研。四川大學考古實驗教學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為考古技術實驗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學“523實驗室工程”二期建設項目。下設考古技術、博物館學、文物保護、微痕分析、動物考古、成分分析、體質人類學等7個實驗室。另有中心專業圖書資料室、文物標本室各1個。多年來，該中心在教學、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遺址考古、三峽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學術影響，其采用的多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進行考古實驗教學，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形成了教學體系與教學內容特色鮮明，在中國西南乃至整個南方地區都有重要影響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實驗教學中心。博物館學實驗室：2006年，四川大學考古教學實驗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學博物館成立博物館學實驗室，開設“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陳列設計”、“博物館觀眾研究”等3門試驗課。文物保護實驗室：成立于1989年，分為“有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和“無機質文物保護實驗室”兩部分，現配備有金相顯微鏡、大氣品質測量儀、恒溫恒濕箱、電腦測控耐折度儀、臺式放大鏡、電腦三目體視顯微鏡、電導率儀、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高分辨率X射線衍射儀等分析、檢測實驗儀器等多種實驗設備，既可保證文物保護專業本科生、研究生基礎實驗教學需要，亦能支持專業師生在文物保護材料、保護技術、保護理論等方面開展研究實踐。動物考古實驗室：2005年，川大考古實驗教學中心與生命科學學院合作組建了動物考古實驗室，依托于擁有60萬件動植物標本的四川大學自然博物館和考古專業多年發掘積累的動物標本及考古教學中心購買的大量動物標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動物考古學》課程和動物骨骼種屬鑒定、年代測定、動物食性測試、脂肪酸測試、動物古DNA分析等實驗。

摘要：文物學概論是文物與博物館學本科專業的基礎課程，課程內容龐雜。如何設置這門學科的教學內容，并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一直是教師在思考的問題。本文以重慶師范大學該專業為例，通過教學實踐，對該門課程內容的設置及教學方法進行了探索。以此，促進這門課程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文物學；本科教學；教學改革

前言

文物與博物館學是文理交叉型專業，所學知識涉及歷史、文物、博物館、考古、文物保護、科技考古等內容。文物學概論是其基礎核心課程之一，為必修課程。筆者自擔任這門課程的教學后，深感教學存在一定難度。該課程的教材比較匱乏。目前，常見的教材主要有兩本。一本是李曉東編著的《文物學》；一本是吳詩池編著的《文物學概論》。前者教材內容章節較多，涵蓋面較廣，但書中只有文字，沒有圖片，對我國豐富的館藏文物很難一睹真容。因為，該教材編寫較早，部分內容陳舊；后者書中有文物圖片，章節較前者少，課程內容科普性更強，專業性略顯不足。因此，我國還沒有一本圖文并茂、內容新穎，兼專業性與趣味性的文物學概論教材。文物學概論課程內容比較龐雜，幾乎涉及本專業課程的所有內容。如，文物管理與法規，古代玉器、青銅器、瓷器等可移動文物；遺址、墓葬、石窟寺等不可移動文物，近、現代文物等。這些內容都是后續相關的專業方向課。該門課程的內容如何構架，使之更為有效，既為學生打下基礎，又能避免內容重疊，是值得教師探索的問題。筆者基于多年的教學經歷，對文物學概論課程內容的設置和教學方法進行了探究。

一、課程內容

我校文物學概論課程選用的教材是2005年學苑出版社出版的李曉東編著的《文物學》一書。該書是目前文物學概論課程最常見的教材書。該書的主要弊端是課本中均為文字描述，沒有實圖，使文物學教學顯得單調了很多。我校文物學概論課程在綜合該教材及教學資料積累的基礎上，結合本專業其他課程內容，避免課程內容重復和增加學生的興趣，而考慮設置了該門課程的教學內容。課程內容以課堂教學為主，實踐教學為輔，共分九章。第一章是緒論。包括：文物學的定義、教學方法、價值等內容；第二章是文物定名與分類。有兩部分內容，主要是理論性的知識；第三章是文物鑒定與定級，也有兩部分內容。這兩部分都是大內容，文物鑒定都可以單獨開設一門課程；第四章是文物價值與作用，也是理論性的知識；第五章是古器物。主要包括：青銅器、瓷器、玉器、漆器等。這章內容的教學安排主要根據古器物的六大要素進行；第六章是古書畫。包括：書法和繪畫兩部分；第七章為古文獻。包括：甲骨文、簡牘、金文等；第八章是古遺跡，為不可移動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第九章是近現代文物。包括：近代和現代，民族和民俗文物。課程內容設置刪除了教材中原有的文物管理法規和文物保護技術兩章內容。這兩章內容是單獨開設的課程，內容主要是系統的基礎課程。因此，文物學概論課程將不再納入該部分課程內容。近現代文物在后續教學課程中很少涉及，而學生培養方案和知識體系很重要。文物學概論課程增加了第九章的近現代文物課時。從近現代可移動文物、不可移動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四個方面展開，讓學生對近現代文物知識有清晰的認識，有助于拓寬學生的學習視野。經過教學實踐，課程內容現已基本固定下來。但每年都會發現新的文物，教學內容應及時更新。

二、教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