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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史習斌 單位：湛江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近些年來，關于“同人”的話題在文學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者或是對同人團體的媒介活動、人事變化、思想軌跡等做單一考察，或是對單個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實上，要想從同人的角度深入討論這些問題，需要對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對同人團體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進行準確分析，對與同人相關的媒介活動尤其是寫作活動進行系統而獨立的梳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寫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學和文化意義，才能避免用大而不當的同人概念籠統地涵蓋包含著諸多非同人要素的團體和刊物。為此，筆者擬將同人寫作作為與個體創作和集體寫作并列的一種寫作方式單獨提出，以現代中國文學（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體新月派的寫作實踐為例，論述同人寫作的內涵特點、典型方式和意義及影響，以期凸顯這一獨特寫作方式的橫向狀貌和群體性價值。
同人與同人寫作
20世紀以來，隨著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規訓的不斷失效、西學價值觀念的沖擊、科舉制度的終結、大學教育的啟蒙和留學運動的發展，傳統讀書人逐漸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其在行為方式、精神氣質、信仰與價值追求等方面都產生了新變。不僅“個體”的自由獨立與“人”的現代性格得以彰顯，而且作為個體集合的“群”的現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較大發展。同人群體便是這種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為一種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為同人群體訴求表達的載體與平臺這一背景下，才出現了同人寫作這一特殊的寫作現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謂同人寫作？總的來說，同人寫作是同人之間就某一觀念、議題或認同的目標進行各自表達，借助同人刊物集中發表的一種非集體的群體聚合的寫作方式。同人講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間自發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團組織章程嚴格的事先約定性。同人們以言論、文化來影響社會，以文學來建設文化，他們通過聚餐、沙龍和同人書信等形式來聯系感情、討論問題，通過創辦非官方的同人刊物開拓媒介陣地，通過寫作活動進行文學理論提倡、創作實踐嘗試和觀點的發言發聲，從而實現同人的社會參與、專業責任和自我價值。
首先，同人寫作是介于個人創作與集體寫作之間的一種合作寫作的方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集體寫作是伴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從蘇聯引進的一種寫作方法和文學生產方式，經過抗戰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區的規范、培養逐漸形成模式，在新政權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學和“”文學書寫中達到頂峰。集體寫作的發展與成熟自有其獨特的功效，但對個人創作的獨立與創造造成沖擊和掩蓋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同人寫作不同于集體寫作：它沒有集體寫作那么統一的創作主旨，不是集體署名，也不是各人寫作然后集體統稿修改，相反，參與寫作的個體同人自身有較強的獨立性，體現出接近于個人創作的個體特殊性；集體寫作將意識形態性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強調集體寫、寫集體，注重表達集體意識、集體精神與集體形象，同人寫作則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延續和深化，在文學上多為對文學革命的反思與重建；集體寫作看重群眾基礎和大眾化效果，同人寫作是知識分子的精英化書寫和文學實驗。同人寫作也不同于完全獨立的個人創作：個人創作是完全獨立和自由的，個體風格明顯，而同人寫作勢必會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約定的寫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而在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同時，總體上表現出較強的群體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寫作是同人們為同人刊物進行的有明確目的和清晰目標的寫作。同人寫作以同人刊物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達平臺，一旦這個平臺失去了，同人寫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寫作是伴隨著同人期刊的興起而逐漸形成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彰顯個人主義的五四文化精神與之相適應的個人創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動，朝著集體寫作方向發展的革命文學轉向與左翼文學思潮尚未固化，客觀上為同人期刊的繁榮和同人寫作的勃興提供了機會。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創辦和經營，編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體化，變為“用稿封閉，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為同人撰寫，而且沒有稿酬”，編輯也多是義務勞動。嚴格地界定，“‘五四’運動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陣營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雜志”1的說法可能略顯寬泛，但其數量也不少，從《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創造》《語絲》《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現繁榮之勢，同人寫作也成為一種顯在的文本生產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將自身“不合時宜”地定位為同人刊物。新中國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創辦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風險，同人寫作也隨著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再次，同人寫作以同人之間共同的“志”與“道”的存在為基礎，以同人群體的存在為前提。一旦這種共同的精神基礎和組織前提發生了變化，同人寫作也就不復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員聚合的主體價值觀念是以個體本位為主的自由主義思想，這一群體的幾個關鍵人物中，徐志摩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2，胡適曾不止一次地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貍和狗才成群結隊”3，梁實秋也曾明確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誰也不愿追隨在別人之后”4。他們都是極具個性而又關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識分子。以新格律詩創作為主的文學寫作者和以爭自由、爭法治、講人權為主的政論文寫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兩個次同人群體。從《詩鐫》《劇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對編輯者做出調整5，新月同人寫作基本以文學為主；從梁實秋執掌《新月》開始“談政治”，胡適引領“人權大戰”，新月同人寫作轉向政論文為主；《新月》后期顯示出對文學的回歸，1931年創辦的《詩刊》則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學寫作者在《新月》之外回歸文學的努力。
“熱衷文學”與“轉向政論”的不同側重是這兩個次同人群體的分歧，各自的妥協和總體的認同則是同人群體尚能存在的底線。直到《新月》終刊，同人解散，同人寫作也隨之停歇。因而可以說，同人寫作是一種在同人精神與價值的感召和堅守之下從事的階段性的寫作活動，具有歷史性。最后，同人寫作是一種超越文學的文化寫作，或者叫做大文學寫作。無疑，文學寫作是同人寫作的重要內容和核心領域，但不能完全涵蓋同人寫作。因為文學的非功利審美特點和對人產生影響的長期性，使得同人文學寫作有時并不能滿足同人們表達觀點、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學革命中，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臺柱”都不是作家，他們寫作的成品不是審美的文學作品（當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學性成就），而是表達思想見解、用語言文學的變革來改良社會和啟蒙大眾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論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權、教育、財政等內容，雖然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使用的卻不是純粹文學創作的形式，體現的也是同人寫作的文化性特點。所以，對于同人寫作而言，文化寫作的光華很多時候會蓋過文學寫作。#p#分頁標題#e#
同人寫作的典型方式
如前所述，同人寫作是同人們為同人刊物進行的有明確目的和清晰目標的寫作活動，并不是同人的所有寫作實踐都屬于同人寫作，它是一個特定的對象范疇。概括來說，同人寫作有立竿見影的議題式同人寫作和相對松散方向基本一致的目標式同人寫作兩種基本類型。針對同人的寫作特點和專業優勢，或明或暗地形成議定的題目，或者確定討論的框架，甚至相約合作形成專題，在同人精神的指引下各自撰文，這便是議題式的同人寫作。因為有議題的相對集中性，又有相對開放的個體寫作自由，所以這種寫作方式對同人的思想和觀點表達有很強的發掘潛能和吸附能力，在積聚力量方面有立竿見影的功效，是單個的個體創作所無法比擬的。在議題式的同人寫作中，有的議題并非同人們事先商議選定，而是由主要同人發起之后，在同人間相互呼應形成的一種默契。新月同人政論寫作就是例子。在《新月》第2卷第1期刊發了胡適的長文《人權與約法》之后，隨之拉開了一場“人權大戰”的序幕。梁實秋、羅隆基也先后加入了這場論戰。梁實秋先后撰寫了《論思想統一》《孫中山先生論自由》《思想自由》等文章，著重從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等方面爭取“自由”這種特殊的“人權”。羅隆基則一口氣寫出了《論人權》《人權不能留在約法里？》《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人權”釋疑》等一系列文章，對人權問題作了全面的正面詮釋。除了“爭人權”，新月同人還通過同人寫作表達對民主法治的爭取。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中站在人權的高度強調約法對保障人權的重要作用，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中闡述了對憲法問題的系統論述。羅隆基的文章比胡適更為密集和猛烈，《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我對黨務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我們要財政管理權》等，每一篇都直擊要害。尤其是在1930年，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查封，店員被捕，《新月》月刊被沒收之后，羅隆基隨即發表了《什么是法治》一文，直指政府及其執行者此舉沒有保障國民的財產權和言論自由權利。
新月同人通過論戰宣示了同人的思想主張，擴大了同人的寫作影響，充分體現了同人領袖的號召能力和同人精神在同人寫作中的紐帶作用。設置議題共同討論、圍繞議題分別撰文，是議題式同人寫作的又一重要方式。當同人們集體發言時，可以在各抒己見的前提下形成基本一致的“大方向”，并在此基礎上產生相對集中的探討領域和核心觀點，有利于聚集力量，獲得關注并產生影響。新月同人的小團體“平社”的寫作活動正是這種寫作方式的最好例證。“新月社”解散后，新月同人原來形成的定期聚餐討論問題的形式得到了保存。1929年5月11日平社在范園舉行第四次聚餐，“努生述英國FabianSociety［費邊社］的歷史，我因此發起請同人各預備一篇論文，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擔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討論”6。三天之后，胡適便擬出了“平社中國問題研究日期單”7：五月十八日到八月三日，計劃每周一次固定時間的討論，由潘光旦、胡適之、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十二人分別從種族、社會、經濟、科學、思想、文學、道德、教育、財政、政治、國際和法律十二個方面來研究中國問題。之后的幾次聚餐，基本按照這個日期單展開了討論。在1930年4月12日的討論中，胡適提交了《我們走那條路？》，他在“緣起”中說，“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個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8胡適將該文作為表明同人們根本態度的“引論”開啟討論，1930年6—7月，先后討論了羅隆基的《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鄭放翁的《制度與民性》、青松的《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等論文，之后又不定期地討論了潘光旦的優生學、沈有乾的教育研究、全增嘏的宗教與革命問題研究等論文。這些成果最終發表在《新月》月刊上：潘光旦的《論才丁兩旺》、羅隆基的《論人權》等“都是用討論的文字改作的”9；《我們走那條路？》（胡適）、《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羅隆基）、《制度與民性》（鄭放翁）、《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青松）、《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潘光旦，討論時題為《人為選擇與民族改良》）、《我的教育》（沈有乾）、《宗教與革命》（全增嘏）等，也都是同人們聚餐時宣讀討論的論文。這種共同討論分別撰文又集體發表的方式既能突出同人作為整體的群體智慧和一致方向，又不抹殺同人作為個體的專業優勢和表達個性，是兼具個體創作和集體寫作的外在特點而又在本質上與之不同的同人寫作方式。
同人們在重要議程的決策時刻或者重大事件的關鍵節點相約合作，采用集稿的寫作和發表方式形成專題以集中表達同人訴求，是議題式同人寫作的特殊形式。較之前述的議題式同人寫作形式，其在寫作目的上更為明顯，內容范圍上更為集中，同人間的寫作聯系也更加緊密。1929年梁啟超死后，徐志摩等“新月社的老成員準備把即將出版的《新月》月刊第2卷第1期作為紀念專號出版”10，但最終卻因“遭到部分成員的反對而沒有出成”11。最熱衷于此事的徐志摩未曾想到在自己死后實現了紀念專號的出刊?！缎略隆吩驴?卷第1期是“志摩紀念號”，除了刊登“志摩遺像”和兩篇“志摩遺稿”，“志摩紀念”一欄選登了12篇關于徐志摩的文章，大多為新月同人的懷吊之作，胡適《追悼志摩》是對徐志摩一生的全面總結，梁實秋《談志摩的散文》評中有持并借文懷人，方令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說出了眾人對逝者的愛戴，儲安平《悼志摩先生》和何家槐《懷志摩先生》則贊揚了他提攜后生的師者風范。1932年7月30日出版的《詩刊》第4期也是紀念徐志摩的專號，在這期《詩刊》里，徐志摩的舊作和懷悼徐志摩的詩文共有14篇，幾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同人作者既有孫大雨、饒孟侃、朱湘等前期新月詩人，又有陳夢家、方瑋德等新月詩人的后起之秀，當然還有胡適這個新月精神領袖，加上亡者徐志摩的戲劇翻譯和詩歌舊作，恰到好處地表達了《詩刊》對徐志摩其文其人的理解與懷念。這兩期專題不是東拼西湊的版面填充和文章補綴，而是新月同人自覺合作以表達自我維護群體的直接展示，是議題式同人寫作的集中方式和典型形態。與議題式同人寫作十分集中的議題討論和立竿見影的效果期待不同，目標式同人寫作是一種相對自然松散的寫作方式，同人的寫作活動雖然受制于總體的同人精神和同人目標訴求，但在寫作時一般不會直接受到同人領袖或同人的影響。這種方式可以滿足長時期見效的效果期待，并表現出更接近于個體創作的獨立性特點，因而在文學性同人寫作中表現尤為明顯。這仍可以新月同人的文學寫作為例。眾所周知，由于社會關注側重點的差別，新月派事實上是“派中有派”，關注文學的新月同人從新詩、戲劇、散文等方面探討五四文學以后新文學應該具有的精神與形式，取得了富有建設意義的成就，其中尤以“新格律詩”的倡導和實驗為勝。#p#分頁標題#e#
早在新月社成立后不久，成員們就曾從事過讀詩會等文藝活動。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后，直接刺激了新月詩歌同人的寫作和發表欲望。徐志摩、劉夢葦、饒夢侃、聞一多、朱大?等一批新月詩人，在短短兩個月11期《晨報•詩鐫》上發表新詩達86首，此外還有《新詩評》（朱湘）等詩歌評論和《詩的格律》（聞一多）、《新詩的音節》（饒夢侃）、《再論新詩的音節》（饒夢侃）等詩歌研究的文章。同人們在“新格律詩”的理論倡導下進行創作，實現了理論、創作與批評的三位一體和同步推進，成為文學性同人寫作的有效形式。1928年創刊的《新月》月刊雖然曾一度熱衷于“談政治”而忽略了新月同人的文學訴求，但五年多43期的月刊仍然刊登了大量文學作品。在《新月》的文學世界里，詩歌是《新月》文學的重鎮。《新月》同人和編輯者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詩人，《新月》所設的“詩”欄目也幾乎是自始至終的?！缎略隆窌r期新月詩人的詩歌創作，走過了新詩草創時期胡適倡導的白話新詩的“自由”，表現出對“詩之為詩”的“純詩”追求。雖然這一時期已經經過了《詩鐫》時期聞一多、饒夢侃等新格律詩的倡導者對新詩的格律、音節的嚴格要求，出現了諸多并不講究新詩建行規整和音韻協調原則的詩歌，但總體上仍然沿襲了《詩鐫》時期的詩歌主張。在《詩刊》成長起來的一批新月詩人后期表現出一定的現代主義色彩，但在精神特質和形式上仍無法擺脫前期新月詩歌同人的影響。新月同人的詩歌寫作前后持續了接近十年的時間，先后產生了《晨報•詩鐫》《新月》《詩刊》三大陣地，近百位詩人在上面發表詩作，其松散性符合文學創作的自由特點；當然，這種目標式的同人寫作又不同于完全分散的個人創作，它以同人文學精神和主張為紐帶，團結一批一批詩人，提倡新詩的“格律化”，形成了“新月詩派”，其理論倡導、創作實踐和批評研究都是圍繞新月同人對詩歌的理解進行的，都大致遵循著新詩規范化和理性節制情感的總主張，體現出目標式同人寫作的特殊性。
同人寫作的意義與影響
同人寫作作為一種文學生產方式和思想觀念表現形式，對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同人寫作固化和加強了知識分子的群體聚合，開創了一種用寫作活動和媒介資源實現群體表達的新方式，此其一。從新月社聚餐會開始到新月書店終止經營，新月同人先后以《詩鐫》《劇刊》《新月》《詩刊》為陣地，經過數次分化整合，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固的同人圈子，他們通過文化和媒介活動聚合成群，實現了知識分子從個體到群體的嬗變。在整個過程中，寫作活動成為群體聚合的核心內容。如果說新月社前期還是寬泛的文化活動，那么隨著一群新月詩人的加入，文學的內涵和同人寫作的性質便越來越明顯。1925年聞一多回國后，“時相過從的朋友以‘四子’為最密”12。他們“每天論詩、做詩、寫文章”13，把聞一多的家變成了“一群新詩人的樂窩”14，由此形成“新月”“派中之派”的“聞一多及‘四子’一群”15?！对婄潯非捌冢?ldquo;約定每兩周同人們聚會一次”16。尤其是聞一多、朱湘和饒孟侃，“常常來夢葦的小屋聚會，互相傳閱和朗誦他們的新作，間或也討論一些新詩上的問題”17。這種聚會上對作品的討論是一種寬松自由的文學探討，并未形成定例，也沒有議題式寫作的討論那么強的指向性，但卻與個體創作區分開來。隨后，這個群體在總體上不斷擴大，經過《新月》的擴展和《詩刊》的強化，形成新月詩派的強大陣容。與此同時，以胡適、梁實秋為代表的政論型新月同人以《新月》為陣地，以討論、專題為主要形式，通過同人協作的論戰方式表達群體訴求。此外，同人們還通過集體推出同人稿件形成影響，通過作品背后的同人書信的探討過濾或強化觀點。
總之，同人們為了同人目標的實現聚合在一起從事寫作等活動，同人寫作又反過來使得同人的群體聚合得到了加強和固化，并探索出不同于集體寫作和個體創作，也不同于其他同人活動的群體表達的新方式。其二，同人寫作的圈子特性形成了同人文學的獨特風貌。如前所述，同人寫作是一種介于個體創作與集體寫作之間的寫作方式，既具有不同于集體寫作的相對獨立的個性特點，又具有不同于完全獨立的個體創作的同人共性特征。同人寫作的同人性決定了這一寫作方式所產生的文學是一種“圈子文學”，這是在創作主體上表現出來的明顯特點。同人刊物的編者與同人寫作的作者身份的同一性強化了“圈子”的封閉性與穩定性，通過同人寫作不斷擴大的同人影響力又會吸收新的文學力量擴大“圈子”的陣容和影響。正是因為同人寫作所具有的“圈子”特征，其同人作品在藝術原則、題材的關注點、總體風格、精神價值追求甚至形式特點等方面都會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相通性和近似性。以新月同人的寫作為例，新月詩派在詩歌創作中遵循的新詩格律化，梁實秋對文學的紀律與理性的強調，凌叔華小說的“適可而止”，從多方面顯示了新月文學在總體上對追求純正、講求形式和理性節制情感原則的認同守持。新月文人對文學題材與主題關注的興趣點，并不在能產生轟動效應的重大社會問題，也不在革命運動中的階級斗爭，而是著力于表達對愛情的不同體驗，一種個體化的敘述中對“永恒人性”的執著書寫。具體到同人寫作的成果，相同的文體、近似的題材或關系親近的同人的作品，會呈現出相似的風格。
如新月散文中與愛相關的作品中，儲安平的《墻》充斥著一種獨語式的自責與懺悔，《一條河流般的憂郁》則表現出作者性格中獨具的憂郁氣質，何家槐的《白蓮藕粉》在平凡的故事中間雜著歡樂和孤獨的復雜情感，孤獨與憂傷成為儲、何散文的突出特質，二者總體上又與新月同人的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散文以情見長、勇于自剖的風格有著驚人的相似，自然也是受到他的影響。在文學的精神向度上，新月同人在寫作中始終堅持追求自由、尊重人性、看重自我的價值觀，這也成為新月同人寫作中最有力量的粘合劑和新月文學最有魅力的價值源泉。同人寫作主體的圈子化使其作者在文化教育背景、思想藝術觀念等方面具有某種天然的同類性，在同人作品中表現出原則、題材、風格、精神和形式等方面的相通性。同人的主體特點、創作實績和同人寫作的這些共性特征結合在一起，便聚合和強化為同人文學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和形式，形成了同人文學的獨特風貌。其三，同人寫作的得勢與成熟易于形成同人性文學或文化流派。在文學史上，流派指的是相同或相近的藝術觀念、創作主張和作品風格的作家的集合體。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是劃分流派的兩大標準和依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將文學流派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有明確的文學主張和組織形式的自覺集合體”，另一種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確的文學主張和組織形式，但在客觀上由于創作風格相近而形成的”“半自覺或不自覺的集合體”18。這種劃分頗有道理，卻難以精準概括由同人寫作形成的同人性流派的特征甚至本質。在文學史上，風格、社團、時代、地域、題材等都可能對流派的形成產生影響。從同人寫作與流派形成的關系來看，文學流派的形成不一定都是同人寫作導致和造就的，同人寫作只是有可能形成文學流派的一條路徑；同人寫作也并不一定產生和形成文學流派，只有當其集中書寫產生一定的影響，所倡導的文學觀念、創作方法等得到足夠的人的接受和效仿后才可能形成流派。#p#分頁標題#e#
同人寫作可以作為一種非審美性文章表達觀點、提倡某種社會或文藝思潮，也可以作為文學創作形成某種文學的實際力量，當然如果創作實績與理論倡導同步推進相互支撐，流派形成的條件就會更加充分。同人寫作形成流派有很大的優勢。由于同人寫作是面向同人期刊的定向撰稿，同人期刊的編者與作者的人員構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因而同人寫作在創作和發表上具有先天的媒介資源?！冻繄?bull;詩鐫》時期，名義上擔任主編的徐志摩和實際發揮核心作用的聞一多為這個僅存11期的園地寫稿都在10篇以上。負責編輯《詩刊》的徐志摩和陳夢家（徐志摩去世后接編了《詩刊》第4期）也是《詩刊》發表詩歌最多的兩個作者。《新月》月刊的10位“編輯者”19在43期《新月》上發表文章共計達245篇，刊物的核心成員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胡適4人所發文章就多達165篇。編輯是刊物稿件的“把關人”，他通過對稿件的邀約、取舍、修改和是否刊發來實現某種思想、觀點和藝術的表達，通過刊發時的時間安排、欄目編排、版面位置等手段來體現這種表達的被重視程度。而作者則是意見的最初貢獻者，是觀點產生的源頭。這兩種角色的合二為一無疑使得意見生產的創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激發，意見表達則受到最低程度的修改和源頭控制，這對實現同人媒介的群體訴求是一個天然的優勢。不僅是作為重要作者的編者，普通同人的寫作成果在同人寫作中同樣享有發表優勢。
關系親近的同人之間通過寫作彼此聯系構成各自的小“圈子”，這些有著共同性的“圈子”在大的同人精神的粘合下聚合為同人群體，通過同人寫作的聚合效應集體表達觀點和形成影響。同人“志同道合”所具有的思想、藝術觀念的接近性和趨同性是同人寫作形成同人性流派的又一優勢。因為同人寫作是以同人之間的所同之“志”和所合之“道”為基礎和紐帶，所以在思想與藝術觀念上具有先天性的共同特征，也極易取得目標的一致性，這種共同特征和一致的目標是形成流派的重要條件。正是因為先在的、彼此認同的文化、文學追求才讓同人們走到一起，同人寫作的表達和創作也正是為了實現和佐證同人彼此認同的價值和觀念，似乎可以說，同人性流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同人們通過同人寫作人為努力而“制造”出來的。新月派的形成正好顯示了同人寫作的思想精神之于派中成員的粘合凝結作用。這個較為松散的同人性文化派別，雖然“無組織規程，亦無活動計劃，更無所謂會員會籍”20，但卻有一群相對固定的“朋友”在一起聚餐、論時事、寫文章、編雜志，“朋友們在自由‘松懈’、沒有綱領的結合下，也有相同的大方向，也嘗試著對問題取得集體性的看法”。21新月同人群體這種彼此兼容并包的特殊結合方式，在同人媒介的聚合作用和同人寫作的集中展示下，逐漸形成了由“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新月派”。
對于同人性流派而言，同人寫作是流派形成的預演和必經階段。同人寫作和同人文學必定以一定的群體為特征，當這個群體特征產生一定影響的時候，就會促進甚至直接導致以文學或思想文化自身為目的（而不再是以政治為目的）、具有明顯的精英化特征的同人性流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