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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繽紛多彩的文學花壇中,元曲雖然不及宛如牡丹的唐詩那樣耀眼奪目,艷麗高貴,也沒有宋詞好似百合的清新怡人,超凡脫俗。但是它依然有著自己的傲然不群,幽香迫人,就好似一朵迎雪吐艷的梅花。 所謂“唐詩、宋詞、元曲”,其實這不僅僅是根據這三種文學體裁的歷史年代來說的,更是按照它們的成就以及地位來說的。那么為什么,元曲的魅力和成就遠遠不如“唐詩”和“宋詞”呢?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在“唐詩”和“宋詞”這兩種如同不可逾越,只能仰望的兩座高山式的文學體裁面前,元曲(此處指散曲)很難再有青出于藍的發展希望,更沒有勝于藍的超越可能。 王安石曾經說:“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王安石有過目不忘之能,學富五車之才,經天緯地之智,就連蘇軾在心里都是對他的才華欽佩萬分,這樣一個人都認為唐詩的成就可望而不可及,其他文體恐怕再無超越之可能。元代那些屈指可數的才子所擁有的創作空間就可想而知了。 宋詞的成就雖然也是難以逾越,但畢竟是較為新興的文學體裁,只經歷了不到兩百年的發展歷程,不像唐詩那樣積累了自漢魏以來六百余年的豐富和發展。元代的才子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模仿、發展、創新的空間的。 由此,類似于宋詞的一種文學體裁元曲誕生了。明代評論家王世貞認為,元代的散曲就是由宋詞而演變過來的。 二,“唐詩”和“宋詞”都有著空前絕后良好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環境(唐朝國力強盛,文化藝術燦爛,文人、詩人社會地位極高。宋朝商品經濟發展至頂峰,娛樂活動豐富,文人地位也相對較高)使其發展并獲得巨大成就。 然而,不幸的是,元曲卻沒有那樣得天獨厚的社會背景。元代在蒙古族的專治下,崇尚武力,注重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民生凋敝。 更何況,漢族文人受到極大地歧視和打擊。正所謂:“八娼九儒十丐”,可見文人社會地位之低下。這樣一來,元代文人個人才華和創作空間從各個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導致了元曲大家的鳳毛麟角,元曲作品的寥寥無幾。元曲的文學成就更不消說,怎能及唐詩宋詞的十分之一。有明確記載并且收錄的唐詩大約有五萬余首,詩人近二千多位。宋詞也有二萬余的數量,一千多位的詞人。這樣的成就,元曲只能望之興嘆了。 三,“唐詩”和“宋詞”的藝術魅力已臻絕境(唐詩韻律完美、語言通俗、朗朗上口、意境超絕;宋詞言辭優美、音律婉轉、沁人心脾)任何一種文學體裁都難以與二者一較長短。更何況“元曲”是在繼承宋詞文學形式的基礎上,針對當時社會的種種黑暗,人間的種種凄慘、道德的種種淪喪的歷史環境中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這樣一來就自然而然地限制了作品主旨的廣泛性,降低了作品立意的美妙性。元曲的“十七宮調”中除了“道宮唱:飄逸清幽;仙呂宮唱:清新綿邈;雙調唱:健捷激裊”以外,其余的全是悲楚凄涼,憂郁沉重的主旨。再看看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張可久的《賣花聲—懷古》,馬致遠的《秋思》,以及其他著名文人的作品,大多數都是以這種嘆惋人生、感傷世間、痛斥黑暗的感情為基調的。 這怎么比得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超凡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博大胸襟,“云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幕卷花影”“柔柳搖搖,墜輕絮無影”的美妙意境。 另外,元曲是“元雜劇”和“散曲”的總稱。當然,元雜劇在某種程度上要比散曲更具藝術魅力和文學成就。但是,元雜劇更接近于“戲曲”,劇本創作尚可劃歸到“文學”一類,與其他文學體裁進行比較。然而,元雜劇的表現形式過于局限化,只限于劇院、劇場、茶樓等演出場地。元雜劇如《竇娥冤》、《漢宮秋》、《倩女幽魂》、《西廂記》等,通過更為全面的表演形式,抒發了作者各種各樣的感情,揭示出作者內心的復雜世界,也使得觀眾心理產生了經久不息的震撼和共鳴。但是,這種文學作品、戲曲形式畢竟不能為社會各個階層,祖國天下各地的群眾服務,文學劇本它是需要演出的,不是看看劇本就能體會得了那種感情的。試想,在兵荒馬亂、民生凋敝、荒涼偏僻的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下,人們還怎么去看戲?即使沒有那種情況,婦女、老人怎么去看戲?怎么去體會文學劇本的魅力?然而,“集無定卷,家家有之”的唐詩,“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宋詞卻可以做到隨時隨地的為“所有百姓”激勵人生,為百姓吶喊一切,吖吖學語的兒童可以體會唐詩宋詞,行將就木的老人也可以感受唐詩宋詞,這是元雜劇所無法做到的。 元曲畢竟是我國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偉大文學產物,它的影響即使沒有“唐詩”、“宋詞”那樣深遠廣泛,但亦對后世作出了不可磨滅,非比尋常的貢獻。 元曲(此處指元雜?。╅_創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戲曲的先河。 宋末元初,中國的文藝花壇中有著“南戲”、“北曲”這兩朵爭奇斗艷的鮮花。 其中“北曲”就是指的“元雜劇”。元雜劇集“金院本”的舞臺藝術和“諸宮調”的說唱藝術,憑借著自己獨特的“四折一楔子”之妙處,使情節變化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又有“一人主唱”和“曲白相生”的特點,同時注重“角色分工”、“舞臺藝術”(配樂、舞蹈、服裝等)《都城紀勝》載:“第五盞御酒,獨彈琵琶……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生動地說明了元雜劇表演形式的多樣性,將人物情感、情節變化,演繹得淋漓盡致。與此同時,元雜劇的劇本內容、主旨、情感更接近于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故事和人物情感,尤其《竇娥冤》通過舞臺演繹,使之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戲劇形式。#p#分頁標題#e# 對后世的“戲劇”、“戲曲”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同時“元雜劇”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藝術形式,對后世的文學作品和表演藝術影響深遠。 首先,元曲對明清的文學體裁“傳奇”有著間接的影響。其實“明清傳奇”的文字作品就是一種戲劇劇本。雖然“明清傳奇”是承接了“南戲”的體制而發展來的,但是“南戲”的發展和興盛離不開對“元雜劇”的表演形式、劇本內容、音樂運用的借鑒和學習。據《錄鬼簿》記載,元李直夫、趙文殷有同名雜劇,南戲當據雜劇改編而成。如元雜劇大家關漢卿的《拜月亭》就屬于南戲范疇。在“明清傳奇”的劇本內容和表演藝術依然還能看到“元雜劇”的影子。“明清傳奇”從元雜劇中繼承了套數的特點并且運用到了劇本里。 同時,也選擇了南北曲套合用的方式。另外,根據元雜劇中的“四折一楔子”這種能使故事發展情節更為曲折的寫作方式,“明清傳奇”加以改造,創新出“曲目”。如《桃花扇》,全劇四十出,每出皆有出目。如“卻奩”(第七出)、“罵筵”(第二十四出)、“沉江”(第三十八出)、“余韻”(續四十出)等。其實都是在元雜劇基礎上加以發展、創新的另一種使情節跌宕起伏的方式。昆山腔也受到了元曲的音樂藝術的影響,集南北曲之大成,充分發揮了南曲的流麗悠遠、委婉細膩,又適當吸取北曲的激昂慷慨。 各種宮調曲牌的搭配、場次的安排,更加規范;并且,“元雜劇”中的樂器奏樂,也對“昆山腔”在配樂上的完善有著不小的影響。在表演藝術方面,“明清傳奇”改善了“元雜劇”演員角色單一的問題,又根據“南戲”的角色分工將演員角色發展為“江湖十二角色”,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鮮明,人物情感更加細膩。在演出明清傳奇的昆、弋戲班中,各行當的表演藝術家都綜合唱、念、做、打各種藝術手段,刻畫人物,這也是受到了“元雜劇”表演形式的影響。 另外,“元雜劇”對明后的各種戲曲形式,如豫劇、京劇、黃梅戲都有著深刻影響。這些影響不是體現在劇本創作、藝術特色和表演形式上,而是體現在“主旨情感”上。如揭露社會黑暗,反映人民疾苦,歌頌人民反抗,表現英雄,描寫婚戀等所有的戲劇、戲曲的主題都與這些不謀而合,大同小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藝術家李淑君、蔡正仁、計鎮華、張繼青、汪世瑜等一批優秀演員,整理、編演了《牡丹亭》、《西廂記》、《千里送京娘》、《單刀會》、《桃花扇》等大量優秀劇目,雖然以昆曲等不同藝術形式進行演出,但是不難看出,“元雜劇”對這些作品的文化藝術和人文精神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元曲豐富了后世人們的日常生活娛樂,通過劇本的內容,演員的演繹,形象地描繪出那段時期的社會現實,使觀眾仿若身臨其境,內心受到震撼。元曲(散曲)如同一曲幽怨的琵琶,幽怨哀婉,悠遠波瀾,動人心扉。元曲(元雜劇)如同一叢花壇,繽紛艷麗,曼妙盎然,動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