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底層文學批評主體的迷失及重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隨著“底層寫作”由一種冷門敘述變為一種熱門敘述，由一種異質批評轉變為一種主流闡釋，以及它來自于社會學范疇的這一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和龐雜性，致使在討論和批評的過程中出現了話語聒噪、魚龍混雜的局面，從而遮蔽了一些真正問題的存在。為此，有必要對“底層文學”批評作一整體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礎上去發現其內在話語的困擾和精神迷失，最終維護和推動“底層文學”及其批評的再深入和再發展。 一闡釋話語的無序 其實，對“底層”的關注并非始于當下，1990年代末詩人廖亦武就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系列，蔡翔1995年發表的散文《底層》更被批評家認為是較早在當下意義上使用“底層”概念的。但是“底層敘事”能被視為新世紀文學批評界“最為活躍的一個話題”卻與兩個事件相關:一是《天涯》雜志2004年開設“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專欄;二是曹征路反映當下工人階級命運的小說《那兒》在《當代》2004年第5期的發表。這兩個文學事件揭開了新世紀“底層”問題討論的序幕，“底層”概念由此進入批評領域并成為一個重要命題。 然而，由于底層創作和本身概念的龐雜性和曖昧性，批評界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判斷。一方面，批評者直指底層文學創作中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認為跟風式的寫底層、寫苦難具有了新的“題材決定論”傾向，底層文學的藝術性是粗糙的，情節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有批評家據此出發，認為其歸根結底為創作主體立場的空虛和價值判斷的缺失，是他們造成了“無根的苦難”。曹文軒、南帆等人則更進一步指責底層文學在情感表達上存在著憎恨學派、怨毒文學，是學院黑話癥、搶奪知識話語權和理論自娛癥的體現;另一方面，李云雷、劉繼明、曠新年、曹征路等人則極力為底層文學進行辯護，認為底層文學具有“新左翼”文學的性質，體現了新世紀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體現了文學政治詩學的重建。他們認為與階級、階層等左翼文化話語掛鉤的“底層文學”存在重振文學的抗議性、戰斗性精神。另外，在這些新左翼文學倡導者自我期許甚高的表述中，他們還或隱或顯地引用了80年代初的文學策略和術語，如稱底層文學是新的“先鋒”，是新的“美學原則”的建立。① 基于以上兩種價值立場的差異，最終導致在“底層文學”論爭中出現話語混雜、理論龐雜的局面，并常常糾纏于“底層如何表述”、“底層是什么”等一些無邊際的問題上，給當下現實批評語境造成了種種困擾。具體表現在:其一，是否存在一個整體性、純潔化的底層。有批評家把“底層”看成是一個整體的沉默批評對象，是一個等著被研究的對象個體，而沒有從社會學角度去看待其作為階層具有的不穩定性，看待它內在個體隨時可能向其他階層轉化的特征。有人則提出，許多“底層”的“自主性”話語中有著“太多被多年的壓迫扭曲的東西，但他們認識不到，他們認為是在表述自己，實際上卻在表述統治階級的思想”②。但問題是———世界上真的存在自我本真的“元表述”嗎?人的思想難道真的可以不受任何社會信息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而“純潔”地存在和發聲嗎?這里暗含有將底層純潔化的傾向。但絕對“純潔”的思想只是一種虛無，是不存在的。其二，底層可不可以表述的問題。一些批評家指出，只有“底層”才具有資格去判斷“底層敘述”是不是“真正地”呈現了他們的生活。但“底層”自我的表述就一定是其內在思想的體現嗎?內部思想與外在表達的鴻溝卻讓他們自己也不禁懷疑起來:“我們如何斷定何為底層的真正思想?又如何確定有多少思想其實是人性中共有的東西?什么樣的才是被‘扭曲’的東西?”③于是，即使“底層”具備了自我表述的能力之后，“但是不僅他們對知識者的表述的判斷可疑，而且他們的自我表述是否是真實的底層經驗而非意識形態制造的幻覺同樣可疑”④。至此，討論就陷入了一個悖論，即如果底層不能自我表述，那么“被代言”的就不是真正底層的聲音，但如果底層可以自我表述之后，其又不再從屬于“底層”，也就不能代表底層了。如此，“底層”將陷入一個無法表述的困境。其三，何為真正的底層?有人認為，我們“面對的只是一個被知識者敘述出來的‘底層’，真實的底層仍然處于一種匿名的狀態”⑤。于是，所有一切有關“表述”的討論都最終導向了“底層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有的批評家則為此提出要剔除“底層”自身的雜質，剩下的就是底層真正的思想了。但對底層的思想真的可以像剔除骨頭上的肉，輕而易舉地進行一刀切?如此，討論又走進了一個無邊概念和理論陷阱的怪圈。 二批評主體的迷失 文學批評的成就與局限取決于批評主體，離開了主體的參與，“批評”將不能成為批評。但問題的存在主要在于批評家的主體性復歸和張揚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可視為是合理的?自上世紀90年代起，文學批評就在大眾話語的巨大喧囂聲中走向沒落甚至失語。在此背景下，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何以近年來對“底層文學”的論爭會出現如此眾多的命名儀式、口號和旗幟。因為在這種眾聲喧嘩的局面和討論背后，多少隱藏著參與者乘機販賣自己理論、炒作自己聲音的企圖。于是，總觀對底層文學的命名，其中所謂“國民性”、“人民性”、“左翼性”或“新國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是最常見的，這種“國民性”、“人民性”、“左翼性”的命名，抑或在其前綴加以“新”字以示區別，筆者認為，其命名的方式是基于這樣一種事實，他們都是通過重返歷史語境去“挖掘”底層文學的存在依據與價值立場，是缺乏對“底層文學”當下性的特征概括和概念建構的，其中表現出來的歷史觀缺失，恰好證明了當前文學批評主體性精神存在的迷失。#p#分頁標題#e# 在“底層文學”的具體討論中，有批評家指出，應該把批評主體性的身份“放低”才能平等地實現與“底層”的對話———但隨之這種說法就遭到了否定，如對張韌認為可以用“視點下移”的方法來考察“新寫實”向“底層文學”轉向的提法，被批評為是“暴露”了批評家潛在的優越心態;對于張清華在評論一些“打工者詩歌”時的言論，“莫言的說法(即“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潛臺詞是要知識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優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樣的處境、心態、情感方式，等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們并且傾聽他們的心聲”⑥，其中“接近”、“他們”、“降解”等詞組的運用，也被人指責為是知識分子對底層根深蒂固的距離感、疏遠情懷、他者意識和階級定位。他們提出，這些詞語無非是說作家的身份地位遠在底層之上，因此需要“降解自己的高度來接近他們”⑦。但筆者認為，批評家對批評對象的認知和闡釋到不到位其根本不取決于批評家是什么身份的問題，文學闡釋的過程也并非只是主體性一種封閉且只關乎個人感觀的活動。文學闡釋是一個交互對話的過程，即既要有主體性元素的參與，又需要客觀對象的互動，這種普遍的可傳達性也即是康德提出的“共同感受力”(又稱“共通感”)。因此，如果僅僅認為“視點下移”、“身段下降”就能夠更好更充分地理解和認識“底層文學”，那也許是批評家們一廂情愿的事情。 文學“主體”具有雙重的內涵，既包括批評主體，又包括了對象主體。作為對象主體的“底層”，其概念來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在此“底層”是指那些從屬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群體，是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定義，具有一種相對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因這一特征使“底層”的定義和邊界在現實中很難確定，以至于基層公務員也認為自己從屬于“底層”。這樣就引出了兩個問題，即劃分“底層”的界限在哪里，它與革命階級論和“左冀”文學的話語資源到底有沒有關聯?對此，有人認為要通過“重新審視‘左冀文學’傳統，總結經驗教訓，以為‘底層寫作’能健康、長遠的發展提供借鑒。如果我們不能充分正視‘左翼文學’的傳統，那么‘底層寫作’也將行之不遠”⑧。類似觀點也存在于錢理群、曠新年、韓毓海、孟繁華等人的作品中。倘若說，這種姿態反映出一些批評家試圖重新確認20世紀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的“中國經驗”，那么其結論顯然是比較草率和魯莽的。筆者認為，底層文學的出路其根本不在于能不能“珍惜”、“正視”左冀文學的問題，而在于有沒有立足于文學的當下性去審視這種文學現象的時代特征，因為它自身的時代性決定了它必須超越左冀文學的傳統視角。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當代各種文學思潮的出現都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這不能成為可以直接拿一個思潮的命名來替代另一思潮的理由。而對于底層文學，其獨特的品質應該歸附于其自身當下的人文關懷和現實主義品格上，如果無視這一點，隨意混淆和擴大“底層文學”的內涵與外延，就等于取消了其作為一種新文學思潮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底層文學”作為源于我們對時代對現實最為切身、最為敏感的文學形式，它正是通過反映中國堅硬社會現實，批判當前不合理權力體制而獲得其獨特的美學原則和歷史價值的。這一價值絕非傳統語境中“人民性”、“國民性”、“新國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等所能涵括的。 三批評精神的重構 從反思新世紀“底層文學”的闡釋現場出發，再經由對其批評主體與批評對象問題的審視，我們發現，這些問題作為同歸屬于一個批評現象的不同表征，其內部存在著種種的牽連。這些牽連我們把它歸結為是當下批評環境和批評精神的“異化”問題。對此，參照吳義勤先生對文學精神的要求，即“要以嚴肅的科學態度，赤誠的事業心，執著的生命意志，敢說真話的勇氣，潛心以求，奮力探索”⑨。筆者認為，只有通過弘揚批判精神、堅持審美原則、強調實證態度等方式去抵抗闡釋張力下的話語歧途，并出離當前的復雜語境去實現“底層文學”其內在張力的平衡: 第一，堅持審美原則。對于底層文學的藝術水準和審美問題，洪治綱認為它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很多作家寫到‘男底層’便是殺人放火、暴力仇富，寫到‘女底層’常常是賣身求榮、任人耍弄，不僅人物命運模式化，故事情節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見溫暖，不見尊嚴，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絕望，鮮有十分豐饒的精神質感。”⑩這種說法雖然過于極端，但也形象地揭示出底層文學中存在嚴重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問題。然而，有人據此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吳義勤表示:“對于底層文學而言，真正有價值的是那種源自切身生命體驗與精神沖動的原生態、自然、粗獷、野性的文學性，這對于長期以來那種被各種文學觀念、文學教條、政治與道德說教反復修飾、污染過的文學性而言，無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瑏?瑡在此，批評者作了一個巧妙的概念轉換，他把底層文學“藝術水平不高”等同于原生態、自然、粗獷、野性，把文學的藝術性與文學性都說成是“道德說教的污染”，這種“嫁接”顯然有悖于文學批評的審美常識。文學之為文學，總有一個基本的審美標準。如若不然，那么詩歌最好還是停留在“喲嗬、喲嗬、喲嗬”的號子為好，因為它最原始、最自然。因此，對底層文學的評判必須遵循文學藝術的審美原則，在出離批評者先驗的道德認同和同情心理的同時，去提升“底層文學”的審美品格和藝術氣質，以避免其最終導向歷史的淪落。 第二，強調實證態度。“實證”之于我們，不僅在于它提倡的觀察、實踐、材料論證以及邏輯分析等方法對人文學科有著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它可以提供給研究以科學性、公正性的維護，而最終避免討論陷入混亂的無邊際狀態。近幾年來，在圍繞底層文學的爭論中就存在著概念凌亂、理論林立、討論無邊、話語泛化等現象，致使“底層”這一命題由當初的“自發自覺”轉為人為的“跟風”炒作，充滿了投機取巧的氣息。針對這一現狀，可以借鑒艾金伯勒在《比較不是理由》中提到三結合的方法，他指出研究要“歷史方法與批評精神結合起來”，“案卷研究與文本闡釋結合起來”，“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最終“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瑏瑢?這非常適合于當前“底層文學”批評路徑的選取，因為三個“結合”揭示了文學研究中實證批評與審美批評存在著缺一不可的關系，從而體現出實證中有批評，批評中含實證。也只有如此，才能盡可能避免集體喧嘩對“個人聲音”的遮蔽，“圈子化”批評和“跟風式”炒作的惡習。#p#分頁標題#e# 第三，弘揚批判精神。“底層文學”正是基于其批判現實和關注底層的風格而獲得其學理認定的，有人為此指出:“底層文學的真正價值，正在于它試圖召喚和激活一種被宣布已經失效的現實主義和左翼美學傳統，在于它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消費主義格格不入的異質性和批判性;而一旦這種異質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編，它的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瑏瑣?但站在這一“元批判”之后的批判卻相對地表現出批判精神的欠缺。這表現在:一些批評者陷入了某種迷惘性同情的誤區，缺乏了對其創作必要的價值定位和獨特有效的理性思考;一些批評家為了迎合某種意識形態的口味而刻意地尋求虛假理論的支援;還有一些在利益驅動的面前變“文學批評”為文學表揚，等等。面對這些狀況，批評家只有以邊緣者的姿態介入現實，以自身對文學語境變化的敏感為基礎，才能克服意識形態對個體批評的干擾，去尋求當代文學批評所應具備的價值向度和批評高度。 綜觀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批評話語的走向，始終存在著要么積極肯定，要么消極否定的兩個基本態度，并表現出諸多理論的糾纏和話語交錯的繁衍局面。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筆者對底層文學批評中存在問題的檢視，其目的并不在于對“底層文學”批評的全盤否定。恰恰相反，這種探究的出發點在于維護和推動“底層文學”及其論爭的再深入和再發展。于是，當我們走在當下復雜的歷史語境下，面對“底層”話語的混亂和主體精神的迷失，我們已無法逾越，或不得不去審視這些在“底層文學”及其論爭中所積聚起的種種“斷裂”和“異化”，從而在更為真實的話語中，通過弘揚批判精神、堅持審美原則、強調實證態度等途徑，在出離其不斷“命名”和對整個“文學”理論討論無邊的基礎上，去推動這一文學現象及其批評的不斷深入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