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底層文學思潮的興起，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底層文學”的新與舊 1“、底層寫作”的歷史進程 一說到“底層”，浮現在人們腦海的就是那些掙扎在城市最底層、生活拮據的市井小民，或是風餐露宿、操著各地口音叫賣的流動小商販，再或是漂泊不定、靠出賣體力艱難為生的農民工等等。在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底層人”以及“底層事“的描寫，比比皆是。創作者不僅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生存狀況，更是體現出了對“底層”的人文關懷。從古到今，以“底層”為主角的文學創作也是成果頗豐。最早的《詩經》就有不少關于描寫農民艱苦生活的篇章；“詩圣”杜甫，更有“三吏”“、三別”傳世；魯迅的《一件小事》敘述了一個黃包車夫的“小事”；夏衍的代表作《包身工》中所記錄的受到壓迫剝削的勞工;老舍的在中篇小說《月牙兒》中，描寫了生活所迫成為暗娼的女孩月牙兒......在新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市場經濟的繁榮、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的格局逐漸形成，在這樣的社會轉型期，關于描寫處于“交叉地帶”的新時期農民以及進城務工、城市下崗失業者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賈平凹的《高興》、《金狗》，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也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這些作品，在廣義上也可視為新時期“底層”文學創作的代表。無論是古代詩詞里的流離失所的百姓，20世紀20、30年代新舊變革時期的勞苦大眾，還是新時期小說中處于交叉點的“轉型農民”，不同時代背景下，孕育著不同的文學流派產生，但對于“底層”的關注，卻仍然是創作者們樂此不疲的追求。因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底層文學”并非是新時期、甚至新世紀才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類型，而是古已有之的。從這一層面上說,“底層文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多樣的文化發展進程。 2、新時期“底層”的出現 以上所提到的文學作品中，包含有農民、車夫、包身工、妓女、農民工等等各色人物形象，我們都將其囊括在了“底層”這個范疇內。雖然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這些人物形象很早就有涉及，但“底層”一詞的使用，卻仍是一個新的發展。構成“底層”詞義的“源”在“階層”。階層，在詞典中有兩種解釋:1指在同一個階級中因社會經濟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層次，如農民階級分成貧農、中農等；2指由不同階級出身，因某種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會集團，如腦力勞動為主的知識分子。[1]查特吉在《關注底層》中提出：“一九八二年，一組研究現代南亞的歷史學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總題《底層研究》發表?，F在所熟知的‘底層史觀’即來源于此。”[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它由十個社會階層和五種社會地位等級組成，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劃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底層文學”中，“階層”的定義應該以第二種解釋更為恰當，即：由不同階級出身，因某種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會集團。在孫立平的《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中，也明確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弱勢群體開始在我們的社會中形成，他們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貧困的農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城市中以下崗工人為主體的貧困階層”。[3]從上述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底層”是新時期才出現的名詞，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進程而產生的新的社會群體。因而“，底層文學”又可以看作是一種新時期特有的，具有極強時代感、現代性的文學類型，它是新時期興起的文學。甚至僅僅通過作品創作的數量和質量，我們也能夠直觀地了解到“底層文學”的興起之勢。 二、新世紀文壇的“生力軍” 1、視角下移 底層敘事，是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文學敘事的形式對底層生活進行關注的一種文學創作現象。孟繁華將其稱為“關注底層生活的文學潮流”，它是新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一個熱點，又稱底層寫作。在新世紀的文壇，底層敘事儼然成為了一顆“文學新星”，有學者認為文學從新現實主義到新寫實，是文學視角的一次下移，而從新寫實再到新世紀的底層敘事，被看作是文學視角的再次下移。而“底層敘事”作為文學視角第二次下移，產生于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見成效之際。在思想方面，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出現了“轉型”：在90年代以前，人們更多的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事業，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強調的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了理想主義。而90年代以來，人們的價值觀念由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大我”轉變為關注社會“小我”的生存狀況。一系列針對底層問題提出和實施的政策，正是國家和社會視角下移、重心調整的有力表現。作為緊貼社會和政治的文化生活，自然也及時、極力地將底層作為新時期、新世紀熱點，創作出不少優秀作品。從90年代電視劇《外來妹》的播出開始，引起社會轟動，關于底層生活也有了更深了解，到后來《民工》、《春草》等劇在央視的熱播，持續成為焦點。近年來春晚節目，總少不了關于農民、農民工題材的小品、歌舞，尤其是2011年一首《春天里》更是唱出了廣大底層人民的心聲。在文學作品中，“底層敘事”更是表現出新興力量的強大勁頭。出現了一大批專業知識分子作家，專門創作底層文學作品：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孫惠芬的“歇馬山莊”，以描寫下崗工人為主的曹征路、敘述農民工生活的羅偉章等等。還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曾經或是正在從事著最骯臟、最艱苦的工作。“底層敘事”鮮明地以底層為寫作對象，一方面是對其現實悲慘境遇的揭示，另一方面又是對社會丑陋的批判，同時，與第一次文學視角的下移相比，更蘊含著創作者的人道主義和強烈責任感，使其作品賦有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p#分頁標題#e# 2、崛起之勢 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作家人數劇增，作品繁多，形式多樣，社會影響力也在逐漸擴大，儼然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壇的一支強勁生力軍，形成新興之勢。這里所講的“新興”，不僅僅是在文學創作的內容上面有了新的突破，更多的是與以往的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相比較，作為新事物———底層文學，所呈現出的強大生命力以及繁盛氣象。 （1）創作群體龐大 “底層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缺失話語權。這表現為沒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不能進入社會的文化公共空間，表述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參與不了社會話語的競逐，沒有發聲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4]而到了90年代的轉型時期，“底層文學”的創作群體明顯擴大，不僅僅是原本的知識分子創作群體，還出現了一批底層創作者。他們為自己敘事、為自己抒發情感、表達思想。這些創作者來自民間，從事著底層最普通的工作，因為來源底層生活，才使得他們的創作更真實地表達出真正底層的聲音。他們是最能代表底層勞動者行使話語權的人，也正是他們的親身經歷，他們自身的身份認同感，才能夠觀察和發掘出底層勞動者內心最細微、最深層的感受。同時，也因他們的雙重身份，使他們成為社會與底層相互了解、深度接觸的橋梁，使得他們的創作一經推出，便能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段乃嚑庿Q》2005年第三期開辟“關于新世紀文學•在生存中寫作專輯”，推介了“打工文學”、“打工詩人”。[5]2007年的文壇，出現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名字———鄭小瓊。“一個低學歷的寫作者、流水線工人、打工詩人”就是她從前的全部簡歷。她是這個時代千千萬萬底層勞動者的真實典型。然而，她又是一位極具實力的文學創作者，是詩人作家。她有多篇詩歌散文發表于《詩刊》《山花》等報刊，作品多次入選年度最佳選本，獲得“利群•人民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等多項大獎，與韓寒、春樹等一同入選“中國80后作家實力榜”。不同于其他專業作家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底層”的方式進行創作，鄭小瓊的詩歌、散文創作多源于她在南方打工的親身經歷，在底層生活中，她體會著底層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身份缺失的內心困惑和焦慮、精神上沒有歸屬感的漂泊。所以，她的作品更多的是“深入底層”，既是深入到這樣的群體中，又是深入到他們的靈魂深處。 （2）作品多樣化 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底層敘事”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既表現在敘事對象的類型全面，又在于文學形式的多種多樣。底層文學以底層勞動者為敘事對象，而這個階層又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一個較為龐雜的群體。他們掙扎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工廠、建筑工地、車站、街頭、鄉間小路；他們奔波于全國各地；他們內心懷揣著不同的生存難題。因此“，底層敘事”在內容上表現得更為豐富多樣。根據他們的敘事對象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把底層文學眾多作品分為三種類型：貧困落后的農民；城市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這樣的劃分，也正好與社會學、政治學上對“底層”的范疇定義相一致。第一類：貧困落后農民形象。 農民、農村題材，往往是眾多作家學者善于、樂于提筆的敘事對象。也是由于中國幾千年傳統的以農耕為本的文化而形成的意識形態所致。對于農民，有很多人、很多事值得讀和寫。無論是魯迅筆下對阿Q、祥林嫂之類的落后不覺悟農民的批判，還是趙樹理眼中小二黑、小芹這種積極向上的、賦予新思想的青年農民的支持和贊揚，甚至新時期作品里創造出的陳煥生、金狗、高加林等等經典形象。不同時代對農民形象的把握不同，但創作者對農村、農民敘事的“鐘情”一如既往，毫無減弱。面對轉型時期的城鄉二元對立，處于交叉地帶的農民形象更具有時代性、現代性的社會意義。一部分仍舊固守鄉村，過著貧苦的自耕自作的小農生活，如上述羅偉章的小說《馬嘶嶺血案》中，對九財叔艱苦農村生活的敘述。微薄的家庭收入、沒錢看病就醫、沒錢供孩子讀書，只能是代代延續地栓在貧瘠的土地上“難出頭”。第二類:農民工。另一部分卻逐漸分離出去，離開原來固守的土地。他們或因生活所迫，希望擺脫貧窮，或被絢爛都市吸引，夢想改變農民宿命。他們結伴進入城市，由“農”轉為“工”。而這些人如今已經成為了很大一部分群體———農民工。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學名：進城務工者/別名：三無人員/曾用名:盲流/尊稱:城市建設者/昵稱:農民兄弟/俗稱:鄉巴佬/綽號:游民/爺名:無產階級同盟軍/父名: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臨時戶口名：社會不穩定因素/永久憲法名:公民/家庭封號:主人/時髦稱號：弱勢群體———《打工的名字》[6]。《打工者的名字》，這是一首很特別的小詩，將進城農民工的身份以獨特的形式、幽默的風格全面概括。初看，僅是在詩歌的形式上吸引讀者，但細讀下來，卻在其中蘊含著一絲悲涼、一陣悸動。這正是這些城市邊緣人的內心困惑。他們進入城市、生活在城市，卻無法融入城市。是城市的建設者、主人，但又成了游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種身份的交織，讓他們產生身份認同的迷惑，在城市與鄉村的夾縫中求生存。 底層文學作品中，關于農民工文學的作品是占大部分的。“據統計，徐德明從2000年到2005年的11種文學刊物中，找到224篇（部）小說描述鄉下人進城的故事。”[7]這種題材作品在新世紀的繁盛，既有其不斷提高的社會、政治關注度有關，又與創作者龐大隊伍努力相關，還在于這些作品本身反映出的具有現實性、社會性的深層意義。在羅偉章的小說《變臉》中，通過一個特殊小人物，包工頭陳太學的“變臉”過程，揭示出當前現實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詬病：拖欠農民工工資、官商勾結、官場腐敗等等。陳太學本來是一個心軟、善良的小包工頭，為了從張經理的手里攬到工程，不得不低三下四，陪吃陪喝、賠錢賠笑臉。他雖然只是一個帶領15個農民工的小包工頭，卻從來不拖欠工資，對農民工的請求有求必應，從不為難他們。在他看來，他曾經也和他們一樣，每天在工地上風吹雨淋掙得一點血汗錢，所以絕不能夠壓榨他們的工錢。陳太學在張經理的面前卑躬屈膝，只為多掙些錢供兒子讀書考大學，但兒子不是讀書的料，竟然在第5次參加高考前離家出走，去南方打工了。這使得陳太學變了初衷：“錢畢竟是可愛的,錢不僅可以用來過日子,有時候還能療治心靈的傷痛,慢慢地,陳太學流血的心口結了痂,只專心致志地謀劃從掙錢上獲得自己的拯救。”#p#分頁標題#e# 這部小說運用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敘事,不同于其他反映農民工生活的小說,這部小說是以一個包工頭為主角,通過他與農民工之間關系的轉變,從外部描寫農民工生存艱難；又通過他與掌有實權的張經理之間相互勾結利用，從內部暴露出作為底層小人物生存的無奈和卑微。正是這樣一個包工頭的形象，他連接社會的上下層，使小說成為現實社會的縮影。第三類：城市下崗失業者。同樣作為底層勞動者，城市里的下崗失業者，文學作品中對這類形象的敘事，又與農民、打工者有著不同的角度。在地域和身份上，他們是生活在城市的城里人，而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領域，他們卻又被城市排斥，成為城市的邊緣人。在劉繼明的小說《我們夫妻之間》就以主人公賈大春和他的妻子李淑英“一次性下崗”以后的艱苦生活為題材，敘述了他們下崗以后從到處找工作碰壁，到開摩托車拉生意被扣，再到最后為了給兒子上學湊夠學費，老婆去當“野雞”的一步步墮落的過程，揭示了下崗工人面對社會、生活，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困惑和無奈，以及現實社會對待下崗工人的冷酷和不公。反思了普通人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下被迫走向墮落的無奈和悲涼。 三、思潮與論爭 新世紀的文壇，以底層文學最具活力。除了以上所述的作家及作品種類的繁多，還表現在新世紀文壇上，文化學者們關于底層的理論研究與學術論爭。“關于底層文學的爭論，是關于‘人文精神討論’之后十幾年里唯一進入公共論域的文學論爭，意義重大。”[8]底層在國內的論爭，大多認為是開始于《天涯》在2004年開辟的專欄《底層與底層的表述》。專欄發表了蔡翔的記敘性散文《底層》和劉旭的論文《底層能否擺脫被表述的命運》，接著在2004年第3期，2004年第6期，2005年第1期及2005年第5期刊登對話和論文深入了這個話題的研討。2007年9月，李云雷在《“底層文學”在新世紀的崛起———在烏有之鄉的演講》中，主要談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什么是底層文學，第二個是底層文學作品到底怎么樣，第三就是我們為什么要提倡底層文學。隨著底層寫作在新世紀文壇的極速壯大，關于底層敘事的研究、討論也形成百家爭鳴之勢。還有一些學者在其深層的倫理道德傾向的把握上，有著自己的思考。有人認為“根植于改革開放土壤中，脫胎于社會轉型時期底層民眾生活的底層文學充滿了現實關懷，思考著時代變革給底層民眾帶來的暫時困難，天然地帶有時代的悲劇精神。”[9] 不同于一些學者高度贊揚底層的熱情，也有學者對于當前的底層敘事持有冷峻、嚴肅的態度。“我們在欽佩這些作家于時尚化潮流中把目光投向底層、投向弱勢群體的膽識和勇氣的同時，也無不遺憾地發現，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底層生活經驗的認識與表達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區，制約了當前底層文學書寫的健康發展。”關于“底層敘事≠苦難敘事”、“底層敘事與暴力敘事”觀念的爭論，也在成為眾多學者探討的焦點。 2011年在第3期的《上海文學》發起了關于“純文學”概念的討論，重新強調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不同于80年代所提倡的文學以中上層社會為描述對象，要遠離政治、社會，轉而走向個體內心、外在形式的“純粹”，以一種先鋒性、現代主義的方式表現，是“為藝術而藝術”；底層文學更多的是以現實生活為藍本，以同情、批判、反思為目標，是“為現實而藝術”。因而，底層文學與純文學不同。但底層文學又同樣帶有一種先鋒性，這不同于純文學里的先鋒性概念，而是底層文學內在帶有的探索性，它不同于現實主義的寫實，而是側重于寫實與藝術并得。底層文學繼承了20年代左翼文學的重要精神，與左翼文學有著密切的繼承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說，底層寫作是‘左翼文學’傳統失敗的產物，但同時也是其復蘇的跡象”。[10]更有學者將底層文學直接視作“新左翼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不僅體現于曹征路這里，還很突出地體現在更多的包括‘底層寫作’在內的其他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并已經形成了一股相當強大的文學思潮。”[11] 底層文學能否稱之為新的文學思潮還有待探討，底層文學在理論和創作上，還需要繼續探索和論爭，但底層文學在新世紀文壇的發展，已經占據重要席位，成為新世紀引領文壇的潮流趨勢也必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