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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有關“文學史”的研究，從晚清的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算起，已有幾代學人投身其中。作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崛起的學人中的一員，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平原教授，自1985年與錢理群、黃子平一起主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而聞名學界迄今，已然是該領域成就斐然的學者。如果說，在早期的“三人談”中，陳平原通過對“現代文學”、“新文學”等概念的質疑，只是嘗試從觀念上突破以往主流意識形態施加給“文學史”書寫的束縛，那么，從1995年的《“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和1996年《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等專文開始，陳氏則真正從理論探討與研究實踐兩方面展開對“文學史”的專門論述。今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北京大學出版社分別推出的《假如沒有“文學史”……》、《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這兩部新著，收錄了包括以上兩篇專文在內近七十萬的文字，可以說是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有關“文學史”的理論思考與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現。 一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有關“文學史”的書寫及研究，一度集中于對符合當時政治標準的作家、作品及相關思潮、流派的介紹與評價。如此單一的標準，難免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也由此導致了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的出現和“重寫文學史”大潮的興起?；诖饲皩?ldquo;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文學”、“新文學”等概念的探討，陳平原教授隨后出版的幾部文學史著作①，雖然內容上與以往的“文學史”著述有所交集，但在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上卻是迥然有別。這種差別，與陳氏在“三人談”后對“文學史”的形成、建構等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密切相關。 與同時代“重寫文學史”大潮中高舉“文學性”、“民間立場”等大纛的學者稍有不同，陳平原在自覺避開意識形態籠罩的同時，深入反思“文學史”在整個人文學科中的“合法性”地位。早在《探究文學史的形成》②一文中，陳氏就提出，“應該追問作為研究對象、知識體系和著述體例三位一體的‘文學史’，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功能以及發展前景。”而在稍后《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小引》中，陳氏更指出，反省學科的根基而不是具體結論，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問題，除了共通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更與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文學革命’的提倡與追憶、國家權力對學術研究的制約與利用，以及中國學術傳統與西方文學理論的互動等密切相關。”③有鑒于此，陳氏極力倡導一種跨越原有學科邊界的研究，而他更是身體力行，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開始，十多年來著力在教育史、學術史等不同學科的視野中展開對“文學史”的理論探討與實際研究。而《假如沒有“文學史”……》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這兩部新著，正是陳平原教授這一期間的階段性成果。 《假如沒有“文學史”……》是一部學術隨筆集。除《小引》外，包含了“何謂‘文學史’”、“新舊文學史著作”、“文學史會議及文集”、“另一種‘小說史’”、“文學史研究新視野”等五輯。這五輯的內容，除了曾在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諸多“文學史”散論外，還收錄了大量相關著作的序跋、小引、后記以及學術會議的發言稿等。雖然都只是學術隨筆，從整體上看，這些文字的主旨，大都與陳氏對“文學史”的理論探討和研究思路有關，其中有些篇章，更可作為其相關著作的內容綱要或有力補充。因而，透過這些“逸筆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的文字，讀者仍能一窺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理論主張與學術思路。 在該書《小引》中，作者指出，對于什么是“文學”，如何進行“文學教育”，怎么看待文學史課程及著述，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思想史、學術史立場之外，必須兼及教育史的視野。如此思考，除了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學術判斷外，還有其從事教學實踐的切身體會。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學史”的存在，首先與學科設置有關，是近代新式教育的產物。 因而，在該書的第一輯“何謂‘文學史’”中，陳氏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文學教育”的相關討論。比如，《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文中，作者看到了“文學史”巨大的現實功能，認為“‘文學史’的寫作，蘊含著文學觀念的變革;‘文學史’的教學，更是普及新的文學觀念的最佳途徑。”但現實是，“中國的‘文學教育’，主要問題出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背后確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處不贅)，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因而，對于二者之間的乖離，在《“文學”如何“教育”》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問題所在:一方面，“文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積累相關知識，還是提高欣賞品位，學界并無共識”;另一方面，在當前的教育體制下，作為大學課程設置中的一個學科，“文學史”學科邊界的界定，“更受到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意識形態的需求、教育體制的變更、校園政治的沖突等因素的影響。”或許因為洞察了“文學史”學科不無尷尬的現實處境，在同一輯《學術史上的“現代文學”》一文中，陳氏主張在學術研究中，應當將學科建制的需要與學者的個人著述區別開來:“舉例說，在國家教委正式下達命令之前，大學教師無權自行取消‘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但撰寫研究著作，卻不必介意是否符合‘教學大綱’。”而事實上，也唯有保持這種明確的區分意識，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中，才不至于出現在第四輯《寶玉的意淫與柳生的俠義》一文中作者的慨嘆:許多長期任教大學的教授如吳組緗先生，對完整的“文學史”(小說史)敘述過于迷戀，乃至將其定為晚年學術沖刺的目標，實非最佳選擇。#p#分頁標題#e# 在學術史的視野中研究“文學史”，是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探討“文學史”的另一思路。每論及此，陳氏屢屢自述如下“學術歷程”: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追隨導師王瑤先生編寫《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九〇年代初與友人合作創辦《學人》并提倡學術史研究，以及在北大中文系多次開設“中國文學研究百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等學術史課程，等等。不惟如此，在第二輯《〈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小引》一文中，從學術研究者的角度出發，作者直接表露了在此一方面的心得體會:“如果說本書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具體結論之外，很可能是學術史上的‘文學史’這一研究視角，以及將學術史研究作為一種自我訓練，回過頭來重新構建‘文學史’的意向。”而在第一輯的《反思“文學史”》一文中，作者則強調:“將‘文學史’置于現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脈絡上來考察，理解其得失與成敗，不僅對于今日中國學界不無裨益，而且對于剛剛入門的研究生來說，更是必不可少。”由此，從自身的教學實踐出發，陳氏指出，“學術史”研究方面的訓練，不僅對學生開拓學術視野有好處，而且有利于其日后學問路上的尋幽探微。這是因為:文學史研究，就像所有的學科一樣，存在著某種慣性，依照已有的思路，也能往前走，但發展的潛力很有限。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輩學者的結論與思路，只能停留在枝節問題的不斷修正上。而那些根本性的問題，或者稱之為“真問題”，又很可能被目前學界新聞化、隨筆化的著述傾向所掩蓋。 當然，能否發現“真問題”，既取決于歷史機遇、個人才情，也與學術史視野有關。在同一篇文字中，陳氏繼而指出這種學術思路的諸多好處:第一，學會用懷疑的眼光來審視以往的種種“定論”，這對于現代學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第二，研究文學史，應當對研究對象和前輩學者抱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第三，套用馮友蘭先生的說法，研究學問，要追求“接著講”，而不自限于“照著講”。第四，反思“文學史”，或者說談論學術史上的“文學史”，其目的是通過觸摸歷史來面向未來。第五，借助學術史研究，培養一種境界與情懷……除了理論探討外，在《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書中，作者還從學術史的角度初步考察了幾代學人的“文學史”研究。比如第一輯和第四輯的文字中，作者不僅涉及魯迅、鄭振鐸、胡適、來裕恂、羅根澤、林庚、吳組緗等人的“文學史”論述，而且關注當代作家阿城、西西等人的文學批評;而在第一輯的《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第五輯的《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等文章中，作者不僅關注同時代北大諸位學者的研究思路，更是將考察的視角擴展到近二十年來北大中文系諸多研究生后學的學術趨向……所有這些，都展現出陳氏宏闊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 二如此宏闊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一書中，得到了更為切實的呈現與發揮。按照該書序言《重建“文學史”》一文的自述，自1995年開始，陳氏所展開的“文學史”論述，眾多評論、隨筆、序跋，其基本思路都不外是在學術史、思想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作為課程、著述以及知識體系的“文學史”，到底該如何生存、怎樣發展。換言之，落實到具體研究實踐上，陳氏之談論“文學史”，關注對象主要包括以下四種類型:第一，學者研究;第二，著述研究;第三，學科研究;第四，課程研究。而這些，也正是《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所要考察的基本內容。 在這部共十章、將近五百頁的著作中，從第一章《新教育與新文學》至第五章《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作者從教育史的角度入手，以京師大學堂及后來的北京大學為中心，關注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學教育如何在新式大學的教育體制下得以進行，并且關注作為知識、技能與情懷的文學教育如何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得以展開的復雜語境，以及后人對當年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同時跳出課堂之外，關注近代學者白話文學與學術演講的互動、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并及早年老北大國文系教師流落域外的課程講義等。其中主要涉及學科研究、課程研究，但也涉及學者研究和著述研究，充分展現了作者在教育史的視野中研究“文學史”所取得的扎實成果。而從第六章《清儒家法、文學感覺與世態人心》開始到第九章《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作者從學術史的角度入手，圍繞著學者研究和著述研究兩種類型而展開，不僅關注魯迅“文學史”研究的學術品格，以及孫楷第、鄭振鐸、俞平伯、阿英等小說史研究的歷史價值，而且關注周作人等對古典散文的現代闡釋，以及王國維、吳梅以及齊如山、周貽白、董每戡所代表的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不同路向等。對于這些學術史上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陳氏充分發揮了“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精神，不僅精心梳理了諸位學者“文學史”研究的思路和特色，而且對于他們的學術貢獻也都給出客觀而又貼切的歷史評價。 在評判這些學者的研究特色及學術貢獻時，作者再次秉持“做學術史研究的，當有更多悲憫之情”(《假如沒有“文學史”……》第87頁)的立場。比如在第八章《古典散文的現代闡釋》中，對于以發掘明清散文而聞名學界卻也飽受世人爭議的周作人，作者客觀地指出:除了公安三袁外，其實對于明清文章，周作人還有不少精彩見解。只是因其藏學問于隨筆，不曾將明清之文的思考系統化并形成完整著述，學界一般不太關注。在我看來，周作人關于明清文章的論述，比許多專門家還要深入，還要精彩。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氏的閱讀不受傳統詩評文論的束縛，更多地體現現代人的眼光與趣味。二者，未嘗不是一種值得欣賞的途徑。 而在第九章《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中，對王國維、魯迅分別在治戲曲史、小說史方面取得突出業績卻又都突然撒手且不再重理舊業的事實，作者則在充分考察了二人生活環境的變遷、學術興趣的轉移等因素后指出:“對于當事人來說，大局已定，日后只是補苴罅漏，沒有多大的意思，及時撤退，實乃明智之舉。”有趣的是，縱觀陳平原教授這些年來在小說史、俗文學史、五四新文化史、大學教育史、城市文化史等研究中縱橫馳騁、頻繁轉換“戰場”的事實，這樣的品評，除了對研究對象深切的“悲憫之情”外，恐怕不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況味。#p#分頁標題#e# 與此同時，基于對“文學史”學科價值的客觀認識，陳氏時刻保持作為一個學者的理性與清醒。因而，在第十章《重建“中國現代文學”》中，作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指出:“我并不完全否認‘文學史’的存在價值，我質疑的是世人對于‘文學史’的迷信;另外，就是想追問現代中國的文學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學史’為中心。”有鑒于此，他更傾向于以“教科書心態”來批評當今中國學界的“文學史”編寫熱潮:對于具體的學者來說，撰寫一部進入大學課堂的“文學史”確實是名利雙收的大好事。 可要說這就是學問的至境，我不太相信。我甚至懷疑，中國學界(以及出版界)之傾心于編撰各種各樣的“文學史”，除了學問上的追求，還有利益的驅動，以及莫名其妙的虛榮心。過去之“統編教材”，容易造成思想專制以及知識壟斷;現在的全民大編“文學史”，則走向另一歧路———除了不必要的浪費，還可能污染學界的風氣。 這樣的批評不僅切中時弊，而且，其對“文學史”編寫熱潮背后的學術體制和社會因素的反思，更體現了身為當代學人的學術良知、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傊?，身兼教育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陳平原教授執著于在教育史、學術史的視野中展開的“文學史”研究，無論是品評人物，論史衡文，還是漫議當下，都可以說盡量做到了客觀、妥帖《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集中討論了學科建立、學人著述、專業領域三大問題，稱得上是一部“正襟危坐”撰述的專業著作。因其學術命題的厚重，與《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書信筆而談、輕松為文的風格相比，行文自然顯得有些滯澀。然而，由于作者對研究對象的深切體貼和觸摸，以及對學術命題的精彩思辨，使得這些看似枯燥的論說文字，讀來卻讓人頗覺有“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④的氣韻。此外，就章節構成來看，該書的內容并非成于一時，有些部分之間的跨度長達十多年，而作者的心境、思路乃至文筆，也有不小的差異。然而，作者在序言中主動說明了各章節在成書之前發表的具體情況，絲毫不隱晦其作為學術論文集的“本色”。這樣的“本色”，其實正應了作者十多年前在《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小引》中所表述的志向，即主張“明知世人對于專著的器重近乎盲目，厚積薄發的論文集，或許更值得咀嚼……”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一書，因其所涉論題的意義重大和所展現的遠見卓識，更因作者長達十五六年的專業思考和“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精神，作為近年來“文學史”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稱得上當之無愧。 三在教育史與學術史的多維視野中探討 “文學史”，這是陳平原教授《假如沒有“文學史”……》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這兩部新著的整體思路。從它們所展現的理論視野與學術思路看，陳氏的“文學史”研究，顯示了一種極具沖擊力的“大文學史觀”———其不僅關注文學史上的名家名篇，同時關注作家、學者的講義、演講稿、手稿，并及作家型學者的“文學史”論述、相關報刊雜志的研究、文學生產場域的特點，以及當代學人的研究思路、年輕后學的學術趨向等等。如此宏闊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思路，對于現代中國“文學史”學術版圖的開拓與重構，乃至對于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來的“重寫文學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正如克羅齊(BendettoCroce)在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時候強調:“沒有一部歷史能讓我們完全得到滿足，因為我們的任何營造都會產生新的事實和新的問題，要求新的解決，因此，羅馬史、希臘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國革命史，哲學史，文學史以及其他一切題目的歷史總是經常被重寫，總是重寫得不一樣。”⑤在這個意義上，陳平原教授所倡導的教育史、學術史乃至思想史多重視野中的“文學史”研究，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重寫文學史”。君不見，在十多年前完成的《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小引》中，陳氏強調:“‘重寫文學史’，乃筆者本行，始終耿耿于懷。”而這回，僅從這兩部新著中的《反思“文學史”》、《重建“文學史”》、《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等篇章的標題中，就可再次讀出陳氏志在“重寫文學史”的學術追求。 然而，在筆者看來，陳平原教授此番的“重寫”，無論是其理論視野，還是其學術思路，都更多地落實在對既有“文學史”研究的“眼光的調整”與“理念的更新”上。這首先體現為陳氏自覺的理論介入。在《假如沒有“文學史”……》第一輯的《學術史上的“現代文學”》一文中，作者從教育史的角度提倡重新界定學科并劃分疆界時指出:“在我看來，置身某一學科，遠不如采納某一理論假設重要。”而在同書第四輯的《戲謔小說與旅游敘事》一文中，作者借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一文，對此做了進一步發揮:本杰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曾引述德國諺語:旅途的人總有東西要說。遠方來客或旅行歸來，需要講述新鮮的見聞，這點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問題在于，“遠游”對于具體的個人來說，不應只是經驗的積累，更應包括眼光的調整與理念的更新。尤其是，涉及文化沖突的“東游”與“西游”，更不應該只是“傳播福音”或“奪寶奇遇”。 很顯然，陳氏的理論介入，注重的是理論對學者“眼光的調整”與“理念的更新”的實際效用。而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一書的第九章《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中，陳氏肯定了徐中舒在《王靜安先生傳》中對王國維移居京都后學術進展神速的評價:“故雖由西洋學說以返求我國經典，而卒能不為經典所束縛。正因為由此前研習‘西洋學說’墊底，才有日后的‘不為經典所束縛’。”聯系陳平原教授早年對西方敘事學的借鑒，以及近年來對歐美新歷史主義、年鑒學派、新文化史等流派、方法的涉獵⑥，不難看出，陳氏顯然不憚于成為學術界熱衷理論引進與應用的“開風氣”者。#p#分頁標題#e# 或許有人會擔心，陳平原教授在多種理論思路、多維學術視野中展開的“文學史”論述，及其相應“當代史觀”下的研究與教學實踐，可能隱含著過多理論介入乃至“過度闡釋”的危險。這樣的擔心，在理論上不無道理，但在實際中或許有些多余。正如陳氏此前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導言》中對自我學術路向的表述，雖然承認讀過史蒂芬•格林伯雷(StephenGreenblatt)、海登•懷特(HaydenWhite)、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勒高夫(JacquesLeGoff)等歐美學者的著作，但他認為自己的述學方式主要得自錢鍾書、金克木、陳寅恪等中國學者的啟示。特別是在史學研究中，陳氏承認，自己強調對古人的同情與體貼，警惕“過度闡釋”，實乃源自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的說法:“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⑦這亦即陳氏在《反思“文學史”》一文中所強調的，“研究文學史，應當對研究對象和前輩學者抱有一種‘了解之同情’。”(《假如沒有“文學史”……》第21－22頁)正是本著這一立場，反觀十多年前的“重寫文學史”大潮，陳氏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二章《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中，對王曉明九〇年代初的翻案文章《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文學傳統》提出商榷，認為王曉明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眾多負面因素(如輕視文學自身特點、主張文學應有主流和中心、文學進程可以設計等)，一股腦兒算到《新青年》頭上，將一份由“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的“同人雜志”解讀為主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軌跡的執政黨“文藝政策”的源頭，似乎頗有偏差。⑧ 如此不無坦率的批評，體現的正是陳平原教授所提倡的當代學者之間的“對話”姿態。在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所開設的“學術規范”課上，陳氏曾對當代學術風氣有過評述，其中一點提到，當今的一部分學者在從事專業著述時，有個不太好的習慣，他們往往不屑于在行文中征引同代人的相關論述，其結果，在缺少學術“對話”的同時，很容易給別人造成自己就是相關領域學術權威的錯覺。 而反觀陳氏近年來的諸多專著，其篇幅巨大的注釋中，除了習慣性的引經據典和豐贍的史料之外，很大一部分正是對于同代學人和青年后學成果的引用、辨析與評價。陳氏如此做法，體現的不僅是主動尋求“對話”的姿態，更是對于同行的尊重和對后輩學人的獎掖。不惟如此，據筆者所見，在其所開設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現代學術史研究專題”、“章太炎思想研究”等研究生討論課上，陳平原教授與學生們討論一個對象或一個文本時，往往因為各自的史料來源與闡釋工具的差異，而展開激烈的駁詰與辯難。這種師生之間的直接“對話”，還常常因為在某個問題上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直到雙方都爭得面紅耳赤也不罷休。有時一次課下來，由于某一問題上還存在明顯的分歧，師生就相約在課后各自用功，努力搜求相關證據，放到下一次的課堂上繼續切磋和辯論。如此“對話”的好處，陳氏則在《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書的《學術史課程的理念與實踐》等文章中，屢屢提及學生的選課與爭論對于自己不斷調整教學、研究領域的直接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陳平原教授在《假如沒有“文學史”……》、《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等著作中所展現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思路，對于開拓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學術版圖而言，不僅指向學術領域的專門研究，而且指向學科課程的教學實踐。換句話說，陳氏在學術史與教育史等多維視野中考察“文學史”，其理論主張及研究實踐所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將不僅關乎作為專業追求的“學術”，而且關乎作為大眾普及的“教育”。因而，在這個意義上，陳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來有關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雖然延續的是以往“重寫文學史”的志向，但其所展現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格局，已然開啟了一段新的學術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