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李靚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以下簡稱《史論》)和林庚的《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文學史》)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出現的兩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論》是王瑤在1942年至1948年期間于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這一課程時的講稿。而《文學史》亦是林庚于廈門大學教學期間所寫,全書在1947年5月出版。兩部書誕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學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專著。在這點上,不少學者曾做出過評價,如程千帆曾評價《史論》:這(《史論》)也許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斷代分體的文學史,但它是一種獨特的構思和編排,它能夠使這一時期文學上的若干問題從不同側面凸現出來,從而顯示了整個中古文學的全貌……這部書不僅本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文學史的寫作上,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為后出許多同類書籍所取法?！?〕

袁行霈在評價《文學史》時也說:他可貴的獨特之處,或者說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乃在于他是以詩人之心從事研究,是帶著新詩創作的問題和困惑來研究古典文學的,同時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可見兩部書文學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認為《史論》開辟了一種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來許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則認為《文學史》的創新之處在于獨特的研究方法———以詩人之心來解讀文學史。事實上,學界在對于這兩部書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孫玉石的《王瑤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斷想———以〈中古文學史論〉為中心》,〔3〕認為《史論》的研究方法主要體現在對于“史識”的自覺追求與客觀的考證態度,以及“歷史”與“現實”的統一。①又如葛曉音的《詩性與理性的完美結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4〕作者從林先生的生平,對于楚辭、唐詩以及明清小說的研究中,探討其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林庚先生研究文學史,既有宏觀認識作為主線貫串始終,又很注意以微觀研究作為立論的依據。尤其重視作品字詞的解釋。”此外,徐曉村的《學術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觀態度———王瑤先生治學特點管窺》、〔5〕陳國球的《詩意的追尋———林庚文學史論述與“抒情傳統”說》〔6〕等論文都對兩位先生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探討。這兩本書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創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兩者的不同對古代文學研究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一、闡釋現象與溝通新舊

王瑤在《出版自序》中說:本書的目的,就在對這一時期中文學史的諸現象,予以審慎的探索和解釋。作者并不以客觀的論述自詡,因為絕對的超然客觀,在現實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夠貢獻一些合乎實際歷史情況的論斷,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在《重版題記》中他又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評價作品的藝術成就為任務的文學批評,也不同于以探討文藝的一般的普遍規律為目標的文藝理論;它的性質應該是研究能夠體現一定歷史時期文學特征的具體現象,并從中闡明文學發展的過程和它的規律性?！?〕在他看來,文學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學科,與文學批評、文藝理論之研究亦有明顯區別。文學史研究的任務不僅在研究文學現象本身,更重要的是從中找出文學發展的規律。由此可見其寫作目的即是對于中古時期的文學現象做出相對合理客觀的解釋,并從中探討文學發展規律。而林庚寫作《文學史》的目的則大不相同,他在與張鳴的談話中說道:“1934年我還在北京民國學院教書的時候,沒有可用的文學史,我就想自己編一本,而且這本文學史能跟新文學銜接,而不僅僅是把古典文學講完就完了,我那時是在寫新詩的基礎上,作為一個作家去寫文學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寫作目的,也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溝通新舊文學史是為其一,其二則是因為“近世文壇上派別與糾紛之多,其所以有這許多糾紛的緣故,便因為缺少了一個主潮。”〔2〕從兩人的闡釋中可見出,王瑤想以一個純粹學者的目光來剖析中古文學的各種現象,并用客觀的態度從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中找出原因,從而得出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林庚則不同,他試圖在新詩創作的基礎上創作出一本新的文學史,用以溝通舊文學與新文學之關聯,進而尋覓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主潮。

二、“史識”與詩意

“史識”是王瑤在文學史研究上的指導思想,也是《史論》的特色所在。所謂“史識”即善于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資料與現象中,通過理性的思維和分析,進行提煉和升華。“以一種客觀的態度來嚴肅地對待在研究過程中所陸續發現的大量的新的事實和資料,從它們的整體和相互關聯的關系中來嚴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判斷和歷史結論來。王瑤在大量占有事實材料的基礎上,對材料進行嚴密的分析論證,從而得出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如在《論希企隱逸之風》中,作者分別從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漢末的時代背景、玄學的影響以及隱逸文學這四個方面對魏晉時期的隱逸現象進行了闡述。全文共列舉了94條引文,其中包括《后漢書》、《魏志》等史書,《謝康集》、《弘明集》等文集,還有一些具體的詩作,如阮嗣宗《詠懷詩》等等。資料之詳實令人驚嘆,作者有條不紊地將魏晉時期的隱逸之風置于社會大背景之下進行探討。他認為初期文人的隱逸只是為了逃避黑暗的現實,經過時間的沉淀,隱逸漸漸發展成理論,而理論又隨著時間的推移得以升華,變成了單純的為隱而隱。又如在《文人與藥》中,作者為說明魏晉男子喜愛“熏衣”這一習俗,列舉了《魏志•朱建平傳》、《太平御覽》、《晉書•賈謐傳》、《世說新語》、《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書•王述傳》等九條引文,從正反兩方面說明當時男子愛美的現象。接著又從這一客觀事實出發,聯系當時社會的實際,對文人的愛美心態進行分析,揭示了文人與藥之間存在的不可隔斷的聯系。

長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學一支的闕如而導致的殘缺不全的文學史現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視域轉向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帶領自己的科研團隊在完成了資料匯編、作家傳記、重要論文等先期成果后，終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范伯群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現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高度，填補了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沒有滿足于此，為彌補《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粗放性、筆調格調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筆耕不輟，對自己鐘愛的通俗文學園地進一步精耕細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達到新的研究高度，賈植芳教授評價為：“這是設計精巧、施工精心的優質二期工程。”[1][p.3]對比這所謂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們發現后者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作為一種“史”的整合，文學史同樣需要文學史家的史識觀照和勾勒，需要文學史家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學演進的趨勢，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結構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敘述”[2][p.3]。否則，如果把重寫文學史看作是單純時間的延伸和敘述量的激增，那文學史就變成了散漫的“資料長編”，而真正失卻了“史”的含金量。對比范伯群主編、著寫的兩部通俗文學史，我們發現后者相對于前者而言，文學“史”的意識明顯加強了。   首先，在書寫體例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改變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板塊式的結構形式，不再把全書主要分為社會言情編、武俠會黨編、偵探推理編、歷史演義編、滑稽幽默編、通俗戲劇編、通俗期刊編、大事記編等八個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題材小按時間”等形式的編寫體例（如社會言情編分述倡門小說、社會小說、言情小說、地域小說，倡門小說，個案分析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從1848年的《風月夢》論到1938年的《亭子間嫂嫂》），而是大體上按照時間順序分時代地把各種題材的文學作品潮與報刊雜志的興辦結合起來論述，把通俗文學的發展與興盛放置于現代傳媒的文化語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現代性的文學特質，進一步彰顯了與精英文學互動相生的發展脈絡：“19世紀90年代到‘五四’前，現代通俗文學曾得到大發展與大興旺，它不僅有《海上花列傳》那樣的藝術成就極高的小說，而且有譴責小說這樣的得到老百姓擁戴的通俗小說；而在‘五四’后，情況有了變化，它得在知識精英文學的相克中求得相生。這是一個通俗文學在被貶中不斷改進自己，以求得自強，以及在自強中不斷開拓新墾地，不斷探索新的生長點的時期，無論是民國武俠小說的奠基，狹邪小說的人情、人道化，偵探小說的移植與本土化，都市鄉土小說的崛起，電影、畫報熱的潮起，都說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途徑；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張恨水、劉云若與還珠摟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沖擊波，通俗文學的成就已開始與知識精英文學‘雙翼齊飛’的格局；到20世紀40年代，有的作家則已經進入‘超越雅俗’、‘融會中西’的境界，其實這是很好的發展勢頭。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股勢頭不得不移到臺、港去作通俗文學的血脈承傳。”[1][p.588-589]可以說，變更體例后的通俗文學史較好地體現了上述的史識脈絡，更容易從宏觀角度把握現代通俗文學史的性質和發展歷程，更加嚴謹凝練，通透性和體系性更加鮮明。   其次，在某些文學史觀點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闡釋，力求更加嚴謹可信?！吨袊F代通俗文學史》毅然把講“史”的范圍從原來的近現代壓縮到現代，隱去了近代工商業日趨發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學趨于現代的萌發歷程，刪去了關于《風月夢》、《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的現代通俗文學“前史”或者說近代史的論述，而把論述的起點放到了《海上花列傳》上，把它界定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并論述其六個“率先”的開創意義，賦予其成熟的現代性特征，把現代文學的起點前移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這種界定是需要勇氣和膽識的，它改變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功能，突出外在價值和文學歷史價值的文學史觀念”[3]，體現了“注重文學作品的藝術創造力、審美價值等內部本質特征，以此闡釋評論作家作品本身的價值，突出作家作品對藝術本身的貢獻”[3]的文學史觀，不失為一種富有新意的獨到見解。另外，《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又在第十九章論述新市民小說時重點論述了張愛玲、徐讠于和無名氏，稱其為文學領域中的“一國兩制”[2][p.573]者，體現了20世紀40年代通俗文學“融會中西”、“超越雅俗”的發展勢頭。以三位在新文學史上叫響的作家為其通俗文學史收尾，這也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新創，既能“承上”———是現代通俗文學發展的結果，又能“啟下”———為將來《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甚至《中國二十世紀通俗文學史》的研究提供某種契機，因此它的命名與確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還有，《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對“都市鄉土小說”的命名、對“黑幕”與“黑幕小說”的概念辨析、大眾化和通俗文學的生命潛力等諸多文學史命題的分析，或是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顯示了其通俗文學史研究的繼續深入。   最后，在文學現象的成因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加注重“史”的勾連，努力把通俗文學現象放到與外國文學、古代文學或者知識精英文學的關聯中去做動態的分析，而不是把它們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與變異相交而成的坐標，是文學研究整體所依據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會、中西交流融會背景下的通俗文學同樣也呈現著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的復雜印痕，表現出傳播與接受之間的同步態與錯位態，而這些方面的分析對文學史的勾連與敘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其實，作為“一期工程”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也非常注重這方面的論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學中的社會小說時，指出明之人情小說的“世情書”和清之“諷刺小說”都是近現代通俗社會小說的“淵源”[5][p.3]；在論述社會問題小說時，專門對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問題小說進行了比較[5][p.155-164]；在分析民國武俠小說興起原因時，首先指出了它與晚清公案小說并非同一譜系，屬于“新派”而不屬于“舊派”，而是與“尚武”“、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和外國有關思想特別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史”的勾連，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在論述“黑幕小說”時，僅僅對“黑幕”與“黑幕小說”進行了概念辨析，為“黑幕小說”正名[5][p.105-112]；而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進一步把它與同時期的美國“揭黑運動”進行比較分析，找到了一個同時代的參照系，使得這時期中國“黑幕小說”的面目更為清晰。又如在論述包天笑創辦的《小說大觀》和《小說畫報》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僅僅對這兩個期刊進行了較長的資料常識介紹[6][p.576-602]，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則承接上一階段報刊文言的興盛，進一步對其白話的運用原因進行了論析———民間倡導和官方的合圍，從而對報紙傳媒形式變革的論述更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顯通觀理性。#p#分頁標題#e#   當然，為了進一步強化文學史識的整合作用，突出文學史的整體色彩和理性意識，《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基礎上還做了一些技術性的修改，比如刪去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一些主觀情感色彩過強的小節標題———“??！46年塵夢，秋海棠！”“、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上海小說’”等；一些過于招搖的小節題目———“從鮮血洗過的焦土中傳來的鬼哭人聲”、“那張抹不掉的血紙片”“、一只半夜伸出來的手”等；一些過于深奧難辨的標題———“既無‘屈子湘江’，不如‘信陵醇酒’”、“以羅兩峰畫鬼之筆涂抹小說”、“秋笳復作漢槎再生”等；一些冗長的標題———“孫玉聲的《黑幕之黑幕》是一部佳作”、“戀愛全建筑在‘賣方自由’的金錢關系上”等，把主標題和副標題相結合的形式變成了較為簡潔明了的單一標題，進一步深化了文學史“史論”的表現力度，這些都是新著的可取之處。   二治史（包括文學史）離不開史識和史料，并且二者關系非常密切“，重史識者不能沒有史料，要不然只能空口說白話；重史料者也不會沒有一點史識，要不怎樣知道那個是應該搜集的史料”[2][p.250-251]。雖然由于閱讀對象的不同，文學史可以分為研究型文學史、教科書文學史和普及型文學史，在史識深度和材料展現上各有側重，但是治文學史者不應以所謂的“質的規定性”從史料中抽出中意的部分來分析其線索、趨勢、規律，用“性質”論來遮蔽或抹刷史料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遮蓋了文學史的基本面貌和豐富內容，這樣的文學史只能是某種觀念的產物。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此類文學史已經產生了不少，我們的文學史家秉承著各式的意識形態觀念，不斷地讓一部分作家作品“筆下超生”，對另一部分作家作品“草菅人命”，所以長期以來我們接觸到的往往是殘缺不全的隱去真實面目的文學史，因此對它的去蔽、還原是非常迫切重要的，而要擺脫某種“性質”論的束縛和制約，文學史家必須從史料出發，在史料考證的基礎上發言。為復現真實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把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部分人“診斷”為“死亡”的通俗作家作為主體來展現，在史料的挖掘、打撈和整合上具有彌補文學史“空白”的開創意義，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從最原始的文學史料出發，更加注重作品的體驗與分析，把作品細讀與文學體驗緊密結合，注重文學經驗的傳達。在大的編寫體系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更加嚴密了，但它并沒有以大而皇之的史論代替史料細節的展示與分析，非常注重感性文學史畫面的呈示，并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獨立的理性判斷。以點帶面依然是《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梳理通俗文學的重要方法，它把對通俗文學演進發展的論述化入典型作家與作品的論述之中，諸多文學個案的分析顯示了它頑強回到文學經驗本身、回到審美體驗本身的努力。其實《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也比較注重作家作品的個案分析，但是在專章介紹作家的時候采用史料比較龐雜，無形當中遮蔽或淹沒了文學作品的審美意義和作家獨特的文學經驗，如第二編第十章分析悲劇俠情小說家王度廬時，分四節分別介紹他的人生經歷、社會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的心靈悲劇色彩和“平民化”追求傾向，過多地方的平均使墨使得論述有泛泛之論的嫌疑；而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把有關王度廬的部分壓縮為一節，簡單交代他的生平資料后，重點分析了他的“鶴—鐵系列”里兩部作品《寶劍金釵》和《臥虎藏龍》，在對其情節、人物、主題等方面的細讀比較后，得出俠情悲劇的共同點，又看到它們的重大差異：《寶劍金釵》以情節為中心，而《臥虎藏龍》以性格為中心，由主要作品的特色突顯了作家的創作特征。這種抓典型作家的典型作品的描述方法與魯迅用“藥、酒、女、神”勾勒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用“廟堂與山林”勾勒唐朝文學史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樣，在分析“超越雅俗與融會中西”的張愛玲小說時，重點分析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從小說的文化環境、情節發展、人物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它雅俗共賞的特征，說出了它是“將古老的‘梁祝’故事，小提琴協奏曲《梁?！返男问奖憩F出來”[1][p.554]，實質上描繪了“香港的大墳山‘活埋’了一個‘拎得清’的上海少女”[2][p.552]。這種從作品細讀中得出結論的方式成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表述方式，從某種意義上還原、豐富了文學史的細節，使得文學史結論更加真實可信。陳曉明論述當代文學史時認為：“對文學經驗本身的關注依然是基本評判標準，在這個學科已有的歷史傳統序列中來思考不斷變更的文學經驗，顯然也是一項重要的原則。”[7][p.2]其實從文學經驗出發，對任何階段的文學史都非常重要，顯然《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這一點上做得比較好。   其次，《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還更加注重征引前人的觀點資料，或對之進行批駁，或用它們證明自己的文學史觀點，從而豐富、深化了對文學史的認識。“文學史研究是一種‘對話’，與凝聚為文本的作家心靈的對話，也與落實為論者的各式詮釋者對話。”[2][p.42]前者的“對話”需要研究者從文學體驗、作品細讀出發，而后者的“對話”需要治史者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來突現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論述《海上花列傳》時，《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多處征引魯迅、胡適、劉半農、張愛玲、孫玉聲等人的觀點來闡釋它的思想藝術價值，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則在這些人論述的基礎上把它定位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開山之作，深化它六個“率先”的前衛性。另外，兩部書在為通俗文學“正名”時，都批判了茅盾等人在特定歷史時期對通俗文學的責難和不實之論，引用了朱自清的通俗文學為文學史之“正宗”的觀點，在為“黑幕小說”、前期《小說月報》、《禮拜六》等“正名”時均采用了這種批駁—立論的方式，顯得論據充足、真實可信。對于獨創的說法，《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也比較謹慎，力求追溯它能成立的淵源，比如為了命名“都市鄉土小說”，范伯群拿來了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觀點，一步步引向自己的概念，從而彰顯自己概念提出的“合法性”。總之，兩部書不僅大量引用了與作家作品同時代人的原始資料，還大量引用了后來者的諸多資料；不僅援用了國內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對海外學者的重要論證也不放過；不僅引用自己前輩學者的科研成果，而且重視后來學人的研究資料。這種“拿來主義”式的開放眼光既展示了文學史的厚重性，又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比如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多處援引海外學者夏濟安對通俗文學的贊賞言論，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中論述張愛玲的小說時，用王德威與夏志清的相關論述來論證張愛玲作品與“鴛鴦蝴蝶派”和“舊小說”的親緣關系；在論述徐讠于時，引用自己學生吳義勤的論述，這種原援引材料的實證精神是非?？少F的，也是該書的一大特色。#p#分頁標題#e#   最后，相對于《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而言，《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增加了近三百幅的圖片資料，以圖文并茂的形式來復原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原貌”。這些來之不易的圖片資料更容易把讀者帶向早已逝去的歷史場域，在相對感性的歷史語境中體味通俗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歷程，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①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②作家的原稿或手跡；③代表作品封面或有一定藝術水準的插圖；④編發的報刊雜志的創刊號；⑤與通俗文學有關的社會背景資料[1][p.587-588]。這些圖片的篇幅相對于整部書而言，比例還是比較小的，只是起到了一個輔助認識的作用，并不像真正的“讀圖時代”那樣圖像淹沒了文字，造就和培養了“識字一代的文盲”，使人們的思考在“視覺文化”的觀賞中無所適從，委頓消弭。圖片在書中起到一個介紹說明的作用，輔助于文字論述，讓讀者深入體會通俗文學發生的所謂的場域和契機，從而對這一被長期打入“冷宮”的文學“逆流”的生存歷程表示同情和理解。相對于當前高科技的數碼照相技術，這些大部分產生于舊時代的圖片資料是比較粗糙原始的，有些作家小像甚至已經模糊不清了，更談不上制作的精美與華貴。但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才顯得難得，因為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相當一部分資料早已經“灰飛煙滅”了，這種原始資料的打撈是相當艱難的，它們不像知識精英文學的資料那樣長期被人們重視而保存的相當完好（關于魯迅、丁玲、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資料在博物館、紀念館里相當完備），因此需要搜集者通過向圖書館、向作家的家屬和后代、向收藏愛好者等多種途徑堅持不懈地摸索，范伯群在該書的《覓照記（代后記）》里詳細記載了自己打撈這些圖片偶遇階段—主動“搜集”階段—攻堅階段“三部曲”的艱難而漫長的歷程。所以，文學史敘述中插入大量的圖片資料不僅僅更新了文學史的表述方式，而且也是文學史家科學實證精神的重要顯現形式，它既是一種新鮮的敘史嘗試，又是現代通俗文學治史者艱辛付出的最好見證。   三同時，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還僅僅是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一期工程”基礎上的“二期工程”，屬于范伯群及其同事所進行的“文學史拓荒性工程”的重要成果，這一工程有“一期”、“二期”，也可能有“三期”“、四期”等等，《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確實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賈植芳評價為：“資料更充實了，論點更深化了，歷史脈絡梳理得更加清晰，發展周期得升降起伏得勾勒也顯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還為現代文學史的一個不可或缺得組成部分留下一份豐富的圖像資料。”[1][p.2]但是，我們在驚嘆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巨大進步的同時，還應看到一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比如，它在體例結構上更加嚴謹理性了，但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漏掉了《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的某些內容板塊呢？它對“通俗戲劇”和“幽默滑稽”文學的論述明顯減少；它在論述“黑幕小說”時與美國的“揭黑運動”進行比較固然加深了論述的深度，但這一節是不是與全書結構顯得游離呢？它在論述武俠小說家宮白羽作品的“現代”色彩時，用相當長的篇幅資料來證實魯迅兄弟對他的大力提攜，這種論證是不是到位呢？另外，該書在處理作家資料與作品細讀、史的脈絡與作品的賞鑒、文人群落與小說類型的關系等方面都值得我們商榷。   但不管怎樣，作為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和《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留給我們的開放性啟示依然是非常珍貴的，比如期刊等印刷媒介的入史，電影等圖像媒介的入史，文人—刊物經營者—編輯—讀者等“文化生物鏈條”的入史，文學史發生點的確立，文學史的分期等等。另外，這兩部文學史還僅僅處于將通俗文學從“逆流”的地位挽救出來為自己“平反”的研究階段，對之進行策略性的“彰顯”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它們的內容是非常龐大的（一部130多萬字，另一部近80萬字），為普及實用，它們還需要繼續精簡濃縮，還需要在與新文學的互補交流敘述中“比翼齊飛”，因為“是現代人文主義文化孕育了新文學，是世俗的市民文化滋生了通俗文學，只有兩者的并存并行發展方能適應人們不同層次的審美期待和工商社會保持平衡的需要”[8][p.13-14]，范伯群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后記里有著清醒的認識：“‘現代通俗文學史’只是一部斷代的專業文學史，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彝族傳統文學的定義

這里所說的傳統文學,是指在歷史長河中產生于民間,在傳承過程中被用文字記錄成文本之后,仍然以口頭形式在民間流傳和變異著的民族民間文學。這些民間文學在傳承過程中,又會有新的文字記錄文本出現。同時,它還包括沒有文字的民族長期傳承著的民間文學。彝族傳統文學包括口頭文學及其記錄本以及傳統經籍文學兩大部分。

⒈口頭文學。彝族傳統文學中的口頭文學,是至今仍然流傳在民間的活文學,包括數量眾多的歌謠、故事,其中有韻文體,也有散文體。而在記錄下來的文本中,卻又是以韻文體為主,散文體文本很少。就發展的趨勢來看,由于全球化和現代傳媒力量的影響,彝族民間口頭文學逐漸消失,漸趨湮滅。所以,長久地講,彝族口頭傳統文學將會逐漸轉變成文字文本保存下來。

⒉傳統經籍文學。彝族傳統文學中的傳統經籍文學,以文字文本為主。這是因為彝族傳統經籍文學,主要是由彝族從事祭祀、宗教和傳統文化傳承的畢摩所創制和傳承,應該是最早將口頭祭祀、宗教言辭記錄下來的文字,由于其特殊的功用和地位,變異較小。因而傳統的經籍文學是彝族傳統文學固定性較強、變化性較小的文學。但是研究家和文學史家的著述中,往往把傳統的經籍文學等同于作家創作的文字文學,而沒有把它列入傳統文學之中,這是一個錯誤的分類。

二、彝族傳統文學研究情況與研究的難點

彝族傳統文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彝族文學史論著作中,單篇研究的論文中涉及較少,即使是一些論文,多數都局限于對個別文本的研究,而沒有整體的系統研究,因此從中很難看出對傳統文學總體上的認識和區分。無論是李力主編的《彝族文學史》,左玉堂主編的《彝族文學史》二卷本,還是沙瑪拉毅主編的《彝族文學概論》,羅曲、李文華的《彝族民間文藝概論》,主要的篇幅都是關于彝族傳統文學的研究。①這些史論著作與其他的文學史論著作一樣,在涉及傳統文學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傳統文學的文字文本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其中就反映出了傳統文學文本形式的多樣性的麻煩,也反映出了傳統文學研究中的難點問題。

⒈文學分類之難。這主要體現在口頭文本與文字文本的混同一體,糾纏不清?？陬^文本一旦記錄在案,往往又叫口碑文獻,逐漸形成文字文本。而上一個歷史階段與下一個歷史階段之間、此地方與彼地方之間、這個傳承人與另外一個傳承人之間都存在差異性,變異是永遠存在的問題。體現在彝族傳統文學上,其特別突出的問題,不單是口傳文本與文字文本的差異性永遠存在,尤其明顯的是口頭文本以散文體居多,而文字文本卻以韻文體居多,在文學形式上有著巨大的差別。散文體更體現傳統文學的變異性,而韻文體文本往往更具有藝術性,更能體現彝族傳統文學的特征。

一、確定重點，遴選作品

古代文學課的內容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傳統課程中時數最多的。但隨著高校課改的進行，在“以就業為導向”的高職院校，課程設置向實踐傾斜，很多傳統的理論課被大量削減課時。比如語教專業的古代文學，目前已壓縮至98課時（本科院校為200課時左右），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系統地講授古代文學的發展史，詳細地介紹分析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家作品，其結果要么造成學生對知識的學習囫圇吞棗，難以消化，要么根本完不成授課任務。

要解決“容量大、課時少”的矛盾，提高教學效率，首先應正確處理文學史與作品選的關系，合理分配兩者的課時。文學史猶如一條奔流的大河，文學作品就是那涓涓浪花，就學科性質而言，文學作品才是古代文學教學的核心內容，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鑒賞相比文學史難度更大，故而教學要以作品為本，以史論為輔，時間分配上約為7:3。其次應分別確定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教學重點。文學史中涉及基本知識、發展規律、文學流派等的內容要以點帶面地講授，至于背景知識、作家生平等可以讓學生自學。作品選則要以經典性作品做點的示范解讀，以教為主；一般性作品做面的鋪開訓練，可以討論、自學，注重點面結合。在選擇閱讀的作品時，還必須關注中學語文教材，了解學生的既有知識。對入選中學課本的作品一般不再重點講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某些有一定難度、深度或者存在爭議、有最新研究成果的作品在大學階段可再次講授。當然，教師可跳過常識性問題，引入學術前沿信息，注重知識的廣博性和分析的深刻性，提高課堂的層次。

比如在上《詩經》這一章節時，一共4課時，我花了大約1課時講授了《詩經》的基本概況、風雅頌的含義和賦比興的手法，其他諸如《詩經》的編集、地域、四家詩、對后世的影響等文學史知識都布置學生課外自學完成。作品方面，主要選取了《芣苢》、《君子于役》、《采薇》三篇作品進行示范分析，并引導學生略讀鑒賞了《氓》、《七月》、《子衿》，繼而選擇中學課文中的《蒹葭》，讓學生拋棄成見，換一種角度進行解讀，討論詩中的象征含義，同學們反映熱烈，各抒己見，開拓了視野又鍛煉了創造性思維，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二、強化職業能力，注重師范性

2006年，教育部頒布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要“加大課程建設與改革的力度，增強學生的職業能力”，“提高課程教學質量，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融‘教、學、做’為一體，強化學生能力的培養”。高職語文教育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大多從事小學語文教學工作，具備過硬的聽說讀寫能力和師范技能是其勝任日后工作的基礎。因此，為了學生的成才和就業，增強其與本科學生的競爭力，我們的古代文學課必須改變長久以來重知識、輕能力，重理論、輕實踐的教學模式，除了讓學生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外，更應重點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分析、鑒賞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體現在教學內容上，就是要將以往單一的理論教學模式調整為理論教學+實踐訓練兩大模塊。

實踐訓練分別為對應聽說讀寫的各項訓練，比如作品的朗誦、讀背、口頭講解、摹擬教學，專題的小組討論，寫讀書筆記、小論文，古詩的摹寫或改寫等，教師可根據課時內容安排相應的訓練活動。這樣既能打破老師的一言堂，強化學生的主體地位，也注重了對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能更好地實現課程目標。在這兒專門講講這幾年來在教學實踐中開展得最有心得的一種訓練活動，筆者稱之為“課前五分鐘口頭訓練”，即利用正式上課前的五分鐘，讓一位同學上講臺完成某一項口頭訓練活動。語教的“古代文學”安排了三個學期，所以訓練的內容每個學期都不同。第一學期為自由講解古詩，學生選擇一首喜歡的古詩用楷書抄在黑板上，然后有感情地朗讀一遍，帶領全班同學再讀一遍，繼而用自己喜歡的方式進行講解賞析，講完后由其他學生進行點評，最后老師總結；第二學期為小學古詩講解，形式與第一學期相仿，不同的是作品必須來自小學語文教材或課標推薦背誦的篇目中，此外還要求學生在講解時必須和臺下的同學有互動；第三學期為片段教學訓練，學生選擇一篇小學古詩文，備好課后截取某個局部的內容進行教學。

一、教學內容改革的必要性

在如今流行的幾種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中，道學家的文論往往受到高度評價，政治性強、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注重實用性的作品不但被選入教材，而且還得到推崇。與此相反，一些政治性不強但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卻往往被視為“形式主義”、“唯美主義”而受到責難。文學史教材一向對唐宋古文運動推崇備至，而對駢文、賦等文體不遺余力進行抨擊，都是這種傾向的表現。先秦兩漢時期，文學還未獨立，文史哲不分，真正的文學散文還未誕生，講授古代散文自然不能不從歷史散文和哲學散文講起。經過魏晉“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后，還將韓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論》等政論、史論文作為優秀文學作品進行講授，恐怕是很不合適的。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的載體，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及作品選等教材可謂種類繁多，異彩紛呈。任課教師在選用教材時，應該依據人才培養目標，根據人才培養方案的要求，按照教學對象的學習目的和實際需求，本著“取法乎上，點面結合”的原則，選擇一套學術觀點公允，成果最新，材料豐富，學界有較高公認度的教材。在教學過程中，以此為本，兼介其他影響較大的文學史。

通過不同版本、不同觀點的文學史分析比較，任課教師可以加以點評，也可以說明自己的觀點，為同學們既開闊了學術視野，也為學生思考問題和分析、解決問題就方法意義上作了展示。尤其對那些擬報考研究生的同學幫助最大，為他們今后進一步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就作品選而言，教師也應采取這種開放性的原則。在選擇一種與文學史配套的作品選本的同時，還要向同學推薦介紹其他有關選本，并介紹各自的特色，并且鼓勵同學們課下根據個人興趣，指導他們閱讀有關作家的選本及別集。這樣做的好處不言而喻，為那些將來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學作家的學生指明了道路。我國古代文學史的內容本身具有很大的穩定性，不像我國現當代文學史那樣，具有很強的時代色彩、更新很快。

建國之后編著的文學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時代色彩，但其基本觀點還是比較穩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眾多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生的好評。近年來，由于學術研究的日新月異，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與研究手段的出現，使新的文學史教材應運而生。老教材的優點是學術根基扎實、闡述精煉，缺點是名詞老化，方法陳舊；新教材的優點是觀點新穎，立論高遠，缺點是有些觀點爭議較大。在教學過程中，建議把二者結合使用，取長補短，給學生介紹較為客觀、準確、最新的文學史觀點。另外，任課教師還應經常瀏覽國內外最新研究動態和前沿的學術信息，及時把學術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學中來，不斷為自己的教學注入新鮮信息，增加授課內容的豐富性與科研色彩。

二、教學方法改革勢在必行

教學方法的改革直接關系到教學目標的落實、教學改革的成敗。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經常征求同學們對于教學的意見看法，并及時調整改變教學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傳統教學方法要求學生熟讀乃至背誦大量的名句名篇，讓學生從誦讀中領略作品的韻味，進而體會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風格特點，從而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處。但傳統教學方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諸如傳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這也是難以避免的。傳統教學方法的短處正是現代教學方法的長處?，F代教學方法可利用多媒體技術，極大地增強了課堂教學的信息量，同時調動了學生視、聽、觸等各種感官，在短時間內全方位地接受盡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學習效率。例如，在學生沒有很多時間閱讀大量文學名著的情況下，適當播放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可以使學生對原作有一個大致了解。指導學生將文學名著與改編的影視作品進行比較分析，探討改編的得失，也可以使學生加深對原作的理解。

當然，現代多媒體技術在古文教學中運用，也不是萬能良方。除了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之外，運用不當也會帶來副作用。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時，每個學生腦海中浮現出的文學形象是不一樣的，對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樣。以觀看影視作品代替對文學原著的閱讀，就會削弱學生對文學語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據名著改編的那些影視作品已經被融入了改編者對原作的理解，即使標榜忠實于原著，也因藝術樣式的改變導致不可能與原著完全一模一樣。因此，在采用這種教學手段的同時，必須加強對學生閱讀原作文本的指導，否則就會對學生造成誤導，容易使改編過的影視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一、當代語境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的多維構建

當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現狀已不適應教育發展的需要，必須構建全新、多維的教學實踐體系，以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氣息，提高古代文學的學科魅力。

(一)編寫適應學校教學實際的教學大綱，確立少而精的知識體系及以“史”為綱，以“作品選”為本的教學原則

當前，《中國文學史》教材多種多樣，各有特點。但大都篇幅龐大，難以在有限的教學時間之內完成教學任務，因此編寫適應學校教學實際的教學大綱尤其重要。在大綱中，應強化基礎，突出教學重、難點，確立少而精的知識體系，為教師保質保量完成教學任務提供依據和準則。尤其要妥善處理文學史與作品的關系，確立以“史”為綱，以“作品選”為本的原則，強調原典教學。文學作品是文學史形成的基礎和主要構件，折射了文學的發展歷程。讀者正是通過對文學作品的感知、欣賞和理解，來把握作家的理念與創作、文體的產生與發展、文學現象的誕生與演變等過程，并進而把握整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可以說，講述文學史是從宏觀視角認識文學作品產生的客觀條件及其在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價值，解讀作品則是從微觀角度考察古代文學史的形成基礎。借助文學史背景揭示作品內涵，可以延伸學生的審美思考，拓展其理解的維度;以具體作品為例印證文學史現象，則可以訓練學生的史學思維，培養其科學合理的文學史觀。“文學史”和“作品選”先天具備的關聯性和不可分割性，決定了講授者不能將它們判然分開。那種側重“文學史”而忽略“作品選”的教學，無疑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效率，完成了教學任務，其實際教學效果則可想而知。

(二)完善課程結構，建設基礎課、選修課及學術講座相結合的網狀課程體系

社會需求的多層次，人才模式的多樣化，知識結構的多領域，要求教育與時俱進，具備科學合理的教育模式及傳授知識、培養能力并重的教學形式。就中國古代文學而言，課程內容廣博浩繁，因而強化基礎，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展示亮點至關重要。而建設基礎課、選修課及學術講座相結合的網狀課程體系不失為積極應對的合適途徑?；A課是教學的重點，強調基礎知識的積累，著重于“面”的拓展;選修課是基礎課的補充，強調探究性學習，突出知識的研究性與前瞻性;學術講座重在知識點的縱深，著眼于能力的提高。三者統籌安排，相互銜接補充，構成一個網狀的立體教學體系，既促進了學生知識結構的優化，也有利于思維訓練和能力培養。選修課的開設，就文體而言，可開設古代詩歌研究、宋詞研究、散文研究、戲曲研究、小說研究等，以理清主要文體的發展線索，使基礎課所學的文體知識更加深化、系統化;就文學史論來講，可開設古代文論、文學思潮研究、文人心態研究。對文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作家、經典，則可開設專題研究，如神話研究、《詩經》研究、《莊子》研究、《史記》研究、《紅樓夢》研究等，使學生加深對主要作家、經典作品的理解，提高相應的研究能力。也可開設一些跨學科研究的選修課，如經學與文學、儒家思想與古代文學、宗教與古代文學、中西戲曲比較研究等，以拓寬學生的視野。此外，還可增開地域文學選修課，加深學生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心理認同，激發學生愛國愛鄉的熱情。選修課應根據基礎課的學習進度，面向不同的年級循序開設，既避免重復，又相互補充。在此基礎上，每學期再適度安排幾次學術講座，介紹學術前沿問題及治學方法，培養學生的研究意識。上述三種課型，共同形成立體的教學體系，適應了學生個性化學習的需要。

(三)更新教學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性，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與研究意識，促進知識向能力的轉化

本文作者：張世紅 單位：國際關系學院英語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英國文學史研究與整體外國文學史研究都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1956年，教育部參照蘇聯高等院校同類教學大綱，制定了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教科書則采納了蘇聯學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該書1959年初版，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可見影響之大。盡管《美國文學簡史》(上冊)和《法國文學史》(上冊)已于1978、1979年相繼問世，中國學者用中文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卻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本文首先回顧陳嘉、范存忠先生出版于80年代初的兩部影響深遠的英文版英國文學史，隨后介紹王佐良先生領銜編撰的中文版英國文學通史，最后評述楊周翰先生撰寫的斷代史，總結前輩學者既有的學術貢獻與成就，展望英國文學史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陳嘉和范存忠先生的貢獻

陳嘉、范存忠教授是國內英國文學研究的老前輩。20世紀30年代，兩人在耶魯和哈佛大學分獲博士學位，是最早獲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貒笏麄冮L期在南京大學任教，研究、教授英國文學，并在80年代初分別推出兩部英國文學史，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嘉著《英國文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四冊，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英國文學史教材。由于編寫量大，四冊教材全部出版歷經了五年時間:1981年10月出版第二冊，1982年7月出版第一冊，1986年1月和2月出版第三、第四冊。從1986年開始，陳氏文學史一直作為我國高校英語專業英國文學史教材，已多次再版，聲譽卓著、影響廣泛。陳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他在著作前言中提出:“根據作家及其作品在社會和文學史的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否健康來確定其地位。”①陳著文學史采用了編年史的結構和體例，第一冊分為四章:盎格魯•撒克遜時期英國文學、中世紀英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資產階級革命與王朝復辟時期英國文學;第二冊不分章，標題為“18世紀英國文學”;第三冊分為三章:19世紀初期英國文學、19世紀中期英國文學、19世紀后期英國文學;第四冊也不分章，標題為“20世紀初英國文學”。

本書內容豐富，學術性強是陳嘉先生多年研究講授英國文學史的結晶，對于英國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有重要參考價值。由于本書是在結束后不久編寫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即“首先綜述時代背景，然后介紹作家生平，再次分析主題思想，最后略及藝術特征”，②也就是說作品的藝術特點被擺在末位。但值得強調的是，著者在敘述和分析重要作家時，不是簡單陳述其社會背景和創作經歷、羅列作品，而是對其主要作品的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以及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全面介紹、分析。該書以其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嚴謹的分析方法具備了教材和學術著作的雙重特點，是國內用英語寫作出版的篇幅最長、質量最高的英國文學史，是不少高校指定的英國文學教材。全書1986年2月出齊，而陳嘉先生數月后即辭世，令人扼腕嘆息。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的陳嘉、宋文林合著《大學英國文學史》(上、下冊)，這是弟子宋文林教授在陳先生指導下縮編的兩卷本。1983年范存忠教授編著的《英國文學史提綱》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范先生在“后記”中寫道:“這份材料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南京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四年級‘英國文學史’課程的講授提綱。同志們認為仍有參考作用，有些高等院校還翻印流傳。這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它在較大的范圍內能起到更多的參考作用。”③

《英國文學史提綱》是英文稿，但“為了讀者便利起見”，由張月超等翻譯成中文作為“附錄”，這份中文附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建國后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中文版英國文學史。全書共12章，末章標題為“一些現代作家”，介紹了哈代、高爾斯華綏、威爾斯、蕭伯納等隸屬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卻沒有提及現代派作家，真實反映出那個時代對于現代派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該書1983出版后，許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將其當作教材，受到普遍歡迎。關于這部書的編寫目的，范存忠在“后記”中寫道:“一方面對于并行的‘文學選讀’提供必要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擴大文學視野，為以后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④范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在英美文學、比較文學、語言學、翻譯學等方面均造詣深厚、著述豐碩。他淵博的學識通過本書的三個特點得以體現:其一是將英國文學置于歐洲文學的整體框架中加以敘述。例如，第三章談到英國人文主義者時，介紹了意大利文藝復興代表作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對英國作家的影響;介紹伊麗莎白時代時則指出，此時文學翻譯相當繁榮，眾多翻譯作品極大地促進了英國文學的發展，其中影響較大的譯作包括廷德爾和科弗代爾的《圣經》以及托馬斯•諾斯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其二是將英國文學發展史與英語發展史相聯系，使讀者既掌握英國文學的概貌，又了解英語的演變。例如，談到古英語與現代英語的區別時著者指出，古英語重音多，輔音多，詞尾屈折變化大，語言的變化自然會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從頭韻體詩到雙韻體詩的變化就是很好的例證。其三是在敘述作家和分析作品時，結合提出獨到的、精辟的評論。例如，前人關于莎士比亞及其作品的評論見仁見智，有人認為《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反猶主義的作品，范存忠對此并不認同，相反，他指出莎士比亞對受到迫害的猶太民族表示同情，夏洛克對基督教商人的憤懣是有其原因的。又如，對笛福的《魯賓遜飄流記》，范存忠沒有從階級或意識形態方面去評論，而是實事求是地指出，作品表達了普通人處于逆境時克服困難的拼搏精神。

二、以王佐良先生為代表的英國文學史寫作

在深入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大背景下，2011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學位〔2011〕11號)。此次印發的是調整后的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錄。在過去的幾年中，有關兒童文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發展，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推動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發展。本文試圖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國內外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一些經驗，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學科設置問題做一番探討。   首先，從國內外設置兒童文學學科的狀況和發展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是關系到民族閱讀能力提升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   在我國國家標準GB/T13745—1992《學科分類與代碼》中，“中國兒童文學”是“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在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中，“兒童文學”是“中國文學”下的二級學科。   近些年來，我國每年也都會有若干兒童文學研究的項目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例如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涉及兒童文學研究的，分別是“中國兒歌的審美藝術與現代演進”、“現當代美國少年小說類型研究”、“20世紀中國幼兒文學史論”、“西方兒童文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現當代美國科幻文學研究”、“中美科幻小說發展機制比較研究”等。   在美國教育部2010年版的《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中，兒童與青少年文學(Children'sandAdoles-centLiterature，編號為23．1405)是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Letters)學科門類下，文學(Literature)一級學科中，與總體文學(Gen-eralLiterature)、美國文學［AmericanLiterature(U-nitedStates)］、加拿大文學［AmericanLiterature(Canadian)］、英國及其他英語文學［EnglishLitera-ture(BritishandCommonwealth)］相并列的二級學科。它的宗旨在于“關注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學術研究，以促進教師、圖書館員、出版者、圖書經營者和寫作者的專業工作，也包括對某個時代、某種體裁的文學研究，作家論，文學批評，以及對各種文學文本、對書籍裝幀設計者、對兒童電影的研究”。同時，還在圖書館科學(LibraryScience)門類，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一級學科 下專門設置了兒童與青少年文學服務(ChildrenandYouthLibraryServices，編號為25．0102)的二級學科。這一國家行為，足以彰顯美國對兒童文學發展、對兒童閱讀的高度重視，也顯示出了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意義，值得我們借鑒和警醒。   在我國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沒有兒童文學學科的存在。因此，長期以來，在實際兒童文學研究生培養中較為通行的辦法是掛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二級學科之下進行招生。例如:在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都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中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而在201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中，除北京師范大學自主設置兒童文學二級學科、下設兒童文學研究和科幻文學研究兩個方向外，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沈陽師范大學、蘭州大學、安徽大學等高校也都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下招收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浙江師范大學還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招收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這就是在現行學科制度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所面臨的現實處境。方衛平認為，“這一安排既為兒童文學學科在主流學術制度設計中爭取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在事實上也維系了當代兒童文學學科在各項學術指標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最基本的學術體面”，但是“從兒童文學研究的內部知識構成和學科組合上看，它同樣包括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等分支領域”［1］。因此在總體定位上，筆者認為，包含兒童文學研究與兒童閱讀推廣研究等內容的兒童文學學科，應該成為“中國語言文學”(0501)或“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1205)等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   這樣的看法是實事求是的。雖然不能排除兒童閱讀成人書籍和成人喜愛兒童文學的可能性的存在，也不能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在藝術上沒有相通之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兒童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現代兒童文學的預設讀者首先是兒童。在學科設置中沒有兒童文學的存在，實際也就是對人生旅程中十幾年的閱讀生命的漠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可以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學科分類目錄》(CIP)中，要在文學(Literature)、圖書館科學與管理(LibrarySci-enceandAdministration)兩個一級學科之下設置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二級學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美國從國家總體戰略的層面對兒童閱讀的重視程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文簡稱《綱要》)提出的戰略目標認為，“到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學習型社會”、“終身教育體系”這樣的一些提法，包含了成人因為職業發展需要參加成人教育和培訓，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功利性目的。而學習和閱讀作為一種享受審美愉悅的過程，一種人生的姿態，當然也是一個國民素質培養、造就和提高的過程?！毒V要》指出“加強美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促進德育、智育、體育、美育有機融合，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使學生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正是看到了美育在培養合格、健全的國民素質中的重要作用。   而閱讀恰恰是美育的重要方面，同時美育、閱讀也是與“生命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等等命題息息相關的。兒童閱讀能力的提升對兒童的成長，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又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我們所面臨的事關民族未來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從這個方面講，從與世界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兒童閱讀整體上還是缺乏的。正如梅子涵起草的第4屆21世紀中國兒童閱讀推廣人論壇《鄭州宣言》(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在世界的景象中，屬于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只是在很少很少的城市，很少很少很少的學校，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家庭開始了，進行著，而更多的地方，還是深夜熟睡，懵懵懂懂。所以，仍舊貧窮。很嚴格地說，中國兒童的文學閱讀，童話閱讀，捧在手里的，是經得起撫摸、珍惜的，書頁中飄出的味道是純正的真快樂、真智慧、真詩意的，仍舊很稀少，很零零落落。這照樣還是貧窮。所以，請注意，我們要認識‘貧窮’這個詞，我們要很真實地看著它，要繼續行動。要熱情持續，行走持續，大聲疾呼持續，大聲朗讀持續，娓娓講述持續”。事實上，閱讀習慣的養成，更多的依賴于童年時期的閱讀習慣和體驗，也仰仗于兒童文學學科地位的建立。詹丹就認為，兒童文學不僅僅是閱讀而已，其實它是一門學科，應當從學科的角度認識它的作用，給兒童文學以學科的地位，對于兒童閱讀的推廣具有深遠的意義。［2］#p#分頁標題#e#   從某種意義上說，似乎探討兒童文學學科設置問題，有些杞人憂天，好像現有的狀況，對兒童文學的發展來講，產生的也許并不都是負面影響，就像韋勒克所說的比較文學學科中“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眼光完全可以彌補缺少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3］。但是，從中國教育事業的宏觀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是這么簡單了。學科設置和目錄常常是各個學科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對國家發展全局在教育層面和人才培養層面的“頂層設計”。我們在看到兒童文學學科現有的發展水平的時候，還是需要想一想，這是在兒童文學學科多么被忽視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全局來看，兒童文學學科在極少數高校取得的長足發展的同時，在絕大多數高校中，對這個第2期齊童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研究11預設讀者的年齡跨度達十幾年、對培養一生的閱讀習慣和人生姿態十分重要的學科，基本是空白和漠視。這不能不說是學科設置中的一個缺憾?！毒V要》指出:“加強教育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科學化水平……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促進教育事業科學發展”。   實際上，兒童文學學科發展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未來發展的現實問題和教育理論問題，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發展和提升國民素質的“頂層設計”。有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名目，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更多的學術土壤中得到良性發展，也能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環境。因此，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來，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第二，在實際發展中，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已經有了相對獨立的專業知識體系，已形成若干相對明確的研究方向。   我國兒童文學學科在現行的學科體制中，因勢而為，在不同高校已經取得了不同情況的長足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獨立的學科知識系統，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出現了兒童文學基本理論、中外兒童文學史、當代兒童文學思潮、圖畫書研究等領域眾多的研究成果。［1］   從學科知識體系建設來看，“兒童文學是具有自己獨立學科體系的，它包括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文體學、中國兒童文學、外國兒童文學、民間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學等”［4］。而學科知識的積累、學科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基石。“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學術建設在視野、話題、方法、知識生產、學科推進等方面，顯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1］。這在已有的授予博士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學位論文中也有體現，如《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1999年)、《“訓誡”到“交談”———中國新時期童話創作發展論》(2003年)、《兒童文學的童年想象》(2004年)、《兒童的發現與中國現代文學》(2004年)、《近二十年來中國小說的兒童視野》(2004年)、《論現代文學與晚清民國語文教育的互動關系》(2004年)、《植物與兒童文學研究》(2005年)、《中西童話的本體論比較研究》(2005年)、《幻想世界與兒童主體的生成》(2005年)、《中國發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2006年)、《輕逸之美———對兒童文學藝術品質的一種思考》(2006年)、《傾空的器皿———成年儀式與歐美文學中的成長主題》(2006年)、《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研究》(2006年)、《荊棘路上的光榮———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2006年)、《成長之性———中國當代成長主題小說的文化闡釋》(2006年)、《論中國當代兒童電影的基本精神》(2007年)、《出版文化視野下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以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為個案》(2007年)、《雅努斯的面孔———魔幻與兒童文學》(2007年)、《女性創作與童話模式》(2007年)、《馬克•吐溫青少年題材小說的多主題透視》(2007年)、《格林童話的產生及其版本演變研究》(2008年)、《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2008年)、《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期(1917年至1927年)的外來影響———以安徒生童話為個案》(2008年)、《論兒童文學的教育性》(2008年)、《中韓現代兒童文學形成過程比較研究》(2008年)、《1949—1999年中國的圖畫書》(2009年)、《當代兒童文學的十年———1966—1976年兒童文學史研究》(2009年)、《類型視野中的兒童幻想電影研究》(2009年)、《偽滿時期的蒙古族兒童文學研究———以偽滿洲國蒙古文機關報為中心》(2009年)、《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2010年)、《中國現當代幻想文學研究》(2010年)、《另一種現代性訴求———兒童文學中的圖像敘事》(2011年)、《日本兒童文學中的傳統妖怪》(2011年)、《論安徒生童話里的“東方形象”》(2011年)等。這里僅依年份粗略梳理了各個年份授予學位的兒童文學研究博士論文，而沒有列舉出所有相關的學位論文選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積累重要組成部分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近年來在兒童文學基本理論、兒童文學史、比較兒童文學與外國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教育等各個研究方向上的廣泛而深入的掘進，已使得兒童文學研究呈現出日漸豐富和成熟的多元化趨勢與面貌。   第三，社會對兒童文學學科有很大規模的人才需求。   最近這些年，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飛速發展，其碼洋在整個出版業中所占的比率越來越高，成為出版業中增速最快的業務。“中國少兒出版在經歷了十多年的10%以上，甚至15%的環比高速發展后，2010年繼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領漲’中國出版業”［5］。行業的高速發展，也對兒童文學專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大的需求。王泉根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兒童文學專業“畢業生大受用人單位的歡迎，還有用人單位已經向明年畢業的兒童文學研究生‘訂貨’了”，因為“全社會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涉及到下一代成長的相關用人單位，學校、少兒出版社、報刊雜志、影視傳媒動漫等，都急需懂得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兒童心理的專業人才”［6］。另外，《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將“閱讀淺近的童話、寓言、故事”，“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列入了語文課程的學段目標之中，并在“關于課外讀物的建議”中列出了“童話，如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葉圣陶《稻草人》、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等”以及寓言、故事、中外童謠、兒童詩歌、“科普科幻作品，如儒勒•凡爾納的系列科幻小說”等等。［7］#p#分頁標題#e#   這對小學教師的兒童文學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師資培養中，重視兒童文學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兒童文學和那些預設讀者并非兒童的文學是血脈相通的。兒童閱讀習慣和興趣的培養，對整個語文教學都有著奠基性的作用。詹丹就認為現在沒有把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作品來教是一個突出問題，其根源與兒童時期缺少人文性的閱讀有關。［2］   第四，經過6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開始于1979年。   方衛平指出:“1979年，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在中國當代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中首次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生，相隔20年之后，1999年，朱自強在東北師范大學以學位論文《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成為當代中國大陸第一位以兒童文學研究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者。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先后招收并培養了多名兒童文學博士研究生，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高端人才的培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1］。2008年開始，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又創新地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下培養兒童文學研究生。這些兒童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實踐也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壯大、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課程體系建設方面，2009年9月“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項目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授予在高等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取得顯著成果的集體和個人，在總體上代表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體現了近年來我國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   兒童文學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進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顯示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兒童文學學科積累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依據《關于做好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工作的通知》(學位辦〔2011〕12號)，2011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學科作為涉及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自主設置交叉學科，在教育部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信息平臺”進行了公示。根據該論證方案，我們看到該校兒童文學學科的研究和招生方向將進一步細化為中國兒童文學、比較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三個方面。這也是二級學科設置自主權交給高校的新形勢下，兒童文學學科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機遇與挑戰?！秶鴦赵簩W位委員會2011年工作要點》指出，2011年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工作包括“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編寫一級學科簡介，編制《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目錄》”。但是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教研廳〔2010〕1號)，今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的二級學科目錄將不再是體現國家權力的指令性目錄，而是根據各個高校設置的二級學科進行統計匯編而成，是指導各個高校設置二級學科的參考性目錄。［8］   這既意味著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自主設置的兒童文學二級學科有可能進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但同時也表明今后我國兒童文學學科設置主要還是依靠擁有中國語言文學及相關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高校的自主意識，依靠社會對于兒童文學學科的自覺、主動意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兒童文學學科由于發展歷史等原因，在我國主要還是聚集在不多的院校，尤其是師范院校當中，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等，但兒童文學學科卻成為了這些學校的特色學科?！毒V要》指出:“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兒童文學學科的現狀其實正符合這樣的辦學要求。因此，當前，兒童文學學科既可以成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9］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高校“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所面臨的重要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