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醫方法論的實踐性，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現代主義即代表現代主體中心理性，誕生于歐洲啟蒙運動之后，而后現代主義便是針對科學理性中心主義哲學而言的，它對主體中心理性以及全部啟蒙方案進行質疑。后現代主義不僅對現代哲學以及科學理性進行猛烈的質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其多元方法論對唯科學理性一元方法論的徹底動搖，這為東方一方水土養育下的中醫復興開辟了可行道路。 一、從尼采到費耶阿本德:后現代主義多元視角的誕生 (一)尼采和費耶阿本德:后現代主義多元主義方法論的旗手 尼采與后現代主義者的觀點一樣，他們否認一個絕對終極故事的存在，否認所有真理的認識基礎只有一個，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人造的。他堅持整體化方案對于生命的延續和思考是必要的。尼采首先攻擊的是主體性。他認為傳統哲學對“主體性”的追求是無用的，根源在于沒有恒定不變的自我或主體，因為現代主義為了把握世界而虛構了自我或主體的概念，讓世界成為一種凝滯物和存在物，讓現代哲學陷入了虛無主義的無邊海洋。其次，當客觀科學采用主體性來思考時，尼采便開始攻擊客觀科學。他認為如果沒有將世界對象化的主體、客體兩分法，現代科學便不會存在，作為現代科學內核的單向因果觀也是一種虛構，對一元、二元對立的世界觀進行拆解。尼采通過對因果性———現代科學的核心進行消解和拆分，最后實現對唯科學真理的攻擊和顛覆。他提出“世界是生成的”這一具有后現代主義的哲學思想內核，也意味著“最終實體、最高本質和唯一原則”受到震撼，世界的真相不是靜止的、確定不變的，而是一種活動的、過程的，世界的本體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動態性。尼采即是反現代主義的勇敢斗士和后現代主義的策源地，也為中醫等非主流學科在現代唯科學理性的夾縫中開拓了一片生存天地。 費耶阿本德是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史上著名的哲學家，與庫恩、波普爾、拉卡托斯一起被譽為哲學界四巨頭。他在年輕受傷的長期求醫問藥中，親身實踐體驗到中醫的神奇療效，并由此推斷每一種醫學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這些都與費耶阿本德所提倡的在多元主義視角下各類科學和非科學平等、和諧共存的理念是一致的，主張實踐中的效果才是檢驗多元理論、多元醫學的標準。費耶阿本德認為一切方法論均有其局限性，故要求放棄方法一元論，而采用開放和發散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即不承認有永遠適用和普遍有效的真理和標準，也不排斥任何另類的方法和準繩。即使是科學理性主義者最不接受的一切觀念和方法，都是合理的，包括被認為是“非科學”的中醫學。他認為，總有些人為了滿足低下的本能、為了滿足自己理智上的安寧的欲望，而用清晰性、精確性、因果性和真理客觀性把人類世界弄得枯燥乏味，最后他們必然會明白只有一條原則可以在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加以維護，這就是“怎么都行”的后現代多元主義。 (二)后現代主義的內核及其對現代科學的反思:對科學理性中心主義的消解 整體有機世界觀和整體方法論是后現代主義的內核。后現代主義的整體有機論是整體論和有機論的結合，它認為一切事物均是“完整的整體”或“流動的整體”，將包容和展開的連續運動視為第一位要素，宇宙被看作成一個完整的、動態平衡的系統。后現代主義崇尚整體法研究客觀世界，但并不排斥還原分析，雖然科學史上分析法功不可沒，但畢竟運用有限，因此后現代的整體方法論既包容又超越了科學理性分析的方法，既保留具有鮮明成果的分析觀又把自然的自發運動性和整體性囊括其中。 現代科學所呈現的輝煌讓人認為它是萬能的，科學憑借其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福祉而獲得越來越大的權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許多科學哲學流派的思想者都為科學的合理性進行辯護，但也就在以科學理性主義中心化擴展之時，費耶阿本德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認為科學本質上沒有至高無上的專權，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毫無瑕疵的，其他非主流學說也具有資格和生存地位，“因為任何理論在一定領域里解決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比較一個理論是否比另一個更有用，它們都有各自的‘有用’和‘成功’的評判標準”。一切方法和理論都有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它們之間是互相交錯和補充而不可互相替代的，衡量真理的標準即實踐效果，這是他“怎么都行”思想的來源，這也是后現代對科學理性主義中心反思的重要結果。 后現代主義的思想內核對唯科學理性主義一元論的顛覆，以及費耶阿本德對科學理性的批判比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徹底?，F性主義由于把一致、唯一、正確、簡單作為其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排擠了其他方法論的存在空間。為了推動人類的進步，我們不應墨守成規于一種特定的標準和方法，有時采用與其完全相反的方法也很有必要，這就是反歸納原則。反歸納原則勸導我們“有必要探索和維護與得到充分肯定的真理或者正確的事實所不一致的理論和學說”［1，2］，所以各類學者應站在多元主義方法論的視角，而不應該把真理或知識推向一個無限接近理想神話的邊緣。這種對科學理性中心的反思運動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和推崇，比如自20世紀中期開始，中國對中醫學的重視就是人們認識到多向、多元理論體系建立必要性的結果。后現代主義尤其強調多元、多樣的豐富人類科學文化并存性，強調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等其他文化學科的聯系，反對使用還原論和純粹物理學原理的有色眼鏡來審視和批判別的學科類型和文化。后現代主義逐漸消解科學這個被認為是真理唯一化身的核心地位，從根基上動搖了了唯科學理性主義一元論存在的意義。 二、“明明白白的死與稀里糊涂的活”:后現代多元文化視角下的中醫方法論 現代生物醫學把疾病的許多機理闡述得非常精致，甚至已經向基因水平邁進，并注重以事實為評判的基本要求，這種對事物“求真”讓人們“明明白白”，完全符合現代科學精神?？上КF代生物醫學在操作體系上有著巨大的缺陷，比如許多疾病在現代醫學科學的治療下效果欠佳，又有各種副作用。某些時候與其說讓病人等待救治，不如說是讓病人明明白白的知道病因和機理后心安理得的接受死亡;中醫把人的病醫好了，活的開心有味，但從科學醫學的角度卻道不明其中的機理，比如何謂陰陽、何謂虛實，不夠“求真”。引用上海中醫藥大學博導何裕民教授的話“明明白白的死與稀里糊涂的活”便可來對這兩種情況進行概括，那我們該如何面對和取舍呢［3］?(一)現代科學對中醫的祛魅及現代科學的“神話困境”大衛•雷•格里芬認為，“祛魅的世界觀既是現代科學的依據，又是現代科學本身的結果和前提”［4］。現代主義科學理論只能限用于那些已經祛魅過的事物，“五四”運動之后啟蒙運動開始對中醫進行祛魅，它通過排擠傳統來弘揚科學與民主，在中國已經逐漸形成“順科學則昌，逆科學則亡”的一元價值觀。祛魅的觀點即意味著，一切真理方法和知識的集合即是科學，真理包括理論科學、技術科學、應用科學等等。于是在唯科學理性一元觀主宰的世界中，中醫寸步難行甚至只有退守之路，“非科學”、“唯心”、“玄學”和“迷信”等炮彈接二連三地向中醫學進行猛烈地攻擊。而中醫所能應對科學挑戰和祛魅危機的策略只有兩種:一是申辯自身也遵循唯物論、辯證法和科學性;二是為論證中醫指標、診斷的客觀性、可復制性、可證偽性而引進與結合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結果這種機械的“改造之路”并未為中醫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間。#p#分頁標題#e# 對唯物論形而上學的認同，是近代自然科學一元方法論的基礎，西醫作為自然科學在醫學領域的應用也不會例外地崇拜此哲學基礎。它的興起，通過在形而上學的一元論指導下，唯物地對事實具體研究來取代直觀的籠統認識，從思辨理論中走出來，成為一門實驗學科。它的誕生，從一開始似乎就種下了孤立靜止地片面觀和形而上學一元論思維方式的種子，從而質疑甚至否定以非自然科學為特征的中醫學及其方法論的存在。費耶阿本德認為，人們對理論一元論的恪守和膜拜會導致尋求現代科學的“神話困境”，他認為這是一個欺騙和守舊的理論:“一元論使得一個墨守成規者以及其守護的真理有了支柱;它極大的弱化了創造力、非理性的潛能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它毀掉了青年人極為珍貴的天賦，即他們的想象力”［5］。事實上，許多看上去的完美理論其缺陷只有在多元競爭性理論的包涵下才能被發現、攻擊和修繕?；诖?，費耶阿本德認為，現代科學生物醫學在西方世界中的主導地位，其原因并不在于擁有多么完美的優越理論和方法，而是因創造出一個偏袒自身的一元理論環境，才能在與另類醫學的競爭中占據社會優勢地位。而目前的另一個現狀即是，新中國成立后對中醫藥的重視打破了現代西方醫學科學對中國醫學教育的研究壟斷，并且東西方研究者都已經有意外的發現:現代西醫科學尚且對部分診斷效果無法重復、對一些有療效的方法無法進行合理解釋，“沒人能夠指望，慣常使用的科學方法終將找到一種回答”［6］。 (二)中醫與西醫的方法論之比較 目前中醫所陷入這樣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不理解中醫學是非“非科學”，不理解中、西醫是在不同衡量標準下殊途同歸的兩條道路。人們總喜歡用一種標準去衡量、比較、批判另一種標準，而中西醫學有著不同的哲學基礎、不同的方法論，不能簡單的比較和評判對方的存在合理性。西醫推崇研究生命物質的靜態細微層面，中醫擅長研究生命運行的動態自然整體層面。前者表現為探索組織構造和元素物質的構成，體現為實體之間的規律，具有因果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可使用分解和還原的方法獲得;后者包括千變萬化豐富多樣的動態現象，具有動態性和包容性，體現自然的整體運動關系的規律，需要使用功能觀察和意象分析的方法獲得。因此，對中西醫方法論進行比較發現，二者的不同特色之處在于還原論和整體論、實體模型和唯象模型、實驗分解(外證)和功能觀察(內證)等方法論之間的差異性。 西醫和中醫的方法論差異首先體現在兩個認識層面(還原論和整體論)的差別和對立。還原論是主張把高級運動形式還原為低級運動形式的一種哲學觀點，它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每一種現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級、更基本的現象的集合體或組成物，因而可以用低級運動形式的規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的規律，因此其派生出來的方法論手段就是對研究對象不斷進行分析，恢復其最原始的狀態，化復雜為簡單。于是西方醫學便以此來將對象進行分解，將整體還原為部分，其特點是主要依靠實驗室研究以及臨床的分析技術來驗證和分析研究對象，控制一種條件、改變另一條件進行對比實驗，容易明確單一因果關系和方向，以闡述因果間的線性關系為主要特征;缺點在于其破壞了對象的自然整體性，對宏觀整體運作系統把握不夠。但是整體論認為，將系統打碎成為它的組成部分的做法是受限制的，對于高度復雜的系統便行不通，故要使用系統的觀點來考察事物。因此中醫便按照整體論的方法盡量保持對象初始的原樣狀態，注重對象宏觀整體運作關系特點，解釋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在于辨別關系并處理關系，在本質上是在一種平衡自然環境和人體之間關系的醫學體系，是一種宏系統的認識思維方法;缺點在于對物質性的、細節性的運作機制和機理研究不夠深入。這兩種認識層面具有一定的互斥性，均以否定對方的存在為前提，如果處理不好二者之間這兩個認識層面的關系，則會使它們各自取得的認識成果難以溝通和融合，難以進入對方的認識層面而進行交流和互補。 其次體現在認識對象(實體模型和唯象模型)的差別和對立。實體模型方法是建立在古羅馬時期蓋倫的動物解剖學和維薩里的人體解剖基礎上的實驗生理學，它以實物、模型、動物實驗為主并注重解剖和生理機能的聯系為特點，是一種對人體構造進行真實描述的實體結構模型研究方法。它以闡明人體原型的形態結構、生理功能、病理變化、疾病治療等目的，從物質基礎和形態結構方面以客觀性的、實證性的、確然性的去認識和把握對象。中醫的唯象模型研究對象采用功能觀察方法對人體外表的生理病理功能表象進行辯證分析，使用元氣論和陰陽五行說構成了中醫的理論綱領。它之所以把研究對象定位在一種生理功能表象而非人體的解剖結構，是因為氣、陰陽和五行的哲學范疇具有更強的包容性，比當時的中醫解剖學知識更能有效地解釋所觀察到的人體整體功能的變化，當中醫的解剖學認識與觀察到的功能現象明顯不一致時，古人便完全拋棄了已獲得的解剖學知識。通過對中西醫的研究對象進行比較發現，實體模型的優點是更加客觀、實證，盡可能逼近對象的形態結構和物質基礎，但存在對整體關系的把握不足;唯象模型優點在于不破壞人的正常生命活動功能的前提下，理清和把握人體在整體層面上的唯象規律，如經絡的循環傳導、臟腑相關規律等，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實在性和模糊性。 再次，二者的差異性體現在認識方法(外證和內證)之間的差別和對立:外證指西醫中的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采用的以還原物質結構為目的的實證方法，起源于以哈維所用實驗和數學方法相結合所建立起來的科學實驗和形式邏輯方法;根據科學研究的目的，盡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響，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專門的儀器設備，而人為地變革、控制或模擬研究對象，使某一些事物(或過程)發生或再現，從而去認識自然現象、自然性質、自然規律。內證是中國道、佛、儒三家所特別使用的一種古代的功能觀察方法，以不干預、不設定為前提，以保持對象的自然整體動態平衡性為目的，對事物規律進行觀察和把握的方法。中醫的內證特點在于依靠表象進行把握來推知內部機理，對癥狀進行辨析來推知病因、病機和治則等內容，診斷方式上通過司外揣內的辨證論治，因此主體對物象的選擇是非常靈活的。內證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類比推理，中醫學家往往不受邏輯要求和制約對病理現象大膽推演，是中醫內證方法的重要思維成果。古人使用內證觀察對人與宇宙的關系進行解釋，并對人體這個小宇宙環境的運行規律進行準確的把握。中醫在修道和養浩然之氣等長期實踐與學習過程中，對于經絡、穴位以及針灸、中藥的治病原理的說明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內證是具有一定主觀隨意成分的類比推理，雖然有時能取得滿意的療效，但不是像西醫那樣建立在本質上的一貫之理，所以內證的一個缺陷是難以讓過程重復再現，甚至無法做出實證檢驗。盡管如此，中醫跟現代生物醫學科學也并非完全背道而馳，比如在現代科學領域也開始采用作為內證的外證技術，這將一定會發展成為內證最重要的技術支撐，同時內證還有可能糾正科學技術的發展軌跡。#p#分頁標題#e# 綜上所述，通過方法論的客觀對比可發現，中、西醫從方法論等層面來看，二者中沒有表現出一種比另一種更明顯的優越性。中醫學是一種放大型的、宏觀思想體系，西醫學則是縮小型的、微觀實證研究理論。既不能簡單的用中醫說明西醫，也不能盲目的用西醫排斥中醫，不能苛刻的使用一種思想體系去評價甚至取代另一種。 三、后現代多元視角下中醫方法論的可行性 通過對方法論層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在唯科學理性主義下的人們對西醫的崇拜和對中醫的指責和排擠，其由來實際是很一副可笑的場景:兩個盲人摸象，盲人甲從肚子里的內臟、肌肉和骨頭一點一點分析，根據實證來判斷每一個結構的形狀、重量以及運行機制來確定出這是一只大象的內臟;盲人乙則豪放的去擁抱大象，聽它的喘氣聲、摸它的皮膚以及根據它的整體運動方向等也可作出正確的判斷。因此，對于西醫來說，中醫與之本是殊途同歸，但為何相煎太急?費耶阿本德認為文化和知識的交融不一定需要共同價值觀、共同語言，甚至可以來源于不同哲學基礎上的方法論。他推崇后現代主義的多元視角，認為醫學應該是多元論發展而不是一元論;多元醫學之間應該辯證統一的共存發展;檢驗多元醫學理論的標準和真知來自實踐，實踐中的療效是醫學生存發展之本。 (一)多元方法論是中醫生存的前提———“怎么都行” 后現代主義者費耶阿本德提倡醫學的多元論，在他看來一元化會導致人們相信“有一個單一的‘世界的正確圖像’或‘正確的觀點’存在”［7］。醫學一元論者也來源于西方科學沙文主義，后者指明是歸于西方生物醫學模式的，而在他們眼里時間久了便容不下其他醫學的存在，將其他民族的、不符合西方世界觀和邏輯思維方式的醫學體系統統判定為偽科學或非科學體系，于是便開始極端地追求醫學上的“歸于一是”即醫學一元論。費耶阿本德對這種一元論思想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我不想對這樣的理性法西斯美夢做事情，他們從一個狹窄的文化背景出發，卻描述了一種自稱普遍有效的解決途徑，使用強權將其施加到世界各個角落”［8］。對典型土著醫學和全球相關的現象聯系起來研究表明，醫學的途徑有多種已是不爭的事實，那些不同于西方醫學方法論體系的傳統醫學或非主流醫學，并不是一種正確與錯誤范圍內的劃分，而是對特定環境適應性的醫學變種的分支而已。中醫和西醫由于各自創立和發展的時代背景不同，科學技術條件不同，哲學基礎不同，科研方法論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體系。他們各有長處，各有自己的局限。在方法論上，中醫的整體、唯象模型的內證方法，包含西醫的還原、實體模型的外證方法所缺乏宏觀把握事物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論思想;相反西醫則包含中醫所缺乏的對局部微觀進行精細分析的方法論思想。所以費耶阿本德提倡“怎么都行”的多元視角理念來看待事物，看待由一方水土孕育出的一方醫學，一方醫學守護著一方居民的健康。只有在多元視角的前提下，所有不僅與西方科學和理性主義相關的非主流醫學才可以繼續維護全人類的健康。 (二)實踐中的療效是檢驗醫學的標準———“行就這么辦” 在費耶阿本德看來，療效是多元醫學之間共存發展的衡量結果和評判標準。他認為不管是中醫、西醫，還是其他民族醫學，只要能有效解除病人的痛苦，恢復患者的健康，那就“怎么都行”，于是中醫就秉著這樣的理念“行就這么辦”。中醫有著近千年的歷史，比現代科技和西醫知識體系的出現要早得多，已經有了自己獨特的方法論并且效果明顯。但近代科學繁盛以來，人們通常認為西方近現代科學是對世界唯一正確的認識，其他非主流醫學雖然也可能治愈某些疑難雜癥，但那不過是對經驗的總結，其理論不一定科學和正確。費耶阿本德反對這種偏見，他認為科學和非科學之間并無明顯的區別界限，科學亦可以在更廣泛的非科學領域里運用。“面對一種特定的客觀實體，通常不會僅有一種實踐道路，而是有很多種實踐道路。在醫學領域里，世界上有至少兩種方法，一是西方的科學醫學二是《內經》里的非主流醫學。我認為，只要這些實踐要么能夠產生機體的狀況，要么能夠闡述這些狀況是如何來的，在這個層面上他們就是合理的”［9］190－191。 費耶阿本德主張每一種實踐都有其缺陷和漏洞，但每一種都是適用于某種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合理療法，所以他強烈抨擊“針灸的命運應該由西方的內科醫生來決定”這一流行于西方甚至東方也存在的偏見［9］149。西方用蛋白質、細胞、核酸等概念固然可以把握客觀實在，但中醫用陰陽、五行、經絡、臟腑等理論也同樣能夠把握客觀實在，多年之前對SARS的防治就是一明顯的佐證:中日友好醫院中醫內科主任仝小林，于2003年5月8日從十二病區挑選出16名還沒有經過西醫常規用藥治療的新發SARS病人進行中醫治療，這些患者年齡最小26歲，最大63歲，入院時都有發熱，且熱程較長，部分有咳嗽、肌痛等癥狀，他們的胸片均有不同程度改變。他從中醫的溫病理論出發，使用4月份以來總結出的“四期八方”中醫治療SARS方案，同時做到不使用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免疫調節劑等西醫常規用藥，在沒有明確的細菌感染證據前，不使用抗生素，通過“望、聞、問、切”便明辨濕熱、毒淤、氣血、絡經、肺腎等，“觀其脈證，知犯何逆，便可隨證治之”，16名病人最終的療效非常理想———經綜合評價，病人平均退熱時間為4．44±1．46天，胸片顯示肺部斑片狀陰影平均吸收時間為10．87±2．92天，治療期間，無一病例病情發生惡化［10］。中醫，這種讓西醫身處尷尬境地的新病癥，卻最終在結合了中醫的這一套古老的方法后產生了良好的實踐療效。因此從此角度來看，在現代生物醫學與多元醫學將來的發展道路中，將預示著以實踐療效而不再以誰占主流為衡量標準。 (三)共存發展是中醫發揚其優越性的可行途徑———“辯證統一”#p#分頁標題#e# 尼采很早就對主流歷史與真理之間的密切關系表示懷疑，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對主流歷史的傳記回憶中隱藏的獨斷和權力關系的問題，提出了記憶與遺忘的辯證法:真理是我們已經忘記其虛幻性的虛幻性。而針對當今西方生物醫學獨占人們視野的現象，費耶阿本德對此進行反駁:“現代醫學科學的普及多半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病人沒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求醫，電視中良好設備的醫院、醫學發展進步的書籍、紀錄片以及實證教育內容的普及，已經使人民相信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治病”［9］18。他還指出:“現代醫學科學已經變成了商業，它的目的是制造出一種人工狀態而不是為了恢復病體的自然狀態。雖然它在外科手術中獲得了無數次成功，但當機體平衡失調如面臨某種形式的癌癥時，它幾乎完全沒有用處”［9］217。“成千上萬的婦女在她們本來可以被簡單的按摩、特殊飲食療法、針灸和草藥中痊愈的時候失去了乳房”［9］217－218。因此費耶阿本德對唯科學理性專行的批判是:“以科學的方法殺人是合法的，而以非科學的方法治療卻是非法的。”因此，為了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復雜的關系中探索人體與環境組成的這個開放宏觀系統，為了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人類的生命過程以及與疾病斗爭的規律，需要在后現代多元視角下實現各類醫學學科之間的共存發展。 在后現代多元視角下發揚中醫優越性并實現其與西醫共存發展的可行道路，這個過程實質上是超越還原論、發展整體論、實現兩者辯證統一的過程，是反對唯科學理性主義支持多元科學共存發展的過程。所謂辯證統一，絕不是兩者的機械結合;所謂辯證否定，用黑格爾的說法叫“揚棄”，就是既克服又保留;所謂對多元學科、多元醫學之間的有機結合，就是在克服和發揚他們各自積極的東西，并把這些精華用新的形態有機統一起來。可見，中醫的復興以及多元學科之間的融合，是實現還原論和整體論、唯象模型和實體模型、內證和外證的有機結合與內在統一的結果。其內在科研方法論的轉換就是:從古代樸素整體論、唯象模型的內證方法到近現代的還原論、實體模型的外證方法(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后現代多元視角下的系統融合和交匯(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在更高基礎上繼續螺旋式上升，從而建立起屬于后現代多元視角下的東西方醫學之交融。
