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底層寫作的現實主義與苦難美，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為一個普遍性的現象，“底層寫作”是近十年來勃興的概念，它在國內形成一股極具沖擊力的潮流，迅速占領了文學書刊的大片陣地，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如今，關于“底層寫作”的研究甚囂塵上，不管是肯定也好還是質疑也好，值得慶幸的是，它還沒有被習慣性地冠以某種“主義”而另標奇異，而是被納入到了“現實主義”范疇之中?，F實主義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提倡客觀、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側重如實地描摹或反映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描寫”，力求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F實主義文學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文學樣式，不僅貫穿于中國整個文學發展歷史的長河，也是世紀之交當下文學的主潮。進入新世紀以來凸現的“底層寫作”可以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一種深化和發展形式來理解，是一種新的文學現象或思潮。 一、“底層寫作”的產生機緣和現狀 對“底層”的審視性關注是古今中外現實主義文學共有的傳統，是最具表現力和感染力的所在。論者認為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傳統的革命現實主義得到恢復與發展，主要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等思潮。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中至末期，中國現代主義崛起，現實主義受到嚴峻挑戰，原來的現實主義文學陣營發生了分化，有的作家堅定地“守望”在現實主義的陣地上，有的則打出新的旗號，去進行文學的實驗與探索，更多的是從西方與東方的文學遺產和文學新成果中廣泛吸取營養，從而煥發出新的藝術創造力，于是有了心理現實主義、紀實現實主義、象征現實主義、文化現實主義、生命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等各種主義。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由于市場經濟的推進，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了及時地反映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與適應讀者日益多樣的審美需求，便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新品種，如新市民小說、新都市小說、新移民小說、新歷史小說、新聞小說、文化關懷小說、新體驗小說、新儒林小說，等等。［1］6－7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政治環境相對自由寬松，得到鼓勵支持的文學與文化事業急劇繁榮以至膨脹泛濫，社會結構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為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加大而造成的經濟階層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出來。特別是在我國極力推動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和由于經濟因素促動而愈演愈烈的城市化進程的雙重背景下，長期被壓抑的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終于爆發、釋放并且通過各種形式得到傳達，相信文學的功利作用、具有社會擔當意識的作家有責任也有幸記錄下這個時代的真實表情，或者去探尋潛流涌動的社會真相，或者代民立言，或者表達自己對廣大社會底層的同情與關懷。也就是說，“底層寫作”的生長土壤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是對充滿復雜矛盾的生活、生存乃至人的存在的一種必然反映。這里論及的“底層寫作”不僅有所特指，追究起來，還直接承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寫實”小說以及90年代文學發展的余續。比如池莉、劉恒和賈平凹的一些作品(《煩惱人生》、《伏羲伏羲》、《廢都》等)，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常事上面，力圖精確地描寫他們的“生存之實”，關照的對象主要是處于底層和邊緣的普通人。［2］171 實際上，這種對“底層”的關照和敘述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不過它們都沒有“底層寫作”那么貼近和切進現實，講述的故事沒有那么逼真殘酷，對造成不良社會現象的原因的揭露沒有那么露骨徹底。直到2002年前后“底層寫作”作為一種現象開始顯現(劉慶邦《神木》可視為發端性作品)，隨后特別是2004年、2005年涌現出了大量的“底層小說”和“底層作家”，漸漸形成氣候并引起文學界的熱烈討論，至今已經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潮。當時，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兒》、《霓虹》，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太平狗》，王祥夫的《找啊找》、《街頭》，劉慶邦的《神木》、《到城里去》、《穿堂風》、《啞炮》，等等。他們在國內主流刊物上發表作品，多為中短篇小說，還有一些近年來單獨出版的長篇小說，比如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賈平凹的《秦腔》、《高興》等，同時還有一大批非專業的網絡寫作者，以及處于邊緣地帶逐漸浮出水面的“潛在寫作”者，比如寄居深圳的所謂“打工作家”。網絡也是“底層寫作”的一個重要陣地。一些具有傳統色彩的重要作家，比如寫出《你在高原》的張煒，他們的底層敘事或者民間性表達也甚為惹人注目。這些作家把目光直射到社會的最底層，關注的對象多為普通工人、從農村漂到城市的民工群體、無業者，通過細致描繪底層人物經歷的苦難，通過對他們與掌握社會財富、富有優越感但缺乏同情心的上層人或者城里人的對比敘述，或者直接通過底層人物的口吻，宣泄對不公平社會和一些黑暗現象的強烈不滿，具有深刻的控訴和批判意味，并達到了對人之生命終極叩問的高度。 二、“底層寫作”的現實主義精神 之所以把“底層寫作”納入到“現實主義”中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真實地反映了當下現實，對社會轉型期暴露出來的城鄉發展差距進行揭示。“底層寫作”首先向我們展示了一些不為人們所知或者被人們有意忽略、回避的特殊人群的真實生活，開辟了當今小說新的表現領域。比如《霓虹》中，通過倪紅梅死后留下的日記，詳細敘述了一個下崗女工為了生活被迫墮落從事妓女職業的悲慘人生經歷;《太平狗》寫陳大種和一條名叫“太平”的狗進城打工的遭遇;知識分子身份的著名作家賈平凹似乎更加親近“賤民”，依靠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敏銳觀察創作了長篇小說《高興》，是進城拾荒者的真實寫照，是反映底層生活的典型文本;另外還有直接以打工者身份躋身文壇的“打工文學”作家，關注的對象起初也是打工族。比如曾經在深圳打工的王十月(代表作《無碑》、《國家訂單》)、安子(代表作《青春驛站》、《安子的天空》)、謝湘南(代表詩集《零點的搬運工》)等。#p#分頁標題#e# “底層寫作”往往講述或駭人聽聞或離奇怪誕或慘不忍睹的故事，擁有許多看點，但并非胡編亂造，不是為了創作而創作，這些作家往往都有一定的底層生活經驗，能夠比較真實地對自己所關照的對象進行設身處地、刻骨銘心的書寫。“圍繞進城農民工的一系列問題是中國城市化中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穩定、健康地發展。”［3］205作家們身體力行，感同身受，用自己的筆對這一復雜現象進行了真情表達。孫惠芬說自己曾經就是民工。賈平凹在成名以前也是一個為生活所迫四處奔波的打工仔，《高興》的創作直接受到同村玩伴和同學“劉高興”的觸動。為“底層寫作”提供素材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報紙、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關于底層人民悲慘生活的報道充斥著這些或責任在肩或以獵奇為目的的新聞媒體，比如農民工討要工資，城市拆遷，城管打人，孫志剛事件，佘祥林案，山西黑煤窯事件，小悅悅事件，等等，許多殘酷得令人發指的事情就發生在人們的身邊。有些可能已經見怪不怪，但作家們對這些偶然突發或非偶然爆發的事件不能無動于衷。新聞是古今中外許多作家的創作靈感酵母(如福樓拜之創作《包法利夫人》)，通過對重大事件的生發而誕生的優秀作品不可勝數，對社會生活傾盡關注的“底層寫作”作家們也于此汲取了豐富的創作資源。一些作品中也確實涉及了類似“黑煤窯”這樣肆意踐踏民工生命的描寫，如《找啊找》、《高興》等?！短焦贰返慕Y尾則這樣寫道:“生活還在繼續，因為日子還在延續。丫鵲坳和神農架的人都在談論著這條叫太平的狗，這條神奇的神農架趕山狗。這件事刊登在二〇〇?年十月的報上。報道說:狗的主人程大種(化名)音訊全無，狗卻千里迢迢回家了。”到底是作者在小說中杜撰了一條報道，還是小說根據現實中就有的報道而進行的藝術創作，兩者之間不可能沒有必然聯系。真實就是力量。“真實性是底層寫作的第一法寶，關注現實的廣度、反映矛盾的深度是它最顯著的優勢:作品雖以底層為主要的描寫對象，卻涉及政治、歷史、倫理等諸多領域。”［4］ “底層寫作”寫出了底層人們艱難的生存狀態，具有催人淚下的感染力和振聾發聵的震撼力。通過對底層“非人”生活的描畫刻寫，達到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深度，同時也具有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某些特質。通讀這些滲透著血和淚的沉甸甸的作品，讓人不能不想起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許地山的《春桃》等小說，前者寫一個典妻的遭遇，后者寫一個拾荒女人的生活，毫無遮掩地無情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不公和黑暗。 “底層寫作”傳達的意旨也有幾許相同之處，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會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對上層社會的不滿，指斥造物主的不公，活著的人還不如一條狗的現實令人慨嘆。小說《街頭》中一個靠修自行車茍活的啞巴被有錯在先的寶馬男女勒索痛毆;《找啊找》中王淑民的丈夫顧小波在煤礦事故中被砸死，礦長不僅不告知其家人，還買通顧小波的同村族人像條狗一樣將其草草掩埋;《霓虹》中的倪紅梅為了全家人的生存而出賣肉體，最終不堪生活和情感壓力，面對歹徒的逼迫坦然受死，這些來自上等階層甚至全社會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直接導致底層人的墮落、精神崩潰和死亡。其中最為優秀的作品《太平狗》中，陳大種和狗的遭遇幾乎是相同的，狗的城市生活經歷似乎更加不可思議震撼人心:主人為了找到工作試圖擺脫這條狗，對狗進行了屢次致命的打擊和無情的拋棄、出賣，忠誠于主人的狗為了尋找主人卻歷盡千辛萬苦，擊退了同類的圍攻，躲過了屠夫的屠刀，忍受住了流浪過程中的重重迫害，多次命懸一線，陳大種的生命在一家黑化工廠終結，而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不忘主人的狗不得不獨自返回家鄉。有一句俗語叫做“寧做太平狗，不當亂世人”，這篇小說其實就是對當世一些黑暗現象絕望的反抗和悲憤的譴責。 三、“底層寫作”呈現的苦難美學 當然，“底層小說”極少寫光明的東西，即使有也是農民工們自娛和自嘲的點綴，是憧憬和向往，最終也要破滅粉碎。因此有人說“底層小說”不是審美，而是審丑。還有人認為，有關底層苦難的書寫是一種應該反思的敘事陷阱，底層寫作中的這些“苦難焦慮癥”式的作品，總是帶領人們不斷地下墜，在苦難的現實中無奈、無助和絕望，底層平民在面對苦難和生死時應該保持執著、寬厚和無邊的堅韌，包括親情間以沫相濡的溫暖。［5］對此論調我們不敢茍同，底層寫作表現出來的文學審美特征正是一種“苦難美”。這種苦難是不可遮掩的客觀存在，我們不能因為它“黑暗”、刺眼而采取無視、漠視態度，況且它們只是揭開了生活中的一角，畢竟反映了社會中一些不和諧問題，只有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引起上層建筑的注意，才能為創建黨中央提出的和諧社會鋪平道路。劉慶邦有篇小說叫《到城里去》，對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來說，他們向往的城市已經成為一座座“圍城”，城市是天堂，也是地獄，為了走進去他們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些寄生在城市里的人生活境遇也截然不同，大都掙扎在被滅絕的邊緣，這時候他們曾經急于脫離的鄉村就成了一個美麗而溫暖的寄托，那里有著恒久的人性之美?？膳碌氖牵M一步加劇的城市化進程正在侵吞著農民的土地和美麗的鄉村，進而吞噬著被迫背井離鄉的人們。在“城鄉一體化”激進過程中，中國其實仍是一個“二元社會結構”，“現代城市文明與愚昧骯臟的窮鄉僻壤并存;受到良好教育的市民與大量文盲半文盲的農民并存”［6］7。值得重視的是，“底層小說”反映出的農民工的反抗意識已經非常明顯，令人感到驚悚和恐怖?！恶R嘶嶺血案》就是一篇反映農民工和城市人相互對抗進而引發殘殺的小說:地質勘探隊本來是要在當地尋找金礦，為了發展當地經濟而不辭辛勞地工作，他們中間也有農民出身的城市人，但是愚昧和利己的九財叔和小官兩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與勘探隊人員的接觸中，兩人發現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地位和貧富差別，為了消除這種差別，讓自己和家人過上好日子，或者說是為了報復，兩人喪心病狂地將勘探隊人員逐一殘忍砍殺，掠走財物。在這樁驚心動魄的血案中，到底誰是受害者，誰是施害者，令人掩卷深思。《街頭》中，被逼無奈的啞巴動手刺殺寶馬男女，我們應該譴責誰呢?小說中的小人物原本并非都那么兇殘和不仁，他們滿懷希望闖進城里，渴望得到尊重，起碼是一場公平的交易，即使不能也可以妥協，但是他們錯了，為城市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的他們面臨的始終是不信任和侮辱、損害?！陡吲d》中老板韋達是劉高興心目中的好人，但是他們之間的友誼多是因為對孟夷純有所需求，最后在保釋孟夷純和五富尸體火化問題上劉高興還是感覺到了韋達的自私。小說中不乏窮困潦倒的農民工之間互相寬慰、協助和團結共事的溫情，比如劉高興對五富的負責、對妓女孟夷純的經濟支援和愛戀，“剩樓”里拾荒人之間的融洽關系，另外就是劉高興對五富的錯誤行為屢次做出的批評、糾正和教誨，都說明他們良心未泯，他們與壓迫自己的人之間的報復和斗爭是因為基本的生存權利受到了威脅。農民工過著螻蟻般的生活，但他們不應該因此而受到鄙視和迫害。觸目驚心的是，“底層寫作”大膽地展示了殊途同歸的“死”。在這里，死不是一個哲學命題，這是在以死直諫，用死來表達對社會不公的強烈抗議。農民工活不起，只有死的權利，這正是底層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們的死讓社會上層人士的為富不仁原形畢露，讓他們的罪惡無處遁形。“信言不美”，底層小說的語言并不美，甚至有的還略顯粗糙，但是殘酷的故事本體就是最美最鮮活最生動最具有說明力的語言，堅硬地訴說著生命的無常和難以把握命運的無奈。由于種種原因，“底層寫作”還不能對底層民眾的苦難作痛徹淋漓的表達，但我們相信，現實比小說更殘酷。#p#分頁標題#e# 四、“底層寫作”對現實主義文學的貢獻 在表現手法和敘事模式上，“底層寫作”呈現出傳統和先鋒兼具的多樣性特點。從敘述視角方面看，“底層作家”多站在全知的高度，采用第三人稱，慢慢道來，把故事講完就結束任務。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也是如此，不過典型的現實主義文學表現的社會場面更加廣闊，也就是所謂的宏大敘事，而“底層寫作”由于多為中短篇小說，文體緊湊，節奏較快，一氣呵成，流暢可讀。為了增強現場感和真實性，還有一些作品直接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比如《馬嘶嶺血案》，文章開頭說“我就要死了，腦殼癟癟的，像一個從石頭縫里摳出來的紅薯”，用小官(“我”)被搶救后、被判死刑前的回憶展開敘述，這樣的技巧不僅容易牽引讀者，還可以更好地讓讀者了解敘述人復雜的內心世界。賈平凹的《高興》也采用了第一人稱，將“我”———劉高興的所感所想、日常生活交際以及目之所及的內容事無巨細地統統描述出來，如同一部自傳。另一篇小說《霓虹》采用了日記體，間隔插入警察的訊問筆錄，也帶有一定的自敘傳色彩?！墩野≌摇分信R盆的王淑民尋找丈夫是小說的主要線索，同時隱含著顧小波已經死去的陰影?！短焦贰分杏蓛蓷l敘述線索交叉進行，一是主人陳大種進城找工作，二是太平狗尋找主人，狗和主人的遭遇同樣讓人心驚膽寒、心有余悸。當然，這些敘述策略已經不算新鮮，這是“先鋒小說”作家們曾經慣用和賣弄的技巧，不過與“先鋒小說”不同的是，“底層寫作”基本上能夠清晰地把事情表述清楚，即使有一些小聰明也構不成閱讀障礙，他們寫得可謂有板有眼。盡管如此，“底層寫作”的震撼性和穿透力并沒有因此而削弱，相反因為它們的通俗可讀而增加了閱讀量和傳播率。同時，“底層寫作”主要反映底層基本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匹夫和白丁”的生活，本不需要過多的修飾和技巧性的東西，否則顯得矯揉造作和不真實。也許“底層寫作”并不是寫給底層平民看的，無法引起掙扎在苦難中的人們的共鳴，他們的目的是引起“療救者”的注意。作家們真正沉下去貼近生活的寫作姿態令人感佩，符合底層身份的樸實無華的語言具有無窮的感染力，這正是作家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底層寫作”不僅表現“真”，而且表現出強烈的對“人性”的關懷。“在對當下中國底層寫作的解讀和判斷中，我們既可以感知到作家們對現實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的主動關注和承擔，也可以體味到某種似曾相識的新文學傳統———如啟蒙吁求、現實關懷、左翼精神等內容的復蘇，縱向觀照，前后疏通，在20世紀初和21世紀初中國文學將近百年的變化發展歷史之中，也同樣是在跨越世紀的交合點上，我們卻能夠發現中國文學在不同時段的不同表現中所內含的一種奇妙的呼應或循環。”［7］“人的文學”是五四時期提出來的口號，其本質就是以人為本，充滿人道主義精神。 “底層寫作”首次把目光集中轉向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在典型環境中描寫特殊人物，為新世紀文學塑造了大量的底層人物形象。作家們對底層生活的真情訪問和熱切關注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文學內部的巨變是作家自我反思的結果。在新世紀文學駛向何處的疑問中，在雜亂紛呈的文學格局狀態下，“底層寫作”似乎是一條出路。底層作家們自愿沉下去，強行介入現實生活，凸顯出很強的社會批判力量，與描寫知識分子和上層人物的文學作品并列成為兩股潮流，在當代文學史中占有獨特的地位。 同時，“底層寫作”也是對當今文壇備受詬病的“純文學”的全面沖擊和圍剿?？梢园l現，一些“新寫實”作家已經加入到“底層寫作”隊伍中來，他們大都是專業的作家，比如方方(《萬箭穿心》)、劉震云(《我叫劉躍進》)、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張煒(《你在高原》)等。盡管我們還不能把所有的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和作家悉數納入到“底層寫作”中去，但是“底層寫作”開創的“向下看”的寫作樣式已經掀起了軒然大波，將來在一段時期內會繼續流行，并主導現階段文學的發展，或者也會從其中發生某種變異產生新的文學樣式，但是其現實主義精神不會改變。 “底層寫作”是對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豐富和深化，也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之后的又一次全面徹底的“回歸”。“底層寫作”的崛起使我國現實主義的內涵和分量更加厚重，也許從它開始，我國的現實主義才真正開始與國外的現實主義相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