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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近代化歷程中，中國文學與世界文明的接觸已不可避免。而20世紀，則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頻繁接觸的世紀，與中國對現代化的訴求相適應，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學習與借鑒，也更加自覺和日趨理性。因此，研究中國文學，特別是研究20世紀的中國文學，就必須對中國文學與外來因素的密切關系給予關注。1993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棟霖兩位教授主編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2009年9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棟霖教授主編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兩部書以文學的現代化、本土化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考察視角與軸線，使之貫穿全書的論述，仔細梳理和研究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外來文化影響下，如何對外來文化吸納、排斥、從而進行變異與自我創造，實現文學現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并以比較文學的特有立場與寬廣視域描述與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中外文學關系史面貌，從而實現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與創新，也為中國比較文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提供了實質性的貢獻。如果說《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的話，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則又填補了中國當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史系統研究的空白，兩部書共同完成了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外文學關系的系統梳理和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由上、下兩卷組成，共計139萬言，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翔實、有獨創性地論述中國當代文學與外來影響關系的文學史著作。除了承繼朱棟霖教授一以貫之的“人的發現”這一文學史主題線索之外，其特色還在于:(1)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和理論重新詮釋了1949—2000年間的中國文學面貌，顯示了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學史關系研究中，比較文學方法與理論的自覺運用及其所獲得的成效;(2)論著研究中外文學關系時重點關注中國當代作家在外來影響中如何進行主體的自我創造，以及如何建構本土文學的問題，并對中國文學對本土文化和外來影響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做了細致的梳理和理論分析。這對于21世紀的中國文學如何處理中外文學關系，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系中如何得以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的自覺運用 《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的文學史敘述以文學思潮的變更為各歷史階段的基本框架，同時也將對重要創作情況(作家作品)的分析結合其中。先后介紹和論述了西方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學、意識流藝術、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女性主義、敘述學、荒誕派等外國文藝思潮及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也分編分別介紹和論述了勞倫斯、?？思{、卡夫卡、昆德拉、布萊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并從國別文學的角度評述了俄蘇文學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日本文學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的國別文學史關系;還從跨學科領域分編評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儒家文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等跨學科的文學史關系。這些都顯示了比較文學視角和方法在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的自覺運用，從而開掘了對中國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進行新的闡釋的可能途徑。影響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論著對荒誕意識的介紹為例，論著首先簡要梳理了荒誕意識在國外作為一種思潮的興起，并描述了荒誕意識作為一種文學表述的創作概況，雖然論述簡潔，但卻能列舉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質，使讀者對荒誕意識產生較強的感性體驗和理性認知。論著在對中西社會荒誕現象及其本質的揭示中，通過對諶容《減去十歲》、張潔《他有什么病》、格非《棗樹下的故事》等小說作品，將荒誕意識在中國新時期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加以分析，從而確證了中國社會荒誕現象的存在。論著還指出，“荒誕意識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小說中頻繁出現，除了受到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之外，還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有密切的關系”［1］176。論著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論述。又比如論著在論述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時，仔細區別了王蒙意識流小說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小說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從非理性角度認識人、從自然狀態中書寫人的層面”［1］312;“王蒙的意識流小說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意識流小說，但他確實揉進了西方意識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時代特色、中國氣派的。他筆下流瀉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歷經十年浩劫之后處于轉機之中的中國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識流小說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藝術的革新”［1］311。由此可見，論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簡單講述影響的事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對中國文學自身特點的考察上，使讀者能夠感知到當代文學創作并不只是一個簡單“拿來”的問題。平行研究也是論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學科的文學文化關系研究中，論著關注了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狀況，這是論著作者視野開闊的又一表現。《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文學”為專編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加以介紹，既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多元化面貌的如實反映，也是對以往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的補充。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是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文學和宗教的內在關系來說，兩者都屬意識領域的精神現象，但二者對于意識的言說和表達方式又不盡一致。論著指出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作者有兩種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歸納出中國基督教文學所包含的兩種基本類型，即基督徒作家創作的純正的基督教文學和非基督徒作家創作的非純正的基督教文學。論著指出:“如果說，前者是以文學語言承載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話，那么后者則是以文學語言認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難能可貴的是，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面貌進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書寫形態、傳播途徑等，并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在圣經文學、靈修文學、救贖文學等主題領域的創作進行評述，最后落腳于中國基督教文學的人學內質。論著對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的梳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建構中具有獨特的貢獻。#p#分頁標題#e# 應該說，《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正是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出發，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新的文學史觀、文學價值觀。在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國作家所受的外國文學影響，其實并非難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內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該論著并不是將中國當代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做材料的堆積，而是在比較文學視野和方法的指導下，不僅理清了中國當代作家所受外來影響的脈絡，而且從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著重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對中外文學的繼承、借鑒與“創造性轉化”過程，深刻剖析了中國當代文學在外來影響下的變異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這就從根本上闡明了中外文學溝通的歷史原因，為比較文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顯示了作者把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置身于廣闊的世界文化背景中來加以審視和探討的開闊的學術視野。 二、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國當代文學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是貫穿《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著名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說過:“每一個國家的文學，主要是自己的民族傳統，這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外來思潮，不管什么創作方法，現實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象征主義也好，古典主義也好，要在這個國家里生長，必須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須結合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欣賞習慣、美學興趣等等，慢慢地和原來的傳統融合，一部分被拋棄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風格才能建立起來。”［2］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文學界正在逐漸擺脫借鑒、模仿乃至照搬外來文學的陰影。實現中華民族傳統的創造性發展，積極參與世界文化建設，應是新世紀中國文學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就對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著頗為清醒的辯證思考，論著認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論著從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內外兩重原因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并進而對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創造性轉化”機制給予了相當的重視。該論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學的交流、碰撞、沖突、對抗而激蕩的文化潮流，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生存的文化環境。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置于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時處理三個問題:如何鑒別地、有機地承受、吸納外來文化、文學的影響;如何合理地繼承中華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學傳統;如何在主體文化格局中實現自身文化、文學機制的‘創造性轉化’。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民族化的三層內涵。”［3］97“中國文化、文學的現代化，不僅受到外來文化、文學的強烈激蕩與影響，而且其根本動因在于其自身。中國近、現代的社會現實對其文化機制提出了變革要求，迫使這一文化機制內部產生強烈變革的要求與動向”。“但是這一解釋只說明了中國文化、文學現代化的外力影響與本土的社會現實動因。應該看到，中國文化、文學的現代化還承傳了一部分本土傳統文化精神。”［3］70朱棟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對以往中國現代文學“西來”說、“舶來品”說等簡單觀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國傳統文化參與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獨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場，《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在關注中國新時期文學時，也注意到了中國新時期文學與傳統文化的潛在關系。僅以該論著中的“儒家文化與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這一編為例，該編對新時期文學創作中吸納新潮而又堅守本土文化，在現代人學觀念中接納儒家人學思想的文化立場給與了關注。論著指出:“依據人的發現、人的發展的基本理念，我們對儒家文化的態度，首先肯定其有精華，其次認為儒家文化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經過創造性的轉化，這種創造性的轉化實際上也正是以現代人學觀念為基礎對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個體的人作為儒學現代應用的基礎，勢必會引起對儒學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現代人學基礎上汲取儒學精華，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的理論問題，也需要實踐的檢驗。”［4］532 論著在論述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文化立場上，既看到了其對儒家傳統文化的重視，又發現了創作對西方現代人學觀念的關注，同時還注意到了創作中滲透著對中外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自覺意識。就20世紀80年代的創作而言，論著認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內核與中國傳統士的精神有著密切的聯系。”［4］533論著選擇了宗璞80年代的小說《南渡記》、《東藏記》等為分析對象，指出小說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國第一代具有啟蒙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群像。這些知識分子既有傳統的儒家傳統作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華，“從而使他們對人的理解比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大大地擴展了，開始從儒家對群體性的追求轉變為對個體的重視，這是從傳統到現代的人學觀念的一個大的發展”。“現代知識分子人的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了他們內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們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傳統的延續，又具有了現代的質素。”［4］542論著還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后，充分個人化、個性體驗化的寫作，文化態度的分化，對時局的不同觀照角度，都對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揚提出了質疑。在多元化的時代，作家如何以個體的方式實現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實現士的精神的現代轉化，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4］539可見，論著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對中外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的論述，不僅視野廣闊，而且也有頗為獨到的見解，它不僅涉及到了中外文學更為深層的文化層面，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進行了極富意義的探討，這正是“創造性轉化”的意義所在，也是民族文學發展的合理途徑。而貫穿全著的“創造性轉化”，正是作者所要著力體現的重點。 總之，《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在對中國20世紀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中，自覺運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和視野，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了多角度的觀察，而在這其中，尤其重視中國當代文學對中外文化、文學資源的“創造性轉化”，這種轉化，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民族化追求，順應了全球化的歷史發展潮流。論著通過對這種追求的論述，探索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自身邏輯，并將促進中國文學在全球化時代更加積極、自覺地建構自己的民族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該論著不僅在理論上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開闊了視野，實現了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拓展與創新。更為重要的是，論著對中國文學追求獨立品格的探討，啟示并預見了21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和前進方向，這無論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研究，還是對于21世紀中國文學的創作實踐來講，都勢必會產生重要的影響?！?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是一部匠心獨具、視野開闊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系統論著。#p#分頁標題#e# 當然，《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這樣一部系統論著也難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論著主要以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為研究的立足點，但對同時期中國文學在外國的傳播，則有所忽略，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已經流播國外，產生了相當影響。如馮驥才的作品在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傳，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學還被編入教材;劉心武、王蒙、諶容、余華、王朔、張潔、殘雪、王安憶等人的小說在日本也頗受關注等等，論著對上述情況尚無涉及。其次，論著以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為主要研究內容，它實際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學比較史”，而更像是“中國文學的外來影響與接受史”。論著重點關注了外來影響對中國文學的生發以及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這種理論建構既是對論著內在邏輯的約束，也為后來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我們可以以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為研究立足點繼續向前探索，也可以對同時期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進行觀照;還可以在繼續深入研究中國大陸文學的同時，對港、澳、臺文學做系統的研究;我們既能從作家直接接受影響的角度，也可以從作家間接接受影響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對其創作的影響等等方面，尋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學比較史》也只能說是一部開創之作，而并非一部終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