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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在資本市場證券交易中對以股票買賣、繼承、贈與等股權轉讓書據的書立行為開征證券交易印花稅，擔負著對證券交易行為和證券交易所得征稅的雙重職能。而對其他證券交易，如國債、企業債券和基金交易都不征收印花稅。對于現行印花稅制度的缺陷在最近幾年一直是國內學者與監管層關注的重點，并多次在全國兩會上被列為提案，建議調整甚至取消，取而代之資本利得稅。 關于資本利得的紅利收益及價差收益兩部分，目前我國稅法中的相關征收規定有：1、對個人投資者的股息紅利收入按20%的稅率減半進行征收個人所得稅；2、對企業轉讓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獲取的資本利得，均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一并征收企業所得稅；3、自2010年1月1日起針對個人轉讓非上市公司股權以及上市公司限售股獲得的資本利得，并入個人所得收入按20%的比例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4、對個人轉讓從上市公司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轉讓所得，暫時不征稅。在今年的兩會上關于資本利得稅與證券交易印花稅以及紅利所得說的調整再一次成為資本市場稅收制度改革爭論的焦點，然而資本利得稅能否在現階段取代證券交易印花稅發揮調節證券市場的作用，應取決于對這兩種稅收利弊的全面權衡。 一、基于公平原則的比較 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是衡量租稅的課征是否合理的首要因素，在現代經濟社會公平原則己經成為一個租稅制度是否可以成為優良租稅的重要指標。在租稅負擔方面，公平的考慮為：誰有能力，誰就該負擔；誰受益，誰就該付費。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以資本進入股市，買賣股票，從中賺取價差、紅利。這些人使用資本，獲得回報，同時承擔風險。其所實現的資本利得可視為對風險承擔之補償，是他們愿意承擔風險而獲得的收入。 在證券市場的投資結構中，中小投資者資金規模小，信息獲取遲緩，獲利幾率低，大額投資者資金規模大，信息獲取迅速，獲利幾率高。如果對投資者買賣股票按交易額比例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根據比例稅率的累退性來衡量，中小投資者的稅負水平明顯高于大投資者。反之，如果課征資本利得稅，對低收益適用低稅率，高收益適用高稅率，且對投資損失可抵減投資收益。那么資本利得稅就具有調節證券市場中投資者的所得級差，調節大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之間的稅負水平的功能，更合理的促進社會分配公平。從這一點上來看資本利得稅顯然優于證券交易印花稅。 另外從我國現實稅收制度來看，證券交易印花稅僅對流通環節征收，而對法人股交易、期貨交易、基金交易、國債及企業債券免征的做法；個人投資者、基金在收到來源于上市公司的稅后利潤分紅后，還需再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造成現金分紅重復征稅的做法；以及除個人投資者、基金外，其他投資者收到的分紅不需要納稅的區別，均造成了不同投資者之間的稅負不均，形成了事實上的不公平，不能全面調節證券市場。這一點為市場所詬病，也是很多學者提議調整印花稅制度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基于效率原則的比較經濟效率是指資源最優化的配置，課稅往往使得資源配置產生扭曲，無法達到最優化境界，造成無謂損失，社會福利因而下降，因而稅收政策應趨利避害，首先著眼于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保證充足的稅源。若著眼于促進我國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的發展，稅制的設計就應遵循簡稅制的原則，盡量達到稅收中性，即在征稅過程中盡量減少給納稅人帶來應納稅款之外的超額負擔。 我國證券市場目前存在的大量投機性交易使得市場出現流動性過?，F象，由于比例征收的印花稅具有的累退性，在這個階段印花稅的調整對市場流動性的影響相當有限。從我國07年5月30日上調印花稅與08年4月24日下調印花稅的實際結果來看，上調對市場的影響較大，下調對市場的影響有限，這一結果已經過國內很多學者的檢驗，這里不再重復論述。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通過印花稅的調整對市場形成警示作用，短期內抑制投資熱情，在現階段來說是可以實現的，同時也不會對市場的長期持續性發展產生不可逆的影響，如果我們想推動股市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較低的印花稅設計基本符合簡稅制、相對中性的要求。 資本利得稅的開征將產生“內鎖效應”，其“內鎖效應”指的是較高的資本利得稅會阻礙投資者出售其資本資產，從而鎖住了投資者，使其不能再進入其他投資領域。因為出售資產獲得資本利得即引發稅負，不出售資產則可以避免或延遲稅負的發生，為免除或減輕稅負，持有人會放棄出售機會，或投資其它回酬率較高的資產。所以說累進稅率的資本利得稅結構將對資產所有者的出售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產生投資者在選擇交易與持有資產之間的矛盾，阻礙資產移動，扭曲資源配置。 資本利得稅“內鎖效應”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股市交易量的影響。投資者出于避稅的要求，會將部分資產從證券市場轉移，轉向其他投資渠道，甚至向低稅負國家轉移，形成資金的國際遷移，降低對本國股票的需求，導致證券市場整體價格水平下降。 同時因為資本利得稅會按照持有股票時間長短區分不同的稅率，投資者為了避稅，也會盡可能減少或延緩資本利得的實現，以獲得較高的回報率，這也將降低證券市場的交易量及流動性。 資本利得稅的“內鎖效應”會加大資本性資產的價格波動水平。當“內鎖效應”減少了證券市場交易量的同時也必然造成了市場價格在短期內的普遍下降。更多的時候資本利得稅對資產價格波動水平的影響取決于股價波動幅度與邊際稅率設置的高低的對比。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累進稅率設置，在證券價格上漲時，邊際稅率的增加小于股價的上漲幅度，投資者更傾向于買而非賣，從而使證券的價格水平進一步上揚；而當證券價格下跌時，為彌補稅負所引起的資本損失，將使投資者更傾向于賣而非買，易產生“無量暴跌”的現象發生，從而進一步加大了證券價格的跌勢。只有在較成熟的證券市場，股價波動幅度小于邊際稅率時，資本利得稅才能發揮自動調節市場規模及價格漲跌的“自動穩定器”功能，在股價上漲時抑制投資，在下降時緩解拋售壓力。#p#分頁標題#e# 我國證券市場正處于初級階段向成熟階段的過渡時期，第一，股權分置改革引發了股票市場一段時期內的持續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并不是理性繁榮，而是基于糾錯產生的量能及價值回歸。如果在現階段開征資本利得稅，剛剛回復的市場投資信心將再次受到沖擊，前期改革取得的成績也可能毀于一旦；第二，我國股票市場的投資結構正在逐漸理順中，從過去的“莊家+散戶”結構向由證券投資基金、證券公司、QFII等專業性投資機構為主導的成熟市場結構過渡，短期內這些機構可能會利用資金優勢、信息優勢影響股市的漲跌，甚至由于違規操作產生投機炒作，誠然資本利得稅可以打擊短期的投機交易，減少利用資金優勢投機炒作產生的市場流動性，但是這些問題理應通過監管制度的完善來解決。如果一味提高交易成本，而不進行監管制度的配套改革，最終結果只能是違規行為依然存在，投機依然盛行，額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再次向散戶轉移。這不僅降低了市場交易效率，同時還將造成更嚴重的分配不公；第三，我國股票市場的投資理念正在逐步形成中，尤其是散戶正在從“探聽內幕消息”的短期投資盲從理念向長期投資的價值理念轉變，股票市場的“羊群效應”正在逐漸減弱，如果在此時開征資本利得稅，對于正在成長中的中國散戶來說無疑又是沉重一擊。尤其在短期內如果我們不能對短期投資與長期投資進行稅率區分，不能根據交易額與利得額設置合理的累進稅率，不能對眾多散戶的投資虧損實施技術上的虧損彌補，那么資本利得稅的開征將產生巨大的內鎖效應，沖擊股票市場。從以上對資本利得課稅的效率效應分析可得出，資本利得稅并不是一個中性的稅種，該稅種的征收將產生相當大的效用扭曲和福利成本損失。從這一點上來看如果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開征資本利得稅，將直接明顯地減少投資者的證券交易收益，因而具有強烈壓抑股市上漲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緊縮效應。在我國證券市場還尚未成熟的現階段證券交易印花稅顯然要優于資本利得稅。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曉求教授多次明確表示取消印花稅開征資本利得稅時機尚不成熟。 另外從世界各國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實踐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后，歐美等一些工業化國家開征該稅種的主要原因均是利用該稅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引進資本利得稅，是以稅收的公平目標為著眼點考慮的。而像臺灣一樣以抑制股市為目的開征的國家或地區則均以失敗告終。 三、基于制度原則的比較 稅收的制度原則是指征稅應遵循費用最小化和確實簡化原則，提高稅收效率。就我國目前的稅收征管水平來講印花稅的征收簡便易操作，而一旦開征資本利得稅，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設置合理的起征點；2、設置合理的累進稅率；3、如何對短期持有股票及長期持有股票者進行區別對待；4、如何對不同成本的股票取得的利得合理征收；5、如何實施資本利得稅的虧損彌補。在技術上比較難實現，在征收上也將產生大量的征收成本。 由此可見現階段我國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在效率與經濟性上均優于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的開征既不符合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戰略目標要求，也不具備開征的客觀條件，應審慎開征?？梢钥紤]延續之前的思路對印花稅及資本利得實施結構性調整，來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